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国，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都是相对统一的。以古代的交通工具和运输速度来说，这样的中原，实在是太大了。如何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如何更好的控制和管理地方，就成了每一个古代政权，必须思考的问题。
两京制或者说多京制，最初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出现的。
都城，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核心所在，是王朝政权统治力度最强的地方。同时，也可以幅散周围，辖制大片的区域。比如古代很多封建王朝以长安为都城，那身在长安的中央政权，就能将关中地区牢牢控制住。而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中地区都是天下最重要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得关中者得天下。所以，大家把都城建在长安，自然也就成了首选。
但是，在唐朝以后，随着大运河沿岸逐渐发达，关中地区不再是唯一的选项，中原平原地区，也开始日益繁华起来，甚至超过了关中地区。如此一来，统治者就需要在东面再建一个都城，以此来管理中原地区。
明朝也是如此。
明朝最初开国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统一天下。当时朱元璋能够辖制的，也只是江南绝大多数地区而已。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很像是三国时的东吴。这也是朱元璋称帝之前，为什么被尊为吴王的原因。当时蜀地还是由明玉珍领导的大夏政权掌控，而北面则是由北元朝廷掌控。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自然就成了建都的最好选择。
但是后来，随着朱元璋开始北伐，赶跑了北元朝廷，占领了北方的大片土地，蜀地也在几年之后，被明朝彻底拿下。这个时候，朱元璋才算将传统的中原范围，全都统一。
这时的明王朝，定都南京，其实已经有了一些问题。因为南京太靠南边了，无法影响到北方的大片区域。尤其是因为北方还是新占领的，所以这个时候，朱元璋就只有两个选择了。要么把都城往北迁，要么就多设立几个都城。
朱元璋当时选择的是第二个方案。毕竟，南京是他的老巢，是明朝当时统治力度最强的地方，也不能轻易放弃。当时朱元璋曾亲自北上，去开封地区考察过，还让太子朱标去长安、洛阳考察过。可惜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既需要打理接班人的问题，又需要处理那些开国老臣，这件事也就耽搁了下来。
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因为朱允炆削藩策略失误，导致朱棣最后发动了靖难之役。一路从北京打到南京，赶跑了自己的侄子，自己做了明朝的第三任皇帝。
虽说皇位是抢来的，但朱棣却继承了老爹朱元璋的迁都遗愿。朱棣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自然出来，南京地理位置太过靠南，可以作为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的首都，却不能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再加上朱棣原本是燕王，封地就在北京。朱棣在北京那边的统治力度更大，在南京这边，则是有点异乡为异客的感觉。所以，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朱棣正式迁都北京。而南方的南京，倒也没有就此舍弃，而是与北京一起，并立为明朝的两京。
确切地说，明朝未迁都，明朝的京都一直都是南京。北京是京师，按名字解释就是:天子行营。京师是天子守国门的法律依据。抛开个人好恶，成祖是个很牛的人，他当时设立两京，是希望在京师有覆亡威胁时，天子守京师，太子守京都，即便天子和朝庭不幸被一网打尽，太子依旧可在京都备用官员的辅佐下号令大明。这在几千年历史中几乎完美，可惜谁也没料到，在崇祯快覆亡的情况下，皇帝与大臣都想逃，又想保持死守的名声，浪费了最后把太子送到南京的机会，造成南明再次分裂陷入内斗。这说明在人治的情况下，即便方法再好，持国器的人也会被私心蒙蔽，害了国家。
明朝两京制是如何确立的
明朝建国之初，即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下诏将金陵定为南京，大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定为北京。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又出于私心，将自己的家乡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定为中都，这样就形成了两京一都的格局。
可是，南京虽然地势形胜，但毕竟偏安一隅。在明朝建国之前尚可作为指挥中心，进能征伐四方，夺取天下，退能据守长江天险，是符合当时战争的形势的。可统一全国以后，金陵的位置无法统筹全国布局，所以朱元璋并不能完全满意。所以，他又将大梁和凤阳定为北京和中都，弥补南京的不足，作为都城的备选项。
凤阳完全是因为太祖的家乡才被纳入考虑范围内的，它地域封闭、资源匮乏、灾害频发，显然不适合作为都城。大梁作为宋代的古都，在位置上相比偏北，只是期望作为控制北方的一种权宜之策，当时四面受敌，也不适合作为都城。相比之下还是南京更适合作为都城，所以最终两京一都的格局瓦解，南京的都城地位正式确立的下来。
后来也考察过西安、洛阳、北平这些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也老了，对此事力不从心。何况当时的南京占据着人口和经济优势，北方又有藩王镇守，一切都很安定，朱元璋不想折腾了，定都之事也就告一段落。
之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并未关注都城之事，两京制开始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时期。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封王的燕地起兵，从朱允炆手中夺取了帝位。他即位以后，便着手迁都北京。
一是因为他自己的兴王之地是北京，毕竟是夺来的皇位，与正统观念不符，迁都北京能够削弱建文帝的影响，稳固自己的统治。二是北方由于朱棣的大力削藩，造成边防空虚，蒙古残余势力侵扰，边境不宁，定都北京可以亲自镇守边关。三是作为元朝的大都，能够继承元朝版图，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迁都北京后，因为考虑到江南地区的财富，所以还把南京保留着。后来仁宗、宣宗继位时，又对都城的选择造成了反复。这与当时的经济原因还有皇帝的个人情感不无关系。但是最终在英宗继位以后，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留都的两京制才最终确立下来。
两京制下南京和北京关系是怎样的
明代两京和以前的朝代不同的是，南京留都是保留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的，也就意味着存在两个朝廷。要弄清楚会不会造成混乱，就需要我们了解这个制度是怎么运行的，尤其是南京的“朝廷”和北京的朝廷的管辖范围。
南京也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表面上看，他们和北京的机构一样都是中央的，官员也可以叫做京官，但是其实没有实权，还是受到北京的管制和监督的。
留都南京的机构事实上行使的权力只能管南京还有南直隶地区，一般来说其他的地区它是管不到的。他的六部只管南京的事务，实际上相当于地方机构。北京就不一样了，北京的六部掌管着天下各个地方（包括南京和南直隶地区）的事务，所以在机构管辖上南京就受到北京的制约。
一、明代两京制的由来
明太祖于公元 1356 年进据金陵(当时名为集庆路)，利用金陵的形势同地位，作了他的事业发展的基础。1368 年大明建国，定金陵为国都，称南京(当时开封称为北京)，目的在“宅中图大，控制四方”。到 1378 年又改称京师。
明成祖即位以后，因为他兴起北平，与北平有三十二年深密的关系，同时注意到北方疆土之辽阔与边防之重要，遂改北平为北京，称为“行在”。成祖本人时常驻居北京，各部主要官吏也随之北上裁决政务，称为行部，而南京则由太子监国。自此，政治中心渐渐由南京移到北京。到 1431 年，正式改北京为京师，京师为南京。
在明代迁都以后，因为南京曾经作过六十六年的都城，又是明太祖孝陵所在，所以体制上始终没有降低。在南京有六部，有卿寺，有科道，并且有宗人府;只是没有“献替可否，票拟批答”的内阁。南京官署的职掌、分司，依然遵守旧制，没有改变;只是员额较少。
他们主管的范围，虽然限于南京，不复照顾全国，但是各部依然有尚书、侍郎，各司依然有郎中，员外，品秩和北京一样。在南京有多量的军队，有四十九卫，有五军都督府，有守备，有操江，一切留守防护的工作异常完备。
二、明代两京制的演变
明成祖时迁都北京，保留南京为留都，明代两京制初步形成。
文献记载成祖建两京之制的原因时说：“汉、唐、宋皆并建两京。汉、唐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宋以汴为东京，洛为西京。其地皆相去不远。高皇帝定鼎金陵，文皇帝迁都金台（今北京），则跨江河南北而各为一大都会。盖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子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用东南之财赋，会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明成祖始封于燕，对于他来说，燕京是“龙潜”之地，自然很为重视。尚书李至刚启奏：
“自昔帝王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继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师。”
成祖迁都北京的第二个步骤，是迁直隶（南京）、苏州等十郡、江浙等地十省富民，充实北京。
至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闰七月，作营建北京宫殿的准备，派人到川、鄂、赣、浙、晋诸省，采办木材。数十万军民工匠等，为筹办建筑材料，忙个不停。而朱棣本人，从永乐七年始，三次“北巡”，只留太子监国，自己一直在北京主持朝政。
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之后，朱棣想正式大兴 土木了。这时，他又再一次召集群臣集议。当然有人看穿了他的心事。会同上疏说；“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昔高皇帝消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诚有待于今日。陛下嗣太祖之位，即位之初，尝升为北京，而宫 殿未建……伏 乞早 赐圣断，所司早日兴工”。
新宫正式建成，是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九月。第二年，成祖即正式以北京为京师，不再称“行在”，而将应天府称为南京。并诏告天下：
“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诒子孙 万世之弘规。”都城已经迁到他的龙兴之地，成祖本该万事 如 意 了。
可是，偏偏天公不作美，迁都仅百日，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北京新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同时被火烧毁，这对成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哀叹，他仿古制，建设两京，却天意不遂。这时，一些原来不赞成迁都的大臣，又出来反 对 定 都 北京，主张返都南京。侍读李时勉第一个出来直陈建北京之非。
侍讲邹缉，上本说：“当还都南京，奉谒陵庙，告 以灾 变之故，保养圣躬，休息于无为。”成祖大怒，说：“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 斥责这些意见为书生之见，缺乏英雄谋略，遂囚禁李时勉等，放逐罗通等数人至交趾，这一场还都之风波，方才平息。但成祖毕竟心虚，加之北部边防吃紧，财力亏空，奉天等三殿一直未复建。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由英宗重建。
成祖北巡以后，太子长期在南京监国。太子即位，是为仁宗。这时，南京又变成他的兴王之地，加之成祖曾动过废太子之念，仁宗对迁都之举，当然不满。仁宗即位，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二月，即恢复北京行部。四月，命修复南京皇城，并正式定第二年春天返都南京。返都之事正式准备，不料短命的仁宗竟于五月十二日一命呜乎。
宣宗嗣位前，当 皇太孙时跟随成祖住在北京，他当然不急于去南京，但又不愿违背父皇返都之意，所以一面称北京为行在，一面又长住北京。宣宗当政十年，就这样在“行在”处理政务。
英宗继位后，初期仍在奉天门，以“行在”名义行政。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开始重建北京宫殿，不及二年，三殿二宫建成，诏告天下，去北京各衙门“行在”二字，南京各衙门增“南京”二字，至此，北京的京师地位才再次正式肯定下来。
这个摇摆了七十余年的建都问题，虽然形式上解决了，但在以后明代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中，成祖迁燕得失问题，直到明亡，仍一直是个争论问题。北京一有风吹草动，便有南返之议。
英宗被俘，群臣议返南京，经兵部尚书于谦制止。崇祯末年，李自成围北京，又欲南迁而未果。后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算是回光返照，不到二年，迅速溃灭。
黄宗羲曾直言燕王都燕之失算。他认为：“明代都燕二百余年，三帝受悖（英宗被俘，武宗被围于阳和，李自成围京师），晚明京师年年告急戒严，江南人民又竭于输挽，“皆都燕之为害也”。他认为，“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今夫千金之子，共仓库匮低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暨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若）千金之子若与!”
当然，迁都北京是有缺陷的。北京缺水缺粮，依赖运河漕运，运河成为朝廷存亡的生命线。从地理位置上看，有明一代民族政策上有失误，造成长期与蒙古族的对立，北京之外，一墙之隔即为强敌，京师多次被 围，充分 暴露了北 京当时在地理位置上的弱点。
当然，迁都北京，促进了北京周围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天子守边”，有利于抵御外族，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这是问题的又一面。
三、明代两京制的政治安排
在南京有著名的国子监——所谓南监，学生自四方来学，出版的书籍通行全国。所以体例上我们看不出前后的差异。至于文物之盛，也依然与首都一样。
但是，在心理上，人们的观感就多少有些不同，南京和北京官吏的官阶虽然相同，而北京是国家最高政令所从出，是政治中心，所以一般官吏全愿留在北京，在嘉靖时，南京礼部尚书缺员，竟没有一个合于资格的人愿去。可以说留都南京的中央机构，就是明朝朝廷的备份。
那么这两套的中央机构有何不同呢，严格来说南京的中央机构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毕竟皇帝在北京，因此真正的决策权出自北京的中央机构。而南京没有皇帝这个主心骨，所谓的中央机构也名不符实。所以就实权来说，北京有决策权，南京没有，权力划分很清楚，因此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
正因为如此，所以南京各衙门多为虚职，很是清闲，任职官员被称之为“吏隐”。所以到了明朝中后期，南京的中央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养老机构。南京职官，虽然有时候不过是一个迁转阶级，而大家看来，总觉有些像左迁。事实上，也实在如此。嘉靖初年，李梦鹤被荐为御医，有人说他是贿赂桂萼而得，经法司审问定罪，后来又有人证明说是法司故意构成赃罪，于是刑部的郎中员外全都夺职，而刑部尚书周伦亦调为南京刑部尚书。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说明朝留都南京自中后期开始，说白了主要是起到了养老和安置被贬官员两个作用。
在党争中，遇到机会一如京察，把反对党挤到南京去更是常有的事。所以南京有时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失意人的聚集所。话虽如此，可是陪都究竟与普通城市不同，在南京，有天堑的形势，有开国建都的荣誉，有充足的保卫布置，有完备的崇高体制，有深入人心的陪都偶像，而且交通便利，地位适中，这全不是其他城市所能具备的。
那么，两个京城，会不会引起行政上的混乱呢？
当然不会。
明朝以前的很多朝代，虽然也实行两京制或者多京制。但除了皇帝所在的那个京城之外，其他几个所谓的京，其实更像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首都，并不具备真正的行政功能。而明朝的时候，朱棣迁都北京之前，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在南京同样设立六部，同样设置和北京那边一样的官僚体系。但是，南京这边的京官，是没有实权的。所以在明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朝廷的官员岗位，更像是一个养老的岗位。南京京官们能够管辖的区域，也只限于南直隶地区，管不着天下其他地方。
一般想以学问结纳天下知名之士的人，除了北京，全愿意住在南京，像明末复社黄宗羲、万泰、顾杲、杨廷枢、沈士柱，以及侯方域诸名士，就是其例。一般不得意而有才华，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招纳游侠，谈兵论政，与朝士广通声气，沽名要誉，希冀起用，北京既不便住，只好流寓南京，像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便是其例，所以南京往往是众流所汇。
但是在留都南京最具有实权的分别是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提督南京军务勋臣。这三方中兵部尚书代表了中央机构，太监代表了宦官势力，勋臣则是代表了明朝开国元勋的后裔团体。
南京既有她特殊的条件与政治地位，每当国家发生存亡问题的时候，朝野人士总是首先想到她。崇祯殉国以后，史可法诸人所以很迅速的能在南京建立一个规复的中心，也就因为南京是南方的政治中心。
这样一来，明朝虽然有两京，但还是以明朝皇帝所在的北京为主的。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倒也有很大的意义。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后，明朝名义上已经灭亡。但正是依靠南京的这套领导班子，后来南明政权又苟延残喘了好久。如果真遇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说不定南明还真有就此翻盘的可能呢！
明朝两京制度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南京）即位，建立明朝。
朱元璋建都南京，只是权宜之计。明军北伐攻克汴梁，朱元璋到汴梁视察想迁都汴梁。但是经过大战乱汴梁残破不堪，朱元璋暂时放弃了迁都汴梁，汴梁改为北京。
1369年，朱元璋决定在自己的家乡凤阳，再建立一座都城，称为中都，完全仿照当时的都城南京形制建设，一度有在中都建成之后迁都到那里的打算。但是中都的建设到了1375年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朱元璋在视察中都时候突然下令停止工程理由是中都工程耗费巨大。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皇帝与淮西勋贵集团的矛盾日益加深，在当时淮西勋贵集团的老家建都势必会助长其势力膨胀。
中都建设被中止之后，朱元璋又在南京修建一系列的皇家工程，1378年朱元璋正式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定都的问题最终解决。
靖难之役之后朱棣夺取皇位，迁都的事宜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明成祖朱棣倾向于自己崛起的福地北平，开始筹划迁都北平。1403年朱棣下诏将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并设置了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等一批中央行政机构。
1409年朱棣视察北京的防务情况，同时为已经去世的徐皇后选天寿山为陵寝，表明朱棣已经决议要迁都北京。
1410年朱棣第一次北巡，虽然命令太子在南京监国但是却将一半以上的高级官员带在身边。为了处理政务方便，朱棣特地命令礼部铸造加有“行在”二字的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等印信，标志着当时的中央决策机构已经随朱棣北移了。
在第三次北巡之后，朱棣再未返回南京。虽然在北巡时期仍命令太子监国，但是太子的行政权力被缩小到只处理南京的日常事务，同时兵部和吏部的职权由北平行在行使，南京的兵部和吏部已没有实权。
1420年朱棣下诏正式迁都北京，北京为京师去行在，南京的各个衙门都加上“南京”二字。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之后曾一度要迁回南京，再次命令北京的中央机构加“行在”二字，但是迁都的事宜却因为朱高炽的去世而搁浅。
朱高炽继位为帝后，曾一度想将都城再迁回南京，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大事，但是，后来为什么又没有迁都成功呢?
朱高炽作为朱棣的长子，生性沉稳安静，喜欢读书，也许是因为久坐读书，导致缺乏运动，朱高炽身体非常肥胖，而且，体质也比较弱，导致行走不便，经常需要两个人搀扶着行走。
所以，这位胖皇帝，继位不到一年，在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皇帝宝座还没焐热，就去世了，可能就和他的身体素质有关，朱高炽死时只有四十七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有点可惜。
回到正题，据说，在朱高炽死前的一个月，他曾想把都城从北京再迁回到南京，毕竟，南京是开国皇帝朱元璋选定的地方，经历了朱元璋、朱允炆两任皇帝，南京作为都城，还是有很坚实的基础的。
当然，迁都这个念头，不是朱高炽突发奇想，一拍大腿就想到的，而是从他一开始登基时，就想到了迁都南京，当时，他已经设置了南京守备，并派了亲信去指挥。
朱高炽之所以想迁都回南京，和他的性格有关，朱高炽不喜欢他爹朱棣的北征，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不喜欢他爹的打打杀杀，毕竟他是喜欢读书的，因此，他也不喜欢北京，最重要的是，朱高炽曾在南京当过监国，对南京的情况非常熟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加上南京风景秀美，朱高炽非常喜欢南京，觉得那里更舒适，心里非常倾向于南京。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十六日，朱高炽定北京所有部门为行在。过了半个月后，朱高炽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代表自己去拜谒他爷爷朱元璋的皇陵，并留在那里负责。
同时，他也着手准备着迁都计划，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就在朱高炽准备实施这一计划时，他突然病死了。
朱高炽死后，他的儿子朱瞻基继位，也就是明宣宗，朱瞻基当了皇帝后，并未实施他爹朱高炽迁都南京的计划，因为，朱瞻基与他的爷爷朱棣更为亲近，而且，他对北方不那么讨厌，再加上，他也不想大兴土木，再折腾，所以，仍然把北京定为都城，而南京则成了辅助性的都城。
如果朱高炽不死那么快，多活那么几年，也许，他迁都回南京的计划会成功。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正式下令北京各机构去“行在”，南京各机构加“南京”二字。北京终于成为首都，而南京成为陪都，二京体制正式确立。
明代两京制度与以往朝代最大的不同是在北京和南京都有一套中央行政机构，只是南京的中央机构的前面都加有“南京”二字。宗人府、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詹事府、国子监、翰林院等一应俱全。南京毕竟不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在官员的设置与职权上又与北京颇有不同。南京各机构的官员编制人数大大少于北京，属官常常设置不全。
南京各机构的权力只限于南京和南直隶的有关事务，有的部门甚至没有任何实际职权。南京的机构虽然同样对皇帝负责，但是其行文大多数必须经北京相应机构转呈，受到北京机构的制约。
为了便于管辖两京，明朝分别设立了两京府和南、北直隶行政机构，分别管辖两京和南、北京畿的行政事宜。
两京府分别指北京所在的顺天府和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虽然设立了两京府，但是它们的权力却十分有限。
南京的管辖主要由南京守备、协同守备、守备太监和参赞机务等官员会商管理。
北京的管理由五城兵马司负责，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城区兵马司。
南、北直隶的管辖最初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从宣德年间开始，在南、北直隶分设巡抚。
应天府及南直隶设立两巡抚：一称总理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驻淮安，管辖范围是将北的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及滁、徐、和三州；一称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地方，驻苏州，管辖范围是江南的应天、苏州、松江、宁国、徽州、池州、镇江、安庆、太平和常州十府。
顺天府及被直隶设立两巡抚：一称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驻遵化，辖顺天、永平两府；一称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兼管河道，驻真定，辖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广平六府。
巡抚的设立规范了明朝两京的管理制度，更有利于明朝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
明朝两京制两个朝廷不会乱吗？
不会乱，明朝的两京制度并不等于两个朝廷，自朱棣迁都后，北京才是大明的京城，南京只是辅京，主次分明。
其实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一个以上的京城，例如：王莽篡汉后以长安为“新室西都”，洛阳为“新室东都”，刘秀恢复汉室后，以洛阳为京城，依然称西汉旧都长安为都;辽国最夸张，共有五个京城。
以上这些朝代虽有多个京城，朝廷也只会以一个为主，其它京城最多有皇帝的行宫，就是名义上好听一点，和别的城市没有太大区别。
但明朝的两京制度却不同，北京和南京都有一套独立的行政班子，互不统署。
也就是说，明朝南京也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朝廷机构，官员的级别和正式的京师北京那一套是相同的，且南京各机构行文时需要注明“南京某部”。
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大明王朝是朱元璋在南京建立的，这里对明朝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可以称为朱家的“龙兴之地”，因而朱棣迁都北京也没有取消南京的京城地位。
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南京已经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辐射周边地域，朱棣不想破坏这种格局，以免引起人心动荡，便设置了前所未有的两京制，让南京直接管辖十五个府及三个州，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及上海，这就是俗称的南直隶。
南京六部中，各部设一位尚书，两位侍郎，职责和北京的差不多。
户部主要负责南直隶及浙江、江西、湖广等省份的税粮，同时还负责漕运和全国盐引的发放审核，并且管理着全国的户籍，相对来说权力比较大;
兵部负责南京地区的守备，南京地区的49个卫由兵部尚书统领，有兵就有权，因而这也是一个实权部门;
剩下的吏部、工部、刑部、礼部就乏善可陈了，就是负责南京地区相对应的工作而已，事情不多，职权也小，是妥妥的养老单位。
尤其礼部，本应主办皇家的各种大型活动，但皇帝一般不去南京，龙子凤孙们的婚礼也在北京举行，南京礼部就无用武之地了。
除了六部，南京还有两个职位值得一提，镇守太监和南京守备。
镇守太监在全国各地都有，是皇帝派去监督各地军事的，南京的兵部尚书就受着南京镇守太监的监控;南京守备则节制南京诸卫所，及南京留守、防护事务，是南京最高军事长官，兼管民政。
南京兵部尚书、镇守太监、南京守备，这三个人共同管理着南京大部分的事务。
那么，南京既然也有完整的行政班子，而且不隶属于北京各部门之下，是否说明这是两个朝廷呢?
当然不是。
从意识形态来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皇帝只能有一个，京师自然也只能有一个，皇帝长住的才是真的京师，南京虽然也是“京”，其政治地位和北京无法相提并论。
如果硬是把南京和北京提到一样的高度，别说皇帝，就连普通百姓都会怀疑说这话的人是不是有异心。
从迁都之后的明朝政治架构来说，六部并不是权力巅峰，上面不但有皇帝，还有内阁。
立朝之初，朱元璋按照前朝惯例，设丞相一职管理百官，后来觉得丞相的权力太大了，威胁到皇权，便借着胡惟庸一案撤销丞相这个职务，他自己直接管理朝政，虽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很多事情还是由他来处理，累得半死不活。
朱棣不愿受这份罪，提升了大学士的地位，让他们参与机密事务，最终形成内阁，拥有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虽然内阁一直不是法定的一级行政机构，但实际上六部已经成了内阁的下属部门，南京六部也不例外。
北京六部管不到南京六部，但内阁可以管，不但管六部，也管南京其它行政机构，一切都在内阁掌控中。
明朝中后期，南京的机构成了极为微妙的存在。凡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却又还有一点势力的文官、太监，都被调往南京，南京班子成了政坛的养老院。
不过，镇守太监和南京守备这两个职位还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只有皇帝的心腹才能担任，他们也许不是最得势的，却是皇帝最信任的。七下西洋的郑和就是首任南京守备太监。
因此，明朝虽有两京制，但不是两个朝廷，两套班子各司其职，互不冲突，又有内阁统一管理，不会生乱。
两个朝廷、两套班子：浅析明朝两京制度的产生与优劣性
关于明朝一南一北两个首都，两个朝廷，两套官员，很多朋友都会产生疑问，这样不会乱吗？以下我对明朝的两京制度，进行简单的介绍与分析，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裨益。
我国两京制度的起源及实施的王朝
两京制度又叫陪都制度，顾名思义即两个都城。这一制度最早源于西周初年，当时周王室的国都在镐京（今天西安附近），地处关中，周武王灭商建周后不久，曾一度出现王族与殷商残余势力勾结的“管蔡之乱”，为了更好的管控中原地区，周公兴建雒邑（即后世的洛阳）作为陪都，布置军队监控中原，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施行的两京制度。后世的大一统王朝如汉、隋、唐、明、清以及分裂小王朝如北魏、北齐、北周等都采用两京制度，可以说这一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两京制度的产生原因
归纳总结这些朝代，其施行两京制度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明朝洪武年间的两京
我国的历史都城，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长安、洛阳、开封为代表的“黄河流域都城”、以北京（大都）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都城”、以南京（建康）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都城”。在元代之前，“黄河流域都城”是最受欢迎的，大一统王朝基本都喜欢在此定都。元代以后，“环渤海地区都城”和“长江流域都城”开始受到青睐。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同时定都于此，并改名为南京。但朱元璋对于南京作为大明的都城并不满意。一方面南京虽号称六朝古都，但这六朝（孙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都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且国祚不长，传国不远，定都于此很不吉利；另一方面，元朝势力还没有彻底清除，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甚至更远的草原沙漠才是同蒙元较量的主战场，南京偏安长江一隅，鞭长莫及，不利于军事战略部署和作战指挥，因此在大明刚刚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有心向北迁都，只不过他最初考虑的都城并非是北京，而是开封。
明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徐达带领北伐军攻取河南，此时许多人向朱元璋建议定都汴梁。四月，朱元璋来到汴梁城考察。五月，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将开封县并入祥符县，至此两县合一，置河南中书分省，省治开封府。同年八月，朱元璋下诏:“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守”，以开封府升格建为北京，位居陪都，重建开封城，改土城为砖城。
其实早在当年四月他考察汴梁时就发现了，这里是四面受敌之地，并不适合建都。但是当时尚未统一全国，无论从历史意义还是地理位置上，汴梁都有助于稳定当时中原地区的局势，这才将其定为“北京”，属于临时救场的举措，后面到了洪武十一年的时候，撤销了开封“北京”的称号。
此外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又向臣子们“征询”建都的地方,无疑是长安、洛阳、金陵、汴梁、大都这几个地方，其实他本人心意已决，将自己家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定为中都,建立与帝年王规格一样的城池宫殿。只不过后来因为耗费太大，而且凤阳这个地方实在不适合做都城，这才作罢，只保留“中都”名号以及修建朱元璋先祖陵寝，在实际功能上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陪都。
这里总结一下知识点了，以后如果提到明朝的两京，我们不要一上来就说南京北京，实际上在明朝初期的时候是南京和开封（虽然开封在当时也被称为“北京”），另外还有一个“中都”凤阳，因此明朝的两京制度应该是“两京一都”。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正统年间正式确立两京制度
永乐皇帝朱棣“靖难”篡位成功，占据了南京城，成为了大明的皇帝。由于燕王时代的朱棣就藩于燕地，多次与蒙元残余势力作战，深谙燕地的战略重要性，此外他多年来苦心经营北平，其势力多在彼处。因此即位的第二年（1403年），就改北平为北京，称为“行在”（天子行銮驻跸的所在，就称“行在”）且常驻于此，如今的北京也从此得名。此后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准备工作，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朝中央政府正式迁都北京，以顺天府北京为京师，应天府则作为留都称南京。
不过，在明仁宗、明宣宗两朝，北京一直被称为“行在”，即皇帝率文武百官驻扎的临时首都；这也就意味着南京还是大明王朝的首都，毕竟，它是太祖所定之都。到了明英宗正统六年,明英宗下谕“改给两京衙门印”,北京各衙署去“行在”二字,南京各衙署加“南京”二字。自此北京才成为正式首都，南京被称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这意味着南北两京制度的最终确立。
再次归纳知识点，虽然朱棣迁都北京，但两京制度的正式确立，是在明英宗正统六年。
南京留都的作用及机构人员组成
朱棣迁都北京后，出于种种考虑，仍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施行两京制度。主要原因是明代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与唐宋时期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南北相对的两京制度便是封建王朝对这种新格局的适应和调整。作为陪都的南京，政治功能虽大不如前，可是却逐渐成为江南地区甚至全国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
虽说隋、唐两朝也有长安、洛阳两京，但明显可以看出，大明王朝的“两京制”与之相较有很大的不同——留都南京里面留置有一套与北京中央机构相差无几的政府部门，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堪称“朝廷的备份”。“两京制”的形成，使北京成为明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南京则成为明朝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帝国的南北达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
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已经迁往北京，因此南京各衙门的官员很少，职权范围也只在南京。因此虽然官员品级上与北京持平，但实际权力上却天差地别。南京各衙门官员多为虚衔，公务清闲，到此任职，则被称为“吏隐”。因此当时的人把南京看成养老之地，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往往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贬谪。
此外，除了各种“吏隐”，南京城还有一类人的存在，即勋臣。所谓“勋臣”，即指国家元勋的后裔，这些人所构成的集团也称世袭贵族集团。该集团中比较著名的有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魏国公徐弘基；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的后人怀远侯常延龄；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的后人诚意伯刘孔昭等。尽管这些人都有一个超级牛的祖上，但作为功臣之后，他们世代被国家豢养了起来，在政治上并不具有很大发言权，只好悠游林泉，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自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动脑、动手能力相对较差。
衙门官员、太监、勋臣三类人员共同组成了南京政府部门。
明两京制意义何在？
明朝施行两京制，而且有两套几乎一模一样的朝廷机构，一套在北一套在南，虽然明朝南京的六部没有北京的六部那么繁忙，但却也并不是摆设，都有自己的职责。
南京（金陵）是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历史上定都在此的政权颇多，朱元璋参加反元起义时，其帐下谋士冯国用就曾建议将来定都金陵。
金陵乃是龙盘虎踞之地，千古帝王之都，而且两宋开始，江浙地区的经济冠绝天下，占据金陵就等于坐拥江浙的财富，这对于一个王朝的诞生、崛起与兴盛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由于历史上定都在南京的朝代往往都存在得比较仓促，而且对于明朝广袤的疆域来说，南京的地理位置有点偏南，不足以辐射稳定全国，所以朱元璋也并非没考虑过迁都，朱元璋想来想去，选定了北平、西安与洛阳三个地方做备选，但最终由于朱元璋还没来得及想好就突然驾崩，迁都的事情也就没有进行。
靖难之变后，朱棣最终决定将都城迁离南京，迁至北平，而他这么做也很简单：
一，朱棣夺位，抽走了北方大量的明朝精锐，使得大宁、东胜等诸卫内迁，防卫空虚，明朝北方的界限大幅后退，而朱棣以自身为鉴，不放心藩王与将军镇守，所以干脆迁都北平，由自己亲自镇守北方，形成所谓的天子守国门；
二，北平毕竟是朱棣的“龙兴之地”，而南京的前朝势力非常强大，朱棣在南京总是觉得比较不自在，将都城迁到北平，对于朱棣巩固自身的皇位是有好处的，而朱棣也想借此给自己继位一个合理的理由，所谓“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
朱棣虽然将都城迁到了北平，并且将其改名北京，但依旧保留了南京的地位，只是将南京改为留都，而迁都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期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因此南京的六部等机构并没有裁撤，迁都完成以后，南京的诸司衙门实际权限大幅削减，但仍旧被保留。
永乐后期开始，所有南京诸司衙门的行文署名前面，都加上“南京”两个字，形成了独具明朝特色的南京六部。
按照规制，南京六部各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不过南京的吏部没有员外郎，有时候南京的六部也不设左侍郎只有右侍郎，但除此以外，南京六部的机构架设，与北京的六部基本无二，相差无几。
而南京六部的主要职能，与北京六部也有很大区别：
南京兵部：
执掌南京周围，南直隶诸州府49个卫所，这些卫所全部属于南京兵部的管辖指挥，会同南京守备勋臣还有镇守太监，一起负责南京的安全。
南京吏部：
负责南直隶地区的所有大小官吏的京察考功，北京的吏部不得干涉。
南京刑部：
掌握南直隶诸司、公侯伯府与京卫所的刑名。
南京工部：
基本职责与北京的工部基本相同，只不过南京工部只负责南京与南直隶还有周边诸省，并且南京工部也负责南方各省的部分征税，南京户部刷印盐引勘合的铜版，也是南京工部铸造。
南京礼部：
迁都之后，典礼之类的事务全都由北京礼部掌管，所以南京礼部是最悠闲的部门。
南京户部：
负责南直隶还有浙江、江西与湖广这四个地方的税粮征收，而这四个地方的税赋与粮食，占了明朝的大半。另外，南京户部还负责漕运与全国的盐引勘合事务，还有全国黄册收藏与管理，因此南京的户部还算相当权重的。
作为大明朝的留都，南京六部的重要性还是非常高的，比如满洲入关后，南京六部在紧急时刻迅速接管了当时的明朝半壁江山，只可惜当时南明诸王陷入内乱，迅速走向崩解，明朝在南京保留的一整套完整的国家机器，并没能挽救明朝的命运。
南京的参赞机务由南京兵部尚书兼任，北京六部中，以吏部尚书为首，而南京六部之中以兵部的实力最强，所以南京兵部尚书地位非同一般，执掌着南直隶的所有军队训练，关键时刻可以调动南直隶的大军驰援北方。
只不过，南京六部终究是留都的机构，在大多数时候，都受到北京六部的干涉牵制，南京户部收的税粮都要北交，南京吏部官吏选拔升迁要请示北六部，诸如此类。
虽然南京六部的设置与北京的六部几乎一模一样，但是绝大多数的事宜都随着明朝迁都，六部的职责大多都移动到了北京六部，南京六部名义上虽说是六部，但执掌的范围基本仅仅限于南直隶地区，而南直隶地区并没有布政使等诸司，主要的事务都由南京六部来管理。
通常，年轻的北京六部官吏被派到南京六部，就等于前途尽毁了，但是年老的北六部人员若是抵达南京担任职缺，那是非常好的，因为在南京六部担任职务，不仅没什么事情做，而且俸禄也不会少，是个养老的好地方。
明朝两京制 两个朝廷不乱吗?
“两京制”古已有之，西周有镐京和雒邑，东汉、隋唐有洛阳和长安，北宋有汴梁和洛阳，明朝只是延续和发展。两京制与两个朝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一、明朝的两京制是如何产生的？
明朝的两京制是从两京一都格局发展而来，明朝建立时，朱元璋对建都金陵（南京）并不满意。从大一统王朝的角度来看，定都金陵并不符合战略要求。
但如果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金陵的位置又有利于取得战争胜利。明朝开国数月之后，朱元璋以金陵为南京，大梁（开封）为北京，并没有明确定都金陵。
第二年，朱元璋有下令将老家临濠（凤阳）营建为中都，两京一都的格局就此形成。六年后，由于凤阳的地理位置和淮西集团的存在，朱元璋罢建中都。
大梁因是四战之地，并不适宜建都，最终两京一都的格局名存实亡。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太祖朱元璋取消大梁北京的称号，将南京定为大明京师。
虽然如此，朱元璋一直未放弃对都城的考虑，西安、洛阳、北平都被考察过，但因种种原因都没有成行。在朱棣即位后，都城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下令以北平为北京。三年后，北京宫殿正式营建。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至此，北京为都城、南京为留都的格局形成。
明仁宗即位后，两京制再次发生变化。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朱高炽下令修葺南京皇城，准备次年返回南京。但遗憾的是，明仁宗当年就已病逝。
明宣宗即位后，名义上以南京为京师，北京仍为行在，但实际上北京还是京师。明英宗即位后，陆续修建北京的皇城，在正统六年（1441年）全部竣工。
同年，英宗下诏更改两京衙门印，北京各衙门去“行在”二字，而南京各衙门增加“南京”二字。至此，以北京为都城、南京为留都的两京制确定下来。
二、明朝的两京制是如何运行的？
明代的两京制与以往有所不同，它在留都南京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两京制下并设官制，同属朝廷行政系统，两京主要机构设置基本相同，略为复杂。
两京都设有六部、督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宗人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除此之外，南京还设南京守备，它与协同守备、守备太监构成权力核心。
这三个守备统辖南都一切留守、防卫之事，其中守备太监权力极大，虽然是三者互不统属，但守备太监是代表皇帝意志。另外，南京还有一个参赞机务。
南京机构名义上是朝廷官员系统，却无实权，基本上受制于北京机构。从职权范围看，留都机构职权仅限于南京及南直隶地区，无权过问其它地区事务。
从政策执行程序看，南京机构的奏章多要经北京一些部分覆议，才能上报皇帝，再由皇帝下诏南京机构负责执行。明代两京制总体呈现出上下隶属关系。
这种隶属关系的形成，避免了政治权利斗争，缓和了内部矛盾，加强了明朝的统治。南京一直充当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少影响。
随着明朝政治中心的北移，南京并未完全失去政治功能。南京的政治功能有三点，一是收容京师仕途失意的官员，二是在危急情况下，成为备选都城。
三是不可替代的抗倭指挥中心。除政治功能外，南京还是经济、文化中心。南京和南直隶是京师商品和粮食的保障地，另外其办学和修书活动也很兴盛。
三、两京制有哪些作用与隐患？
明代两京制打破历朝传统，在留都南京也设置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不再单纯的作为天子的出巡行宫，赋予其实质意义。两套系统也是互不干扰的运行。
明代两京制有利于维护统治，它协调了防虏与发展经济间的矛盾，从而使社会发展趋于稳定。两京制还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明朝向心力。
两京制虽有正面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隐患。比如两套系统会增加财政负担，南京守备太监位高权重，又不在皇帝视线范围内，难免会巧取豪夺，中饱私囊。
两京并设官员，由于留都大多属于闲职，会产生大量无事可做的官员，增加负担。两京制在给明朝社会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带来极大隐患。
综上，明朝两京制并不是两个朝廷，而是两套行政系统，具有上下隶属关系，且职权分工比较明确，不会发生混乱的现象。
明朝两京制度的危害
明朝中后期，党争日益严重，在北京失意的官员多集中在南京。一时之间，南京顿时成为反对派的大本营。于是便出现了对立的两党各据一京，互相贬斥，针锋相对的情况。我们知道有有一种说法，即明朝亡于党争，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党争的确使大明王朝产生了严重的内耗。这其中两京制度和南北两京的存在，在客观上为党争提供了方便的大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两京制度可以称为取祸之道。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南明王朝没能像南宋一样占据半壁江山苟延残喘，一部分原因就是南京官员的存在，这些官员大多为政治上失意的东林党人。这些人在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之时，就起到了搅屎棍的作用。大致原因就是东林党之前曾反对福王朱由菘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出任万历皇帝的太子，现在崇祯皇帝死后三个儿子不知所踪，堂弟福王朱由菘如果继位，东林党怕被清算，于是始终反对朱由菘当皇帝。
福王无奈之下，只能寻求江北三镇的武将支持，虽然最后顺利继位。但造成了两个问题：
一是明末的党争，在南明依旧大行其道，国难当头，内斗为先，这是非常要命的。
二是明末本来地方军队就有军阀化的趋势，福王寻求武将支持，无异于是自我降低身份，更使南明的军阀化严重，使朝廷对于军队的掌控变弱。
南明王朝（1644年到1683年）的先天不足导致了他没能划江而治，而这其中党争便是罪魁祸首，再往深层次追寻的话，明朝后期南北两京的政治对立，早就埋下了覆亡的祸根。
总的来说，明朝的两京制度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有适应经济文化需求发展的内在因素，也有抵御外族，军事战略部署的外在因素。两个朝廷最开始并未显露出政治上的先天弊病，但随着党争的日益严重，明朝的两京制度在客观上给党争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应该是朱元璋、朱棣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历代中国基本上都是“两京制度”
“陪都”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又叫“两京制度”，它始于西周。陪都设立的原因是因政治地理原因或其他政治军事形势的原因，朝廷或国家在正式首都之外选择特定地理位置所建立的辅助性首都。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等，无不模仿周朝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 综观历代陪都的设置，大体分为四种情况：
1，由于都城偏居边地，不利统治者管辖全境，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建置陪都，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如西周的洛阳。
2，由于该政权兴起于边疆地区，建都在边区，后来该政权强大，入主中原，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之后将原都改为陪都，如清之盛京，元之开平府。
3，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如隋唐时的东都洛阳。
4，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如唐朝的南京成都，清朝的承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