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1日上午11时42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后担任第99任日本首相）在记者会上正式公布日本新年号为“令和”（れいわ，Reiwa），出自日本古代典籍《万叶集》。自此“令和”成为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首个源于日本古籍的年号，日本历史上的第248个年号。
现任日本天皇明仁将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59岁的皇太子德仁将于次日(5月1日)即位。这是日本近代以来首次天皇生前更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年初记者会上表示，将于4月1日公布日本的新年号。但是日本正式开始使用新的年号，要从5月1日开始。
三年前推特上还真有人猜到了「令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日在记者会上介绍称，“令和”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愿每位日本人，都能如度过寒冬、在春日中盛开的梅花一般，在对明天充满希望的同时，各自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安倍还说，悠久的历史、浓郁的文化以及四季皆美的大自然代表着日本的国民性，要坚定不移的把这一国格移交给下一代。希望人民在美丽的心灵当中，孕育滋养出文化，正因怀有此番心愿，最终将年号选定为“令和”，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也是首个出自日本古籍的年号。
具体来说，“令和”出自《万叶集》第五卷《梅花之歌》32首的序文，作者大伴旅人（665-731，日本奈良时代政治家），天平二年（730年）正月十三日，大伴升任太宰府（今九州福冈）太宰帅，此诗为召开赏梅歌会时的作品，其中“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的词句，成了“令和”的来源。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收录诗歌4500余首，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尽管被看作是日本古籍，《万叶集》仍然无法抹去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环球时报却坚决认为，《万叶集》借鉴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收编了部分汉诗。值得一提的是，《万叶集》成书时，日本尚未拥有自己的文字，全部诗歌采用汉字为注音符号记录而成。
选择《万叶集》当中的汉字，当初不是没有争议，由于产生《万叶集》的时代尚无平假名，《万叶集》中的汉字部分用来表意，部分用来表音，有时既表意也表音，被称作“万叶假名”，不符合日本政府当初定下的“汉字必须有意义”的规定。不过，按照安倍首相发表的谈话，这两个字包含了“日本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美丽大自然。”，“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从本国典籍选取年号。”——至此，日本确似翻开了历史新页。
就在日本公布新年号后不久，中国网友发现了东汉张衡（78年－139年）《归田赋》中的下列词句：“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是大伴旅人洗稿了比他早五百多年的张衡，还是他们心有灵犀？这点无法判断，但是大伴的梅花歌序深受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影响，是日本文学评论家也承认的。
尽管日本官方早前已经表明过不会公布提案人的姓名，数家媒体还是爆出猛料，说“令和”是新年号顾问团中唯一的《万叶集》专家——中西进教授的提案，中西是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大阪女子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的日本文学学者，2013年曾获天皇颁发象征最高学术荣誉的文化勋章（同年获颁文化勋章的还有去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奖者本庶佑和电影明星高仓健），因此他顺理成章成了新年号顾问团的一员。很快，又有人发现了“实锤”，岩波书店（日本最权威的出版机构）版《万叶集》的注解当中明确提到了有关词句典故来自《归田赋》，无论是谁的提案，政府聘请这样多的“国学顾问”，难道都没看过这本书、没读过书中的注解？
张衡当然无法从坟墓里爬出来，和大伴旅人打一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产权官司。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必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当代汉语中大量的“和制”词汇如果全部清除干净的话，中文的学术论文都写不下去一样，21世纪谈国粹，难道不是缘木求鱼？
平成是明仁的年号。1989年1月7日，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去世，当时55岁的皇太子明仁登基，于次日起改年号“平成”，标志着平成年代的开始，并沿用至今。
日本最长寿的老人田中力子，出生于1903年明治维新36年，116岁，已经生活在四个时代。她的长寿秘诀是甜食，令和元年吃令和巧克力。
2019年5月1日，日本将结束“平成”时代，更改为新的年号。日本的改元，比较有特色，换了新天皇之后，“平成”这个年号，也要随之停用，交接班结束后，翌日改元，这是他家的规矩。而中国这边历史上，一般总要熬到第二年大年初一，才会改元。
日本特许厅表示，包括新年号在内，一切含有日本年号的名称都不能作为商标进行登记，并将严格相关审查基准。
年号，是华夏文明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用于纪年，年号一般2个字或4个字，体现一种吉利、喜庆或美好愿望等。受中原影响，很多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等在古代也采用年号纪年。中文的年号在日本被称为元号，最早可上溯到中国古代的汉朝，中国使用年号的时间长达2000多年。中国第一个年号建元是汉武帝在公元前122年开始使用的，在1949年后废除了年号制度，采用公元纪年。
日本部分年号
从公元645年，大中兄皇子仿照唐朝制度，设立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大化”（公元645-650）以来，在7世纪中后期，断断续续出现年号的记载。直到701年，文武天皇5年，建元“大宝”，此后，年号才作为一个固定的纪元方式被沿用至今。1374年时间，247个年号，出处全部来自于中国典籍。
哪怕是“脱亚入欧”、“富国强兵”的近代，依然遵循旧例。明治（源自《易经》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聖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源自《易经》“大亨以正“）、昭和（源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现行年号平成，源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尚书》的“地平天成”。
为了实现年号的纯国产化，日本政府聘请了多位国学专家，涵盖了日本文学、汉文学、日本史学、东洋史学等多个领域，安倍政权背后最强大的支持者——保守派和国粹派的意见，显然起了主导作用。
但是，实现年号纯国产并不容易。例如，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是公认的日本典籍，但是其中有相当篇幅的文字引用自中国典籍，日本的中国文学学者甚至这样断言：“从日本古典里选择好文章的话，越是名篇越是有中国四书五经的影子。”
也有一种意见是“可以选取日本和中国典籍中都有的词句“，也就是双重出典。
日本年号那些事儿
朝鲜是在公元一世纪开始使用年号的，期间也有一些政权使用过中国的年号，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之后，则使用日本的年号，1945年光复之后，韩国不再使用年号，也采用公元纪年，但是朝鲜则使用“主体”年号，追溯到金日成出生的1912年为主体元年。所以朝鲜半岛使用年号是时间大约2000年。
越南曾经被中国直接统治了1000年，在此期间使用的是中国的年号，在公元6世纪曾独立了4年（前李朝），第一次使用了自己的年号——天德，不久重新被中国统治，直到丁朝脱离中国独立，970年开始基本上使用自己的年号。在1945年越南最后一位皇帝保大帝下台后不再使用年号，改为公元纪年。使用自己年号的历史不到1000年。
即使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最想跟中国划清界限的那些年，这个传统也没有变。
“明治”取自《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取自《易经》第十九卦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取自《书经•尧典》“百姓昭明、万邦协和”。
“平成”取自《古文尚书⋅大禹谟》“内平则外成也，地平则天成也”。
也就是说，这是1300多年来，日本年号首次成功“脱中”。
早在这次新年号的产生过程中，日本媒体就不断放出消息，首相安倍指示周围的人，年号出处最好来自于日本古典书籍。
媒体分析，安倍的心思大概是，为什么日本制定国号，要有借助中国帮忙的感觉？
赶在这个时候“脱中”，几个意思呢？
选拔
由于意义重大，日本年号的每一个字选择都非常讲究。
根据日本1979年颁布的《元号法》，如果天皇退位，年号也必须改变。按照日本政府规定的年号选定程序，日本首相需要钦点数名精通中国史、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等领域的学者，让他们提出两到五个新年号作为候选方案。
日本年号备选名单
此次选出来的字要遵循6个条件：
1.使用常用汉字
2.每个字最多12-15个笔画
3.第一个字的拼音不能使“M、T、S、H”
4.尽量避开民间预想的年号名称
5.不要用经常作为人名的汉字
6.不要使用与大企业相同的名字
备选方案出来后，经过参众两院的商量，最后由内阁会议决定“胜出”方案。
过门关节在于，不管法律规定得多细，最后都由有内阁决定，内阁由谁决定呢，当然是首相本人。
从以往年号产生过程看，人为因素很大。在上世纪80年代末选定取代“昭和”的新年号时，日本政府委托东洋史、中国哲学、文学专家以及著名阴阳学者（阴阳师）等人参与选定。最后提出了“平成”、“修文”和“正化”三个方案。
当年具体负责操作的内阁审议室室长回忆，在恳谈会上，因为“昭和”的读音开头是S，而正化、修文的读音也是S，他就诱导恳谈会的8个专家选择“平成”。这个操作过程都是可以公开拿出来说的，而这个人不过是个负责实务的小官而已。
到首相这个级别，可想而知个人因素有多大。
正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年号有着特殊意义。它既是天子执政的时间单位，也是天子权威的标志。每一次更换年号都是国家大事。年号的取舍、含义，毫无疑问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寓意和政治考量。
如果一个年号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期间发生过一些历史大事，或者当朝的皇帝比较有个性，年号就变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尤其是明清两代皇帝“一世一号”（一任皇帝一个年号），年号就取代了帝号，成了民间称呼皇帝的一个代指。
不同的年号代表了不同的时代风貌。
比如“康熙”跟“光绪”这两个年号，在中国人脑海里反射出的画面是截然不同的。
又好像，看到“开元”就想跳舞，看到“乾隆”就想下江南。
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还保留着中国古代纪年法的国家，日本显然全盘接受，深度领会了年号和年号背后的那些东西。
比如日本第一个年号“大化”，出自中国的《易经》：“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阴阳相动，万物资生。” 这《易经》在描绘世界万物起源、变化的画面。
取这个年号，显然有从头开始，万象更新的意思。跟大中兄皇子发动政变搞改革、向唐朝学习的意愿很切合。
想出这个年号的人还挺懂行的。
再比如，后醍醐天皇在1334年改年号为“建武”，它原是东汉光武帝的年号。当时日本朝政由镰仓幕府把持，天皇被压制得很惨，他从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出发，希望恢复天皇权威，推翻幕府这个“奸臣王莽”，像汉光武帝一样，实现“中兴”。
虽说日本年号出处很爱往中国的典故上贴，但另一方面，年号这件事，也反映出日本“小九九”的一面。
年号是天子的年号，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年号也应该只有一个年号。也就是说，用谁的年号，谁就是“正朔”，就有权威。 比如古代的朝鲜、越南、琉球等国，在其国内均使用中华王朝的年号。
而日本不但在年号上保留了独立性，历史上它还能常常趁着中原王朝衰落的机会反将一军。
晚唐时期，唐国力衰退，日本多次对中国的东北地方政权——渤海国威逼利诱，要求渤海王使用天皇年号。
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向强大，向琉球王国扩张。1879年，日本强迫琉球使用天皇年号，随后派军侵略琉球。
在对朝鲜和中国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日本在两地也用天皇年号纪年。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采用“一世一号”，年号成了日本国运的标志：
明治时代，日本走上维新变法和对外扩张之路；昭和时代，日本经历二战、战败再到经济起飞；刚刚过去的平成年代，日本经历失去的三十年，经济泡沫破裂，少子化老龄化，国家日益暗淡，年轻人丧成了不思进取的“废宅”。
普遍流传的段子是，“明治养神、大正养士、昭和养鬼、平成养猪”。
再比如，二战战败后，号称日本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曾提议：为了让全体国民都认清战败的事实，应该改年号，年号可以带有“新生日本第一年的含义”，或者带有“民主主义元年”“兴国元年”“投降2年”等含义。
当然，无论新年号是从中国典籍里选，还是从日本典籍里选，这都是日本自己的家务事，中国被捎上，都不过是躺枪。
尽管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源头，但是鸦片战争之后，日本目睹清政府的软弱，转向学习西欧，早已不把中国文化当做憧憬和依托的对象。环球时报发文《日本新年号“令和”无法抹去中国痕迹》这种小心眼真是贻笑大方，日本文化受再多中华文化的影响，也和现在的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内掀起华夷之辨，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东亚文明的正统已转向了日本……
在年号的长期使用过程中，难免出现重复现象。有的是历史知识不足引起的，有的是刻意的模仿。其中日本和中国年号重复至少有三个：
一、贞观
贞观（627—649）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它因为贞观之治而闻名于世。日本清河天皇在859年-877年使用了贞观年号，相当于中国晚唐时期，也有“贞观之治”的美誉，不过晚年被公卿藤原基经所废，遁入空门。
另外西夏崇宗李乾顺也使用过贞观（1101年—1113年）年号，他也是有作为的皇帝。
二、建武
建武（25年—56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同时建武（1334年—1338年）也是日本年号之一，相当于中国元朝。日本后醍醐天皇之所以使用这年号，实在是有意为之，意图仿效光武帝中兴，期间后醍醐天皇一度退位，光明天皇改年号为光明天皇，后醍醐天皇重新获得权力后重振河山，所以日本也有“光武中兴”。
另外，西晋惠帝司马衷、东晋元帝司马睿、后赵武帝石虎、西燕皇帝慕容忠、南朝齐明帝萧鸾、北魏北海王元颢都曾用过此年号。估计都是想学习光武帝中兴的故事吧。
三、弘治
弘治（1488年—1505年）是明孝宗朱祐樘年号，他是明朝中叶颇有作为的明君。不久之后，日本后奈良天皇也使用这个年号（1555年—1557年），幕府将军是足利义辉，这时候相当于明朝中期。不知道是模仿还是巧合。
日本天皇退位后
日本政府负责天皇退位的专家机构 " 有关减轻天皇的公务负担等专家会议 " 在 4 月 6 日的会议中，基本确定了现任的平成天皇 " 生前退位 " 之后，其称号为 " 上皇陛下 "，而皇后为 " 上皇后陛下 "。
在首相官邸举行的第 12 次会议上，除了基本确定平成天皇退位后的称号之外，还特别确定了退位后不得再即位，驾崩后的葬礼规格与天皇在位时驾崩同样，按照最高的 " 大丧之礼 " 规格进行。
此外，秋荻宫在皇位继承顺序中排首位。按照皇室典范，皇太子将由下一届天皇任命的天皇直系男性担任，由于秋荻宫可能无法继续存留，皇太子的封号暂时推迟。不过在生活预算方面享受着皇太子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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