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是历史上最可悲的王朝 胡乱让汉族差点亡族

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代之一，分为西晋（265年—316年）与东晋（317年—420年）两个时期。司马昭发兵攻蜀后，魏帝以并州等十郡封其为“晋公”，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其子司马炎继承他的爵位，并逼令魏帝禅让，自立为皇帝，国号称“晋”，定都洛阳。五胡乱华，晋室南渡，琅邪王司马睿在建业重建晋朝，因其在洛阳东面，史分为“西晋”和“东晋”。

西晋为晋武帝司马炎所建立，建都洛阳；东晋为晋元帝司马睿所建立，建都建康。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司马氏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掌握魏国大权。司马炎篡位后统一中国，但无法解决浮华奢侈的社会问题及贪污腐败的政治风气。由于王室领有军权，使得诸王在朝廷衰落后纷纷争权，史称八王之乱；西晋于元气大伤后，内迁的诸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人民纷纷南渡，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东晋皇权低落，主要由世族掌权，由于军权外重内轻，不少方镇心怀野心，造成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桓温专政。此时虽然陆续有北伐以收复失土，但是由于朝廷担心野心家藉此势力大涨，进而篡位，所以大多消极支持。383年前秦出动举国之师，意图灭亡东晋。面对亡国之祸，东晋君臣一心，这是成立以来最团结的一次。淝水决战后前秦崩解，谢安、谢玄等人成功的收复大批失土。然而，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桓玄篡位。由于平民负担沉重，又发生孙恩、卢循之乱。谯纵亦据蜀地自立。最后刘裕崛起，平定诸乱，并夺得皇位，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东晋初期，王导等人采取镇之以静策略，以稳定局势。东晋的庄园经济的程度比西晋更重。由于农业技术提升等因素，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密集开发下，江南获得全面开发而繁荣兴盛，中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使得后来有大运河的出现。此外，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

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哲学、文学、艺术、史学及科技纷纷出现革新，有些成为独立的学问。当代思想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士大夫纷纷盛行清谈。由于边疆民族带来草原文化，东晋则拥有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双方逐渐展开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

西晋皇帝列表

西晋帝王简介

1、晋武帝（236—290）

司马炎，司马昭的长子，265年，司马炎即晋王。逼迫曹奂禅位，建立晋朝，280年，攻下建业，吴国灭亡，完成了统一事业。265年称帝，在位26年，庙号世祖。晋武帝生活十分荒淫，晋宫内宫女万人以上，并造成社会风气荒淫奢侈，有“王恺，石崇斗富”。司马炎死于290年，时年55岁。

2、晋惠帝（259—306）

司马衷，武帝第二子。290年即位，在位17年。即位后，无力理政，发生诸王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死于306年，时年48岁。

3、晋怀帝（284—313）

司马炽，晋武帝第二十五子。306年即位，在位6年。312年，匈奴军进攻洛阳，晋怀帝被俘，次年被杀。时年 30岁。

4、晋愍帝（300—317）

司马邺，晋武帝孙，吴孝王司马晏的儿子。313年13岁时即位，在位4年。由琅邪王司马睿，南阳王司马保辅政。匈奴刘曜进攻长安，愍帝投降，受尽侮辱，317年被杀，时年18岁。

东晋皇帝列表

西晋（265~316年）公元265年，曹魏大臣司马懿之孙司马炎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司马炎就是晋武帝（庙号世祖），它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当时还处于分裂之中的中国，结束了东汉末年以后的混乱局面,。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在很短的时间内，西晋王朝便分崩瓦解，使中国又恢复到原来的分裂状态。这朝代为时仅五十一年，倘由灭吴始计，则仅三十七年。

西晋崛起与统一

晋朝皇族的源头为河内司马氏，在曹魏时代已世代为官。如司马朗、司马懿及司马孚等兄弟总共八人，时人称“八达”。其中司马懿具有政治及军事才略，在曹魏后期抵御蜀汉北伐及平定辽东，成为了魏国重臣。239年魏明帝去世，司马懿与曹爽受遗共同辅政，但之后司马懿被曹爽架空。249年发生高平陵事变，司马懿重夺政权，至此司马氏开始专政。在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及司马昭逐渐巩固司马氏的势力。此期间发生三次反抗司马氏的战争（史称寿春三叛），皆被平定。

263年司马昭为了建立赫赫军功，以做好篡夺准备，命钟会、邓艾及诸葛绪率军伐蜀，蜀汉主将姜维阻敌于剑阁。最后邓艾经阴平直袭涪城，进逼成都。最后刘禅投降，蜀汉灭亡，史称魏灭蜀之战。及后钟会、姜维意图叛变，但被司马昭立即平定。不久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最后于266年篡位，曹魏灭亡。司马炎建立晋朝，是为晋武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当时孙吴局势混乱，吴帝孙皓不修内政又穷极奢侈。270年河西鲜卑族秃发树机能叛乱，直至279年方平定。司马炎在此时先做好伐吴准备，他派羊祜守襄阳与孙吴名将陆抗对峙，派王濬于益州大造船舰。274年陆抗去世，次年羊祜提议伐吴，遭贾充反对而作罢。经过多年准备，279年王濬、杜预上书司马炎，认为是时候伐吴，贾充、荀勖等则以“西北未定”的理由反对。最后司马炎决定于该年12月进攻东吴，史称晋灭吴之战。司马炎以贾充为大都督，上游王濬军、中游杜预等军、下游王浑等军共六路并进。最后于280年逼近建业，孙皓投降，孙吴灭亡，全国重新大一统。西晋统一天下后，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主要是晋武帝推行了一些积极的政策。西晋之初，天下初定，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晋武帝顺应民意，大力发展农业，颁行户调制 ，减免徭役，设立“常平仓”等等。晋武帝在位的时期是西晋社会经济最好的时期。

西晋内忧外患

西晋的政治风气日益败坏。在曹魏时期，世族遭到刻意压抑，提倡唯才是举，但名节也逐渐式微。司马氏执政后又诛杀异己，世族在司马懿及陈群羽翼下又渐渐抬头。这使得西晋开国功臣有大半属于无德又无才的人物。当时较出名世族有琅琊王祥、荣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颍川荀顗、荀勋、河东卫瓘、河东裴秀、太原王浑、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当时社会“奢侈”和“贪污”不断。此时世族大多失去东汉世族的优良传统，反而汲汲求利。石崇为当时首富，在金谷建立别馆，他曾与外戚王恺斗富，当时晋武帝不加阻止反而帮助王恺。由于奢侈和贪污密不可分，当时士大夫几乎都收贿聚财。而晋武帝虽屡屡提倡节俭，但未以身作则，徒托空言。曹魏时期的清谈，到晋代时许多士大夫纷纷效仿，最终形成一批置身功名利禄又求出世隐遁的士大夫。

由于诸臣在“平吴”与“立嗣”议题上发生争执，使得党派形成。羊祜与张华支持伐吴，认为必克；但司马氏宠臣贾充、荀勋及冯紞反对，所以拖延数年。等到平吴后，贾充惭恨失计，于是怨恨张华。在立嗣上诸臣争执更剧。当时太子为司马衷，昏庸无能。武帝之弟齐王司马攸较仁孝慧敏。大臣卫瓘、和峤主张废衷立攸，但遭荀顗、荀勋及冯紞极力反对。最终晋武帝仍然不能舍子立弟，并遣返齐王攸回其封国，齐王攸最后愤怨而死。西晋立国后，晋武帝分封诸王，于277年遣诸王就国，其中一些王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扬州。统一之后，为了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守兵。武帝分封诸王与去州郡兵是为了避免权臣专政及地方割据，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当时边境的胡族迁入中原，对晋帝国呈现半包围形势。这些胡族时时受汉官欺压或受汉人歧视，因此心生不满。270年河西鲜卑族秃发树机能叛乱，匈奴族刘猛也叛而出关，直至279年方平定。其后郭钦、江统等人相继以徙戎论，劝武帝用武力将内迁的外族强制徙迁回原住地，但武帝不用。使得朝廷元气大伤后，周边胡族发生五胡乱华。

晋武帝天资平平，十分好色，于273年禁止全国婚姻，以便挑选宫女；灭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的五千名宫女纳入，使得当时后宫具有万人规模。他继承先帝基业而称帝，本非雄略之才，他未能解决政风奢持和贪污、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的远因。

贾后干政与八王之乱

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外戚杨骏辅政。惠帝昏庸无能，史载他游于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及天下慌乱，百姓饿死，他竟说：“何不食肉糜？”。皇后贾南风野心勃勃，趁机干政。当时杨骏擅权，与贾后对立，汝南王司马亮怕杨骏要害他，逃亡许昌。杨骏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使宗室诸王与某些大臣不满。291年贾后借由楚王司马玮除去杨骏及其势力，任命汝南王亮与卫瓘掌政。不久贾后利用楚王玮与汝南王亮不合去除汝南王亮及卫瓘，再以伪诏杀楚王玮，任命张华、裴頠及贾模等人掌政。至此贾后夺权成功。所幸张华等人同心协力，尽忠职守，政局得以稳固。294年匈奴族郝散叛乱，不久平定。296年其弟刘度元以齐万年为首，联合西北马兰羌、卢水胡叛变，晋军大败，周处阵亡。299年齐万年之乱平定。江统建议将胡族迁离，但晋室无力。

由于太子司马遹非贾后亲生，贾后意图废除。300年太子被贾后诬蔑谋反，被废。赵王司马伦采孙秀计，挑拨贾后杀掉太子。而后赵王伦联合齐王司马冏以替太子报仇为由发兵去除贾后及其党羽，赵王伦专政。于301年，赵王伦自立为帝，改元建始，惠帝退位为太上皇。三月，齐王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王联合常山王司马乂（后封长沙王）伐赵王伦。五月去除赵王伦及其党羽，惠帝复位，齐王冏专政。302年成都王颖及河间王颙派军讨伐齐王冏，长沙王乂于京城洛阳响应。最后齐王冏及其党羽被除，长沙王乂掌政，成都王颖于邺遥控。

303年成都王颖为了去除驻守京城的长沙王乂，联合河间王颙率军攻击洛阳，但被长沙王屡屡击败。304年初洛阳城缺粮，东海王司马越勾结禁军擒长沙王，开城投降。长沙王被河间王将领张方用火烤死，成都王颖迫惠帝立其为皇太弟，河间王颙为太宰，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胜利后，班师返邺，政治中心北移。而后东海王越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最后失败，惠帝被俘，东海王逃至其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将领张方占领洛阳。

但不久东海王的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异族乌丸、羯朱等势力击败成都王。成都王挟惠帝逃至洛阳，投靠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最后成都王被废，河间王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305年东海王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306年东海王越攻入长安。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败走，最后相继被杀。东海王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惠帝被毒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专政。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西晋的特色

西晋乃魏晋南北朝中唯一处于统一的年代。由于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在地方上长期割据，地位可比帝王（如司马氏篡曹魏正是），长期以来都令中国处于分裂割据局面。在曹魏时,世族受到一定的抑止,且晋武帝凭借其威望，又先后分封宗室郡国并都督诸州和实行占田制、荫客制，也稍微限制世家大族的无限扩张。司马炎代魏后，认为魏之灭亡，是由于宗室不强，导致权臣篡位，所以就改变了曹魏的中央集权制，学习西周大搞分封。希望司马氏的统治会因此而“历纪长久，本支百世”。但藩王拥兵割据，晋武帝一死，八王之乱，失去了维系统一的重心，中国又再一次分裂。

同时西晋另一特色是胡人内迁。汉末以降，北方大量少数民族迁入，西晋时关中一带胡人已占当地人口一半。这些胡族本身都是被世家大族收作奴婢（五胡十六国时君主之一的石勒为例子）。由于迁入人口数目相当多，与关中一带汉人相差不远，形成割据势力，为西晋亡国埋下伏线。

西晋经济

三国末年，蜀国有94万人口，吴国有52万余户、230万余人口，魏国（含蜀国）有94万余户、537万余口，共计146万余户、767万余口。而在大约280年，西晋的户数就增加到2459840户，口数达到16163863，大大超过了三国末年的户口数。显然，不仅是因为战争结束，而且也是因为剥削减轻、登记户口恢复，以及少数民族内附导致人口的增加。

西晋实行占田制。占田制包括下列内容：

其一，户调式：凡是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立户的，每年交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男女15岁以下至13，61岁以上至65为次丁）立户的，纳半数。边郡民户的户调，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的纳三分之一。 

其二，农民的占田和课田：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应种土地的限额，不是实际授与的地数额。在占田之中，丁男有五十亩、次丁男有二十五亩、丁女有二十亩要课税，这叫课田。每亩课田谷八升。不管田地是否占足，均按此定额征收。 

其三，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荫佃客十五户到一户，荫衣食客三人到一人。

西晋的灭亡

1、北方各族的内迁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已陆续向内地迁徙。魏晋时，西、北各少数族人民向内地迁徙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种族很多，主要有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史称为“五胡”。

2、少数民族的起义

各族内迁以后，与汉人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魏晋统治者强迫各族人民纳租调，服力役，“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西晋占田制明确规定了他们的租调负担。汉族的官僚、地主多以少数民族人为奴婢、佃客。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各少数民族的反抗不断地发生。西晋后期，先后爆发了齐万年、李特、张昌、王如及杜弢等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其中李特之子李雄还在四川建立了“成汉”政权。

3、刘渊、石勒起兵

在各地流民不断起义时，内迁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也相继起兵反晋，其中刘渊、石勒起兵最早。刘渊，字元海，匈奴左部帅刘豹之子，汉化程度很深。刘豹死后，他代为左部帅，惠帝时为五部大都督。304年（永兴元年），刘渊开始起兵。很快发展到五万人，定都于离石（山西离石），建国号“汉”，自称汉王，“胡”、汉各族很多人归附他。石勒，出身羯族，居上党武乡。曾被卖为家奴。刘渊称汉王时，他参加起义。311年4月，石勒在苦县（河南鹿邑）宁平城消灭十余万晋军，晋军元气大伤。六月，王弥、刘曜等攻下洛阳，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俘获晋怀帝。311年8月，又攻下长安。后来，晋将贾匹等在关中汉人的支持下夺回长安，迎司马邺为帝，是为愍帝。

4、西晋灭亡

316年（建兴四年），刘曜围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如何准确把握晋朝的历史脉络？

晋朝首先是汉朝体制的延续，晋朝不仅继承了汉魏的禅让统绪，而且继承了两汉“春秋决狱”以来的律法儒家化趋势（泰始律&张杜注律），继承了汉魏政权应对乱世局面所采取的都督军事出镇要冲制度（东汉州牧-三国都督-西晋宗王都督），继承了东汉以来的地方豪族逐渐升格为全国世家的趋势并予以制度保障（占田制对豪族庄园经济的优待、九品中正制的逐步变型走样与东晋门阀政治）。更为致命的是，西晋作为曹魏的“换头”政权，东晋作为西晋的“续命”政权，都没有客观机会与稳定高层去解决汉末的各种社会问题，以至于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东汉体制所不能克服的社会问题，且并没有找出一个好办法去解决。

如果说想要把握准晋朝的定位，就必须回溯到汉朝（尤其是汉末变局）的话，那么想要理清楚西晋，就必须结合曹魏来看。或者说，曹魏西晋，实际上只是一个前后拥有两个皇室的同一套功勋人马的官僚集团，曹魏与西晋虽名为两朝、归属两姓，却可以视为一个政权去看待。“三马食曹”的政治斗争，只是一次烈度极小的改朝换代，司马家即便打击政敌，也往往及身而止，并未株连家族，这固然是司马家篡魏本身多行不义之举所致，但也反映了魏晋两代君主普遍过于短命所致的皇权衰弱。曹魏虽有高寿的曹操，西晋虽有高寿的司马懿，但他们以前朝功臣身份渡过了过于漫长的岁月，以至于真正“自作家门”的时间并不是很充分，再加上曹丕、曹睿、司马师、司马昭等英主的短命，使得魏晋二朝都把精力消耗在了营造私党与高层稳定上，全无勘平乱局、再创治世的精力。魏晋南北朝诸政权所普遍存在的这种创业之祖“晚年营私”、二代之宗“短命不稳”，恰与秦隋这种创业之祖“经天纬地”、二代之宗“暴虐激进”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映衬出汉、唐、宋、明等长期稳定一统王朝创业之祖“南征北战”、二代之宗“文武并治”模式的适宜。

具体到西晋的流变过程中，三马食曹在高平陵政变的冒险投机之后，通过司马家族掌控都督一方的军镇权力，配合坐镇中央的司马兄弟“霸府”，形成对北方局面的震慑，碾压掉形同囚犯的曹魏亲王、孤儿寡母的曹魏帝后以及心有不甘的曹魏淮南的反抗力量，进而完成篡代。但15年内就换了三次四人做主君，严重影响了主君的威势，增加了司马家主为了博取皇帝名位而向“魏臣”输送各种政治妥协，以期获得更多“晋臣”。这就导致了西晋不仅没法儿解决世家勋臣逐步抬头的趋势，而且还需要养大一大批出镇了的宗室王制衡外姓勋臣，进而影响了帝系继承的稳定。换言之，西晋陷入了一种，宗室王防勋臣，皇子外戚在后的层层设防之窘境，这个窘境虽非西晋所独有，却因西晋立国以前之形势与司马炎的昏招与贾后的乱招而矛盾过速激化。

司马攸之人望，使司马炎深惧司马攸一系会取代自己的子孙。咸宁年间，晚年司马炎为了排异司马攸，不惜打破政治平衡，用外戚杨家主政与皇子王替代宗室王的手段，试图堵绝皇权旁落的隐患。奈何，这种手段是一种自不量力的激进，试图在皇权衰势之下，排斥世家与宗王的参与，必然引起掌握军镇实力的宗王与掌握地方势力的世家的不满与反扑。

司马炎一死，外戚杨氏就被贾后联合宗王、勋臣予以诛除，挑头的司马玮，也被贾后扑杀。这次政变连环杀，是矛盾的第一次激化，而后虽有张华辅政，却也止不住贾后妒杀太子司马遹这种嫡母诛杀嫡子的“宗法大乱招”。如果说，司马炎是因为多有不得已的昏招庸招而留下祸根，那么贾南风便是那种在关键风口胡乱拱火激化矛盾的悍妇，两位主政者一前一后，将西晋的矛盾迅速激化，这才酿出了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所带来的三百年乱世。

八王之乱，不仅仅是一次宗室内耗，更是一次“野战军”的火拼，从曹魏都督区开始积淀下来的长安、许昌、邺城三镇兵力与西晋央军全数耗尽，这就为在汉代便以内迁安置为归宿的边郡归附北族有了从秦陇、三晋、幽燕等边郡直入关洛邺的可能。再加上司马颙、司马颖、司马越等实力派宗王对不同内迁北族的拉拢纵容，直接为五胡“乱”华提供了合法的借口。质言之，所谓五胡乱华，除了屠各匈奴与羯胡是出于反抗而主动乱华，其他的鲜卑氐羌反倒是这些个西晋宗王们邀请进中原来祸乱异己的。

东海王司马越最终取得了八王之乱的胜利，却也看出中原的空虚与危机，便与其首席幕僚王衍趁早留了一手在南方荆扬，这就为日后的东晋续命留了一丝合法性。

世家王敦、王导借着王衍的地位，出镇荆扬，司马睿作为宗王代表跟着去了。东晋政权压根就是西晋宗王与世家的联手，司马睿本身，若不是托了屠各与羯胡的屠戮，按照宗法就根本没有继位的机会。而王敦、王导也需要借助晋的名号来维持稳定，因此便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门阀政治。

纵贯东晋史的有三条主线，一条是东晋皇室与门阀世家共天下，一条是上下游之间的荆扬之争，一条是南迁流民被东晋安置在江北作为抵挡或北伐的主力。三条线相互纠缠，皇室、不同的门阀、流民帅（北府将）相互内斗与外战，构成了东晋史的主轴。

门阀政治，具体体现在王、庾、桓、谢四大顶级门阀的不同主政风格与权力的转移上；荆扬之争则通过王敦、陶侃、庾亮、桓温、殷仲堪、桓玄的坐镇荆州而与扬州的不同掌权势力抗衡；流民帅（祖逖、苏峻）以及郗鉴、桓温、刘裕三批次团成的北府兵，构成了荆扬之间以及晋帝与门阀之间的第三股势力。三股势力（皇室、流民、世家）与三处地块（扬州、江北、荆州）共同形成三条主线，进而拧成一股东晋史的流变。

具体地讲，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是冲击东晋早期政局的两波事件，桓温北伐与淝水之战则是荆扬之争烈度降低所带来的东晋军功鼎盛时期。但，桓温的威势与北府兵的强劲，为日后的桓玄、刘裕（本应是刘牢之的机遇）提供了颠覆东晋稳定的实力。且，淝水战后，谢家全身而退，客观上为会稽王父子擅权提供了机会。质言之，东晋中期的军功反而为东晋后期的各方暴走埋下了伏笔。

所以，淝水战后，东晋不但未能匡复中原，反而陷入到更加激烈的内耗之中。会稽王父子代表皇室宗王势力、桓玄代表世家势力、刘裕代表流民帅势力，先后搞出了一系列大新闻，冲击了东晋门阀政治这一脆弱而勉强的平衡。再加上，卢循之乱从经济上破坏了东晋中央与世家庄园的财粮根基：三吴两浙，使得东晋政权彻底失去立足之地，成为北府强兵头目刘裕的傀儡，走向灭亡。

以上，大致梳理完了晋朝的前因：汉魏与晋朝的关系，以及两晋各自的流变。接下来，谈谈十六国与北朝。如果说东晋是西晋宗王与地方世家的联合，那么十六国就是西晋宗王引胡撕逼政策的延续。除却成汉、两赵与冉魏是以反抗西晋压迫而较早“反晋”，其余各国无不是晋朝官方册封的“王国”，这些“封国”无不是挂“拥晋”之名、行“逐鹿”之实，坐大以后再“抗晋不尊”。北魏也是其中之一，北朝便渊源自这里，这是十六国乃至北朝与晋朝的关系。

北朝的对手南朝，则是东晋政治经历会稽王、桓玄、卢循、刘裕四波折腾之后的产物，依然表现出“皇权+宗王+世家”的格局，三方各自强化自身利益并将其制度化，形成了脱胎于魏晋制度的齐梁变体。这种衍变配合北魏在河西与辽东搜罗到的典章制度，首先为太和改制提供了材料，又为日后唐朝的南朝化提供了素材，这是南朝与晋朝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