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又称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历经明清两个朝代24个皇帝，是中国古建筑中的杰作。
故宫规模宏大，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多平方米，有房屋9999间半，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故宫是国之瑰宝，但又是封建皇宫，在许多反对封建的革命者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保护故宫与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曾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说：“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此提案在中央政治会议复议，引发激烈争论，终被否决。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要重点建设。在制订建设规划时，许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宫。先是苏联专家提出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宫的位置。后来，一些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他们说，一见到故宫，就想到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穷人受苦受难。1958年1月，毛ZD在南宁会议上讲话时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他还批评一些主张保护古代建筑的人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毛zd虽然没有特别提出要拆除故宫，但有的领导干部则循着毛zd的思路，提出了要拆除故宫的问题。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下称《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后于1959年6月被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部长会议上被否定，提出“保持宫廷史迹，使人详细地、具体地了解宫廷生活。”1959年6月，在北京市文化局党组的《请示报告》提出8个月后，中宣部对此作出回应。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1964年6月12日，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参加故宫复原陈列的讨论，第一次看到了陆定一在这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有些人是好心办坏事。好事过了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辩证法。”
1958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递交了《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和1959年第一批应拆除建筑物的报告》，其中说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的道路、妨碍下水道之小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北京市文化局迅即同意此报告，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上世纪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交通紧张，要拆除故宫，在故宫中建一条马路，以方便交通。在一片拆除声中，一个要在故宫里建一条东西向马路，把故宫中文华、武英两殿辟作娱乐场所的方案被提了出来。当时有许多老学者、老专家反对这个方案。为此，他们甚至在一些会议上痛哭流涕。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毛zd。毛zd对于老学者、老专家的态度很不满意，认为他们当亡国奴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是不对的。陆定一见此情况，心中着急，便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听了陆定一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赞成拆除故宫。之后，周恩来到毛zd住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zd听后，觉得周恩来的意见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周恩来把毛zd态度的转变告诉了陆定一，陆定一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否定了拆除故宫建马路的意见。
1963年2月，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后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共北京市委被打倒，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文革”时期出台的故宫“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扳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它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免遭直接破坏。
故宫为何在文革“破四旧”时期幸免于难？
北京市在1958年开展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其中认定的文物古迹有6843处，1966年8月“破四旧”运动兴起，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运动认定的古迹当中有4922处被毁，也就是说有七成多的文物古迹被毁，而这些损毁文物的事件绝大多数发生在1966年七、八月，不过，在这个如火如荼的“红八月”里，封建皇权的象征，几千年封建社会旧式思想文化之集大成的故宫却得以幸免，这的确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实，早在1966年8月18日就在毛ZD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当晚，一群红卫兵就已经着手准备在第二天冲入故宫去造反，不过，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周恩来得知，他立即作出决定，关闭故宫，就在这一天深夜，故宫博物院的几扇大门紧急封闭，与此同时，周恩来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卫，第二天一早，一队队红卫兵齐集神武门下，大叫“破除四旧”，“开门开门”，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拒不开门，一方面加以劝说，门外的“小将”最后见没有冲入的可能只好呼喊了一阵口号之后离去。
从此之后，故宫大门对公众关闭，这一关长达5年，直到1971年7月5号才重新开放，但是在这场所谓的“文化战争”中故宫也并非毫发无损，1966年7月驻在故宫内的文化出版社珂罗版车间的一些工人就向故宫领导请示十几年来城隍庙的泥胎偶像一直盘踞在我们文物出版社印刷厂，霸占着我们珂罗版84立方米的地方，影响我们的生产发展，我们曾多次提出但至今仍未解决，现在我们再一次严正提出一定要把这些大王小鬼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彻底捣毁，连根拔掉，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得到请示之后鉴于当时的形势，表示故宫内原城隍庙旧址里的城隍泥塑神像11个泥塑马一封，内容系封建迷信有毒素的东西技巧低劣，是清代泥塑并无保留价值，故同意将上述泥塑神像除掉。
这一年11月，一个编造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残酷剥削的收租院泥塑展在故宫预展期间，又有人以奉先殿前的“焚帛炉”与殿内的泥塑陈列不相称，尤其是与殿内的毛主席像很不协调为由，拆除了清代的焚帛炉，当然，和故宫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相比，这些不过是九牛一毛，也正是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干预，故宫终于没有落到曲阜孔墓那样的结局。
故宫左右两派都不要砸故宫
故宫同样也存在着两派组织争斗不休的局面，不过故宫的两派组织，即便都“左”得要命，却没有任何人提出“砸四旧”要砸“文物”的，这大概因为大家都是“故宫人”的缘故。
从景山公园俯瞰 故宫博物院 。 澎湃新闻记者 吴子熙 图
“文化大革命”后期，文化部系统下属单位及机构，都作为“四人帮”“犁庭扫院”的对象，要作大规模清除清理的。此时的文化部已然“名存实亡”，上面的实际领导是“中央文革”所属的文艺组。到了1969年，“文革”实际上已然陷入混战之中，所有的所谓“革命群众组织”都号称自己是最最最革命的，而其他组织不是“反动的”就是“保守的”。故宫博物院同样也存在着两派组织争斗不休的局面，不过故宫的两派组织，即便都“左”得要命，却没有任何人提出“砸四旧”要砸“文物”的，这大概因为大家都是“故宫人”的缘故，和“红卫兵”毕竟还是有所区别的。
1964年的故宫博物院
要说故宫博物院在“文革”中百分之百完好无损，似乎也不尽然。据我所知，故宫东北角的城隍庙（即现在研究室、科研处所在的院子）就与原先不一样了。该处正殿中原有的城隍老爷的塑像，在“文革”初期就被故宫的“革命群众”拆毁了，至于这些塑像是否算作文物，我就不得而知了。此外，故宫北门门楣上石刻的“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原先是由民国时代的李煜瀛书写的，因为他是“旧社会”的人，所书不宜存留于“新社会”，于是便将此石刻门匾反将过来，砌入墙内，在另一面采用了郭沫若题写的字体。
1966年夏秋，由北京带头，而出现在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形成了红卫兵大规模全国串联，由此北京成为了全国“串联”中心，而天安门又成了北京“串联”中心。于是乎天安门背后的故宫，也变成了“红海洋”。
大概在此前后，故宫博物院内的“雕塑馆”（即奉先殿）被指责为宣扬宗教迷信的场所，故宫的“革命群众”就将原先从一些石窟寺原件上翻制的大型石膏雕像（亦相当珍贵）统统砸毁，文物原件则收回库房。奉先殿如此空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北京艺术院校的“红卫兵”和适逢来北京“串联”的外地“红卫兵”联合起来，决定将当时红极一时的四川大邑《收租院》泥塑照搬到“雕塑馆”来（原先一度在神武门城楼上展览），新的《收租院》泥塑展，在结尾处还增加了农民武装起义、高举红旗上山打游击等“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节。
照搬行为日夜不停地进行着，为时不久《收租院》泥塑便告完工，它成了“红卫兵”在故宫“串联”的唯一场所（因为此时故宫其他地方都属于封建糟粕而不对外开放了）。“奉先殿”原先的“工”字形建筑结构，也因为不适合泥塑的展览效果而加以改造，直至“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原样。
不过，人员及秩序杂乱，还是引起有关方面对故宫建筑和文物安全的担忧，终于在1967年4、5月间由上面下达了命令，故宫博物院停止对外开放，并且由北京卫戍区派军队加以保护。于是乎故宫博物院便大门紧闭，所有工作人员就一门心思搞“文化大革命”了，就如前文所说，同社会上一样，也陷入了两派无休无止争斗的局面中。
以上的局面延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后，终于，“中央文革”对于原国家机关（包括文化部）的人员，有了处置的办法。借着毛ZD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所提出的意见，全国各地掀起了干部下放的热潮，“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就是那一时间段里特别流行的语词。故宫博物院直属于文化部系统。
当时的文化部系统设立了两处“五七干校”，一处在河北省的静海县，一处在湖北省的咸宁县，故宫博物院和彼时直属文化部文物局系统的大部分单位统统下到了湖北省咸宁县的“五七干校”，其中就包括有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因为都属于图书馆、博物馆系统，故而简称之为“图博口”。在湖北咸宁干校中“图博口”的序列为“二大队”，故宫博物院的下放人员最多，在“二大队”下面又再编为三个连队，即八连、九连、十连。故宫博物院的大队人马是集中在1969年“国庆节”前夕开赴湖北咸宁的。
在干校大家睡通铺、吃大锅饭，“与天奋斗”、“与地奋斗”，还要“与人奋斗”等等，就不在话下了。如此这般，时间就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革命”形势似乎也有了些变化，故宫博物院总不能一直关闭着不开放，不显示“新气象”，于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有极少人员（主要是美工人员及勤杂人员）抽调回北京，筹备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事宜。但是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仍然还是不知道前途如何，甚至包括院长吴仲超在内。随着运动进入“斗、批、改”的“改”的阶段，调回北京的人员开始增多了。我们大多数业务人员就是在如此背景下，开始分为两批先后北上的。不过仍然有个别分子，属于永久留在“向阳湖”的（按照当初军宣队的张参谋长所言：“要有埋葬在向阳湖的决心”，当然“四人帮”垮台之后，这些入了“另册”的人最终也还是回到了故宫）。
1971年的7月5日故宫博物院终于重新开放了。大多数工作人员虽然回到了故宫，不过由于“四人帮”仍然得势，在文化界作威作福，“左”的那套东西依旧猖狂。由于总体环境并没有大的改善，业务工作仍然无法正常开展。故宫博物院面前还是存在着一个“方向”的问题，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于是在重新开放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种种的争论，以至有人提出要将故宫变成“阶级教育展览馆”、“血泪宫”的意见。所以那时故宫博物院虽然重新对“广大革命群众”开放了，但是在想法和做法上并没有质的飞跃，无非就是勉强恢复到了“文革”之前的模样而已。
故宫被“红卫兵”改为“血泪宫”
这样的情景就一直延续到1976年10月，“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一举粉碎，首先在政治局面上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但是具体到文化方面，“左”的那套东西的惯性还是很强大、很顽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彻底否定。记得1978年，故宫博物院在“绘画馆”举办了一个古代书画作品展览。为了展示“新气象”，展出的作品中颇有不少“文革”中的“抄家”物品，那时“落实政策”、“退赔”等项工作还未全面展开，这些纯粹属于“四旧”的东西，还算作是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成果，颇有些当作“战利品”来炫耀的味道。
1977年人们在故宫博物院前的标准留影
“四人帮”被粉碎未久，故宫博物院还举办过一个名为“祸国殃民的那拉氏（慈禧太后）展览”，揭露晚清慈禧太后，又联系上了江青，并首次在展览的版面中采用了漫画。漫画中将慈禧太后的形象与江青的形象“合二为一”，“化神奇为腐朽”，虽然展出的效果颇佳，但是其“借古讽今”思路及做法，仍然还是老套子。
对于以上时间段的种种回想，仅凭自己当时所见所闻（还是能回忆起来），稍稍查了些网上的资料而已，错误实属难免，再加当初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中级与中级以上的各类会议，有不少记述肯定与事实有很大差异，故而请看官们将此文只是作为个人经历看待，务请慎重引用，以免歪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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