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一：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有关系？——仅仅是同在一处办学
求是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巡抚廖寿丰饬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求是书院与杭州原有敷文、崇文、紫阳等书院不同者,除国学外,崇尚西学，虽为官办学校,总教习则为美籍外人,教授各种西学；另有华人教习二人副之,教授西文算学及经史国学。其中，温州的宋恕于1902年6月至12月，担任中文总教习。学员三五十人,由地方士绅保送之贡生监经考选而来。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颁发《钦定学堂章程》编制，于各省设立高等学堂制度，改浙江大学堂为浙江高等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浙江高等学堂改名为浙江高等学校，之后暂停招生。民国三年(1914年),第四期正科学生毕业以后即结束。
求是书院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迭经浙江求是大学堂(1901―1902年)、浙江大学堂(1902―1903年)、浙江高等学堂(1903-1912年),至民国三年(1914年),历时十七年,其影响久远，即为浙江省（国人自办）新学之始（教会的之江大学比求是学院办新学）。
浙江大学。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伐成功后,民国政府于杭州设立第三中山大学,将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及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劳农学院和工学院,1928年，第三中山大学改称为浙江大学。
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的关系。1914年，浙江高等学堂（求是书院发展而成）停办，原校址挪为他用。1927年，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成立时，在求是书院旧址设立本部，农学院仍在笕桥，工学院也仍在铜元局旧址上。
梳理求是学院和浙江大学关系
1897，求是学院成立
1911年浙江工业学堂浙江农业学堂成立。两个学校和求是学院地址和师资此时完全没有关系。
1914求是学院解散，部分师资流入到工业学堂和农业学堂
1927年第三中山大学由工业学堂和农业学堂合并而成，继承了原求是学院的校址，此为浙江大学真正诞生。
所以打个通俗比方，工业学堂农业学堂结婚孕育了浙江大学这个儿子。后来浙江大学接受了一笔求是学院的财富。将求是学院视为爷爷。可惜浙大的亲生父母工业学堂和农业学堂并没不是求是学院的儿子，最多也就是1914年时和求是学院扯上了点关系。浙大这么做等于在给自己亲爸妈找了个爸爸。
所以，浙江大学认同求是学院是自己起源怎么看都有点别扭。总感觉怪怪的。
我更倾向于浙大以工业学堂的建立时间定为校庆。毕竟浙大校训既然是求是，就应该事实求是，是亲爸妈就应该认，不应该追求虚名。
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仅有的关系是办学在同一地方。
观点二、浙江大学和求是书院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有！
1927年，浙江省政府同意拨还原浙江高等学堂校产，成立大学。求是、浙高师生遂在“求是书院”校址复校，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第三中山大学初设了三个学院，分别为文理、工、农。其中文理学院是新筹办的，成立之始设本科及医药预备科。本科设有10个学门：中国语文门、外国语文门（先设英文部）、哲学门、数学门、物理门、化学门、心理学门、史学与政治学门、体育学门、军事学门。工学院和农学院分别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而来。但是不能简单地将浙江工专和浙江农专合并就诞生了第三中山大学，只是两校被改组成为了新建的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一部分。
1928年4月1日，改名为“浙江大学”，同年7月1日称“国立浙江大学”（英语：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于是，浙江省因为浙江大学的成立，完成了一直在呼吁、酝酿的办学心愿，使浙江高等教育的领头学校——浙江高等学堂以浙大的名义得以续办，中断了十多年的历史得以延续，有效地制止了文化衰退和人才外流的现象。（张彬主编：《浙江教育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页.）
浙大在以“求是书院”学子蒋梦麟校长和“求是书院原校长”邵裴子为代表人物的一大批原求是书院师生的带领下，继承求是书院的史档等遗物和资源及教员和人脉，延继并发扬“求是”之学风和精神，立校起初就是把“讲求实学”、“唯求其是”作为办学宗旨，继续自己未完及先人未竟的高教和育人事业。
“1911年秋，22岁的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遂应上海《天铎报》之聘，前往担任撰述记者，从此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再后来，陈布雷从政，成为国民党的高官，虽然日理万机，但他对浙江大学始终情不能已，也总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给予关照。在他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期间，他对浙江省的教育事业、对浙江大学的发展，做过许多事，并有过许多好的建议；他对浙江大学的评价和对大学的教育功能都作过精辟的论述，如他曾说：“大学于造就专门人才外，当有研究与扩充二方面。学术研究之鹄的，就浙大论，则求是书院之‘求是’两字，极为合适。大学之责在研究学术，而研究之鹄的，求是而已。以浙大之精神充实，深信必可达到此种鹄的。——余以为对于浙大有历史的意义而足以悬为学术研究之鹄的者，此‘求是’两字极好。”“其次，余以教育行政人员之资格，有所希望于大学者，顾大学不限于本校发展，而以余力开发社会文化，使社会与大学互受合作之益。社会以材料提供大学研究，大学以研究结果发展社会，此本人所望于大学者之第二点。”这些话语，我们过去从竺可桢校长那里听到过。”
可见，作为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的毕业生，陈布雷是将浙大作为求是书院的延续体看待的。
而事实上，浙大是作为求是书院的继承者出现的——这在当时是件毫无争议的事情，是包括原求是书院毕业生们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普遍的观点。
“承求是之余脉办学”是众望所归，原当时杭州等市民百姓的认可，全体社会的认可度极高，陈布雷等口述及台湾的文化及史籍均如是记载。
浙大在讲到这段历史，故此说“求是书院”是其“前身”，“求是书院”也是浙大的遗产和遗物以及“求是风骨”寄托的具体印记和延续。其实浙大的历史从求是书院开始，并称其为前身，并不是浙大后来提出来的，而是先人在浙大创校时就认定的，当时的一切均是沿“求是路线”和“求是遗产”而设而添，而非后来在竺可桢校长定下求是校训后学校才认为求是书院是其前身（竺可桢将求是定为校训也表明了其本人对这一继承的认可）。
诸位到这里来，应该明了这里的校风。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英文称为College Spirit。至于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
甲午战争爆发三年后，浙江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创办了以“讲求实学”为途径，以“育才、图治”为宗旨的“求是书院”，它传授西学，不以科举功名为目的，是一所以培养新式人才为己任的新式学堂，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然而，1912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却以学制不符为名，取消了各省高等学校，其中包括了当时已经更名为浙江高等学校的求是书院。1914年，随着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浙江高等学校停止办学，校史似乎从此中断。于是，求是书院停办之后无校史的观点和问题也就在学界出现。
这个问题涉及浙江大学的校史源于何处，其实质是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之间的校史溯源问题。所谓校史溯源，是指对一所学校历史源头的查证过程，其主要任务是寻找一所学校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得以衔接的证据，证明现实与历史之间存在传承关系。刘海峰教授认为应当从人员、校址、性质、层次、意愿、校名等因素进行考察（刘海峰《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史追溯问题》，载《教育研究》1994第5期，第63－65页）。这个分析框架颇为学界关注。
总结学界各种主张，校史溯源的标准主要有两个维度、四个层面。第一个维度是精神和物质上的标准；第二个维度是主观诉求与官方认可的标准。从精神层面上讲，大学有其精神，这种精神应当在不同的校史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内在连贯性，并被广大师生校友所认同；从物质层面上讲，就是要有校址、屋舍、人事等方面的继承关系；从主观诉求来看，就是大学师生及其校友有将特定办学实体追溯为源头的主观愿望；从官方认可来看，一所大学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某个办学实体视为校史源头的主张得到了官方同意。以上四个方面对于判断一所大学与历史上的某个办学实体之间的传承关系具有重要的衡量价值。按照上述标准，我们简要考证一下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的关系。
首先，从精神层面看，浙江大学作为一所大学，其精神就是“求是精神”，它发源于求是书院，形成于西迁浙大，并在今天的浙江大学继续影响着每一位浙大人。在求是书院时期，著名教育学家郑晓沧认为求是书院彰显“务求实学、存是去非”的办学精神（郑晓沧《戊戌前后浙江兴学纪要与林启对教育的贡献》，见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1938年，竺可桢校长主持校务会议，确立了“求是”校训，“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是其核心内涵。从“务求实学、存是去非”到“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两者在内涵上具有强烈的互通性。
其次，从主观诉求看，求是书院师生等浙江有识之士几度掀起了筹建大学的运动，试图恢复浙江自求是书院以来的大学传统。蒋梦麟、邵裴子、陈大齐、郑晓沧、何炳松、汤兆丰、马叙伦、邵元冲、陈榥等一大批求是书院师生积极担任筹建大学的董事或者筹备处的筹备员。1927年，浙江省通过了由蔡元培、蒋梦麟筹划的关于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的提案，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蒋梦麟立即委派郑晓沧前往求是书院旧址勘察，并将求是书院旧址列为研究院院舍。后来第三中山大学先行成立，校址就设在求是书院。第三中山大学即后来的浙江大学。1947年，浙江大学隆重举行了浙江大学建校20周年暨求是书院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诸多师生演讲校史，纷纷将校史追溯到1897年成立的求是书院。著名史地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明确将求是书院追溯为“浙江大学的前身”（张其昀《本校二十周年成立纪念》，载《校庆特刊》1947年4月1日）。
再次，从物质层面看，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之间的传承关系是十分明显的，浙江大学的校址就在求是书院的旧址上，求是书院的原有屋舍则成为浙江大学秘书处、校长办公室、文理学院等教学和办公用房。尤其是人事方面更具传承性，郑晓沧、潘渊、祝文白、赵廷炳等求是书院毕业的知名人士担任浙江大学的教授；而蒋梦麟、邵裴子两位教育家，一位是求是书院的学生，一位是求是书院的老师，先后担任浙江大学的第一任和第二任校长。
最后，从官方认可看，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始终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编制全国教育年鉴，在介绍国立浙江大学的历史沿革时，就曾明确指出，“前清光绪二十三年，求是书院成立，是为浙江创设高等教育机关之始”（教育部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3页），明确认可了求是书院作为浙江大学源头的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精神和物质的维度，还是从主观诉求与官方认可的维度，浙江大学与求是书院之间的传承关系都是清晰可见的。求是书院作为浙江大学的起源，其证据是相当充分的。
浙江大学真正的校史
1928年的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由两部分组成：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一、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史
1910年11月26日,浙 江巡抚增韫专折上奏清廷，获准筹办浙江中等工业学堂。1911年3月27日,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正式开学，校址设在杭州蒲场巷杨官弄报国寺(原铜元局旧 址)。
1912年并更名为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
1913年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更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1920年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更名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
1927年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1928年4月1日改名为浙江大学，1928年7月 1日起，冠以“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
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史
1910年9月（宣统二年），浙江农业教员养成所创建，校址在杭州市马坡巷
1912年，浙江农业教员养成所改名为浙江中等农业学堂，设三年制的农学科
1913年冬，浙江中等农业学堂改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设农学科，校址迁至杭州笕桥
1924年秋，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升格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1927年8月，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下设工学院和劳农学院，劳农学院下设农艺、森林、园艺、蚕桑和农业社会五个学系，校址在求是书院。
从源头上来讲，似乎农校早一年，但1910年农校还只是个养成所，不够正规，所以以工校的1911年为正源。
浙江大学所溯源的求是书院，跟工校和农校没有法理上的继承关系，所以跟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没有任何渊源（除了那个校址）。
从法理上来讲，浙大就是工校和农校的儿子，真正的继承者。
附求是书院历史（1897年-1914年）：
“求是书院”（林启：总办，创办1897.5.21—1900，陆懋勋：总理1900—1901.9，98年9月4人赴日留学）；
“求是大学堂” （1901.11、按兴学诏奏请改名、学额100人，劳乃宣1901.10—1902）；
“浙江大学堂”（1902年、学额120人，劳乃宣1902—1903.6，至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总数达154人，多有所属“求是”学生）；
“浙江高等学堂”（1903年12月，按奏定学堂章程改名,陶葆廉1903.7—1904, 陆懋勋1904—1905, 项藻馨1905—1906.7，吴震春1906.8—1910，孙智敏1910—1912）；
“浙江高等学校”（1912年1月—1914年7月按教育部规定再改名，邵裴子1912-1912.6，陈大齐1912.7-1913，胡壮猷1913-1914）；
因学制改革等，按部令暂停招生；至1914年最后一班学生毕业后，未续招学生，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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