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蒋中正素描
图：蒋中正素描，马鸿斌于2015年9月1日至4日创作。
72年前的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中国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即：开罗会议），随后的1943年12月1日，美国白宫发表宣言，宣示了协同对日作战的宗旨，承诺了处置日本侵略者的安排，这就是著名的《开罗宣言》。
因他长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务，早年黄埔毕业的国、共军官皆称他做“蒋校长”、“校长”，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之父”或“中华民国国军之父”。美国人蒋为昵称Gimo，（特级上将，即大元帅，Generalissimo）的英文简写。
蒋介石生平资料：
1887年10月31日，蒋介石生于浙江奉化溪口，祖籍江苏宜兴。蒋的名“中正”，字“介石”，典出《周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1906年（19岁），在中学读书时即向家里提出要求到日本学习军事。赴日后，因非公费派遣，不能入军校，只能就读于东京清华学校。
1907年（20岁），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
1908年（21岁），春，被保送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
1910年（23岁），入日本陆军第13师野炮兵第19团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时归国，自“二次革命”后追随孙中山。
1911年（24岁），武昌起义后回国，在沪军部任团长。
1914年（27岁），第一次会见孙中山，担任第一路司令官。
1915年（28岁），参加筹划“反袁”的上海武装起义。
1916年（29岁），任东北军参谋长。
1918年（31岁），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
1922年（35岁），赴难“永丰舰”取得孙中山的信任。
1923年（36岁），任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赴苏联考察。
1924年（37岁），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1925年（38岁），第一次东征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第二次东征任国民革命军总指挥。
1926年（39岁），中山舰事件，打击中国共产党人，任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
1927年（40岁），另立“国民政府”，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登报声明与几位前妻脱离关系。
1927年12月1日，与宋美龄（1897年—2003年）于上海结婚。
1928年（41岁），任南京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9年（42岁），以裁军为名义召开“编遣会议”。蒋桂战争爆发。
1930年（43岁），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死亡30万人。
1931年（44岁），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军事“围剿”。
1933年（46岁），签订《塘沽协定》。蔡廷锴等在福建发动军事兵变“闽变”，蒋加以镇压。
1936年（49岁），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发动武力叛变“两广事变”。12月，杨虎城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蒋被迫签订抗日协议。
1938年（51岁），当选为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阻止日军炸开黄河使黄河改道。
1939年（52岁），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发动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反G高潮。
1941年（54岁），制造“皖南事变”，正式对日宣战。
1942年（55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率，派军支援缅甸。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56岁），代表中国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开罗会议，签署《开罗宣言》。
1945年（58岁），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拒收琉求，撕毁《双十协定》。
1946年（59岁），承认外蒙古独立。同年内战爆发。
1947年（60岁），向陕北、山东实施重点进攻，制造“五·二O”惨案。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
1948年（61岁），在“国民大会”上当选为“总统”。
1949年（62岁），被迫宣告“引退”败走台湾。
1950年（63岁），复职“总统”。
1952年（65岁），进行“反共抗俄总动员”。签订“日台和约”，放弃日本战争赔款。
1954年（67岁），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1955年（68岁），炮制孙立人兵变案。
1957年（70岁），宣布台湾海峡进入紧急作战状态。
1958年（71岁），引发“金门炮战”。
1960年（73岁），再次当选“总统”。
1970年（83岁），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两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
1971年（84岁），联合国宣布不承认蒋介石政权。
1975年4月5日（88岁），在台湾台北因病逝世，终年88岁。蒋介石去世后，中国大陆新华社刊登了如下报导：“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讯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
后来……
为什么大陆称蒋介石？台湾称蒋中正？
蒋公名中正，字介石。从道理上说应该叫蒋中正，起码台湾人都这么叫，我曾今问过台湾的同学，你们那里都叫他蒋中正吗，甚至有相当一大部分不关心历史的都不知道蒋介石。在大陆相反，都知道蒋介石，但是不了解历史的都以为蒋介石就是他的名，却不知道蒋中正。
蒋公曾经用过多个名字，族谱名周泰，幼名瑞元，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
蒋公的家族亲戚在正式场合（如婚礼时）会用他的族谱名蒋周泰，然而此一名称较少为大陆或台湾民众所知。他的乳名是蒋瑞元，此名更少为人所知，仅其双亲如此称呼。
1903年，16岁的蒋公到宁波上学，起了志清作为其学名，随后孙中山在1910年前都以这个名字称呼他。
1912年，留日时，蒋公在他创办的中文杂志《军声》中使用笔名蒋介石，随后“介石”成为他的字。关于“介石”二字有不少解释，有人认为是取自易经，也有人认为他是跟随同辈兄长，因为他们都以“介”做字的首字；“石”字则认为是与他的族谱名“泰”（泰山）有关。因为当时国民政府的根据地在广州，他的英文名字 Chiang Kai-Shek 译自“蒋介石”三字的广东话发音。而常凯申为蒋介石之错译名。出自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对Chiang Kai-shek (即蒋介石的威妥玛拼音 / 韦氏拼音写法)的翻译。但是作为一个一流大学的教授却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其学术水准有待商榷。中国大陆最常用“蒋介石”此名（汉语拼音：Jiǎng Jièshí）。
有大陆学者准备出一本书，书稿中一律用了“蒋中正”一名，而不用“蒋介石”。结果也不知道掌握审查权力的什么人，认为其称“蒋中正”有捧蒋氏嫌疑。
然而追究起来，称“蒋介石”是尊称，称“蒋中正”才是中性的
中正是蒋氏的名，介石是他的字。凡人皆有名，在中国，名有小名、大名、学名、谱名等分别，比如中正是蒋氏正式名（大名），他另有小名（幼名）瑞元、学名志清、谱名周泰。不同的名有不同使用习俗，谱名是编写家谱时候用的名，一般限于家族或宗族意义的事务比如祭祀时候使用；学名是读书时候起的名；小名是幼年起的名，成年后称小名或者表示特别的亲近关系，或者正相反，意味着极不尊重。正式名当然是最正式的，尤其是一个人成年后在社会活动中最规范的用名。就蒋氏本人而言，青年时代他比较多用的是自己的学名“志清”，后来就一直用“中正”这个正式名了。也即，当蒋氏成为风云人物后一直到晚年去世，他自己用的姓名是“蒋中正”，并不用“蒋介石”。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称蒋氏为“蒋介石”呢？隋唐时候的大儒孔颖达说：“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意思是年过二十的男人已经是应该做父亲了的成年人，别人不可以称其名，而应该称其字。这是中国名讳现象的泛滥结果。名讳现象起源于先秦，滥觞于秦汉，隋唐后更是风行，原本是对尊长之名进行避讳即不能直接称名的一种礼法。当遇到没有办法避讳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在名之前加一个“讳”字以示惶恐，比如北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即张猛龙碑）开篇即是“君讳猛龙”。名讳风气到了明清，已经达到了彻底泛滥程度，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越所谓的尊长，而是几乎适用于了所有略有点身份的成年男性，演变为了一种普遍的尊称礼节。就识字阶层而言，互相称呼几乎达到了只称字、不称名，以示尊重的程度。民国时候，尽管已经式微，但仍然延续了这种风气，流行称“蒋介石”而较少称“蒋中正”，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当代人读明清的一些书，一当涉及人名，就会特别累。即使是清人日记，日记主人也还是自觉遵守名讳习惯，多是提他人的字，而不是名。民国时候的书提他人名的比较多了，但仍然有不少是习惯于称字。在这种风气当中，明朝后就越来越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人们已经不了解或忘记了某人原本的名，只记得他的字了。这种情况叫“以字行”。“以字行”，就是“以字行世”，即人们都将某人的字作为名使用，比如明人唐寅，字伯虎，世人多知“唐伯虎”；清人顾俊基，字人千，世人所知“顾人千”；民国吴敬恒，字稚晖，世人多知“吴稚晖”。“蒋介石”这一称呼流行，也可以视作“以字行”，但很勉强，因为“蒋中正”这个称呼毕竟也比较流行。类似情况在民国可说是太多太多，比如蒋方震，字百里，无论“蒋方震”还是“蒋百里”，两个称呼在民国时候都是鼎鼎大名。
在“以字行”的风气当中，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本人系于别人已经只知道自己的字而不知道名，就干脆“以字为名”，也即自己将字作为名使用。民国时候有起多个名乃至化名、笔名的风气，“以字为名”的人就特别多。比如廖仲恺，本是名恩煦，字仲恺；戴季陶，本是名传贤，字季陶；胡汉民堂弟胡毅生，本是名毅，字毅生；王一亭，本是名震，字一亭；刘伯承，本是名明昭，字伯承；于右任，本是名伯循，字右仁，等等。这种“以字为名”的情况跟蒋氏无关，因为他本人并没有把“蒋介石”当作过自己的正式姓名使用。
以上可见，“蒋介石”这一称呼流行是在中国古老的名讳风气背景下，出现的一个很勉强的“以字行”事例，其发生基础是当时人们出于尊重，可以视作对蒋氏的一种尊称。当代人已经属于后世之人，可以继承“以字行”习惯继续称呼“蒋介石”，但系于蒋氏正式姓名为“蒋中正”，其本人并没有“以字为名”，因此，完全可以不继承称呼“蒋介石”这一习惯，而更加中性并正式称呼“蒋中正”。如果一定要将称呼跟臧否态度联系起来，那么，只能认为称呼“蒋介石”恰是继续追捧，除非中国姓名文化的基本原则已经被完全推翻。
因为“以字行”留下的习惯。
因为名讳，用字称呼对方表示尊敬，一直用字称呼的，就没改。
1925年的国民党高层，以名惯称的不多。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又名帝象，化名中山樵。
廖仲恺，原名廖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
胡汉民，幼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晚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
蒋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
张静江，谱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
“中正”二字的由来
1917至1918年间，蒋公在国民政府中倔起，与孙中山过从甚密。取名中正是因为他想学国父，因为“中山”两字的所有笔画都是直的，蒋公认为这代表正直不阿。所以蒋公取名蒋中正是希望自己像国父一样，给人印象就是蒋公是三民主义的继承人。
中共从政治角度考量向来不用此名，所以中国大陆绝少用它来称呼蒋公。中国国民党则普遍接受此名，蒋公在台湾的正式名称仍是“蒋中正”，或简称“中正”（威妥玛拼音：Chung-cheng），如台湾北部的国际机场名为中正国际机场（C.K.S. International Airport）、台北市区的蒋介石纪念馆名为中正纪念堂等。
另一方面，外国人很少使用中正这个名字，坚持把蒋公叫做Chiang Kai Chek（英语）或者Tchang Kai Chek（法语），因此“蒋介石”才是世界通用的称呼。
大陆称呼蒋介石是习惯问题
有人说“蒋是手下败将，成王败寇，为了 丑化、诋毁他，大陆自然用他那个听起来不是那么好的字”，我不能认同这种看法。
蒋介石的英文名字恰恰是“蒋介石”的音译，而不是“蒋中正”的音译。难不成美国人全都想诋毁蒋介石？实际上中共很早就把他称为蒋介石了。比如1936年中共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中就称之为蒋介石。而中共这种做法并非特殊。
比如《西北文化日报》在报道西安事变时说“……西北各将领及数十万士兵忍无可忍思发为义举，在张副司令杨主任领导之下实行对蒋介石氏兵谏，促其省悟……”
而政治人物之间互相写信，也往往用蒋介石。
比如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电报，有的用“蒋委员长”为称呼，有的则用“蒋介石先生”为称呼（如重庆谈判准备期间，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发出的电报）。显然没有不敬或诋毁之意。
1946年2月23日，民盟主席张澜给蒋介石写的信，开头为“介公主席钧鉴”。陈布雷死前，呈给蒋介石的信书开头也是“介公总裁钧鉴”。介公这个敬称显然是来源于蒋介石这个名字。话说介公明显是个非常尊敬的称呼，那么蒋介石这个称呼又怎么会是贬低、诋毁呢？
而如前所述Chiang Kai-Shek是蒋介石的音译。这个翻译据称是出现在广东国民政府时期，此时他已成名，显然不带有贬低、诋毁的色彩。
有人说蒋介石这种称呼是常态，毛泽东这种称呼在当时是异态。我同样不同意。李宗仁并不被称为李德邻，薛岳也不被成为薛伯陵。可见，大多数人都是按照原名称呼的。蒋介石是个特例。
蒋介石成为特例的原因，是因为他早期未成名前一直使用“蒋介石”为笔名。他出名的时候，仍然是以“蒋介石”的名字为公众所知（而不是蒋瑞元、蒋周泰或者蒋志清）。蒋中正这个名字反而是在他小有名气之后，1917-1918年时才给自己起的。于是很多人就一直延用蒋介石来称呼他了，尤其是，采用字来称呼，一般显得更尊敬。比如王国维的墓碑上写的称呼就是“王静安先生”而不是“王国维先生”。因此，理论上采用“蒋介石”是要比“蒋中正”更显尊敬的。而他名字的翻译，也是以他当时最为公众所知的名字来翻译的，所以也是蒋介石。后来蒋介石/蒋中正，基本都是混用的。
这就好像今天我们更多说“鲁迅”而不说“周树人”一样。这都是特例，并不带有贬褒色彩。
蒋介石还有哪些称呼？
蒋介石的称谓有很多，的确是在不同年代身份不同的原因造成的，简单说一下常见的称谓：
校长：这个称呼是因蒋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而来，而称呼蒋介石为校长的基本上都是黄埔出身的将官，非黄埔毕业的不会用这个称呼。
总裁：总裁这个职务是党内的，就类似于现在的总书记职务，蒋在38年担任国民党总裁，一直到他去世。国民党的文系基本上都用这个称呼叫他。
委员长和委座，39年抗战时，蒋设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他自己担任了委员长一职，这个相当于军委主席，军派基本上用这个称呼他。
委座和师座、旅座等相似，都是下级军官对上级的尊称，但是叫蒋介石委座的人，都是蒋的直系一脉，像阎锡山、李宗仁等其它杂派是不叫他委座的。
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职位，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们学习美国，建立了总统制国家的中华民国，不过后来因为要让位给袁世凯，于是大家匆匆忙忙的改制，把总统制改成议会制，想让总统变成虚职，但后来北洋政府发生了许多变故，随着北伐运动的开始，总统变成了历史。
由于没有了总统这个称呼，25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注意这不是一个国家），开始筹划新的制度，设立了最高位的主席一职，后来宁汗合流，蒋介石在28年时候宣布进入训政时代，他也开始担当了这个类似于总统职务的政府主席一职了。
抗战期间，这职务让给了林森，后来蒋又自己担任了，一般叫蒋介石为蒋主席的，大都是党外人士，比如重庆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还有一帮记者对蒋的称呼变成蒋主席或是蒋先生。
总统：蒋介石的确是第一任总统，因为48年才是中华民国第一次选举，标志着进入了宪政时期，蒋介石两千四百多票当选总统，同时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孙文是临时大总统，而后北洋政府的总统，民国政府是不承认的，27年到48年期间没有总统一职，所以蒋是第一任总统。
蒋介石还有其它很多称呼，比如蒋公（重庆谈判时候张澜就这样叫过蒋介石，当然他还叫周恩来为周公），蒋先生（外国人、香港人还有一些民主人士的称呼），中正（同辈间的称呼，比如冯玉祥），老先生，老总统（小蒋接任后台湾人对他的称呼），常凯申，老蒋，空一格等等就不细说了。
将介石当了多少年总统
蒋介石做了34年”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有中断，具体如下：
一、训政时期
1928年10月10日至1931年12月15日
1943年8月1日至1948年5月20日
二、宪政时期
1948年5月20日至1949年1月21日
1950年3月1日至1954年5月20日
1954年5月20日至1960年5月20日
1960年5月20日至1966年5月20日
1966年5月20日至1972年5月20日
1972年5月20日至1975年4月5日
蒋介石在1948年前没当上总统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是1932年3月6日，蒋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鼓动嫡系大肆活动，冯玉祥、汗精卫等妥协，然后由“中政会”选举通过的。同年3月18日，蒋在南京宣誓就职，从此被称为“蒋委员长”。至于“行政院长”，原系汪精卫担任。1935年11月1日，汪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六中全会摄影留念时，被原拟行刺蒋介石的爱国志士孙凤呜枪伤，请求辞职出国治疗。12月7日，蒋介石又借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讨论人事安排的机会接下“行政院长”一职。
1938年3月29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议在党务上以“总裁制”取代从前的“总理制”，并推选蒋、汪二人分任正副总裁。
对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总统”一职，蒋介石一直梦寐以求，但在1948年4月以前，他的愿望始终难以实现。原因之一是这项行动受到孙中山先生制定的《建国大纲》的约束。孙氏认为，中国的道路必须经历军政、训政与宪政三个时期，即以武力扫清一切障碍，奠定民国基础；运用文明法理开导国民，建设地方自治；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政委员会，制定和颁行宪法。依据大纲的精神，总统必须在宪政阶段经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原因之二在于国民党中的元老和拥有实力的地方派系，坚决反对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大权独揽。1930年，蒋介石得到英、美、德、法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更新了军备，并借中央政府和江浙财团的经济实力，通过武力压服和拉拢收买双管齐下的手法，先后击败了由桂系与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系组成的反蒋联盟的七十万大军。军事上的胜利使蒋介石兴奋得飘飘然，误以为强硬的对手俱已摆平，问鼎总统的叫进机也已成熟，遂于1930年11月11至17日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厂选举总统的要求，不料此举竟遭到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的激烈反对。胡汉民以《建国大纲》为理论依据，指出现时才处于中山先生规划的训政时期；即便草率召开国民会议，也不能取代国民代表大会行使选举总统的职权；各地方省市的党部，三分之二以上都支持胡汉民的主张。恼羞成怒的蒋介石悍然逮捕了胡汉民，却仍然无法迫使嫡系以外的院长和中央委员们就范，总统梦于是泡汤。
蒋介石总统的名位，到1948年4月才勉强得以“圆梦”。1946至1948年间，蒋介石先后召开了“国民大会”，匆忙制定和通过了“宪法”，进而宣布1948年开始进入“宪政的实行时期”，并于同年4月19日借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在陈立大、陈果夫兄弟及蒋介石嫡系的操纵和幕后运动下，蒋以2430票的“压倒优势”战胜对手居正当选，5月20日就职，上演了酝酿数十年的活剧。逃到台湾后，蒋介石依然抱住“总统”的宝座不放，五次连任；直到88岁病逝才告一段落，由此可证他对权力和“总统”名份的极度重视。
蒋介石总共有多少个兼职？
蒋介石在抗战中以兼职众多闻名，有人说，1939年后，“抗战5年间，蒋介石的兼职与日俱增，据初步考证统计，先后担任了50多个职务。”甚至有文章说，“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身任二十七要职，兼职在一千以上。”事实当然没有如此夸张。
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主要职务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代行主席职权）。此后，蒋在1937年8月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1938年4月任国民党总裁；1939年1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议长；1939年11月任行政院长；1943年6月任国民政府主席。此外，蒋身兼的重要职务还有中央设计局主席、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处）理事会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等。蒋同时获得党、政、军和民意机构的最高职务。
在自己主持的这些机构中，蒋介石也兼掌它们的一些下级单位。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的精神总动员会和宪政实施协进会、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战地党政委员会、行政院的外交部和经济会议、国民党中央下的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国民参政会下的经济建设促进会等，都由蒋任会长、主任委员等一把手。
身为最高领袖，蒋介石还兼任了一些地方职务，包括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建设学院学长、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督办、四川省烟毒总检查督察团团长等。因所兼职务有高有低，所以时常出现“下一级的蒋介石呈文给上一级的蒋介石”的情况。
军事上，蒋介石是空军总司令、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庐山暑期训练团团长。他临时兼任过几个战区首长，1937年8月—10月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10月—12月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7月—12月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8月—9月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等等。蒋唯一长期兼任的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时间从1937年11月—1939年1月。中国加入同盟国后，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和一般印象不同，蒋介石并不热衷于当校长。除了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外，他仅兼任过陆军大学、中央警官学校、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的校长，且为时不长。
上述种种，均系蒋介石当年所兼任之需负责任的职务。据统计，此类职务，总计约在80个以上；其中较重要、为长期性质者，约有30个左右。
其余不负具体责任的荣誉性质的兼职，如中华基督教徒全国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国儿童号飞机募捐会会长、中国边疆建设协进会成立名誉会长、三民主义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滑翔机总会会长、三民主义学会名誉理事长、南洋华侨协会名誉理事长等，则难以统计，其具体数目已不得而知。
这种怪象，虽有不得已之处，但实乃国民政府中央职能残破之恶果。
蒋介石在战时所任的众多职务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两会”的委员长。前者在战时行使海陆空军的最高统帅权，后者“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使蒋介石能凭借手令指导政府工作。
为落实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权力，还建立了中央设计局。设计局在每一年开始前，制定施政方针，经最高国防委员会核准后，下发各级政府实行。在这一过程中，负责行政监督的是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委员长为蒋介石。在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后，蒋又成为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
对蒋介石的集权举措，除了论者常说的导致独裁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即使原本无法有效运转的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效率。只是蒋介石在名义上既已大权独揽，为什么还要一再为自己增加兼职，甚至连四川省主席这样的职务都要染指呢？
其实蒋本无意自兼四川省主席，只是刘湘死后，其所属意的张群、王缵绪都不被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接受。为巩固中央政府对大后方的控制，蒋介石才不得已自任省主席。而四川省内又是鸦片重灾区，种植者都是当地军阀，非蒋亲自主持，不能有效开展禁毒。
蒋对四川省主席一事的处置很有代表性。由此可知，蒋因在战前未能有效扩展中央政府职权，到战时只能自食其果，通过不断兼职来强推法令，弥补体制运行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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