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1889.12.29-1962.5.19），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为梅曾臣长子。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民国大师——梅贻琦视频
1931年12月3日，北平清华园，一位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贯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已经10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了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
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
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1941年昆明清华大学校领导合影，左起依次为
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在清华大学历史上，有一位校长受到清华师生的极高评价，说提到他就意味着清华，他也被人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他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他手上，清华的校格得以建立，清华也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就是梅贻琦。
留学美国，回归清华
梅贻琦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1909年，他考上庚子赔款第一期赴美留学生，在参加考试的630多名考生中，梅贻琦名列第六。和时人赴美留学都选择中国人熟知的学校不同，他选取了当时在中国并不知名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专业。
在伍斯特理工学院，梅贻琦的生活十分充实。那个年代受到庚子赔款资助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心里都有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心志。梅贻琦也不例外，他在伍斯特学习十分勤奋。但是除了刻苦学习外，他还有丰富的业余生活。他曾在伍斯特校报《Tech News》上发表很多文章。除此之外，梅贻琦还参加不少社团，可以说一个“社工达人”。他曾做过伍斯特很多社团部门的秘书长，还曾代表伍斯特理工学院在众多场合发言，诸此种种，还有很多。
梅贻琦出身书香家庭，但其父后来沦为盐店职员，家庭经济情况十分拮据。由此之故，他在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了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机会，于1915年回到了中国。半年后，他经别人推荐，在清华学校担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当时的他只有二十六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任教半年后，梅贻琦感觉自己并不是很喜欢教书。有一次他回天津见张伯苓先生，表示自己对教书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想换一份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年轻人要忍耐，回去教书。”于是梅贻琦继续回到北京老老实实地教书。 没想到这一教，就是一辈子， 清华历史上多了一位“终身校长“，中国教育史上也出现了一位优秀的教育家。
1948年1月1日，北平清华大学，新年里到梅贻琦校长住所祝贺的学生代表。右起：梅贻琦校长（右四）、褚士荃训导长（右五）、梅夫人（右六）、吴泽霖教务长（右七、戴眼镜）
出掌校长，奠定非凡
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山河破碎，时局动荡，处于政治中心的北京，不同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政客上台后，都想采取手段影响清华大学校长人选。但是这些人担任校长后并不特别关心清华的发展。1928年，国民政府收复华北及平、津之后，竭力想控制华北地区的教育大权，清华也未能幸免。
同年清华学校被改为国立大学，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校长。但罗家伦在清华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后来因故离开了清华大学，此后经过一番波折，其间清华甚至出现了连续11个月都没有校长的局面。一个大学不能没有校长，清华学生在质疑与期待中等待下一任校长的到来。当时清华学生会提出下任校长的五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临危受命，由于其崇高的声望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其时的清华大学，并不是中国最好的学校。清华办大学班两年后，报名的人数并不多，例如一年计划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面对环境的动荡不安以及新生大学的困境，如何办好一所大学成为梅贻琦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他面临着很大压力。 刚到清华，梅贻琦发表了一篇朴素的就职演讲。在演讲中他讲到，“（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称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随后直到1948年梅贻琦赴美，他前后担任了17年清华校长。后来，他自美国前往台湾，在台湾筹办了“清华原子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但梅贻琦本人始终不同意把“研究所”升格成“大学”，他说“真正的大学仍应该在北平清华园”。
1947年4月27日，北平（今北京），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梅贻琦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就是著名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的来源。 正是在梅贻琦的带领下，清华大学迎来了她的黄金时代。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存中国高等教育，清华南迁，同北京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国势危难的风雨飘摇时刻，中国高等教育却昂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在梅贻琦主政清华的十几年里，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1941年清华大学建校30周年校庆时，有欧美著名大学的校长称赞清华“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足见清华大学在国际社会的声誉。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清华大学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主要为政府培养留学人才，因而清华从其诞生之初就奠定了走向国际的基础。清华学生出国留学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作为早年接受庚子赔款出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梅贻琦曾总结自己的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梅贻琦自己掌管清华，遵循的也是同样的理念。当时的中国存在不同政见之间的争端。一开始是新旧冲突，后来就是左右之争。梅贻琦本人在党派政治中保持中立，并不介入政治，对他来说，让老师和学生安安静静去做研究是一个大学的基础。
梅贻琦认为学生出国留学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同时去了一个陌生的社会，更不能忘记自己。他劝勉学生，“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 梅贻琦的留学经历对他管理清华大学也产生很大影响。他认为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值得推崇。梅贻琦到任清华校长后，与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相互配合，致力于发展清华大学的体育事业，经过努力，他成功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
1938年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旅行团全体教员合影
（前排左起黄钰生、李继侗、蒋梦麟、黄师岳、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二排右三为闻一多）
后来学校南迁合并为西南联大后，重视体育的传统延续了下来。 这种注重体育的风气一直延伸至今。清华曾经的学生、后来建国后担任校长的蒋南翔同样十分推崇体育，他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成为清华的一大特色，因此现在的清华也被学生戏称为“大清体校”。 在历史上，清华大学培养的人才各具特色。清华既培养出博通今古、学贯中西的大师，也培养在某一行业做到极致的尖端人才。博通与专致两种精神都渗透在这所大学的风骨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清华始终是时代的弄潮儿， 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中保持着自我本色。
梅贻琦一生专注做了一件事，就是办好一所大学，将清华造就为一所世界名校。由于其对清华大学的杰出贡献以及本人卓越的教育理念，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清华大学于梅贻琦来说，是“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他的胸襟境界与心中的清华园，也许恰如清华园工字殿内对联所书——“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寡言君子
留美学成回国后，他为了报答乡土养育之恩，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期间认识了在女青年会服务的、后来结为终生伴侣的韩咏华小姐。旋经师友们从中撮合，建立了恋爱关系，很快就定了婚。订婚前，韩的同学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韩后来感叹地说：“就这样，我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共同生活了43年。”
梅贻琦有时给人的印象是“其言也讱，似不能言者”；有时又给人以模棱两可的印象，以致于有人作“顺口溜”谑之曰：“大概也许可能是，不过仿佛不见得；可是学校总以为，但是我们不敢说。”
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此外还有许多生动的例子。
他曾说过，“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胸襟。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做了不说”、“行胜于言”的事例，不胜枚举。寡言君子，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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