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9月7日报道 因在街头接吻，被抓进牢里去的事，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相信了，不过，这却是真实地发生在三十年前。在70年代，爱情是严重的“违禁品”，“性”则尤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却有一本名叫《少女之心》的“黄色”手抄本在民间广泛流传，它是很多人能够找到的、流传很广的性启蒙读物。
为了读到它，青年们会背负道德重负，甚至牢狱之灾，尽管三十年后的今天，有着赤裸床戏的《色，戒》已能在电影院上映，隆胸广告中的女郎也能够在任何一个时段向电视观众搔首弄姿。这早已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时代，《少女之心》的黄色神秘感已经逐渐消退，人们发现，《少女之心》的描写，其实并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
抄《少女之心》抄肿了手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讲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华、同学林涛之间的三角恋情，曼娜有着遏制不住的两性冲动，在性和心灵方面对男性有深刻的渴望。《少女之心》自70年代起开始在民间传播。
上海学者朱大可读过十几个版本的《少女之心》，他最早接触是在1974年。“当时我还在念中学，已经不大记得是谁传给我的，拿到书后，我立即套上毛选的书皮，这样会安全些。”
“当时我们读书非常快，通常是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第二天早晨八点，书就会被另一个人取走。我往往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在15瓦的灯泡光亮下，我总是能够在下半夜之前先把全书浏览一遍，再用剩下的时间细读一些重要的章节。天亮的时刻，当我交出上百万字的大书，就像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朱大可读到的《少女之心》，篇幅不长，不到一万字，平时练就的速度，让他没花多长时间就读完了全书。
“我当时并没有想过去把《少女之心》抄下来，有些同学秘密地传抄，甚至为此手都抄肿了。不过，抄《少女之心》的人并不太多，大家也都是看过就算了，很大一部分是抄《唐诗三百首》和王力的《诗词格律》，即使是这些书，也都是违禁品，属于‘封资修’”。
在当时的手抄本中，《少女之心》是唯一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甚至被称之为“文革第一淫书”，这让朱大可有偷食禁果的感觉。“在那个年代，马路上一对情侣谈恋爱，都会被抓起来，接吻、拥抱的亲密动作，在公共场合都是流氓行为，严重违法。读《少女之心》，更是冒险行为，若被抓住，要受严重处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都敢冒这个险，青春期的那种渴望，是怎么也禁锢不了”。
在朱大可所在的中学，他认为大多数人应该都看过《少女之心》，流传非常广，因为说起曼娜，大家都是心领神会。不过，《少女之心》并没有普及到人人皆知的程度。张宝瑞是“文革”手抄本《梅花鞋》、《一只绣花鞋》的作者，他当时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没有读过《少女之心》。不过，他讲了一个细节：“在工厂值夜班时，我发现总有一些人喜欢在休息室的隐蔽处神侃，后来打听才知道，他们说的是《少女之心》，我当时比较传统，作为生产班长，还出面阻止了他们”。
这些阻止行为并没有阻止手抄本的笔笔相传，被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手抄本通过各种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少女之心》在当时甚至引起了轰动，到了1975年年初，姚文元还因为《少女之心》这一“淫秽”手抄本的广泛流行，特地颁布了“围剿‘文革’手抄本”的命令。
跟着曼娜普及性知识
不过，围剿并没有让《少女之心》的流传受阻，甚至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本书，其实，也有很多人急切地想读到它，需要它。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也能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朱大可在中学时期的几次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他们甚至为此还成立了帮会。最激烈的一次，动了刀子，结果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
“当时是一个书荒的时代，书店也都开门，但是卖的都是毛选，公开出版的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鲁迅的小说如《孔已己》、《阿Q正传》，还有八个样板戏”，张宝瑞认为，当时大家无书可读，应是手抄本流行的原因之一。
不过，《少女之心》对作家摩罗而言，更多的是知识普及所带来的欣喜。摩罗的高中两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度过的，在小镇上，他很难获得外界的讯息，能读到的书更是有限，接触到的手抄本只有两种，一种是《陈毅诗选》，另一种就是《少女之心》。摩罗至今都认为《少女之心》能够传到小镇，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摩罗读到的版本很短，大概不到五千字，“有人把那些枝枝蔓蔓的内容都删掉了，只抄最直接的性描写，接触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放心，特别小心，尽量不要让老师知道。当时是1978年，已经没有了什么恐惧感。”《少女之心》是摩罗接触到的第一份关于性的知识介绍读物。“当时因为太禁锢了，性方面的知识不能正常地传播，所以，那个作品等于承担了一个介绍性知识的东西。我当时读的版本是抄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读完，也没有想过抄下来，我还是觉得文学性太差。”
《少女之心》是作为黄色小说传播的，不过，摩罗认为，《少女之心》谈不上是什么黄色小说，在《少女之心》里面，还写了那种青年人由于对性知识的不了解，造成的那种不必要的恐慌，而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
《少女之心》中，少华跟曼娜一起拥抱后，他们双方都觉得这下子完了，曼娜要怀孕了。摩罗在一次讲座中，就曾向在座者讲起他所读到的《少女之心》的片段：“他们穿着衣服拥抱过一次，就以为要怀孕了，很恐惧。后来又仔细地想，少华说我们穿着衣服大概不会怀孕，如果不穿衣服两个人这样抱着、贴着通气那可能要怀孕。所谓的通气，他理解为肚脐眼、双方肚脐眼会通气，后来每一次约会，曼娜就找两张伤湿止痛膏，自己先贴好一张，到了那个约会的地点，给少华贴好一张，然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享受这种亲密的愉快。后来他们就有了性生活，可能他们认为现在把肚脐眼封死了，已经没有这个眼来通气，不会怀孕，不会有承受不了的后果发生。”
禁欲年代：文革查抄第一黄书《少女之心》
《看历史》杂志社 主笔┃杨东晓
它可能是那个年代除毛选和新华字典外，读者群最多的书籍。它与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的性意识一起，被压抑在地底下。
1973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二中学的朱大可参加了在操场上举行的一场流氓犯宣判大会。
台上那个外校高年级男生，偷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淫秽手抄本，在这本坏书的影响下，开始追求自己的亲姐姐，想仿效书上的情节耍流氓。他的姐姐不从，哭着把他告到了派出所。这个男生被派出所抓去后打了一顿，又放了出来。但是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到亲人，在姐姐肚子上捅了一刀。
学校的大喇叭，用义正言辞的声音宣判：“死刑”。而台上的男生居然没有一般死囚临死前的惧怕，相反，他的眼光不时睃往台下，大约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熟悉的面孔，他呲着牙笑了。他已经被各所学校的大喇叭宣判过多次“死刑”，只因没有完成各校示众这一“使命”，才一直没有拉去枪毙。
37年后，当这个案件再次被提起时，作为研究者，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皮艺军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被判死刑的中学生当时是否已成年？他是十几岁？
罪犯被带走，台下的受教育者们，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光后，再也无法回忆起这个高年级学生被“宣判”时是不是已成年，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他的姐姐在被捅一刀后，是生是死？唯有案件本身和那本被一提再提的犯罪根源——《少女之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 那个时候的“流氓们”
《少女之心》第一次传到朱大可手里，是1975年。这时，他已高中毕业，进厂当了青工。他在偷看这个小薄册子时，特地在外面套上毛选的红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怀疑。
那本至今没有作者现身的手抄本，在当年，大约有上亿人阅读、传抄过。但谁敢承认自己看过《少女之心》呢？那个时代，凡是被抓住看了《少女之心》的人，都被沦为有“流氓”之嫌。
在洋泾浜上海，市民一直习惯于用西式的发音来表达一些内容用汉语不太容易表达的内涵，比如，用“来赛”这个发音(lasses，原意小姐)指代类似发育成熟、行为开放的女性或女流氓，用“马格”这个发音(mug，有脸、嘴、抢劫、流氓等含义)表示男流氓。
在那个禁欲的时代，“流氓”一词在中国有着过于广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国，同性恋也是“流氓”。朱大可隐约听到人们悄悄耳语，某某人是个流氓，他“吸精”！
北京市公安局在文革中后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艺军此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当预审员，他回忆说，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他，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少女之心》，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少女之心》，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
“当时中国还没有犯罪学的研究，在没有对照组数据的情况下，就用这种线性思维。其实这种判断并不正确”，皮艺军说：“那时候没有人对未犯罪的少年进行调查，统计一下有多少男少女看过《少女之心》，所占百分比是多少，就直接把《少女之心》当作影响犯罪率的因素”。
1979年，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工作者廖岭珠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的《社联通讯》1980年增刊第七期《少女犯罪与性爱心理初探》一文中写道：“据某中学一个班级的不完全调查，43名学生中，承认看过《少女之心》等黄色手抄本的就有13名，有些学生甚至在上课或自修课里抄阅这类书刊”。但是这些孩子并未犯罪。实际上，大多数传抄《少女之心》的案件都是因为追查其它案件时被连带出来的。
■ 姚文元的“扫黄令”
一般情况下，如果未发生刑事犯罪，《少女之心》的“读者们”大都能安全地“潜伏”着。岂料刚进入1975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就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
《第二次握手》是被当作“黄色小说”来追查的。这一年1月7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围山插队的知青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了呢？
姚文元是在1974年10月的一份“内参”上看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消息的。他找来这本书看了一遍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在他看来，《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动，里面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它还歌颂了周恩来！这本书是一定要彻底追查并销毁的。但是又不能打着政治反动的旗号来追查，那就等于挑明要反对周恩来。于是，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成为追查理由，将其定为黄色书籍，在全国以扫黄的名义追查，这样就明正言顺了。
张扬入狱以后，并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广泛手抄传阅，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说。那时候，中国主流文坛上只有“一个作家”：浩然，塑造出没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第二次握手》当然是一本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手抄本，而《少女之心》可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少女之心》算是“文革”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为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
1975年的法庭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你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的心》是一样的，”“《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 压抑和反弹
张扬在不准写爱情的年代，“硬要”写了爱情，所以他的书“沦落”到色情读物《少女之心》的层次。而后者，是一本并无故事情节、更无爱情描写、从头到尾赤裸裸性爱的色情手抄本。
即便是在今天看来，《少女之心》也不能算是一部文学作品，甚至连一部故事都算不上，然而，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反弹，越是谈性变色，越是偷窥得性味盎然。
那时候有个词叫“作风问题”，特指“男女关系”。皮世军在分析性压抑对中国人的影响时说：“当时的性压抑是对所有人的，各级干部在性压抑之下产生的异常的工作作风，对自己的部下任何‘作风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和过度反应。谁和谁稍微多接触一点，他就可以派人去捉奸，把自己变态的压抑投射到下属身上，自己的工作作风也因为这种压抑而变成变态和粗暴。”
也正是在这种贫瘠而压抑的环境中，一些外国电影中短短的数秒拥抱、接吻镜头都会让不少人如痴如醉。在那个年代，《化身博士》、《华丽家庭》、《望乡》、《女星》……这些影片被很多青年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皮艺军接触到的一名少年犯讲述，日本电影《望乡》他看了七遍，后六次每次买完票以后就在电影院门口等着，等到将要出现早年妓院的镜头时，他分秒不差地踩着钟点进去。买那么多张票，就是为了多看几次那几秒钟。
《望乡》中几秒钟的镜头，《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中数行文字的描写都能对人构成极大的刺激。皮艺军认为，由于当时“性”在中国一直被当成最淫秽的东西，讳莫如深，所以处在性压抑之中的中国人，都还没有“脱敏”。
因为对“性”过敏，所以不能谈性，又因为对“性”过敏，所以《少女之心》中的性描写就成了一针兴奋剂。一些青少年为此而犯罪，法律和社会舆论只注意到他们对别人造成的性侵犯，却没有看到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犯下的罪——他们本该享有正常途径的性教育。于是，一本黄色读物就变成了洪水猛兽。
■ 一个县城的追查
1977年，李万盛任四川邻水县公安局治安股股长。邻水县位于华蓥山东麓，如同那个年代所有偏僻的小县城一样，闭塞而保守。在这年年底的一次公安局例会上，领导安排工作时提到现在有青少年传看黄色手抄本的动向——当时公安局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手抄本。这项工作是公安局领导参加上级公安机关召开的一次普通的工作会议上带回来的。
治安股长李万盛将这一工作安排给各街道、居委、办事处，希望这些基层群众组织能够协助工作。
一个多月后，二街道办事处的杜华珍主任向公安局反映，她的辖区里有几个男女初中生平时说话和表现有些异常。通过进一步了解，发现他们几个人在秘密传抄《少女之心》。
这5个少年自认为自己做得很严密——他们都只在半夜捂在被子里看那本手抄的《少女之心》。有的孩子家里兄弟姐妹们就睡在一间屋里，几个兄弟就睡在一张床上，都没有发现其中一人在深夜偷看手抄本，父母就更不知道了。
然而，他们平时走在街上的眼风和举止，却令居委和街道的老年人产生了怀疑。
因为尚未形成治安事件，所以李万盛没有安排公安出动，而是让杜华珍找了几位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别和这5位学生谈话。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是否通知学校和家长，李万盛认为这是关系到学生前途的一个大问题。考虑到学生对学校教育的逆反以及面临的压力，李万盛选择了低调处理。
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如此幸运。
在反映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小镇青年成长历程的电影《孔雀》中，主人公们的遭遇可谓是典型。
弟弟高卫强在复习功课时偷看一张手绘的女性裸体图，被保守而严厉的父亲发现后，把他拉到大街上暴打一顿。父亲一边打儿子一边绝望悲愤地哭喊邻居们出来，“看咱家出了个流氓啦”。半傻的大哥高卫国到学校找弟弟，竟跟着一个女生往女厕所走，被发现后遭到全校师生的追打。弟弟冲进人群，用雨伞把哥哥哥哥往死里扎。电影中，高家兄妹都是在这种迷蒙抑郁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地走过了青春期。
1977年冬至1978年初春，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邻水县结束了一次扫黄工作。县城里只发现这一宗传看《少女之心》事件，而农村区域一宗也没有发现。
33年后，李万盛回忆这次追查工作时，很是欣慰：“通过后来多年的跟踪了解，这5位学生成长都很正常”。
他说邻水县城不大，所以问题也不多。小县城邻水，令人欣慰地、平稳地度过了它在非常年代的“青春期”。
■ 幸运的孩子们
进入1980年代，查抄《少女之心》仍在继续，但烈度小了很多。查抄的主力已经从公安局变成了学校。
当年在湖北某中学上初二的陈卫东，还记得1983年的一次全班大搜查。那是下午最后一节课，他焦急地盼望放学铃响。家里枕头底下还藏着一个手抄本，马上就该传给下一位排队的同学了，他得赶在家长下班前再看一遍。
这一整天，陈卫东都惦记着书里曼娜和表哥的事，后悔没敢把那个小册子带到课堂上偷看。他手里那份是同班同学用方格子作业本抄的，差不多抄了一本。当时他还觉得这部“小说”语言不好、不通顺，心想不如自己重新写一遍。多年后，他从互联网上看到真正的《少女之心》，才发现原作者的文字功夫还不错，那个作业本上的，可能是同学们自己添加的结果。
当盼望已久的放学铃声响起时，班主任走了进来。
班主任叫大家把书包里的东西统统倒到课桌上，他要挨个仔细检查。陈卫东此时不由得大呼幸运，多亏没把书带到学校来！天黑的时候老师才检查完，放学生们离开。过了两天，他才知道那天是全校大检查，查的就是《少女之心》。后来又听说，他们学校也有“曼娜和他表哥那种事儿”，不知道是不是看了手抄本的原因。
在绵延十几年的时间里，《少女之心》几乎传遍了全国。1980年代，除了手抄本，它还以录音磁带的形式渗入校园。辽宁省某重点中学学生刘宏锋，在初中时听到过一盘不知哪儿传来的没有名字的卡带。卡带在同学间悄悄地传递，里面有一个叫“曼娜”的女生和她的表哥以及男友，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全都由一个女声朗读出来，令初中生们心惊肉跳，面红耳赤。直到1988年，已经上了高中的刘宏锋，第一次看到《少女之心》手抄本时，看到开头的那句“我叫曼娜”时，才知道原来听过的磁带正是这本禁书。
但那时，他们班上只有一本手抄本，人多轮起来看太慢，怎么办？他们决定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传阅”。刘宏锋的宿舍是搞分角色朗读，3个人读，8个人可以同时获悉内容。就在开始朗读的第一天，班主任午休时间来宿舍楼检查，发现了他们宿舍的秘密，收走了这本不到一万字的黄色“书籍”。
无数看过《少女之心》的“陈卫东”和“刘宏锋”，像他们的同龄人一样，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生活忙碌而安详。再次提到《少女之心》，他们说，算是一本性启蒙读物吧，只是过于极端，没有理论只有感性。
■ 改头换面
学校查过书包之后，陈卫东再也不敢看手抄本了。他们又喜欢上了明星画片和电影里的女特务。很多同学都把电影画报上的国民党女特务小剧照撕下来放在塑料日记本封二的透明处。女特务长头发、船形帽，使他们觉得很刺激，能直接引起生理反应。
这时同学中间又流行起著名妇科专家编写的“新婚性知识”。于是，全校都开始传看登有“新婚新知识”的杂志和书籍——这下不用手抄了，因为是公开出版的。陈卫东还记得书店能买到的这类书一毛七一本，但书名已经忘了。事实上，自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医生《新婚性卫生》这篇文章刊载于1980年《科学画报》第1期之后，中国的性禁区已慢慢打开。1985年胡延溢医生的《性知识漫谈》由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此后，书店里开始公开出售与性有关书籍。
在电影《孔雀》中，20来岁的姐姐也想看这种书，她唯一的途径就是到县新华书店去买那本《性知识手册》，自己又不好意思去买，就让十六七岁的弟弟高卫强帮她买。她托卫强去买书时无法说出口书的名字，于是有了这样一句经典台词：“我要本书，两毛四，粉红皮，五个字”。
妇科医生们出版的科学读物总算打破了几千年来暗的和几十年明的性禁区。陈卫东觉得这本书比学校发的小绿皮《生理卫生》详细得多，而且生理卫生课老师上课是不讲青春期那一章的，所以只能自己找来看，看起来有些如饥似渴。
陈卫东觉得自己还算幸运，他从15岁看《少女之心》到17岁时和初恋女友有了性的关系，从来没被人发现过，更没有被当成流氓抓捕过：“如果当时被公安局抓到了，肯定会说我是看《少女之心》，成了失足青年。”
你读过《少女之心》吗？「有故事的人」
矿区回忆
——逝去青春期和荷尔蒙
by 张樯
01
遭遇“黄书”
去年在香港旺角的一家楼上书店，竟意外发现了《少女之心》。我不敢相信，当年这本竞相传阅令人心惊肉跳的手抄本，居然堂而皇之地印刷出版了。我当即毫不犹豫地买下。
回到家中，摩挲着这本封面设计得颇为羞答答的书，我并未急忙打开，而是回忆起了与这本书相关的种种往事。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刚刚上了高中不久，与一个叫陈卫星的家伙有关。陈卫星当时可说是个知名人物，不但在整个矿区无人不晓，就是矿区以外也是大名远扬。原因倒不是他有什么惊人之举，而是他的奇装异服和他屡屡出位的行为。他是作为正式工特招到煤矿的，一到煤矿，他就因一身全套的海魂衫衫引起了轰动。想想看，大冬天的，别人都是棉衣棉裤，他也不是什么海军，不知在哪弄了一套海魂衫竟不畏严寒地穿在身上招摇过市，雪白的衣服，加上水兵帽的飘带在风中不停地飞舞，让他在着装非黑即蓝的人群里异常扎眼。我跟着他走出矿区，上街道，山沟里的人没见过世面，干冷、灰扑扑的公路上，他就像接受行人的检阅似的，走到哪里，行人的目光就跟到哪里。
我还在上学，照理跟他走不到一起。他衣装出位也就罢了，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使奸耍滑，我的妈妈是矿医务室的医生，掌握着为全矿职工开病假条的大权，陈卫星三天两头就跑到矿区医务室软磨硬泡。之前陈卫星谎称胃痛，紧皱了眉头，妈妈给他开了好几次假条，但他贪心不足，时不时来要休病假，妈妈不理他，他就直接上门来泡。寒假里我正好在家，他就“曲线救国”，向我套近乎，还不时小恩小惠一番，幼稚的我，哪能识破他的花招。看他来自城里，见多识广，又好玩，我就跟他在一起玩了。靠了我，他还真在妈妈那里多泡到了几张病假条。
我就是在认识他不久后看到那本手抄书的，一天我跟着穿着海魂衫的他，从街道回来的路上，途经水泥厂，他要我陪他去找一个人。
到了水泥厂，敲开了职工宿舍的一扇门，才知道他要找的是个女工。那女工很年轻，尚算俊俏，却带着几分冷漠，她独自一人住在这间单身宿舍里，看来尚未婚嫁。刚刚坐下，陈卫星就像对接头暗号一样，忽然问：“看完了吗？”那女工也不言语，沉下脸，起身走到床前，拉开床垫，从底下抽出一个本子，递给陈卫星。陈卫星接过来，赶紧揣到怀里，我们便马上告别了那位女工。
回煤矿的路上，陈卫星突然神秘地将这本皱巴巴的手抄本交给我，并叮嘱：“借你看吧，这是《少女之心》，手抄本，千万不能借给别人，更不能让你爸爸妈妈看见。”
揣着这本沉甸甸的书，顾不上多想，回到家后，趁爸爸妈妈还在上班，我开始偷偷翻开这本火烫的书。这本书抄在笔记本里足足有几十页，我不可能一下读完。不过，我一打开，就吓了一大跳。这本书讲一个叫曼娜的女大学生暑期回家，邂逅表哥少华后，在引诱下失身的经过；后来回到体育学院又与体同学林涛谈情说爱……书里充斥着赤裸裸极为露骨的性描写。
天呐，我一个中学生，跟女生多说几句话都会害羞脸红，哪见过这阵势！我承认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内心起了化学反应，也许应该讲是中毒了吧。那段日子，我沉溺于书中劲爆的描写里，无心功课，也无心读闲书，做任何事都无精打采，我甚至想象着能遇到一个像书中的那个女大学生就好了……我的爸爸妈妈当然不知道这个秘密，我表面仍旧若无其事，不过一有机会，我就会从床底下翻出这本藏起来的禁书，偷偷读上一段。
我现在想，当初这本书一定是在那个禁锢的年代一个备受性压抑和煎熬的家伙写出来的，然后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又经过了无数人添油加醋的再加工再创作。虽然“读书无禁区”，可我真是不该在懵懂无知的年龄里早早接触。好久我都没从这本手抄本里挣脱出来。“近墨者黑”大家说的没错，陈卫星就是一个纨绔子弟。我突然想到，陈卫星当初将这样一本书借给那位女工，分明就是在引诱人家。
这本烫手的书没在我的手中保留多久，就被陈卫星要走了。因为妈妈不再给他开病假，终于惹恼了他•，便索性与我翻脸了。后来他经常性地无故旷工，矿上就将他开除了。某年我从学校回家后，听说他又因调戏猥亵妇女，被抓起来判了几年刑。
我第二次看到这册手抄本已临近高中毕业了。彼时我已转到县一中，却不幸因为严重偏科，数理化分数过低，被理科尖子一班刷了下来，“下发”到了文科二班。这个二班虽谓文科班，却是一个集合了各种“差生”的大杂烩班级，眼看面临高考，教室里却整天人来人往，乱哄哄一团糟，谁也无心坐下用功，都想尽快拿到一纸毕业证，好早早走出校园端上一个饭碗。
就在这群同学中，我认识了谢玉窑。谢同学五大三粗，极其憨厚，红红的大脸盘上经常挂着腼腆的笑。他是来自距县城几十里路乡村的农家子弟，得知我来自矿区，父亲还是什么矿长，就极力讨好我，想到煤矿当一名工人，借机会能跳出农门。谢同学不怎么爱学习，我也一样，知道自己高考无望，索性“破罐破摔”，三天两头无故旷课，不是往家里跑，就是在小城的街道里转悠。那几天回到教室，却发现邻座的谢玉窑突然变得用功起来，整个人趴在课桌上，一直在抄抄写写，即使教室里吵翻天，他也不为所动。在好奇心驱使下，我走了过去，发现了他左边一只手捂住，正在一个本子上异常认真地誊写着什么。见我站在身边，他赶忙起身，涨红了脸，送上腼腆的笑，嗫嗫嚅嚅道：“还没抄完。”
“这么用功，抄什么呀？”
他显然对我并不设防，马上从实招来：“黄书！”
我接过来一看，名字是《曼娜回忆录》，翻开本子里却出现了少华林涛等名字，正是多年前陈卫星曾偷偷借给我的那册手抄本。本子上的字迹，就像谢同学本人一样“五大三粗”，但显然他的这本要比当年的那本清晰多了，他几乎是一笔一划，异常卖力地在抄写着。
那些日子，谢同学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直趴在课桌上进行着这项浩大的工程。然后到了放学时间，就装进那只业已发黄的军挎包里，估计回去以后还要接着埋头苦干。一天终于大功告成，他居然第一次就借给了我。
因为早已从陈卫星那里经过“启蒙”，神秘感尽失，也没这么认真研读，只大致翻翻，也不知随手扔到了哪里，没及时还给谢玉窑，后来竟不知所终。
谢同学毕业后，到底如愿以偿，进煤矿当了一名工人，不过非我的功劳，而是煤矿原本就有不少他的亲戚，大力推荐他进了矿区。后来，我在矿区也经常看到谢同学，我们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友谊，但他从未向我讨要过那本被我丢失的他异常卖力才抄写完成的手抄本。
现在回到手头这本新买的港版《少女之心》。翻看着，忽然廓清了我长久以来存在心中的一个谜团，当年这部在地下传播四方的黄书，原来由两部书构成：《少女之心》和《曼娜回忆录》。前者叙述的是以杨永红为主角的三角恋及性经历自白，其咸湿成分明显不及后者，而我们当年传阅的那本恰恰是内容更为刺激和火爆的《曼娜回忆录》。
02
美女王君秀
一直想说一说王君秀。这不仅因为她在那个年代是个美女，还因为她或者说围绕她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
那时候，坐落在山沟里的矿区，本来女人就极其稀少，更别说是富有姿色的女人了。王君秀的到来，无疑改变了这一现状，也从此紧紧抓牢了矿工们的目光。与此同时，矿工们平时的闲聊中也多了话题，多了内容。
乍看王君秀的容貌算不上惊艳，她的眼珠有些发黄，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平素也是一副慵懒、漫不经心的神情，可也许正是她的这些特点，使她与山里来的女人们区别开来，有了独特的风韵。其实她原本就不是当地人，她的家远在省城兰州，只是因为出身原因，随父母才被下放到了邻近的乡村。
漂亮的女人总是机会多，在哪个时代哪个偏僻的角落都如此，对于王君秀也不例外。在乡村做了知青几年后，她先是被抽调到公社的宣传队，然后遇到招工，她抓住机会，又进了矿区。
煤矿本来属于男性王国，虽然深入百米的井下挖煤这些高强度的工作，唯男性专属，不过，适合女性的工种也有不少，比如绞车司机、充电房、话务员等等。
王君秀最初分配在充电房上班，这是个不算辛苦的岗位，每天上班就是通过小小的窗口把充好电的矿灯交给将要下井的工人，然后收回从井下上来的工人交来的矿灯。她穿上了煤矿统一发放的蓝色工作服，头发高高盘起，可这遮掩不住她的妩媚。工人们被她吸引着，总爱往她这里跑。那时候即使一个极为普通的女工身后也跟着一长串追求者，王君秀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工人们很快发现，王君秀与他们有着不小的距离，他们高攀不起。
其实，与那些喜欢与矿工们嘻嘻哈哈打成一片的女工不同，王君秀文静，不怎么爱说话，即使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语，不怎么喜形于色，看不出情绪的变化和起伏，可以说她的性格颇为内向，甚至有些冷漠和高傲。可是她来了不久，矿区却渐渐风传起了她的绯闻和闲话。
有人说他和某个司机好上了。那个司机是县运输队的司机，平时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在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汽车是稀罕物，司机也无形中成了一门吃香的职业，虽然开着的是一辆解放车，可有很多人求着他。除了领导，平时矿工们要搭车回家捎东西，都要央求司机。一天下午放学路上，我还真看到王君秀和那个司机在一起了。也许王君秀刚刚搭那个司机的车回了趟家，正从驾驶室里下来，他们开始告别，那个司机穿着当时流行的的确良军装，极其殷勤地帮她提东西。
很快矿区又传起了他和县城某个头头的公子交往了。但这些传闻就和她与那个司机的一样都停留在捕风捉影的层面，也许当时有人看到了她和某个男人正好走在一起，然后再经过一番想象和虚构，其真伪始终无法证实。
不过，他和邓书记的绯闻却坐实了。
说来话长，这个邓书记虽然能力强水平高，却英雄难过美人关，屡屡在作风问题上栽跟头，走到哪里，绯闻都与他如影相随。他从县法院院长的位置调到煤矿担任书记，就带有被贬的性质。他到了煤矿也是故态复萌，已经屡屡传出了他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闲话，那么他与王君秀又是怎么得到证实的？因为王君秀——怀孕了。而我们家最先获悉了这一消息。照例邓书记贵为一把手，致使王君秀怀孕这么私密敏感的事情是不可能公开的，更不可能让我们家知晓。但那天我的妈妈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要送王君秀到距煤矿四五十公里远的土谷堆军区医院做手术。
我的妈妈是煤矿唯一的医生，她以前曾在土谷堆一带做过医生，在那里有不少同事，那时做人流手术绝非小事，没有关系根本做不了，他们让妈妈送王君秀去也是想走走后门，并将事态的影响限制到最低。当时因为我年纪尚小，这一切当然都蒙在鼓里，我是过了很多年才揭开了秘辛。我只记得那个晚上妈妈下班回来，正吃着饭，就被他们叫走了，她转身向爸爸交待了几句，就脸色凝重地坐上煤矿的汽车，消失在了茫茫夜色里。
几天后，妈妈回来了，随她一起回来还有王君秀，只见她脸色煞白，仿佛大病初愈。也从那天起，王君秀就成为我家的客人，住在了我家。因为她的父母不在身边，她孤身一人需要静养，无人照顾，住在我家接受我妈妈的照料，也是顺理成章的。
我不知道这是邓书记的刻意安排，还是妈妈自告奋勇的结果。但看到王君秀落得如此境遇，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我的父母本是善良之人，这时候自然是愿意向她伸出援手的。
于是一段时间，王君秀俨然成了我们家中的一员，每天与我们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我们吃什么，她也吃什么，更要命的是她还与我同居一室。我们家当时有两间房子，爸爸妈妈住一间，我和姐姐住一间，各有一张小床，姐姐那时因为到外地求学，不常回来，这样王君秀就睡在了姐姐的床上。
每当夜深，爸爸妈妈在隔壁房入睡了，这边寂静的房屋里就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也许因为我还是个孩子，不谙世事，那时候的她比白日里似乎显得更加安静和冷漠，往往和我说不了几句话就沉默了，脸上极其沉静，猜不透她究竟在想什么。
她慢悠悠地将烧热的水倒在脚盆里，就开始洗脚了，当看见她雪白的双脚泡在水里，来回搅动着，当时我虽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也不觉怦然心动。洗完脚，她就穿着睡衣睡裤躺在了姐姐的那张小床上，盖好被子，就不再说话。半夜里，我曾偷偷地打量过她，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可以看见熟睡的她就像她平日里一样平和，她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哪怕一个翻身的动作也没有，也不曾发出一丝声音，像完全熟睡了。有时候因为上了夜班，隔日一早她还会回来补觉，那日如果恰逢我没有上学在家，为不打扰她，妈妈就会叫我不要再进那间屋里，于是那间房就会拉上窗帘，关门闭户大半天，我就在门前温习功课，或到外面玩。
不久一个叫石宗琪的天津人将他妖里妖气的老婆李玲从外地调回矿上，接着还有一个颇有姿色的女知识青年牛海琴也被招来了，善于拉关系的她们很快抱成一团，与生性风流的邓书记打得火热。因为有了新的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见邓书记再来骚扰王君秀了，王君秀也依旧在我家吃住。看着她每天三班倒很是辛苦，正好医务室就妈妈一人，忙不过来，爸爸妈妈就要求将王君秀调到医务室，也许是为了补偿，书记大人恩准了。从此以后王君秀就与妈妈形影不离了，上班跟着妈妈，下班也跟着妈妈。王君秀虽然没学过医，上了班穿起白大褂，跟着妈妈很快就掌握了打针和简单的护理；回到家里，她俨然就是我们家中一份子，帮着妈妈收拾房间、做饭，她还会擀面条。这时候我想妈妈一定将她视作了她的一个女儿。
李玲她们的到来，很快将煤矿搅得乌烟瘴气，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仗着他们一家与邓书记非同寻常的关系，她开始觊觎医务室的岗位，妄图将做了多年医务工作的妈妈取而代之，背着爸爸妈妈逼迫邓书记偷偷下了一纸调令，决定将妈妈调离医务室。但在爸爸的据理力争下，加上李玲又不懂医术，邓书记也不想做得太过分，只好收回成命。看到无计可施，恼羞成怒之下，李玲有一天午后居然提着一把菜刀找上门来。叫不开我们家的门，就在房门上砍了几刀。为了息事宁人，爸爸妈妈没有报案，但无论如何李玲一家已经成了我家的仇人。
一段时间里，他们挑唆矿区的的女人们，甚至一度还想将王君秀也拉拢过去，以便彻底孤立妈妈。王君秀却不为所动，平时也不怎么搭理那一伙人，依旧与妈妈在一起上班，依旧住在我家。因为总受李玲一伙的滋扰，妈妈心情烦闷。那时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对煤矿发生的一切懵懵懂懂，自然无法开导妈妈。但因为有王君秀陪在身边，妈妈也算得到了一些安慰。但王君秀因此也惹恼了李玲一伙，他们制造了不少王君秀的谣言。不用说，这些谣言都是不堪入耳的。
一晃几年过去，我因为到外地求学，很少回家了。难得遇到节假日回家，得知煤矿已发生不少变化，邓书记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了县法院，也算是归队了。因为失去了依傍，李玲一家消停了不少，矿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以后不久，改革开放了，一时之间知识青年开始纷纷返城，此风很快也刮到了煤矿，因为符合条件，牛海琴等人便着手准备调回省城了。突然间煤矿中有此背景的青年走了不少，唯独剩下了王君秀。
她的情况似乎有些特殊，因她属于随全家从省城迁往农村的，只能算是回乡青年，不在落实政策之列。那段日子，我也看见了王君秀，还是漫不经心的神情，外界的变化对她似乎没有多少冲击和影响，她依旧在医务室上班，不过，早已搬出我家，到集体宿舍去住了。
我在做着高考最后的冲刺，一次偶尔回家却听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王君秀走了，嫁给了地区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儿子，直接调到了地区。她走得如此突然，似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像一部电影里的末尾，急转而下的结局，让你为之吃惊和突兀。听说专员儿子来到煤矿，一眼就看中了王君秀，马上提出嫁给他，她当即就同意了。虽然这个副专员的儿子是个跛子，但因为他有显赫的家庭和出身，这个缺陷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王君秀嫁给他，不言而喻意味从此将嫁入豪门，栖上高枝，成为许多人羡慕的阔太。事实上，没多久，王君秀就调到地区，到一家银行上班了。无论如何，这个选择，对于王君秀都是最好的归宿。
也是凑巧，没过两年，我们全家也随父亲的工作变动迁往地区。某年上了大学的我从外地回来，听说王君秀也曾来过家中。提及他的丈夫，那个专员的儿子，她只淡淡说了一句：连畜生都不如。她的语气平静，仿佛在说着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人。她没有透露更多的情况，我的父母也不便打问，心却悬了起来。
不知道她究竟过着怎么的生活，以后她和我父母的来往也渐渐稀少了，她依旧在那家银行上班，偶尔会在上班的路上与她相遇。在父母的印象里，岁月似乎没有改变她的容貌，她常常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映衬得她的脸色越发苍白。即使见了面，也绝口不提当年的事，只略略寒暄几句，就匆匆道别。我常年在外，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可以想象，在小城那条每天必经的上班路上，她慢悠悠地走着，许多年就走过去了。她的神情依旧漫不经心，好似昨天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03
午夜捉奸
当年批判林彪的一大罪状是他吹嘘自己是一个天才，脑瓜非但灵，而且是特别灵，是爹妈赋予的。我的印象中，那时在煤矿，有个叫关林的人也堪与林彪一比，他自信心爆棚，牛气冲天，夸耀起自己来没有界限，而且他最为骄傲的也是他的脑瓜，夸了自己不算，还忘不了要夸夸自己的宝贝儿子如何聪明，或者夸了儿子，总不忘捎带也夸夸自己。
实际上这个关林也的确有些值得炫耀和吹嘘的资本。他来自县城，读过书，有文化，脑子活，见识广，写得一手好字，加上身材高大，篮球打得漂亮，还吹拉弹唱无一不通，这使他在矿区那些大部分来自于乡村的“大老粗”中似乎算得上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也许正是他所具备的这些长处，他被矿部安排当上了工会干事。这虽不是个什么大官，却也算得上轻松风光的岗位，无非管管职工的吃喝玩乐，诸如放放电影，组织打一两场篮球赛，借借图书之类。
煤矿当时的工作，被工人们笼统地称之为“井上“和”井下“两种。所谓“井下”指的是下井挖煤，穿上工作服头顶矿灯，在漆黑深邃的巷道里作业，不但异常艰辛，而且极端危险；而“井上”指的则是在办公室里的工作，每天无非看看报纸、开开会之类，免去了下井之累，既体面又轻松。而关林的工作相信在井上的诸多岗位中都是叫人眼红的，不但好玩，还常常在人前出尽风头，而且一次井下都无需去——须知即使煤领导也少不了要时不时下井去检查工作的。
那时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极为单调，没有电视和其他娱乐节目，多半职工家又在乡村，与家属分居两地，八小时之外无处可去，于是关林那间小小的办公兼卧室的房间便挤满了人，成为矿区的一个中心，有的来打探今晚有无电影要放，或者来看看试片先睹为快；有的来借乒乓球或羽毛球拍子；有的来借书……
而关林似乎是看人下菜，如果不是煤矿的头头脑脑，或者与他沾亲带故的同乡，他一般都没有什么好脸色，有时遇见那些无所事事纯粹来串门的，他还对人家不客气地下逐客令。关林的办公室就在我家平坡下的一棵苹果树旁，有事没事我也去凑热闹，最吸引我的是他房间里的那个小小的书柜，里面装满了书，但关林看我是个孩子，根本没将我放在眼里，一次我发现书柜里上了几本新书，其中一本《电影歌曲选》叫我心醉神迷，就忍不住想拿出来翻阅，根本不敢奢望能借出来。但书柜却上了锁，我近乎是用乞求的口吻让他拿出来，他却死活都不答应，敷衍我等书等编号后再说。
也许因为手中拥有的“实权”助长了他，关林变得更牛了，平素也总是一副睥睨一切的神态，久而久之有几句话便成了他的口头禅：“还真没什么是我学不会的”“我的脑瓜就比就是别人好”诸如之类。他还逢人夸奖他的儿子惠义如何聪明：全部课文都能背下来，数学题一看就会。听到这些话，叫我这数学低能儿恨不得脚下有个地缝马上钻下去。那时候还没有基因一说，否则他肯定会说他聪明的儿子是植根了他的高智商基因。
他还不止一次向人炫耀他对女人们的吸引力，有多少女人曾向他投怀送抱。因为他早已成家，而且还有那个聪明的儿子，对于他的这些话，就像他无数次说过的那些话一样，大家相信都不过是他习惯性的“吹牛”而已。
一天煤矿机电队长高珍良来我家，我听见他对我爸爸说：“这个关林可真把牛皮都能吹破！看着吧，他迟早会出事的！。”
一语成谶，他果真出事了，但谁也没料想，他居然载在了桃色事件上。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矿区放映朝鲜反特电影《原形毕露》。通常矿区放电影是件大事，一有电影要放，消息立刻就像插上了翅膀，早早传遍了小小的山沟，前来观看的不限于本矿职工，还会将周围厂矿企业和乡村的人们一股脑吸引过来，更何况那晚放的还是朝鲜反特片。晚上等我从学校上完晚自习回来，发现家门前偌大的矿区大院早已是人山人海。好在因为近水楼台，妈妈早已搬了家中的靠背椅，占据了中心位置，只待我进去就坐了。
晚上电影场中最出风头的自然是关林，一卷拷贝放完，换片时银幕黑了，放映机前的灯一亮，这时大家都会将目光齐刷刷投去，关林遂成为全场的焦点。这时细心的人发现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年轻的女人，那女人高高的个子，似乎模样还过得去，好像是她的助手一般，在帮他递拷贝。大家都不认识那个女人，她当然不会是本矿的。但那女人前一阵子我似乎在关林的办公室见过一眼，混杂在一群人当中，他那里经常人来人往，因此当时我也没多加注意。
电影很精彩，人们第一次在银幕上见识了狡猾的女特务马桃花居然可以通过整容，假扮“好人”，来欺骗善良的人们，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机智勇敢的侦查员马国哲最终揭开了她美丽的画皮，从而让“美女蛇“原形毕露。
电影散场了，人们沉浸在惊心动魄的剧情里，走在回家的路上，也仍在议论回味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银幕下，关林和那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却上演了另一部“原形毕露”。
电影散场后，三三两两的矿工帮助关林收起挂在矿区大院的银幕，并将电影器材搬回去。在这些忙碌的人群中，还有那个高个女人。问题就出在这里，等到忙完了，人们马上都散了，那个女人却钻进关林那间狭小的屋子，再也没有出来。
也许他们过于张扬了，也许他们早就被哪个细心的矿工盯上了，一发现有了“情况”，便马上报告给了矿部，于是在政工科王干事的带领下，几位干部迅速出动，在下半夜将关林和那个高个女人双双“擒获”。
尽管当时矿工之间常常免不了开开带荤的笑话，看到某个矿工的媳妇来了，也会瞎起哄一番，但是，一个有妇之夫与一个陌生女人在大家的眼皮底下几乎是公开留宿，乱搞男女关系，却是挑战了人们的道德底线，也触碰了那根阶级斗争的神经。
据说在现场关林是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由于天晚，那个女人回不去了，便留下来跟他学习放电影。哪为什么要关着灯？因为在王干事他们前来捉拿他俩时，敲了半天门，房间里的灯才亮的。关林解释，因为学累了他们才一起躺下了。
据关林交代，那个高个女人来自邻近的石沟煤矿，不知她后来去了哪里，自从那晚以后似乎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不过，关林却难逃一劫，不几天，煤矿就召开了他个人的批判大会，他在会上要面对几百号职工公开做检查。我自然没资格参加大会。
会后听大人们透露，关林的检查一点也不深刻，虽然承认自己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在检查中却时时流露出炫耀的口气，似乎是因为个人的魅力太大，那个女人缠着他，他实在没有办法脱身才与她发生了关系。我想这倒符合关林一贯的脾性，无论什么他都能扯到他的“本事”和“魅力”上。
后来，矿部做了处理，关林被打回原形，调离工会干事的岗位，回机电队做电工，也即从“井上”调到了“井下”。
平素我在矿区常常还能见到关林，那多半是他刚从井下上来的时候，蹬脚黑色大雨鞋，着一身褪色的工作服，肩上挎着沉重的工具箱，脸上还沾着未及清洗的煤灰。一旦站下，与他聊上几句，他又会不忘告诉别人他的儿子最近又考了100分，脑瓜如何聪明，继承了他这个做爸爸的遗传等话题。但感觉他的气势已不如从前，那多半是因为听众已借故离开了。
但关林仍旧是关林，也许是为了发泄对他处理的不满，一旦牛脾气上来，他会怒气冲冲地闯到领导家中，大闹一场，领导虽然头痛不已，也拿他没办法。
关林自然是再也无法从井下调到井上了。
《少女之心》导致流氓案频发？
不过，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所读到的版本并没有这样的细节，“当时我读到的版本，没有故事，大多是直接的性描写，手抄本上并无增删的痕迹”，不过，和摩罗一样，《少女之心》是李公明读到的第一个色情文本。
实际上，当时的性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3年，周总理曾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询问实施性卫生教育的情况。并且要求中学教材上不仅要有这一章的内容，而且在讲课时应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挂图，便于形象说明。尽管当时中学二年级的《生理卫生》课本有“生殖器官”这一章，还加了插图，但在大多数中学，仍未讲授。摩罗认为，《少女之心》中对性的无知，其实就是现实的反映。
“即使到了80年代后期，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就曾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女孩，出生在县城一个干部家庭，是我妹妹的同学，她就认为男生跟女生拉一下手是肯定要怀孕的，她就整天处在那种对性的恐惧之中，她心里可能对某个男孩有很好的印象，想跟他拉手，但是一想到这个后果，又承受不了。一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个出生在县城干部家庭的女孩，都上高中了，对性知识的了解却还是这么一个认识。”
性普及的过程并不顺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长期致力于“文革”文学研究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
周勍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专家，2001年，在他与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书中，周勍率先以寻访的形式采访了十几位手抄本收藏者（仅刊出三篇），并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文章。
周勍对一位“某木先生”的访问中，“某木先生”讲述了他的抄书经历，可见当时的手抄本的传抄情景：“当时抄书是非常隐蔽的，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订一订，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来字迹都完全不一样”，“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坟包，我们就到小坟包上去抄，那儿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难补助。”
手抄本的传抄，在当时也有着一定的风险。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学为此而付出代价：“我有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姐是哭着把他送进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他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恐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很多年以后，朱大可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位同学受死前的表情：他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班级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在当时，学校针对《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传有“三不准，一立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在李公明的记忆里，1974年前后，还发生了一起轰动性的案件，有一位青年因为传抄《少女之心》被判处了死刑。周勍为此查阅了一些记载文献，在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此类案例集中发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青少办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提到，一位贾姓女青年因为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并开始寻找男流氓。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一书中，有关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实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连篇累牍，特别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书的背后》更显离奇，文中写一个名叫李军的现役军人，整天抱着一个用《大众电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痴似呆，先是跟踪少女进女厕所，近而在公共汽车上耍流氓，接着竟将战友来部队探亲的女友先奸后杀，最后被执行了死刑。
看过十几个不同版本《少女之心》的周勍认为，虽然《少女之心》在传抄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抄写者的个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体无论是性行为的叙述语言，还是细节描写，都没有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部分的介绍性白描文字的范畴。“当时民间所流传的和《少女之心》有关系的流氓案，在一定程度上是‘认罪格式’所致。我发现监狱里占绝对多数的罪犯们的‘认罪’或者‘忏悔’材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简述犯罪过程、深挖犯罪根源、无限上纲上线的自我作践，然后再痛下决心迎头赶上之类的套话，因阅读《少女之心》而犯罪也可能是在深挖犯罪动机时最容易想到的一个原因，因为《少女之心》大家都知道。”周勍并不认同把社会的性犯罪都归结为一本书，文学文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在能够更容易找到性读物的今天，强奸罪的案发事件显然应该更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传抄《少女之心》，在当时是有风险的，不过是视“情况而定”，有着变通的余地。朱大可有一位女同学看《少女之心》被老师发现，老师问她书从哪里传来的，朱大可当时还很义气地站出来承认，说是他车上捡的。“后来那个老师看我还挺讲义气的，就没有追究，也没有追究到我的学校，我是侥幸逃过去的，相当幸运。那个时候已经是1975年了，相对比1974年管得松。”到了80年代，朱大可开始得到一些《少女之心》的收藏本，“有些人直接给我了，他们的兴趣似乎在减弱，最先读到《少女之心》时紧张传递的情景并没有继续发生。”不过，在当时读过十几个版本《少女之心》的朱大可，从来没有想过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写这本书。这在当时是一个谜团，现在也是。
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就没有人清楚
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比较十几个版本，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我记得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周勍读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外，还有《梅茹回忆录》、《我和我的表哥》，不过，有些版本没有写书名，或者直接加上一个书套。
在2004年，曾经传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从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rrylink）那里得到一个版本，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周勍也曾接到过一个电话，称他有一个亲戚是山东一个检察院的干部，办过这个案子，“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我很兴奋，《少女之心》的作者是一个谜，我当时和白士弘极力想找到作者。于是，我赶紧再和对方联系，但是他提供不了这个资料，我说我可以马上赶往山东，见那个检察官，他后来就不和我联系了。”
不过，朱大可却认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认罪书”，“从我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经验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当中，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
摩罗曾经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写序，“当时摩罗、余杰风头正盛，白士弘通过朋友就找到了摩罗，希望他能写序，在当时，摩罗的序能够直接地拉动销量。”周勍告诉记者，在序言中，摩罗高度称赞《少女之心》，认为《少女之心》立意不在渲染所谓黄色，而在表现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摩罗还因此猜测作者很可能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就像张中晓、黄翔、赵一凡、北岛等人一样，是当时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这篇序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对一部黄色小说评价过高，不靠谱。在《少女之心》的评价上，呈现出两极化的状况。”
但是，作者是谁，她为什么写这本书，对于双方而言仍然是一个颇为好奇的谜团。“如果当初我们找到了作者，也许是好事，也许未必是。”周勍读过《第二次握手》的两个版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只有八千到一万字，但是张扬后来扩充到了几十万字，如果《少女之心》的作者还在，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扩充，但是，我可以肯定观众的兴趣已经不会太大，性的暧昧已经逐渐消除，我们甚至每天都能够在电视上见到裸露着身体的广告，以及无意中流露的性暗示。”
大事记
●1974年因《少女之心》中提到的“学黄帅”运动起于1973年年末，1974年达到高潮。出版人白士弘依此推断，《少女之心》开始在民间传抄的时间最早约是1974年。
●1975年“文革”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作者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第二次握手》于1979年7月正式出版。在“文革”期间，《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都被列为“坏书”。
●1980年第一期《科学画报》刊登了北京郎景和医生写的《新婚性卫生》一文，当时便有人欢呼：“性禁区被打破了”。同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江西胡廷溢编著的《性知识漫谈》，该书于1985年和1988年再版，发行总数达280万册。
●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出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并计划在全国5000所中学开展青春期的性健康教育。
●1997年重新修订后公布的《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原流氓罪中“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被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聚众淫乱罪”被收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在《少女之心》传抄中，被抓获罪者多以“流氓罪”判处。
●1998年《焦点》在该年的第12期杂志上发表《〈少女之心〉冒名走江湖》一文，文章称在深圳发现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少女之心》，该刊记者经采访后获知，哈尔滨出版社并未出版该书，《少女之心》的书号盗自《数学的历史思想与方法》。
●2001年《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出版，这是对“文革”手抄本进行的第一次系统整理，收录《远东之花》、《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江南》等7部流传于民间的手抄本。出版人、时任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的白士弘在图书面世同期对外发布消息，寻找手抄本的第一作者，以无果告终。
●2004年白士弘在1月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向公众展示了《少女之心》的书样，该书计划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过印刷完毕后，正待上市却被叫停，相关部门同时通告各有关出版社，不得安排该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