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古装电视剧中，尤其在涉及有关于皇权的政治斗争之时，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个名词，那便是丹书铁券。对于这一事物，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接触，但通过电视剧，我们却对其能够免除罪行乃至赦免死刑的功能感到惊叹和讶异。
钱镠铁券
铁券是一种外形状如瓦筒，在其两面阴刻文字，并以金镶嵌其字的铁制器物。是古代君主为了显示其永久流传之意，将誓约刻于铁制的瓦形器上，颁赐给功臣及其后代的一种互为誓言约定的凭证。主要作用是给予被赐予者享有的某些权力及荣誉之外，最重要的是有免死之功效。
在史料中也被称作“丹书铁契”“丹书铁券”“金书铁券”“诰券”“世券”等，虽有名称变化，但因其材质多为生铁，是以皆可统称为“铁券”。
一、铁券的流变
（一）两汉至宋元铁券的流变
铁券最早肇始于汉代，之后历代时用时废，直到明代最终成为一项完善的政治制度。最早关于铁券的记载是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丹书铁契”的记载，铁券以铁为契，用丹色颜料在其上书写誓言。到汉桓帝时，铁券依旧沿用。
虽然两汉皇帝为拉拢功臣之心，在铁券誓言中言之凿凿的说“使黄河有带，泰山若确，圃以永存，爰其苗裔。”但券文中并没有明确刻写免罪与免死的条文。故此获赐铁券的功臣一般都会因一些比较小的缘故被问罪惩戒，更不用说赦免罪责。至于功臣的子孙后代就更不会拥有免罪的特权，只要稍微触犯刑律，就会被问责惩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纷争，铁券成为军国大臣与统治者间互相取信的重要信物。被赐予者的范围扩大化，不再只是功臣，还增加了铁券最重要的一个现实功能——免罪、免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铁券较两汉时期有了更多变化。
铁券不再只是赐给功臣勋爵的荣誉凭证。这一时期被赐予铁券的人数量更多、更广泛，功臣、宦官、叛臣、降将皆可授予，其免死免罪等特权也被逐渐的认可。
隋唐五代时期，铁券主要的功能——表彰与免罪其实已经确定下来，与前代相比已无较大差异。但唐代中后期铁券的颁赐呈现泛滥的趋势。唐代中央赏赐的铁券数目众多，其免死次数从早期的一两次不断增多到后期的十次。
但是唐代帝王却没有将铁券上的免死特权当真，其从开始就已经只是一种形式。铁券这种本就形式性大于实用性、没有丝毫圣神与权威性的赏赐，随着唐代中央集权的衰落，越来越不被世人所认可，作用也越来越小。
五代时期的铁券虽有免死之言，但其最终解释权其实还是在统治者手中。铁券在当时已经受到了人们极大的质疑，完全不再拥有权威性。因为唐代滥发铁券的影响，导致铁券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断降低。之后的宋、辽、金、元历代虽然依旧有着颁赐铁券的记载，但从颁发的总数看，还是越来越少。且铁券的具体功用也没有再发生新的变化。
（二）明代的铁券制度
明朝初立之时，以前代各项制度为基础，逐渐形成了自己完备的政治制度。铁券制度作为封爵制度中一项专门的制度，因明太祖对其功用的重视，吸收前代铁券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在其形制、管理等方面都制定非常明确细致的规定，将铁券制度化。所以铁券制度虽然经宋元的衰落，却在明代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
铁榜的颁布，标志着明代铁券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但也是明太祖同功臣间矛盾逐渐激化的体现。明太祖是为约束功臣集团的权利，才制定铁榜律这种特殊法律的。其中不少规定其实都是对免罪免死特权的限制。这些律法规定会对功臣起到一定的警醒作用，让他们严格约束自身及周围家人尽可能遵纪守法，避免过多的消耗特权次数。
因为以明代铁券不多的免罪免死次数而言，每一次免死的机会都需要格外珍惜，不便随意挥霍。
到明成祖时，自靖难以来新兴的功臣之后溺于安逸，骄纵犯法者众多，太宗为思保全之道，下谕明示铁榜之训戒。特别辑录洪武朝的戒谕、铁榜以及律条，给功臣人皆一本，让其作为借鉴，希望功臣可以不忘恃功而傲。
在此之后，如果功臣依旧挥霍而不知敬谨，恃功骄恣，冒犯律法，即便是皇帝想要曲加私恩，但是出于律法公道，也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到了明代后期，随着铁券制度的完善，即使铁券有免罪免死的特权，但它依旧是有一定限制的。
二、明代铁券的特点
（一）明代铁券券文的特点
通过对现存明代铁券实物所刻写券文与所辑录的铁券文的识读分析，可以明确的认识到明代铁券券文大都在 200 至 300 字之间，最少不少于 150 字，最多者不超过 450 字。最长一篇为“武功伯徐有贞铁券文”，是徐有贞自拟，所以文极尽华丽的辞藻，是一特列。
一般其内容有着十分固定的形式，基本都以同一种形式对券文进行撰写，其内容结构可以分为四层：
第一层，写铁券赐予的具体时间；第二层，写功臣获赐铁券的原因；第三层，写对功臣的封赏，具体有姓名、封号、爵位、俸禄以及是否为世袭等内容；第四层，写每位获赐者及其后代具体的免死次数和皇帝对其的期望要求。
除了以上四层券文正文的内容以外，凹面右上角刻一“右”字，与“左藏内府，右给功臣之家”一致。正中刻有如抚宁侯铁券“本身，一犯死罪，减禄五分；二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给。子，一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给”的字样。可见明代铁券制度的实施比以往有更多限制，其免死的代价是削除爵位和俸禄。
（二）明代铁券制度的特点
明代铁券虽然已经制度化，但是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特殊变化。
第一，颁赐铁券数量的变化。随着铁券制遭到破坏以及皇权稳定与加强，皇帝不再需要用给功臣铁券来巩固统治，明代颁赐铁券的数量逐渐开始趋于平稳，甚至逐渐减少的情况。
第二，铁券功能实现的情况。虽然明代铁券在券文中明确免死的次数，但是从明太祖开始，这一种免罪特权已经消失殆尽。铁券制度在明初虽已建立的较为完善，但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在被破坏着了。
明代铁券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发挥过免罪免死的作用，它只是明代皇帝为加强自己皇权而使用的一种手段。只有在皇权需要臣子们维护时，臣子们才能享有这项免死特权。但当中央皇权强盛起来后，它反倒会成为动摇皇帝权力的工具之一。因此从根源上讲，真正决定铁券能否发挥功用的其实是皇帝的个人意志与政治需要。
第三，铁券在颁赐过程中的特殊情况。明朝铁券制度虽然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就已经规定了很多完备的制度来保障他的运行规范。但是随着朱棣称帝后，明代铁券制度却逐渐开始被破坏，出现了与早期规定非常不相符合的特殊情况。随着皇权的加强，外在威胁的变小，明中期的政治环境已经从明初的异常严苛变得更宽松，更人性化。
三、明代铁券的价值
首先，铁券颁赐情况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通过从总体上研究明代铁券的颁赐情况，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印证明代专制主义加强的过程。明代颁赐铁券的三个高峰是洪武初年、永乐初年及天顺初年，刚好都集中在皇帝权力刚刚稳定的时期，此时皇权还需要大臣辅助才能稳固的阶段，因此它被作为一种拉拢臣子的手段与工具被大量颁赐。
但是当皇权一旦稳定下来，铁券则不再被皇帝看重，其作用的具体实现就要仰仗皇帝个人意志与政治需要。明显与明初铁券虽然被大量颁赐，但也被大量的削夺的情况，以及从明中期开始铁券的颁赐越来越少情况可以相互应证。
其次，现存铁券券文共5篇，它们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铁券券文不仅只是显示其贵族特权的凭证，对历史研究者而言，铁券券文是记载铁券获得者生平功绩的重要史料。
铁券券文是以皇帝名义由中书舍人撰写的御制文字，一般都在铁券凸面阴刻有铁券被赐予的具体时间、功臣获赐铁券的原因、具体封赏的爵禄等错金文字，不易被后人篡改，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其上记载有很高的真实性。而现存的 5 副铁券，也都对《明史》《明实录》等史料中记载的人物生平有遗缺错漏有补充、证实的作用。
至于铁券是否真的发挥了其免死功用，也可以与史料记载相互应证。且这五件铁券在形制方面也能与史料记载的形制相互应证，帮助我们可以更直观的认识到铁券的样貌。
再次，这 5 副明代的铁券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通过对史料的整理，仅明代就颁赐了 200 副以上的铁券，更早历史时期的铁券更不知凡几。
但是除国博所藏的 1 副唐代钱镠铁券外，现存明代铁券实物仅有这 5 副，即正统五年（1400）会川伯赵安铁券、正统七年（1402）修武伯沈清铁券、天顺二年（1458）高阳伯李文铁券与成化五年（1469）抚宁侯朱永铁券、成化二十三年（1487）保国公朱永铁券。
不管从工艺还是存世量上来说，这 5 副铁券的文物价值都是极为珍贵的。最后，这 5 副铁券还有可以被当做特殊档案的价值。铁券分左右两副，功臣子孙必须将自家所藏铁券与中央保管的铁券进行勘合，核定其功过之后，再由中央决定爵位的流或袭。从这个角度来说，铁券其实已经起到一定的档案作用，可以认为它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档案文件。
区别于当今多见的纸质档案材料，这些铁券从材质还是形状上来说，无疑是十分特殊的。因为存世量少，又为铁制，阴刻文字嵌以黄金，展示出了与普通纸质档案文件的不同——铁券是“永久性”的档案，是一种有着很强凭证性的历史档案。和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不同种类的典籍图书有不同的价值一样，不同种类的档案也有不同的价值。
总而言之，铁券因其特殊性，作为档案不仅仅珍贵，还丰富了我国历史档案的种类，在我国的档案史上有着无可代替的地位。
而在明朝时，铁券也不可避免地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成为了明朝时期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并且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研究明朝时期铁券颁发现象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明朝的政治情况无疑能够发挥一定作用。
一、明朝的铁券颁发是古今结合的产物
1、铁券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出现
有关于我国历史上丹书铁券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铜节这一产物，它也是后世丹书铁券的雏形。直到西汉建立之后，铁券这一名称正式出现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之上。为了笼络功臣、收买人心，汉高祖刘邦对功臣大肆封赏铁券。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铁券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功臣们封侯的凭证，与后世那种能够免除罪责的免死金牌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依旧是后世铁券制度建立的雏形。此后随着时间的发展，铁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流传，直到南朝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丹书铁券与我们想象中的珍贵万分、数量稀少的特点并不相符。而当时间来到唐朝后，我国历史上则出现了第一个铁券颁发的高峰。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便与唐朝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有关。一方面，唐朝内部政治斗争颇为严重，无论是当初武则天执政时期李唐皇室内部的夺权，还是中后期宦官与文人集团的斗争，都使当时的政治环境呈现出混乱的局面，皇帝不得不将颁发铁券来作为一种稳固自身地位的方法。
另一方面，唐朝常年处于对外扩张状态，羁縻统治的存在更是极大增加了唐朝所管辖的领土。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统治者便需要针对于那些军功将领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来颁发丹书铁券以收买人心。两者结合之下，共同造就了唐朝时期铁券颁发的高峰时期。当然，这绝不代表铁券就不值钱了。
也正是随着这种铁券颁发在频率等各个方面的提高，既是为了对这些丹书铁券做出更好的管理，也是为了防止官员将其滥用，唐朝政府对于颁发铁券一事也开始建立并完善了相应的制度，如铁券的分藏制度便是在唐朝后期得到了改变，从以往的圆筒瓦形变成了覆瓦状，保存方式也不再是将其分成两半保管的对分收藏。
在宋元时期，铁券的制度在唐朝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直到明朝建立后已经足以为其提供相当丰富的借鉴，明朝也正是在总结历朝历代经验的基础上策划了一整套有关于铁券赐予的规定。事实上，明朝的铁券甚至在形制上都基本上是模仿的唐朝时期的铁券。
2、铁券成为朱元璋拉拢人心的重要工具
作为明朝的建立者，虽然朱元璋在其后半生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但如果观看其前半生的人生经历，却也不得不令人心生同情。无论是元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极度压迫，还是连年的大规模天灾，都成为了压垮包括朱元璋在内的诸多平民的力量，迫使他们在造反和死亡两条路之间选择。
最终，在同乡好友汤和的邀请下，朱元璋选择加入了郭子兴的起义军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愈战愈勇，并最终在消灭了陈友谅等割据势力以及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后，成功建立起了明朝。一个新生政权的建立固然令人振奋，但如何维持这一政权的稳固和长久存在，却也成为了一个令朱元璋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由于朱元璋出身布衣，没有任何家族势力，这使得他在建国后最仰仗的便是那些早年陪自己南征北战的功勋将领，他们也是朱元璋维护自身统治最为牢固的基本盘。因此，不管是从念及旧情还是论功行赏抑或是巩固权势的角度来说，朱元璋都必然给予他们赏赐。
同时，对于其他与自己不甚亲密乃至与自己曾经有过对抗的人，朱元璋也需要给予一定的赏赐，从而起到收买人心的作用，也更能够彰显出自己作为皇帝的气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元璋早在还是吴王时期便开始了对功臣们的封赏行动，颁发铁券则成为了这些封赏活动的重要内容，并在此后形成具体的制度。
二、明朝时期的铁券有着一整套严密的制度
1、铁券在形式上是以唐朝铁券为基准的
对于铁券制度，朱元璋等人并不陌生。但是，对于铁券究竟长什么样子，明初时期却无人知晓。直到在洪武二年，当时的翰林学士危素进言朱元璋，告知在台州的钱氏仍然保留有一块由唐朝末代皇帝唐昭宗赐予其先祖钱镠的铁券，而钱镠正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
在获得这块铁券后，朱元璋便立即着手开始了明朝铁券的制作过程。当然，这种制作必然不是完全地照搬照抄，比如上面所镌刻的文字便有所变化。但不得不承认，若非是台州钱氏这块保存了四百多年的铁券存在，明朝之前与明朝之后的铁券在形式上必然会有着较大的差异。
2、对于铁券的管理有着严格的章程
对于铁券的颁发，明朝有着一套较为完整的过程。首先，吏部需要核对那些铁券颁发人选的功绩，判断他是否真的有资格能够得到铁券。需要注意的是，功绩核对其实是一个多部门协同完成的工作，因为这些将领的功绩大多是由兵部来进行登记。
同时，根据不同人选的功绩，对于他们所能够获取的铁券的等级进行评定，分别有着公爵、伯爵、侯爵等级别。
当这些核对的工作完成之后，吏部便会将人选名单拟定出来并交给皇帝审核。皇帝的审核通过以后，翰林院便需要以皇帝的名义来拟定对应的文本，之后再交由工部制作并送到银作局这一专门的地方刻字和填金。到了这一步，铁券只能算是制作完成。
直到最后，由内府收藏铁券。其中，铁券的左半部分交给印绶监，放到古今通集库这一专门的机构；右半部分则发放给功臣保管，如果在日后需要使用的时候，便将其与左半部分合二为一来验证真伪。
另外，在领取铁券的时候，大臣们需要叩谢圣恩，表达对皇帝的感激之情以及之后自己会如何来报答皇帝，这也算是古代封建政治体制下的传统环节了。
而对于如何保管自己手上的那份铁券，防止出现盗铸以及为了日后方便核对，明朝政府同样有着明确的规定：“凡草请翰林院，宝请诸内府，左券宝籍归诸古今通集库。凡诰敕勘合籍以急就章为号。凡诰敕之号四：曰仁，曰十二支，曰文行忠信，曰千字文，以千号为满，满则续。”
3、铁券的获取方式较为严格
对于如何获取铁券，明朝时期的典籍上有着这样的记载：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曰奉天翊卫推诚。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
也就是说，获取铁券的人要么是当初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元勋，要么是跟着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使得造反成功的功臣，再要么就是在武功或者文治方面有着突出贡献的大臣。总的来说，就是功劳二字。
也因此，纵观明朝在其存在的两百多年间所颁发的两百多块丹书铁券中，以朱元璋洪武年间以及朱棣的永乐年间所颁发的数量最多，占到了全部数量的一半左右。
有明一代，明太祖朱元璋发了67张，建文帝朱允炆发了1张，明成祖朱棣发了64张，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仅仅十个月就发了11张，明宣宗朱瞻基发了6张，叩门天子两朝明英宗朱祁镇发了30张，明代宗朱祁钰发了8张，明宪宗朱见深10张，明孝宗朱佑樘3张，正德帝朱厚照11张，嘉靖帝朱厚熜6张，隆庆帝朱载坖1张，天启帝朱由校2张。
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铁券的颁发却远远不止这些方式。纵观明朝历史，依靠自己的外戚身份或者仰仗宦官又或者外部来将领获得铁券的例子也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随着明朝政治陷入腐败，宦官掌权的情况开始出现，通过贿赂当朝宦官以获得铁券的事情可谓数不胜数。
有趣的是，由于明英宗本人特殊的经历，他在第二次当皇帝之时的天顺年间，在更短的时间内，却颁发了更多的铁券，这应该是他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才所为。
总结：
铁券肇始于西汉，一直发展到明代，才成为一项完善的制度。明代铁券大量颁发于洪武、永乐年间，体现了明朝初年，铁券对巩固君臣关系、加强中央统治起到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说，铁券在明朝时期的颁发又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虽然从理论层面来看，铁券从制作到颁发再到保存这一系列过程都有着严格的法律制度，这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铁券颁发的含金量。
到明朝末年，超过一半拥有铁券的臣子被皇帝削爵夺券，券文中免死等特权，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说明铁券的颁发只是明朝维护皇帝专权的一种手段。
然而，正所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由于在具体执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各种漏洞，最终还是导致铁券在明朝时期的颁发在数量上呈现出一定的泛滥状态，这在历朝历代当中都可以说是颇为少见的。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大规模的颁发，才为现在的我们流传下来了更多可贵的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