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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治下百姓死亡上千万

news.xixik.com   2018-2-8 19:50:57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北击匈奴、东平朝鲜、南讨两越、击败西羌、凿空西域,汉武帝在位期间可谓四面出击,也确实不愧于“武帝”二字。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辉煌需要以全体民众、每一个个体的牺牲为代价,付出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的性命来换取,那这种辉煌对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谁是中国最伟大帝王的文章,按照文章内的标准,我推荐的是宋仁宗,大家伙讨论都很热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朱元璋、康熙等都有很多人推崇,因为每个人的评价标准都不相同,所以每个人心目中的伟大帝王也不同,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把我的评价标准再重申一次,那就是从当下普通百姓的立场出发,看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小日子是否过的红红火火有滋有味。

如果从这个标准出发,很多名垂千古的帝王都称不上一个好皇帝称不上一个伟大的帝王,今天咱们就先看看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武帝。

北击匈奴、东平朝鲜、南讨两越、击败西羌、凿空西域,汉武帝在位期间可谓四面出击,而且战绩辉煌,汉武帝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此闪耀也正是因为此,也确实不愧于“武帝”二字。很多人在汉武帝时代看到了一个大国崛起的雄伟姿态,津津乐道于“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认为在崛起大国的羽翼下,没有匈奴强盗的袭扰,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老百姓一定能安居乐业,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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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战争对资源的消耗是无穷无尽的,这个资源主要是指人口和财物。

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汉武帝时代社会状况的描述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皇甫谧在其《帝王世纪》中直言汉武帝:“军征三十余年,地广万里,天下之众亦减半矣”。学者葛剑雄先生对汉武帝时期的人口状况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汉武帝晚年西汉王朝人口锐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没有减半,但造成了国家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如果再算上本应自然递增的人口,损失的人口达到三分之一。经过汉初70年的休养生息,武帝在位前期全国人口达5000万,按照葛剑雄先生的结论,武帝时期人口非自然死亡上千万。

人口锐减主要有三大原因造成,首当其冲的就是连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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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位54年,史载有对外用兵的年份就超过30年。漠北大战,汉军十万精骑死者数万人;两度出兵征伐的汗血马战争,损失兵卒十万人以上;汉武帝去世前三年最后一次出击匈奴,七万汉军全军覆没……仅三场战争就损失青壮年兵卒20万以上,而汉武帝对外战争足足打了三十年。

黄晓明版汉武帝

其次是天灾,汉武帝时期史书记录在案的各种自然灾害多达43次。元封年间持续四年旱灾,元封至太初年间,有发生持续四年的蝗灾,太初四年蝗灾蔓延,从关东直到敦煌。汉朝的百姓面对的仍旧是连年旱灾,之后又是连年蝗灾。有天灾并不可怕,只要赈灾及时有效人口不至于大量减少,但政府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战争,根本没有太多资源赈灾,举个例子,发动对匈奴战争的次年,黄河即在瓠子决口,直到二十四年后才成功堵口。此次黄河决口,夺淮入海造成的局面是:“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因此,史书中汉武帝时代频现“人相食”的记录。

再者人祸,汉武帝时代严刑酷法不亚于秦,由巫蛊、削藩等大案要案引发的大屠杀,更是动辄数万。元狩元年,淮南王刘安案,史书记载便有“党与死者数万人”。汉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冤杀太子,诛杀数万人,前前后后死于“巫蛊之祸”的人更是不可胜数,甚至有二十万的说法。汉武帝的残暴表现在毫无人性的滥杀、杀人无度。有的滥杀,又过于有理性,比如在自己死之前,“违天理拂人情”地处死深受自己宠爱的年仅23岁的钩弋夫人,仅仅因为担心“主少母壮”,存在再次出现太后专权局面的可能性,仅仅因为担心自己死后可能绿帽子加冕。这还仅仅是统治集团内部,对普通百姓汉武帝时期律令三百余章,死罪一万多种,犯罪无论轻重皆杀之,以私铸铜钱为例,立法规定凡有盗铸行为,不论情节轻重,数额多少,一律处死。《史记·平准书》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

你知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怎样评论汉武帝的吗?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是毛家大爹最有名的词《沁园春.雪》中的一句,可见大爹对秦始皇、汉武帝是极其推崇的。其实,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对汉武帝的评价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雄才大略,拓土开疆或曰击溃匈奴”;一种则是“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或曰穷兵黩武”。这两种截然不同评价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司马光著述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是这样记载的:“班固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即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略咨海内,举其茂俊,与之立功。……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无异于秦始皇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在这段文字中,班固称赞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而司马光却是这样评论汉武帝的: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等,与秦始皇几乎相同,而秦亡,汉却兴,是因为孝武能尊崇先王之道,知道应该遵守什么。尤其是晚年能改过,所托的顾命大臣霍光等得力,才避免了亡秦之祸。

窃以为,司马光之言之所以准确,从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中也可以看出来。《史记·平准书》是一篇“食货志”,内容关系百姓吃穿、国家用度、土地、徭役、赋税、经济、政策等等。从“食货志”中最容易看到政府对人民实行的是仁政还是暴政。国与民,好比是天平的两端,两端保持平衡了,便基本上实行的是仁政。如果老百姓这一端失衡了,便是暴政。从《史记.平准书》里看,汉武帝行使的不是仁政。因为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耗尽民脂,又变本加利搜刮民财,横征暴敛过犹不及,使国家成了一架敛财的机器,而百姓的血汗却被这架机器榨干了。

《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初,国家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养民政策。到文、景之时,国家安定,百姓富足;京城积聚的钱币巨万,以致库府中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天下粮食到处都堆得满满的;太仓中的粮食,大囤小囤如兵阵相连,有的露积在外,都腐烂不能食用了。街坊百姓都有马,阡陌之间更是骡马成群;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能吃上膏粱肥肉,做吏胥的老死也不愿改任,做官的以官职为姓氏名号……真可谓“文景之治”,太平盛世。

但到了刘彻当皇帝,财政状况急转直下。先是对南越和闽南用兵,江淮一带骤然动荡不安,耗费巨大。接着开拓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致使巴蜀一带百姓疲惫。向东开凿通往沧海郡的道路,人工费用与开拓西南夷相等。在北边与匈奴的战事逐渐扩大,军需大增。又调发十多万人修筑并守卫新拓展的朔方郡,因水陆运输的路程极辽远,自崤山以东的百姓都要承受这个负担,耗费数十万至百亿,国库都空虚了。由是,便开始卖官鬻爵。捐献财物的就可以补充官额,能出钱的就可以免刑,交纳羊群的可以做郎官。

连年对匈奴作战,先是派大将军卫青以十余万兵力出击匈奴右贤王,获敌首级及俘虏一万五千人;二次再派卫青出击匈奴,获敌首级及俘虏一万九千人。汉武帝出手大方,立功者赏赐黄金共达二十多万金。投降的数万匈奴也得到了厚赏,吃喝拉撒全由大汉政府统管。由于战事耗费巨大,倾尽库藏钱币和赋税收入,仍不足以供应战争的消耗,于是再行卖官鬻爵。武功爵每级价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金。武功爵最高可至乐卿,更大者甚至可封侯或封卿大夫。

有了钱粮,又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再次出击匈奴,获敌四万首级。匈奴浑邪王率众数万人投降,大汉朝廷调拨两万辆车迎接,到了都城长安,连同有功将士一并赏赐。这一年的开支高达一百多亿。

从前的水利工程白耗钱财不说,政府又要修通汾水与黄河的渠道,征数万人上工;因渭水船运水渠曲折绕远,便要从长安到华阴开凿一条直渠,又征数万人上工;朔方也要开凿水渠,再征数万人上工;各条渠道修了两三年还未完工,耗费却在数十亿。为了征讨匈奴,必须大量养马,带到长安来喂养的马就多达数万匹,关中养马的士卒不足,就从附近诸郡征调。投降的胡人都靠政府供给衣食,政府财力不足,汉武帝亲自节约,降低膳食标准,解下乘舆上的马匹,拿出皇宫的储蓄,去供养他们。

偏又遇上灾年,崤山以东的七十多万灾民要迁徙到函谷关以西或朔方以南的地区去,耗资以亿计。国库告罄。再加上修昆明池;做柏梁台、广苑囿;访仙求道,泰山封禅,其花费不可胜计……

如此折腾,国库枯竭,于是就在钱币上做文章。用白鹿皮一尺见方,饰以绣文,制成“皮币”;把银与锡合在一起冶炼成“白金”。皮币实则是一种脱离价值规则的空头支。这两种货币都不能凑效,又全面禁止郡国铸钱,只有上林苑所属的三官才能铸钱。从前郡国所铸的铜钱全部作废销毁,铜则上缴国家。由是,老百姓手里的铜钱,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废铜。

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不仅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完全断送了由他爷爷和他爸爸创建的“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国家垄断经营,加重赋税,让大批商人破产,简直到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地步,几使大汉王朝趋于亡秦之势。战争、天灾、人祸让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司马光称武帝晚年已有亡秦之迹。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准确的。

说完了人口再看财物,打仗用的钱从哪来?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大量财富为汉武帝北伐匈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这些财富几年就消耗光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汉武帝只能从民间敛财,为了敛财汉武帝有五大政策。

第一种政策:发行白鹿皮币

白鹿皮币其实就是把白鹿(极珍贵的一种鹿)皮当作货币,这种货币由国家发行。武帝时,每逢重大节日,宗室、王侯等都要进献玉璧,进献玉璧时,要用一个皮荐垫在玉璧之下。汉武帝颁布法律规定,宗室诸侯朝觐皇帝时,必须要用白鹿皮币做皮荐。也就是说,只有用白鹿皮包裹的玉璧,才符合朝廷的要求。宗室诸侯只能向国家以40万钱一张的价格兑换白鹿皮币,然后再把皮币连同玉璧一起进献给皇帝。白鹿皮币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皇帝手里,但皇帝的钱包(中央财政)里却凭空多了40万钱,真是生财有道。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宗室诸侯,普通百姓还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第二种政策:推出白金三品

白金三品是一种大额虚币,由银锡合金而成,分龙、马、龟三种面值,这三种货币以政府在市场上大量采购战争物资的形式流入民间,由于这种货币本身价值很低,是一种典型的劣币,出现了由政府主导的劣币驱除良币的尴尬局面。而且白金三品极易仿造,所以民间大量仿造,而且官方都无法分辨真伪,最终导致货币泛滥物价暴涨。

第三种政策:发动算缗(min)告缗运动

汉朝时人们习惯把一千文钱串在一起,称为一缗,算是面值比较大的货币了。而"算"呢,其实也是货币单位,是一百二十文钱。所谓"算缗",是针对商家的税收法令,规定价值二缗的货物要上缴一算的税,大概是6%,我们可以理解为财产税。

商人们对于平白多出的6%的税,他们感觉到很难忍受,毕竟我已经交了很多其他的税,你又加新税。后来史书上清楚的记录下了几个字:"富豪皆争匿财"。算缗没有多少成效,那就发动人民群众举报匿财者,于是汉武帝发布告缗令,鼓励人们告发藏匿财产的人,被告者家产全部没收,对于有勇于告发的人,收上来的财产分给他一半。所以此令被称作"告缗令"。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告缗运动”就此开展,一举将他们辛辛苦苦赚得的钱全部充入国库。《汉书·食货志》里面清楚地记录下了告缗令的威力:中产以上商贾大抵遇告破家,国家得民财物数以亿计。

第四种政策:政府全盘商业化

马云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好的商业模式就是政府,可惜我干不了。但是汉武帝干的很好,在政府商业化的道路上,汉武帝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盐铁官营,一是平准均输,武帝的终极目标是,把整个国家机器,也就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变成牟利机构。换言之,就是要把整个政府彻底商业化。。

盐铁官营很好理解,就是盐和铁这两项物资只能官方经营,私人不得经营,从此,中国历朝历代大部分时间盐铁均为官营,尤其是盐。好处自然是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对百姓而言,官营盐铁由于没有竞争,处于完全垄断的地位,所以质量低劣而且价格极高,穷苦百姓苦不堪言,尤其是铁,当时农具基本上以铁质为主,但是由于官营铁以后农具质量很差,价格又高,百姓更本买不起,即便买了用不了多久就坏了,所以,汉武帝时期很多时候人们使用木质或者石质的农具耕作,劳动效率很低,从劳动工具上讲,人类社会正在退步。

平准均输指汉武帝时期,在中央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之下设立均输官,由均输官到各郡国收购物资,易地出售,辗转交换,最后把中央所需货物运回长安。收购的对象可以是任何物资,但由于带有官方性质,所以强买强卖基本上是一种常态。均输官吏所勒买的物品,并非农民自己生产的土特产品,这就迫使农民要贱卖自己的产品而另购其他物品,以满足均输官吏的要求;均输官吏在验收土特产品时,又往往恣意刁难,在出售货物时则进行欺诈,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痛苦。盐铁专营、平准均输等国家垄断一切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和农民都是一种残酷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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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政策:提高人头税

“人头税”就是按照人口数量征收的一种税。汉武帝时代大幅度提高了人头税,向成年人征收的算赋从40钱增加到120钱,向未成年人征收的口赋从每人每年20钱增加到23钱,但征收年龄提前到3岁,以致许多贫困之家“生子辄杀”。

汉武帝执政后期,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成为失地流民,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农民起义。

人都是多面的,帝王也不例外,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这是一面,也应该看到武帝的另一面。雄主治下,是匈奴遁逃消除边患,也是半个世纪的民不聊生!如果一个国家的辉煌需要以全体民众、每一个个体的牺牲为代价,付出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的性命来换取,那这种辉煌对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做人应该尝试站在所有普通民众的视角,而不是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太有大局观的人很容易产生奴性。 很多人评论帝王政客的时候,永远是他们的“大业”为核心,从来不考虑在他们的治理下,几千万几百万的生命的丧生,如果这其中有他们的祖先,就没有他们的“高瞻远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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