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临安邸》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作者：林升，字梦屏，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的一位读书人，其他情况都无从查考。
《题临安邸》全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公元1126年，金人攻陷北宋首都汴梁，俘虏了徽宗、钦宗两个皇帝，中原国土全被金人侵占。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建庙称帝，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金国几度南下都未能消灭南宋，南宋北伐皆无功而返，南宋和金国形成对峙局面。
在此背景下，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而在北方的“沦陷区”内，还有大量的汉人没有条件、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打算逃到南方。
如果南宋朝廷放弃收复中原，那就意味着，它不再把这些土地当作自己的领土，不再把这些汉人当成是大宋子民，而这些汉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南逃的士大夫、军人、百姓的亲人。此外，中原的土地对宋人来说意味着根。北方不仅是南逃百姓的家乡，甚至连北宋皇帝的陵墓都在黄河边上。放弃中原，难道是要放弃祖宗的坟墓吗？！
南宋小朝廷并没有接受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而发愤图强，当政者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迫害岳飞等爱国人士；政治上腐败无能，达官显贵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这首诗就是针对这种黑暗现实而作的，它倾吐了郁结在广大人民心头的义愤，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南宋朝廷最终也在虚与委蛇中安然地寿终正寝。
诗的头两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抓住临安城的特征：重重叠叠的青山，鳞次栉比的楼台和无休止的轻歌曼舞，写出当年虚假的繁荣太平景象。诗人触景伤情，不禁长叹：“西湖歌舞几时休？”西子湖畔这些消磨人们抗金斗志的淫靡歌舞，什么时候才能罢休？
后两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是诗人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感概。“暖风”一语双关，既指自然界的春风，又指社会上淫靡之风。正是这股“暖风”把人们的头脑吹得如醉如迷，像喝醉了酒似的。“游人”不能理解为一般游客，它是特指那些忘了国难，苟且偷安，寻欢作乐的南宋统治阶级。诗中“熏”“醉”两字用得精妙无比，把那些纵情声色、祸国殃民的达官显贵的精神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结尾“直把杭州作汴州”，是直斥南宋当局忘了国恨家仇，把临时苟安的杭州简直当作了故都汴州。辛辣的讽刺中蕴含着极大的愤怒和无穷的隐忧。
这首诗构思巧妙，措词精当：冷言冷语的讽刺，偏从热闹的场面写起；愤慨已极，却不作谩骂之语。确实是讽喻诗中的杰作。
营销号们说，“南宋为何一直没有定都 打死也不承认临安是首都”，准确而言，“临安是南宋王朝的首都”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南宋初立，群臣皆议以建康为都以显匡复中原之图，但宋高宗赵构愿意偏安一隅无意北伐，定行在于临安（今杭州）。
但迫于舆论，赵构仍定建康为行都，后改为留都。表示自己的国家还有一个预备都城存在，表达收复故土的决心。
营销号们一本正经地说：
宋高宗赵构并没有将临安正式的定为南宋的都城，临安的行政级别仅仅是“行在”——就是圣驾所在的地方，皇帝在哪里，哪里就称为行在。也就是说临安仅仅是朝廷临时办公的地方，正在的都城只有一个，那就是汴京，也就是东京开封府。就是说，南宋从来没有正式承认临安的首都地位，只是把它当作“行在”，即天子所在的地方。
那么，南宋朝廷为何不承认临安是首都？为何要作为行在呢？南宋实际都城确实是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但是，它却不是南宋官宣的都城，南宋始终向世人宣布自己的都城还是以前的东京汴梁，而汴梁，绝大部分时间在金人或者蒙古人手里。
这种事真叫人“拍案叫绝”，就像掩耳盗铃的那个人一样，除了他自己，全世界都知道他在干什么。
南宋为什么要做这样奇葩的事情呢？就为了欺世盗名，每一位南宋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都在用这种方式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要收复故都的，但从宋高宗赵构起，直到南宋灭亡，没有看到哪一位南宋帝王离开过临安，就更别说光复中原了。当然，除了被蒙古军撵得鸡飞狗跳的那几位亡国皇帝。
临安临安，它虽然不是赵构首创的名字，但赵构能把它从一个临安县升级为临安府，可见其中的意味深远。
理解为临时安置，也可以理解为来临即安，但不管怎么理解，它都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场所，可是这个避难场所，却成了南宋永恒的安乐窝。
“临安府”，级别为“行在”，只是陪都而不是首都，南宋法定的首都与北宋一样都是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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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营销号胡说八道真的是一套一套的。
营销们却把下面这段历史给吃了：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于临安府（杭州）。宋史高宗卷六：“庚辰，帝不御殿。以方居谅阴，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是月，虚恨蛮犯嘉州忠镇砦。是岁，始定都于杭。”
这么明确了，还不是定都？哪想怎样？要不要出版一个《南宋首都基本法》？
在先说临安这个名字，临安县为其属县，府县同名。即临安府（杭州）下属的临安县。临安区（县）名从西晋太康元年一直沿用。什么“临时安置（顿）”？想啥呢？望文生义。
还有说什么，南宋朝廷感念吴越国王钱鏐对杭州的历史功绩，以其故里“临安”为府名；这个同样没有史料佐证。
不过就像南宋诗人林升感叹的那样：“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临安，看来真是个好地方，一个养人的地方，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借用成都的城市宣传语）。
还记得当初，三国英豪孙权仅据有江东六郡，抗衡曹操的七分天下，仍然敢把都城定在建业（今南京）；而赵构拥有五分天下，在岳飞、张浚等一干能臣猛将的一再要求（迁都建康，即南京）下，仍然心安理得地坐守临安，不由得让人感慨：时代变迁，难道连人的血性都被磨灭了？连建康都不敢待，还口口声声地宣称汴梁是自己的都城，对于这种糊弄小孩儿的行为我估计大家也无力吐槽了吧？
宋太祖赵匡胤当初决定迁都洛阳，遭到大家极力反对而放弃；北宋错选开封
靖康之耻后，宗泽力谏赵构恢复东京汴梁，赵构选择了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金兵南下，赵构又不听李纲、张浚等的劝谏，先后放弃应天府、扬州，直奔杭州，最后还狼狈入海。
多亏华夏的土地够大，可以让赵构“纵横驰骋”，可是，当宋末帝赵昺逃到最后一寸土地的时候，他还能往哪里逃呢？深圳赤湾：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少帝魂魄归依之所
事情要从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说起，宋朝迎来自己最悲催的一年，最耻辱的一年。这一年，金兵一路南下，直接打到了都城东京。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和皇室大臣千余人北去，史称“靖康之难”，“靖康之耻”，“靖康之乱”，北宋就此灭亡。仅有宋徽宗第九子，天下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逃过一劫。
金兵从东京撤军后，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由于张邦昌原为宋臣，后降金，开封军民对其憎恨有加，一大部分旧宋朝臣也要求他退位。万般无奈之下，张邦昌以孟太后之名，下诏书立康王赵构为帝。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一日，赵构从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1127－1279年），是为宋高宗，南宋与北宋合称宋朝，或“两宋”，南宋共传五世九帝，享国一百五十三年。
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是南宋的第一个都城。而后赵构携带宋朝宗室就处于一路逃亡的状态。他一路逃过黄河、长江，逃到建康、越州，最后甚至逃到海上，坐在船里与大臣们商讨国家大事。盘点宋朝皇帝绰号：杀伤力最大是完颜九妹完颜构
本来该建康的
晋朝在南方重启，史称东晋，建都建康。正是因为在军事上无以伦比的防御地位，从此往后，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齐梁陈）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都在此建都。
关于建康和杭州，到底谁是东南地区第一城市的问题，出现了无数次的争论。言而总之，建康与杭州各有千秋。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建康的历史感明显高于杭州，建康是古代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代南方政权特别是南迁政权多把首都定在建康，比如三国时期的吴国（那是叫建邺），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在此建都，与北方政权进行对抗。当北方被异族铁蹄践踏，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政权总是能够苟延残喘个几十年上百年，为打仗不太行的汉族人保留一点尊严。所以，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建康，说大了是守护中华文明。
但凡事总有例外，例如南宋政权驻地就没有选择建康，而是选择了残破不堪的杭州。那么为何唯独只有南宋选择了杭州而没有选南京做都城呢？以至于在所有南方朝代中，位置都非常重要的建康，偏偏在南宋显得非常低调呢。
南宋移跸杭州而不是南方政权常用的建康，是多重因素合在一起的结果。你不能用很多之前南方朝代的情况，来套用两宋情况。
先看宋朝建立之前的五代十国。当时的建康和杭州就分布属于南唐和吴越国的首都。其中南唐的建康首先被宋军攻克，而吴越国实际上是在后来自动投降纳土的结果。所以在宋朝人心目中，实际上建康是一个更容易被北方攻击的地方。
五代的经验告诉宋朝人，南京不可靠。在北宋崩溃与南宋建立的过程中，宋高宗赵构一路难逃，根本无力阻挡金兵的南下追击。就连拥有大量海船的水师名将韩世忠，在当时都是首选逃跑，而不是坚决抵抗。在这样的氛围下，只有长江防御的建康很快就被金军光顾。赵构只能选择去更南方的杭州避难。
这个时候的杭州，作为南宋朝廷的行在，不仅仅是南方的政治中心，还有一个比较难看的任务。那就是一旦长江放线被突破后，皇帝可以从杭州湾坐船逃跑。虽然杭州湾在现代一直不是非常好的港口，却在古代航海条件下，适合登船与水运。皇帝在此上船，可以先去浙东的宁波、台州等地，再遁入福建沿海。杭州在五代吴越时候就有了作为首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逃跑。
金军第一次南下江南时，赵构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而建康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自然难入法眼。驾轻就熟的赵构，要不是难以在杭州以南再找到一个合适的政治中心，说不定会舍弃杭州。但杭州作为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带的边缘大城，对于控制南方经济命脉也是比较要紧的。杭州本身有控制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能力。
赵构即位后，叛臣张邦昌却以护国有功为名，被封王。张邦昌后来被杀，成为宋朝唯一被杀死的文臣。宋高宗即位的第二年，金国以张邦昌被废为名，继续大举南侵。之后赵构一路南行，过淮河，渡长江。1129年金国又立刘豫为帝，国号齐，史称"伪齐"，以加强对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南宋与金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建炎三年（1130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今南京市）作为行都，称“东都”。很多朝中大臣主张将行都在放在繁华的南京，理由是南京背靠山峦屏障，前面长江天堑，而且市内还有玄武湖，一旦被围自给能力极强，而且还有南面的大片平原作为大后方。并且，南京这座城市处于内陆和沿海的贸易要冲，向北和往南和去内陆交通都极为便利。但被金兵吓破了胆的赵构坚决反对，他认为，纵观历史，以南京为首都的国家和朝代往往都很短命，南京自古以来都是亡国之都，又离前线太近，还是杭州比较安全，如果金兵打来的话还可以直接从海上逃跑。
不过很不幸，金军的兵锋又指向建康府，吓得赵构又灰溜溜的逃走，再也不敢回到行都。因为建康太过靠近前线，很容易遭到敌方部队的冲击，虽然有天险可以防守，但是敌军一旦渡江，南京的形势就会和北宋的都城东京一样，直接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这样不仅会不断的消耗国力，而且会在防线出现疏漏的时候导致自己的国都没有任何防守屏障，短时间就被敌军攻破。南宋王朝倒不是吸取了这一点教训，只是因为皇帝太过怕死，恐金症，不敢把自己的都城放置在离敌人太近的地方，所以政治中心的选择自然是离敌人越远越好。南宋皇帝赵构的逃亡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依靠大船穿梭于江河大海之中，所以南宋王朝对于水有过分的偏爱，杭州地区水系发达，非常适合自己逃跑，可以直接乘舟出海，消失在浩渺烟波之中，让敌人没有办法追击。所以南宋选择了杭州，多半是因为这里水运交通方便，在南宋皇帝眼里，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因方腊起义杭州早已破落不堪。在赵构的坚持下，杭州成为了南宋的行在，使之成为了十二世纪最繁华的经济中心之一。
南宋赵构为何选择了杭州？
一、在宋朝之前，建康的地位明显高于杭州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北方政权选择首都的时候，基本上会在洛阳和长安之间反复犹豫。至于南方政权，则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肯定会选择建康。因为在古代社会，建康是东南地区的经济、军事、政治中心，同时拥有长江天险，一直被称为虎踞龙盘。因此，古代的南方政权都会选择建康为首都，例如东吴、东晋等等。在这一阶段，杭州的地位明显不如建康。在唐朝统治时期，由于海外贸易很发达，杭州的地理优势开始体现出来，并且成为东南地区的重要城市，但总体仍不如建康。在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是吴越国的首都，建康是南唐的首都，两个政权相互对抗。由于战争的影响，建康的经济地区开始动摇，由于和平投降，杭州并没有经历战争。
在北宋统治时期，虽然建康仍是东南地区的中心，但杭州的经济已经超越了建康。在北宋统治的末期，北方的金国大举南下，攻下了宋朝的首都开封，俘虏了宋朝的徽宗皇帝和钦宗皇帝。但金国此时的汉化程度很有限，攻下中原地区之后，并没有稳定下来，而且抢掠一番之后，撤回了自己熟悉的北方地区。由于天下无主，宋朝皇室的唯一幸存者赵构，理所当然成为了新一任的皇帝。当时，关于国家的首都，出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分别是旧都开封、襄阳和扬州。开封的方案直接被排除了，因为开封属于四战之地，根本就无险可守，朝中大部分官员都不建议返回开封。襄阳是为了拱卫两湖地区，而扬州位于江北，是为了拱卫江南，襄阳和扬州互有优劣。襄阳处于国家的中部，不利于对江南地区的控制，赵构最终选择了扬州。
二、宋朝君臣曾经在建康和杭州之间反复犹豫
其实，不仅仅是是南宋，古代的南方政权都纠结这个问题。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南宋君臣进入了扬州城，从而拱卫整个江南的安全。但是金国大军突然南下，南宋方面措手不及。金国军队一路长驱直入，扬州位于长江北岸，地理位置并不好。在逃跑的过程中，赵构丢失了传国玉玺和宋朝历代皇帝的牌位，赵构本人吓得丧失了生育能力。为了躲避金国军队的追击，南宋君臣从扬州逃往建康，从建康逃往镇江。最后感觉镇江仍不保险，选择了港口城市杭州。在金国军队逼近的时候，宋朝君臣乘船出海，上演了千里大逃亡。在这次逃亡过程中，宋朝君臣发现了杭州的便利条件，一旦金国军队南下，自己就能够从容的撤退。从防御的角度来说，杭州是最合适的选择。赵构比其他人更需要安全感，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作为驻地，易守难攻才是最重要的。江南地区水道纵横，极大地限制了女真铁骑优势的发挥。
对于刚刚建立、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的南宋政权来说，确实应该选择杭州。但杭州没有成为宋朝的首都，皇帝仅仅是临时居住在杭州而已。南宋与金国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宋朝军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南宋的江淮防线已经稳定。此时，要求定都建康的呼声越来越好。作为一个南迁政权，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希望北伐收复失地。选择定都建康，进可以进攻淮河以北地区，退可以保住江南半壁河山。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南宋皇帝赵构确实动了迁都建康的想法。但随后发生的淮西兵变，彻底葬送了非常有利的局面。南宋在江淮地区本来处于攻势状态，随着淮西兵变，几万宋朝军队投降了伪齐政权，江淮地区的攻守态势立刻发生了逆转。此时对于南宋来说，继续迁都建康是非常不理智的。
三、随着江淮防线的削弱，宋朝只能选择杭州
在淮西兵变之后，南宋的江淮防线被严重削弱。在此之后，南宋开始处于防守的状态。在这个时候，继续迁都建康是不合适的。在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末期，金国皇帝完颜亮率领大军南下，迅速撕开了宋朝的江淮防线，直接屯兵长江北岸。虽然，完颜亮并没有渡过长江，但也反应了南宋江淮防线的薄弱。在江淮防线、襄阳防线和川陕防线中，江淮防线是最薄弱的。经历了这次战争之后，南宋君臣基本放弃了迁都建康的想法，开始专心经营临时居住地杭州。在南宋统治时期，杭州的人口总数甚至超过了之前的开封。根据推测，南宋时期的杭州有17万户人口，100多万人。在建国的初期，杭州仍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由此可见，当年的杭州有多么繁华。
在敌兵的驱赶之下继续逃亡，中国历朝历代，只有这样一位皇帝是在不断逃亡的过程中坚持了这么多年。赵构一路南逃，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都不敢下船。直到韩世忠在黄天荡大败金军，将金兵赶回北方赵构才敢上岸。在赵构的带领下，宋朝的残余势力一路南逃，最后来到了杭州才算是扎下了脚跟。
绍兴元年（1131年），南宋王朝升杭州为临安府（临时安顿之意），称之为行在（天子巡行所到之地），临时驻跸的地方，而仍将北宋的汴京称为京师。
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府，增建礼制坛庙。
从此，临安府就是南宋的首都了，直到南宋灭亡。干嘛说临安临时了一百七八十年？只是行在？
▲《加泰罗尼亚地图》右下画圈中为cansay（即南宋行在临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加泰罗尼亚地图》(局部放大图)上的“cansay”（行在）
最早将南宋“行在”标示在地图上的，是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该图是西方地图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图上以西方人的想象，将杭州画成一临水的城市，并标示了“cansay”字样。此时距南宋灭亡已有百年，但由于东西方信息渠道的阻隔，欧洲人仍然将那个华贵美丽的“天城”视作神一样的存在。
▲哥伦布1506 年去世，绘制于1507－1513 年期间的拉丁文《海军上将地图》（哥伦布被西班牙王室封为“海军上将”），在右端标示了Quinsay。这幅地图对准确认识世界还有很大差距，但它对之后很多中世纪西方地图却有很大影响。美国布朗图书馆藏
▲哥伦布《海军上将地图》右端局部，标示了Quinsay，以及Magi（蛮子国，指南宋）、India Superior（上印度，泛称远东大陆）等地名
▲1540年德国人缪恩斯特绘制的《美洲地图》上，明显受到了《海军上将地图》的影响，在图的左上方标示了Quinsai、Cathay（契丹）和India Superior等。缪恩斯特的《美洲地图》，图上美洲和亚洲（左上角）只相隔于一条海峡（左下为亚洲部分放大图，注意图上标示的Quinsay）。来源：杰里米·布莱克《地图的历史》
翻阅《宋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是岁，始定都于杭”之后，仍有多处记载，说一些大臣从抗金前线赶往南方，“赴行在”。“行在”本意是指皇帝的居所，就像今天美国的“空军一号”专机，美国总统在哪架飞机上，哪架飞机就叫“空军一号”。但是，终南宋之世，临安一直都被称为“行在”，直到元代初年，马可·波罗还在游记中称杭州为“行在”。《马可波罗游记》曾经享誉欧洲，影响极大，以至中世纪西方地图在标示东方地名时，将Quinsay作为了“中国标记”。Quinsay是什么意思？它就是南宋“行在”（即京城的意思）的音译。学者冯承钧认为，《马可波罗游记》有多种版本，其中写到“行在”除了用Quinsay之外，还有Quinsai、Quiensay、Quisay等写法。稍后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斡朵里克，他对杭州的写法有Cansay、Camsay、Chansay等。可见，当时的杭州几乎和“行在”画上了等号。既然临安不是正式首都，那么南宋的正式首都到底在哪儿呢？答案是东京汴梁。宋朝多奇葩：北宋错选开封 南宋竟然没有都城！
南宋初立，群臣皆议以建康为都以显匡复中原之图，惜宋高宗赵构愿意偏安一隅无意北伐而定行在于杭州，但是中原父老和随驾南迁的军民依然盼望着，宋军有朝一日能够收复失地，还都东京，一雪国耻。再者，宋朝七帝陵寝尽在中原故地，抛弃先祖陵寝这个罪名也不是宋高宗和他的继任者所能承受的。但迫于舆论仍定建康为行都，后改为留都。表示自己的国家还有一个预备都城存在，表达收复故土的决心，强撑着自己的面子，不敢承认自己逃亡行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作秀，好歹给这些南逃的人留下了一个念想。然后把自己放在更加安全的杭州，这样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有文人作诗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就是南宋首都了，凭什么不能当做汴州？哼！
移跸临安
宋高宗赵构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宋高宗赵构力排众议，从建康移跸临安，建康改为留都，而南宋的首都始终是汴京。从这一年起，一直到公元1276年，临安作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存在了138年之久。《马可·波罗游记》和同时期的西方著作均将杭州称为行在（Quinsay），可见直到元代早期，行在仍是对杭州最通行的称呼。因为那时估计皇帝心里也没有建都的想法了，随时准备着继续逃亡。
南宋建都临安是在1138年，不是1129年。
赵构在南京继承帝位后，拒绝李纲、宗泽等的抗金主张，接受黄潜善、汪伯彦的逃跑意见，先退至扬州，继而又渡江南奔。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来到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建为行在。所谓行在（本作行在所），即皇帝所在之地，蔡邕《独断》云：“天子以天下为家，自谓所居为行在所，言今虽在京师，行所至耳。”后专指皇帝行幸之地。南宋称临安为行在，以示不忘旧都开封而以临安为行都之意。
南宋正式定都于临安府是在绍兴八年（1138年），《宋史·高宗本纪六》：“是岁（指绍兴八年），始定都于杭。”公元1129年是高宗到达杭州之年，并不是定都之年。
汴京被金人攻占了吗？怎么还能做南宋的首都？这么做的原因有二：一是宣告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继承北宋王朝的衣钵；二是安抚军民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做出要收复中原的姿态。
南宋朝廷正式承认临安的首都地位，事实上就是放弃了北伐、放弃收复中原。南宋朝廷的一系列行为早就彻底割断与北方半壁河山的关系了。
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的临安并不是今天的杭州市临安区。南宋临安城包括杭州市的上城区、下城区一部分，城里最重要的皇城，就在今天上城区的凤凰山麓。
凤凰山，宋高宗手书“忠实”二字
就这样南宋小朝廷开始了在杭州办公的生涯，杭州升为临安府。
金国几度南征都未能消灭南宋，而南宋也数次北伐皆无功而返，南宋和金国形成对峙局面。
在赵构之后又经历孝、光、宁、理、度、恭七帝150余年的统治下，临安就是南宋的首都。临安了作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南宋御街遗址
从绍兴八年（1138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的20年间，凤凰山禁城内建起大殿13座，以堂、阁、斋、楼命名的建筑40余座，亭、台64座。改扩建后的皇宫，东起今中河西岸，西达凤凰山九华山东麓，南抵笤帚湾，北到万松岭东南，方圆4.5公里。
南宋皇城护城河——中河
自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东南地区的物资就需要在杭州集散，经大运河北运。作为物资集散地，杭州城的发展一日千里，经过吴越国钱氏的经营，杭州富甲东南，北宋时期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州”。
这样的物质基础也使得杭州有了作首都的资格。万事具备，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八年移跸临安之后，下决心定都于此。
南宋定都临安是历史记载的，在《宋史·高宗本纪》绍兴八年的最后提了一句“是岁，始定都于杭”。
南宋太庙广场
南宋六部桥旧址
《南宋皇城图》是由国画大师陈鸣楼先生历时数年创作的一幅国画。作品纵0.5米、横38米，其画面上的人物大小和建筑群等与张择端绘制的北宋都城汴梁《清明上河图》上的人物和建筑等近于一比一。此作品描绘了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前行为岳飞元帅和部队出征饯行，后宫皇后嫔妃和宫女太监们出宫郊游至六和塔观潮，同时宏伟的画面体现出南宋王朝行在临安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绘制范围包含繁荣的钱塘江海运，北连运河的盐桥河（今中河），来自各地流通昌盛的船舶，内外城墙、宫廷殿阁、侍班阁、御马营、六院、著名的寺庙、古塔、官窑、八卦田和形态各异而计数超百的古桥及建筑群等，还有御街两旁熙熙攘攘的人群，丰富多彩的三十六行作坊、瓦市之类的休闲场所的精彩景象。
南宋临安皇城遐想图
自宋高宗起，杭州一直作为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先后有孝、光、宁、理、度、恭七帝在此执掌天下，长达150余年，临安历经七代帝王的治理，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经贸发达，繁华程度一度超越了东京开封府，为当时世界各国瞩目和向往。临安既有首都之名，也有首都之实，偶尔也称为“行在”。营销号们干嘛说南宋成为是个一直没有定都的朝代？当然南宋终究没能北复中原，最后被蒙古人给灭了。
1141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双方以秦岭淮河为界。南宋中后期奸相频出，朝政糜烂腐败，而处于漠北草原的蒙古人开始崛起，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征服金国后开始大举入侵南宋，南宋军民拼死抵抗，直到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被攻占，1279年崖山海战宋军战败，宋末帝赵昺随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南宋灭亡。
后来在元军灭亡南宋时，流亡的小朝廷政权，也是沿着赵构当年的线路逃跑的。这个时候，杭州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其他地方所根本不具备的。如果在行在设在南京，那么敌人可能不需要攻破襄阳而直接从九江一带动手。而在杭州，襄阳失守后，还可以组织中下游地区的最后一波抵抗，为自己撤出杭州保留时间。
这种不堪的现实选择，倒是在后来成就了杭州长期的和平环境。于是在宋朝和元朝两代，杭州都是东方远近闻名的繁荣大城。不少来过中国旅行或倾慕中国传说的外人，都知道富饶的杭州城存在。在中世纪的外人眼里 汗八里与杭州是中国城市中的翘楚。这种繁华一直持续到明朝建立为止，杭州这才进入了一个万马齐喑的衰退期。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南宋抗金的形势不容乐观，女真铁骑随时有颠覆神州的可能，于是，缺乏安全感的赵构一路南逃，从镇江逃到了杭州。
在南逃的过程中，王渊负责断后，但他却利用职权之便，拿战船来运送私人财物。此举引起官兵极大的不满，恨不能杀之而后快。王渊罪大，却因与高宗近侍、宦官康履等人相亲近，几乎未受处罚。高宗包庇王渊，使得苗傅、刘正彦等人非常不满，决定发动“兵谏”。
在神宗忌日这一天，苗、刘二人率领所部，先杀王渊，接着大肆捕杀宦官，最后带着王渊首级直扑皇宫。
朝廷的局面完全失控，高宗被迫退位，禅位于三岁的幼子。
驻防各处的张俊、韩世忠、吕颐浩等人得到消息，纷纷起兵勤王，并在短时间内打败苗、刘的部队，迎高宗复位。
韩世忠墓
苗刘之变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兵变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在此之前，宋高宗在遇到君臣意见不同时，往往会一意孤行地“圣裁”，但在苗刘之变发生后，他开始意识到，舆论虽然没有实际的功用，但会在无形之中形成一股能量，不加注意就会酿成大祸。
苗刘二人十分清楚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小心思，在兵谏中给了高宗两点“建议”：一是改年号；二是迁都金陵。当时，面对气势汹汹的苗刘二人，宋高宗被迫同意，改元明受，以此来安抚军队，同时也让苗刘不再坚持迁都金陵的主张。
兵变过后，宋高宗总结经验教训，开始琢磨出背后的深意。
苗刘之变被镇压下去了，但如果那种煽动情绪的舆论持续发酵，那就难保不会发生第二次苗刘之变。
《清明上河图》里的汴梁
偏安江左
虽然南宋王朝给天下臣民画了一个饼，但终南宋之世都没有实现这个理想。
南宋的政治中心一直是临安，而所谓的首都汴梁，也好像是东晋王朝的那些“侨置郡县”，画饼充饥而已。
南宋中期以后，“偏安江左”的事实，谁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没有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把真相说出来。
不过，在文人地位空前高涨的南宋，还真有人敢说真话。林升一首《题临安邸》，把南宋的状况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今日西湖边的楼外楼
南宋朝廷就是安于一隅、不思进取，就是把临安当成真正的首都了。怎么不可以把杭州当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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