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台湾《潮州文献》杂志上，赫然登出文章《韩文公苏东坡给与潮州后人的观感》。作者郭寿华提及：“韩愈为人尚不脱古文人风流才子的怪习气，妻妾之外，不免消磨于风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风流病，以致体力过度消耗，及后误信方士硫磺下补剂。离潮州不久，果卒于硫磺中毒。”
回眸历史，明朝以前并无“风流病”一说。嘉靖年间，方广所著《丹溪心法附录》首次提及，民间所谓杨梅疮，后世所称梅毒是也。此病由哥伦布舰队水手，从美洲传到西班牙，后经东南亚，最后辗转传到中国，不折不扣的舶来品。唐人韩愈再风流，恐怕也是与“风流病”缘悭一面。文人信笔所及，好似指控韩愈偷了邻人的“美钞”。唐代哪有“美钞”，如此“栽赃”，韩愈何其冤枉？
韩愈第三十九代孙韩思道，视为奇耻大辱，拍案而起。急忙翻阅“刑法”，查到第312条诽谤死者罪：对于已死之人，犯诽谤罪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此条其后解释是：所以保护死者后人之孝思也。我国风俗，对于死者，其尊重心过乎外国，故不可不立此条，以励俗薄而便援用。遂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自诉。
刑庭推事(法官)认定：“自诉人以其祖先韩愈之道德文章，素为世人尊敬，被告竟以涉于私德而与公益无关之事，无中生有，对韩愈自应成立诽谤罪。自诉人为韩氏子孙，因先人名誉受侮，而提出自诉，自属正当。”判处被告罚金三百元。郭寿华不服上诉，台湾高等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该案遂告定谳。
判决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台湾社会轩然大波，学者专家，纷纷撰文陈述己见。法学家萨孟武指之为文字狱，作家柏杨评价说:“此乃六法全输。”小说家高阳痛斥：“诽韩案是名副其实的文字狱，所不同者，判罚金与族诛而已。”学术界中，唯有钱穆一人为判决缓颊。
萨孟武讥讽判决离谱：“韩愈到底得了什么病，有没有吃过硫磺，这都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余年以后，有人写了文章，考证韩愈的病，而司法机关竟为一千余年前的韩愈，判决现在著作人郭寿华犯了诽谤罪罚金三百元。我不知道这个判决是根据‘刑法’那一条；根据‘刑法’第309条么？此条所谓的‘人’是指活生生的人。根据‘刑法’第312条么？本条所谓‘已死之人’，必有期间上的限制，否则我们随便评论一位古人，均将犯了诽谤罪。此风一开，我们不能批评王莽，不能批评曹操，不能批评秦桧，不能批评张邦昌。文人一执笔，一下笔，动辄得咎，那里尚有什么言论自由？”
蒋经国第一高参严灵峰，发表《公是公非，必须判明》一文，质问法院：“第一，我要问‘刑法’哪一条哪一项，指人有风流病是犯罪行为？第二，韩思道是否韩愈的直系血亲？”
学术界清剿法官，钱穆颇不以为然。他在《联合报》副刊上发文《为诽韩案鸣不平》，加以声援。“昌黎韩文公，不仅为唐代一大人物，实系中国全史上下古今三四千年来少数之第一流大人物也。”
在钱穆看来，诽韩案要害，不只是攻击韩文公，而是要否定所有的古圣先贤，否定中国的历史。钱先生断言：“民国以来，竞务为崇洋谴华，在中国历史上不甘仍留一好人。孔子大圣，以子见南子肆嘲弄。岳武穆为武圣，以军阀恣诬蔑。韩公亦自不免。”最后感慨：“偶值诽韩风潮，以不免作不平鸣，然其声哑以嘶，其辞晦而抑，并不能鸣举国一世之盛，而特为国族往古鸣不平。”
法学家杨仁寿，也发表《恶法亦法？——从古今中外法制谈直系血亲》一文，从法律角度，为判决辩护。强调韩愈千载之后人，有起诉权，这在现行法律是站得住脚的。原来“民法”制定之初，于亲属法审查意见书第三点，指出：“亲属不规定范围”。也就是说，直系血亲之亲疏，不作规定，由民刑及其他法律，视其情形，分别规定。
立法者一时疏忽，于制定“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第5项时，仅规定：“‘刑法’第312条之妨害名誉及信用罪(诽谤死者罪)，已死者之直系血亲得为告诉。”未就直系血亲之亲疏设有限制，以致法院成为代罪羔羊，未免冤枉。
直系血亲之亲疏，是否应设限制，答案不言自明。地不分中外，时不分古今，无不如此。传统中国法中，素有九族之称。所谓九族，是以己身为准，从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己身，到子、孙、曾孙、玄孙。逾此范围，既非属于“法律上”之直系血亲。
果不其然，民间有人追究起来，黄正模告发韩思道“伪造文书”。原来后者所出具《韩氏宗谱》，系民国二年二月所修。谱中能确定的先人，不过是“相传文公二十四代孙玉珍”。韩玉珍系从传闻而被认定，尚无法确定他与韩愈的血亲关系。那么从韩玉珍算起，又过十五代的韩思道，算得上什么？又凭什么有“告诉权”？且家谱最后一页，笔迹与原谱根本不一样，法院为什么不予追究？案外案，更是闹得满城风雨！
杨仁寿先生后来态度转变，坦承:“此件判决，至今思之，未免可哂。平心而论，此号判决仍在‘概念法学’阴影笼罩之下。审判者一味专注于概念逻辑，只知‘运用逻辑’，为机械的操作，未运用智慧，为‘利益衡量’，才会闹此笑话。”
这一则奇案，后人戏称为最后一桩文字狱。细究起来，本是骚人墨客，发思古之幽情，用不着认真，更不值得提出诉讼。文史学者今后除非不动笔，否则难免误蹈法网。除非将来学文史的个个先读完法律系，学到法律防身术，遇到韩思道之流告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自身利害计，学者只有歌颂伟大的自由，而无臧否是否的自由，试想学术到了这步田地，岂不可悲？
历史上，吕后、武则天远的不说，清代多尔衮与太后的叔嫂暧昧，慈禧太后的私生活，“可怜天子出天花”的同治，最好不要研究，更不能编成电视剧、电影、小说，否则爱新觉罗氏的直系血亲，准跳出来告你诽谤。考古学家切勿发掘古墓，其后代子孙定会来争夺财产所有权，还会控你盗墓罪。
有关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都要让法官来审判，那还得了？法院恐怕除了民庭、刑庭之外，还得增设一个历史法庭。法官案牍劳形，每月办案数以百计，本已不胜其苦。若不自量力，贸然受理此案，侵犯学术研究领域不说，难免费力不讨好，被讥为文字狱。
司法界大抵认为法官依法断案，并无成见。即使对学术研究不无影响，那也不是自己的责任。薛尔毅法官在《异哉，所谓文字狱！》文中，担忧：“我们的法治，还在起步阶段。实在经不起士林学者无心的践踏。”似是而实非。司法不能确认历史，司法也不能创造历史，训诂考证此类学术问题，原非法官之所长。法官匆忙下判，置学术自由于不顾，岂能教人心服？何况恶例一开，后患必多。
郭寿华所言，即使失慎失实，也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吾国明代之前，民间言论颇为自由。君不见，杜甫《石壕吏》痛斥赋税之苛；《兵车行》谴责兵役之重；白居易《长恨歌》讽喻玄宗“重色思倾国”，而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后来天子是否以“大不敬”罪名相绳诗人？
自古文人多风流，又何必细究？学者高谈阔论，法院与我何有哉？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奇在偏偏有后人起诉，殊不知，唐末天下大乱，谱牒罕存，家谱真假难辨，攀龙附凤者所在多有。
此案报纸几度渲染，对簿公堂之外，又在报刊上开辟第二战场。多位学者撰文，学界泰斗、法界名流，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护道派、护法派、自由派斗得不亦乐乎，韩愈老先生一干琐事全抖了出来。官司纵然打赢了，公道自在人心，究竟是得是失？“匹夫而为百世师”的韩愈，若地下有知，一定也会斥责其子孙太不知风趣幽默。
古人的名誉，今人的权益，法官的威信，学术的自由，何者为轻？何者为重？本不难分辨，历史的公案，亦唯有历史能裁判。一言以蔽之，法治不容曲解，学术必须自由，或许正是当时台湾街头巷尾，人人津津乐道的“诽谤韩愈案”，带给人们的最大启示。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比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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