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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的都城变迁

news.xixik.com   2020-8-2 0:56:01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古代都城一般都设在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西周末年开始到唐末都城逐渐由西向东迁移,形成东西两京制度与东西文化轴心带。五代及两宋国都处于游离状态。元统一中国后,北京终于上升为全国惟一的政治中心。

中国熟知的古都大部分都在北方,比如说北京、西安、洛阳、还有开封等等。

如果我们用长江来划分南北,就会发现,长江以南的城市,除开南京和杭州,几乎就想不出还有哪座城市在历史上有过首都的地位。

而且就拿南京来说,大明王朝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建都于此,但是在明成祖手上还是选择了北迁,史称“永乐迁都”。

那么为什么,古代王朝的都城,为何大部分在北方?南方有什么不好吗?为何历代帝王都喜欢把首都选择在北方,而不是定都在鱼米之乡的南方呢?

最为普遍的一种说法,大概意思就是说南方,是没有龙脉的。还有这样一个传说,说这个刘伯温当时考察的时候,就发现早在秦始皇时期,南方的龙脉就已经断了,因此就建议朱元璋迁都北京。

当然大家都知道,永乐迁都是发生在明成祖朱棣时期,和刘伯温几乎没啥关系,所以龙脉的这种说法,我们暂时不做讨论。

但是从文化和经济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找到古代的王朝偏向于定都北方的依据。从文化的起源来说,我们一般都公认北方的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所以从夏商周开始,古人对中原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就要比南方更早。

在古人的眼中,南方地区其实是属于没有开化的荒蛮之地,比如说朝廷的官员犯了错误,作为惩罚,皇帝就会把他贬往南方,因为那些地方普遍都比较穷,而且经济也不发达,条件比较艰苦。

同时呢,南方丘陵和山区比较多,交通自然也比不上北方,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增加朝廷获取各地资讯和情报的难度。

再加上北方比较富裕,游牧民族时不时就入侵骚扰,定都北方,防御的力量自然也会加强,从而巩固对北方地区的统治。

而南方因为本身就比较落后,又没有外部侵略力量的顾虑,无需将过多力量安置在南方地区,所以从文化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历代王室都选择定都北方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二十四个朝代,绝大部分的开国皇帝,都是北方人,那么他们自然也不太习惯南方的生活环境,当然在定都的时候也就会优先北方的城市了。

一、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的都城变迁

王朝

都城

都城所在的区域和城市

夏朝

阳城

河南登封

商朝

亳-殷

河南郑州-河南安阳

西周

镐京

陕西西安

东周

洛邑

河南洛阳

秦朝

咸阳

陕西咸阳

西汉

长安

陕西西安

东汉

洛阳

河南洛阳

吴国、东晋南朝

建康

江苏南京

隋唐

长安

陕西西安

北宋

东京

河南开封

西夏

兴庆

宁夏银川

金朝

会宁-燕京

黑龙江阿城-北京

元朝

大都

北京

明朝

南京-北京

江苏南京-北京

清朝

北京

北京

二、古代中国的都城迁移过程

古代都城一般都设在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

(1)夏商时期主要建在黄河支流

商朝的殷(河南的安阳)位于黄河的支流洹水之滨。西周的镐京,地处沣水和渭水的交汇之处。这里是关中平原中央,是关中平原最为开阔的地带,享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可以与诸侯国进行便利的经济文化往来。

(2)西周末年开始到唐末都城逐渐由西向东迁移,形成东西两京制度与东西文化轴心带。如镐京、咸阳、长安→洛阳。这局面前后经历了2000多年。这一经济文化轴心带的建立,也完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央集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二是诸夏的融合与汉族的形成。

西安、洛阳、开封这三个早期古都皆位于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平原广大,土地疏松,便于早期开发。唐代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3)五代及两宋国都处于游离状态。

中唐以后气候的变迁,黄河、渭河泥沙大增,渭河及黄河三门峡一带漕运十分困难,致使天子也常常不得不“逐粮而居”,就食东都洛阳。关中已失去了容纳国都城市的经济基础。国都城址向经济文化发展更有前途的东部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公元10-13世纪间,国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先后建都的城市有北宋的东京(开封)、南宋的临安(杭州)、扬州、建康(南京);西夏的兴庆府(银川);辽的中京大定府(内蒙宁城县大名城)、上京临潢府(内蒙巴林左旗南)、东京辽阳府(今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大同)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等和金中都(今北京)。这时的国都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却得到空前的发展。商业活动在国都城市里的巨大活力,冲淡了王权的力量,尤以东京和临安最为显著,形成中世纪世界壮丽无比的大都会市场。此间,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无一例外地继承发展了由孔子总结的夏商周文化的传统精华。

自唐后期五代起,南方成为经济重心所在。南方由于经济地位上升,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上升,开封靠近江淮,也便于控制作为国家经济重心所在且容易闹分裂的南方地区。

(4)元统一中国后,北京终于上升为全国惟一的政治中心

北京位于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的接洽处。经过辽、金、元、明、清五代,从陪都发展成为首都前后也近1000年。这里处于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有利地位。为了连接中国另外两大地理单元,即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特别是得到长江流域经济与文化的支持,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成为历届中央政府关切的大问题。元世祖忽必烈把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也为我国运河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南北经济文化重心及南北大运河形成了南北轴心带。特别是明朝将南京也定为都城或陪都,体现了这一时期都城地理格局的总特点。

元朝清朝定都北京,则主要是在民族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明政府迁都北京,也与民族斗争的背景分不开。

三、中国古代六大古都及其当时的名称

六大古都

当时的名称

西安

西周(镐京);西汉、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长安)

洛阳

东周(洛邑);东汉、曹魏、后唐、西晋、北魏(洛阳)

开封

魏国(大梁);后梁(开封府);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东京)

北京

燕国(蓟);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

南京

东吴(建业);东晋、南朝(建康);南唐(江宁府);明(应天府)

杭州

吴越(杭州);南宋(临安)

1、西安

西安成为王朝的都城最早是在西周时期,汉唐时代称之为“长安”,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前期的的鼎盛王朝均定都于此。这与当时经济重心在西北地区的状况是相适应的。此后,随着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西安渐渐丧失了都城的地位

2、北京

北京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诸侯国燕国的都城,当时称为“蓟”。此后,北京一直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其名称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隋朝时称为涿郡,唐朝时称为范阳,北宋时期宋朝称为幽州,辽朝则称为“南京”。金朝建立后,为加强对南部中原地区的控制,迁都于燕京,改名为中都。这是北京作为中原王朝都城的开始。元朝建立以后,在1271年,定都燕京,改名为大都,北京在这时第一次成为全国性政权的都城元朝以后,明清两代均定都于北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北京的基本轮廓布局就是建立于明朝

3、南京

南京成为都城开始于三国时代的吴国,此后东晋和南朝五个朝代连续在此定都,所以南京又被称为六朝古都。在东晋和南朝时期,南京称为建康;明朝建立前期,即明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时期,明朝定都于南京。明成祖即位后,出于加强北部边防的考虑,才迁都于北京,但南京依然为南方重镇,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异常重要。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均与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复习中尤其要注意到这一点。具体事例如下:

(1)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签订于南京城下

(2)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定都于南京,改名为天京,建立起与清政府南北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3)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规定定都于南京

(4)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5)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6)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标志着统治中国22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

四、中国古代都城主要分布在哪个区域?原因是什么?

中国古代都城主要分布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几个大一统的朝代都是如此。主要原因如下:这里是华夏族起源的地方,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经济发展水平高;这里处于全国的中心,战略地位重要,建都于此有利于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汉族政权在历史上时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袭扰,为了加强防御力量

五、中国古代都城迁移的原因和特点

中国古代有多次迁都,导致迁都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因为战乱,原来的都城受到战火的破坏,如东周迁都洛邑;受到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原都城失陷,无力收复,如南宋定都临安;为了便利向汉族学习,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和全国的控制,如元朝定都大都;为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而迁都,如明朝迁都北京。

中国古代的迁都,除明朝以外,迁都的基本特点是由东向西,由北向南迁移,尤其是向南迁移使政治中心对南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体现出来

附:中国古代历次著名迁都及其原因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朝历代的迁都不胜枚举,但学术界公认的著名的迁都却只有八次。

(1)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把都城从淹(山东曲东)迁到殷(河南安阳西北);

(2)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

(3)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拔宏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

(4)1141年宋金议和以后,金海陵王完颜亮把都城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南)迁到燕京(今北京),改名中都;

(5)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把都城从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里)迁到燕京,改名大都;

(6)1421年,明成祖朱棣把都城从应天(今江苏南京)迁到北京;

(7)后金夺取了辽东大片土地后,1618年努尔哈赤把都城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迁到沈阳;

(8)1644年,清军入关进占北京,清顺治帝把都城从沈阳迁到北京。

一、中国古代著名迁都的原因

1、商王盘庚迁殷的原因

(1)殷地的土地比较肥沃,自然环境和现在的都城淹比起来,无论是建设都城还是发展农业生产,都会比现在的情况要好。

(2)抑制奢侈,倡导节俭,借以缓和阶级矛盾。太甲以后,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过着腐化的生活。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们不堪忍受折磨大批逃亡。而迁都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将会受到抑制,这样阶级矛盾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缓和。在《尚书·盘庚》中记载了盘庚对臣民的演说词,将迁之时,盘庚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应施惠于民。

(3)通过迁都镇压异己,巩固王位。商代前期,对王位纷争十分激烈,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商王的权威削弱和贵族的势力膨 胀,通过迁都可以改变贵族优势,削弱贵族实力,是商王的惯用措施。据《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迁都时的阻力主要来自贵族,盘庚利用“天命”和“先王”两面旗帜对反对的贵族发出威严警告,迁都后进一步强调,不管与商王血缘关系的远近,遭罪者处死,立功便封赏。

(4)有些小国和少数民族起来反叛,迁都可以避开那些叛乱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定很多。

2、周平王迁都洛邑的原因

(1)原来的都城镐京,经犬戎之乱后,残破狼藉。公元前770年,少数民族犬戎攻破镐京,经大肆掠夺后,一片狼藉,无以成都。

(2)为避开犬戎,摆脱困境。镐京已处于西北戎人的威胁之下,而周朝兵力又不强,迁都实为躲避少数民族“戎人”的侵袭。

3、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1)从军事上来看,为了避开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北魏原来的都城平城地理位置偏于北方,既易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又不利于对整个北方的军事控制,同时不利于加强北魏对中原地区的管辖和治理。

(2)从经济上来看,为了解决都城粮食供应的严重匮乏问题。平城地方寒瘠,虽然从398年定都平城至迁都洛阳之时已有百年历史,农业也有所发展,但粮食产量远不够供应军需和不能满足都城人口的需要,再加上无水路漕运之便,从外面运入粮食也困难,要解决粮食问题,就需要 迁到农业发达、运输方便的地区。

(3)从政治上来看,一方面为了镇压中原地区日益频繁的武装暴动;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统一全国大业的需要;再一方面为了摆脱平城地区鲜卑贵族盘根错节的势力网,削弱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尤其是尽快摆脱已故冯太后的阴影,不让冯太后的势力继续左右政局。

(4)从文化上来看,北魏虽然实现了北方的局部统一,但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文化冲突剧烈,不利于接受汉族先进 的文化,改变鲜卑民族的旧俗,深化改革,使北魏王朝以华夏正统的姿态雄踞中原,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5)而洛阳是历代帝王建都立业之所,也是汉文化积淀 深厚之地,迁都洛阳不仅有利于巩固前期改革的成果,还有利于进一步推行深层次的改革。洛阳曾是多个汉族王朝建都之地,孝文帝要通过迁都洛阳取得汉族地主认可的正统地位。在加上当时的洛阳

4、金迁都燕京的原因

完颜亮,本名迪古乃,系金太祖之孙,宗干的第二子。金熙宗末年,他秘密联络了驸马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在宫殿刺杀了熙宗,登上皇帝宝座,史称海陵王。继位后,为巩固政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改革。为统一江南,加速全国的封建化过程,更好地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便将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从今哈尔滨地区移向燕京(今北京),这就是金代史上的“海陵南迁”。贞元元年(1153)三月 迁都燕京,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内蒙古昭盟宁城县大宁城)为北京,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北京作为全国首都即从金代开始。

(1)金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金灭北宋后,与南宋划淮河——大散关为界,占有中国北部的疆土,所辖地域广袤,而首都却偏于东北一隅,物资运输与公文传递多有违误,使节往来也艰于行旅,致使政令无法及时畅达内外。

(2)海陵王为了确保自己的皇位。海陵王完颜亮杀兄(即金熙宗)夺得皇位,而上京会宁府的宫殿楼阁、佛寺道观、市井 街巷,无不留有金熙宗风行君主制的痕迹,上京皇族的怀旧和睹物思人,极容易形成一呼百应的政治气候,给海陵王带来灭顶之灾。因而海陵王想通过迁都,通过分化、分治、溶化的过程来达到完全解除女真皇族的组合力与反抗力,来确保皇位。

5、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的原因

(1)为了削弱反对派的势力,摆脱反对派的牵制。一方面,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库里尔台大会”推 举,而是凭实力自立,很多贵族不拥护他。另一方面,忽必烈自1251年受命统治漠南汉地以来,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触犯了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决定以迁都来削弱反对派的势力,摆脱反对派的牵制。

(2)统一全国的需要。当时在中国北方,从金国手中夺得的疆土需要就近统治,在中国南方,对南宋政权尚有待于征服。

(3)燕京优越的地理位置。“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可见,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草原。

6、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

(1)北京地理条件优越。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关口上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厄龙著。会通漕运之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

(2)北京是明成祖朱棣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取代了侄子建文帝之前,北京是他的燕王封地,其亲信、势力也大多集于此地。迁都北京可以摆脱南京反对派旧臣的牵制。

(3)为了加强北方的军事防御力量。当时盘踞在漠北的蒙古各部,屡屡骚扰明朝边境,给明朝造成最大的威胁。以南京为 都城来应付蒙古势力卷土重来的严重威胁,必然有鞭长莫及之危险。而北京地处北方咽喉要地。迁都北京,实行“天子戍边”,既可以加强对蒙古的防御和抗击,又可以加强对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管理和控制。

7、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原因

(1)从军事上来看,沈阳在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重要,“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

(2)从经济上来看,沈阳及附近能够满足都城人口的需要。“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

(3)从军事上来看,当时辽东、辽西形势严峻,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而被迫迁都沈阳。努尔哈赤占据辽东之后,后金的八旗军民随之移居此地,与当地汉族杂居。辽东汉民逃亡、抗争、暴动持续不断。明朝军队袁崇焕等将的率领下也“将兴师大举”,同时边外的蒙古各部也在伺机而动。这些都对努尔哈赤构成极大的威胁。

8、清顺治帝迁都北京的原因

(1)优越的地理位置。燕为“京都之首选”已成不刊之论,时人皆称京师“诚万古帝王之都”。

(2)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

(3)巩固统治的需要。总之,清定都北京的原因与金、明、元大体相同。

二、中国古代都城迁移的规律性认识

1、都城迁移的趋势:

中国古代王朝的都城总体呈现出由西向东发展的趋势: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其间,在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汉族政权的都城又出现由北向南迁移的倾向。具体说来,从夏朝到北宋都城一般都建立在中原地区,都城的迁移呈现出由西向东的趋势:西安——洛阳——开封。从南宋清朝都城完全离开中原移到临海地区,都城的迁移出现由北向南,而后又由南向北移动的趋势:杭州——南京——北京。

2、都城迁移的一般原因:

(1)黄河流域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是根本原因。

(2)经济中心的东移或南移是直接原因。

(3)军事、政治斗争中心的东移或南移是重要原因。

3、几点认识:

(1)考察中国古代都城的迁移,不难看出其蕴涵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特点。因为都城是一定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标志。

(2)古代都城一般都会迁到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历代王朝迁都的标准基本是一致的,谁也不会把首都迁到偏远的贫瘠地区去。

(3)在中国古代生产力落后的情形下,政治、经济、军事(国防)是决定都城迁移的首要因素。后期,随着运输系统的改善,经济的因素则退居。

中国古代都城演进探析

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中,有几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演变十分引人注目。包括宫殿、市坊、园苑与寺庙在内的这几个部分,成为中国古代都城中的基本构成要素。中国古代都城的演进史,正可体现在这几个部分的消长、更新、融汇与变化上。本文不揣浅陋,拟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一点初步的探讨,以就正于识者。

一、宫殿区的日渐缩小——宫城位置的日益重要

宫殿部分在中国古代都城中往往独立成为一个小城,又称宫城。古代都城中的宫城,大约经历了由外向内的嵌入,由大向小的收缩,与城市中轴线的重合,由北向南的推移,前导空间序列的加强等过程,由此形成了一条有迹可循的都城规划演变史(图1)。

图1 历代都城演进示意图

1、城与郭的分立,宫城独立于外

由于阶级的对立,统治者居住的宫城与普通市民居住的市郭之间的分离现象,很早就已经出现。史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吴越春秋》),反映了远古传说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分离。根据记载与考古发掘,周代时,曾在洛阳建立王城与成周两座城市,成周城内居住着被征服的殷商“顽民”,城内划分为闾里。王城位于成周城西30里,为东周时的都城所在,为周代天子所居。若鲧筑城郭一说为后人臆断,则王城与成周之设,很可能是首开统治者居住的“城”与普通市民居住的“郭”分立而设之滥觞。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几乎都分为城与郭两部分。城内多高大的夯土台,为当时宫殿的遗址;郭内则多有手工业作坊遗址。这时的城与郭,虽仍各自独立,却多已呈相互毗连、嵌接之势。如燕下都(图2)、齐临淄(图3)与韩故城皆然。这时的都城还不十分规整,也无城市的中轴线可言。

图2 战国燕下都城平面图

图3 战国齐临淄城平面图

2、城与郭融汇,宫殿弥散于全城

秦汉时代,海内一统,统治者雄心勃勃。宫殿在都城中的数量、规模与地位骤增。一座秦咸阳城,几乎就是一座宫殿之城。秦始皇建信宫于渭水之南,建朝宫于上林苑,写仿六国宫室于咸阳北阪,“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史记·秦始皇本纪》)。又在咸阳城外建造了大量的离宫别馆。“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钟鼓、美人充之”(同上注)。

既然这时宫殿已突破了“城”的界限而大规模膨胀,则“郭”也不再是独立于城之外的部分,城与郭终于混而为一,郭以都城之外城的城垣形式出现,外城之中的每一组宫殿又有自己独立的墙垣,形成城中之城,普通市民居住的闾里、市肆、作坊,则夹杂在一座座宫城的间隙之中,造成所谓“官民杂处”的局面。

史料记载中秦咸阳城那种城郭混一、宫城林立、复道相通、官民杂处的情况,可以由汉长安城得到证实(图4)。汉长安城内,大部分为宫殿所占,仅长乐、未央二宫,就约占全城面积的1/2。此外,还有桂宫、北宫与明光宫。汉武帝时,又在城外未央宫西侧建建章宫。每座宫城之间,还有架空的阁道相通。普通市民居住的闾里,夹杂于宫城之间。由于宫殿的规模很大,数量亦多,调。城市的中轴线也不十分明显和突出。东汉洛阳城的情形(图5),与长安城相似,只是宫殿的规模小了一些。

图4 西汉长安城平面图

图 5 东汉洛阳城平面图

3、宫城集中而为一,宫殿中轴线与城市

中轴线重合汉末三国时代的曹魏邺城(图6),一改秦汉都城官民杂处、宫殿四布的格局,在规整的城墙以内,将都城分划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宫殿、苑囿、官署与王室贵族居住的戚里,南部为规整统一的里坊。主要宫殿居于北部正中,面对一条宽阔的南北向街道,与外城南垣中门雍阳门遥相对应,形成一条明显的城市中轴线,宫城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的北段完全重合。显然,由于宫城规模的缩小,宫殿部分在都城中的地位,已经开始引起城市规划者的注意。

图6 曹魏邺城平面图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择中而立”的思想,“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吕氏春秋》)。《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王城规划思想,似乎也暗示出宫城(朝),应当居于“左祖”与“右社”之中,假定祖与社在城内呈左右对称布置,似亦暗示着城内应有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而宫城应当位于这条南北中轴线上。但《周礼·冬官考工记》对于宫城在这条南北中轴线上,究竟位于什么位置,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仅以“面朝后市”一语而一笔带过,这就使后世宫城多在都城的南北中轴线上推移不定,而以由北向南推移,直至推临都城之南垣为主要发展趋势。

事实上,“择中而立”最初只是一种理想而已,战国诸侯的都城多随地形之宜,秦汉都城,几为宫殿之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称与否,居中与否,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正是曹魏邺城,首启将都城划整,将宫殿集中,并置于城市南北中轴线上之开端。

随曹魏邺城之后建立的北魏洛阳城(图7)与南朝建康城(图8),虽然是在旧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却都已经形成明显的城市中轴线,宫城居于中轴线上略偏北处。洛阳宫城以北还设置有北宫与御苑。不同于曹魏邺城将宫城、御苑、官署与戚里与普通里坊南北对峙的布置,北魏洛阳与南朝建康在宫城两翼也已开始布置市民里坊,这反映了宫城及其附属的官署、苑囿的更加集中和城市中轴线的更加突出。

图7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

图8 南朝建康城平面图

隋代大兴城(图9),是汉魏数百年来都城规划的一个总结。大兴城的规划中,将宫城、皇城与市民里坊严格区别开来。因为“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事,于是接皇城以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唐两京城坊考》)。大兴城中的宫城位于城市中轴线的最北端,太庙、社稷坛与各种官署分列在宫城南侧的御道两边,外面周以围墙,形成皇城。宫城与皇城的东、南、西三侧,均布置了规划整齐的里坊,东西两市对称而立。南北向的中心大街——朱雀大街,为城内除宫城前具有广场性质的横街而外的最宽的一条街,又称“天街”。朱雀大街南通外郭明德门,北穿皇城朱雀门,直达宫城承天门,形成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宫城内的主要建筑,亦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朱雀大街两侧对称种植的两行槐树,使这条中轴线与其北端的宫城更为突出。时人所描述的“青槐夹驰道,宫观何玲珑”,正可体现这种效果。

唐代长安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明宫与兴庆官,这两座宫城都不在城市的中轴线上,说明在唐代时,宫城择中而立的思想仍然不十分浓重,除沿袭前代将主要宫殿置于城市中轴线北端之外,还有一些随意的处理,并不十分拘泥。隋唐洛阳,作为陪都,将宫城置于城西北角的高地上,并形成一条偏轴线。更是都城规划中随宜处理的佳作(图9)。

图9 (隋大兴)唐长安城平面图

隋唐都城中这种将宫城布置在城市中轴线的北端,周围布置规整里坊的做法,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渤海政权与日本。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与渤海政权的上京龙泉府城规划,几乎就是隋唐长安城的翻版。

4、三套方城制度,宫城居中

如同宫城与郭城之间,经历了分立、毗邻,而后括入郭城之内一样,宫城与皇城之间,也渐由相互毗连、并列,而变为皇城围绕宫城而设,最终形成了由宫城、皇城与外郭城层层环绕的三套方城式的都城规划形式。北宋汴梁城(图10)与金代中都城是这种规划形式的典型。

图10 北宋汴梁城平面图

由于五代数十年的战乱造成的财力匮乏,人口的不断增加与商业的日渐繁庶,造成的居民区与商业区对城市空间的挤压,北宋统治者不再有可能建造如汉唐般规模宏巨的宫殿建筑群。宋代汴梁城内的宫城大内,只是在唐代节度使的衙署范围内稍加扩建而成。大内之外又设一道城墙,是唐代节度使李勉所修的府城城垣,宋代时相当于皇城城墙。皇城外所绕的外郭城城垣,为五代末与北宋初扩建而成。

由于宫城规模的大大缩小,其在城内的位置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宋代都域中宫城的位置,可以说是在沿袭隋唐长安城将宫城置于南北中轴线的基础上,将宫城沿中轴线向南推移,使规模

远比隋唐宫城为小的大内,位于整座都城的中心部位,大内之外裹建三重城墙。直到这时,《吕氏春秋》中所提出的“择国之中而立宫”的思想,才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并成为后世仿效的都城规划原则。北宋灭亡之后建立起来的金中都城,基本上沿袭了北宋汴梁城的规划格局。

5、宫城继续向南推移,千步廊直抵外城南垣

元代大都城的规划,使宫城沿城市南北中轴线向南推移的演化步骤得以继续。这种继续,一方面反映了统治者试图进一步突出代表皇权象征的宫城在整座都城规划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固有的蒙古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这一点由历来的明清北京城,通过建造外城的方式,再一次将宫城置于城市中心部位的做法中,可以得到一些反证。

图11 元大都城平面图

元大都城为一南北稍长而东西略狭的长方形(图11),大都城内亦有皇城与宫城之分,宫城在皇城内偏东,位于整座城市的中轴线上。对应于宫城部分的皇城南垣向外凸出,使宫城南门与皇城之间形成一个横长形广场,广场内有水一道,上设白石桥三座。由于宫城与皇城南垣的距离远比前代缩短,宋金时代都城中设于宫城与皇城之间的千步廊,这时被推至皇城南门灵星门与外战南门丽正门之间。千步廊两侧对称布置官署,气氛十分整肃。这样处理的结果,使宫城以南,通过广场与千步廊,直抵大都南垣正门丽正门,而无任何居民商肆位于宫城之前,使宫城的地位突出于整座城市中轴线的最南端。城市的几何中心处,则放一中心台,并建一中心阁以为标志。由丽正门、千步廊,穿过宫城中轴线,直达中心台、中心阁,适成大都城的南北中轴线。

由于宫城与皇城的南移,大都城的商肆多位于皇城以北中心阁、钟鼓楼以及沿什刹海的斜街一带,因此,元大都的规划被认为是严格遵循《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结果。但若仔细深究,却又不尽然。大都城的这一特点,究其文化的渊源,似是漠北蒙古民族的固有文化,在封建都城规划中的一个反映。

在蒙古早期的军帐生活中,蒙古大汗作为宫殿用的金帐,称为“斡耳朵”,而斡耳朵的原意即为“中央”。显然,蒙古民族也同样认为大汗应该居于整个军帐部落的中央,只是这个“中央”,在蒙古人的概念中似乎是位于前部的正中,其后与两侧呈簇拥之势。据《鲁不鲁克东行记》的记载,蒙古大汗的军帐部落,“看来像一座伸延在他驻地四周的巨大城池”,“用他们的语言说,一座宫廷叫斡耳朵,它的意思是‘中央’,因为它总是在百姓的当中,不过,例外的是,没有人把自己安置在正南,因为宫廷的门是朝正南开的,但是按照地形,他们可以随意向左右伸延”。大都城的规划恰好与上述风俗相合,其间恐怕不会绝无关系。

但无论怎样,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中,将宫城由外部嵌入外郭城内,并将之逐渐缩小,而置于城市的南北中轴线上,然后再沿着这条中轴线,由北向南逐渐推移,几乎一直推到城市的最南端,使宫城在城市中的地位得到最大限度的突出,这一演进过程,到元代时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极限,继之而起的明清北京城,则通过将元大都北垣的收缩,及向城市南部拓展这一步骤,又出现了向将宫城置于城市中心的回归(图12)。这一有趣的过程反映了宫殿在城市中的位置,确实是形成中国古代城市平面基本格局的主要动因之一。

图12 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变迁(刘敦桢主编《中国建筑史》)

6、宫城再次居中,前导空间序列的加强

明初建中都城与南京城时,已将宫城与皇城置于外城中部稍偏南的位置,与宋汴梁和金中都的布局方式颇相似。明永乐帝营北京城,最初只是因元大都之旧而改建之,格局上与元大都还比较相近。明嘉靖年间,由于加修了外城,将城南大片的市肆、街坊,与天坛、先农坛括进城内,使宫城再次位于整座城市的中央部位,其格局又与宋汴梁和金中都相似了。因此,明清北京城很有些复宋金之旧的意味。但这种复旧,又使宫城地位在新的意义上得到了突出。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除了偏安一隅的小王朝都城如六朝建康与南宋临安而外,都城内宫城的规模,从汉唐经宋元而至明清,是由大到小逐渐递减的。明清北京紫禁城,作为全国性的统治中心,可以说是历史上规模最小的一座宫城。清代学者顾炎武云:“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日知录》卷12)从此说中可以对这一变化趋势略窥一斑。

为了使这样一个规模较小的宫城,在城市布局中得以充分突出,明清北京城在总结历代都城规划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使宫城居于城市的中心部位,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空间处理手法,使宫城的前导空间序列得以充分加强。这样处理的结果,同样使宫城在整座城市中的地位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突出。

明清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由永定门、正阳门,通过千步廊、天安门、午门,穿过宫城中轴线,越过景山万春亭,直抵接近城北垣的钟鼓楼,长达8公里之多。在这条中轴线上,门殿起伏跌宕,空间抑扬顿挫,成为中国古代都城中最为突出、最为强烈、最为壮观,同时也几乎是最长的一条南北中轴线。在前导空间的序列组织上,北京城的规划者在继承元大都城将千步廊置于皇城以外,郭城以里的基础上,又将皇城城门天安门与宫城城门午门之间的距离大大加长,并在中间加了一道端门。端门与午门之间,又用一狭长形空间,使由正阳门穿千步廊,过天安门前横长形广场与端门前的方形广场而形成的一系列铺垫,在这一气氛肃穆的狭长空间中得以进一步加强。

此外,由南城永定门,经永定门箭楼、永定门、正阳门箭楼、正阳门、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与太和门,恰好布置了九道门阙,作为宫城大朝之所的太和殿前的门禁;由正阳门以里,从大清门,经天安门、端门、午门,过太和门至太和殿,又恰好为五座门殿。这些门殿数目,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是当时的规划家有意这样处理,以将太和殿置于古代《易》经哲学中所谓“九五之尊”的贵位。并利用这重重门阙所造成的空间上的起承转合,以造成一种九重宫阙的深远肃穆的气氛。中轴线两侧,由天坛与先农坛,太庙与社稷坛,日坛与月坛等重要坛庙形成的拱卫之势,又使这条城市中轴线与位于中轴线上的宫城前导空间序列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图13)。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一种发展趋势的结果,正与《周礼·冬官考工记》中的以宫殿为中心,在宫殿前设“左祖右社”的王城规划思想(图14)相吻合。换句话说,与《周礼·冬官考工记》中的王城规划思想最为接近的都城,除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座以宫殿为中心的城市之外,则属明清北京城了,尽管这不是一座一次建造而成的城市。

图13 明清北京城平面图

图14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的王城平面图

《三礼图》中的周王城图

诚然,明清两代竭力突出宫城在城市中的地位,除了因为宫城的规模日渐缩小,不得不用上述城市规划与建筑艺术手段加以烘托而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越到封建社会晚期,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越得到加强的缘故。

二、城市由中古向近古转化的契机——市的突破与坊的瓦解

随着宫殿规模的日渐缩小与所处位置的日渐重要,一种相反的力量在中国古代都城内酝酿、发展,并逐渐挣脱了封建强权的束缚而几乎弥布于城市内部的各个角落。这种力量就是市易活动。市易活动的日益扩大,不仅打破了统治者人为限定的市场范围,也使中古式城市的组成单元—封闭的里坊逐渐瓦解,使古代都城渐渐具有了近古商业街道式的组成格局。这一由中古向近古转变的关节点,大约在中晚唐时期至北宋初年。

如前所述,早在周秦时代,已有了城与郭的分立。郭是手工业者与商贾的居住之所,内有手工业作坊与市肆。随着城与郭的相互嵌接、融合,宫城散布于外城之内的各个部分,普通市民居住的闾里与进行交易的市肆,被挤压、夹杂在宫殿衙署之间。至迟在汉代时,已出现集中设置的市。集中设市反映了当时商业已经比较发达,需要有较为集中的市易之所以便管理。

魏晋以后,城市中出现了规整的、围绕着宫城设置而又互不掺杂的里坊,并在适当的位置划出个别里坊,作为集中的市易之所—“市”。市也是一个坊,不过是用于交易的坊而已。如北魏洛阳已有大市、小市及与外国商人交易的四通市。

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这一规划格局得以进一步完善。长安城内,在宫城与皇城之外,设有108个坊,坊内除皇城正南诸坊,因不欲开北门以防气泄冲宫阙,而设东西向的一字街外,一般里坊均设十字街;十字街内再分为小十字街。使一座封闭的坊内,分为16个小的分区。与十字街对应的坊墙上设有坊门,坊内居民皆须从坊门出入,严禁私自向坊外街道开门。并对此作了明文规定:“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隋书》卷五十六)夜间,则实行宵禁制度,街鼓一响,坊门关闭,军卒在街上巡行,普通人不得出坊门之外(图15)。

图15 封闭的唐代长安城内里坊(局部)

长安城内设有两个集中的市,称为东市与西市,两市分列于皇城以南的东西两侧。市的规模约相当于一个较大规模的坊。不同于坊的是,市内不是按十字街道划分,而是按井字街道划分,以增加市内临街的商肆店面。市周围亦设有坊墙,墙上设门,夜间必须关闭市门,并禁止进行市易活动。这说明,当时的市易活动是受到统治者的严格控制的。这一点从隋代统治者直言不讳地声称“抑工商”中,已可略知。

图16 隋唐洛阳城平面图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统治者对市易活动干预与控制的程度。如隋炀帝时的洛阳丰都市(唐洛阳南市)(图16),按照统一的规划,建造的“甍宇齐平,遥望如一,……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来自西域等地的外国商人请求到丰都市内进行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饬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值。绍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资治通鉴》卷181)

整肃如一的规划布置,对里坊与市肆的严格控制,对工商业的抑制,宵禁制度的实行,坊与市各自呈封闭形态而独立存在等,均构成了中古时期中国都城面貌的基本特征。但是,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与束缚之下,却酝酿着一种突破性的力量—经济发展与商业贸易扩大的不可抗拒。

美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曾经指出:“中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到后期的转折。它以两税法的国家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世俗地主取代门阀地主,日益占据主要地位。中唐的这一转折,是由经济的发展所致,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社会风气的进一步世俗化奠定了基础。中唐以后,社会上层的风尚日趋奢华、安闲与享乐,“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矣,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国史补》,转引自《美的历程》)。这种情况又从另一个侧面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唐代长安城内,随着工商业的日益繁盛,强制性的限制市易活动集中在东西两市的规定逐

渐松弛。初唐高宗以来,与东西两市毗邻的各坊及位于城内主要街通上的城门附近与大明宫前各坊的内廊,沿着坊内的十字街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临街开设的商肆,时人称这种商肆为“临路店”。盛唐以后,这种发展趋势加快,至中晚唐时,东市西北的崇仁坊,已经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西市东北的延寿坊,也被“推为繁华之最”(《杜阳杂编》卷下)。随着临路店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在里坊的内部已渐形成临街开设店面的商业性街道。由此可知,在唐代长安城的里坊与两市内部,已经孕育着近古商业街道式城市模式的原始雏形。

中晚唐时,在东西两市与一些工商业较为发展的里坊内部,渐渐突破了宵禁制度的限制而出现夜市,如崇仁坊内,已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长安志》卷八)。夜市的发展,使封建统治者极为恐慌,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曾下诏曰:“两京夜市宜令禁断。”(《唐会要》卷86)其实,帝王的强权,是不可能征服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晚唐以来,虽有人屡上奏折,要求禁断夜市,但夜市的发展却非但禁而不止,竟最后突破了高大的坊市围墙的限制而弥散于全城。到北宋初年,工商业的发展已经从空间上与时间上突破了中古时期都城中集中的市肆、封闭的里坊与严格的宵禁制度的束缚。宋代都城展现出与隋唐时代截然不同的崭新风貌。

北宋京都汴梁城内,商业与手工业已十分繁盛,人口不断增加,一般市民与商品市场也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商业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早晚不息的经常性活动。像隋唐时期那种集市中的市场,已经远不能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汴梁城内没有明确规定的“市”,市易活动散布于城内各个角落,坊墙围护的封闭里坊已不复存在,沿街布满了高低错落的商业建筑,商店、酒楼、饭馆、药铺、浴堂、勾栏、瓦肆等,鳞次栉比。除一般性商业街道外,还出现一些商店密集的商业街区,如州桥大街与相国寺一带,旧曹门外、旧封丘门外等地,均为店铺云集、熙来攘往的繁华之所。由于汴梁城内人口密集,店铺民宅多向空中发展,城内建筑“三楼相高,五楼相向”(《东京梦华录》),高低起伏,参差错落,与隋唐两京街道上坊墙壁立、坊市内檐宇齐平的整肃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图17)。

图17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街道景象

由于建筑物的过分密集,城市防火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在汴梁城内还出现了相当完备的城市防火体系,“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东京梦华录》)。

南宋临安城的繁华程度,较之北宋汴梁又有过之。临安城“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梦粱录》)。城内商肆交易几乎通宵达旦,“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梦粱录》)。

图18 清末民初的北京前门大街

这种以纵横交错的商业街道为主的具有近古特点的城市格局,自北宋至于金元明清各代,一直延续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清北京城内的街道,与北宋汴梁城或南宋临安城一样,也是这样一种拥塞着临街商业店铺的格局(图18),完全没有了中古时代里坊式的肃杀景象。正是在这种城市格局下,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与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密集的市民居住区与商业街区,占据了城市中的大部分空间,才使得封建统治者的宫殿区被压缩在一个居于中央的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自此,像汉唐时期那种巨大的宫殿建筑群,不会也不可能会再次出现,被压缩了的宫殿区,只有靠其所处的显赫的位置而逞王者的威风了。这一点也为前面所说的越到封建社会后期,都域中宫殿所占的比重越小,而位置也越重要的演变规律,找到了一点似可依据的原因。城市内宫殿区与市街区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的消长变化,实在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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