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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几千年轮回往复,始终跳不出十大定律

news.xixik.com   2020-9-12 19:58:45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历史的演变总在不停的前进,又周期的循环。正如某人所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它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又循环转圈,却很难跳脱飞升。在这种周而复始的递进中,虽没有天干地支那么准确,却逃不过三年一润的规律。

历史的发展具有规律性。

历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和特质。它有像自然界那样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轨迹。有些曾被认为是规律的东西,后来被证明并非规律;有些被认为是偶然的现象,后来则被证明是历史的规律。总体来说,历史的规律性大于偶然性。

历史规律具有如下特性。

中国历史朝代表

第一,重复性。这是其最基本的同于自然规律的一种属性,由此也表明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这是对若干历史现象的多次重复进行总结,根据其内在联系,总结出的规律。

第二,预见性。因为有客观存在的规律性,所以有一定程度上的预见性。没有预见性的规律,就经不起检验,也没有总结的价值,也不称其为规律。

第三,层次性。某些普遍规律适于几种社会形态或整个人类社会,某些特殊规律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即所谓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

第四,开放性。受人的主观限定,历史规律的被认识有可能被修正、被限定范围,甚至被否定;同样,还有可能不断揭示出新的历史规律,并在更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加以验证。

史上亘古难逃的十大定律

历史的演变总在不停的前进,又周期的循环。正如某人所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它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又循环转圈,却很难跳脱飞升。在这种周而复始的递进中,虽没有天干地支那么准确,却逃不过三年一润的规律。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反映了某种历史定律吗?黄炎培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魏征柬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孟子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三国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司马迁说的“兔死狗烹”;柳亚子题的“成王败寇”等等。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句践的毒手。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於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凤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佞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佞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么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

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专权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秦始皇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第十定律——上行下效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楚灵王喜欢读书人有纤细的腰身,所以朝中的一班大臣,惟恐自己腰肥体胖,失去宠信,因而不敢多吃,每天都是吃一顿饭用来节制自己的腰身。(每天起床后,整装时)先屏住呼吸,然后把腰带束紧,扶着墙壁站起来。等到第二年,满朝文武官员脸色都是黑黄黑黄的了。

春秋时,齐景公自从宰相晏婴死了之后,一直没有人当面指责他的过失,因此心中感到很苦闷。有一天,齐景公欢宴文武百官,席散以后,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每当齐景公射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鹊的中心,文武百官都是高声喝彩:“好呀!妙呀!”“真是箭法如神,举世无双。”事后,齐景公把这件事情对他的臣子弦章说了一番。弦章对景公说:“这件事情不能全怪那些臣子,古人有话说:“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景公听了弦章的话,认为弦章的话很有道理,就派侍从赏给弦章许多珍贵的东西。弦章看了摇摇头,说:“那些奉承大王的人,正是为了要多得一点赏赐,如果我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卑鄙的小人了!”他说什么也不接受这些珍贵的东西。

赴美生子多少钱

从前,晋国流行一种讲排场、摆阔气的坏习气,晋文公便带头用朴实节俭的作风来纠正它,他穿衣服决不穿价格高的丝织品,吃饭也决不吃两种以上的肉。不久之后,晋国人就都穿起粗布农服,吃起糙米饭来。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又“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缨甚贵。”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齐国都城里的人便都穿紫色的衣服。邹国国君爱戴长长的帽带,百姓也跟着佩戴。最后说明老百姓对偶像或权威人物的审美取向是非常趋同的。

道光登基不久,内宫太监便传出一个信息:道光帝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朝。文武百官闻之均感叹不已,但却无动于衷。唯有大学士曹振镛擅长揣摩圣意,旋即响应,穿了修补的官服上朝显摆。一国之君穿打补丁的裤子在内宫晃悠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庄严肃穆的金銮殿御前议政,便有点政治意味了。道光作秀意在倡俭祛奢,树立俭朴的明君形象,而曹振镛却动机不纯,纯属献媚取宠了。

史料告诉我们,即使如崇祯皇帝朱由检真的励精图治的君主,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都穿旧衣服,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力,尽承担义务,这样的皇帝,面对气数已尽的帝国末日,也是枉自嗟叹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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