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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宋代百姓不喜欢“交子”?

news.xixik.com   2021-12-16 19:32:42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说一说北宋的纸币“交子”。

“交子”的出现,与四川的铜产量不足有直接关系。因为缺铜,北宋初期的四川曾通行铁钱,这种钱的特点是币值小份量重,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当时流通的铁钱有大小两种。大铁钱每贯百个,重量超过十二斤;小铁钱每贯千个,重量超过二十五斤。换算也很紊乱,有一枚铜钱等于十枚铁钱者,也有些地方一枚铜钱等于五枚、六枚、八枚铁钱。

于是,一些商户推出了代存铁钱的业务。他们取得了官府的许可,发行叫做“交子”的票据。具体发行方式是:先由客户提出存款请求,然后按客户交来的钱数在交子上写明额度。客户资金大小不同,交子的面额便不同。交子的持有者可以在任何时候前去兑换现钱,但兑换时每一贯钱的交子须缴纳三十文的手续费。

中国历史朝代表

交子

这个时候的交子,与唐朝的“飞钱”差不多是一个性质,相当于一种支票,还算不上纸币。之后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伪造、滥印之类的问题。发行交子的富商也会将客户存入的铜钱用于各种经营,如开设邸店、置办田产等。这些经营如果出现亏损或回款不畅,便会影响交子的兑换,结果则是“争讼不息”。在这种争讼声中,1024年,也就是宋仁宗天圣二年,北宋政府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宣布接手交子的发行与管理,交子变身为“官交子”,正式成为一种法定货币

一般认为,宋仁宗时代的“官交子”制度是:交子每三年发行一“界”,也就是每三年造一批新交子(纸币很容易损坏),来替换旧交子。每次的发行额是一百二十五万缗,另设有本钱三十六万缗(也就是现钱,可以是铜钱也可以是铁钱,供客户兑换用)。

日本学者加藤繁的研究则认为,宋仁宗时代“官交子”的运作有两条路径。一是继续维系民营时代的做法,有客户拿着现钱来到,不管拿的是大铁钱还是小铁钱,便按规定比例折算成铜钱收进库房封存,再按存钱金额的多少写成合同字号交给存款人。存款人可以拿着该凭据随时取用。另一种则是由官府主动发行“官交子”来缓解财政压力,如天圣四年(1026),朝廷让在秦州交纳粮草的商人,去成都、嘉州、邛州领取现钱或交子。庆历五年到七年(1045-1047),为了支付秦州前线的粮草费用,益州交子务还给陕西特别印造了六十万贯交子。所以,文彦博后来评论说:“益州交子务所用交子,岁获公利甚厚。”意即朝廷尝到了发行纸币的甜头。

官交子票式

简而言之,“官交子”在北宋出现并广泛流通,主要驱动力有二:(1)四川存在严重的钱荒问题,使用铁钱又极为不便;(2)官府有通过发行官交子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动机。正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一书所言:“两宋政府受到外族军事上的威胁和侵略,不得不养重兵以为备,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

其实,宋神宗也曾明言,自己大量发行交子的直接原因,便是为了弥补财用不足:“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无有不已之事。”到了宋哲宗时代,为筹措和西夏战争的军费,北宋政府仍时常临时印制数十万,乃至数百万贯交子。

成都“交子街”

官府的这种做法损害了交子的市场价值。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吕陶上奏说,彭州市场上流通的一贯(等于1000文)面值的“第二十七界交子”,市场售价是九百六十文;一贯面值的“第二十六界交子”,市场售价是九百四十文。考虑到一贯交子兑换为现钱时须缴纳三十文的费用,这个价格看起来似乎还很公道。但是,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苏辙也曾上奏说,“昔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卖九百以上”——在官府滥发交子之前,一贯交子的市场价曾买到1100文,后来不断下跌,跌倒了900文以上。显而易见,百姓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喜欢交子了。

官交子真正成为百姓们厌恶的东西,是宋徽宗时代的事情。原本,宋哲宗时代的交子发行量,已是宋仁宗时代的三倍。宋徽宗时代变本加厉,崇宁元年(1102年)增印200万贯,崇宁二年(1103)增印1243.5万贯,崇宁四年(1105)增印507.5万贯,大观元年(1107年)增554.5万贯。这意味着,在大观元年,每一界交子的发行量,已相当于宋仁宗时代的二十余倍。交子的市场价,也随之跌到了只剩面值的四分之一。正如漆侠所言:

“宋徽宗-蔡京集团有关交子的政策完全滑到邪路上去。……宋哲宗元祐时,交子每贯‘止卖九百以上’,已经贬值10%,而宋徽宗时候,‘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当旧者之四’,即贬值为75%(注:这还只是官定的贬值比例)。……这就是宋徽宗-蔡京集团妄图单靠印刷工具来解决财政困难、而导致通货膨胀、币值大跌、政府威信随之扫地的这样一个结果。”

遗憾的是,南宋、金、元、明各朝,均继承了宋徽宗式的纸币政策。这些朝代发行东南会子、祯佑宝券、元宝交钞、大明宝钞等各种纸币,其核心目的皆是为了弥补金属货币的不足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对民众的具体损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

自两宋至元明的纸币发行,只有少数时期设有准备金,限制发行量,并允许自由兑换,纸币价值大体稳定。大多数时期,纸币是处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的。比如,金朝前后发行过5种主要纸币,每次皆是以1000:1之类超高的比例进行兑换,导致境内物价疯涨。原为金人的耶律楚材曾言,至金末时,“万贯唯易一饼”,面值1万贯的纸币,只能在市场上买到一张饼。

再如,元世祖发行“中统宝钞”的初期,曾“以金银为本”,故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币值稳定。后来减少了准备金,又因战争需要不断增大印钞量(如1274年印了40万锭,次年便增印了100多万锭),到1281年物价已上涨10倍。元朝人王恽曾感叹说:“印造无算,一切支度虽千万锭,一于新印料钞内支发,可谓有出而无入”,“物因踊贵而难买”。意思是:需要钱便大量加印新钞,却极少回收旧钞,于是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高涨。

明朝的情况也是一样。明太祖发行“大明宝钞”时,规定1贯宝钞等于1两白银,但过了仅仅不到10年,宝钞价值就跌了40%。到了明英宗年间,宝钞实际价值只剩下面值的0.1%左右,形同废纸。

(二)大量发行纸币却又拒收纸币

宋人辛弃疾曾批评说,南宋的纸币会子之所以贬值,主因便是“朝廷用之自轻”,在收税时只肯要铜钱不肯收纸币,在支出时却又只肯用纸币不肯花铜钱。货币市场崩溃后,南宋政府一度允许百姓纳税时可以铜钱和纸币各交一半,纸币的市场价随即便有所回升。明代人刘定之,也曾指责明朝政府不许百姓用纸币纳税。

这种政策,意味着官府虽然发行纸币,但却并不将纸币与铜钱看做对等货币。其结果便是内库之中通常只储备铜钱,不储备纸币。南宋淳熙四年(1183),宋孝宗储存在临安及其他地方的“内外桩积贯钱四千七百余万(贯)”——当时的南宋正面临着严重的钱荒严重,全境流通的铜钱不过2亿贯,而孝宗本人却储蓄了0.47亿贯铜钱。他宁愿不断发行纸币,也不肯让这些铜钱进入市场。

大明宝钞

(三)旧币回收时要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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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官交子开始,中国古代的纸币通常皆设有旧币回收制度。但相同面值的新旧币,却往往并非以1:1进行兑换。如前文所言,北宋徽宗时,1贯新交子只能兑换到4贯旧交子。南宋时期,“嘉定以一易二,是负民一半之货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负民四倍之货也”,这种兑换比例,让民众损失惨重。故此,元人许衡对南宋政府的评价是“无义为甚”。

金朝的纸币在回收时,贬值得也很厉害。宣宗时期,1贯新出的“贞佑通宝”需要1000贯旧“贞佑宝券”才能兑到。元朝发行的“中统宝钞”贬值后,又发行“至元宝钞”,兑换比例是1:5。此外,兑换新币时,宋、明等朝往往还要加收每贯30文的“工墨费”,这等于让百姓代付印刷成本。更有甚者,宋徽宗还曾宣布第41、42界交子直接作废,不许以旧币兑新币,持有这些纸币的民众,其财富便瞬间化为乌有。

为什么纸币早在宋代便已出现,明清时代的百姓们仍然更喜欢使用金银与铜钱?以上种种,其实便是答案。

戴志强:《有关北宋交子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2006年第3期。包伟民:《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魏永理:《试论中国国家纸币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 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331、332、348、349页。《漆侠全集》第4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9-1050页。张彬村:《明朝纸币崩溃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徐汉明点校:《辛弃疾全集校注 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820、821页。包伟民:《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史研究论丛》2004年。(日)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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