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历史上，有一位校长受到清华师生的极高评价，说提到他就意味着清华，他也被人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他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31年至1948年）。在他手上，清华的校格得以建立，清华也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就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1931年，在清平的清华园内，一位、眉清目秀、气宇轩昂、神情坚定的中年男子，正在讲述他就职清华大学的校长的就职演讲。从那一天起，清华大学结束了没有校长的烦恼和困难，迎来了这位被后人称为是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
谈论起清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这是人杰辈出的地方，这里的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精神，清华留给中华民族很大的文化财富。在这积累和创造的过程中，我们不自觉得就会想到梅贻琦先生，他对清华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在很多清华人心中，梅贻琦就是清华，而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的一生都在为清华所服务，他曾经担任了31年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非常重要的时代，使得中国的教育跻身到了世界的前列。梅贻琦先生倡导学术自由，鼓励思想开放，他所推行的治学策略，使得学校运行得井然有序。梅贻琦身为一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他从来没有在治校的过程中特别倡导党义，而是用人格教育来对学生进行教导。他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虽然很大成就，但是生活还是一贫如洗。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
梅贻琦不仅在大陆担任过清华校长，也在台湾担任过清华校长。而他也是台湾清华大学的创始人，去世后他的骨灰就放在了台湾清华大学里面。
梅贻琦（1889.12.29-1962.5.19），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为梅曾臣长子。
作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各国退还的庚子赔款，都用来做什么了？），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也可以说是“最牛”的校长。尤其在台湾，梅贻琦纪念奖章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时至今日，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诲犹在耳畔，我们依然看到办大学在走"大楼之大"的道路，令人倍感痛心。
梅贻琦也多次指出：“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校长的职责是率领职员为教授服务。”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此两句表达着对母校清华及学生的挚爱。
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
那他到底牛在哪里呢？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客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党的孩子”，而梅贻琦要把学生培养出“真理的孩子”。最后梅贻琦成功了，他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三校南迁，梅贻琦就任校长，成为西南联大的掌舵人。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一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校长嘛，肯定都是威风凛凛，享受特权，穿衣打扮很有派头的。更何况他担任的是三所名校联合的校长呢？可他不仅拒绝特权，还带头勤俭节约，用废纸起草公函，过得清贫如洗，穷到连独生儿子眼镜丢了，都无力配副新的。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师生们常常要面临被轰炸的危险。在战乱与贫穷的双重折磨下，他所领导的西南联大，非但没有分崩离析，反而人才辈出，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都竖起大拇指说：“这样的盛况，也只有梅先生能做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已经搬回北京清华园。
国共内战时期，1948年，内战局势逐渐明朗，一切将会尘埃落定，政治局势逐渐明晰，所有人都面对走与不走的选择。身在解放区的吴晗竭力劝梅贻琦校长留下，师生们也含泪挽留。但他却不得不挥泪告别清华了。
1949，天地玄黄，旧时代将沉没，新时代还未卜，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他离开了大陆，成为了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复校，成立了后来的新竹清华。
由于他的出走，让他在教育史中的评价一直是暧昧的。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又红又专”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1928年的初春，温煦的晨光笼罩了安静的清华大学。深夜寒露渐消，枝头上的鸟儿也逐渐醒来，欢快地相互问候。突然，一声尖锐的军队号角声，划破了书香校园的安静氛围。一群群受了惊吓的鸟儿，扑棱着翅膀飞离休憩的枝头，用决绝的背影宣泄着不满。昭示着军事训练的号角声，持续的响着，回荡在冷清的校园角落，似乎在等热烈的回应。
然而，清华大学里，却无一学生前来参加军事训练。阳光暖化了初春的寒，却又吹来不合时宜的冷风，打着旋儿将公示栏和教学楼的满目宣传语掀起了角。
纸张上黑色大字，有几个让人格外瞩目：“抵制”、“罢课”“反对”…
山雨欲来风满楼、书香苑内无安歇。
这是北伐战争胜利的第一年，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思想通知，在全国各地推行党化教育，硬性规定学生要上“党义课”，接受军训。
向来崇尚自由平等的清华师生，连续数月以微弱却不失勇气的抵抗，与当局政府进行着艰苦的周旋。罢课、罢学、游行示威，拒绝参加党义培训，也拒绝参加军训演练……
面对上峰的不断施压，和学生们层出不穷的反击，时任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进退不能自已，索性提出辞职申请。没想到，当局政府还未批示，得知消息的学生们，早已贴出通告——“本校无人表示挽留”。
罗家伦灰头土脸离开后，南京国民政府又派来吴南轩。他的硬性做派却导致矛盾进步加剧，直到被游行学生的队伍，逼入东交民巷饭店，吴南轩匆匆写下辞职信，才得以侥幸离开。
1930年6月，志在必得的第三任校长乔万选，带领卫兵和属员来到清华大学，企图以武力接收的方式掌管学校。却不曾想：清华师生知悉此事后，纷纷跑到校门口，高悬一面大旗——“拒绝乔万选”；并准备好绳子决定把这位校长“请”到礼堂说理，心生胆怯的乔万选只好罢手。草草撤退时，乔万选又被师生逼迫当场签字画押，写下“永远不再存清华校长的野心”的誓词，成为一桩啼笑皆非的谈资。
清华师生，看似野蛮强悍，实则清醒自知。
“学风虽致凌替，士气不可不存”，这是清华师生捍卫净土的信仰，也是对精神家园的护佑。
对国民政府来讲：此时的清华园仿若烫手山芋，谁来担任校长，谁能服众，成为最大难题。
而日夜防备的清华师生们，亦在苦苦等待，等待一个真正救赎清华、引领清华前行的校长。
这一踟蹰和等待，便是整整11个月。
清华学生们，对下任校长就提出了五个条件：
1.无党派色彩；
2.学识渊博；
3.人格高尚；
4.确实能发展清华；
5.声望素著。
试问天下哪里能寻得如此十全十美的人啊？
再说当时清华校长这一职位，真是谁当了谁倒霉，谁敢冒着这名节不保的危险呢？
直到1931年，留学归来的梅贻琦临危受命，正式接管清华大学。
如果你看过梅贻琦的照片，会发现他是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
一袭青布长衫，搭配廉价普通的黑布鞋；棱角分明的五官，像极了饱受风霜的行路人。
眼镜片虽厚，却遮挡不住如炬目光；性格低调内敛，却有着千钧之力的沉稳。
得知新任校长即将带来，师生们聚在一起，满心忐忑又充满期待。
大家太想看看：这次的校长是什么来头，更想知道：这诺大的清华园，能否在风雨飘摇的世间得到引领和庇佑。
初春寒雪消融，遍地莺飞草长，儒雅才子缓缓归来。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那年的梅贻琦，身穿青布长衫、手提黑色公文包来到清华园；
在师生们将信将疑的目光下，他以平和沉稳的语调，提出了后世广为传颂的办学理念：
“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慷慨发言、气壮山河！
在大军溃退、山河破碎、学潮汹涌的大时代里，一身青衫的梅贻琦就这样，以单薄身躯承载着这千斤重任，带领清华师生们穿越时代的惊涛骇浪，谱写出一场堪称奇迹的清华传奇。
为政不在多言，谱写两校传奇
梅贻琦太清楚了：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面对国民教育部的施压，他沉默应对，以超党派的自由主义精神，护佑清华师生的成长。
上任以后，梅贻琦对清华大学大刀阔斧的改革，便从“敢于用人”开始。他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组建“聘任委员会”。
在教授选拔上，梅贻琦从来不论出身，不论学派，只看是否真才实学；只要合乎条件能对清华有所贡献，就一律按标准和程序予以聘请。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国学院，便是梅贻琦亲自聘请教授，最终确定了堪称传奇的四大导师名单——留美博士赵元任，前清国学大师王国维，维新领袖梁启超，以及无任何文凭的陈寅恪。
他也爱惜人才，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力排众议，聘请了小学没毕业，也没有任何学术著作的沈从文当教授；坚持破格录取了走路都不太利索，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到清华培养。如此用人之魄力，舍梅贻琦其谁？
当得知语言学博士赵元任留美归来时，更是亲自到火车站去接，一路护送。如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梅贻琦任职期间的清华大学，也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
众多清华大学的教授里，有德高望重的前清翰林，有思想先进的留洋博士，有初中毕业的文学作家，更有毫无文凭的寒门才子。
多元化的教育理念，多元化的思维碰撞……这份容纳与并济的人才选拔，为毫无生机的清华大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春秋辗转间，清华已经成为学术一流的顶级大学。
“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梅贻琦的座右铭。
他秉承“吾从众”的箴言，尊重各方不同意见；他力推教授治校，称校长不过是给教授端茶倒水的人。
对各方人才的爱惜，对学生天性的包容，对办学理念的秉承，随着那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响亮呐喊，最终打造了清华的黄金时代。
李政道、杨振宁、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
这些从清华走出的大师们，成为百年清华历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
梅贻琦虽为校长，但他文凭最低，游学各国的经历也最少。他本人从不称自己为大师，但他却为清华请来了无数的大师，他却受到大师们的尊敬和认可。
因为他对于每一个教授都能坦诚相待，哪怕政见不一，观念相左。他尊重学术的自由，尊重思想的独立。如此高尚情操和魄力，舍梅贻琦其谁也？
有人说：梅贻琦的一生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最早带领中国教育走向世界顶尖水平。
我想说：梅贻琦的贡献，不仅是奠定了清华百年来的风骨，更谱写了西南联大的教育传奇。
“七七事变”后，为了护佑中华文化火种，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建临时大学，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
因为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在重庆均有任职，所以三所学校的重担，都落在了梅贻琦身上。
跌宕时代，硝烟如云。
伴随着如雨般的日军空袭，梅贻琦用智慧和担当，为中国教育史书写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由于经费短缺，西南联大校舍全部使用茅草屋加铁皮搭建；遇上刮风下雨，屋顶的铁皮便抖动摇晃起来，稀里咣当叫嚣着，根本无法讲课。
为了补贴师生们生活，梅贻琦租用最简陋的土屋，最丰富的饭菜便是菠菜豆腐汤。
绞尽脑汁节省的生活费，全部用在了给学校买蔬菜，给学生购买书本和文具上。
为了补贴家用，名门出身的妻子，便沿街喊卖糕点，做手工摆地摊。
在《西南联大回忆录》有这幕记载：梅贻琦受到西南联大学生的邀请给他们上课，可临近上课他才满头大汗跑进教室。
刚站稳，他连忙解释：“我刚才在街上给内人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可她办事不利，我告诉她八点我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
环境艰苦，却造就铮铮铁骨！
那时候的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真正担当得起“国之重器”的称谓。
所以我们也有幸看到:纵然环境破烂不堪，西南联大低矮的校舍中，却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171位院士，以及百余位大师，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
每次提起西南联大，就会必称它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
无论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还是西南联大的不朽传奇，都与梅贻琦不惜代价的付出分不开。
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
在治学精神，学术风气上，他更是有着独到的看法。
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曾感慨道：“清华建校以来，有个问题，一直是教授们不断争论的焦点，那就是大学该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教育学生，培养什么人才，大家各持己见，彼此各不相让。而梅先生却始终旗帜鲜明，他说：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
他还曾在《大学一解》中写到：教师不但要专长明晰知识的讲授，还要为学生的，“修养、意志、情绪”树立楷模。“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能如此说话之人，捨梅贻琦尚还有何人？
在那个时局复杂的动荡时代，当校长远比现在要难得多。他一方面要保护激进的学生，一方面还要和政府周旋。因此他说话做事很谨慎，常模棱两可。有学生做打油诗来模仿他的语气说：“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在学生遭遇危险时，一向踌躇的梅校长却是最坚定的那一个。
1935年华北危急，学生运动不断，当局直接派军队进清华抓学生。他站出来，大义凛然地对军队说：
“学生出了事情，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清华学术上的独立。”
学生们都惊呆了，这还是那个谨慎、爱犹豫的梅校长吗？
他不仅保护心爱的学生，也偷偷地保护着教授们。
闻一多曾多次公开发表激进言论，当局要求他将闻一多扫地出门。可是，他完全不理睬。后来他去见蒋介石，面对蒋暗藏杀机的提问，他巧妙地用闻一多生活遭遇苦难作解释，接着又以此向蒋介石争取提高教授待遇。如此行事之魄力，捨梅贻琦其谁？
教授之间常有互相瞧不上的，但对梅贻琦，则无人不尊重、信服。那时，学生们天天喊着打倒校长，但对他却无人不点头称是。
有人问他受到人们尊敬的秘诀，不想，寡言的他却很有幽默细胞，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但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他重视实干、不尚空言的作风，奠定了清华笃实的精神底色，也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坚定前行。在他的带领下，清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校，一跃成为让国内外高校为之侧目的名校。更有国外名校发来贺电，称赞清华发展速度之快，曰：“中土三十载，西邦一千年”。
手握巨额庚子赔款，却靠妻子摆地摊谋生
梅贻琦传奇一生，却也争议一生。
人们无法释怀：1948年解放前夕，梅贻琦为何不顾全校师生的挽留，执意南飞，从此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多年的清华园？
翻阅了许多书籍，寻到答案的那刻，不觉已经泪目！
他的离开，是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的使然，亦是清华领路人的必然。
据当时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自己曾问过梅贻琦：“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
梅贻琦的答案是：“我一定要走！只有我走了，才能保护好清华的基金；如果我不走，这笔款就没了。”
清华基金来自于庚子赔款，想动用这笔校款，必须要有两个人的签字才能生效，一位是教育部长，一位是清华的校长。
如果当时不南下，国民政府随便任命一位清华校长签字，这笔款就没有了。
所以，他只能南下。
到了南京后，蒋介石多次劝梅贻琦任教育部长，梅贻琦坚辞不就。
他选择了南逃，一路飞到纽约，专门保管清华基金。
面对异国他乡的艰难生活，梅贻琦只给留出300元的薪水，根本无法养活他的家人。
为了谋生，端庄优雅的妻子，再次用双手养家；她给别人洗衣服、带孩子，甚至还在医院做临时护工。
直到1955年，梅贻琦得知台湾想要创办“清华原子能研究所”。
为了发展电力，梅贻琦选择了回到台湾。
可异国他乡的流浪，让梅贻琦身体营养严重缺乏，随着抵抗力的下降，以及辐射物质的影响，梅贻琦的身体彻底垮了。
他手握庚子巨额赔款，却根本无钱医治自己的癌症；直到清华师生听闻消息，才在社会各界发起募捐活动。
台湾为他请来最好的医生，以中西结合的治疗方式与病魔斗争，然而梅贻琦的身体，却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
1962年5月19日，这位儒雅寡言的清华校长溘然长逝，享年73岁。
沉痛哀悼、万般祈祷，任亲人与师生的千呼万唤，两岸清华，再也等不来第二位梅校长。
整理遗物时，人们忽然发现：这位儒雅沉默的梅校长，身居高位半生，却没有任何积蓄。从异国到台湾，与他形影不离的，还是当年他走进清华大学时，随身携带的黑皮包。
缓缓打开，在场众人无不泪奔：里面没有支票存折，没有遗言嘱托，只有一个破旧的本子，上边记录了清华基金的每一笔用处。那些年钱款的去向，他记得工工整整、仔仔细细，没有一处疏漏，也没有一分落入私囊。
那一刻，所有人都沉默了。
人们纷纷感慨于他的清廉和高风亮节，感慨于他手握巨款，却分毫不取。
这份高尚与清廉，令后世赞叹，更让人动容。
大师已随西风去，人间再无梅贻琦！
有人评价梅贻琦是：一生清华，一世清白。
他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昂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西方教育界曾如此称赞清华大学是：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
他一生沉默寡言，谦虚含蓄，没有拍桌怒骂当局人的光辉事迹，没有诙谐幽默的名人名言，也没有亘古流传的著作经典，但他用瘦弱的肩膀，挑起了民族的责任，守护着文化的火种。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曾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与清华的缘分！
他长眠于清华梅园，知他性格淡雅，人们便种下无数花草树木相伴；
风吹年年、年年有风！如今的梅林枝叶繁茂，夏日绿荫凉凉，秋酿万果繁华！
先生若知晓，当是无限欣喜吧！
闲时低头听泉，看院中草色入帘；
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
恬淡岁月的山林悠闲，这一直是先生的心心念念呀！
力主教授治校 铸建清华校格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正是在梅贻琦执掌之下，不到10年时间，清华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名校。
1941年昆明清华大学校领导合影，左起依次为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期间，西方如此评价清华的成就：“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当有人赞美梅贻琦治校有方，他谦虚地说："贻琦生长于斯，清华实犹吾庐。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梅贻琦却做出在今看来也要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他的“大师论”也成为中国大学办学的理念宗旨。
虽为寡言君子 却妙语如虹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
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受到清华师生校友很高的评价：“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
陈岱荪：梅贻琦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师意见，这也和的谦逊的性格有关。……保留清华这块净土这是他和全体教师的共同愿望。
在人们印象中，大学校长们都能侃侃而谈，主意很多，大道理可讲得一套一套的。但这位梅贻琦校长，不仅沉默寡言，主持开会时也跟空气一样，沉默静听。当有人问他的意见，他总是说：吾从众。
曾有一个在清华园流传的故事，说他在与夫人韩咏华结婚前，韩咏华就听很多人说：这个人呐，非常不爱说话，可会把你闷死。而韩咏华想着，豁出去了，能说多少算多少吧。可结婚后，发现梅先生果真话少的可怜啊。
因为他说话实在太少，所以清华人都称他“寡言君子”。学界巨擘陈寅恪轻易不臧否人物，但对他这个寡言君子却很有好感。他说：“如果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政府。”
张静愚：凡是和梅校长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轻易发言，甚至与友好或知己相处，也是慎于发言。但当某种场合，势非有他发言不可，则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生。
梅贻琦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他曾说过，“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胸襟。
可是，说话少的他并不是没主见。他是为真心地、充分地尊重教授们的意见。一旦他做出了决定，就一定会去办，认真地去办。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在清华园里，他不断消弱自己的校长权利，而推行教授治校。推行民主制，成功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三会组成的行政体系。以“无为而治”的方式介入校务，不但在学术上尊重教授，更在管理上任其自治。他说：学校里的一切重大决策如有不妥，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批评他。
1940年，梅贻琦在"为清华服务25周年公祝会"上的答辞中这样写道："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
梅贻琦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任期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在梅贻琦任校长的十余年中，清华园内人才辈出。文学院培养出了吴晗、钱钟书、夏鼎、张荫麟等“四才子”，物理系有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这“三钱”，数学系出了华罗庚、陈省身、许宝“三杰”。众多大师，多为学贯中西之通才，做人或治学，只见山高水长。
梅贻琦留下的不仅是为清华奠定校格，也不仅是为中国培养了不计其数的人才，更是让后人永远怀念和敬仰的大师人格。今天轰轰烈烈的百年校庆云烟已散，清华大学依旧在大踏步高调奔向“世界一流大学”，假若梅贻琦看到这一幕，是否依旧会寡言少语？
梅贻琦为何要离开大陆？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其实有两所清华大学，一所在大陆，一所在台湾。而且台湾的清华大学为何直到现在还能拿到庚子赔款退款呢？
那么梅贻琦为何要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呢？
1949年，蒋介石大势已去，准备逃往台湾。国共两党开始争夺知识分子，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肯定双方抢夺的对象。
当时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因为共产党对他来说是未知的，而他又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学者，当时大陆的环境下，自由也许就是一种奢望。
当然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庚子赔款还在美国，如果梅贻琦不走，那这笔钱肯定就没了。他来到台湾后，也正是靠这笔钱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直到现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还能拿到庚子赔款的退款，而没有梅贻琦的清华大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
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
在台湾的梅贻琦也得到了重用，出任教育部部长，兼任清华大学校长，去世后葬在了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
那如果梅贻琦当年留在大陆，他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历史告诉我们答案了：如果当年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看看陈寅恪的下场吧），要么成为傀儡（看看郭沫若吴晗的下场），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
梅贻琦一生只有两次迟到
1941年7月的一天，梅贻琦正在成都公干，这时，西南联大突然来电，政府要在联大召开一个教育会议，请示他某日某时可否开会。梅贻琦立即批准，并表示自己择日返回昆明，按时参加会议。
可没想到，成都公干出了点意外，耽误了时间。梅贻琦惦记着学校开会的事，想早点办完事返回昆明。正巧，这时一位在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来拜访他，得知他要回昆明后，便亲自为他联系了飞机票。梅贻琦非常感激，心也放下了，并于当天电告联大，他将坐飞机返回昆明。
西南联大的会议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可不想，梅贻琦并没有按照当初电告的时间返回，到了开会的头一天晚上还没有回来。学校可急坏了，并已经按照他不参加会议准备了。可就在开会前20分钟，梅贻琦回来了，只见他灰头土脸，一身疲备的样子，进了会场便和教育部的人道歉，然后就这身装束上了会场。
后来，与会人员才知道，本来梅贻琦定的是机票，可就在他要走的前三天，突然有一个乘邮政车的机会，他考虑时间足够，如果乘邮政车，能给国家省下好几百块钱，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退掉了机票，改乘邮政车回昆明。可不想，车在半路上坏了，他又要赶会，只好连日连夜转车，搞得十分狼狈，幸好，会是赶上了，就是形象差了点。
1939年以后，受日寇侵略影响，昆明的物资极度匮乏，联大的师生只能简单地维持生活。一天，有一批学生要毕业了，他们邀请梅贻琦给他们讲最后一课。梅贻琦非常高兴学生们如此信任，就和教务定好了上课时间。
这一日，该是上课的时间，同学们都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了教室，可临近上课了，梅贻琦还没来，同学们开始有骚动议论。就在这时，教室门开了，梅贻琦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然后走上讲台，盯着同学们，站在那里大口喘气。
一位女生上前递给了他一杯水，问他去哪了。梅贻琦笑了，对大家说：“我刚才在街上给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可她办事不利，我告诉她八点我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梅贻琦笑着说。
一席话说完，他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可学生们好多都默默地擦起了眼泪。原来，大家都知道，梅贻琦非常廉洁，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就破了以前的规矩，把校长能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米面供应、冬天免费拉两吨煤等补助全都撤消了。可这样一来，他一家的日子就过得很紧巴了。没办法，他的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卖以补家用。而梅贻琦经常在下班时，去接他的妻子，然后把摊车推回家，有时空闲还要帮着妻子卖。
梅贻琦两次迟会，背后都有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他人格的反映，更是他对业界所展示出的那颗一心为公的良心。
酒品极好的人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梅贻琦简历
1889年（光绪十五年）12月29日，梅贻琦生于天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
1904年（光绪三十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宣统元年）6月，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中的一名。
1910年（宣统二年），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习电机工程。
1914年（民国三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
1915年（民国四年），春季，留学归国。同年秋季，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1931年（民国二十年）10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
1955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嗣兼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兴建核科学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
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
1961年2月，奉准辞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2年2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病逝于台大医院。
梅贻琦去世后，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梅贻琦的一生从来没有什么学术成果，更没有人喊他大师，但他用自己的大格局、大气魄成就了清华。没有梅贻琦，就没有如今的清华，这一点都不夸张。
大师已随西风去，人间再无梅贻琦。一座大学可以没有高楼，也可以没有钱财，甚至可以没有大师，但是若无半点梅校长之风骨，大学不足以称之为大学。
清华大学历史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开学；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清华大学迁到湖南长沙，与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于1937年10月25日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开始接收清华园，并于1946年10月10日开学。1949年1月10日，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到校，正式宣布接管清华大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高校停止招生。1978年四个研究班恢复学业。
截止2022年11月清华大学历任校长：
一、清华学堂（1911.4 - 1912.10）时期没有设立校长，只设立有监督：
二、清华学校（1912.10 - 1928.8）时期：
唐国安 校长 1912.10 - 1913.8
周诒春 校长 1913.10 - 1918.1
张煜全 校长 1918.7 - 1920.1
金邦正 校长 1920.9 - 1921.10
曹云祥 校长 1922.4 - 1927.12
温应星 校长 1928.4 - 1928.6
三、国立清华大学（1928.8 - 1937.8）时期：
罗家伦 校长 1928.8 - 1930.5
吴南轩 校长 1931.4 - 1931.6
梅贻琦 校长 1931.12 - 1937.8
四、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10 - 1938.2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合）时期 未设校长，设立"常务委员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 。
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3 - 1946.5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合）时期：
梅贻琦 清华校长（常务会主席） 1938.5 - 1946.5
六、国立清华大学（1946.10 - 1948.12）时期：
梅贻琦 校长 1946.10 - 1948.12
七、清华大学（1949年1月以后）时期中1948.12-1952.11没有设立校长，1967-1977为取消高考时期：
蒋南翔 校长 1952.11 - 1966.6
刘 达 校长 1978.6 - 1983.5
高景德 校长 1983.5 - 1988.10
张孝文 校长 1988.10 - 1994.1
王大中 校长 1994.1 - 2003.4
顾秉林 校长 2003.4 - 2012.1
陈吉宁 校长 2012.1-2015.3
邱 勇 校长 2015.3-2022.2
王希勤 校长 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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