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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不起生育能力太强的朱元璋子孙们 大明就亡了

news.xixik.com   2017-11-25 19:37:08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洪武年间整个宗室只有58人。到永乐年间,宗室人口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万多人。到了明末将近二十万人。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大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全供养他们都不够。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中国古代,一个王朝的建立,必然会导致其家族,也就是宗室的大兴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往往会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导火线。而说到古代宗室问题,最严重的可能莫过于明代了。明朝的宗室因为特殊的政策,不光给明朝带来严重的财政负担,对宗室自身和当时的百姓而且也是一种伤害。明朝末年,天灾、人祸、战乱不止,各种矛盾集中爆发,最终以明朝灭亡、清军入关而告终。总结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就不得不提到明朝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藩王宗室制度。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前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时,认为宋元之所以灭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弱臣强”,朝廷在天下大乱的时期没有宗室保护故而灭亡,于是在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分封诸皇子为亲王,并规定一套严格的藩王宗室制度。这一制度在燕王朱棣靖难之役成为明成祖之后进行了完善,成为明朝历代皇帝的祖训,一直延续至明末。

明朝的藩王宗室制度比较特殊,既不同于汉晋,又不同于唐宋。汉晋的藩王宗室裂土封国,藩国里的土地和人口的几乎完全归宗室所有;唐宋的宗室则可以出仕做官、统兵打仗,国家可以依赖。

赴美生子利与弊

朱元璋在册封这些藩王之初,为了起到拱卫朝廷的作用,给予的权力和独立性够大,然而经过建文帝和明成祖两代皇帝的削藩,藩王不得干涉地方政治军事事务,不得擅自离开封地,结交地方官员。形成了《清史稿》中记载的情况“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且不可参合四民之业(即士农工商),并能世袭罔替”,这些特点注定了明末的悲剧——“天下养朱”。

所谓“天下养朱”,是指明朝为了供养宗室成员而背负的巨大财政负担,这个负担可以说是一直贯穿着整个明朝,而且时间越往后越严重,到了明朝末年直接拖垮了明朝中央政府,成为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之一。

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上,有一件事一直被人批判,即:明朝藩王庞大的寄生集团,到明末之时,宗室人口高达百万。事实究竟怎样呢?如果找到崇祯年间的玉牒,那么事情就真相大白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清代档案记载,顺治初年明代玉牒尚存(玉牒,记录皇族的族谱,每十年一修,定期公布),只是不知其是否完整,但随后就消失不见了。

因此,从此之后,明朝宗室究竟有多少人,就成了一桩历史悬案。可以说,清朝丢失了这一样东西,让中国人争论了300多年,至今无解。

根据《明实录》《明史》《清史稿》等文献的记载,明朝的藩王宗室的制度大体框架如下:

太子以外的皇子授予亲王,亲王嫡长子世袭亲王,其余儿子都封为郡王;

郡王嫡长子世袭郡王,其余儿子都封为镇国将军;

镇国将军的所有儿子,降一等,都封为辅国将军;

辅国将军的所有儿子,降一等,都封为奉国将军;

奉国将军的所有儿子,降一等,都封为镇国中尉;

镇国中尉的所有儿子,降一等,封辅国中尉;

辅国中尉的所有儿子,都封为奉国中尉;

以此爵位 世袭罔替;

到了奉国中尉之后,不再递降,奉国中尉的世世代代的所有子孙皆封为奉国中尉。

皇帝的姊妹封为长公主,皇帝女儿封为公主,女婿封为驸马都尉;亲王的女儿封为郡主,郡王的女儿封为县主、孙女封为郡君、曾孙女封为县君、玄孙女封为乡君,而郡主、县主、郡君、 县君、乡君的夫婿都封为仪宾。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将原本的藩王宗室的俸禄待遇降低,并形成了定制,用粮食的单位进行计算:

亲王每年一万石,郡王每年二千石,镇国将军每年一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则逐级递减二百石,辅国中尉、奉国中尉逐级递减一百石;

公主及驸马每年二千石,郡主及其仪宾每年八百石,县主、郡君及其仪宾逐级递减二百石,县君、乡君及其仪宾逐级递减一百石。

按照这个制度,即使是最低等的奉国中尉和乡君每年都会有二百石的俸禄。二百石是个什么概念呢?

由于历朝历代的粮价不固定,难以准确统计,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明朝官员的俸禄进行比较,明朝正七品官员(一般是知县,相当于现在的县长)每年的俸禄只有九十石,而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的考证,明朝一石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八十斤左右(不同的文献测量方法有很大出入)。这么看,朱元璋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可谓是相当地好啊,给了极高的待遇!

终明一朝,一共实封亲王六十五位,追封亲王二十二位。

在这些实封的亲王中,有十六位亲王因事被废、除封,有十五位亲王因绝嗣而除封。因此,到崇祯时明朝灭亡,明朝维持时间较长的亲王实际上只有二十八位,根据他们的俸禄来计算,国家每年需要花费二十多万石,虽然数量挺多,但还远远达不到拖垮明朝财政的程度。

那为何明末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天下养朱”现象呢?

其实明朝的财政负担不是在这些亲王身上,数量直接是亲王的四十倍,而是下面的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其他的宗室爵位身上。虽然这些爵位的俸禄并不高,但是数量却十分庞大,而且是呈几何倍数增长的。

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朱元璋时期宗室总人数只有五十八人。再根据《明神宗实录》的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明朝宗室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十五万七千人(其他文献有不同的数字,但差距并不大)。由于明朝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故这一数字到了崇祯年间又会有大幅的增加。

根据《万历会计录》的记载,万历初年全国的每年的田赋总额约两千三百万石,光供给宗室的俸禄就多达八百多万石。而《皇明经世文编》中的记载“二省之粮,犹不足供宗室禄米之半”,这里的“二省”指的是产粮大省山西和河南,这两个省的粮食产量居然不到宗室俸禄的一半。从这些数字可以看,从万历年间开始,宗室已经严重拖累了明朝的财政。

另外,爵位较高的宗室成员还在经济上享有特权,不用缴纳赋税,因而大肆兼并土地,造成流民从事、国家税收减少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万历首辅张居正不得不推行改革,清丈土地、清荫(亲王取消旁推之恩,镇国将军及其以下爵位不再进封等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改革措施大部分被废除,改革失败。

可以说,明朝末年不得不面对财政收入逐年减少,而宗室的俸禄支出却逐年增长的情况,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在明朝末年,很多底层宗室已经根本得不到朝廷的俸禄了。但是,按照祖制,这些宗室一不能经商务工,二不能当官,三不能带兵打仗,四不能列土封疆,所以许多底层宗室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生活极其悲惨。

到了明末尤其是崇祯年间,由于内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部与女真战争不断,但宗室待遇(主要指高级别宗室)的俸禄待遇不变,就出现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奇葩现象。

可怜崇祯皇帝一生勤俭节约、劳心苦力的为国家筹措钱财,而他的同族宗室却个个自私自利,从不肯主动出钱帮助他解决财政危机。崇祯皇帝被逼无奈,只能靠加重百姓的赋税来填补,却又导致农民活不下去倒向起义军一边,陷入了死循环,明朝最终无可挽回地掉入了深渊。

大明弘治五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止这一年的八月,他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朱佑樘览奏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认识记清自己的儿女吗?

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七十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六十三人,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七百六十七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一千多人。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像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正如朱佑樘所料,朱钟镒生殖冠军的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以致出现了这样尴尬的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数了。正德三年二月,庆成王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将军府自己清查人口上报汇总,他已经无法弄不清他这个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都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这仅仅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男性直系后代已经繁衍到近十三万人之多。

与此相对照的,虽然“爱新觉罗”氏不是从努尔哈赤算起,而是从其父塔克世算起,也就是说,源头数量比明王朝多了数倍,虽然明清两朝的存活时间大致仿佛,但是清朝末年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数量是两万九千人。(《满与汉》,第20页)

事实上,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也是世界人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人口如此急遽的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

朱元璋这个乞丐出身的突农民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完全是屠夫的代名词,对功臣残害是历朝历代最厉害的。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朱元璋一生勤劳节俭,即使身为皇帝,坐拥天下,仍旧保持着受苦时的勤勉和廉洁。纵观中国历史,朱元璋应该是最勤奋的皇帝之一,他的节俭在皇帝中也是登峰造极,他对于自己和官员都相当抠门。

工作上,他励精图治,工作铁人。朱元璋从登基到去世,在位三十一年有余,他几乎没给自己放过假,没休息一天时间,真是名副其实的工作机器。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1385年),已经快六十岁的朱元璋,在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批阅内外诸司奏折共1660件,处理国事合计3391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折207件,处理国事420多件,真是精力过人,体力超群。

由于他出身贫穷,对于老百姓穷苦的生活非常清楚。登基以后,立刻下了一系列的政令。比如说,轻徭薄赋,奖励垦耕,发种子,发耕牛给老百姓,三年不收税。这点他做地是好的。

生活上,节衣缩食,痛斥浪费。《明太祖实录》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好多将士都以为胜利了,可以自由放松点了。闲暇之余,他们在京城里群饮豪喝,有的甚至一醉方休。朱元璋听说后将他们狠狠训斥了一通:“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为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靡。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相信大家都听过四菜一汤,那么四菜一汤是什么典故呢?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还流传着四菜一汤的歌谣: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小葱豆腐,意义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

当皇帝后,朱元璋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有的太监都看不下去了,但是朱元璋却认为,自己是帝王,是天下的表率,如果自己不节俭一些,那些官员就会更加的奢侈,老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修建皇宫时,他命人在宫里给他开辟了一片自留地,方便太监种菜吃(这个后世也有人学)。制作轿子时,凡是规定应该采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黄铜来代替。他所睡的床,要不是有金龙在上面,和平常百姓家的卧榻没什么区别。朱元璋登基三年,在朝堂上,拿出一条被单给大臣看,大臣们都惊呆了,因为这条被单是由小片的丝绸缝起来的。大臣震惊之余,朱元璋还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弃也。”意思是说,这些缝被单的小碎片都是做衣服剩下来的。他大概不知道皇家缝补一个床单,比买十条还贵。这已经到了精神病的地步了,后世也有人爱穿破损的睡衣,上面有百来个破洞……

他不仅自己节俭,还容不得别人浪费,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有次,朱元璋看到两个太监穿着新靴子在雨中走路,叫人把这两个人狠狠揍了一顿。看见舍人穿着漂亮的新衣服,第一反应是问人家多少钱,一听五百贯,立马想到这是贫苦农民一家一年的收入,感到十分心痛。

政务上,废除宰相,降低工资。朱元璋对自己抠门的同时,对下属官员也很小气,主要表现在:

1、紧握权力,废除宰相。皇权和相权是封建帝国一直存在的矛盾,对权力控制欲极强的朱元璋来说,根本就不存在矛盾。因为他对政治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了更加扁平化的管理,废除了丞相和大都督这两个最高级的职位,成立了五府、六部,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牵制,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能单独对皇权造成威胁。

2、反感官僚,低薪任用。朱元璋对官员要求非常苛刻,但是待遇却奇低。真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历史上有记载,明朝官员的俸禄几乎是史上最薄的。唐朝时,五品官员每年收入数百石,还有月俸六七万钱;而明朝同等级官员,收入仅仅是唐朝官员的十分之二。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费用和办公费用等,都要从年俸中开支,依靠俸禄根本无法过上幸福的生活,很多基层干部养家糊口都有困难。所以官员贪污是生存的必须,像海瑞这样是凤毛麟角的。

3、取消特权,不管养老。取消了官员子弟世袭的制度,只能承袭先辈的俸禄,不允许承袭官位,要做官就得参加科举考试;取消之前官员犯罪可以降职或夺官抵消的特权,官员犯法,与庶民同罪;官员退休,舍不得给退休金,最多给一半年俸。

不是继位朱元璋大位的每个子孙,都像他那么精力充沛,只求付出,不在乎享受。最终明朝内阁首辅的权力和地位早超过了宰相,而且官员为了养家糊口,就不得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最后,崇祯皇帝需要军饷时,没有一个大臣愿意拿出来,与帝国分担。

对待官员极度苛刻,但对子孙后代却出手阔绰。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项举措,为明朝灭亡埋下隐患。朱元璋这个冷酷的屠夫对他的亲戚家人,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出手非常阔绰,唯恐待之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不包含其他赏赐,仅仅年俸就一万石,比一品大员要高出七倍。这还不够,为了保证子孙的荣华富贵,他绞尽了脑汁。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当然没有任何土地是藩王的封地,明代藩王只对土地有所有权,土地的产出有支配权,没有在土地上任命官员和直接收税的权利。朱元璋制定了一项皇族专属的霸王条款:

1、他的后代生下来就有爵位,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2、只要是朱氏皇族,生下来就可以按人头到国库领薪水,而且工资级别比当时一品大员还要高。

3、皇室家族的生老病死所有费用,国家全包。生病住院,结婚生子,安葬等一条龙国府全包。

他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所以明朝腐败是必然的)。一个正二品尚书的年薪只有区区732石,任何高级官员的俸禄都羞于与高级贵族的对比,即使是低级官员的待遇也不如低级贵族。一个七品知县的年薪只有90石,而最低级的奉国将军的年薪也有200石。但是的情况真是考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生得好。朱乞丐却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我们以洪武二十八年的诏书为标准,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递减。男的要封,女的也要封,乃定皇姑曰大长公主,皇姊妹曰长公主,皇女曰公主,俱授金册,禄二千石,婿曰驸马都尉。亲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县主,孙女曰郡君,曾孙女曰县君,玄孙女曰乡君,婿皆仪宾。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递减。自后为永制。

这仅仅是粮食供给,还有,锦,紵丝,纱、罗,绢,布,绵,盐二百引,花,皆岁支。马料草等各种补贴。不光要养亲王和郡王、公主郡主县主,即使是那些因为犯罪革爵的,每个月也要供养,嘉靖中月支米六石,万历中减至二石或一石。明朝早期宗室人口少的可怜,明太祖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他们家差不多都被饿死了。可以说是人丁稀薄。所以根据明朝玉牒和其他文献的记录,洪武年间整个宗室只有58人,供养这么点人对于大明朝来说小菜一碟。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到永乐年间,宗室人口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万多人。到了明末将近二十万人。可是在万历年间的官员才8万多,更何况在国力不济时,哪有钱养那么多人啊。虽然没有达到网文说的百万但是这数量绝对不少了。这些宗室都需要明朝中央养活,这就是家天下体制下的寄生虫。历朝历代都会有,清朝的八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供养宗室子弟已经占据了明朝财政开始相当大的比重,甚至用一个省的粮食去供养都不够。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这些明朝的宗室成了王朝的殉葬品(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朱元璋对大臣既不舍得分权,又不给分钱,对子孙却过度纵容的政策,最终将大明王朝活活拖死。乞丐出身是朱元璋奋斗的动力,但是乞丐的眼界又是大明王朝奇葩的原因。胡蓝之狱,实则是胡惟庸和蓝玉二人计划谋反,但行动未就,就被朱元璋发现了。其实这也难怪,这么抠门的皇帝,官员都捞不到油水,哪个想跟着混,毕竟世人多贪财。

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十岁起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把子孙完全当猪养,这种无微不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致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朱元璋这个乞丐土农民除了恢复汉室有功劳,但是在搞特权剥削民众上超越了前朝和后世。朱元璋毕竟是文盲出身,粗读四书五经,显然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不太好,他的子孙后代成倍数的翻番,到了明末的时候已经是明政府的沉重负担了。而且王爷们大肆侵占土地,不用交税,国家还要养他们,也就难怪穷人的代表李自成对他们大开杀戒了,而且越是杀藩王越得民心,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根据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朱元璋的后代的数量非常庞大,晚明文学家王世贞曾经做过统计,到他那个时候,比较大的藩国还有二十四个,郡王二百五十多位,镇、辅、奉国将军七千多位,镇、辅、奉国中尉八千九百多位,郡主、县主、郡君、县君共七千多位,另外还有庶人六百多名。总计不到三万人,当然这些还都是有名有封爵的,更有大量的旁支宗亲,整体的数量难以统计。

而除了亲王以外,郡王的数目更恐怖。明代郡王除了靖江王是明太祖所封,其他的来自各亲王王府。根据统计,各王府先后封924位郡王,其中秦府封15郡王(南明另封1郡王),晋府封28郡王,燕府封1郡王(后升为亲王),周府封75郡王,楚府封20郡王(南明封1王),齐府封3郡王(后均废为庶人),鲁府封23郡王,蜀府封21郡王,代府封29郡王,肃府封10郡王,辽府封24郡王,庆府封20郡王,宁府封11郡王,岷府封27郡王,谷府封1郡王(后废为庶人),韩府封36郡王,沈府封28郡王,唐府封19郡王,伊府封8郡王,汉府封8郡王(后均废为庶人),赵府封17郡王,郑府封15郡王,襄府封13郡王,荆府封14郡王,淮府封17郡王,德府封19郡王,崇府封7郡王,吉府封7郡王,淮府封17郡王,徽府封24郡王,益府封40郡王,衡府封14郡王,荣府封8郡王,潞府封1郡王,福府封2郡王,桂府封2郡王。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氏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做乱不断。这种状况导致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做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溜溜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而汉朝推恩令正好相反,生的越多,子嗣封地越小,推恩令——把刘备从皇室后裔沦落为织席贩履贩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各地王爷们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了多生孩子,他们拼命招纳妻妾,强抢民女。他们把妻妾们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紧锣密鼓的床第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很明显,这么做很容易导致王爷越来越多,因为每代皇帝除非因为意外状况,都会有儿子,然后被封为亲王,然后亲王的儿子封郡王世代相传。最后据统计,明朝共计实封亲王六十五位,追封亲王二十二位(指始封王而言,不包括世孙、世曾孙继位、或旁支入继后追赠父祖的亲王)。实封亲王中,十六位亲王因事被废、除封(晋王、周王、代王、岷王重新复封,齐王、谷王复而再废。岷、荆、唐府有亲王因事被废,由世子或旁支继位,因未除封而未计入),十五位亲王因绝嗣而除封。至崇祯朝明亡,共计有亲王三十四位。

数量众多的宗室造成了明王朝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宗室不得参加科举不得经商。而不少宗室成员因为被禁锢,导致年逾三十不婚,暴露十年不葬的悲惨局面。当然还有大胆的“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难道明太祖就没注意到这样做的问题吗?明朝王爷和宗室一开始就是寄生虫?答案当然不是。朱元璋在全国各地封了包括自己二十六个儿子, 与侄孙朱守谦,在内的二十七个王。虽然亲王数量不少,但是他们可不是寄生虫。早期那些藩王主要负责驻防区的保卫和屯田,一些在内地的藩王像齐王虽然封地在山东,但是每年还得去开平戍边。

有的藩王,比如秦王,因为频繁出塞作战,身染疾病,而蜀王还差点死于外地进犯。还有宁王的封地直接在最前线(封地在今天的赤峰)。因为这些藩王常年负责守边还有治理地方,所以他们除了一些比较荒唐或者资质平庸的,基本上都具有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当时就流传着燕王善战、宁王多谋。而太子朱标去世后,明惠帝就像温室里的花朵,面对燕王这个身经百战的猛将,自己又骚操作,自然到了最后酿成“靖难之役”

而燕王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因为他知道自己皇位咋来的,就开始逐步限制宗室——严禁宗室离开自己的封地。朱元璋的爱心,加上朱棣的私心,给大明覆灭埋下了祸根。所以在朱棣之后的宗室们也就是高级囚徒而已,既然平时没有事情干,那就只能生孩子——没有电视,没有游戏机,没有豪车,没有游艇,但是有很多女人,真的除了XXOO没有什么更好的娱乐项目了。之后随着汉王朱高煦造反,一些藩王开始内迁。最后,整个明宗室就像被圈养的羊群一样,数量在增加,但是质量很难上去。到了明朝弘治时期,有一位亲王甚至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孙子,因为实在了太多了。结果到了明末宗室人口高达二十万,作为对比的是,当时让明帝国头疼不已的满清八旗,核心人口有多少人呢?根据1988年第4期《历史档案》,安双成先生译的《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记载,顺治五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八旗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二十丁,蒙古八旗在顺治五年则有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

这一数量对比不用说大家也看出来了,如果真按明太祖所想,让宗室保卫国家,光宗室的男丁就能解决后金问题了。然而,最后明朝宗室却成了国家的负担,国家空付出财富,却养出了二十多万无用之辈。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宗室人数并不多,整个洪武年间,只有58人。到了永乐年间,也不过只有127人。对于这一点,徐光启《徐文定公集》等多有记载,不存在争议。

百年之后,正德年间(1506—1521),明朝宗室人口为2980人。按照人口增长情况来说,这一点也基本符合实情。

嘉靖年间,宗室人口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变化:(1)嘉靖8年(1529年),突然增长到8203人,(2)嘉靖28年(1549)为1万余人,(3)嘉靖32年(1553)暴增为19611人,(4)嘉靖44年(1565年)为28840人。要发给他们的俸禄占到了明朝财政收入的28%,要知道,当时南方抗倭、北抗鞑靼,明朝根本没有钱发给这帮白吃饭的家伙们。

需要说明的是,一直到嘉靖44年,明朝宗室的数量都还算有据可查。尤其是嘉靖44年的数据,来源于明朝内阁首辅李春芳的《宗藩条例》记载。另外,以上所记载的数据,包含了宗室女性。

然而,嘉靖之后,明朝宗室人口数据,就开始逐渐模糊,让人搞不清楚了。其中,有一点极为关键,即:后来的数据,有没有包含宗室女性?

如果按照部分文章所述,这些数据只是男性,不包含女性的话,万历初年宗室有3万余男性。因此,如果按照1:1来计算,那么当时明朝宗室就是6万人。

《明神宗实录》中记载,万历23年(1595年),宗室总人口15.7万(包含女性)。《五杂俎》记载,万历末年(1620年之前),宗室人口20余万。

不过,徐光启也有一些记载,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记载,“隶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即共有13万宗室。需要注意的是,十年前的记载是“隶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

从徐光启的记载中,和洪武年间的人口增长中,也基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事实,即:“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

因此,如果以徐光启的数据为准来推测,1634年时,明朝宗室人口才是26万。到1644年是,大概也就34万,怎么算都不可能得出百万的数据。再夸张一点,即便徐光启的数据只是男性,那么总人口最多也只是68万。

即便按照《明神宗实录》的记载,1595年有15.7万人,也得不出明末宗室百万的数据来。总之明朝百万宗室是不可能的。其实,一些客观的专家也计算过,比如《南明史》的作者顾诚就推测过,崇祯年间的宗室人口在20万左右。

关于明朝宗室人口有多少的话题,让中国人争论了300多年,但至今没有一个定论,可谓成了一个历史谜团。此外,关于本文的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提。

第一,让人遗憾的是,明朝灭亡后,在清朝的追杀下,明朝宗室子孙可谓百不存一,以至于清朝想找一个吉祥物,表示清朝仁义,都找不到明朝宗室的后裔。

第二,明朝中后期,郡王以上的生活还行,但郡王之下的爵位,跟老百姓相比较,也只能算是差强人意,甚至不少贫困的触目惊心,根本没大家想象的那么风光。

第三,按顾诚推算,明朝大概有20万宗室。其实,如果翻开清朝的玉牒,就能看到溥仪时,清朝宗室男性有10余万,男女总数大概也有20万,明清差不多。

不是明朝宗室多压垮的财政,而是明朝宗室待遇高压垮的财政。其他朝代,旁系宗室待遇极其微薄,对国家财政的影响还不是很大。朱家养宗室是一视同仁的厚养制度,朱家王爷除了王朝初期又不干事,自然功夫都花在选女加苦练床上功夫上。养猪还能卖钱,真的比养明朝宗室要好。万历年间才对宗室开科录取,但常年圈养起来的恶果就是"在诸王中,乐善好书者固一百不存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者,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贤王矣"。 就这种素质怎么能指望与朱明天下同生共死,唐王朱聿键也是在凤阳高墙内受尽幽禁之苦才知民间疾苦,不然也未必有贤能之名。如果跟汉朝推恩令一样,一代降一级降到最后成普通草民,七代后连皇粮都没得吃,大明江山或许还能破300年。中国其他朝代对于亲王有基本保底,没有战功和另行赏赐的话就是一代降一级爵位。西汉宗室亲王也多如牛毛,所以汉室宗亲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阁下玄孙只是织席贩履小儿,虽然是刘备的吹牛,但是也符合实际。西汉覆灭宗室多根本不是衰落的主要原因。明朝立国200多年养出了20万猪狗不如的亲王,王朝大限到了。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们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止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身上的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二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百分之四十,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的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八十七万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六十九万石,湖广的楚王府,收一万石增长到二十五万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意味着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为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是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们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倒不符合中国大地的天理人心了。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因为河南好地圈尽了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们经常向皇帝哭穷,向皇帝索要各种特利。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都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六十所……

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在万历皇帝在位的后期,明朝宗室成员超过了8万人。这下子明朝中央财政彻底玩完,大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全供养他们都不够。其实当时也就亲王、郡王还可以过着体面的生活,下一级的辅国将军和一般的富户没有什么区别。像奉国将军这样的低级宗室已经没有任何的俸禄,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当时根据朱元璋的规定,宗室子弟不准外出工作,这甚至造成了一些所谓的贵族活活饿死。明朝中央眼看这不是办法,才同意那些低级宗室可以外出工作。在明朝末期,看到什么将军头衔的宗室在大街上做生意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崇祯15年,也就是明朝灭亡之前,明朝进行了最后一次宗室人员统计。当时宗室的人数超过了20万,多么恐怖的数字。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们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会要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们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他们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已经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虽然民怨重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他们理直气壮: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做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们确实是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二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 HIGH到极点,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二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之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太原总兵姜(王加襄)据其亲见亲闻,向皇帝汇报说,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南疆逸史》也说:“明之天潢,迨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四千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尽。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定陶王及其子效锋同赴井殉国,翟山王效钦、陵川王效铿等相继被拷掠至死,沈世子迪洪被执不知所终。姜襄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居六日,屠戮将尽。兼过天星、张天琳,百计搜查,几无噍类。而素居州县潜匿乡村与逸出者,所存无几……”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一万多人。
山西一省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所过之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攻占河南永宁,万安王朱采轻被捕捉,在西关被公开处死。崇祯十四年十一月,攻占南阳,杀唐王朱聿莫于麒麟岗。十二月,克禹州,徽王被杀,“其支属在禹者,凡十七家,及城陷,十七家皆及于难”。镇国将军朱翊至向皇帝汇报此事说:“阖府宗仪,屠戮大半。此受祸之极惨者也”。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破汝宁,祟王朱由贵及其世子诸王被杀于泌阳。十二月,李自成军入荆州,湘阴王朱俨尹全家皆被诛。崇祯十六年抵兰州,执肃王朱识锗,“宗人皆死”……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过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一个新花样:“以便舆笼王沉西湖,遮其金数百车尽。”宫殿楼阁近千间,“壮丽近于皇宫”的楚王府也被赴之一炬……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更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是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是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是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据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场。万历皇帝以与民争利闻名史册,他派出大量矿使税临,四出搜刮,百姓有了灾荒,却舍不得拿出来钱来赈济。然而小儿子福王朱常洵大婚时,万历皇帝一下子抛出三十万两的巨款;给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超过祖制规定的十倍。朱常洵“就藩”时,万历一下子赐了上等良田四万顷。有了这样巨大的财富和如此众多的特权,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官校藐法,横于洛中”,中使四出,“驾贴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在“稳定”时期,福王的权势看起来如泰山之巨之安,谁都不敢触动。然而,一旦社会动荡起来,王府的高墙就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他平日欠下百姓的一切,在战争中得到了一并清算:祟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福王朱常洵仓皇缒城而出,逃到城外一座破庙中潜藏,第二天被起义军抓获。这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以亲王之尊跪爬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李自成饶他不死。李自成不为所动,他当众斥责福王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四十大板,打得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袅首,将头颅示众。至于那三百多斤的躯体,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剔去毛发,拨掉指甲,又杀掉几条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这一事实说明,皇族二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愤怒。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象以前每一个王代末期一样。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打着“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也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朱元璋的子嗣们,垄断了地方最赚钱的行业,兼并了天下最好的土地。明代中期,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明朝灭亡以后,几十万的明朝宗室都去哪了?

明朝皇室后裔曾经多地吃垮天下 最后结局多悲惨

天下大势分久必和,合久必分分久,分分合合之中会有无数不尽的朝代灭亡,无论是哪个朝代的兴亡都会有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每当朝代灭亡的时候,除了百姓苦之外,那些当年的皇子王孙会过得怎么样呢?明朝灭亡以后,朱元璋的子孙过得怎么样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大明王朝灭亡的时候,朱元璋的子孙们开始结账,代价更是非常大。

公元1644年正月,刚刚在西安称帝以后的李自成,率领20多万农民军向北京进发。农民军包围北京之后,崇祯皇帝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在煤山自缢殉国(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不过李自成也没能守住北京,随后清军攻入北京。清朝最终逐步占领了全国,此时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说,那就是当时明朝的那几十万宗室都去哪了?

明朝灭亡以后,按说这几十万皇室子孙站出来,组成一个十万人的军队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很不幸还没有组建成军队,明朝的后代已经灭亡的差不多了,因为明朝灭亡以后,这些平时高高在上的皇室成员变成了起义军的猎物,皇室成员大多被杀,能够生存下来的是少之又少,很多人为了活命都改名换姓起来,但是改名换姓也躲避不了被清朝统治者的屠杀。

一、明朝末年,起义军先分掉宗室财产杀掉他们

在明朝的末期,各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他们每到一地,第一个首先是诛杀皇族。明朝末期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对明朝皇室分封在各地的藩王及其后人也给予了无情的镇压,每当攻下一个城市,就杀掉他们,分掉他们的财产。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更是残忍,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襄阳王朱翊铭一族全部诛灭。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张献忠的军队攻陷了武昌府,张献忠将第九代楚王朱华奎全族2000多人杀的干干净净。这次,他想出了另一个新花样——活沉西湖,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付之一炬……流窜到四川之后,张献忠攻入成都,又将蜀王朱常浩全族屠杀。与西南方的张献忠相比,北方的李自成也不逊色。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攻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根据统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10000多人。在河南境内,分封在洛阳的福王全族被农民军屠杀,开封的周王带着一些嫡系血脉成员逃跑,其余都被农民军杀掉。在山西境内,代王、晋王两大藩王全族4000多人被杀的只剩下了几个幸存者。这时候要感慨,何苦生在帝王家已经晚了。平日飞扬跋扈,敲骨吸髓,民脂民膏,而在王朝的末期,贵族的身份就随时有性命之忧。除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些人杀掉的宗室之外,还有一些宗室被其他的农民军所杀。

兰州的肃王、太原的晋王、西安的秦王等,或被俘或被杀,大同代王一宗也未能幸免。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进攻北京途经大同时对大同进行围攻,代王朱传齌捐出府库物资军械,派出护卫军与大同驻军一起进行抵抗,城破被俘后宁死不降,最后与他的王位继承人世子朱贻埄一起父子合家被杀,代王府也被农民起义军占领进驻。据传,李自成率大军走后,留守的起义军在代王府内起灶做饭时,不慎引发大火,辉煌近二百五十载的代王府变成了一片灰烬。而位于进攻北京必经之路旁采凉山、马铺山南原的朱氏历代代王陵寝以及地面建筑,也难逃农民起义军之手,或被拆或被焚。而埋葬历代代王的十余座王陵,历经三百六十多年的人为破坏和风侵雨蚀,如今已荡然无存,只剩下萋萋荒草和东坟、西坟、三府坟等一些村名。值得同情吗?这些王族都是百姓的灾星,死了就死了吧,是死有余辜。他们留给历史的只有贪婪,荒淫,寄生……

二、一部分宗室死于清军之手,还有一些人撤到了台湾岛

由于农民军的因素,明朝宗室在北方根本就无法立足,除了那些被农民军杀掉的宗室,其余的人基本上都逃往了江南。例如弘光皇帝朱由崧就是从河南逃到南京的,当时江南地区还在明朝的控制之下。这一部分宗室在南方也过了短暂的太平生活,但是清军南下以后,一切都戛然而止。面对南下的清军,一部分宗室选择抵抗,但是还有一部分人选择投降。那些投降的宗室中,血脉偏远者或许还能留一条命,那些血脉与皇族接近的人基本上都被清军杀掉。南明先后出现了好几个政权,每当一个政权灭亡,都会有一些宗室被杀。最后这些宗室撤往云南境内,这是南明最后的地盘。永历政权瓦解以后,有一部分人被吴三桂所杀。那些逃入缅甸境内的宗室很难存活,他们要么被杀掉,要么被送给了清朝。

赴美生子多少钱

永历政权灭亡以后,郑成功仍然不愿意投降,他依靠福建沿海地区继续抵抗。那些幸存下来的宗室很多都投奔了郑成功,后来郑成功收复了台湾岛,这些宗室也跟随船队到了台湾。可惜收复台湾岛不久,郑成功便因病去世,他的儿子郑经成为了当家人。在这里,那些明朝宗室最起码可以过几年太平日子。郑经去世以后,他年幼的儿子郑克爽继位。清廷利用郑氏集团内部的混乱,派遣军队占领了全岛。此时,那些明朝宗室必须做出选择。最终一部分宗室继续逃往,他们的目的地是吕宋岛等地。一些不愿意投降的藩王们选择自杀,当然投降者也大有人在。其实有那么一些幸存者在某些角落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断发现“潜伏”的明朝宗室。

当朱元璋的后裔被杀的差不多的时候,康熙七年(1668年),康熙下了一道圣旨:“诏故明宗室子孙众多,有窜伏山林者,令悉归田里;有改名换姓者,姓是皆复旧。”有的明朝皇族后裔果然去复姓了,但是等待他的却是大屠杀,同样还有一小部分明朝后裔躲避了起来。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查遍全国查到一个叫做朱之琏的应该是朱元璋的后代,于是封为一等候,入正白旗令世袭,乾隆十四年八月,追赠一等延恩侯。从此以后明朝朱元璋的后裔才开始不再逃避,但是这个时候全国也没有多少朱元璋的后裔了。

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必将结束

现在很多人怀念明朝,认为明朝的制度无可挑剔。这种人的思想连17世纪都没有进,17世纪中期,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首先是明帝国的灭亡,满清开始入主中原。基于与此同时,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通过了限制君主权力的《权利法案》,英国成功的把权力被关进了笼子里。现在有很多人因为讨厌满清,而喜欢明朝。这是从一个极端进入了另一个极端,明清两朝都是那种家天下的专制王朝。政治体制不发生改变,换一个皇帝甚至是换一个王朝,那都是换汤不换药。明朝的灭亡固然可叹,但决不能开历史的倒车。在清朝统治中原期间,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先后发生,自由、民主、博爱的国家才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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