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28年，元天历元年，元朝河南江北行省安丰路濠州钟离东乡农民朱五四的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据说当时满屋红光，周围邻居以为发生火灾纷纷前来救火。这个一出生就闹出如此大动静的婴儿就是朱元璋。虽然朱家贫困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但是家人努力生活日子还过得去。
朱元璋16岁时饥饿加上瘟疫夺走了家里人的性命，自己也被迫出家当了和尚。可是，动乱的世道和尚竟也做不得，迫不得已流亡乞讨。朱元璋在淮西、豫东等地历练了三年，也正是这三年开启了朱元璋从农民、和尚、乞丐到参加起义军，最后开国称帝的传奇一生。
当和尚的日子也不好过
元至正四年（1344）春，朱重八还不满十六周岁出家当了和尚。朱元璋在皇觉寺半饥半饱的小和尚生活，只过了五十天。作为新入寺的和尚，他年龄最小，地位最低，所有扫地打水做饭上香之类的杂活全是他的，吃饭时他却是最后一个。干了一天活饥肠辘辘，到口的却常常只有半碗残茶剩饭。朱元璋在家中虽然也吃不好穿不暖，但毕竟是家中的老小，从小到大都是受关心受照顾的角色，到了庙里，实在难以适应。
谁承想这半饥半饱挨打受累的日子，后来居然也成了甜蜜的回忆。不久全县大饥，寺庙里的粮仓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几个和尚叫到一起，宣布粮食已尽，只好封仓，叫大家各谋出路……
当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钵，走出皇觉寺破败的大门的那一刻，世界在他眼里变了。在此之前，他朱元璋是被许多套定位系统牢牢锁定在大元社会的一个细胞：不论是户籍本、家谱，还是和尚度牒，都表明他是被这个社会牢牢控制着和规定着的。他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的一个男丁，是朱氏和陈氏家族亲戚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结点，经纬分明，一目了然。他的未来生活本来是恪守三纲五常、乡规民约，信奉鬼神，尊敬长上，安分守法，勤苦成家，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生老病死。
可是，因为这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他身上所有的锁链都被扯断了。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官府不再管他，甲长不再管他，甚至现在连寺庙也不再管他，平生第一次，他一无所属，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断了缆绳的一只小船，任何一股大浪打来，都有可能吞没他。他深知，从此之后，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了。
他沿着乡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老和尚说南边年景好点。路边的景色变得越来越陌生，经过一个大村子，他挑了一家高门大户的院子，有点胆怯地扣动了门环。
可以想见，从一个重信誉、好面子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第一次向人家开口要饭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碍。
老半天，门开了，门里人探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咣”地又把门关上了。朱重八心里一凉。正当他犹豫不决转身要走的时候，门又开了一条缝，一只拿着勺子的手伸了出来。重八赶紧把瓦钵伸过去，勺子一倾，一把生了虫子的糙米哗哗滑落：“今天已经过去三个化缘的了，就这点了，快走吧！”
中午，朱元璋就在村边的破庙里找几块石头，支上瓦钵，倒上水，把这把米煮得半生不熟，勉强填了填肚子。
从农民变成流氓
艰苦的流浪生活就此开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着又往西走到河南固始。随后的几年中，他又相继流浪到河南信阳、临汝，往东折向河南淮阳，经河南鹿邑、安徽亳县，又回到过安徽阜阳。一路跋山涉水，云水飘扬。可以想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的乞讨路上会品尝到多少常人体会不到的饥饿、孤独和艰辛。
他吃过大户善人施舍的白面馒头，也曾吃过草根、野菜。他住过高门大户的下人房，住过村边的破庙，也曾经睡在山洞山崖，睡在雪地里风雨中，天为幕地为席。他一路念过佛号，也帮人打过短工。在许多城镇里他和乞丐们打过架，有的时候，他也曾加入当地丐帮。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他有几次还做过小偷，趁农忙村民们都下地的时候，跳墙进入人家家里，偷厨房的食物、柜里的银钱，也偷院里的鸡鸭。
传说深秋的一天，朱元璋走到一个叫剩柴村的地方，已经几天水米没粘牙，忽然在村边发现了一棵柿子树，上面挂着几个霜打过的红柿子。他攒起最后的力量，爬上树去，一口气吃了十几个，总算活了下来。发迹之后，至正十五年（1355） 朱元璋带领大军又一次路过这里，发现这棵柿子树还在。朱元璋不禁感慨万端，下马抱树痛哭，又脱下自己的红袍，披在树上，说：“封尔为凌霜侯！”
朱重八三年游荡，相当于在社会大学读了三年书。由于悟性高，他的成绩也非常出色。经过最初的不适应，他已经成了流浪的老手。这种生活让他大开眼界。
和平静的孤庄村比起来，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太繁华了。他见到了在孤庄村里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到的社会百象。
元末人口日益繁盛，政府统治力下降，社会越来越呈现多元化，世相越来越纷繁。仅就骗子来说，就多如牛毛。如今中国社会上的种种骗术，千百年前就已经流行在江湖。元代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我们可以引用《武林旧事》所载宋代市井情形来参照一下：
商业繁华之区，人口密集，游手好闲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所谓“美人局” （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人） ，柜坊路局 （以赌博游戏结党等手法骗钱） ，水功德局 （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 ，不一而足。又有卖买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以至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弹压，必得精悍钩距、长于才术者乃可。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他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他“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在三年江湖生活中历练出来的。
江湖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性格。走出孤庄村时，虽然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胆大聪明，他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损坏了他的道德素质。对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他来说，活着就是目的，吃饱就是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儿的生命哲学。只要能弄到吃的，什么事他都做过。他抢过比他更饥饿的人的粮食，替人背过尸体，甚至掘过坟盗过墓。长时间的混迹江湖，使朱元璋习惯了原本不可想象的偷盗和欺骗。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习惯于被动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走出了孤庄村，他的生活第一课就是敢于冒风险。如果不是几次在关键的时候偷到了吃的，他早就饿死在流浪的路上。在机会和风险面前，如果不采取主动，就得付出惨痛代价。他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过架，很多时候是一对多。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时刻那股不要命的狠劲救了他。三年下来，冒险精神就成为他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在机会面前，他反应敏捷，富于主动精神和进攻性。因为他知道，被动就等于死亡。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把人不当人的冷酷无情的人。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人们的痛感神经。而江湖上历来崇拜暴力，江湖上的英雄是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老大。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经历过多次惨痛教训后的他认定，只有那些最狠毒的人，才能在恶性生存竞争中抓住也许是唯一的机会。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孤庄村，人们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成人，眼睛里的热情、天真不见了，却多了一丝瘆人的阴凉之气。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朱元璋俊脸像
朱元璋人格的底色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对朱重八来说遥远得以光年计。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朱重八是块品位不错却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的话，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一块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使他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对朱元璋个人来说，从赤贫到天子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是一件极端的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一万种机缘凑在一起，才造就了他这位布衣天子。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峻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
惊讶吗？这就是事实。如果熟读的话，中国历史会经常给人这种出人意表的结论。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为我们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就像司马迁那部文笔生动的《史记》中记载的那样：（高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汉高祖刘邦像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镠“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
阅读这些开国皇帝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氓化或者流民化的过程。
因此，三年流浪对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来说，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关节，是他从赤贫到皇帝必须经过的一道手续、一次培训、一次考试。从农民到游方僧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的改变，而且是一次心灵的质变：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赵翼对朱元璋的评价被许多人认为十分准确：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江湖经历又向他的血液里注入了与众不同的泼辣。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却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
史称朱元璋“地主阶级化”前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率领汉人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民族英雄。岂知他走上英雄领袖生涯，实是迫不得已。
虽然在大元统治下朱氏一家经常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对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满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饭，都是朝廷所赐，这种观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终其一生，朱元璋始终把元朝入主中国、享受汉人膏血视为“奉天承运”，“顺天应人”，理所当然。他说：“宋运告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由于后代皇帝“驭下过宽”，不能自己独揽大权，才不幸失去天下。元朝被推翻后，他说“元祖宗功德在天”，把元祖牌位列入历朝帝王庙，世世祭祀。这并不仅是为重建纲常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他来说，报大元生养之恩，尽前朝良民之责任，乃是理所当然。
因此，朱元璋一开始没有“积极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几年中，大元天下已经是烽烟处处，而史料并没有留下朱元璋“向往革命”的蛛丝马迹。那时，白莲教遍布乡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目睹，但是没有任何他参加白莲教的记载。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抢，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造反”。
在结束流浪生涯，回到皇觉寺后，虽然已经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之残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莲教革命思想的影响，朱元璋还是选择了老老实实做一个前途暗淡的和尚，并且在冷冷清清的庙里一呆就是三年，他认认真真地跟老和尚学念经，吹法螺。《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
朱元璋一生为人做事的特点是认真敬业。登基后，从他仍然对佛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事实看，说明在三年和尚生涯中，他对佛教经典确实是下了点工夫的。后半生他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也许是继续做和尚，也许积点钱买几亩地还俗做农民，也许会学门技艺，做个木匠或者瓦匠，只有军人不在选择之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实在不符合他谨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乱世，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离奇，你越怕什么，什么就偏偏会来到你身边。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年头上，农民起义的烈火烧到了皇觉寺边。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十一，安徽定远的大地主郭子兴等五人起兵于定远，试图与元一争天下。附近农民几万人，“弃农业，执刀刃器”，纷纷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郭子兴等率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占了濠州，皇觉寺所在地区被纳入起义军的势力范围。
乱世里没有清静之地。起义军三天两头来庙里搜粮食，找吃的。不几天，元军又驻扎附近。他们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交锋，每天到各村抢劫，见人就抓，当作“乱民”送到长官那里报功领赏。和尚们在庙里成天提心吊胆，看这样子，保不起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当“乱民”，被砍掉脑袋。没办法，白天只好揣个饼子，躲到山里，等太阳下山了，再回来睡觉。
岂料在两军夹缝间，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那天和尚们下山，庙已经没了。原来起义军来庙里找吃的，一粒粮食也没找着，一生气，一把火把庙给烧了个精光。
朱元璋彻底走投无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烟处处，天下已经没有安静的地方。兵为刀殂，民为鱼肉。看来在这个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只有拿起武器，才有可能活下来。可是，当什么兵，也是个问题：“出为元兵，扐红巾至，欲入红巾，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
在残垣断壁里忍饥挨饿躲藏了几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个哥们给他捎来的音讯。原来这个哥们已经加入红巾军了，说如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很，劝他也快快参加。
他并没有欣然往赴。谨慎的天性让他一次次拖延。这时，命运给了他又一次推动力。大师兄告诉他，红巾给他捎信的消息已经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军举报他呢。
事已至此，他还是没下定决心。他找到了一尊没被烧坏的菩萨像，想让神佛给出出主意。点上香，磕了头，拿起神案前的两块木片，按老和尚教给他的卜卦法卜算起来。第一卦问：应该去当兵还是继续当和尚？答案是应该当兵。那么，当红巾好还是当官军好？答案是当红巾。
一个伟大农民起义领袖的命运就这样被两块木片确定下来了。革命与反动之间就这样一念之隔。不过，这个一念之差一直让朱元璋感觉不好意思。后来，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朱元璋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登基即位后，这固然是维护皇朝统治而不得不以造反为非，也未尝不是朱元璋参加革命大业时的部分真实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或许是可以排进知名度五位最高的中国帝王小名单的，也是被中国民间津津乐道的传奇皇帝。
张宏杰：大明表面的光鲜，只不过是大幅度退步的开始
中国在近世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即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全面的倒退，这实际上扭转了唐宋以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
▌光鲜的明朝vs.黑暗的中世纪
14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
14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14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
这些城市居民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
“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
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那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
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推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相反的事情在发生着。
朱元璋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
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如果把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明朝作为一个汉人政权，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恰恰相反。
▌崖山之后，辉煌不再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期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孙隆基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用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亚、新加坡和日本。
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网络作者“Jiangpub”在《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则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国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假设：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 （合伙或公司） 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明朝的进与退
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
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为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到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才是劳动。
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
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低一层，想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
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
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对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中国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
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这些动乱，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
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国大幅度后退，西方大踏步前进，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
相比宋朝和欧洲，明帝国的局面用张宏杰老师的话说就是“空有生存权，而无发展权”。统治者满足于封闭社会中短期一切尽在掌握的快感，却看不到封闭和专权对的长期影响。
认识历史，重要的不是看一个王朝表面上短暂的繁荣，而是看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和作用，更是看它在广阔空间中的定位，探寻历史兴衰的根源。这考验了每一个人看待历史的视角和思维。
有人说：没有宗教的地方，历史往往代替了宗教。历朝历代的“官修史书”被写成“帝王家谱”，不正是“谁掌握了现在，谁控制了历史”这句话最好的脚注吗？
张宏杰深扒朱元璋：曾经赤贫的他，有怎样的中国文化基因
要按现在时髦的“阶层跃进论”，中国还有谁比朱元璋的阶层跨越幅度更大。
公元1368年，四十岁的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在应天府称帝，建立了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庞大帝国。他也成为中国史上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帝王”。
如清人赵翼所言：“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善于笼络人心、优待知识分子、大局观极佳、有决断力，朱元璋所表现出的不同于元末豪强的“圣贤”之质，助他登上大位。当朱元璋削平群雄，登上帝位，他则露出青面獠牙，以残酷恐怖的屠杀手段，推翻八百年来的传统政治制度，将专制政治发挥到极致，废丞相，肆意屠杀功臣，设立锦衣卫，贱视文臣，推行严密的里甲制度，强制民众迁徙，干预民众从业自由，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等等。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在民众的脑髓里注射从历代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
张宏杰说，朱元璋的成与败，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社会深刻的文化基因。
对朱元璋个人来说，从赤贫到天子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但是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除了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少数开国皇帝外，几乎都是江湖出身。朱元璋和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一样，饥饿的威胁和黑暗的社会已经把他们打造成敢想敢干的“造反派”，但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却多了一份“谨慎”，这促使朱元璋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审时度势，能够采取缓称王、善待知识分子等措施。正如清人赵翼所言，“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这最终帮助朱元璋削平群雄，登上帝位。
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明朝正处于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西方开始摆脱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经济破壳而生。朱元璋的统治却是自唐宋以后最为严厉的集权统治，所建立的这一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笼罩中国社会五百多年。明朝最终被朱元璋打造成了一个“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帝国，这开启了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全面倒退，究其原因，不得不说和朱元璋本人及其奠定的“祖制”有莫大的关系。作者将朱元璋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细致剖析了朱元璋的功与过，是与非。
莫言说，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有人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张宏杰迄今只写了三个人：朱元璋、乾隆、曾国藩。在这个书写过程中，张宏杰始终没变的是对文化和人性的关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这部作品中。这本书还增加了超有料的附录，主要是根据《明史》整理出来的资料，如朱元璋大事记、明太祖分封诸王表、洪武朝功臣世表和朱元璋追赠封爵功臣表。特别是“洪武朝功臣世表”，系统的整理了洪武朝几十位功臣的爵位封袭情况，以及籍贯和结局，是理解明初政治的重要资料。
【一家之言：朱元璋为什么会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六百多年前，无家可归的朱元璋第二次从皇觉寺出走时，无疑面临着重大的人生挑战。对这个失去了家园和土地、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穷光蛋来说，当时只有三个门槛较低的行当可以考虑：一是当和尚，二是当乞丐，三是当兵。和尚和乞丐他都已经试过了，并没有看到什么光明的前景，这一次他决定去当兵。
朱元璋以凤阳为起点，在定远郭子兴军中白手起家，凭借过人的天资和勇气，以狂风扫落叶之势迅速平定了元末乱世，从社会最底层一路走上社会最顶层，仗一己之力建立起了大明王朝，拯救了无数黎民苍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生逆转。
如今这段历史早已成为过往，但朱元璋对中国历史造成的深远影响却从未消失。重新审视朱元璋的成败得失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的必修课。
“朱元璋为什么会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他在皇帝这个工作岗位上表现怎么样？”则是张宏杰关注的两个基本的历史命题。
安徽科技学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生物科学系副教授，《疯狂人体进化史》作者史钧认为，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绝非易事，特别是评价朱元璋这样一个本来充满矛盾与争议的历史人物，更是难上加难，稍不留心就会失于偏颇。《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一书，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理性。
以下是史钧对《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书中观点的评论——
他说，张宏杰此书描绘出的朱元璋最根本的属性，是农民本色。
张宏杰认为，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民皇帝。他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是农民化的流氓，本质是个流氓；朱元璋是流氓化的农民，本质还是个农民。朱元璋起事前曾游历江湖多年，饱尝人世艰辛，深知底层苦难，为了生存，也学会了各种流氓手段，却从未放下内心作为农民的那份谨慎与持重，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份感情直接影响大明王朝的政治决策。正因为如此，黄仁宇才说朱元璋不是在建设一个帝国，而是在建设一个巨大的农村。张宏杰也认为，朱元璋最适合的职位其实是村长，而不是皇帝。
朱元璋的农民本色在王朝的早期实践中尤为突出，他制定的许多政策都带有鲜明的农民视角——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堪称明朝农民的终极代言人。实物纳税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
自宋代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起，实物纳税制基本已被废除，百姓主要采用货币纳税，既灵活又方便。到朱元璋登基时，实物纳税制实行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朱元璋却毅然逆时而动，重新采用实物纳税制，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开时代倒车的错误行为。然而考虑到元末连年混战，导致通货膨胀严重，货币纳税实则已无可能，否则政府只能收上来一堆废纸，而白银尚没有成为明朝的法定货币，所以实物纳税才会成为基本国策。而且朝廷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并没有一刀切，仍然存在很大的转圜空间，比如百姓可以缴纳大米、小麦、麻布、甚至草料等抵充税款，后来也可以直接交纳大明宝钞，具体采用何种形式，农民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只不过农民出于对纸钞的不信任，因而很少使用而已。值得指出的是，朱元璋时期的农民税率极低，同时制定了成套的救荒政策，努力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民的影响。这些政策无疑十分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算是为农民办实事的典型事迹。
朱元璋另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是实行自发的土地改革，听任战乱时期的农民瓜分地主的土地。此后更是借助政府权力，用严厉甚至残酷的手段直接剥夺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为此朱元璋不惜开展了史上最严厉的惩治贪官运动，并在某种程度上放任运动扩大化，以此推动土地改革进程。这一特殊手法在几大政治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比如著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等，动不动就诛杀几万人。许多受害人与案件本没有任何瓜葛，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多是地方豪强富户，手中握有成片的土地和巨额的财产。经过反复清洗，大明王朝的地主阶层受到了致命的重创，而大批农民则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实惠，国家财政也因此得到了充实。张宏杰认为，朱元璋其实等于在明朝开展了一场原始的土改行动，其心理根源，与他的农民情节不无关系。
正是基于浓厚的农民情节，朱元璋对商业行为具有本能的抵触情绪，最终演变为“重农抑商”的国策。他希望“农不废耕，女不废织，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如此一来，则生产者多，食用者少，自然能够“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到洪武十八年，他甚至直接谕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所谓游食，就是四处经商。
而“重农抑商”的政治思想，又直接影响了朱元璋对外开放的态度，甚至专门出台了空前严厉的海禁政策，明令沿海“片板不许下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闭关锁国的大明王朝自此引领中国走上了没落之路。
平心而论，海禁政策并非完全出于目光狭隘。从社会学角度考察，政权的开放或封闭，其实有着内在的规律。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的社会一般都会选择开放，否则无法养活众多的人口，这就是当时欧洲诸国的局面，他们必须四处寻找新的出路。而对于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来说，由于土地资源丰富，农业技术发达，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并且可以抽出大量军队守护边境，很容易形成严格排外的封闭社会。这就是明朝的选择。闭关锁国可以排除不必要的外来干扰，预防潜在的风险，把局面掌握在可控范围内。而当时的外部风险确实存在，并且长期无法根治，那就是令大明王朝头疼不已的东南海盗。
东南海盗是朱元璋政权的副产品。盘踞东南的张士诚战败之后，余部并未全部归降，而是大量流散入海，甚至远渡东洋，与倭寇内外勾结，给东南沿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个问题终朱元璋一生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当军事威胁与商业利益冲突时，“重农抑商”的朱元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海禁。所以海禁其实是一项军事策略，而非商业策略。至于海禁政策被后世继承，并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步伐，直至落后挨打，那是朱元璋无论如何也无法预见的变化。他在决策时只能取当时的最优解，而无力为几百年后的子孙制订完善的经世规划。
所以朱元璋只是被时势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伟人。他必须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王朝统治而殚精竭虑。他的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农民才是国家的根本，为了维护好自己的统治，他就必须为农民代言。之前或之后，没有哪个皇帝比朱元璋更理解农民的内心需求，也没有哪个皇帝如此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而农民社会地位的改变，则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其中的因果关系至今仍然未被充分挖掘。张宏杰先生的作品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一家之言：造成中国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灾荒】
张宏杰认为，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长期的停顿和倒退。
“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
一个家族衰落贫困之后，其家族成员往往会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气风发而变得精神萎靡、气质鄙俗，而其家长也会日益目光短浅、专制、粗暴。中国的变化正与此类似。自宋朝灭亡之后，高贵气质和人文气息在中国文化中越来越淡薄，盛唐时的自信和宋代的优雅也没能复现；相反，拘谨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发展壮大。
张宏杰提出一个观点：赤贫出身的朱元璋，则是中国文明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张宏杰认为，除了生育冲动外，导致传统时代中国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灾害。
众所周知，朱元璋之所以出家为僧，是因为大元至正四年 （1344） 的一场大旱灾。
其实，即使逃过此次灾荒，朱家也注定会在另一次灾荒中。
家破人亡。因为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是一个灾害频发之地。淮河是一条有名的害河。竺可桢教授曾根据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汤，下迄光绪各朝代、各地区的水旱灾害年数，发现淮河流域是我国旱涝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据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统计，自公元620年至1949年的一千三百三十年间，豫东一地发生旱灾的年数为四百五十三年，涝灾年数为四百四十八年。俗话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县，平均每四年就要发生一次较为严重的旱涝灾害。
朱五四搬来搬去，最终搬到一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这当然不能怪他没有眼光。原因很简单，灾害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较大，无法容纳新来人口。只有在灾害频繁的地方，人口周期性减少，才让朱五四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朱五四搬到孤庄村时，这里还没有完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村落间甚至有老虎横行。《凤阳新书》载当时“自定远抵淮涘，南北数十里，嵁岩林莽，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可见当地人烟之寥落。当然，这种见缝插针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至元四年的这场大旱中的死亡，就是他为前几年勉强填饱的肚子付出的惨重代价。，
由此，我们看到了造成中国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灾荒。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正像我们今天在新闻里总是不断听到各地的水旱灾害消息一样，在历史上，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风调雨顺的时候，局部灾害无年不有。翻开中国灾荒史，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两千一百五十五年间，就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旱灾和一千零二十九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灾害，如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等，则举不胜举。如此频繁的天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人祸：三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到处是森林与沼泽，水草肥美，风调雨顺。然而，由于几千年的过度开发，森林被砍光了，沼泽被排干了，黄河成了悬河，土壤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小旱每每变成大旱。几千年来，北方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无关系。
据《元史》记载，有元一代近百年间，全国遭遇大水灾九十四次，大旱灾六十二次，大蝗灾四十九次，大饥馑七十二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都有两三次大灾。最严重的时候，人相食的记录达十余次之多。这就是环境恶化的直接恶果。即以朱元璋家乡的淮河为例，它之所以频频为害，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改变了它的自然生态和流向。
而欧洲的气候比较稳定，由于海洋性气候的调节，西欧的气候要比同纬度的中国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虽然不及中国南方，但远胜中国北方，足够农业灌溉使用。因此欧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国北方那种赤地千里的现象。两相对比，诚如邓拓所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
什么叫赤贫
（一）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们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了，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揣在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伺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一直没来得及修理。粮囤里也没有多余的口粮。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色发青。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一辈子经过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陈二娘吃过午饭，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动着小脚，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小麦最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她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她只好拐进破庙。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欲动了，不由自主地顺着墙壁滑下来。她刚躺到地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让他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儿子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犯“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这孩子正好排第八，就叫“重八”。像一只小猪小狗一样，重八自生自长起来了。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从小到大，他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新鞋。小时候大人出去干活，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他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的，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公元前三百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宣扬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在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然而，这个可怜的理想也很少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到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析骨为爨的悲惨岁月。
（三）
战国后期，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精耕细作。汉代的亩产量，据学者宁可计算，就已达到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斤。这个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产量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追了一千多年也没追上，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二三世纪时，他们的亩产才达到九十七斤。按理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有三个因素剥夺了他们舒适生活的权利。第一个因素是人口压力。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西欧在从公元2年到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零六五，而中国在公元2年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百分之零点一一，高出西欧近一倍。中国古代人口增减循环周期之频，增长梯级之多之高，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人口密度一直远远大于欧洲。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均耕地占有面积，在北宋以前大体上维持在十亩左右。北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十亩以下，到19世纪下半叶，人均耕地面积更剧减到不足三亩。而到十三世纪，英国农民平均耕地较少的时期，一个农民的可耕地还有十八亩以上。
几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亩闲田，人们马上会生出一个孩子来占据它。填满这张嘴，同时再生出尽可能多的嘴，这个简单的目标吸引了中国人过多的注意力，使他们无力顾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虽然中国农民一直是那样坚忍勤劳，可是广大的中国底层人民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永无解脱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 （1356） ，二十九岁的朱元璋攻下集庆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声名已显，霸业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隐约记得父亲说过，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几天，才发现朱家巷是离南京城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此时村中还生活着几家穷困潦倒的朱姓后代，听说攻占此地的红巾军大元帅居然是他们的远支本家，大喜过望，一起来到南京城内拜见。朱元璋十分兴奋，与他们亲亲热热地“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大家坐在一处，一起回忆老朱家的历史。据老人们说，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苏沛县人，算来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知何时，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穷尽所有记忆，仅能上溯五辈。第一辈叫朱仲八。从这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断，这个能回忆起来的“开基祖”已经沦为赤贫，以至于连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没有。和他老人家一样，以下数代人的名字无一例外，都是用数字代替的。然而，赤贫的生活条件没有影响朱家的人丁繁茂。仲八生有三个儿子，长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二个儿子，长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四个儿子。长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亲。朱五四生于至元十六年 （1279） 。他还有一个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岁，生于至元十二年 （1275） 。五一和五四各又生了四个儿子，所以排到朱元璋时，他的小名叫“重八。”
从仲八到元璋，六代之间，平均每人有三个儿子。按这个数字计算，一百多年间，朱家家谱上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经由仲八一人积累到二百四十三人。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终生赤贫。从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传统时代底层中国人的生育激情何其惊人。
正是人口压力，导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难，不停搬家。朱元璋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支离开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为南京附近的几亩薄田养不活日渐长大的几个儿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苏盱眙，其时元灭宋战争过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颇多。祖父在此“开垦兵后荒田” （郎瑛《七修类稿》） ，艰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贪黑拼命干活，逐渐有了点家产，“置田产” （郎瑛《七修类稿》） ，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样，家族人丁兴旺，两个儿子加在一起，很快给他生了五个孙子、孙女。辛苦置下的几亩地养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两个儿子就不得不变卖家业，各自寻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谋生。
朱五四八岁就随父亲从南京逃到江苏盱眙，娶妻生子后又搬到安徽五河，随即搬到灵璧，不几年迁到安徽虹县，五十岁上又搬到钟离东乡，这一次他住的时候最长，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并在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再迁到西乡，过了一年，又迁至太平乡孤庄村 （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 。总计他六十四岁的一生，凡七次迁移。在每一地，最长不过十年。
并不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浪荡，实在是因为以江淮大地之辽阔，却难以找到能养活他这至卑至贱的一户草民的几亩田地。自己的地种不起，只好给人当佃户。《明太祖实录》说朱五四“勤俭忠实”，老实巴交，带领一家人起早贪黑在租种的几十亩地里辛苦刨食。然而年终算账，大半粮食给了地主，剩下的还是不够吃。加之五四在一路搬迁的过程中，又不断生儿育女，负担越来越重。一年到头辛苦所得，怎么也填不满越来越多的嘴。更可气的，是有时候租种了一片生地，好不容易用血汗把它伺候熟了，一家大小终于吃饱了几天，地主却马上跑来加租，如果不同意，只能被夺佃赶走，另寻出路。搬了一辈子的家，吃了一辈子苦，流了一辈子汗，却总共也没有吃过几餐肉饭，穿过几件不带补丁的衣服。
当然，汗水绝对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辈子当牛做马，换来的是六个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妇，给五四生了两个孙子。二哥、三哥虽然倒插门，好歹也算成了家。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虽然儿女们个个都是文盲，一生注定都要在半饥饿中度过，但朱氏一门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顽强地挤出了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存竞争的重大胜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亲见他们的孝子贤孙朱元璋在生育竞赛中后来又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于是，明弘治五年 （1492） ，我们在史书中见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晋府的庆城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纪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就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又增至八万多人 （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张宏杰简介
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著有《千年悖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给曾国藩算算账》《坐天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曾国藩传》等。《百家讲坛》之《成败论乾隆》主讲人，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在“历史热”，各式各样的史书充斥中国社会的今天，选择好的中国历史作品，有哪些参考标准呢？
◎要有历史的智识：历史学家钱穆评价中国人最缺乏“国史智识”，所谓“智识”，其实正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是在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只有将终极追求与生存现状做亲切的联结，才能贯通古往今来一切历史变化的脉络。
◎要有问题意识：传统史观不会反思结构性问题，比如从秦朝到清朝，封建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统治逻辑从未改变，而不反思结构与逻辑的后果，正是中国历史不停循环反复的根源。
◎要有他者的眼光：传统历史讲述仅仅局限在历史本身，导致中国史学家不能将历史的兴亡放到大的时空背景之下审视，中国人惯于使用“中国中心论”看待中国史，从世界看中国，恰恰是他者的眼光的意义。
这三条参考标准看似简单，但能同时符合的中国史读物实际上少之又少。张宏杰的书堪称学术与通俗相结合的典范，既有智识与问题意识，更从整个世界历史出发带着他者的眼光。
正如莫言所说：“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
张宏杰是极为特殊的写作者。他受教于复旦大学葛剑雄和清华大学秦晖，专业功底没得说，都经得起考证；他既有学术背书，又有独特见解，写得比小说还好看。
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小农乌托邦
张宏杰的《倒退的帝国》这本书深入浅出描述并分析了朱元璋成功的原因，但又不失细腻地描述了朱元璋构建的农民乌托邦。读来毫不见色，又觉观点清晰。
张宏杰说朱元璋是“咱农民自己的皇帝”，终生都在为实现农民乌托邦而艰苦奋斗。能把一个前代自由开放重农不抑制商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改造成一个严密控制的大养猪场，导致中国由此滑向内卷深渊，其关键性责任不言而喻。
1、张宏杰总结两千年来，中国农民们的社会理想，大抵有几个特征：
（1）有一个严厉、公正、说一不二的明君，慷慨地向农民身上泼洒阳光雨露。
（2）每个人的土地和财富大体平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3）社会等级鲜明。天在上，地在下，父为尊，子为卑。“长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竞争的社会状态是不敢想象的，会带来混乱。
（4）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洁，地主大户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灭净尽。
2、朱元璋作为一个皇帝，心中的社会理想蓝图与广大农民的梦想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他把帝国原子化，提升自耕农在社会人口中的占比，以便帝国得以建立在一盘散沙式、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小农社会之上。国家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朱元璋从来不认为“自由”是一个人的生活中所必需的。他认为“幸福”就是吃饱穿暖，被管理得严一点不但不妨碍幸福，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安全感。
（1）针对官员：
第一、简化官僚层级，废除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官员制度。丞相权力一分为六，分给六部；大都督权力一分为五，成立五军都督府。从制度上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单独对皇权构成丝毫威胁。大小官员都直接向皇帝负责，直接为皇帝跑腿。朱元璋通作为“国家级大村长”能直接观察到子民在田间地头的劳作。
第二、展开了人类史上 最严酷的惩贪运动，顺便借惩贪消灭异己。他制造的四大冤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杀人十数万。
第三、 对待官员非常苛刻。明代官员的收入，不过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舍不得给退休官员开工资。取消官员的许多其他特权（如官员子弟的“荫封”权，以官抵罪权）。不过，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这些，官员已经比平民百姓生活优越了，而且做官还有心理上的成就感。
第四、 不许官员们下乡，把官员捆在了官府里。朱元璋认为那些下乡的官员，都是去大吃大喝、搜刮扰民的。
第五、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会受到“族诛”的处置。
（2）针对地主：
第一、 进行了不完全的土地改革。战争时期 地主逃亡。新朝建立，他们从藏身的穷山大谷中兴冲冲跑回家乡，土地部分已被穷人耕种，穷人拒绝归还。朱元璋下诏书，用行政力量，承认农民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把全国的大地主几乎消灭干净，使普天之下农民们的土地大体平均。
第二、 强迫地主富户搬迁，削弱他们的势力。建国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强行迁到首都南京，使南京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大约一百万的巨型城市。
第三、 制造冤案，发动百姓诬告陷害地主，以此为由抄没他们的财产。江南首富沈万三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朱元璋见沈万三“富可敌国”，找借口将沈万三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此故事未必真，但反应朱元璋仇富心理）。
第四、利用制造的四大冤案，任意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
第五、召见各地富民，时刻敲打这些中小地主阶级（大地主几乎已经被消灭干净）。
第六、在全国进行土地普查，建立鱼鳞图册，以定赋税，清查出地主隐瞒土地。
（3）针对农民：
第一、元朝社会奴隶制复活，朱元璋即位不久，就下令解放奴隶。
第二、元朝时期，地主和佃户之间是主仆关系，朱元璋将农民和地主的关系，由父子升为少长，提升农民身份地位。
第三、制定了极低的赋税水平，农业税三十税一（3%左右）。
第四、大力建设民政福利制度，建立制度化的福利救济设施。对遭灾地区减免赋税。建立养老院，贫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赡养。
第五、为使无地少地的民众得到属于自己的“三亩地一头牛”，大手笔严密组织，强制移民，改变中国人口布局。
3、朱元璋在成功打造农民乌托邦的基础上，为在这个基础上，朱元璋开始努力构建他的理想社会。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编织一张静态的大网，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每个人被期望永远固定在这张静态大网的一个节点中。整个社会，只剩朱元璋这颗具有强迫症，不允许无秩序状态存在的脑袋脑袋。
（1）采取高度的计划性和强制性的措施，恢复经济，修建许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民生工程，发展农业，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但朱元璋的计划经济指令详细刻板到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譬如规定有田五亩至十亩者，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粗糙的计划经济方式初期使经济快速发展，但统得过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譬如，许多地方不适合种桑麻木棉，但是不种会遭受惩罚性的课税。
（2）在农村推行初级社。命令所有的村庄皆置大鼓一面，到耕种时节，清晨鼓声一响，全村人丁都要会集田野，及时耕作。情景类似新中国的人民公社集体耕作。
（3）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宣誓遵纪守法，努力劳作，要求乡里之间互助互济。
（4）明朝继承了元代严格的职业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
（5）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严厉周密的户口制度，也称黄册制度。户口制度维系着明代的职业世袭制，防止百姓自由迁徙（如果需要出门，要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开“路引”，相当于“介绍信”，“通行证”），保证国家税收。人本来是土地的主人，朱元璋却使土地成为农民的主人。全国农民都变成土地的附属物。朱元璋把农民捆在土地上。
（6）严厉打击地痞流氓，惩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朱元璋规定，每个人都要从事固定的职业，社会上不许存无业之人。
（7）沿袭里甲制度，但把“里甲”制度强化成了镶嵌式的社会控制体系，用“里甲”这张大网对全国人民进行了网格化固定。里甲”的首领有组织一里之内生产生活的权力。一里之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都要互相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
（8）制定尽善尽美的礼仪制度。朱元璋认为，礼仪是国家的基础，礼仪法律更重要，因为制度和法律规定是硬力量，而礼仪是软力量，是统一思想的保障。软力量如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元朝之所以灭亡，就是抓法律而不抓礼仪。朱元璋的礼仪甚至详细到什么人用什么布料做什么衣服，什么人戴什么样的帽子，如何做靴子穿靴子，日常生活如何行礼，各级人民应该有多大的居住面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妇女应该梳什么发型。
（9）开国不久，朱元璋出台“申明亭学习制度”。在全国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申明亭”用来召集大家来深入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旌善亭”类似今天的光荣榜，是为了表扬各村各乡涌现出的好人好事、揭露各地出现的恶人恶事。每里（一百户人家）推选“老人”（年高有德之人），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召集全村百姓到申明亭来参加学习，把皇帝的圣旨和身边发生的事例结合起来，深入宣传，使全里人户知法畏法，不敢犯法。每村每里应该选派一名声音洪亮的老人，手里摇动一个装有木舌的铜铃，每五天一次，在五更时分，行走在乡村的街道上，大声朗诵“六谕”（朱元璋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10）朱元璋指导戏曲创作走向“样板戏”。推广有利教化百姓的戏剧，禁绝那些有不健康内容特别是挑战专制秩序的戏曲。这促使明初戏曲创作出现了一种“道学风”，点缀升平、歌功颂德。
（11）朱元璋管理鬼神，统一鬼神们的名字，规定了它们的等级地位。为了恐吓老百姓，朱元璋提升了城隍及其辖下的众小鬼的地位，正式将他们列入国家祀典之中，因为在民间故事中，城隍经常行善报恶，深入老百姓的生活。
（12）兴办义务教育（国学、郡学和社学三级学校），以此控制知识分子胚胎形成的规格、模式，使符合他需要的知识分子能成批量地生产出来。各级学校的功课，由皇帝直接指定。改革科举制度，塑造格式化的知识分子。
（15）删除《孟子》中体现民贵君轻、有条件的忠君等思想的字眼，通过敬拜赐爵元朝贵族，在南京建了历代王朝帝王庙等方式，树立“无条件忠君思想”。
（16）对读书人制造文字狱，任意用大案牵连读书人，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循规蹈矩，点缀升平。
4、朱元璋为自己的家人操碎了心。
（1）朱元璋待家人及后代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
（2）写作《皇明祖训》，详细规定了从皇帝到亲王的行为准则。包括“如何行政”、“如何执法”、“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3）亲王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
（4）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
5、朱元璋的统治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导致中国从明代开始与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进，永远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的领先地位。
（1）十四世纪，欧洲中世纪将结束，资本主义萌芽。而朱元璋却把中国变成大村庄。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国大幅度后退，西方大踏步前进，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
十四世纪的欧洲遭遇黑死病，北欧开始“百年战争”。但是，也是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在明朝建立十二年之后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那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
虽然十四世纪，朱元璋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经济恢复，但是，朱元璋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
（2）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明王朝在1570到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百分之十九。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
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用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
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对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
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
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中国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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