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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叫中国 清朝皇帝们的“中国观”

news.xixik.com   2016-3-28 14:08:11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 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 乾隆继之辨正统, 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清朝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清朝时才出现。今天无论汉族, 还是众多少数民族, 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然而,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 直到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 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认同, 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 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我们要讲的就是清代皇帝们的“中国认同”问题。

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年号“天命”,表示天命所归,是替天行道。努尔哈赤曾对诸贝勒说:

上天覆育万物,公而无私。非者非,不以国大而庇之; 是者是,不以国小而弃之。尝观历代帝王,其初每苦心志,劳筋骨,备历艰难,而后得成大业。虞舜躬耕历山,克尽孝行,遂闻于天而登帝位; 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奋力行间,躬定祸乱,遂有天下; 金太祖服事辽主,几被诛,卒能奋志修身,收服属国,灭辽称帝; 明太祖早丧父母,栖身佛寺,历尽艰危,卒成帝业。此皆天眷有德,不以微贱而弃之也。(《清太祖实录》)

赴美生子利与弊

努尔哈赤从中国历史得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微贱之人也会因得到天命而拥有天下,并以历代帝王中虞舜、汉高祖、金太祖、明太祖为例,激励后金贵族不以国小、微贱自弃,与明朝争天下。

在努尔哈赤羽翼未丰时, 称明朝为“大明” “朝廷” “天朝”, 既公开称王称帝, 立国建元, 则称明朝为“明国” 或干脆与明朝尔我相称, 甚至称明朝为“南朝” , 俨然以“北朝” 自居。他们虽然仍奉明朝为“中国” , 但认定“中国” 并不是他明朝的皇帝, 也不是汉族人可以永久垄断的。当努尔哈赤称“英明汗”, 建元“天命” 并改国号“后金”时, 就表明他要缔造一个不奉明朝正朔、与大明平起平坐的国家;但他的野心又岂止于此, 他还向往着有朝一日到北京、汴京、南京当皇帝的美好远景。

努尔哈赤的这一志向被皇太极继承了下来。天聪十年(1636) 后金给朝鲜国王的书信中。为了说服朝鲜叛明归顺满洲,皇太极授意满洲贵族遣使致朝鲜国王书说:

古人有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是以明洪武初,收并群方,定号于金陵,然后北逐大元,以成一统。我皇上宽仁厚德,博施济众,国中就治,藩服倾心。恩膏普被,浃髓沦肌,中心诚服,无异父子兄弟之相亲也。以故东渐于海,西抵汤古忒,北至北海,各国归附。内外诸藩承指向风,无有背恩义违法令者。大军所指,北讨西征,无不如志,是皆合天意、顺人心之所致也。(《清太宗实录》)

在皇太极的信中,进一步说明有德者得天下的道理,并回顾了中国历史:

且尔国以明为天子,岂明国朱姓之始即有为帝王者乎? 古云: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云: 民罔常怀,怀于有仁。由此观之,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是故大辽乃东北夷而为天子,大金以东夷灭辽举宋而有中原,大元以北夷混一金宋而有天下,明之洪武乃皇觉寺僧而有元之天下。凡此诸国,皆尔朝鲜世修职贡者,以此推之,则享有天下惟有德之故,非世为君长之故也。(《清太宗实录》)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 李自成大顺军陷京师, 崇祯自缢于煤山, 明亡。四月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 请定进取中原大计, 此时犹不知明朝灭亡。四月九日, 多尔衮率大军启行, 十三日师次辽河, 始知大顺军占领京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清军与吴三桂军联合击溃李自成大顺军主力, 追杀四十里, 五月二日入据京师。当年十月, 顺治亲诣南郊, 告祭天地, 即皇帝位。称大清国皇帝“祗荷天眷, 以顺民情”, “兹定鼎燕京, 以绥中国”, “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

清朝入主中原,面临国家认同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处理同明朝的关系,解决清朝统治的正统性。清朝重要谋臣范文程为入关清军起草的檄文说: “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吏来归,复其位; 民来归, 复其业。师行以律, 必不汝害。”(《清史稿·范文程传》)这样清朝以复仇为借口,转化了长期以来与明朝的敌对关系,先把自己变成明朝的友方,接着继承明朝的治统。

顺治元年六月癸未(二十七日),摄政王多尔衮以祭祀故明太祖及诸帝的名义而废掉明朝太庙,将明朝宗庙之主,迁置历代帝王庙。这表明明朝国祚已终,天命转移,无疑对于效忠明朝的人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是,清朝将明太祖牌位迁于别所,对明朝遗民来说又算是一个安慰。多尔衮高度评价明太祖为“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的“一代天下主”。

历代帝王庙,明太祖洪武六年( 1373 )建于南京钦天山,又在嘉靖九年建历代帝王庙于北京城西,历代帝王庙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供奉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等帝王。其中元世祖虽是少数民族身份,因建立元朝一统天下而入祀。

顺治十年(1653) ,顺治帝对大学士范文程说: “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对于明太祖评价如此之高,主要是看重明太祖制定的“条例章程”即一代制度。大学士宁完我还进明洪武《大诰》三册,顺治帝命内院诸臣翻译呈览。

顺治时期,清朝的政治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的“中国”用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后,这种“中国”用法已随处可见,并迅速成为其“中国”用法的绝对主流。

在第一个正式的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作为整个大清国国家名称的“中国”和作为中国人称呼的“华民”多次使用,其发祥地的东北满洲,也被明确称之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清圣祖实录》对《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之碑文的记述,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1711 年,康熙为测绘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系“中国地方”,以什么为界线,在他那里,满洲已被明确称之为中国的“东北一带”。其言曰: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万枝事。又派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训旨时,朕曾秘谕云: “尔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鲜官在中国所属地行; 或中国所属地方有阻隔不通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清圣祖圣训》)

“中国”不仅已明确成为康熙帝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而且这一符号与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康熙帝亲政后御门听政,治国经验不断积累。康熙八年(1669) 将权臣鳌拜革职拘禁后,不再像鳌拜那样一味以满洲贵族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是采用汉官的建议治理国家。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强调“德治”,颁布“上谕十六条”。康熙九年(1670) 十月癸巳谕礼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礼部讨论后题奏: “皇上弘敷教化,特颁圣谕十六条,以示尚德缓刑、化民成俗至意。应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康熙帝从之。“上谕十六条”模仿“圣谕六言”的做法,发展了“圣谕六言”的思想,内容详细而全面,标志着清朝统治者将教化作为治国重点,并确立了本朝的特色。

康熙四十九年(1710),命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编撰汉字辞书,五十五年(1716) 成书,书名《康熙字典》。字典共收录汉字47035 个,是空前的大型工具书。该书“以昭同文之治”,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乾隆朝编纂《西域同文志》,分地名、山名、水名、人名四门,用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托忒文(新疆地区使用的蒙古文)、维吾尔文修成,是第一部五种民族文字对照的辞书。乾隆皇帝标榜为“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平定三藩之乱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与太皇太后巡幸文殊菩萨的道场佛教圣地五台山,接续佛教在汉地的治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 的巡幸,其具有统一中国的象征性。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二十三年的首次南巡实为东巡,起因于清朝基本完成国家统一,适逢甲子年,仿照《尚书·舜典》圣王泰山巡狩之举。

康熙帝首次巡视山东以及江浙是康熙二十三年的重要历史事件,该年也是清代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致祭泰山象征着天命所归,颂清功业,接续了中国历史的大一统之治统,致祭孔子则表明接续了儒家的道统,同时也表明了治统所归。进一步证明清朝统治的的政治合法性。康熙皇帝六次南巡的活动之一是到南京的明孝陵祭祀明太祖。对明太祖的尊崇,在于承认明朝统治的合法性,以争取汉族士大夫人心,认同清朝的统治。

康熙皇帝首次南巡,在政治上也象征着清朝完全有效地统治着中国,通过南巡彻底征服江南士大夫的人心,首次南巡返回途中祭祀了明太祖陵。首次南巡留下了致祭明太祖陵的典礼事例,即遣官致祭后皇上亲诣奠酒。康熙帝与江南江西总督、江苏巡抚谈话中,充分肯定明太祖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要求地方官保护陵区,认真祭祀,表达对于明太祖这位“古帝王”的尊崇。通过上述活动,博得江南的士大夫对于康熙帝代表的清政权的好感。康熙皇帝在以后的五次南巡继续致祭明太祖陵,行三跪九叩头礼。康熙三十八年(1699) 第三次南巡,康熙皇帝命修明太祖陵,并悬挂御书“治隆唐宋”匾额。

康熙皇帝格外尊重明太祖,是与清朝继承明朝正统的观念连在一起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 康熙帝身体健康状况糟糕,于是在乾清宫东暖阁召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 宣布长篇谕旨, 讲述“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清圣祖实录》)的道理,要求臣下遵守,实为提前写就的遗诏。其中认为清朝与汉高祖、明太祖一样,应天顺人,为天下真主,成为中国的正统,则显示出肯定明太祖以证明清朝“得天下之正”的想法。对于明太祖的政治认同,此后的继承者雍正与乾隆也是纷纷效仿康熙皇帝。

康熙帝首次南巡,目的之一是到曲阜祭孔子庙。康熙帝在回銮中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子。其礼节之隆重,超越历代。康熙帝在孔庙奎文阁前下辇车,步入大成门。在大成殿中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并宣谕: “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还把所有曲柄黄盖留供庙庭、四时飨祀陈之。自称“朕今亲诣行礼,务尊崇至圣,异于前代。”(《清圣祖实录》)

清廷还将这次亲到孔子家乡祭奠情况编成《幸鲁盛典》,这是清代尊孔崇儒的第一部皇家专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 颁行天下,让天下人看看清帝是如何尊孔的。康熙帝在序中说“朕惟自古帝王,声教翔洽,风俗茂美,莫不由于崇儒重道。”在康熙帝看来,尊孔可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使之倾向清朝。

雍正朝的尊孔无以复加,雍正元年四月追封孔子五世王爵。雍正帝对于孔子代表的儒学有深刻的看法,认识到孔学对于维护君臣关系的重要性,看到等级秩序的建立可以保证统治的稳定。

从顺治帝开始,官方文书里诸如“满汉人民,皆朕赤子”,“满汉一体”,“满汉文武,皆为一体”等一类体现超越满洲一族利益之上的“国家”认同之治国理政谕旨,随处可见。如1728 年,雍正帝就曾针对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宗室满珠锡礼所谓“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千总以上,应叅用满洲,不宜专用汉人”的条奏,给予明确的批评,并强调指出:

从来为治之道,在开诚布公,遐迩一体,若因满汉存分别之见,则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视,岂可以为治乎? 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才质不齐,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为汉也……朕屡谕在廷诸臣,当一德一心,和衷共济,勿各存私见,而分彼此。在满洲当礼重汉人,勿有意以相违,始为存至公无我之心,去党同伐异之习。盖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有异。如满洲长于骑射,汉人长于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东南之人颖慧较胜,非惟不必强同,实可以相济为理者也。至若言语嗜好,服食起居,从俗从宜,各得其适,此则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县,亦有不同,岂但满汉有异乎? 朕自临御以来,以四海为一家,万物为一体,于用人之际,必期有裨于国计民生……总无分别满汉之见,惟知天下为公。(《清世宗实录》)

雍正此言中可见其所追求的那种因俗而治、各民族取长补短,相济为用,求同存异而整体同一的中国多族群“大一统”国家之政治特色。

雍正皇帝的《大义觉迷录》提出了新的多民族国家观念。直到雍正年间,一些人对于明朝还有故国之思,不认同清朝统治中国是得天下之正。雍正皇帝对此均予以驳斥,重新论证“华夷”观,将其所论收入《大义觉迷录》中,论述清朝得天下的政治合法性。雍正帝论证清朝得天命故能一统天下: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 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告诉人们得天命有德的清朝君主,不能以夷视之。

又说满洲如同籍贯,不能将之自外于中国: “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夷人有德同样可为中国君主。

批评华夷之辨是以往南北朝时的偏见,当今华夷一家,已经不分中外: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声言在当今“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仍区分华夷,则是“妄判中外”、“无父无君”,中心思想是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辨。

雍正帝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带出新民族问题: “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倶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之臣民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清代的国家版图、民族发生了变化,“华夷之辨”成为旧的民族观,需要建立新的不分华夷、中外的观念,这是历史给清朝提出的现实课题。雍正帝又举出韩愈所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 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并说元朝统一中国,“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提出客观评价非汉族君主应以中国君主评论而不以夷狄视之的观点。雍正帝的新“华夷”观,提出了如何处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建立“华夷一家”新民族共同体的问题。

1767 年,传教士、宫廷画师蒋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绘了第2 幅高水准的《坤舆全图》进呈并得到认可,其在地图上就直接将大清国统治地区标名为“中国”。这幅图的“图说”部分后经何国宗与钱大昕润色后,于1799 年公开出版,其中也是直接以“中国”相称大清国的。实际上还在康熙十三年,钦天监监正南怀仁刊行全国并于乾隆朝收录《四库全书》的世界地理书《坤舆图说》里,就已直接称大清国为“中国”了。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六月,《清文鉴》一书全部编成,总计二十一卷。十一月赐王以下、内外文武大臣各一部。两年后,又命教习唐古特书之官员阿尔必特祜、乾清门侍卫拉锡,会同蒙古侍读学士、中书等,编纂《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一边写满洲字,一边写蒙古字。《清文鉴》经多次增订,至乾隆时期编纂成满、汉、蒙、藏、回( 维吾尔) 五种不同民族文字的满文辞书——— 《御制五体清文鉴》,体现了对于多元民族文化的尊重,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 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 至乾隆五十年代, 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 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 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

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 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 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 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 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 的观点。“中华” 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 同义词来使用, 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 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 “元虽一统, 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 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 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 建极垂统, 至于今, 百四十年矣, 汉人之为臣仆者, 自其高曾逮将五世, 性情无所不通, 语言无所不晓。”(《清高宗实录》)

乾隆继承雍正“天下一统, 华夷一家”的思想, 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 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 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 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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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 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 乾隆继之辨正统, 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而在客观上, 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 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 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 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 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 “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 雍正是纯正的夷狄, 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 从反对“贵中华, 贱夷狄” 到“中外一家”, 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

参考资料:

【1】《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作者:郭成康

【2】《国家认同: 清史研究的新视角》 作者:常建华

【3】《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 作者:黄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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