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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十大“龙兴之地” 得之龙兴方可得天下

news.xixik.com   2017-8-30 23:52:54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围棋里有“金角银边草肚皮”的术语,会下围棋的人都知道,围棋是先占角,后占边,最后才是中腹。中国古代历次统一天下的模式就是先角后边最后才是中原,因为角远离中原——斗争的焦点,容易生根和发展。中原是斗争的焦点,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战乱中心。

龙兴之地,每个朝代都有,也称为起源之地或发迹之地。龙兴之地是帝国的“王霸之基”,是地球灵气汇聚之地,也是宇宙原力觉醒之地,是人类历史的焦点和世界的重心,也是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尖锐激化,孕育着重大社会变革和时代飞跃之地,更是人才辈出,虎踞龙盘,龙腾虎跃,风起云涌,风云变幻之地。

一般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指的是朝代的龙兴之地: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及地方政权的起源地。第二种指的是开国皇帝的龙兴之地,即政权创始人出生之地。第三种指的是开国皇帝的发迹之地,也就是政权创始人最初控制的地区。本篇文章中所称的“龙兴之地”就是指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及地方政权的起源地和政权创始人最初控制的地区。

每个国家的开国都城,为龙兴之地;有封地并在封地起事或发展壮大的,为龙兴之地;祖居地或开国君主出生地,也是龙兴之地。

赴美生子利与弊

每个朝代对于自己朝代龙兴之地的态度都有所不同,有的会给予其政治地位上的升级,有的会毫不关心,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具有迷信色彩。

龙兴之地和五德说一样,都和风水说法有关,认为龙兴之地是龙脉所在地。从商代起就已经有了龙兴之地的概念,当龙兴之地说法在民间盛传时,就具备很大的意义。

当创始人出生时,常常形容当天夜空紫微星发亮,当地龙气飞腾,异象丛生,祥瑞降临。天子出,代天牧民。

创始人立国立朝后,基本都会厚待龙兴之地,有的龙兴之地都会有执政者的祖庙设立,有的龙兴之地也会被升为陪都(如:北宋升龙兴之地宋州为南京),有的龙兴之地则没有。当龙兴之地发生灾害或者叛乱时,有的创始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救灾或平叛。

围棋里有“金角银边草肚皮”(先角后边再中腹)的术语,会下围棋的人都知道,围棋是先占角,后占边,最后才是中腹。中国古代历次统一天下的模式就是先角后边最后才是中原,因为角远离中原——斗争的焦点,容易生根和发展。中原固然重要,但正因为它重要,所以它是斗争的焦点,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战乱中心。

回顾中国历史,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也往往是那些边角势力。具体来说,在中国古代,有可能、有资本统一天下的边角地区,也就是滳河流域、周原、关中、河北、兖州、中原、漠北草原、东南、满洲、井冈山和延安十个。对照整个中国历史,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势力也确实出自这十个地区里的一个。因为滳河流域、周原、关中、河北、兖州、中原、漠北草原、东南、满洲如此特殊的地位,所以,这十个地区被称之为“龙兴之地”“王霸之基”。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十个地区凭什么获得如此殊荣和赞誉。

1、殷商的龙兴之地——公元前17世纪的滳河流域:

传说商人是黄帝的曾孙——高辛氏(帝喾)的后裔,居黄河下游的滳河流域,有着悠久的历史。 舜时,商族出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领——契。后来商人把他称作“玄王”,作为始祖,并编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颂歌来赞美他(《诗经·商颂·玄鸟》)。

夏朝太康失国时,契的孙子相土开始向东方发展,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孙冥 “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上》),商人“郊”祀之。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发展。

到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国语·周语下》说:“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滳河流域沃野千里,自然条件适宜,加之莱人留下的生产技术,使商族迅速壮大,为灭夏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条历尽沧桑的古滳河,虽经常年淤塞,但故道依然清晰可辨;虽流域内各地俗名有异(商河县及邻县今称“土马河”),然依旧上下贯通、一脉相承,仍以其苍老的容颜呈现在世人面前。为商河及其流域的人们默默做着贡献着,苍老的古滳河啊人们会铭记你的-----土马河(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济南市近郊济阳县境内)。

2、西周的龙兴之地——公元前11世纪的周原:

周人是一个后起的姬姓部族,兴起于今陕甘一带,十分重视农业。周人图腾以熊(大人)为标志,后稷的父、母系分别为我国陕甘一带姬姓有熊氏(尧舜时期有熊氏只是方国,已经失去数百年前黄帝的尊号)和姜姓(炎帝的后代)有邰氏长期通婚之后裔。他们认为后稷(姬弃)是他开创周朝的们的始祖,并把他尊为农神,西周的农官之长便以“后稷”命名。

从后稷到到文王中间有若干个王,《史记·周本纪》、《世本》记载有十五代,依次是后稷(名弃)、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昌,而《汉书》记载有十八代。

到了不窋时代,周人迁徙到戎狄之间。公刘时为了发展农业又迁至自然环境优异的豳。到达豳地以后,周人开垦田地、营建房屋、并确立了一套举行祭祀、宴会的礼仪。“京”、“京师”就是源自公刘时代对国都的称谓。 商王武丁时期,周成为商的封国。公亶父(后来被追尊为周太王)时,为避免西北戎狄部落的滋扰,周人再次迁都至岐山脚下的歧阳周原。这时政治设施有了长足发展,王宫设皋门、应门,国都设宗庙、社稷即始于此时。

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根据地。周人最终成为一段伟大历史的主角!

周原为周人的发祥地、西周故都。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的岐山县、扶风县和眉县的一部分。为周族之祖古公亶父率众由豳地所迁居之处,

广义周原东起武功县、西至凤翔县、北至北山、南到渭河,总面积数百平方公里;狭义的周原遗址指岐山、扶风两县接壤处的周原核心区20多平方公里。

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长安区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此时,商王朝政治腐败,内外矛盾空前尖锐。文王认为伐商条件已成熟,临终前嘱太子发积极准备伐商。武王即位以后,趁商朝主力征战在外之际,周武王率军东征,武王九年,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为古代重要渡口)。前来参加大会的诸侯和部落首领,据说有八百之多。在大会上,周武王举行了誓师仪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是一次“诸侯所由用命”的重要会盟。出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虎贲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

到2月5日,武王的联军就在殷都的郊外牧野与纣王的军队摆开了决战之势。因为民心的归向,纣王的军队毫无战心,反而倒戈帮助武王。所以,没费太大的力气,武王就攻进了都城朝歌。纣王眼看大势已去,就登上花费巨资为自己建造的鹿台自焚身亡。殷商王朝也就这样灭在了纣王的手中。

3、秦、汉、隋、唐的龙兴之地——“山河四塞,百二秦关-关中(公元前8世纪-公元7世纪的雍州)”:

首先,因为泾河、渭河、洛河及其支流的冲刷,关中形成大面积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当年大禹治水,勘定九州,其中关中所居的雍州之地的“八百里秦川”土壤最肥沃!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关中如此肥沃、如此广阔的土地,使得关中在经济上先天性地领先于其他地区。

其次,关中东有函谷关,北有萧关,东南有武关,西南有散关,四赛以为固,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这使得关中相对独立,可以远离纷争、暗自积攒力量,便于发展和壮大自己。

再者,关中在地理位置上对汉中、巴蜀和关东高屋建瓴,在乱世争霸中,这使得关中对其他地区具有天然优势。中国历史上,大秦帝国、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都是先整合关中,然后攻取汉中和巴蜀,最终才东出统一天下的。

唐代中期,随着边防重心的北移,以及资源的消耗殆尽,关中开始没落,不复昔日风采。

4、东汉帝国的龙兴之地——“上游之势,临驭六合-河北(公元1世纪的冀州)”:

首先,河北地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处,这使得河北自古民风彪悍、多慷慨悲歌之士,也容易出产悍不畏死的精兵(自古燕赵多侠士)。

其次,河北依山傍海地理环境,使得河北既有渔盐之利,又有畜牧之足。

再者,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对中原具有屏蔽作用,这使得河北对整个天下具有上游之势。新莽末年,天下群雄争霸关中,刘秀审时度势,先取得战乱较少的河北为基业,然后徐图关中。最终,刘秀凭借河北的形胜一举统一天下。唐朝中期,安禄山造反、率领河北十几万大军席卷整个中原。这固然有中原承平日久的因素,但是,河北对整个天下的天然优势,也是重要原因。

5、魏晋帝国的龙兴之地——公元3世纪的兖州:

兖(yǎn)州(古作“沇州”),古九州之一,在今山东西部与山东河北交界处,在古黄河与古济水之间。

东汉末年,在朝廷,外戚和宦官争权,使朝廷陷入循环内斗。在地方上,各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压榨百姓,人民苦不堪言。加上天灾接续不断,百姓纷纷揭竿起事,成为群雄割据的导火线。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黄巾军主力虽然在同年就被镇压,但却沉重打击了汉王朝的统治,使早已腐朽不堪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养祖父是宦官曹腾,历侍四代天子,汉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汉灵帝时官至太尉。在关东联军瓦解后,曹操开始四处征战,先大破于毒、白绕、眭固、于扶罗等,占据兖州,复收编了青州黄巾军三十万,势力渐强。

初平二年(191年),曹操在东郡大败于毒、白绕、眭固、於扶罗等,袁绍表其为东郡太守。

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治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人迎曹操出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当年冬天,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又助袁绍打败刘备、单经及陶谦诸军。

初平四年(193年)春天,曹操在匡亭六百里大追击大败袁术、黑山军、南匈奴。徐州牧陶谦率军攻入兖州南部的任城,曹操率军征讨陶谦攻克徐州十余城。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奉立东行的汉献帝于许昌后,开始“奉天子以令不臣”(袁绍、刘备等诸侯认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由朝廷名义来讨伐各地诸侯;先后破袁术、灭吕布、降张绣、逐刘备。势力发展成兖、豫、徐三州、兼有部份司隶、雍州等中原地区。

曹操于公元196年颁布了《置屯田令》,实行屯田。在令文中,他从定国安邦的战略高度,充分肯定了秦皇汉武奖励耕战,实行屯田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屯田积谷的重要意义,指出“夫定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秦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电四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实行屯田的赋税意义在于力求解决前代遗留下来的农民与土地相分离的社会矛盾,为恢复农业生产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亦为曹魏财政提供租税来源,为曹魏政权奠定了坚实的赋税基础。

为安置流民,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曹操对汉代税制进行了改革,将定率回税制改为定额四租制,算赋口钱的人头税制变为户调制。实行定额四租,对农民的好处是税率低、负担轻,增产不增税,并可免除地方官吏在估产时所进行的额外盘剥。实行户调制则具有鼓励生产的意义,一是比较适应农业与农民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形式,二是可使农民避免因家庭人口增加而带来的增税之累。曹操在《收田租令》开篇即强调“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具有鲜明的赋税负担均平思想。

6、后周、北宋的龙兴之地——公元10世纪的中原:

中原又称中土、中州、华夏,是指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义上包括今河南省全部、山西省东南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南部、安徽省北部、江苏省西北部。狭义上指今天的河南省。 当与外族对应时,中原又泛指中国。

中原,本意为“天下至中的原野”,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被视为天下中心。 中原地区随着华夏民族的大融合以及中原文明的扩展而逐渐向外蔓延,扩大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汉族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文化比较先进的华夏民族以别于四夷而称中华。

中原地区是中国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古都数量最多的地区,夏朝、商朝、西周、东周、玄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隋朝唐朝、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辽朝、北宋、南宋、金朝、民国等先后有20多个朝代 ,3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逐鹿中原,方可鼎立天下。中国有历史记载或考古证据表明较长时间的主要政权的八大古都中,中原地区占据四个,分别是洛阳、开封、安阳和郑州。

后周的首都是开封,统治范围包括今河南、山东、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湖北北部以及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等中原地区。

后周的疆域大抵是华北地区与关中地区,后来还有淮南地区。政治核心因为战乱与经济因素,由长安、洛阳过渡到开封。当时关中因战乱而荒废,较强的藩镇只有岐国李茂贞与定难军,而河陇地区也持续衰退,而开封处于隋唐大运河中枢地位,负责转运河北、关中、江南与湖广地区的货物,是天下粮食、货物的转运站。当关中因战乱而荒废时,聚集天下财富的开封就成为五代的首选地位。五代的战争大多以开封的宣武节度使与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对峙为主,例如李克用的晋与后梁、后晋与后唐、后汉与占据中原的辽国、北汉与后周等都是如此。这也是因为太原所位于易守难攻的太行山山区,如果获得背后北方民族的支援,能够与位于平原的开封鼎力争位。

后周的范围与唐朝后期相比,萎缩明显,比之范围小,外族大举占领中原的周围,最后建立辽国与西夏。河西地区被归义军、甘州回鹘与吐蕃诸部所占领。燕云十六州在938年被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国(后为辽国),使汉、唐以来北方的国防线全部后退,黄河北岸几乎没有屏障。再加上中国政治核心东移,使得五代、宋朝备受辽国的压力。而安南地区被静海军的首领所割据,并在吴权于白藤江之战击败后汉军后,使越南北部地区正式脱离中国。而在陕北夏州割据的定难军,也在宋朝时建立西夏

7、元朝的龙兴之地——公元12-13世纪的漠北草原、肯特山脉

漠北草原地处北亚的一个地形十分复杂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北部是雄伟起伏的山峦,有阿尔泰山、萨彦岭、杭爱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兴安岭。这些山峦海拔一般都高达2000米,山上大都布满了茂密的森林。这些森林只不过是西伯利亚泰加森林的延伸。同西伯利亚泰加森林一样,在这里,山的北坡上多是高大而耐寒的落叶松,南坡上多是一般的松树。这种亚高山森林一直延伸到海拔1900米甚至2200米高处。森林以下则是湿润的山坡和幽深的峡谷。在这种山坡上和峡谷里,生长着许多潇洒的雪松。再往下,在河流的两岸,人们可以看到挺拔的杨树、美丽的松树和轻盈的柳树,它们像是沿岸给河水送行,一直送到辽阔的草原中心方才止步。

这个地区的牧场从山麓开始伸展开去,牧草特别丰美。但是,越是往南,由于戈壁地区风色的影响,随着土质的不同,这种亚高山牧场就逐渐演变成了布满百合科植物、苦艾和狗牙根草的草原。在这个草原上,狗牙根草是牲畜最喜欢吃的牧草。

春暖时节,一望无际的草原宛如宽广的绿毯,曾引起过无数歌颂英雄业绩的抒情诗人的倾心赞叹。春天过去,夏天来临。6 月时,草原上缀满鲜花,五颜六色的花朵争奇斗艳,一直持续到7 月中旬。7 月中旬以后,酷热的风掠过草原,一扫满地的碧绿,整个草原顿时一片枯黄。

由此可见,在这里,草原的“微笑”为时并不长。10月开始,冬天来临,暴风雪肆虐无忌。从11月开始,坚冰在地,水竭不流,溪流上下,顿失滔滔。直到4 月,地气转暖,流浙始漂。在这严寒的冬季,整个蒙古地面只不过是朔风凛冽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一部分。而从7 月中旬起,酷热的气候又使蒙古地面变成了亚洲撒哈拉的一部分:草原在烈日下颤抖,烈日在空中燃烧;而每天中午时分,则又必遭到暴风雨的突然袭击。所以,蒙古四季气温变化颇大:在库伦,即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冬天最低气温为摄氏-42.6 ℃,夏季最高气温则高达摄氏38.2℃。此外,无论是在春夏还是在秋冬,无论是在山区还是在草原,狂风常常会从天而降,其风力之强劲几乎可以把人从马上掀下来。蒙古人之所以成为古代强悍的种族,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中,在这片充满风险的土地上千锤百炼出来的。

只有具有强健的不易被摧毁的体魄的人,才能在这种气候变化无常的条件下生存下去。这些森林狩猎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即在森林的边缘地带以狩猎为生的民族和在大草原上以游牧为生的民族)的粗矿形象是:低低的鼻梁,高高的颧骨,肤色深棕,目光犀利,胸廓坚实,虎背熊腰,关节粗大,双腿罗因(因常年骑马所致)。

他们的马匹并不高大,而且鬃毛蓬乱,但却像他们一样粗暴和耐劳。此等之马,此等之人,天生不惧风暴雨雪的袭击,不畏卷着热沙的狂风的扫荡,天生善于北登林木森森的群山,南越滴水不见的戈壁,天生要驰骋奔突,与草原和森林的动物图腾——鹿和狼竞技争先。

蒙古人在成为草原游牧民族以前,起初是森林狩猎民族。据说,在北方,有一座林木茂密的名叫额儿古涅。昆的山,山上有一个山洞。一天,一只苍狼,更确切地说是一只青色的狼(孛儿帖赤那),从这个山洞里走出来。后来这只狼碰到了一只作为它未来的伴侣的鹿(豁埃马兰勒),双双跑到了后来的蒙古国土。据成吉思汗家族的史家说,这只狼和这只鹿从贝加尔湖(腾汲思海)来到斡难河之源——不儿罕山(圣山),即今之肯特山脉,定居下来。这里是圣地。此山脉海拔高达2800米,山顶是光秃秃的花冈岩石和片麻岩石,蒙古人的至高无上的神长生天就住在这山顶上。山顶以下是稠密的森林。后来,成吉思汗一生中每当处于关键的转折关头,就来此登上圣山,拜倒在长生天下,求长生天保佑他度过难关和取得成功。

成吉思汗的先辈时代感染环境灵气,其父也速该死后葬于此山。成吉思汗本人亦多次受此山荫辅,躲过大劫,他终生酷爱此山,每逢重大事件,必进山朝拜长生天,获得内心平静,同时获得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若历史学界推测正确,成吉思汗也应葬于此山附近。

汉朝大将军在此封禅祭拜战神的行为来推断,此地应是战神的地盘,虚拟升腾,将才辈出。按《山经》所述的龙脉走势,此地应是北出华夏的兑龙山脉和东奔华夏的震龙山脉的交尾之处,同时具备两条龙脉的血性和冲动,一旦有真龙出,注定要完成惊天动地的伟业。《山经》说这里的每条山脉延绵不绝,一直深入沙漠瀚海北面,气势磅礴,风俗粗犷,性格硬朗。

所以,肯特山似乎可以说是蒙古命运的主宰。此山脉将此地分为两个地区,北面是森林地区(泰加森林的延伸),南面是草原地区(草原地区以南是荒凉的戈壁滩)。至于那只狼和那只鹿在其源头定居下来的斡难河,则是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过渡性河流。它的上游地区是泰加森林地区,它的下游是草原地区。草原上的河床是粘土和沙土,河水时而枯竭,时而泛滥。河的两岸牧草丰美,最宜放牧。那只苍狼和那只白鹿在上天安排的这个地方相爱,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巴塔赤罕。巴塔赤罕就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

蒙古原为森林狩猎部落,进入草原后,游牧畜牧业很早期的蒙古诸部形势 快发展起来。在辽朝的统治下,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铁的输入,促进了蒙古各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的氏族制度迅速瓦解,私有制日益发达。部落中的伯颜(富者,蒙语bayan的音译)多担任首领,社会分化成世代当首领的那颜(贵族,蒙语noyan的音译,意为“官人”)和依附于贵族的哈剌抽。贵族通过掠夺战争获得更多财富,并俘掳人口作为孛斡勒,世袭占有。有势力的贵族拥有从属于个人的那可儿大首领还组织了护卫军斡孛黑(氏族,蒙语oboq的音译)组织的形式虽还存在,但已不是原始的血缘氏族,其成员包括了贵族和来自不同氏族或部落的侍从、属民与奴婢。贵族的儿子继承父亲分配的一份属民和奴婢,分别自立家业,并继续扩展,由此不断分衍出新氏族。在频繁的相互掠夺战争中,一些氏族和部落为了保全自己,扩大势力,结成了联盟。

约11世纪上半叶,蒙古部首领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攻灭了斡难河南的强部--札剌亦儿部,从此“形势浸大”。海都次子察剌哈宁昆(又译察剌孩领忽)受有辽朝的“令稳”(即领忽,小部族官)官号,其子想昆必勒格升号“详稳”(即想昆,大部族官),父子相继任辽属部官。金初,全蒙古各氏族和部落组成大联盟,推举海都长子之孙葛不律(又译合不勒,成吉思汗的曾祖父)为汗(qan,意为君主),蒙古部首领自此始用汗号。察剌哈宁昆的后裔号泰赤乌氏葛不律汗家族号乞颜氏(Qiyan),各自都拥有许多部众,成为蒙古部中最有势力的贵族。

铁木真出生之前,公元12世纪的蒙古高原部落纷争。这些部落曾对辽、金两朝有臣属、纳贡的关系,但又时常叛变,侵扰辽、金边境。后来,金王朝利用归顺的部落征讨反叛的部落,还经常挑拨蒙古各部落,令他们互相仇杀,一时间蒙古草原战火频仍。某史书说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星天旋转,诸国争战,……没有逃避的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成吉思汗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在这片充满风险的土地上被千锤百炼出来的盖世英雄。

成吉思汗生于蒙古贵族乞颜部世家。约在1170年,其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也速该的遗孀月伦领着铁木真和他的几个弟弟度过数年艰难生活。少年时期的艰险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勇敢的性格。蒙古部主忽都剌汗死后,蒙古部众大都在札木合控制之下,铁木真投靠札木合,随他游牧。铁木真笼络人心,招徕人马,最后脱离札木合,建立自己的斡鲁朵。约在12世纪80年代,铁木真称汗。札木合率领札答阑、泰赤乌等十三部来攻,铁木真兵分十三翼迎战,因实力不敌而败退,史称十三翼之战。1196年,铁木真和克烈部脱里汗出兵助金,于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打败塔塔儿人。金授铁木真以察兀忽鲁(部长)官职,封脱里汗为王(脱里汗从此称王汗,语讹为汪罕)。铁木真与王汗联兵攻打古出古乃蛮部,回师途中又与乃蛮本部相遇。王汗见敌势盛,不告而退,把铁木真留在乃蛮兵锋之下。铁木真发觉后,迅速撤兵,回到自己牧地撒里川(在今蒙古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反而把王汗暴露在敌前。王汗大败。因为有许多蒙古部众在王汗处,铁木真怕他们被乃蛮吞并,对自己不利,便派称为四杰的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领兵援救王汗,击退乃蛮。铁木真在部落争战中善于利用矛盾,纵横捭阖,逐渐摆脱了对王汗的臣属地位。

1201~1202年,铁木真和王汗联兵,大战札木合联盟(塔塔儿、乃蛮等部落联盟)获胜,札木合投降王汗。1202年,铁木真消灭了四部塔塔儿,占领了呼伦贝尔高原,实力猛增。1203年王汗对铁木真发起突然袭击,铁木真败退到哈勒哈河以北。不久,铁木真乘王汗不备,奇袭王汗牙帐,克烈部亡。同年,汪古部也归附铁木真。1204年,铁木真消灭了乃蛮太阳汗的斡鲁朵,成为蒙古高原最大的统治者。

新兴的蒙古贵族渴望占有大量财富。1205年、1207年和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1211年,又率领大军南下攻金。1215年,蒙古军占领中都,在辽西消灭金守军,攻占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1218年,灭西辽。1219年,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西征,向花剌子模发动了侵略战争。他几路进兵,分割包围了各战略重镇,各个击破,采用大规模屠杀、夷平城市、派被俘人众打头阵等残酷手段震慑敌人,解除自己后顾之忧。战场上的主动权全在蒙古一方。1219年,蒙古军围攻讹答剌城,次年攻克。1220年,成吉思汗攻下不花剌、花剌子模新都城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等城,术赤、窝阔台、察合台率兵攻克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拖雷一军进入呼罗珊地区。哲别、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穷追花剌子模统治者摩诃末算端,后者逃至里海孤岛病死。哲别、速不台率军继续西侵,远抵克里木半岛。1221年,拖雷占领呼罗珊全境。成吉思汗追击新算端札阑丁至印度河,不获而还。1222年,在占领区置达鲁花赤监治。1223年,在撒麻耳干驻冬,次年起程还国。成吉思汗西征,进行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大破坏,给中亚各族带来极大灾难。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次年西夏亡。1227年夏历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病逝,临终提出联宋灭金的战略。大皇后孛儿台生子四人:长子术赤,为钦察汗国诸汗之祖;次子察合台,为察合台汗国诸汗之祖;第三子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第四子拖雷,后裔为元代和伊利汗国皇室。忽兰皇后生一子阔列坚,后裔入元封河间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攻金灭夏,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军事才能卓越,战略上重视联远攻近,力避树敌过多。用兵注重详探敌情、分割包围、远程奇袭、佯退诱敌、运动中歼敌等战法,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另一方面,他作战具有野蛮残酷的特点,大规模屠杀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很大。13世纪主要封建国家社会危机深重,为成吉思汗实行大规模军事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8、明朝的龙兴之地——“龙盘虎踞,东南形胜-东南”(公元14世纪的扬州):

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 他的皇帝梦不亚于美国梦

在大部分人眼里,建都南京、立足东南的政权都是短命鬼(例如东晋和南宋等),实际则不然。东南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民风劲勇好武,是天然的用武之地。之所以东南政权给人以短命鬼的形象,主要是两点原因。

第一,长江流域开发比黄河流域晚。东晋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迁,这才使得长江流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才真正赶上并超越黄河流域。

第二,在南北对抗中,东南政权往往采取拉锯的错误做法。大元帝国末期,东南地区已经成为天下最富庶的地方,而大明帝国建立后,朱元璋不与元军在河南拉锯,而是出山东、直捣北京,这使得大明帝国北伐最终获得成功,并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个实现由南向北统一天下的例子。

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渡江至安徽当涂,名士陶安偕李习及乡里父老迎谒,即被召见。陶安向朱元璋献议:“海内鼎沸,豪杰并争,明公(指朱元璋)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朱元璋问他:“吾欲取金陵(今江苏南京,历史上以金陵著称)如何?”

陶安说:“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

朱元璋从其言,留参幕府,授左司员外郎。不久朱元璋攻克集庆(今江苏南京;历史上以金陵著称),授陶安为兴国翼元帅府史令。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称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任陶安为左司郎中。

9、金国和清朝的龙兴之地——公元12世纪和公元17世纪的满洲和东北地区:

中国东北的满洲地区地处山海关以东的辽东地区,处于战略上远离中原斗争中心的边角地带,容易生根和发展!又有松嫩平原,辽河平原,三江平原等大平原,沃野千里,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被称之为金国和满清的“龙兴之地”和“王霸之基”。

1.金朝是由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所建立,以渔猎为生。唐朝时称为靺鞨,五代时有完颜部等部落, 臣属于渤海国。辽朝攻灭渤海国后,收编南方的女真族,称为熟女真,北方则是生女真。辽朝晚期朝政混乱,天祚帝昏庸无能,辽廷不停的索求贡品, 并且鱼肉女真百姓。1112年天祚帝赴长春州与女真各族的酋长聚会时对完颜旻等酋长肆行侮辱,使完颜阿骨打决意反抗辽廷。

在女真30多个部落中,完颜部最为强大,完颜部逐步地统一了女真各部。公元1114年9月,完颜阿骨打命女真各部人马誓师来流水(今拉林河),开始了为期十年的伐辽战争。

随后女真军队在宁江大捷和出河店之战中击败辽军。1115年年1月阿骨打在“皇帝寨”(即后来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之白城)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是为金太祖。

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时对群臣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11] 。”于是以大金为国号,望其永远不变不坏也。一说女真兴起于金水,故国号名金,在部份文献中,“金源”因此成为金国的代称 。

金朝建国后,与北宋定“海上之盟”向辽朝宣战,于1125年灭辽,然北宋两次战辽皆败,金随即撕毁与北宋之约,两次南下中原,于1127年灭北宋。迁都中都时,领有华北地区以及秦岭、淮河以北的华中地区,使南宋、西夏与漠北塔塔儿、克烈等部落臣服而称霸东亚!

2.满清的先祖是女真族,发源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在南宋末期以前,他们曾经占据过整个华北地区,后来被元太祖成吉思汗所灭掉,明初,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部。后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明朝在东北设立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作为管理机构,女真各部皆臣服于明朝清朝统治者为出身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建州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时为明朝建州卫左都督,1433年因部族冲突被害。1440年建州部南移,最终定居于赫图阿拉。南移后,建州女真部与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

1583年,努尔哈赤袭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东海女真部,统一女真各部。 还筑城池、设大臣、定法律、理诉讼、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按军事组织形式,把女真人编制起来,在贵族控制下进行战争和生产活动,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巩固了努尔哈赤的统治地位。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起兵抗击明朝。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伐明。1619年,明朝在萨尔浒之战惨败,几年间丧失辽东七十余城。

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沈阳。1625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当年农历三月三日在拜祭祖陵后,便率亲族百官自东京(辽阳)起程,夜宿虎皮驿,翌日抵沈阳。从此沈阳成为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不过,努尔哈赤在1626年的宁远战役中被明军的大炮打成重伤,不久逝世。 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继续对明朝展开攻势,并联合蒙古各部,势力不断扩大。

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史称清朝,清代;也称呼大清国、清国。 因为统治者是满族也有满清这一称呼。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驻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降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入关后20年时间里,清朝先后灭亡大顺、大西和南明等政权,基本统一全国。

清朝最初建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1621年迁都辽阳,1625年迁都沈阳(改称“盛京”),1644年定都北京,以盛京为陪都。

赫图阿拉城是中国满族后金政权都城,也是满清的龙兴之地!赫图阿拉又称兴京、黑图阿拉、赫图阿喇或黑秃阿喇,满语“横岗”之意。故址在今辽宁省新宾县。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始建城堡于此。2年后,又增修外城。内城周2千米,努尔哈赤及其亲族居住。外城周4.5千米,居住精悍部卒。外城北门外,铁匠、弓匠分区居住。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即汗位,建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定都于此。天命六年(1621),始迁都至辽阳。天聪八年(1634),尊为盛京。今仅内、外城城墙有部分残存,城门遗迹尚清晰可辨,其余建筑已荡然无存。

中国历史上三大龙兴之地

一、大秦帝国鼎盛形势图

围棋里有“金角银边草肚皮”的术语。回顾中国历史,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也往往是那些边角势力。具体来说,在中国古代,有可能、有资本统一天下的边角地区,也就是关中、河北、东南三个。对照整个中国历史,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势力也确实出自这三个地区里的一个。因为关中、河北、东南如此特殊的地位,所以,这三个地区被称之为“龙兴之地”“王霸之基”。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三个地区凭什么获得如此殊荣和赞誉。

二、西汉鼎盛形势图

“山河四塞,百二秦关-关中”。首先,因为泾河、渭河、洛河及其支流的冲刷,关中形成大面积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关中如此肥沃、如此广阔的土地,使得关中在经济上先天领先于其他地区。其次,关中东有函谷关,北有萧关,东南有武关,西南有散关,这使得关中相对独立,可以远离纷争、暗自积攒力量。再者,关中对巴蜀和关东高屋建瓴,在乱世争霸中,这使得关中对其他地区具有天然优势。中国历史上,大秦帝国、西汉帝国、大唐帝国,都是先整合关中,然后攻取巴蜀,最终才东出统一天下的。唐代中期,随着边防重心的北移,以及资源的消耗殆尽,关中开始没落,不复昔日风采。

三、东汉鼎盛形势图

“上游之势,临驭六合-河北”。首先,河北地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处,这使得河北自古民风彪悍、多慷慨悲歌之士,也容易出产悍不畏死的精兵。其次,河北依山傍海地理环境,使得河北既有渔盐之利,又有畜牧之足。再者,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对中原具有屏蔽作用,这使得河北对整个天下具有上游之势。新莽末年,天下群雄争霸关中,刘秀审时度势,先取得战乱较少的河北为基业,然后徐图关中。最终,刘秀凭借河北的形胜一举统一天下。唐朝中期,安禄山造反、率领河北十几万大军席卷整个中原。这固然有中原承平日久的因素,但是,河北对整个天下的天然优势,也是重要原因。

四、大明帝国鼎盛形势图

“龙盘虎踞,东南形胜-东南”。在大部分人眼里,建都南京、立足东南的政权都是短命鬼,实际则不然。东南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民风劲勇好武,是天然的用武之地。之所以东南政权给人以短命鬼的形象,主要是两点原因。第一,长江流域开发比黄河流域晚。东晋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迁,这才使得长江流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才真正赶上并超越黄河流域。第二,在南北对抗中,东南政权往往采取拉锯的错误做法。大元帝国末期,东南地区已经成为天下最富庶的地方,而大明帝国建立后,朱元璋不与元军在河南拉锯,而是出山东、直捣北京,这使得大明帝国北伐最终获得成功,并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个实现由南向北统一天下的例子。

五、大唐帝国鼎盛形势图

新莽末年,赤眉军率先攻占关中、拥立汉室后裔刘盆子为帝,在争霸天下的过程中取得极大优势。然而,赤眉军随后贪图逸乐、不思进取,最终被后发制人的刘秀攻灭;东汉末年,袁绍雄踞河北四州、拥有“四世三公”的声望。然而,袁绍狂妄自大、不纳忠言,最终被势力弱小的曹操攻破;元朝末年,陈友谅占领长江中游的两湖之地,兵多将广,对长江下游的朱元璋高屋建瓴、构成严重威胁。然而,陈友谅好大喜功、盲目自信,最终被朱元璋彻底剿灭;以上几个事例充分说明了“国之兴亡,在德不在险”。后人读史,当引以为鉴。

为什么中国古代王朝的龙兴之地大致有一个东移的趋势?

周——陕西 秦朝——陕西 汉——汉中 东汉——河北 晋——河南 隋朝——陕西 唐——山西 宋朝——河南 元——蒙古 明朝——江苏 清朝——东北

这是政权根据地的转移,是农耕文明对应地球环境变迁的转移,是民族融合的历史必然。自古以来,政权多出于长江以北,华夏部发于黄河流域,沿海的东夷部与长江以南南蛮部要么战败被俘,要么归于华夏。殷商征东夷而被西周夺了天下,中原正统地位被确立。东南方一直在政权斗争之外,直至五胡乱华,晋人被迫南迁,大量文人士族迁到长江南岸。江南鱼米之乡,富庶,安定。隋唐时期,同样远离战火,经济文化鼎沸,自成一统。直至宋初,攻灭南唐后,官场还有规定,南人不得为高官,王钦若算是头一份。

当然必须要明确的是龙兴之地既不一定是定鼎天下后的首都,也不一定是逐鹿天下前的就封之地,而应该是在逐鹿天下过程中,可堪作兵税粮源来经营的经济根基,政治大本营的后盾之地。

周朝

以经营关中起家,以河洛慑关东。以镐、洛为两都,宗周、成周分工并重。龙兴之地算陕西关中。

秦朝

以经营关中起家,吞巴蜀为粮仓。以咸阳为都。龙兴之地算陕西关中。

西汉

刘邦的轨迹可以说是南北东西的辗转流窜。反秦战争中,沛公是项楚系小弟,论不上有大本营。后来虽然就封汉中,但在楚汉战争伊始,暗度陈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迅速抢夺下秦经营为百年之久的利器关中。楚汉争霸期间,刘邦靠早前灭秦时“先入关中者王”“优待秦卒不杀子婴”“约法三章“还军灞上”这些举措,已经争取到了关中的民心和与统治合法性。后来是萧何坐镇栎阳治关中,才给了刘邦在关东越败反越强的战争实力。这也是后来决定在咸阳残城对岸兴建长安的原因。刘邦对巴蜀也是沿用秦国治略,虽是作为腹地后方,但并非中枢所在,燎原之势的四年楚汉战争也难以过多依赖这个远在险地的大粮仓。刘邦在南郑更像是一次短暂的喘息修整性质。实际龙兴之地也在陕西关中。

东汉

也是一次特有的统一过程。是历史发展到豪强政治阶段的形势所成。刘秀本来是南阳豪强,虽有声望资本,但是在内部支持竞争中落败。最终是与河北豪强(功勋系)联姻,在河北豪强资助下进行独立的二次创业,后再次收服颍川豪强(帝都系)、南阳豪强(帝乡系)。东汉开国是这三股势力借民心思汉,迅速促成的一次刘汉借尸还魂,是关东势力对抗承袭西汉的关中旧贵的胜利。后来定都洛阳其实正是取中(河北、颍川、南阳、关中)的最佳位置。但光武明章三帝借迁都热议,关中正宗,在政治上扶持了关中势力(故都系),一直搞各方牵制平衡,所以是到白虎观会议之后才彻底定调关东本位。这也是东汉以后门阀政治兴起的伏笔。论龙兴之地的确是在河北。是关东的南、中、北三大板块中,北方的河北板块对关中板块的一次成功反扑。

晋朝

就相对复杂一些了。晋其实是承袭自北方统一政权魏,是一次内部更替。论基业本源,是曹操与袁绍争夺河北板块的胜利。曹操着力建造的大本营是邺,属当时河北板块的面向中原与关中的战略咽喉。曹操一直经略的是以深耕河北以为腹地之战略。后来曹丕称帝定都洛阳,而篡位的西晋也承袭洛阳,这一关中、河北、中原的三大板块的交汇要地。这是魏晋立国后的都城选择,是重新经营东汉国家战略的国策,而非曹操争夺天下时的王朝龙兴之地。与西周立国后加设东都的情势类似。击败蜀汉与东吴,也是国祚稳定,国土大治,体制成形后的国力与国命之争,而不是昔年军阀势力创业之初,兼并地盘的偏军事之争。所以应当把魏晋连起来看,实际龙兴之地仍是被东汉魏晋逐渐开发成熟的河北。

隋朝

晋隋间相差的三百年,不得不说一下。从东汉就衰落的关中再次崛起,有几个历史节点不能忽略。关中在光武明章时期仍以西京京畿提振。虽然在董卓之乱中长安人口再次锐减,从大都会沦为单纯军事重镇,但秦汉经营数百年的基础设施没有完全被荒废,在魏晋逐渐恢复元气。后来定都长安,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苻坚时期,是五胡中第一个大力作汉化努力的北方蛮族。北魏前身的代国降君,就是在苻坚的强硬汉化措施下进入长安太学接触汉文化,这是之后北魏全面汉化形成北朝的文化种子。长安在此期间一直是高举汉制旗帜的汉文化存苗高地。后来全面强制汉化的北魏分裂,长安的西魏、北周一系又是务实得把胡人政制优点,坚持保留到最大程度的政权。承袭自西魏、北周系的隋朝之所以能够统一,背后其实更是一种胡汉政治制度优点结合恰到好处的政治文化之胜利,是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三百年大分裂之首要命题:民族融合难题之最终解决方案的胜利。虽然,此时迁都关东的离心力已经达到了关中政权历史之最,但毫无疑问,隋朝的龙兴之地是在陕西关中。

唐朝

说是山西,不妥。因为李渊虽然就封山西,而且以太原作为制衡河北板块的重镇。但唐朝统一的根本,还是身为八柱国贵族的李渊,借汾渭平原狭长一体之势,从太原迅速南下夺取长安,劝服关陇集团效忠自己的承隋战略。而武德年间整合天下的东征西讨,都已经是关中本位下的方略了。这也是钻了隋炀帝试图东迁的空子,更是以隋炀帝东迁失败为鉴的关中本位之回归。说山西是龙兴之地,或许从感情上李渊自己都会这样说。但历史要这么看,李渊生下来时就已注定封唐国公,那就看不出规律了。作为逐鹿资本的角度来说,唐朝真正的龙兴之地仍是陕西关中。

宋朝

唐宋之间,或者严格说中晚唐+五代十国这段时间。关中的龙兴之命算是到头了。原因很多,比如气候变化,长期孱弱的中央无力防止外族对京畿基础设施的屡次破坏,财政困难下又难以及时修复,大运河交通革命下的经济中心转移导致关中陆路交通优势消长不再,唐末军阀对长安城的彻底拆毁及对关中人口的强制迁徙,外患压力重心由西北转至东北,西夏立国对宋朝和蜀汉立国对曹魏一样使长安始终处在战略争夺的前线而无法着重开发,等等。关中板块的优势全无。而河北板块的北部(幽云地区,幽州即今北京周围),因为东北方向崛起了一支强族契丹,也在汉地版图上被阉割掉了。而且这支胡族深怀北魏汉化梦想,不再是打劫汉地,而是大有经营汉地的国家意识。此时,不用多说,能够站在前沿作为强干弱枝化的新政权之中枢,抗衡河北与西北势力的最合适区位,就是中原,就是河南,就是承袭五代遗产的宋。北宋应运而生,龙兴之地在河南豫东。但是开封这国门身处平原,辽国如剑悬头顶。不消几日其骑兵便可南下,兵临开封城下,北宋始终被动。而且终宋一朝,不得不向南开发耕地和商贸,却在版图断崖的河北平原板块中部拉开一道“退耕还林,平地挖沟”的溏泊防线(著名的白洋淀就是那时挖出来的),实际上破坏了河北平原中部地带的农业经济,暂时压住了之前就时不时就利剑出鞘的河北势力(此时为契丹)。当然,这也把河北的核心地带从传统的安阳-邺城-邯郸(其实是一个区位城市的不同时期名字),彻底北推到了辽金元持续经营的北京。

元朝

说是蒙古。可真正灭南宋,完吞汉地应该说是坐镇北京时完成的。汉家龙兴之地的标准和规律不太适用元朝。整个蒙古黄金家族肯定是龙兴蒙古高原。但说向南开拓汉地的大元开国君主忽必烈,最初就封是关中王。而定鼎天下的坐镇之都,是元大都。既然是汉化程度不高的外族,就不提龙兴之地了,虽然蒙元是以河北为战略支点完成的统一,但蒙古崛起与汉地版图龙兴规律没有太大联系,那是异族间的灭国战争。元朝还干了件没品但实用的事,就是奠定了今天区域制衡的省域界限雏形,让很多今天只对行政地图有印象的中国人根本搞不清历史上传统的竞争区位版块是什么样,有了每个省份在历史上都是一体的错误概念。强调,我说的河北板块不是今河北省。

明朝

当施行百年文化双轨制的蒙古,统治基础已然松动,军事力量远不如开国之初。始终对中原农业视为ATM机的元朝廷连黄河治理都不好好做,致使北方荒疏糜烂,中原经济衰落,失去了遏制南方复辟势力的经济基础。在宋朝大力开发了三百年的南方,作为最富庶,最容易产生士族力量和需求的东南,肯定不会闲着。南京本身就是南方历朝政治中心,形胜所在。朱元璋一生的奋斗,主要是在东南地区的内部竞争中胜出。朱在内部竞争中胜出后,后来北逐胡虏的悬念反而不大。明起自东南,已经是关中、河北、中原三大板块力量都衰弱时,作为关东平原南、中、北之南方板块,这历史最后的选项了。何况它此时拥有最傲人的经济实力。虽然后来的削藩靖难表明,汉地统一后的都城仍需历史重新选择。但明朝龙兴于东南,是符合龙兴板块规律的。

清朝

满清入关是历史意外事件触发的。但也是汉地腐朽后迟早的必然。作为立国三世的汉化倾向很高的外族,坐拥潜力巨大的东北平原,加上夺取了其与关东大平原咽喉相接处的五朝都会北京,统一本就不是梦。这与元朝相似又是一次以河北为战略支点完成的统一。但说龙兴之地,只能说蒙古高原势力衰落以后,东北的渔猎民族趁势而起,北胡力量中心也跟着东移到东北平原。这也是外部视角下的龙兴因素了。龙兴之地毫无疑问是彼时华夏新晋平原板块东北。新中国其实也是卡锦州取东北奠定基础,但是近代争议太大,因素更复杂,不多说了。

司马迁早早就总结过:“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中华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期大体上符合这个规律。而地缘框架被拉到更大的世界格局时,宋代以后,运河、海运、现代化交通相继兴起后,中国的内部竞争势力已经从关中-河北轴心,转为河北-江南轴心了。这里要提一句,宋以前的洛阳和长安是长期作为一体双城,处同一战略板块。那时的洛阳与长安的关系首要程度,比与今天行政区划同省的开封的命运关联更强,应划作一类。

西北狼,东北虎,东南一片温柔乡,逐鹿在中央。大关中板块(含关陇、豫西)、河北板块、江南板块、中原板块,这就是传统汉地兴起争霸势力的四大兵源粮源地,是中国东部大平原上三个平原顶角板块和一个中心板块的逐鹿宿命。龙兴地更迭的大体路径是:

北(晚商-今安阳/河北)

西(周-今西安/关中)

西(秦-今西安/关中)

西(西汉-今西安/关中)

北(东汉-今北京/河北)

北(魏晋-今安阳/河北)

西(前秦-今西安/关中)

北(北魏-蒙古高原)

西(周隋-今西安/关中)

西(唐-今西安/关中)

中(北宋-今开封/中原)

北(辽金元-蒙古高原→今北京/河北)

南(明太祖-今南京/江南)

北(明成祖-今北京/河北)

北(清-东北平原→今北京/河北)

最终成功的势力始终是在这几大板块间决出。虽然宋以后,由<西-北>轴心,转变为<北-南>轴心。但始终未脱离从中国农业核心区的三个角,进行对整片东部大平原的争夺。这期间北部外力极强时,幽州即北京部分被割离,穿插了一次平原中心区域的北宋。无论历史上一代代真龙天子生于何地,长于何地,但只有在兼并天下的战争,正式入局时,驾驭住这几个板块的其一,才有可能最终定鼎九州。

西-北轴心时期,西与北的核心区域是关中板块与河北板块,两个板块的核心城市分别是方圆25公里内的“镐京-咸阳-长安”和方圆50公里内的“邯郸-邺城-安阳”,洛阳位置则大致取中,以邺城系所靠太行山脉与长安系所依秦岭山脉为两翼,为关中东门户兼中原西咽喉,是关中、河北、中原三大板块的交汇点。洛阳之利在于逐鹿后的平衡,所以很少是龙兴之地,却是西-北轴心时期与长安最为互补的定鼎之城。西安(镐京、咸阳、长安)-洛阳-安阳(邺城、邯郸),是三个处在西-北轴心方向弧线上的城市。由于北宋为了防御辽国对河北农耕经济版图的破坏性改动,宋以后的河北中心城市由邺城系转至北京。中晚唐时江南崛起为经济高地,长安与江南曾短暂出现西-南轴心,很快就因为关中的衰落转为北-南轴心,形成了河北板块政治中心、东南板块经济中心的区域分工。河北板块核心城市至今仍为北京,东北板块在清以后的成熟更是加固了北京的这一地位。东南板块的江南中心城市则有几次变化,杭州(运河),南京(政治),上海(海洋)。

至于轴心转向的原因,上边零星提到,有很多,很复杂,说一些显见的:

外患压力由西北向东北转移再转向海洋,河北与外族战争规模、频次逐渐大于西部和南方;

运河、海运、现代化交通的提升,促进了东西、南北经济、人口的此消彼长,重塑了各板块交通地位;

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耕地开发及南方的贸易经济开发,肥沃的东北平原并入及其农业成熟;

全球化的格局框架被逐步拉大,主要对外窗口由西北陆路走廊变为东部海洋,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崛起,下南洋移民潮更提升了南方经济、海洋经济的重要性;

气候变化,农耕、游牧文明分界线随降雨量线南移,早期北方由湿润气候变为半湿润气候,东部平原大片原始森林逐渐消失成为耕地,农业逐渐饱和;

秦岭森林、黄土高原及北方水资源恶化,关中人口经济衰落及西北地区荒漠化加剧;

随着中国农业从零星逐渐发展成面,面积较小且不含次级平原,但早期作为精优地理单元的关中平原,面对整合各个亚平原后,开发饱和的东部大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其经济优势好权重被削弱。随着后唐朝关中基建、水利荒废,巴蜀板块逐渐与南方在经济上关联整合加强,大一统政治思潮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共识,早期分裂状态的东部大平原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必然得到整合划一,关中板块早期在军政上逐个击破的单体优势也逐渐被削弱。

唐朝以后,黄河水文恶化。南方人口、经济在中晚唐开始超过北方,且以顺延长江和海岸线两条黄金线为最;

唐朝的世界战略之成功,不仅使汉人制度在大东亚被广泛推崇,也使相继崛起的北方少数得到制度武装。汉地农业文明的富庶也更加被觊觎。唐朝之后,北方不得不抵御突厥、高句丽、吐蕃、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的轮番入侵,北方的发展环境不时恶化。

唐怛罗斯之战后,伊斯兰文化东进,整个大西北,西域至甘宁、关中直到同治回乱前,都长期被异教文化蔓延,西域亲汉佛教文化消亡,汉文化亦(儒法思想,汉传佛教)转而进入数百年的收缩态势,汉文化高地转向东南。直至晚清平回乱,西北极盛伊斯兰文化已然冲击政治时,才被强力遏制;

元清少数民族统治者不愿深入汉地腹地的统治战略;

军事技术的发展,统一文化的加深,使得内部战事减少,尤其在唐以后再未出现过长久的大分裂和大争之世。西部多山地形的防御作用对经济存果的保护不在像之前那样重要。大平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耐力值也得到长足提升;

唐朝以后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接受汉化,其汉化程度远深于北部胡族,这都有利于南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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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使得明清时期引进大量的抗高寒作物,河北、东北的粮食增产,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技术的提升也削弱了高寒地区的生存成本。河北、东北的人口增长更加强了河北板块和政治、经济地位;

作物种类、化肥农药、现代种植技术的提升,更利于东部地力较差但平坦的平原地区提高粮产量,和降低南部山地的耕种难度。这削弱了古代西部黄土土壤更适合早期农具作业的效力优势和地力优势。南北方农业对人口权重发生一定程度逆转。

中国历史上的领导阶级大体经历了:先秦贵族地主时期,东汉魏晋南北朝士族地主时期,唐宋明清庶族地主时期。先秦贵族地主在秦、西汉两朝瓦解,齐民意识和集权制度得到发展,士族力量开始壮大。但从两汉交替之际,由于制度性的阶层上升渠道缺乏,地方豪强到东汉与士族阶层牢固结合,形成了士族地主阶级,并逐渐壮大。到魏晋确立九品中正制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等于是贵族时代的第二次形成出现。在中央集权受挫的形势下,三国乱世,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轮番上演。胡人的上层政治制度简约化垂直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士族政治的掣肘及分权的弊端,给集权制度注入几次强心剂。但逐渐深入汉化的胡人也开始面临制度选择。北魏的胡人向士族转型的尝试,重新弱化了集权。直到西魏实行八柱国制度,将士族力量缩小,最终取得了制度和效率优势。而隋唐推出科举制,则进一步加速士族政治推出历史舞台。当宋朝庶族政治牢固以后,汉地统一政权内部的政治稳定性已经非常之高。内部大分裂的持续时间和频次都渐渐减少。适用内部的龙兴机会已经很少。逐渐被腹地化的关中等传统板块登场的机会和频次都大大减少。外部压力下,更为靠近北疆的北京,成了外族与汉人反复争夺的前沿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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