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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历任总统誓言回顾:冯国璋宣誓和平统一

news.xixik.com   2010-12-7 18:59:13 资讯来源:看历史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袁世凯宣誓效忠民国:“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总统的誓言一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首期临时总统,誓曰:“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

赴美生子利与弊

这誓言,距今已然百年。也正是由此,民国开启了它命运多舛的历程。

总统的誓言,不应当仅仅看作是一种个人承诺,更应该是看作他所代表的国家政权对国民的承诺。

由孙文开端,历任民国总统无不给国民许下了庄严的承诺。袁世凯在誓言中,要“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黎元洪在誓言中,要“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冯国璋在誓言中,要“府院一体,内外同心……但求利国,不计其他”;徐世昌在誓言中,要“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曹锟在誓言中,要“以法治为根基,以守法为要议”;蒋介石在誓言中,要“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而李宗仁,这位生不逢时的“代总统”也同样做出了“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的承诺。

强国、和平、统一、共和、民主、法治……这些至今仍熠熠生辉的名词,装饰着总统们华丽的誓词,也装饰着民国与国民的梦境。

然而,誓言历历在耳,承诺却屡屡成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是时人对时局的悲讽之议。屡屡成为空头支票的誓言,最后变成民国动荡的政治现实。

“我不否认我们中国是忧患重重,我更不否认我们建国前途,是十分艰巨,民主的基础条件,还是薄弱。但是时代的力量,已使我们向民主宪政前途里程碑迈进了一大步,尽管横在面前的还有汹涌的波涛,而我们必须迈步前进,则是任何困难所不能阻挠的。”

这是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就任总统时的誓词。而此时,他应该已经知道,这个时代已在弃他而去。那些华丽的誓言,在现实中已成镜花水月,它们的主人,在历史中也只是过往一客,但这个国家,仍将向着誓言前行。

强国,孙中山誓词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中山: 理想主义者的治国困局

主笔│杨东晓

颠覆满州专制既成,而“图谋民生幸福”,于民国第一任总统则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民国之难建,民主之难行,民生之多艰,让孙文不得不考虑“旧经验、旧手段”。

清宣统三年(辛亥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上午11时,沪宁线上海站在礼炮声中开出一趟花车专列,火车上挂满了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这是程德全、宋教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民国设计的国旗。专车经苏锡常各站时,都有上千组织起来的民众高呼着“共和万岁”、“总统万岁”列队迎送。下午5 时,车到南京下关,政学军商以及各国驻南京领事早已在车站等候。

车上被众人簇拥的那位刚由美国经英、法等国以及香港,从上海入境的男子缓缓走下车来,炮台、军舰同时鸣炮二十一响。

孙文,他将开启民国纪年。

改朝换代

这是改朝换代的一天,公元1912年1月1日。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

是夜10时,孙文已来到如今的江苏省政协大厦,这里曾是朱元璋的“汉王府”、太平天国“天王府”、两江“总督府”,从1912年元月1日开始,又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地。

这里已被定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数百位各省及海陆军代表,在昂扬的军乐声中观礼,孙文就在这种西方式的欢庆气氛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期临时大总统。   

没有穿中国式的长袍马褂,孙文身着长长的燕尾服般的西式礼服宣誓如下:

图:大总统誓词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这一段极短的誓词,成为“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唐德刚《民国前十年》)。从这天午夜起,中国数千年“帝制”的政体模式,开始转入“民治”时代。

誓词的第一句继续了他1894年在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项任务看来就要达成了。全国22个省,已有17个省通电起义  脱离清政府。

而“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这句誓言则要艰难得多,民国之难建、民主之难行、民生之多艰,这位在海外时间多过在中国的理想主义者孙文马上就要一一面对。

无米下锅

就在就在的头一天,1911年12月31日夜,他对助他反清的兴中会成员日本人宫崎寅藏说,“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主持召开第一次国务会议(右起:王鸿猷、王宠惠、黄兴、孙中山、陈锦涛、蔡元培、景耀月)。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拜谒明孝陵(朱元璋陵寝)。

1 月8 日,他便开始了举债建国的艰难行程。这一天,他批准发行了1亿元的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然而临时政府刚成立一周,中国人还不明白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有何不同、皇上和总统有何区别,这种国债尚无法取信于民,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购买。而在此前16年的时间里,给了孙文无数钱财当经费的华侨们,口袋里也快掏空了。从1911年10月至1912年初,他们又约捐款240万港元。但这些款项大多汇往闽粤侨乡,而不是南京政府。

中华民国这第一笔公债最后只卖掉7%。不要说建国所需,就是对于政府一年的开支也是杯水车薪。

按照实业总长张謇的预算,临时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包括军费、中央行政、外交经费、其他共2 亿两;而海关税、盐税、江浙粤给中央的补贴最多不过1亿出头,还有8千万两的财政空缺——最严峻的是,正在与北方割据力量抗衡的军队如何养?

尽管财力匮乏,但革命军宁肯沿着宁沪线行军,也不去无偿征调本可利用的、归列强经营的铁道和火车;革命党的资金捉襟见肘,却不干预用于支付外债及赔偿赔的关税征收。这是近代史上少有的温和起义,它是由一群知识分子领导的,这群知识分子的组织者和头领孙文,以多年来在借力海外的经验告诉自己,没有外国人的支持,他们在中国任何事也干不成。

然而这一次,外国人只宣布中立,没有一个国家给他资助。

借贷无门

人称“孙大炮”的孙文,素以极具鼓动性的演讲闻名, 16年来,凭着他激情澎湃的演讲,在海外华侨中间不止一次地募集到各次起义所需的款项。

正因此,他在上海登岸时,岸上的人就有一种戏剧化的期待。清廷没钱了,隆裕太后知道,但全国人民不知道,而孙文没钱,却无人知道,所有人都认为他带回了巨额资金。但孙文却再一次充满激情地对中外记者宣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但是,现在既已建国,公债发行失利后,孙文也只能将眼光投向曾经多次资助过他反清的日本。多年来一直支持孙文的日本三井物产会社提出了用大冶铁矿换贷款的条件,而日本政界胃口更大,开出以“转让”满洲换贷款的协议。

日方对汉冶萍公司的欲念使孙文不寒而栗。为了发展日本国内的重工业,日本曾13次向汉冶萍贷款。此次,当日本东京三井物产会社常务董事山本条太郎,向日本外相及首相征求意见时,日本当即决定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贷款500 万日元给南京临时政府。

就在孙文就职一周那天,一份《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契约书》送到孙中山和黄兴手里。最主要的条款是中日股金各半,股权相同。汉冶萍公司创办人盛宣怀立即受到来自南京政府以及日本的共同施压,精明的盛宣怀于1 月29 日审阅草约时,将第十条中的“以上所开新公司华日合办,已由中华民国政府电准……”中的“已”字改为“俟”字。一字之差虽然避免了南京政府的尴尬,但一直秘密进行的交易还是被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披露了出来。

结果舆论迫使孙中山废约。他回复章太炎的质询时写道:“此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

1912 年2 月3 日,日本财界、政界代表森恪与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在拜见孙中山时毫不掩饰地提出转让“满洲”的问题,这是孙文、黄兴在万不得已通过轮船招商局以局产为抵押向日本借款1000 万日元时碰到的最大尴尬。究其原因是早在1898年,化名中山樵的孙文在东京拜访内田平良,提出“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那时的孙中山一心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认为满洲并不是中华之地。但时至1912年,临时大总统对12年前的观点已有变化。而最为逼迫的他则是:如果在阴历年底得不到1500 万元,就只有把政权让给袁世凯。而孙文的革命同志中间,也有人开始动摇了对他信任,有人认为他不切实际、理想主义,严复则认为他“粗率”。

为了刺激美国采取一些资助,孙文将与日本的谈判披露了一点给美国人,但美国这次却不为所动。所以,对日本谈判不得不危险而谨慎地操作下去。

日本尚在期待进一步获利的同时,英美各方看到日本撇开了盟友自顾自地发财,大为不悦,于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共同出面阻止了贷款谈判。国内外的压力,终于废掉了日后会造成更大麻烦的贷款条约。但孙文,则不得不考虑如何让这个新生共和国生存下来的其它途径了。

辞职让袁

窘迫的财政危机只是这位临时大总统所遇困窘之一,更为严峻的是政治形势。孙中山不得不重新掂量自己下船时宣称的“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言论了。

治国一月,种种艰难局面让他深感非得具有“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十多年来以“驱逐鞑虏”为要务的孙文,虽然一直在思考“建国方略”并系统地构思过未来中国的方向,但是对于建立和巩固政权却毫无经验,所谓秀才遇到兵,孙文这样的洋翰林,怎能斗得过训练新军、掌握北洋六镇的袁总理呢?这并非孙文一人所想,也同样是不少初掌政权,力不从心的革命党人的想法。

于是,请袁世凯出山,以总统职位换取民国生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思路。《民立报》的读者早在1912年1月6日就获悉了孙文就职的第二天给袁世凯的电报,孙文表示“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还声言“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10天后的1月15日,南方革命军的议和代表伍廷芳接到孙文电报,“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而这位被孙文认作应该首推的袁氏,看上去很有耐心,一周都没有给南方任何回音。

于是,伍廷芳又收到孙文电报,命其将议和的最后解决办法转告袁世凯。那就是“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告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总理全集》“文电”)。这就是民国政府无奈地向袁氏摊出了以政治妥协换取共和国体的底牌。

孙文亮出底牌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袁的态度仍不明朗。怒不可遏的孙文再一次致电伍廷芳时,命其揭露袁世凯在议和过程中的阴谋,并怒斥袁世凯为“民国之蠹”。

一个“和”字之下,孙文在催,而袁氏在等,以静制动。

然而历史就在此时发生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急转弯。宣统帝溥仪2月12日下诏退位。就在孙文拒绝日本对于“满蒙”要求11天后的2月14日,临时参议院接到孙文的辞呈并推荐了袁世凯。孙文结束了自己45天的临时大总统之职。15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期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屡请不就的袁氏本不愿做革命党的总统,他希望承清廷之命,召集国会来选举他为总统。可是隆裕太后没有走出袁氏心中最完美的这步棋。袁世凯于是也通过时下最时兴的方式“通电”全国,接受了革命党参议院的选举结果。  

孙文的辞职咨文中写道: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速举贤能。”

谭人凤和《民立报》馆于17日,收到孙文对于让袁的解释,孙文认为“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吾党不必身揽政权”。

巩固民国

如果说孙文和他的临时政府的任职内,前45天为“驱逐鞑虏”而殚精竭虑,那么在他解职后袁未到岗的45天里,就是在为维护共和政体给袁设局。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地在他最熟悉的、根基稳固的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京郊不远处的农民听说,又换上一位新皇上,袁皇上。共和,在这个四万万人口的老大帝国、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还是一个生僻的词。

革命党人对孙文的让位不无意见。2月9日下午,一位湖南籍的参议员在参议院审议临时约法草案时,透彻地表达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现在满清的君主专制虽然已经推翻,但是我们把建设的事业,委托他们官僚,他们能够厉行我们党的主义,替人民谋福利吗?”

共和,袁世凯誓词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辞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袁世凯:摇摆中的共和

本刊记者│何书彬

共和还是帝制,始终是摆在袁世凯面前的两条路。他以共和梦始,以帝制梦终,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1912年2月12日,外有革命党施压,内有袁世凯逼宫。隆裕太后和清帝颁诏退位。

退位诏乃是立宪派领袖张謇所拟,其中说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袁世凯审阅过诏书,又在末段增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嘎然而止,中国进入共和时代。

誓词

在清帝退位后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全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至此,清廷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兴致勃勃,2月16日下午,他把海军上将蔡廷斡叫至官邸,让蔡为他剪辫子。(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然而在仅仅两天前,蔡廷斡还在抱怨袁世凯太“顽固”,他对《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等到袁世凯的辫子一掉,蔡廷斡就把这个“独家消息”告诉了莫里循。袁世凯的副官唐在礼目睹了整个剪辫过程,他观察到:“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这种极其开心的表现,在袁世凯的一生中都非常少见。

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办,袁世凯宣誓效忠民国:“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蔡元培代表南京参议院接受袁世凯的誓词并代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谦虚作答:“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早在革命党人与清廷相持不下时,黄兴就以南方民军司令的名义致电袁世凯,把袁比拟为中国的华盛顿。如今帝制既倒,共和初建,时人对袁世凯更是倍加推许。1912 年5 月,有记者问孙中山:“先生让总统之位与袁世凯,是由于个人之意乎?抑以为如此更换更有益于国家乎?”得到的答复是:“两者皆是。因袁君鼓动共和久矣。”  

约法

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时,袁世凯也不得不经受时人质疑的目光。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这样描述袁世凯的剪辫:“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变化。”

在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即觉得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典礼根本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 

莫里循对此也有着类似的记录:“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袁世凯则很快感受到临时大总统之棘手难当。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用法国式责任内阁制,袁世凯遂依法于1912年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部门均由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等袁派人物一手控制。

这本来堪称袁世凯的私家内阁,但从唐内阁成立的那一天起,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袁、唐二人就不断发生冲突。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虽为国家元首,但由于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就成了空有其名而无权的虚职。于是袁为抓权,唐为履职,二人争个不休。袁派的总长们在请示时则都是直接找总统,如财政总长熊希龄在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就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照例不顾总理。唐绍仪的内阁总理干不下去,只好辞职。

但是,袁世凯的苦衷比唐绍仪一点都不少,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年后,他在一份文件中“谨述甘苦”:“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会……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

什么事儿都办不成,让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意见越来越大,他开始向往“无论政体如何解决, 总期权操自我。”(《张广建致邮传部电》,《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南方的激进革命党人一直在检举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唐内阁倒台后,眼见着袁世凯开始超出《临时约法》规定的范围揽权,这种质疑的声音更为明显。

袁世凯则在1912年6月24日发表公开电为自己辩护。“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孙中山此时也为袁世凯做解释:“故余信袁之为人……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袁总统今日实处于嫌疑之地位,作事颇难,其行政多用半新旧之方针。新派以其用旧手段,反对者愈众,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1912.10.6)  

摇摆

外界对于袁世凯的质疑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做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对于共和制的兴废,的确正处于摇摆之中。

1912年秋天的一天,顾维钧在向袁世凯报告了他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后起立告辞,但袁世凯让他稍待,要和他谈话。

袁世凯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维钧就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维钧就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就问,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顾解释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应该用不了那么久。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说,“我提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对共和制不了解的又何止是袁世凯呢?孙中山对此也只能感叹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

全国上下唯有一片抱怨之声。人们发牢骚说共和政体让社会崩溃,“民国不如大清”,就连报章上也开始鼓吹说“共和政体不合国情”。

独裁

如何说之前袁世凯对共和政体还是尚存疑问,那么,在“二次革命”过后,他就愈发觉得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3月23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一怒之下,不待法庭审理宋案,即开始兴兵讨袁,民国打响了第一次内战,双方交锋不足三月,“二次革命”即烟消云散,孙中山逃亡日本。

袁世凯则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当天著名记者黄远生看到的是一个志得意满的袁世凯,他“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不过袁世凯正在把他共和誓词甩到一边。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念誓词“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时。“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

时未期月,袁又在11月4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之后又解散国会。袁世凯向芮恩施解释他为何这么做:“这个国会并不好,因为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的理论家和年轻的政客们组织起来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也要使一切事情都通过立法手续。他们真正的任务是要通过一部永久性的民国宪法,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袁还对芮恩施以很当真的口气说:“我们传统的习惯和你们西方的根本不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抽象的政策观念”。

他接着做了一个比喻:“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用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芮恩施在他的使华手记里写到,袁世凯一直在“津津有味地重复说着这个比喻,目光炯炯地在我和其他客人方面搜索着同情或保留的表情。”

袁世凯一步步走上了从终身大总统到皇帝的独裁道路。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废除了《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人称“袁记约法”,共10章68条。该约法规定大总统任期改为10年,不限制连选、连任,并可推荐“接班人”,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还可以传子。

但又何止袁世凯开始心仪独裁呢?二次革命后远遁日本的孙中山痛定思痛,总结失败原因,认为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不堪当革命大任,必须毁党造党,于是他开始组织“中华革命党”,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为唯一领袖。此举当时即招致多方非议,认为这将造就一个极权政党的独裁党魁,但是孙中山分寸不让,还训导“同志”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袁记约法”则取消了立法机关对大总统的弹劾权、国务员对大总统发布命令的副署权。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至此,袁世凯的两次就职誓词都已烟消云散。接下来的事情世人皆知:袁世凯来了一场失足的皇帝梦。他为此起了一个“洪宪”的年号,意为“伟大的宪政时代”,但是迎接他的是众叛亲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孤独和懊悔中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他”是谁?世人只能猜测。

无人能收拾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代。1913年,当芮恩施初到中国的时候,他对共和在这个国度的扎根还保有信心,“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

但是当他观察到中国历年来因这些“调整”而经受的痛苦和迷茫之后,在1919年离开中国前,他已经换了一种心境,在《使华手记》里忧心忡忡地写道:“倘使中国现在在信心上感到失望,那么,它在精神发展和政治发展上的这种幻灭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我们在太平洋彼岸将看不到一个和平的工业化的并同情我们理想的国家,面对的却是一个受着残酷控制的实利主义的庞大军事组织。”

法治,黎元洪就职宣言

“现在时局艰难,补救之方,以遵守法律为主。元洪谨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较浅,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

黎元洪:法与刀

主笔│庄秋水

在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中, 黎元洪的两任总统皆在失败中结束,但仍然不失为他个人的闪耀时刻。但对于民国,则是悲剧性的,黩武主义逐渐开始取代宪政,而国家也开始走向分裂。

1916年6月6日,正是端阳佳节。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民国元首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接着北京东厂胡同副总统黎宅上演了一出好戏。

一向对黎远而敬之的总理段祺瑞,在总统府秘书长兼教育总长张国淦的陪同下,上门拜访。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里对这关键时刻做了一番活灵活现的描述。据说一路上段总理表情凝重,一言不发,让张国淦如坠五里雾中,摸不清总理的意图。到了东厂胡同黎宅,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接着主人坐在长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礼。礼毕,二人仍归原座。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 段临走时向张交待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丁中江认为,之所以演出这幕哑剧,是因段祺瑞发自内心看不起黎,毕竟清末他的官爵便比黎元洪高许多。如今袁世凯一死,却要奉黎元洪为老大。只是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一系内又各怀鬼胎,段祺瑞也只好暂奉黎元洪为总统了。

次日上午10时,黎元洪便在东厂胡同就职。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可谓极为简略。只有黎府门前悬挂着两面五色旗,东厂胡同的两端停有十数辆汽车马车外,才显示出本宅有大事发生。典礼仪式即将举行的客厅内,也只是临时悬挂了几面旗帜;厅北面放了一具屏风,庭中站了一队军乐队,没有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节和各界精英。唯有段祺瑞及内阁阁员见证了这一时刻。10时10分,黎元洪穿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和军官的簇拥下,来到厅中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阁员鞠躬。各部长也向黎鞠躬三次,接着黎元洪发表了就职宣言,典礼便结束了。

在这天,黎元洪又将继任一事通告中外,再次表示维护共和国体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望。他在通告里说:“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自惟德薄 ”,黎元洪还真是自谦了。章炳麟在《大总统黎公碑》里赞美他的纯德远超同时代的大佬们(自有纯德,不由勉中,爱国恳至,不怵强大,度越并时数公远甚)。不幸的是,他遇上了民国史上最强势的段内阁;黎大总统柔软的德性抵挡得住刀枪的寒光吗?

偶然

黎元洪之就任大总统,似为连续的偶然机缘促成。

1911年武昌首义时,他已经47岁,职位不算高,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他不是革命党人,也非首倡起义的领导人,然而却出乎意料地成了湖北军政府首脑。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起义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把他搜了出来,用枪逼着他当了老大。在给北洋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他如是表白:“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此后,他也果真一力维护法统,弃专制而向共和。

如今,袁世凯因复辟千夫所指,仓皇死去,他又按照《约法》顺位做了总统。他能当上总统,与辛亥年可谓异曲同工,在时人及后来人眼里,这位为人忠厚的“黎菩萨”似乎捡尽了便宜。事实上,早在辛亥年四月,湖北革命党人就讨论过选定黎元洪来领带新的革命政府,因为他能够联合这两个互相竞争的革命集团。当日,黎元洪并未想到他以后还将承受由此带来的历史因果。

而学者周锡瑞目光深远:“确定黎元洪领导新的湖北军政府,这恐怕是在武昌起义过程中做出的最关紧要的选择。一直到1913年年终,黎元洪都控制统治着湖北,成了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同盟者。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一种由军界上流人物与绅士及官僚的支持者结合起来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延续到军阀时代。”(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在袁世凯时代,黎元洪是一个清高的帝制反对者。1914年初记者黄远庸拜访黎元洪,有机会在瀛台吃一顿副总统府的午餐。此时的黎元洪,事实上是袁世凯的囚徒。黄远庸的报道字里行间透露出,黎元洪除瀛台外,不能越雷池半步,甚至他的随从仆役,出入府邸也受到限制。黎元洪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心养性。堂堂副总统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绪一般的命运。据他的副官胡人俊回忆,黎元洪读书之际,突然会掩卷大放悲声。

但黎元洪“忍功”惊人 。这时候的北京城,不论是逊清显宦,还是民国名流,多少人都被袁世凯网罗,献媚争宠,点缀升平。黎元洪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善自掩饰、韬光养晦。为了拉拢他,袁世凯让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口气。有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 ”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样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黎重光:《父亲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

当袁世凯真的称帝时,这个忠厚人表现出少见的刚烈。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登基成了中华帝国的皇帝。洪宪皇帝的第一道诏书,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数月前,黎元洪已经藉口夫人有病,要求搬离瀛台,无奈袁世凯出资十万元,买下了东厂胡同的新宅子。

于是新朝的文武百官奉命前来黎邸祝贺。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一身便装的黎元洪回答说:“大总统虽命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后,他转身进了屋子,百官们只好默默离去。

史学家唐德刚曾经惋惜袁世凯晚节不保,实则是“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则此项转变,非有两百年以上之慢慢磨练不可”。(唐德刚:《袁氏当国》)在这个转型期,混乱、反复在所难免。民国初年的乱局,确也曾让不少醉心共和之人失望,曾是同盟会骨干的孙毓筠、刘师培不也成了帝制拥护者了吗!

旧军人出身的黎元洪为何一旦投身共和,便对君主制再无留恋呢?从性格上来看,黎元洪为人十分朴厚,这样的人往往不容易暮四朝三,尤其他不愿打破自己在民众心目中“共和元勋”的形象;从经验上来看,人常常会从不同的非政治的经验中,获得使自己在政治世界中立足和发展的技巧和洞察力,大概黎元洪深感帝制已经过时,任何想复辟的人都会成为国民公敌。一贯谨慎小心的他才不会冒这个险呢。

执法者难为

当上总统的黎元洪,很快便体会到做一个旁观的帝制反对者,比做共和和法治的执行者容易得多。

南方的护国军强烈要求大总统惩办复辟帝制的“祸首”──袁世凯帐下的“十三太保”。但是“皇太子”袁克定不但自己毫发无损,还请求从名单上划掉两员大将;北洋老大哥冯国璋也来电为段芝贵求情;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曦则替严复和刘师培说情。国民党方面也要求特赦两位党籍人士。基于政治,基于人情,黎元洪都不得不答应,最后只得下令惩治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八人。

这便是黎大总统要面对的现实:虽然北京政府是共和政体,立法、行政和司法也由法律予以区分,但实质上是各种关系网络构成的派系政治。“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自己周围集合成由能干、忠诚、地位优越的人组成的派系。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费正清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

而此时最有力的派系,是总理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他一开始便把持了政府。这正是黎元洪从湖北军政府以来的政府组成模式。于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命运既是偶然的,又几乎是必然的。如果不是以军队力量作为权力基础,如果没有私人积怨(在袁世凯授意下,威逼黎元洪离开湖北赴北京的正是段祺瑞),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性格上的互补,原本是一对绝佳的政治搭档。

黎元洪则踌躇满志,他准备重开议会,恢复被袁世凯中断的民主政治。为此,黎元洪延揽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从7月份起给梁每月津贴2000元。这年8月,中华民国重开国会,519名两院议员出席。黎元洪亲自到国会致祝词,他希望议员们“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在数日后的茶话会上,他再次恳请议员们体谅这届政府由各方势力构成,变乱纷纷之后,对人对事莫要过分严格,以便和政府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他的诚意打动了议员们,在9月初,国务员人选全部通过。

然而,很快黎总统就体验到他这个国家元首,恐怕多数时候只是个“橡皮图章”。用丁中江的话说,“黎元洪是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梁启超看得极为明白,他在给蔡锷的信中,预言黎元洪有位无权,政局前途隐忧多多。故而梁启超先是拒绝黎元洪的邀请,不想置身于漩涡之中,后来则选择与实力派段祺瑞联手。

民国初年宋教仁致力于“责任内阁制”并为此丧命,谁曾想竟然在段祺瑞组阁时实现了。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这个段祺瑞的心腹不久写了一张通知,派人送到新华门总统府传达室,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所有总统的信件、包括私信,皆要送到国务院开拆。直到徐世昌一日来访,问及前几日所寄的信件,黎元洪方才知晓此事。黎总统脾气涵养再好,恐怕也要出离愤怒了。

此时,国会也是政团林立,意见分歧。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为首脑的“研究系”,原是反对帝制的中坚力量,现在转而和北洋系携手;而有国民党或依附国民党背景的其他几个社团,则持反段祺瑞的立场。南方革命党人和北方军阀势力的消长,一直是北京政府面临的现实难题。黎元洪当上了总统,正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如今黎元洪决心再次利用这个政治空间,积聚力量以掣肘段祺瑞。段祺瑞自然不肯坐视。府院过招,随即便发生了新任司法总长张耀曾贩毒案。因涉嫌主角是护国军首领唐继尧的弟弟,普遍认为这是北洋系藉机打击西南派。而黎元洪提名的外交总长唐绍仪,上任途中,便遭到北洋系联名通电反对,给他安上了12大罪。唐绍仪无奈只好通电总统总理辞职,电文里直指北洋系:“枭雄柄国,颠倒舆论,仇视贤良,功罪错乱,黜陟舛迕,甚为骄兵悍将,嗾使干政,内外相结,上下交攻,遗毒无穷,于今为烈!”(沈云龙:《黎元洪评传》)

南北方你来我往斗法,小动作不断,黎元洪仍然希望来弥合纷争。这年双十节,因为共和重建,他发表大批授勋令,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六人是勋一位;段祺瑞、王世珍、冯国璋三人以一等大■宝光嘉禾章,其他的西南反帝制派的、北洋帝制派,乃至逊清皇室的载涛等人,分别都有颁赏。他就像个裱糊匠,用有纹饰的纸糊上裂缝,让这座纷攘械斗不止的屋子可以停下来装修一番。自然,他也逃不掉“滥用名器”的罪名。

“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黎元洪所希望的法治,在武人干政和派系政治下,终不得施行。总统、总理与国会正慢慢地陷入龃龉丛生的危机之中,最终将不免与破裂。政事的每况愈下,使得袁世凯死后民国恢复秩序的期望落空了。

矛盾在1917年春天达到了顶点。

4月份,段祺瑞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督军回忆,要求总统、内阁和国会批准中国加入协约国。梁启超一力推行,他希望中国藉由参战提高国际地位。在参战与否的问题上,民国的政府要员、各省督军们和社会精英们各有立场。军阀们支持参战,主张解散国会。 督军团们表示,如果国会不通过参战案,就要求解散国会。黎元洪的回答也少有的强硬:“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在幕僚们的撺掇下,黎元洪发了一回狠,免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北方八省的督军立刻发难,宣布脱离黎政府。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表示免段为非法,准备“北伐”,要做“北洋派的李烈钧”。安徽督军张勋紧紧抓住了这个时机,要做和事佬,调停府院矛盾。在张勋的压力下,黎元洪又解散了国会。

1917年7月1日,黎重光回忆说,他在家里听到父亲在前面办公室大发脾气,后来得知是梁鼎芬劝说总统“归政”。(赵■:《夹缝中难生存的总统》)原来这天凌晨三时,溥仪已在乾清宫升座,宣布大清复辟了。

黎元洪怒气冲冲,斥责前来劝退的代表,他骂王士珍“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共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于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

北京城里再次龙旗翻卷,唯有总统府仍然挂着五色旗。黎元洪及时发出通电:“天未厌乱,实行复辟。闻清室之上谕有‘黎元洪奉还国政’之言,不胜惊骇。因思中华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根据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终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电闻,以免误解。”

乘着活动还没有限制,黎元洪又致电冯国璋,让他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又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此时,张勋的驱逐令也到了。黎元洪从后门出府,住进了法国医院,后又到了日本使馆。

很快,段祺瑞打败了张勋的辫子军。在段祺瑞而言,迎回黎元洪比副总统冯国璋更为有利,然而黎元洪已经心灰意冷。再加上张勋复辟总是由他援引入京,内心不免愧疚。他通电自我弹劾,真称得上民国熠熠生辉的文章。可知民国当政者尚有“政治德性”,也还有传统的道德感,一旦觉得有负权责,便引咎辞职。他先表明复职纯属流言,接着又列举自己因求治太急而犯下的“五大罪”:不能疏通国会;尔后又解散国会;援引张勋;不能反抗复辟,托庇于外国医院等。其中解散国会尤其令黎元洪痛心不已,他自责“寡草随风,卒隳操持”。(刘丰祥:《性格与命运─辛亥革命前后黎元洪政治命运的性格因素》)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很快感觉到京城对他来说,已经是个险地。据黎重光回忆,家里的一个卫兵意欲刺杀黎元洪,结果刺死了卫队官长。黎元洪决定像民国的名流和下野政客们一样,退居天津做个寓公。

少了黎元洪这个粘合剂,大批议员南下,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于是 南北彻底分裂 ,一国之内出现了两个政府。写《黎元洪评传》的沈云龙说这是“民国史上之最大不幸也”!

实业救国

政治失意的黎元洪,也有意料不到的收获。他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实业。实业救国,也是黎元洪的夙愿。辛亥革命后,财政紧张,身为副总统,他便主张从生产入手,振兴实业。《黎副总统政书》里便提到“未雨绸缪,首倡实业”、“应以实业为根本。开源节流,即视乎此”等实业救国的思想。担任总统的一年,是纷扰不断的一年,他无力去关注整个国家如何发展实业,如今无事一身轻,5年之内,黎元洪投资了20多个银行和厂矿。

而北京政府再度风云变幻。1922年直系掌握了中央实权,冯国璋死后直系首领曹锟需要一个过渡总统,黎元洪又成了最佳人选。所谓补足总统任期,恢复法统,一石二鸟,既推翻了徐世昌,又打击孙中山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发出了三千字的“废督裁兵”“鱼电”,表示有条件同意复职。一番讨价还价,黎元洪终于发电宣誓就职。据总统侍从武官唐仲寅回忆,黎元洪大有前度黎郎今又来的畅快和得意。在复职典礼上,黎元洪穿着礼服来回踱步,对镜顾盼大笑:“大家都说我是,黎大苕,今天我,黎大苕,又回来坐天下了!”

或许是忠厚和戆直只是一线之差。究竟是继任未完成的上一任总统还是临时总统?黎元洪纠结于自己身份的合法解释上。

在黎元洪复职之前,《努力周报》蔡元培、胡适、丁文江、汤尔和、陶孟和等人便联名提出宣言,主张政治改革,提倡“好人政府”,建议召集各省和平会议,谋求南北统一。黎元洪上任之后,也确实任命了有声望、有现代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组成了“好人内阁”。

然而,黎元洪绝没有“冲”的胆魄,他反而要倚靠直系来保住总统之位。对他的性格,他的老师严复曾有评价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岂止保不了国,最后甚至堂堂民国总统也被羁禁在火车上,悲愤到要饮弹自尽的地步。“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已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折,正义之不可摧残……”如今再读黎元洪从天津通电全国的文字,令人叹惋。共和,宪法,这些最珍贵的字眼就这样在派系斗争中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统一,冯国璋就职通电

“国璋由宁北上,曾于艳日通电布闻,一号抵都,亦经电达。目击京畿秩序,渐复旧状,商民乐业, 廛市无惊,感观之余,差堪欣慰。比即恭诣黎大总统寓邸,敦请复任,期卸代理仔肩,黎公谦退为怀,坚不见允,再四陈劝,意竟难回,国璋既摄职权,无可诿让。而本月六日,适为新任驻京比国公使呈递国书之期,各国公使,亦订于是日修觐见之礼,均已查照院部成案代行各仪。自雇藐躬,膺滋大任,虽暂时承乏,而兢惕弥深。所幸者得段总理以总其成,又有凡百职司以为之辅,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纷歧,大局可渐臻统一。国璋但求利国,不计其他,耿耿于心,窃愿自誓,邦人君子,幸鉴斯言。”

冯国璋:“和平统一”梦

本刊记者│李远江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冯国璋遗言:“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入主总统府,冯国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但是,他脚下的路却荆棘密布:放眼全国,清王朝土崩瓦解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依然如故;而北洋政府内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已经逐步分化,以冯国璋和段祺瑞为中心形成了直系和皖系军阀;而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尤其是袁世凯、张勋接连复辟帝制,使刚刚发轫的共和政体遭受严重打击,帝制与共和之争仍困扰着时局纷乱的中国。

自1917年8月正式代理总统职务到1918年10月卸任,冯国璋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前后不过一年零两个月。由于是代理总统,冯国璋只是草草发了份就职通电,既没有举行就职仪式,也没有发表就职演说。这固然会影响到世人对其治国方略的全面了解,但只要细心观察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前后的言行,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的不懈追求与努力。

老问题 新思维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大总统黎元洪避走东交民巷,行前发表通电,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在冯国璋和段祺瑞等北洋首脑的武力围剿下,复辟闹剧仅仅十二天就告平息了。完成使命后,冯国璋立即通电,请求黎元洪复职,并将“代理职权奉还黎大总统”。然而,黎元洪自觉引狼入室,做了张勋复辟的帮凶,羞愧难当,又连续通电拒绝复职。此时,北洋各路将领纷纷通电支持冯国璋就任代总统,段祺瑞虽不乐意,却也不便扫众兄弟之兴,于是顺水推舟,发电报“热情邀请”冯国璋尽快北上就职。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抵达北京,受到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抵京当天,冯国璋就亲赴黎元洪私邸,劝其复职,而黎坚决不允。随后,他接连探访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并派人入宫向溥仪问安。在得到北京各派势力的认可后,冯国璋才于8月6日通电全国,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对段祺瑞及其僚属盛赞一番后,非常乐观地展望:“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分歧,大局可渐臻统一。”意思很明白,他所期望实现的是全国政权的统一。

此时,统一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不同的政治家有不同的统一之道。

段祺瑞挟北洋军力以自重,蔑视南方军阀和革命势力,主张“武力统一”,彻底消灭北洋以外的敌对力量。实力不济的孙中山则联络西南军阀,与北洋政府唱对台戏,其内心想的依然是武力统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作为北洋实力派、直系军阀首脑,冯国璋却与段祺瑞、孙中山完全不同——坚决主张在法律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

从尚武到修文

事实上,冯国璋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六年前,当辛亥革命爆发时,冯国璋还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主张对南方革命党实施武力围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准备第四次秋操的冯国璋临危受命,统领清军第二军进攻武汉。正当冯国璋兵临孝感,准备分三路进攻武汉时,他的老上司袁世凯却示意他“慢慢走、等等看”。而清政府答应请袁世凯出山之后,袁才授意冯国璋加紧攻击武汉。开战不到一个月冯部就相继攻克汉口、汉阳,并打算乘胜进军武昌。此时,袁世凯正企图虚张南方革命党的声势逼迫宣统皇帝退位,于是立即打电话阻止了冯国璋的进军计划。

袁世凯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冯国璋的怀疑,他立即赶回北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保证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先拨发3个月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冯国璋独自平叛的计划也以流产告终。为确保胜利果实,袁世凯立即安排另一心腹段祺瑞前往汉口,替换了自行其是的冯国璋。

武汉一役,展示了冯国璋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也让他看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在进攻汉口的时候,革命军退守市区,依托民房进行巷战,交战最终引发了一场大火(革命军宣称是冯国璋下令纵火,而冯国璋反指责是革命军炮击所致),延烧整整三昼夜,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化为一片焦土。

适逢辛亥革命时期急剧的社会变革,各种西方政治学说广泛传播,冯国璋的政治思想也由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逐步转向了民主共和。当禁卫军激烈反对清帝退位的时候,冯国璋以禁卫军总统的身份,说服了一万两千多人的禁卫军,成功平息了这场阻碍清帝退位的风波。此后,冯国璋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成为维护共和体制的中坚力量,这是后话。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冯国璋与张勋联合进攻南京。入城后,冯国璋严加约束部队,并规劝张勋停止烧杀。张不听劝告,冯遂逮捕四处为恶的张军数百人,一度引发冲突。同年年底,冯国璋接替政声不佳的张勋,就任江苏都督。

主政江苏期间,冯国璋推行现代军警、民政改革,扶持工商业,推广现代农业,鼓励发展新式学校,支持公共文化事业,一时间颇负声望。

江苏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经济文化发达,社会思想非常活跃。治理江苏的四年时间里,冯国璋与梁启超、张謇等人过从甚密,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坚信改良主义,提倡实业救国。

尽管并不赞同国民党提倡的激进改革,但冯国璋对国民党人的评价甚高。1916年,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云山童子采访时,冯国璋曾公开评价国民党人“理想与热忱殊堪钦许”,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宽阔襟怀。在冯国璋的治下,无论改良主义的进步党还是革命主义的国民党,只要遵纪守法都能自由活动,相安无事。毫无疑问,江苏经验为日后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提供了政治样本。

府院一体,内外同心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特别强调只有“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才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在他看来,北洋政府内部的团结无疑是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

为了促进北洋内部的团结,冯国璋可谓煞费苦心。他到北京后的第二件大事便是拜访老同学段祺瑞和王士珍。8月3日,冯国璋登门拜访,北洋三杰齐聚一堂。老同学促膝而坐,相谈甚欢。有记载说,冯国璋紧握着段祺瑞的手,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什么府、院之争了。”随即,又对王士珍和段祺瑞说:“咱们三人从此要一条心,通力合作,在咱们三个人中间,无所谓总统、总理、参谋总长。”

正如冯国璋所言,只要北洋三杰(尤其是冯段二人)团结一体,北洋军阀就可以避免分裂,而以北洋军阀的雄厚实力,只要“内外同心”,完成全国政权的统一应该不是问题。

然而,理想毕竟不等同于现实。尽管从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开始,王、段、冯三人就已经有了同窗之谊,此后又都投身袁世凯门下,为北洋集团建功立业,成为声名远播的北洋“龙、虎、豹”,但旗鼓相当的三个人却注定不能粘合到一块儿。

王士珍善操权谋,一度最受袁世凯的器重。但是,一直追随袁世凯的他,没有外放地方的经历,不仅没有稳定的政治见解,也未能培植起自己的政治派系。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中,王士珍都扮演了复辟帮凶的角色,使自己的政治声誉大受损害。尽管段祺瑞赶走张勋后,依然“不计前嫌”让王士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但此时其名望和地位显然已不及段祺瑞和冯国璋。

和王士珍一样,段祺瑞自视甚高,个性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不善与人交际。段祺瑞曾经外放做过江北提督,在独自处理军政事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同时也培植起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史称皖系军阀)。段祺瑞因“三造共和”而声望日隆,其政治势力集中在华北数省,重掌国务院之后几乎把持了北洋政权。

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年纪最长,又有秀才的功名,为人也相对持重,善于处理复杂的关系。民国建立后,冯国璋长期担任江苏督军,其政治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若单论军事实力,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相对段祺瑞的皖系军阀实力更为强大。但是,冯国璋在北京的力量相对薄弱,因而处处受段祺瑞掣肘。

摆在冯国璋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其一,和黎元洪一样,委曲求全,做段祺瑞“活动的盖印机器”。其二,挤垮段祺瑞,自己独揽大权。其三,争取府院地位对等,团结段祺瑞,实现北洋内部的精诚团结。

第一条道路,正是段祺瑞所期望的。但冯国璋不是黎元洪,在北上就职的同时,他还带来了两个师的总统卫队。因此,冯国璋是绝对不会甘心做盖章总统的。但第二条道路,同样走不通。冯国璋心里很清楚,北京不是南京,段祺瑞在北京周边的势力要比自己大得多,想挤垮段祺瑞简直是难上加难。于是,冯国璋上任伊始就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一开始,冯段两人互相迁就,表面上看北洋集团确实是一团和气。冯国璋做了总统后,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用人行政和决策的决定都不干涉,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好得多,自1917年10 月8 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但事实上,北洋三杰各有矛盾,根本无法团结成“一体”。由于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统一策略背道而驰,随着南北矛盾的激化,冯段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北洋三杰刚刚营造起来的“和谐气象”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

和平统一VS武力统一

武力驱张之后,段祺瑞以“三造共和”功臣自居,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 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

面对孙中山的挑战,段祺瑞决定诉诸武力,对南方发起军事讨伐。10月6日,护法战争爆发。

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冯国璋却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目的,冯国璋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运动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随后,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要求停止湖南战争。

由于冯国璋的运动,段祺瑞征讨南方的战争彻底失败。11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去陆军总长职务,22日辞去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辞职后,冯国璋立即启用赞成“和平统一”政策的老同学王士珍,命其接替段祺瑞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11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

段祺瑞辞职后,并不甘心“武力统一”的失败。他一面组织督军团天津会议,鼓吹对南方继续用兵,一面又勾结奉系张作霖派兵入关,威胁京畿。此时,冯国璋在北京的总统卫队只有两个师,深感力量单薄,只能寄希望于南北和谈早日成功。然而此时,孙中山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西南军阀又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响应停战和谈,一面又讨好孙中山,表示坚决护法,终致和平谈判收效甚微。

12月15日,迫于督军团的压力,冯国璋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2月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中旬,护法战争重燃战火。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再度喧嚣尘上,而冯国璋在北京则陷入空前孤立。

1月26日,冯国璋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企图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段祺瑞察觉以后,立即电告安徽督军倪嗣冲,务必阻止冯前往南京。冯国璋抵达蚌埠后,倪嗣冲毫不隐晦地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只得折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冯国璋被迫宣布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以此缓和与段祺瑞的紧张关系。

3月23日,冯国璋不得不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武力统一”的政策又占了上风。

矢志不渝 死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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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冯国璋同样不甘心失败。他利用自己直系首领的地位,暗示曹锟、吴佩孚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以“恢复湘省为止”。结果,在攻占湖南以后,任段祺瑞如何笼络,曹吴二人均不上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最终收效甚微。

随后,段祺瑞再以高官厚禄引诱曹锟、吴佩孚。冯国璋担心曹锟再次受骗,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诱杀。至此,冯段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1918年8月,新国会成立,段祺瑞掌控下的安福系成为第一派系。9月,在段琪瑞的操纵之下,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新任总统,冯国璋被名正言顺地赶下了台。

冯国璋退职以后,仍然坚持“和平统一”的主张,为弥合直皖矛盾,争取全国和平统一而四处奔走,呼吁各地军阀“化除轸域,和平统一”。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人之将死,冯国璋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总统:“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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