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明福王朱常洵的父亲万历皇帝画像
恨不食其肉：明朝福王被李自成炖成肉汤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丁酉，自成迹福王所在，执之，并执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维祺遇王于西关，谓王曰：‘名义甚重，勿自辱！’王见自成色怖，泥首乞命。自成责数其失，遂遇害。贼置酒大会，以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
根据野史《鹿樵纪闻》（也叫《绥寇纪略》）记载，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后，俘虏了万历皇帝的爱子——福王朱常洵，并将他残忍地煮而食之。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走，王以体肥， 不能远走， 贼得而杀之， 称其肉， 重三百六十余斤， 育分股割， 与鹿肉同烹， 群贼肪食， 名曰: `福鹿宴’”。
简而言之就是，洛阳即将被攻破时，福王和儿子朱由崧从城中出逃。结果福王体重太大，跑不远，结果被起义军所擒。其后，李自成杀了福王，并将他的360斤肥肉与鹿肉同煮，起义军分而食之，并将之命名为“福鹿宴”。
这段记述流传很广，演变成许多个版本。有人说，李自成将福王的毛发剃光，然后放在一口大锅里活煮；还有人说，李自成在煮死福王时，还将其痛骂了一顿……不一而足。然而根据正史——清人编写的《明史》记载，福王的死状并没有大众想象中那么惨。
根据福王本传记载：“
“明年( 崇祯十四年) 正月，…… （福王）遂遇害……两承奉伏尸哭， 贼摔之去。承奉呼一曰:王死某不愿生， 乞一棺收王骨， 齑粉无所恨， 。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 载以断车… … ”
从这段记载来看，福王死时，尸体应尚存，并未被分食，否则又如何会被他的奴仆所收敛？然而，这段记载只是孤证，很难证明其真实性。
但到了1986年4月，河南孟津县文管委却在民间征集到一方圹志。所谓圹志，就是墓志铭，而这个圹志的主人，正是福王朱常洵。这方圹志字数不多，但却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补充了很多细节。
首先，圹志表示，福王死时非常“壮烈”，乃是“挺身抗节”，”指贼大骂”，于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遂死难焉”。其后，圹志又叙述了福王尸体的去向：
“ 祭葬从优， 一切丧礼视诸藩倍……以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 葬邙山之原”
从圹志的记载来看，福王的尸体显然还存在，并没有葬身于“贼腹”之中，而是葬在了邙山之原。志文与史书相互对照，可印证“福鹿宴”之说为攻击起义军的无稽之谈。
有观点认为“从圹志的记载来看，福王的尸体显然还存在”，这种推理本身就有问题。只说埋葬尸体，完全无法得出尸体完整这一逻辑推论。被吃了，剩下部分可以下葬，或是衣冠冢。福王儿子自己逃命不及，哪有功夫看父亲下葬？事后写个碑吹吹自己老爹，尽孝心。朱家子孙，几乎没有正常的。福王富的流油，农民军打过来，死不拿出钱来做军费。这种钱奴是从乞丐朱元璋的基因里传下来的。朱明子孙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到亡时已达百万之众，如此庞大的利益集团，社会根本无法承担，灭亡是必然。
墓志应该不是假的，怀疑为什么这么新的，肯定是没见过太多的志石和拓片。但是这也反驳不了把福王炖了的传闻。墓志自古就虚美隐恶，炖肉的事怎么可能写在墓志里，“死难焉”一句就概括了。“祭葬从优”也说明不了遗体还在。又不是连骨头嚼了，埋个脑袋当然也是祭葬从优。曹操葬关羽的头不也是“厚葬”吗？
崇祯十五年后，李自成终于如愿以偿地建立了根据地，他严肃军纪，不准士兵掠夺百姓，主要以屯田解决军饷。同时他还派兵四处捕捉为富不仁的富户、贪官污吏以及类似于福王那样的明朝藩王，夺取他们的家产补充军用。反观明朝官军，他们才是掠夺百姓的暴徒，根据《石匮书后集》记载：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桨，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简单来说就是，明朝官军纪律败坏，以“打粮”为名，四处掠夺百姓。百姓在“贼（李自成）”的治下，反而“安舒”，人心向背可想而知。1644年，李自成从陕西进军北京，路上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崇祯皇帝众叛亲离，最终自杀。在那时，甚至连官僚们也放弃了明朝，纷纷“附贼”。如少詹事项煜所说：“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以下是绘声绘色地描述如何吃福王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河南洛阳福王府邸。
在宏伟壮丽的王府中堂前，人声鼎沸，烈焰腾腾。成堆的柴木，正烘烧着一口从洛阳郊外迎恩寺抬来的“千人锅”。巨大的铁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在烟雾缭绕的蒸汽中，散发着扑鼻香气。巨锅之中，除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整只梅花鹿以外，还有一个三百多斤重的巨胖活人，他像盲人游泳一样在大锅里瞎扑腾。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嚎叫声撕心裂肺，好不凄惨。其间，这个连阴毛都被剃光的大胖子刚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立刻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其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慢慢烧开的热水中“游泳”。锅中这个被剥光剃毛的大胖子，乃是明朝当今皇上崇祯皇帝的亲叔父、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大锅周围兴高采烈围观的人，乃李自成手下农民军。锅中烹煮之物，正是李自成犒劳三军将士“福禄（鹿）宴”中的一味主菜。
中原之地，沃野千里，良田万倾，本来是富庶之乡，但明末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藩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农民易子而食，非死即逃，有的群集为盗。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横征暴敛，当地人们难以忍受官府的压榨，纷纷起来造反。李自成的农民军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一举攻克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戌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编造“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为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
农民军在河南进攻的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在当时，他差点夺了明光宗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及其母郑贵妃有关。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朱常洵结婚，费用高达三十万金。并在洛阳修建王府，此王府超出一般王府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也是礼敬三分。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王爷，终日闭门畅饮，遍淫女娼，终日花天酒地。河南连年遭受旱蝗大灾，饥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照旧收敛赋税。洛阳军民纷纷怒言：“洛阳王府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前往福王府，劝朱常洵开府库赈济饥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根本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农民军进攻洛阳。因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未攻下。这时，明朝守城士兵看洛阳终久难保，再加平时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安抚。哗变士兵大叫：“义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众人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攻下。王胤昌见势不妙，掉转马头逃之夭夭（后被崇祯帝逮捕，凌迟于市）。
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其世子朱由崧弃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别人逃的了，福王没有这福份。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半路，正遇被抓的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从容赴死。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李自成看着这个哭喊饶命的肥王爷，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起来，剥光洗净，又从后花园弄来几头梅花鹿宰杀，与福王同在一条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供将士们共享。
农民军中各行各业能手应有尽有。几个昔日大厨出身的兵卒，闻言踊跃，持刀上前，轻刮细剃，先把福王身上毛发尽数刮干净，然后拨去指甲，以药水灌肠排去粪便，里里外外弄干净后，像大闸蟹一样把他放入大锅中慢炖。笑看他在白汤佐料间上下翻滚，肥肉与鹿肉齐飞，汤水共作料一色，终成一顿美餐。
“福禄宴”毕，李自成命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士兵人拉车载，数日不绝。并命打开粮仓，赈济饥民。河南饥民纷纷加入农民军。
1924年明朝福王朱常洵圹志在孟津县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处出土。现藏孟津县文管会。志高、广各79厘米，厚10厘米，楷书，21行，满行25字。四边线刻飞龙纹，撰文者为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盖为盝顶，篆书“大明福忠王圹志”。
福王朱常洵差点成为太子继承大统，《明史》有传，他是明代太祖皇帝洪武帝朱元璋第十一世孙，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皇三子，思宗崇祯帝朱由检之叔父，南明第二代皇帝福王朱由崧之父。福王朱常洵因其母郑贵妃得宠于神宗，郑贵妃曾挖空心思想废掉朱常洛的皇太子地位，使朱常洵成为神宗万历皇帝的帝位继承人。朱常洵在朱翊钧的眼里，也比朱常洛贤能（实际上远不如）。因此朱翊钧迟迟不立太子，暗自打算立朱常洵。为此，还和内阁大臣较劲，导致自己30年不上朝。经过政治较量，郑贵妃的阴谋虽未得逞，但因子以母贵的原因，朱常洵封藩洛阳“享有大国，著声藩辅”，地位十分显赫。
按照规矩，朱常洵成年后就应该前往封地任职，但朱翊钧仍然把朱常洵留在身边多年，直到大臣们反复上奏，福王朱常洵自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二十日就藩洛阳。
为了补偿福王，朱翊钧几乎倾其所有。不但在其大婚时，耗费银两30多万，还花费数十万两为其广建府邸。朱常洵仍不满足，向朱翊钧索要张居正的府宅，朱翊钧也满口答应。
30岁的朱常洵出京就藩时，朱翊钧大方地一次性拨给良田2万顷。由于河南土地不够，朱翊钧还下令从临近的两省增补。甚至不惜动用朝廷的军饷，将河东一代的官盐，都悉数交给朱常洵私自销售。
朱常洵倚仗父皇的宠爱，在封地上为所欲为，终日声色犬马，纵情歌舞。唯一能激发他兴趣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女人，二是吃喝。“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
此时，恰逢农民叛乱如火如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不聊生。人祸未平，天灾又至，“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常洵居然把自己养成了300斤的大胖子。百姓怨声载道，“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福）王，洛阳富于大内”。兵部大臣吕维祺建议朱常洵出资助明军平叛。但朱常洵一毛不拔，充耳不闻，照旧整日莺歌燕舞，吃喝玩乐。
1641年，闯王李自成的大顺军势如破竹，兵临洛阳城下。朱常洵才迫不得已拿出钱财招募兵士抵抗。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如何能挡住李自成的虎狼之师，洛阳城被迅速攻破。
朱常洵在两个随从的掩护下，逃到郊外，藏匿于迎恩寺中，后被大顺军活捉。
关于朱常洵怎么死的？有以下三个版本：
《明史》载：“贼迹而执之，遂遇害。”正史中只看到了这些只言片语，没有更为详尽的记述，但也没有明确提到他是被大顺军烹煮了。
明末清初学者彭孙贻在其著作《流寇志》中提到了朱常洵的死：“闯贼迹福王所在，执之。王见自成，色怖乞生。贼置酒大会，脔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
意思是说，朱常洵被李自成抓获后，跪在地上苦苦求生，希望饶他一命。于是，李自成命人割下了朱常洵的一块肉，和着鹿肉一起下酒。由此可见，就算是煮食，也并非将他整个儿煮。
最血腥的说法来自野史。说李自成痛恨朱常洵骄奢淫逸，不恤民情。于是，先将朱常洵痛打40大板，仍不解气，遂命人支起大锅，杀掉几头鹿，将朱常洵300斤的肥硕身躯和着鹿肉，炖煮成“福禄汤”，犒劳士卒。
那么，三种说法，哪一种是真实的呢？
第二种说法应该更接近事实。为什么呢？
一是李自成的部队虽然是农民起义军，但在攻破洛阳城后，福王府中的巨额财富，足够犒劳士卒，煮食活人，那是要受人唾弃的。
二是朱常洵和李自成并无深仇大恨，而且农民军在攻克洛阳时，几乎没有多少损失，李自成犯不着这样做。
三是野史里的说法，大都来自清朝，不排除清人为抹黑前朝而采取了艺术加工的手法。
最有利的证据，出现在1924年，朱常洵的圹志（也就是“墓志铭”）在孟津县现身，上面不但记载了朱常洵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时，重金募兵的抵抗行为，还介绍了朱常洵的墓地所在。既然有墓地，自然不可能被煮吃了。
朱常洵封国洛阳达27年之久。福王朱常洵圹志文字虽少，但记述了其生卒、册封、就藩，及李自成攻克豫西重镇洛阳的具体日期，具有重要的补史纠史价值。
福王朱常洵的生卒《明史》不言生年，仅载：“明年（大明崇祯十四年）正月，……遂遇害”；圹志则明确写道：朱常洵“大明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生”，“大明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遂死难焉，王享年五十六岁”。
福王朱常洵的册封，就藩时间，《明史》仅载：“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皇太子，而封常洵为福王”，“万历四十二年始令就藩”。而圹志则详载“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册封福王；四十二年三月一十四日之国河南河南府”。
福王朱常洵的谥号《明史》未载，朱常洵圹志的篆盖和圹志的首行均称“大明福忠王圹志”。志文称：“谥曰：‘忠’”。“福忠王”，是为福王朱常洵的谥号。
《明史》卷一百二列传第八，诸王五神宗诸子卷下，福王常洵，页3649，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
李自成造反军攻克洛阳城的日期及处死福王朱常洵的经过，圹志明确写道：“大明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这是李自成攻克洛阳的具体日期，志中所称“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慷慨激烈，与城俱亡。刚肠浩气，虽死犹生”云云。据《明史》载：当时“河南连年大旱，蝗虫成灾，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肥（福）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阳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连陷永宁、宜阳。明年正月，参政王荫昌帅众警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常洵召三将入，赐归加礼，越数日，贼大至攻城，朱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缒而出，用予入贼营。夜半，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朱常洵被起义军处死是必然的。因为他平日恃仗是皇帝的至亲，到处兼并土地，“中州腴不足，取河南、湖广益之”。并整日沉湎于声色之中，“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广大农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在李自成起义军压境之际，又誓死抵抗，当官兵和贼军里应外合，攻克洛阳后，福王藏匿在迎恩寺内。朱由崧逃跑，朱常洵被搜出捉拿。第二天，在城西周公庙内，由李自成主持处死。同时处决的还有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河南知府亢孟桧等。
洛阳当时是河南的军事、政治中心，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处死福王，对明朝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崇祯皇帝闻讯后，下令将总兵王绍禹斩立决，将河南巡抚李仙风逮捕治罪。兵部尚书，负责追剿李自成起义军的总指挥杨嗣昌获罪自杀。
李自成造反军处死福王后，福王尸体的去向问题，几百年来，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清朝统治者为此大作文章，大肆诬蔑攻击起义军，说洛阳城被李自成义军攻克后，“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去，王以体肥，不能远走，贼得而杀之，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群贼胪食，名曰：‘福鹿宴’”。
然而从福王朱常洵圹志“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及以“大明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葬邙山之原”。到《明史》本传载福王被杀后，“两承奉伏尸哭，贼摔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志史对照，说明福王被义军杀害后，尸体仍存，所谓“福鹿宴”是清朝统治者对李自成义军的诬蔑。（参考《出土墓志铭与明藩洛阳王（下）》黄明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