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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不管事怠政

news.xixik.com   2018-5-21 19:51:41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万历皇帝的怠政甚至超过了他的祖父世宗嘉靖皇帝,世宗20多年不上朝,而神宗将近30年不上朝,连万历三大征这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决定的,而不是群臣希望的“召对”。但他30年的怠政不仅没有造成明朝的灭亡,还打赢了几场战争,颇让人费解。

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朝廷和整个国家依然能有序运转,皇权也未被架空。光靠皇帝的个人魅力和朝中大臣们的自觉肯定是不行的,这说明,明朝有一套完善的能有效保证皇权稳固以及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制度。那究竟是一套怎样的制度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政权体系中,如果某一方的权力不受约束,那么它就终究会变成洪水猛兽,最终摧毁整个权力体系。

中国历史上,皇权大多数时候不受约束。一个王朝的前期,由于皇帝大多励精图治,能自觉接受监督,所以,皇权能得到自我约束。而后期,在温室中长大的继任者,不知道民间疾苦,耽于享乐,皇权就会急剧膨胀,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

中国历史朝代表

简单说,就是遇到好皇帝,就容易出现盛世,而出现坏皇帝,国家也就一起跟着倒霉。

历朝历代,为了对皇权有所监督和约束,设立了言官制度和宰相分权的制度。但这两种制度很多时候遇到强势的皇帝和昏庸的皇帝都会流于形式,或者是制度形同虚设,或者是丞相把持了朝政。

万历皇帝不上朝,有效地避免了言官制度导致的朝堂口水战,而明代内阁制度又巧妙的规避了宰相专权,避免了皇权被架空。

明朝的言官制度在明太祖的祖训下是非常有用的,言官能风闻奏事,不受处罚,对皇帝的还是有监督作用的。但明朝的后期就有些变味了,言官大多想通过奏事出名,导致朝堂变成了口水战的地方。

万历年间关于立储的“国本之争”,就是因为双方互不退让,在朝堂上打口水仗,导致万历皇帝产生了“怠政”的相法,成为万历皇帝不上朝的一大原因。

至于宰相分权的制度,明朝干脆废除了这种制度,于是皇权得到空前的加大,但却产生了另外的一个机构——内阁。

明朝的内阁是在公元1402年,也就是建文四年设立的皇帝咨政机构。这个机构后来的权力逐渐增大,形成为明朝行政中枢。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辅臣奉使出外办事,多自称阁部。

这个机构的工作流程大致是,遇到需要中央处理,皇帝决断的大事,内阁会商量出一个处理办法,然后由首席内阁大学士(也称内阁首辅)拟定一个处理意见,贴在奏章上,再经由太监交给皇帝处理,这个过程称为票拟。

皇帝拿到经票拟后的奏章,大多数时候只需要在上面用朱笔批示是否同意,这个过程称为“批红”。而皇帝大多几批阅几本,就交给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去代批。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朝廷重大的事务基本上都是内阁大学士在处理,相当于先前的丞相。但内阁大学士又不能最终决断,皇帝还掌握着最终审批权。而皇帝又不事事亲躬,宦官承担着大部分的工作,又能对内阁还起着监督制约功能。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明朝事实上形成了皇权、内阁和太监的权利架构。再加上从太祖时期设立的锦衣卫,以及后来的东西厂这些特务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使得群臣对皇权更为敬畏。

这样一来,皇权、内阁和太监三权分立,拥有最终决断和监督权的皇帝其实完全可以当个甩手掌柜,而国家机器就能够正常运作。

看到这里,有朋友可能要说,还有军队的存在啊。万一那一天军队反了,这万历皇帝还能够安心的躲在皇宫快乐吗?

别急,军队不会反的,明朝的军事制度实行的是卫所制度。也就是,明朝的士兵是农兵合一的,平时这些士兵既军事训练又务农。遇到要打仗了,就从各个卫所中抽调精锐出战,将领则临时任命。战后将领交回将印,士兵又各回各屯所。

也就是说,将军平时手里面并没有兵,真正的军权掌握在皇帝手里,将军自然也没办法带兵反皇帝了。

明朝的锦衣卫、东西厂等太监看似权利大,可是他们手里也没有兵权,所以只能依附皇权而存在。所以,明朝也基本上没出现太监专权的情况发生。

综合上面的分析,明朝的皇帝,只要牢牢的掌控住皇权,协调好内阁、太监间的权力平衡,再适当使用些手腕,做到居中平衡,松弛有度,像万历这样近三十年不上朝,朝廷不是正常的运转了。可以说,万历这个皇帝还做得比较轻松和成功的。

明朝万历皇帝近三十年不上朝,为何还能够牢牢掌控着绝对实权?

在明朝有这样一位善于“偷懒”的皇帝,他10岁即位,在位48年,竟有近30年(也有说20年者)没有上朝。他,就是明神宗朱翊钧。

说起这位皇帝,他在年轻时也曾经很有抱负,不但勤于政事,还经常听文官讲读经书,无论隆冬盛夏都勤学不辍。

万历前十年,国家兴盛、经济繁荣,一度出现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朱翊钧亲政后,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朝鲜之役、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巩固了中华疆土。

然而,从万里十四年起,朱翊钧开始连续不上朝,甚至连宫门都懒得出,从此他也变成了人们口中沉湎酒色的怠政昏君。

万历皇帝为什么不愿上朝?

朱翊钧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突然厌倦朝政呢?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总结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条:

1.足疾严重:1956年,考古学家开始发掘明定陵,最终打开了万历帝的棺椁,发现他的右腿腿骨呈挛缩状,在复原尸骨后也证实其右腿明显短于左腿。

可见朱翊钧身前惯有严重的足疾,可能无法正常行走,或者走路时姿势十分难看,会影响帝王形象,故而他宁愿不上朝。这一点在《诏对录》和《明神宗实录》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

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明神宗实录》

2.不满言官:明代负责监督和上书的言官权力很大,而且毫无顾忌,什么都管,让皇帝陛下经常被气得无可奈何,却又不能杀之,否则更会背上骂名,所以只能听之任之。

据说某次朱翊钧在宫里听戏享乐,被巡城御史听见了,立即大声呵斥,吓得朱翊钧赶紧停了歌舞,还自嘲道:“我畏御史”。

朱翊钧因为足疾难忍缺席了重要活动,言官更是直接开骂,说他“面目发肿、行步艰难”的症状乃是沉湎酒色所致。在这种情况下,朱翊钧索性破罐破摔,从此再不上朝,以此表示对畸形的言官制度的抗议。

3.国本之争:在立太子一事上,朱翊钧与文官集团发生了矛盾和纷争,文官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但朱翊钧却对这个宫女所生的儿子一百个看不上,他更想立自己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

朝堂内由此形成两派,展开了长达15年的争论,史称“国本之争”,期间无数大臣被贬、被杖责,也引起了朱翊钧对文官集团的无限憎恶,使他对上朝听政这件事彻底失去了兴趣。

自万历十四年(1586)起,朱翊钧不再上朝听政。此后28年,他不出宫门、不批示奏章、不参加经筵讲席,不亲自主持郊祭、不去祭祀宗庙……与文官集团展开了长期的消极对抗。

国家为何能够运转如常?

朱翊钧虽然不上朝听政,但并不代表他闭目塞听,从此对政务一概不理。相反,按照《明史·神宗本纪》的记载,当时国家经济、外交、建设、军事仍然在照常运行,而且“万历三大征”还是在朱翊钧亲自主持下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味评价朱翊钧“怠政”其实并不公平。

那么,朱翊钧在“罢工”之后,是如何用一套特殊的办法来控制朝政的呢?

1.制度约束:朱翊钧不上朝,朝堂却未出现动荡局面,内阁制度功不可没。洪武年间,内阁制度初具雏形,到明成祖即位后,内阁逐渐成为国家的正式机构。

万历年间内阁权力极盛,内阁大臣会对送呈皇帝批示的奏章先拟定辞书,写成一张小票,贴在奏章上面,供皇帝裁决,这叫“票拟”。

当然,“票拟”不过是给皇帝出个主意提个醒,最终决策权仍在皇帝手中,皇帝用红字做的“批红”才是最终决定。

为了省事,一般皇帝只会批示几本重要奏折,其他则由司礼监的太监根据皇帝的意思代笔批示。这种制度限制了文官的权限,同时也保证了皇帝的权力。朱翊钧不上朝后,便是通过这样的办法处理政事,所以他人虽不在朝堂,但影响力却一点都没有被削弱。

2.中央集权:朱翊钧并不是一个不恋慕权力的皇帝,相反,为了保证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他先后做了很多大动作:

他借着内阁首辅张居正、掌印太监冯保之手,除掉了两个辅政大臣高拱、高仪;等张居正去世后,又抄了他和冯保的家,收回了权力;同万历年间,也没有出现外戚为祸的情况。

此外,东厂、西厂、锦衣卫也在帮助朱翊钧收集情报,监视控制文官集团,使得大臣们不敢肆无忌惮地行事。有了“厂卫”做自己的耳目,朱翊钧自然可以放心地躲在幕后,操纵朝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3.控制财政:朱翊钧深知“皇银内帑(皇帝的私房钱)”的重要性,身为一国之君,想要动用国库的银两还要与群臣先打个商量,可谓不方便之极,更何况以朱翊钧和朝臣水火不容的关系,想开国库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不受制于人,朱翊钧派出了矿使税监,拼命地为自己搜刮银钱,后来居然攒出了几千万两“私房钱”。

有了这笔巨款,财大气粗的他才能够自信地主持战事,据《明史》记载,三大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花费的军费开支超过了一千一百万两,不过还没有到国库崩溃的地步,所以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朱翊钧对这样的结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4.把持军权:朱翊钧能够亲自指挥三大征,这证明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军权,不出宫门便能随意调拨军队、任免将领。在这种情况下,有胆敢犯上作乱者,也需要先掂量自己的实力是否能够抵抗朝廷军队。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朱翊钧常年不上朝,却能对朝堂之事了如指掌,而且也不会给任何人企图架空自己的机会,这倒是很符合《道德经》中“无为而治”的观念。

“万历怠政”有哪些后续影响?

然而,凡事有利也有弊,皇帝常年退居幕后,毕竟会给江山社稷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由此也埋下了一些亡国的信号。

首先是官员空缺严重。老臣们死的死、贬的贬,还有些因为对皇帝失望透顶,主动选择了辞职。而朱翊钧却不出面整治,致使部分职位的空缺长期填补不上,时间长了,难免会出现混乱局面。

其次是日益激化的党争。朱翊钧在朝堂时,他是文官集团统一针对的目标;等他撂挑走人后,文官集团“枪口”转向对内,互相拉帮结派,斗得不可开交。朱翊钧坐山观虎斗,乐得轻松,但却给明朝的吏治造成了严重的弊端,将让儿孙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

再次是过于独断专行的决策。朱翊钧不与朝臣商议,屡屡发动战争,用人又过于随意,在后期用兵时经常出现失误,导致明军大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四路大军覆灭了三路,遇难者达到九万人。与此同时,朱翊钧为了填补军费,又疯狂加征赋税,引起老百姓的强烈不满,民间起义不断,这些与他的一意孤行都有很大的关系。

《明史·神宗本纪》中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如此看来倒也不算过于夸张。

朱翊钧实在是一个让人难以评价的皇帝,后人对他褒贬不一,我觉得民国历史学家白寿彝的评价最为客观,您觉得呢?

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白寿彝

大明隆庆六年,穆宗皇帝龙驭上宾,他的儿子,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承帝位,成为大明新的主宰,这一年按公历是1572年。这个朱翊钧就是大家熟知的万历皇帝,他的一生有张居正改革、三大征的胜利、“万历中兴”,也有萨尔浒的惨败、国本之争,而最让人诟病的莫过于其28年不上朝了。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

万历皇帝的怠政甚至超过了他的祖父世宗嘉靖皇帝,世宗20多年不上朝,而神宗将近30年不上朝,连万历三大征这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决定的,而不是群臣希望的“召对”。但他30年的怠政不仅没有造成明朝的灭亡,还打赢了几场战争,颇让人费解。

其实啊,这得从他的人生阶段来看。他出生在嘉靖末期,父亲在位时间又过短,等他继位的时候才10岁,按照周岁来看只有8岁。一个10岁的孩子怎么可能统治天下呢,于是内阁的一番争斗后,张居正成为了元辅大臣,也就是首辅,他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关系又很密切。持火铳的明朝军士

不要以为明朝的太监都是电视剧里的那样,权倾朝野,武功盖世。这个冯保温文尔雅,有文人气息,学术造诣很高,对人有礼貌。张居正的“票拟”和冯保的“批红”让张居正的改革得以推行,特别是著名的“一条鞭法”,加之万历长大后曾勤政一段时间,造就了“万历中兴”。

万历十年之前,他只是国家的象征,张居正死后,他真正掌握了实权,清算张居正,贬黜冯保,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文官制度。明代建立的文官制度到了中后期可以和皇权对抗,很多皇帝都不得不做出让步,万历年少时很是用功,和后期截然不同。张居正

明朝举人沈德符评价万历皇帝少年的聪颖好学: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主上早岁励精,真可只千古矣。万历皇帝后期的怠政可能是向文官集团的报复,文官们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皇帝,这让万历颇为恼火。

不过,万历皇帝不上朝并不代表不管事,一些重要的国家大事他都亲自过问,而且处理的结果都比较好。虽然不能立自己喜欢的女人所生的孩子为太子,但给他的奖赏却是很丰富的,与文官的对抗,让他厌倦,索性就不上朝了。可是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否定他的一生。万历三大征之朝鲜之役

“明亡实亡于万历”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应该看到皇帝因为身体原因、国本之争搞的他焦头烂额,不再上朝,但是也不要忘记他亲自主持的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还有万历前十年的张居正改革,不要万历十五年以来的“万历中兴”局面。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却没被朝臣架空,他是如何牢牢掌控朝廷的?

万历皇帝确实三十年不上朝,但是他并非不理政。他其实一直在理政,只是不和大臣们直接见面而已。

万历皇帝不和大臣们见面的理政方式,为什么能够牢牢地把控朝廷,而不被群臣架空而失位呢?

第一,万历皇帝有很高的威望。

万历皇帝在前十年的时间里,依靠张居正,励精图治。革除积弊,不但整顿了吏治,而且通过“一条鞭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作为,与正德、嘉靖两朝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作为一个贤明君王的形象,深入人心,让他具有崇高的威望。

除此以外,他还通过两次运动,把朝廷中的政治寡头消灭殆尽。第一轮他消灭了高拱和高仪。高拱、高仪及张居正是他爹明穆宗给他选的三个辅政大臣。他上台以后,利用外臣张居正以及内臣冯保(掌印太监),扳倒高拱、高仪两人。接着,他依靠张居正和冯保实现了经济复苏和政治清明。但张居正去世后,也就是在他当皇帝第十年的时候,他不但清算了张居正,对他实行抄家。同时还对冯保实行抄家,贬谪冯保。这样,他在这一年里,第二轮消灭了另外两个政治寡头。

通过这两轮的消灭,万历皇帝的威望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无人再敢与他争锋。

第二,万历皇帝有多种制衡群臣的手段。

这个手段,其实是从朱元璋开始就设置好的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确保了明朝后期,虽然皇帝多不成器,明朝江山依然屹立不倒。

这种政治模式,就是朝廷内外,没有一个人做大。一是因为后宫都选自民间,外戚没有根基,无法专权。二是取消宰相职位,只设置内阁。而“内阁”一词,顾名思义,就是在皇帝家里,帮皇帝传话跑腿的意思。内阁根本就无法变成权臣。三是立铁牌不许宦官干政。朱元璋是立了铁牌子,不许宦官干政的。不过后来,王振把这块牌子给取了。但虽然取了,宦官依然受极大制约,无法走上外廷。走不到外廷,就无法干政。四是明朝设置“厂位制度”。可以说,这是朱元璋跟着武则天学的。设置了“厂位制度”,对百官进行着有效的监督。这样,皇帝不管呆在那里,对百官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因此,即便不上朝,也无所谓。(当然了,朱元璋这种政治模式,也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朝廷朋党之争非常严厉。可以说,最终明朝打不赢农民起义军,打不赢清军,与明朝大臣们互相扯皮不团结,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万历皇帝一直没有立太子。

万历皇帝不上朝,与他爷爷一样,都是因为立太子的问题,和群臣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但不管怎么说,因为没有立太子,这就让群臣们即便不满意皇帝,想要造反,也找不到主心骨。

这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举例来看。

一是唐玄宗也是早年励精图治,晚年荒淫乱政,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什么丢了皇位,因为大家拥立太子李亨为帝。当大家有李亨这个皇帝以后,就不在乎唐玄宗了。二是康熙皇帝两废太子后,为什么直到去世,都没有再立太子?就是因为他一旦立了太子,就有大臣和太子勾结,谋取他的皇位。所以,康熙虽然晚年怠政,但依然牢牢控制着朝廷。

第四,万历皇帝不上朝,反而减少了和大臣们讨论的麻烦。

明朝的朝廷,大臣皇帝常常因为对事情有不同看法,争执不休。但是,当万历皇帝不上朝以后,大臣们就没办法和他讨论了,他只需要直接发布命令就可以了。同意,还是不同意,直接命令。大臣们对他的话有意见,但是见不到他本人,也没办法争执,只好执行。久而久之,大臣们就形成了听从他意见的惯性。

第五,万历皇帝牢牢把控着军队。

这是万历皇帝的根本。万历虽然不上朝,但是他还利用军队完成了“万历三大征”,可见其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正因为他牢牢把控着军队,因此,那些大臣们想要做大,完全是不可能的。

崇祯皇帝缺乏积累,没有思想准备,突然被推上皇位,没有自信,因此猜忌怀疑大臣,而又担心控制不住只好贬的贬杀的杀。万历则不同,从小在张居证教悔下学治国,玩权术,有充分的自信和威望,欲取欲夺。万历想的是摆弄群臣,崇祯想的是不被朝臣摆弄,差距是显然的。

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并非怠政 而是患有足疾

明代的社会发展治隆唐宋,疆域拓展远迈汉唐,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其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到明成祖朱棣时代,短短几十年时间,经济、文化、军事就发展到鼎盛时期。

那么,大明王朝为什么就遭遇上了突然死亡呢?这个问题,发人深省。不管明朝亡于何种原因,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探讨明朝的灭亡,就必须先从万历年间说起。

清人赵翼就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其时间跨度为公元1573年至公元1620年,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在这漫长的48年里,万历帝大部分时间不上班,史学家孟森称这一时期为“醉梦之期”,说万历帝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阎崇年在孟森所说的不郊、不庙、不朝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不见、不批、不讲三个“不”。

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则更干脆,称万历的统治是一种“断头政治”。

那么,是不是这种“断头政治”导致万历一朝成为了明代由治及乱的开端呢?

其实不尽然。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其背后还有强大的文官集团在共同处理朝政,国家机器依然在正常运转。

当然,话说回来,万历不上班是懒惰,但他的懒惰是有原因的——他的身体很差,套用现在的一个网络用语,就是——弱爆了。

考古工作者发掘埋葬万历的墓穴定陵,他们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

这样的身体条件,严重地妨碍到了他出席各项活动,他也就因此背负上了“怠政”的恶名。

对于臣子的指责和谩骂,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耐心解释,说自己:“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又说“足心疼痛、步履艰难”(明代申时行《诏对录》)。

可是没有用,人们认为他这是推托之词,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

直至晚年,他已经“面目发肿,行步艰难”了,大臣们还是不依不饶,说你活该,你这是酒色所致,咎由自取。

好吧,好吧,你们说“怠政”就“怠政”,嘴巴长在你们的身上,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就好。

那么,万历到底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呢?

明清史学家樊树志认为他做到了。

他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

“万历三大征”是指万历年间平定蒙古族人哱拜的宁夏之乱、四川播州世袭土司杨应龙的播州之乱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大战。这三战皆捷。

万历二十年哱拜的宁夏之乱,整个宁夏地区陷入糜烂,万历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挥师踏破贺兰山缺,大战宁夏城,漂亮地平定这场叛乱。

四川播州世袭土司杨应龙盘踞一方,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万历二十八年明军大举征讨,三月份突破娄山关天险,六月底平定叛乱,使与中央政权几乎隔离了千年的土地终于重新统在中央政权之下。

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控制了日本军政大权,在号称日本史上最强的年代里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朝鲜火速求援。同样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万历调集四万大军救援朝鲜,一战收复平壤,再战逐敌至釜山。万历二十五年,日军重新发动攻势,万历调动四路大军反击,明军邓子龙部三艘大海船封锁于露梁海峡,牢牢钉住日本军大小500艘战舰,接着,明军主力和朝鲜李舜臣部从后面夹击对手击沉和俘获对手大小船只450艘,彻底切断了从日本到朝鲜的补给。七年抗日,终于宣告了在朝日军的覆灭。日军从此300年不敢觊觎中原。

非但这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在东南海沿和东北边境,因为万历知人善任,重用了戚继光和李成梁这两位当世名将,边事颇有成效。

戚继光,“封侯非我意,单愿海波平”,大名鼎鼎的抗倭英雄,百世流芳,名垂千古,他的治军方略和战功一直以来都得到人们的称赞,平定了倭乱后又移师蓟州,修筑 “空心敌台”,练习车战战术,保卫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边防,“边备修饬,蓟门晏然”。

至于李成梁,更是纵横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前后镇守辽东近三十年,屡破强豪,力压北方各游牧部落,立头功一万五千次,拓疆近千里。张居正写诗赞其“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申时行也称其为当世第一名将,《明史》则盛称其“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

李成梁的战功比戚继光大多了,可是,他的知名度却远不如后者。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是因为李成梁比不上戚继光清廉,有贪污腐败行为;并且,他在治军制度和驭将之术上比不上戚继光严明,军纪败坏,甚至有吃空饷和虚报战功的行为……

但这些都不是决定李成梁历史地位的主要因素。

后人之所以对李成梁颇有贬低之词,我认为:李成梁就是成就了“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这一定论的始作俑者。

万历在临死前,留下这样一份遗诏,评价自己说:“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采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方图改辙,嘉与天下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愆补过,允赖后人。”

这份遗诏翻译为现代文,就是说:“我幼年继承帝位,执政四十八年,享国最久,死而无憾了。只是回想起继位之初,也曾小心谨慎地处理朝政,不敢辜负先帝的托付,可惜身患重病,不得不静养多年,以至于不能亲身治理国家,错过了许多早晨的讲读,大臣们的奏疏不能一一批阅,很多政要职位也出现了空缺,而矿税不断加派,四下征发和改调民夫,折腾得百姓生活艰难,与边疆其他少数民族的摩擦开始升级。我反思自己,不胜懊悔,正准备改过自新,与天下百姓共享太平,却一病不起,去弊革新,只能靠我的继任者了。”结合万历一生的所作所为,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这份遗诏对自己的评价还是比较靠谱的。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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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不是身体的残缺不上朝!应该是被东林党伤了心。

不上朝就是不开会,但不是不是不干活,还看文件,还做批示。

就是他老人家“管事”几十年硬是让辽东多出一个后金国来,还吹翻不了身。

明毁于万历是怎么来的? 万历有许多作为过份了,不应替他吹!

明朝奇葩皇帝可奇葩了,杀人狂魔皇帝,肥胖症皇帝,斗蛐蛐皇帝,自封将军的正德皇帝(亲手砍死过叛军),只娶一个老婆的皇帝,道士皇帝,肥宅皇帝,木匠皇帝 三百年江山坐的稳稳的。满清皇帝每天上朝,累的跟狗一样,民不聊生,谁高谁低,一目了然。这般励精图治,被个老太婆给玩烂了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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