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对于大学的影响非常有限。美国的大学，不受美国教育部领导，享有很大的独立性。
美国的公立大学，有义务招收一定比例的州内学生。除此之外，在其他的招生、教学、科研等领域，州立大学享有高度自治。而美国的私立大学，比如常春藤盟校，由于财政独立，其自治的程度，比公立学校还要更高。招生章程和管理的规则，全部都由学校自己决定。不会受政府的影响，更不受政府领导。
无论公立私立，美国大学的日常运作，一般都由各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重大决策由校长和其他校务官员决定，报告给学校董事会批准。学校的管理层，大多由取得学术成绩、教学成绩斐然的教授组成，不会出现政府任命校领导，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
大学校长和院长的人选，也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由校内教授组成的委员会（Search Committee）来组织面试和遴选，征求校内师生和校外同行的意见，形成一个公平的决定，并最终报给校董事会批准。
可以说，美国的大学，体现了美国民间的自治传统。
美国的大学，不仅不受政府领导，还往往会成为批评政府的中心。这很有点像我国古代学校的“清议”传统：学校保持思想的独立，不断批评政府的政策，成为舆论的中心。
远在1960到1970年代的越南战争时期，是美国大学师生的抗议，最终让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最近几年，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高校教授，以其浓厚的自由派色彩，一直在抨击特朗普总统的各种政策；从移民、医疗、金融，国防、到外交，几乎在每个领域，都能听到来自大学的批评，把总统骂了个无微不至。
比如，特朗普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就特别不给总统面子。特朗普曾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可是宾大沃顿商学院的院长Geoffrey Garrett就很不同意总统的政策。2018年5月，Garrett院长在讲座中声称：
“中国在积极政府引导下的创新政策，与美国不同。美国应该理解各国的差异。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是由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同地位而造成的，特朗普政府人为干预贸易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在Garret看来，该校毕业生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是一种‘双重标准’。”
Geoffrey Garrett院长，自2014年以来，Garrett一直担任沃顿商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该校的商学院与政治学教授。
就在前两天，当美国提高关税之后，又有不少美国大学教授，纷纷提出批评，认为贸易战的最终受害者将是美国普通消费者，他们将为高涨的物价买单。比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就批评特朗普目前的要求过于苛刻，“不是谈判的基础”。
这些高校教授的观点是对是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美国大学对于政策的批评，却是源远流长、掷地有声。
另一个例子：上文说道，从去年开始，特朗普政府出于对华的竞争性政策，收紧了某些敏感专业的对华签证。这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发了一片反对的声音。
据2018年7月《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该政策引发了大学普遍的忧虑。文章引用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研究国际学生流动性的教授珍妮·李(Jenny Lee)的说法，“中国研究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寻找更好的机会”，绝非间谍。
签证紧缩，最终会损害美国高校的经济收入和科研力量。多所高校高度评价了中国留美研究生对美国科研的杰出贡献，认为对华签证的限制政策，不仅妨碍了学术自由，而且是一种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高校，从来没有成为政府的傀儡。在冷战中，哈佛大学的学术权威费正清教授，在中美外交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一直激烈批评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呼唤更为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力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的大学中，一直凝聚了一大批热爱中国的知识分子。
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与其所著的《中国新史》书籍封面
美国从来不是一块整钢，大学有自己的自治传统和自由精神。美国的大学，不可能因为因为一届总统的竞争性对华政策，而抵制所有来自中国的学生。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留学生为美国的科研和经济收入做出了贡献，即使在政府内部，也一直有欢迎外国留学生和高科技人才的声音。
就在5月16号，特朗普宣布了一项对美国移民制度进行“公平、现代和合法”改革的提案。提议将把每年发放的永久居住证（“绿卡”）数量保持在110万张左右。绿卡分配的重点有所改变，优先考虑有就业或投资前景的高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而不是与美国公民的亲属和需要政治庇护的人。
目前，每年获得美国绿卡的人中，只有12%是技术性移民。新提案如果获得通过，每年获得绿卡的人中有57%，将是技术性人才。特朗普说，这是为了吸引“全世界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
换句话说，美国的新政策，并不会对中国学生留学美国造成重大的影响。美国大学依然需要优秀的中国留学生。美国社会依然需要最聪明的国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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