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有人为明太祖朱元璋叫屈，为何他推翻蒙古族的统治，结束了汉族自宋朝以来的屈辱历史，恢复民族平等，汉族重新掌握中原大地的统治权，是汉族最后一个大一统政权的开创者，但是历史上没有把他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放在一起比较呢？
秦始皇，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者，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采用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奠定了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统治的基础。
汉朝是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享国四百零五年，汉武帝开创的汉武盛世是中国第一个盛世，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丝绸之路，影响深远，让儒学成为中国两千年的主流思想，奠定了汉朝强盛的基础，史上成为强汉。
唐朝是五胡乱华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唐朝在当时是最强盛的帝国，声名远扬，同世界各国交流频繁，现在世界各国的唐人街就是从唐朝流传下来的，唐太宗还被称为“天可汗”，历史上，称为盛唐。
宋朝是个承上启下的朝代，国家重文轻武，经济繁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百姓安居乐业，两次倾覆于外患，是中国为数不多不是亡于内乱的王朝。宋朝不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起汉唐来也毫不逊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给当今社会提供了优良范本。
那么明太祖朱元璋有什么历史功绩？明粉说：光复了汉室啊。
那么仅此而已，怎么可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呢？
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朱元璋，是明朝的创业皇帝，少年时代的朱元璋只不过是元末淮河流域间的一个放牛娃，只不过是一个为了勉强活命而不得不出外流浪了三年的小和尚。但就是这个曾经一无所有的逃荒者，打从24岁投奔农民起义军，从一名小兵开始起步，仅仅经过17年传奇般的奋斗与征战，登上了堂堂一朝开国天子的宝座，他是中国古代皇帝里出身最卑贱的，他是成功了，但是他只实现了自己逆袭梦。 朱元璋残杀功臣以厚子孙，他只是建立了朱家天下。
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只有朱元璋和刘邦是出身于平民。越是底层出身越是心狠手辣 什么狗屁平民皇帝。朱元璋幼时贫穷，不比刘邦，刘邦在起义前就已经是亭长，算是秦帝国的基层干部，这一点上比朱元璋要强一些，朱元璋完全是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的，曾为地主放牛。1344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作乱，1356年被部下诸将奉为吴国公。同年，攻占集庆路，将其改为应天府。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北伐中原，结束蒙元在中国的统治。至于歌颂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是个搞笑的逻辑。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后先平定西南、西北、东北等地，最终统一中原。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享年71岁，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葬明孝陵。
朱元璋残酷无情，他既是皇帝也是流氓化的农民。朱元璋性格有严重缺陷，晚年偏好诛杀，使得一代开国元勋很少有善始善终者。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过河拆桥大杀开国功臣？朱元璋残酷无情 他既是皇帝也是流氓化的农民。朱元璋犯了三个错误：两个害苦了明朝一个拖累了中国 。
《明史》上记载：（至正）十二年（1352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彻里不花惮不敢攻，而日俘良民以邀赏。太祖时年二十四，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当举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闰三月甲戌朔入濠见子兴。子兴奇其状貌，留为亲兵。战辄胜，遂妻以所抚马公女，即高皇后也。
朱元璋只是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到濠州城拜见郭子兴，此前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履历，他出身贫寒，祖上几代都是贫农，大字不识一个，十七岁父母双亡，他进入寺庙当和尚，没有部众，也没有起兵抗元的战绩，啥都没有，就因为郭子兴觉得朱元璋长得比较特别，有可能比较帅，惊讶到郭子兴，于是就直接留作警卫员了，而且短短的时间内就把闺女（义女）马氏嫁给朱元璋了。
元末，无论是刘福通、朱元璋，还是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对于腐朽的蒙元统治者来说，那当然都是正义之师；但若拿各支农民军互相比较的话，那恐怕就没有正邪之分了——各家都是为了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
朱元璋最后的胜利既非继承元朝，而是从群雄手中抢夺的天下的。朱元璋灭元几无贡献 打农民军摘桃子捡漏成功。“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朱元璋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朱元璋夺得天下没有必然，当然是历史的偶然。
比元氏蒙古更加歧视汉人 压迫最重
朱元璋在剥削压迫人民方面，同样不遑多让。。朱元璋给明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朱元璋26个儿子的下场 给子孙取名到清朝差点被杀绝）：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开始为五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每人赏赐田地40万亩（朱元璋24个儿子，全被封为亲王），这还不包括其他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丰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到明朝后期，朱氏子孙及家眷家奴达到近百万人，全国80％的土地都为皇族所有。祟桢年间，全国田赋收入才2800万石，但宗室所需俸禄却要3000多万石，农民做牛做马也活不活这么多朱氏子孙。同时，明朝官员的俸禄却为历朝最低，但朱元璋却以反贪的名义杀死了无数官员，光是洪武四大案，朱元璋杀死的人就不下十万，其中不乏帝国精英。以至官员每次上朝前都要向家人道别，害怕自己回不来。官员的工资养不活自己一家老小，不贪怎么办？有意思的是，明朝后期因为养不起皇族财政紧张，下令取消全国驿站，于是失业没有活路的驿卒李自成，干脆举起了造反的大旗，然后他和张献忠一道，把朱家人杀个精光。明朝大难临头朱胡子真庸儿 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 朱元璋百万子孙大结局：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而供养这些皇族的沉重压力，无疑都压在了老百姓身上，百姓不堪其苦，必然会铤而走险。尽管朱元璋制定了严刑峻法，规定“凡造反者株连九族，祖孙三代皆斩”，但仍然不能阻挡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据不完全统计，自洪武到宣德60多年里，大小农民起义达到411起。
这是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不过，朱元璋对乞丐倒是比较“同情”：朱元璋推行户籍绑定的管理模式。这导致破产农民除了在家饿死，几乎没别的出路——因为当乞丐，也是朱元璋不允许的，就是自己祖传的技能可不能被人霸占了。
下面只是一小部分，敢问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做冒着杀头危险起义？
洪武三年（公元1370），泉州起义
洪武四年，阳山起义
洪武五年，潮州起义
洪武六年，罗田起义
洪武七年，儋州起义
洪武八年，桂平瑶民起义
洪武九年，八寨起义
洪武十年，古田起义
洪武十一年，吴勉起义
洪武十二年，潮州起义、眉县起义
洪武十四年，广州衢州处州温州起义
洪武十五年，铲平王起义
洪武十六年，永新、龙泉起义
洪武十八年，吴奤儿起义
洪武二十年，惠州起义
洪武二十二年，赣州起义
洪武二十五年，徽州起义
洪武二十八年，更吾莲花大藤起义
洪武二十九年，田九成起义
洪武三十一年，古州林宽起义。
这是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说到底，朱元璋和其他专制帝王一样，对老百姓的压迫和剥削一点都不少，而且还更多了。偏偏有人把他抬高到了“人民领袖”的地步，吹捧得极为过分，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三百年后，清朝根据明朝的蓝本，继续维持这一制度。从此，华夏民族陷入六百年的痛苦状态中。只是谁也没想到，清朝灭亡一百年后，一群没吃几天饱饭的低层次人口，居然怀念起了牛马不如的猪猡明朝。公务员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错误有哪些？这真是历史的悲伤和无奈。
朱元璋对子孙的溺爱换来了皇族的屠灭和大明的覆亡，他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也极其糟糙。朱元璋百万子孙大结局：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也许我们会说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恢复了汉族当家作主的地位，这难道不值得称颂么？但是所谓民族的概念其实不断在变化中，当年我们也是说蒙古族、满族是异族，但今天又有谁说满人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算元朝把蒙古和色目人地位定得很高，是朱元璋推翻了这种制度。但朱元璋建立的新制度，却把皇族子孙的地位定得比蒙古和色目人更高，成为依附于中华民族肌体上的寄生虫。朱元璋认为元朝以宽仁失天下，所以他决定建立一个对民间空前严苛的王朝，从而使中华民族日趋衰败，被西方民族超过（中国在明朝已经开始落后西方 朱元璋罪孽深重、中西方的经济差距何时拉开？）他，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在各代开国帝王中，朱元璋是最没有理想、私欲最旺盛的一个。有些人歌颂他是平民皇帝，为民考虑，真是有病。
史上统一天下后杀戮最重的帝王
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总结了这样一句话：“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很多老板只能允许员工共患难，却很少能与他们同享福。
纵观历史，所有的开国之君都异乎常人、能力非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人才，让人觉得自己能够带领他们完成大业。
只不过，历史上像赵匡胤这样的君主不多，杯酒释兵权也不是人人都能书写的佳话。很多跟随皇帝打天下的臣子，在皇帝稳定局势之后，都会被以各种理由处理掉，丢了官职都还是运气好，身死族灭才是常态。
特别是出身低微的皇帝，猜忌心明显更重。像汉高祖刘邦，为了在夺取天下时笼络人心，将他们个个封王。可一旦国内局势稳定、地位巩固后，刘邦就再也容不下他们，将他们以各种理由处死。还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其实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都有朱元璋这样维护皇权的想法，但对待功臣的做法差异却非常大。自信又有情怀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凌烟阁24功臣，还有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云台28将让人们看到了啥是伟大的君主，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也让人觉得很有温情，就算是“兔死狗烹”的汉高祖刘邦，也只是杀了韩信、英布和彭越等少数几个人，从来没有人像朱元璋这样几万几万地杀。
一代暴君朱元璋 不谈功绩只谈人品与畜生无异。朱元璋冷血、刻薄、蔑视人权，其实骨子里他是自卑的，因为他出身最卑微，所以才会对功臣以及士大夫官僚集团是这样的态度，这让明朝和同样是汉人政权的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没有宋朝那种温情脉脉，同样是达到了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明朝却总让人感觉是黑暗、冰冷的。
朱元璋保守、自私，缺乏团队精神，缺少人情味，更没有深层次的人文情怀，比同样出身草莽的刘邦也少了那种英雄气概和豁达的胸襟，所以尽管他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构建了明朝的政治社会框架，创建了同样是国祚长久的大明王朝，但他依然不能被称为伟大。
朱元璋统一天下后，对待功臣刻薄到极点，他是史上统一天下后杀戮最重的帝王。我们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诛杀了韩信等异姓王，但是对自己身边的功臣却很优待，张良、萧何、陈平等都享受富贵而得以善终。而朱元璋呢，“洪武四大案”，先后被杀的官民便达到了十几万，有些官员虽是罪有应得，然而朱元璋喜欢大肆株连，到处扩大案件范围，不知道有多少冤魂在这里面。徐达妻子谢翠娥进宫看望亲如姐妹的马皇后时，无意间说了一句：“我家不如尔家（阔绰）。”朱元璋就以“心怀僭逆”的罪名，将谢翠娥杖杀。
洪武九年，官员为了办事方便而引起的空印案，朱元璋认为各级官员相互勾连，犯下了欺君重罪，将相关官员全部逮捕治罪。布政使系统以下，各道、府、州、县掌握印信的官员全部被杀，副手以下则被杖刑后发配充军，获罪被杀和受到株连的至少达到了三四万人。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诛杀丞相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后来又几度兴大狱，牵连扩大，连韩国公李善长等人被株连处死，李善长的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此案延续了十年之久，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受牵连而被处死者多达三万余人。
洪武十八年，为了惩治贪官而引出的郭桓案，又是牵连甚广，此案牵连的官员更是遍布全国十二个布政司，被杀的人达到了数万人。由于牵连范围太广，最终引发一场蔓延至全国的骚乱，民间富有者无不因此破产。朱元璋后来为了平息民怨，又不得不将主审此案的吴庸处死。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以蓝玉谋反为名，将北伐元朝的名将灭族处死，接着又是老套路，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此案导致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被族诛，而先后被株连被杀者多达两万余人，一时间“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后来朱元璋意尚未足，颍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弼、宋国公冯胜等都被他赐死。经过几次党狱，明初的功臣被屠戮殆尽，这也导致了靖难之役中，朝廷无可派之将。
根据民间传说，由于大肆诛杀之下官员不够用，出现一个官员刚刚受审完毕，便又坐到了堂上去审问其他的官员，造成了犯人审犯人的神奇景象。
帝王中，像朱元璋如此刻薄寡恩的就他一个。盘点朱元璋的开国六公爵，这几人结局分别如何？
当然如此刻薄也与朱元璋的政治安排有关。朱元璋早在刚刚攻下应天的时候就考虑过自己的继承人问题。朱标作为朱元璋最钟意的儿子，朱元璋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朱标日后能够顺利即位，可是朱标在1392年突然去世，打乱了朱元璋所有的战略部署。此时朱元璋距离去世仅有六年的时间。早年朱元璋就定下了“立嫡立长”祖训，因此他直接考虑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即位。然而，朱允文此时太过年幼，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他不能压制这些武将，于是一场清洗功勋的大屠杀开始了。1393年，朱元璋以蓝玉为突破点，几乎屠戮了所有的开国武将。也正是因为如此，朱棣才得以上位。
朱元璋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一个汉民族组建的明王朝不是汉人的乐土。这并不等于汉人恶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即便是古人，也有思想敏锐者对中国的皇权制度，对中国的帝王做过猛烈地抨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意为“君为民害”，并且把皇帝描述为这样的人：“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如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唐甄也直言道“自周秦以来，凡帝王皆贼也”。
明朝创始人朱元璋，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对元朝官场制度的腐朽深有体会，对之也是深恶痛绝，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他对官员的治理达到史无前例的严酷，专门制定法令，用于限制明朝官员的言行，此外朱元璋自己生活比较节俭，一直保持农民本色，他对明朝官员生活成本的判断偏于保守，直接导致明朝官员薪酬极低。他固执地认为如果给官员过多的物质保障，只会带来奢靡之风，工资只要够解决温饱问题就足够了，所以他一开始就制定了低薪酬的政策。明朝之前很多朝代将田地作为官员工资的一部分，这样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收入。刚开始朱元璋也实行过这个政策，但不久就消亡了，这也让很多官员的收入大大减少。明朝初年的时候就开始实行改革薪酬制度，这一次的改革并没有让官员的薪酬有所提高，反而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薪酬。但是他自己没有想到，这带来了更加严重的贪污问题。
朱元璋规定的低俸禄本是为了老百姓好，想在道德上鼓励官员清廉，但这反而逼得官员不得不贪污，使得民不聊生。朱元璋本是好心，却办了坏事，而在朱元璋的政治生涯中，还干了不少这种事情。汉高祖刘邦是从流氓到皇帝，是一个流氓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从农民到流氓，再到皇帝，他还算一个农民皇帝但这个农民皇帝可比那位流氓皇帝残暴多了。
朱元璋对明朝官员的要求很高，一旦犯了错，掉脑袋是很正常的事，杀人都是以家族为单位，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入朝为官，宁愿在家中办一个私塾，以教书育人为乐。朱元璋则认为，天下学士都是大明子民，都有为大明王朝服务的义务，所以出现过朱元璋对不愿入朝为官的学子进行处罚的案例，明朝有学子不愿入朝为官，其实与他们的薪酬低也有很大关系。他还发没信用的纸币，掠夺民间财富。
说明朝官员工资低，当然是指有品级的官员，也就是一品到九品，不包含开国功臣以及他们世袭爵位的子孙，开国功臣们的级别大都是高于一品，是享有特权的，他们不仅薪酬极高，朱元璋还赏赐给封地，有封地就相当于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光靠封地得到的收入，都远高于朝廷拨付给他们的年俸，他们不在讨论之列。
明朝官员工资低，那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用数字说话，明代俸禄以品级制度为基础，共分九品十八等，朱元璋时期，明朝官员俸禄以米的形式计算，其中正一品官员年俸900石，从一品750石……正七品140石……正九品米60石，从九品米50石。到了明成祖时期，才出现“以米折银”，而且俸禄有所增加，但相比唐宋依然极低。
用米的形式说明俸禄，其实还不够直观，那我们以相同购买力的形式进行换算，直接换算成我们现在的人民币。明朝一石米经换算大约是90公斤，按照如今的米价5元/公斤换算，朱元璋时期官员的年俸，正一品官员的年收入换算人民币约为40余万元，从一品30余万元……正七品4、5万元……正从九品2、3万元，这么一看，是不是的确很低。
明朝很多官员生活拮据，比如明朝官员海瑞，他当时在淳安县做知县，从品级上来说，是明朝正七品官员，也就是年俸140石，换算成现在的收入水平大概是年薪4万多，这根本不够他们一家老小日常开支，没办法的海瑞只能自己种地、种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老小生计问题，据记载，海瑞家只有过年时才舍得吃上一顿肉。
也许有人说，一年四五万的收入，现在一般家庭也不至于生活如此清贫，的确如此，不过这是在我们如今家庭人口少的情况下，古时候家里有个三妻四妾，加上召唤使用的下人，还上有老下有小，一个知县家中少说也有十几口人，不算其他开销，仅仅吃饱饭这一项，如今一年四五万的收入恐怕都难以维持。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可以和明朝的官员相比，能把官员的薪水压得这么低。他们可能连吃饱饭都是一个问题，如果你辞退官位回家养老，可能连路费都没有。明朝官员俸禄低，导致一些官员铤而走险，但朱元璋最憎恨贪官污吏，他制定的残酷刑罚就派上了用场，朱元璋的原则是宁错不漏，所以出现了很多株连的案件。
朱元璋几乎是开国皇帝中最蒙昧，最残暴的一个，纯粹是个杀人无数的屠夫，他的词典里只有“杀杀杀”，正是他让中国历史进入的更加黑暗的隧道。
朱元璋白手起家，能够从一个贫农，一个孤儿华丽转变为一个帝国的开创者，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命运实在奇特，《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解注》写得颇为贴切“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从乞丐到皇帝，朱元璋的焦虑表现为残忍。
皇帝们普遍都有焦虑感，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君主们为了大权独揽和自己的臣子们斗争了数千年，为了实现君主集权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绞尽脑汁地想要设计出一套固若金汤，无懈可击的制度。汉朝刘邦为了消除自己的焦虑，确保刘氏江山的千秋万代，立下“非刘氏不得为王”的规定，又大封刘姓王侯，希望这些人团结在一起，确保刘氏江山不会为外人动摇。
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解除将军们的权力，希望赵氏江山也能千秋万代，此类例子可谓不可胜数……到了朱元璋这里时，这位白手起家的皇帝和刘邦一样也面临着巨大的焦虑。成功得来实在不易，不能光自己当一世的皇帝就罢了，还得为子孙后代考虑，这是中国人的通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然后就是恩泽子孙。
与当年的刘邦一样，朱元璋看着满朝的文武大臣心中实在担忧，这些开国功臣们昔日都是一起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战友。可如今形势不同了，天下太平了，自己当上皇帝了，朱元璋反而变得焦虑和患得患失起来，他实在担心有一天这些能力不俗，影响力巨大的功臣们一念之差下就把自己的王朝给推翻了。虽然他们现在不敢这么做，可并不确保以后不会这么做。
这位白手起家的皇帝对自己创业的功业自然是感到自豪的，可感到自豪的同时又害怕自己的荣耀和伟业在自己百年之后化为乌有。天下虽是朱家的，但是有多少外姓人在伺机而动，他们就像毒蛇一样一旦抓住机会就会把朱家这条龙给消灭！21世纪的今天有一个特殊词汇叫“凤凰男”，意指那些白手起家，从贫困环境出身但却改变自己命运的男性，这些男性的心理中具有自大和敏感的特点。
自大是因为自己从一无所有创造了所有，因此感到自豪，这固然是正常的。所谓敏感，又表现为对自己创造的一切看得太重，因此时刻担忧有朝一日会失去这些，因此对什么东西都充满怀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在朱元璋身上亦能看到这些特征，尽管他是五六百年前的古人了，但他的行为却足以解读出这一点。
《剪胜野闻》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及太后崩，帝惨不乐，愈肆诛虐。太子谏曰：“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天和。”帝默然。明日，以棘杖委于地，命太子持而进，太子难之。帝曰：“汝弗能执欤？使我运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刑余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
朱元璋喜欢杀人，他身上的杀伐气太重，他的儿子朱标劝他不应滥杀无辜。朱元璋找来一根长满刺的藤条丢在地上要朱标握住它，但朱标不敢，朱元璋于是对他说：“我帮你把刺去除，岂不是美事”，所谓的刺自然就是指那些在朱元璋看来有可能对朱氏江山造成威胁的人。
他通过“洪武四大案”大开杀戒，牵连甚广，尤其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后功勋陨尽，朝野无人。通过这两大案，明朝的开国元勋们基本被屠戮殆尽，在他颁布的《逆臣录》中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等高级官员，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层官员。
朱元璋的焦虑正是这些刺，这些刺实在让朱元璋害怕，焦虑和不安，这些人就像一颗颗埋在朱氏江山里的地雷，不清理实在危险。因此，他只有狠下心来把昔日的功臣们屠戮殆尽，只有这些能力突出，影响力巨大的大人物们一个个都消失了，朱元璋的焦虑才会消失，朱氏的江山才有可能平稳的延续下去。
他的手段固然是残忍的，可这种心理实在正常不过。电影《指环王》中有一个经典的角色叫咕噜（Gollum），它为了得到至尊魔戒为自己拥有，最后变成了一个怪物，最终和至尊魔戒一道毁灭。咕噜对至尊魔戒有一种近乎发狂的迷恋，他仿佛是失心疯了沉迷在对魔戒的渴望中，所以它不惜一切手段渴望得到至尊魔戒，而且也不容许任何人夺走它。
朱元璋的心理也是暗合这一点的，实际上这是人类的一种通病，贪婪。试想，一个人昨日如果还是身无一文的穷人，今天就变成世界首富，身份的巨变恐怕是心理无法承受的，为了守住这份财富，自然是要不择手段的。正因为太在乎了，因此患得患失，焦虑不安，正如中产阶级的焦虑一样，生活过得精致并不行，问题在于如何维持这种精致的生活？
这就是焦虑——
朱元璋是复杂的，他身上有暴君的特征，皆因为他杀人太多，这也是历代以来令他饱受诟病的地方。杀光了功臣们，只能自己干，所以他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勤奋的君主之一，胡惟庸案后丞相制被他废除，由于内阁制度尚不完善，加上他对官僚们不信任。这位皇帝事必躬亲，事事亲为，他曾创造过一项人尽皆知的纪录——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八天的时间里他收到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处理各类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如此勤奋，朱元璋自己都感动了，曾自我评价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对于朱家江山，他确实无愧于心。然而，乞丐能有什么见识？干得越多，民众越糟糕，越受累。就是他废除了丞相制度，才把自己活生生逼成劳模皇帝自我陶醉自我感动一番。
另一方面来说，朱元璋的残暴也是复杂的，首先来说他的残暴行径中有因为焦虑和猜忌而大开杀戒的成分，但另一方面来说他的残暴又是一种嫉恶如仇的表现。朱元璋，一个早年因为家里穷得吃不下饭而沦落到当和尚的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看到了许多人一辈子不曾见到的社会黑暗。这势必让他的心中有一种嫉恶如仇的特质。
侯耀文曾评价郭德纲说：一路走来，步步血泪，无人扶持，势必嫉恶如仇。这话稍加改动拿来形容朱元璋也实在是贴切得很，朱元璋一路走来，可谓是一步一个血印，从那死人堆里硬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开创了大明帝国。见识了太多的黑暗，官僚们的腐败，各种土匪流寇的暴行，以及黎民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以后，朱元璋真真是恨不得杀尽天下的贪官污吏。
他嫉恶如仇，因此对贪官污吏尤为痛恨，在他的统治下曾先后发动六次大规模的政治肃清运动，捕杀超过十五万人的，主要就是针对贪官污吏们。这十五万人并不全然是官僚，也包括他们的亲属门生，也就是普通百姓，朱元璋恨不得将这些人连根拔起，一次杀光。
然而杀有时候实在解决不了问题，人性就摆在那里，恐怕非得造物主出来重新创造一个完美的人类基因。朱元璋晚年也不得不悲哀地感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贪污腐败的现象禁尤不绝，实在是悲哀，人性是多么可怕，欲望又是多么可怕，以至于人们前赴后继的在刀口上舔血。
出身于民 最懂御民防民
清人赵翼对朱元璋的评价被许多人认为十分准确：“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张宏杰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朱元璋本质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14世纪中国人的悲哀就是朱元璋这个乞丐上台了）。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流氓的泼辣。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禆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却因为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焦虑的皇帝。学术上将焦虑定义为：人对现实或未来事物的价值特性出现严重恶化趋势所产生的情感反映——简单来说，人们按照自己的判断觉得未来的境况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产生了担忧、烦躁和恐惧这些情绪。焦虑是困扰现代人的普遍情绪病，每个阶层都有焦虑，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朱元璋来说也不例外。贵为九五之尊，坐拥四海的皇帝也有焦虑？事实证明，中产以上的阶级更容易产生焦虑，尽管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持续性获得巨额财富和维护这种现状。而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获得江山的同时，如何维持朱氏江山的千秋万代？
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流氓的狡黠与狠毒。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原因，却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基于乡村生活经验，这位乞丐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为了生存，朱元璋就成为了一名僧人，童年时代的朱元璋印象中只有痛苦的经历，因此这也造成了朱元璋从小养成了一种自卑并且不信任别人的人，他习惯了自私的方式来思考和处理事情，对待其他人也比较的冷酷无情。朱元璋自卑人治的法治 对明朝法治体系的影响？
朱元璋曾经警告过百姓宁可饿死要不要造反，你觉得百姓过得好不好?一个英明神武农民出身的大明皇帝，居然要百姓饿死，这是明君吗？在《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朱元璋认为，带头做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殃归首乱。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也就是说，从概率论上分析，参加起义和叛乱，获得功名富贵的可能性是极低的。相反，给人家当炮灰的可能性却几乎是百分之百。通过这种“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理论，朱元璋郑重警告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要起来造反。这就是大明的好皇帝。
即使在明军强盛时期，朱元璋竟然教朱棣纵容蒙古人劫掠明朝百姓，牺牲明朝百姓妻女财产，让蒙古人懈怠，然后再与蒙古人交战。朱元璋竟然教朱棣在遇到大批蒙古人进攻时不宜与战，而是应该藏进堡垒山谷险隘里，让蒙古人四出抄掠百姓，等蒙古人劫掠百姓导致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时，明军再出来与蒙古人交战。
这是由《明太祖实录》卷253 记载的。明军在强盛时期竟然仍要使用这种牺牲百姓 让大批百姓被蒙古人杀掠然后才出来与蒙古人交战的战术。 《明太祖实录》卷253 记载朱元璋告诉朱棣“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堡垒，或拒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抄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这就是好皇帝，朱元璋要你死，要杀你，要饿死你还需要考虑你这个底层农民的感受?在当时底层农民对于朱元璋来说就是私人财产，待宰的羔羊而已，是可以随时被杀掉了。在他眼里农民就是农民。你还指望他们让你翻身做主？现在你知道封建王朝时期的农民是怎么艰苦的活下来的吧?
朱元璋认为元灭亡是太宽纵了……明朝很多设计都是倒退，元朝人虽然是外族，但没有这么心思细密，反倒给下面有些空间。
先来看朱元璋制定的赋税，朝廷对民众收取田税，其中规定凡是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农田减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因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一斗二升。
《明史》：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田税，宋朝是每亩一斗，元朝是三升，明朝的田税官田比元朝多了二升，民田和元朝规定差不多，比起宋朝轻多了。
从赋税的角度讲明朝初期还真是轻徭薄赋，休生养息。实际上操作却并不是这样的。
比如朱元璋明文规定的田税轻，可是明朝苏州，一带的田税远远超过了朝廷规定的税额。
这个问题，顾炎武就注意到了，他曾经就考察过明朝苏州的田税资料。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间，仅苏州一府就得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而整个浙江一省的田税才不过275万石。
那一年的明朝全部的田税总额是2943万石，而苏州府的就占全部土地赋税的9.5%。当时苏州登记造册的耕地仅占明朝全部耕地的1/88。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
可想而知，明朝苏州府的百姓过得有多苦了。明朝史学家谈迁就曾说到，明朝江南一带的的赋税是历史上最重的，当时的田税规定是每亩八斗，比整个宋朝的田税还要高，结果导致整个苏州府的百姓十分贫困，这样的政策不能说是对百姓好吧。
谈迁说到：“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苏州一带的田税之高，那是朱元璋为了报复（小人的报复之心极强）。因为苏州在元末是张士诚的大本营，朱元璋攻打张士诚时，当地百姓为张士诚守城。朱元璋灭了张士诚后，就对当地规定了非常高的赋税。
《明史》：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
由此看来，朱元璋对苏州百姓是不怎么好的。那么有人说了，苏州一带特例，不能因为苏州就否定朱元璋对百姓好的事实。
我们接着来看，朱元璋对百姓好不好。朱元璋杀功臣，杀贪官，杀儒生，杀文人，到底杀不杀百姓呢？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颁布了《大明律》，不过朱元璋杀人却并不依照大明律，而是朱元璋自己编写的《大诰》。
根据《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文献的统计，其中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
其中株连人数比较多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洪武四大案）。前两案株连被杀的四万人，后两案合计有七八万人。总共统计一下，这四个案件就杀了十二万人左右。如果算上其他的案件，那么这个数字就非常多了。
就这几个案件中被杀的人，有开国元勋，有列侯裨将，有部院大臣，有诸司官吏，有州县胥役，有进士监生，有经生儒士、有富人地主，有僧道屠沽，也有平民百姓。
那么这些案件中死去的官员数量多，还是百姓数量多呢？根据明朝嘉靖朝官员刘体健的奏疏，明朝初期的文职官员不过五千四百八十员，武职官员不过为二万八千员，总计也就是三万三千人左右。
官员品级的高低是金字塔式呈现的，高官的人数总体来说还是少的。而几个高官大案就株连了这么多人，可以想象，明朝这些大案中有多少无辜百姓死去。
朱元璋的残暴几乎到了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的地步。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历史记载说“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为什么几个大案就牵扯了这么多人呢，一个皂隶潘富案就株连了不少人。潘富是溧阳人，不过是县衙的小吏。只是此人教唆官员贪赃枉法，搞欺压百姓的事情。
朱元璋知道后，就亲自派人抓捕潘富。还没等朝廷的人来，潘富就跑路了，朝廷派人追捕，一路上从溧阳追到了崇德，在大户人家赵真胜奴那里找到了潘富。
追捕潘富的人就将赵真胜奴附近的二百户人家都抄家了，之后就将这些人全部诛杀殆尽。而潘富逃跑路上，接济过潘富的一百七十户人家，也都开刀问斩，全部抄家。
朱元璋：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且如潘富系溧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科民荆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阳节次递送至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之后，朱元璋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多户百姓，是最冥顽不灵，不服朝廷管教的。
朱元璋对百姓的政策也是最为严苛的，尤其是官凭路引和知丁政策，直接限制了百姓的活动范围和任何行为。
对于军人百姓这些人，只要远行超过百里就要路引，如果没有路引，就会被捉拿见官了，还规定其他人可以告发这类行为。在天下各处关隘设立巡检司，专门盘问巡查各种奸细逃犯还有没有路引（类似于介绍信）的人。
朱元璋：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
对于没有路引的人，处罚也非常严重。没有路引就杖责八十棍；没有路引不从城门，渡口经过的杖责九十；私自度过边关要塞的杖责一百，徒刑三年；如果偷渡边境，就要处以绞刑。对于军人没有路引，按照逃兵处置。
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
老百姓外出要路引，没有还要挨打，这有点过分吧。还有比这更过分的，那就是知丁。百姓外出百里，朱元璋不放心，搞路引政策，百姓不外出待在家里，朱元璋也不放心，搞知丁政策。
什么是知丁呢？知丁就是监视的意思。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百姓必须互相监视，农民不种地搞其他事情况就需要互相监视揭发。
诰出，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俱在里甲，县府州务必周知。市村绝不许有逸夫。
这样的制度非常有利于压榨百姓，如此严苛的制度下百姓过得好不好一目了然。
为什么会这样呢？朱元璋可是贫苦百姓出身的，怎么会压榨百姓呢？朱元璋当了皇帝就不是百姓，他要统治百姓。
他对百姓的认识完全是站在统治阶层的立场上。他认为百姓要知道自己的本分，那就是老老实实地缴纳赋税供养皇上一家子。这样才是好百姓。百姓如果不遵守自己的本分，提出自己的要求，那么国法不容，天理不容。
对于天下的百姓，朱元璋认为最符合他心意的就是中原百姓了，因为中原百姓就知道按照朝廷的规定按时义务劳动，按时缴纳足够的赋税，没有提出过任何的要求，没有辜负官府和朝廷，风俗非常淳美。
朱元璋：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不然，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中原之民，惟知应役输税，无负官府，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
这番话统治者嘴脸暴露无遗，朱元璋还认为官员和百姓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义务劳动和缴纳赋税是百姓该做的事情，官员文人士大夫这么高贵，免除了官员参加义务劳动的义务。
朱元璋：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
孟子曾经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元璋当了皇帝就读《孟子》，看到这句话就勃然大怒，立马将孟子踢出了孔庙，连《孟子》一书也都进行篡改，对于其中关于民本思想的内容全部删除。他一心追求的只是君权至上，所有人都要服他，孟子的一些观点，严重不符合他的胃口，删了都是轻的。
连“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都容不下，朱元璋怎么可能会对百姓好呢？更何况朱元璋连一同打天下的兄弟都送不下去，怎么会对没有半毛钱关系，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见过面的百姓好呢？
在高压政策下，官员只会更加拼命压迫百姓，反正都是一死，不如及时行贪。
出生贫苦不代表能为贫苦大众谋取福利，屠龙者终成恶龙，抑制商业禁止海运，设立锦衣搞恐怖氛围，经济发展不如之前朝代的繁华时期，整个国家处于一个压抑的气氛，人民生活也并不幸福，说白了，一切的措施还是加强自己的强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罢了。
所以朱元璋对百姓好，那只是很多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出生贫苦不代表能为贫苦大众谋取福利，屠龙者终成恶龙，抑制商业禁止海运，设立警衣卫搞恐怖氛围，经济发展不如之前朝代的繁华时期，整个国家处于一个压抑的气氛，人民生活也并不幸福，说白了，一切的措施还是加强自己的强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罢了。
朱元璋及其开创的制度真的是封建专制制度集中达到了顶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众思想越来越保守，中国的落后是始于明朝。
严刑酷法苛政第一
一、《大明律》对平民犯罪的量刑如何？
《大明律》（以及比《大明律》量刑更严的《大诰》）对职务犯罪量刑之严厉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大明律》对平民犯罪的量刑是否比职务犯罪宽松并且轻于前代的法律呢？在此，笔者选择《大明律》与另一个强盛的大一统朝代——唐王朝的《唐律疏议》中皆有规定的几个平民犯罪的罪名，进行一下简单的比较，看看最善待百姓的洪武皇帝颁布的《大明律》对待刁民是不是真的比对待贪官要宽容。
对盗窃罪的量刑
《大明律》对窃贼的处罚是“凡窃盗已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若军人为盗，虽免刺字，三犯一体处绞”“一贯以下杖六十，一贯之上至一十贯杖七十……一百二十贯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唐律疏议》对盗窃罪的处罚则是“诸窃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
此外，《大明律》还对“常人（平头百姓）盗仓库钱粮”作出了专门的规定（而《唐律疏议》则没有），量刑幅度重于一般的盗窃罪，最高刑罚也是绞刑且没有犯罪次数限制（“八十贯绞”）。最低刑罚则比一般的盗窃要多打十大板（“一贯以下杖七十”）。
《大明律》对平民犯盗窃罪的最高刑罚是死刑（“三犯者绞”），《唐律疏议》的最高刑罚只是流放服劳役。《唐律疏议》对盗窃布匹的最低刑罚为“一尺杖六十”，唐代一匹布应长50尺，铜钱二百文可买一匹布，由此可推算按唐律规定盗窃四文钱要打六十大板。而按照《大明律》规定，盗窃一贯以下一律杖六十，也就是说，哪怕你只偷了一文钱，也要打上六十大板。此外，《大明律》还规定要对窃贼进行手臂刺字的侮辱性刑罚，而《唐律疏议》则没有此规定。很显然，《大明律》对平民盗窃的量刑比《唐律疏议》要严厉。
对抢劫罪的量刑
《大明律》对抢劫犯的处罚是“凡强盗己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若窃盗临时有拒捕及杀伤人者，皆斩；因盗而奸者，罪亦如之”。
《唐律疏议》对抢劫罪的处罚则是“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杀伤奴婢亦同。”“其持仗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疋，绞；伤人者，斩。”
可以看出，《大明律》对抢劫罪的量刑完全不考虑涉案的金额，但凡抢得钱财者哪怕只抢到一文钱都要一律处死，显然比规定不伤人的劫匪最少要抢到五匹布（持械抢劫）或者十匹布（徒手抢劫）才能处以死刑的《唐律疏议》要严酷得多。
知道啥叫犯罪成本不，就朱元璋那个农民级别的量刑方式，只要盗窃一律同等罪，这样会促进大案发生，既然抢一元跟抢100万都一样量刑，那犯罪者凭什么不抢100万？
对奴婢骂主人的量刑
《大明律》对奴婢骂主人的处罚是“凡奴婢骂家长者，绞；骂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杖八十、徒二年；大功杖八十，小功杖七十，缌麻杖六十”。
《唐律疏议》对奴婢骂主人的处罚则是“诸部曲、奴婢过失杀主者，绞；伤及詈（詈即辱骂）者，流。”“殴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詈者，徒二年；过失杀者减殴罪二等，伤者又减一等。”
一个“最善待百姓”的草根皇帝出台的法律对奴婢骂主人的量刑竟然是一律绞刑处死，与贵族皇帝创建的唐朝的法律对奴婢过失致使主人死亡的量刑相当，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对交纳和征收税粮不及时的量刑
《大明律》对地主和农民交纳税粮不及时的处罚是“人户各以十分为率，一分（10%）不足者杖六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交税迟误一年以上则农民和里长都要被流放（“若违限一年之上不足者，人户、里长杖一百，迁徙”），负责征粮的官吏则处以死刑（“提调部粮官吏典处绞”）。
《唐律疏议》对于农民交税和官吏征税不及时的处罚都只是处以笞刑和两年徒刑，没有规定流刑和死刑：“诸部内输课税之物，违期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州、县皆以长官为首，佐职以下节级连坐。”“全违期不入者徒二年。”
如果说上面对盗窃、抢劫、奴婢骂主人的严厉量刑还只是针对少数不务正业的无赖刁民和身为贱民阶层的“会说话的工具”的话，那么这里对“人户”交税不及时和里长、官吏征税不力的严酷处罚，则是直接针对朱元璋自己曾经身为其中一分子的农民阶级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明太祖对农民兄弟的“恩威并施”，可是笔者想说，一个“最善待百姓”的草根皇帝，又何苦对自己曾经的阶级兄弟施加比贵族创建的唐王朝还要严厉的“威”呢？
惩处贪官 结果明朝最贪
因为出身于社会底层，朱元璋深知官场贪腐对民生的巨大破坏力，所以在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堪称毫不手软，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大甚至可谓空前绝后。朱元璋大力整治官场，打击和处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其反腐反贪的坚强决心史无前例，比如凡贪污60两银子者，一律处死，但是明朝是反腐最严重的朝代 也是贪腐最严重的朝代。
权力欲望太大废除宰相 反而造成了宦官专政
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皇权越来越集中，但相权却逐步被削弱，尤其是明清时期，更是达到了两极分化的巅峰。朱元璋利用胡惟庸一事彻底废除丞相之职，六部事务全部交由皇帝负责处理，最大程度地强化了皇权实力。但凡事都有利有弊，政务过于集中需要君王有过硬的处理能力，否则很容易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而且，当权力过于集中的时候，犯错的几率也会增加。
朱元璋这个人控制欲极强，为了权力他可以诛杀开国功臣，也可以废除沿袭数千年的丞相制度，就是不希望别人对他的江山指手画脚。地方官员在撰写报告的时候，从来都是小心翼翼不敢出错，因为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成为皇帝发怒的缘由。刚开始的时候，朱元璋非常享受这种"自由执政"的感觉，但若是事情堆积或者难以处理，他又忧愁无可用之人，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为了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朱元璋首先设置了"四辅官"，这些人多是平民出身的儒士，对皇帝而言没有任何威胁。而且，"四辅官"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皇帝可以继续掌控全局。当然，这个制度并没有使用太久，因为朱元璋觉得这些人过于无能无法胜任，唯一一个有能力的官员还因病去世，所以很快就弃之不用。
随后，朱元璋又效仿"殿阁大学士"制度设立了很多官职，但始终改变不了他插手所有事务的想法，因此最后依旧是无疾而终。大学士的设立为内阁奠定了基础，再经过朱棣完善改进，内阁制度日趋成熟。
《明史》中记载："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
为了防止贵族势力对皇权集中的影响，朱棣往往会挑选那些资历较浅且没有背景的官员，在这一点上与朱元璋很是相似。内阁官员的职责非常明确，那就是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他们会将草拟出来的意见递交皇帝，这样既减轻了皇帝的重担，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独断专行。而且，内阁官员看似与皇帝来往密切，实际上却并没有太高的官职，日常行动由司礼监太监限制看管。内阁众人仍旧没有决策权，所以行事必须小心谨慎，否则势必会得罪那些元勋权贵。事情发展到后来，皇帝懈怠政事、司礼监太监专权跋扈，内阁制度早已失去了最开始的意义。到宣宗时授内阁大学士票拟权，到宪宗时形成内阁首辅。内阁制度有利有弊，宦官权力逐渐增加。
朱元璋之所以设立内阁，主要是为了辅助皇帝处理政务，但他却没有预料到，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能勤勉执政。当皇帝越来越懈怠的时候，便助长了宦官们的嚣张气焰。在以往的朝代中，宦官被禁止读书习字，尤其是皇帝身边随侍的近臣，更得严格遵守这项规定。但明朝自宣宗开始，太监被鼓励读书写字，"宦官误国"由此而来。
首先来看内阁制度的优点。明朝是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皇帝每天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处理国事，那些内阁官员虽然没有决策权，却可以帮助皇帝出谋划策，大大缩短了工作时间。明朝中后期时，内阁的权力逐渐增加，同时又能避免"宰相专权"的风险，所以受到了皇帝的信任与重用。除此以外，内阁制度的出现限制了六部的权力，他们不但能帮皇帝出谋划策，还可以统筹六部加强皇权，对于国家的稳定还是很有好处的。最重要的一点，内阁官员忠于皇帝，因为他们官职不高权力不大，任免都由皇帝决定，所以不敢生出异心。
内阁官员的选拔相对来说较为公平，皇帝不会特意优待那些达官显贵，反而注重官员的个人能力，无论贵贱不管高低，大家都有进入内阁的机会。内阁大臣不只一人，他们既可以互相商量也可以互相制衡，任何一方势力都不会过于集中。从这些方面来说，明朝的君主还是相当睿智的。
《明史》中记载："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
再来看内阁制度的弊端。内阁制度的产生是为了集中皇权，但无形之中却弱化了皇权的责任感，倘若所有事都可以推给内阁处理，一国之君又何必存在呢？而且，皇帝将监管内阁的权力交给了司礼监太监，助长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除了一些特别重要的奏章是皇帝亲批外，其余皆由秉笔太监主笔，若是这些人生出不轨之心，岂不是影响国家大事。而且，司礼监的权力过于强大，甚至敢与内阁官员平起平坐，早晚有一天会变成"宦官误国"的情形。明朝内阁相当于国家的秘书处，宰相制度虽然被废除，却出现了拥有同等权力的内阁首辅，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地位。
内阁大臣有宰相之权，却没有办法真正地统领各部与外廷，党派之争越来越严重。而且这其中还有宦官集团的参与，一些官职较小的内阁大臣甚至要看太监的脸色，任谁都会心有怨言。因此，不管是宦官误国还是后来的文官集团乱政，皆由皇帝所造成。
明朝的内阁制度有其特殊性，原本是为了分担皇帝的政务压力，却面临很多权力划分的难题，总体来说是非常不健全的。一边是过于集中的皇权，一边是各怀鬼胎的朝廷官员，内阁大臣被夹在中间腹背受敌，势必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作。内阁制度如果想顺利发展，需要英明睿智的君王与能臣同时发力，一旦遇到昏君或奸臣，便会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但是很显然，明君并不是时时都有，奸臣更是不计其数，由此注定了内阁制度的失败。最后造成了宦官专政。太监代代有明朝特别多 为何明朝的太监都很厉害
军户造成军队战斗力减弱 明末得靠家丁了
军队方面，朱元璋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卫所制、军户制，朱元璋自认顶层设计：“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朱元璋通过建立这一系列的军事制度把军权牢牢控制在了皇帝的手上，由此，明朝的军队向心力和战斗力逐渐变差，最后败于满清鞑子。
卫所军本是明太祖朱元璋引以为自豪的壮举，卫所军从将领到士兵，都有自己的田地，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生存保障，可到了明末，这种保障也没了。
至明末，经过两百多年，全国绝大多数卫所中属于士兵的田产，基本上都被当地的士绅、卫所高级将领侵占光了。
没有了田产，军饷也无法足额领取，卫所兵的生活来源也成了问题。
而且，他们还不能离开卫所去周边县城打工挣钱，他们军户的身份让他们只能被限制在卫所。
于是，卫所军也没了战斗力。
在边关的边军（边关也有卫所）同样面临京营和卫所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但边军时刻面临恶劣的战争环境，天然都好斗，只要能吃饱饭，就不害怕打仗，制约他们的主要是装备。
可装备也被相关利益集团偷工减料和贪污制造军械的拨款而无法保证战斗所需。
因此，边军有斗志，同样无战斗力，只不过比京营和卫所军稍强一点，遇见同样装备差的蒙古军队还好一点，遇到重视装备的清军，也是毫无抵抗能力。
到崇祯朝时，只有少数集中资源供应的军队还能保证军需和战斗力，如祖大寿、吴襄麾下的关宁军、卢象升麾下的天雄军、洪承畴、孙传庭麾下的秦军等。
军队不堪战，不只是在明末，明中期时就慢慢出现了这种状况，遇到战争怎么办？从明中期开始就有了募兵的情况。
大名鼎鼎的戚家军就是以募兵制建立起来的，募集少数精锐整编成军，朝廷只需要足额负担这少数募兵的军饷、物资所需，负担大大减少。
到了明末，战争频繁，募兵制也不行了，因为到处都在打仗，需要募集多少兵？能不能负担得起？
如戚家军从巅峰时期到消亡，数量都是在逐年减少的，因为朝廷不给太多军饷（戚家军在张居正死后，还面临政治上的打压）。
常规军不行，募兵不现实，于是，家丁制就出现了。
家丁其实也是募兵，只不过，戚家军那样的军队是公家募兵，家丁是将领私人募兵。
朝廷发下的军饷，从最上层开始克扣，发到将领手中，即使将领不贪污，就已经不够发给底下的士兵了。
何况，不贪污的将领是极少数，当他们需要参与战争时，要保证一定战斗力，就只能私人出钱，招募少量的家丁为自己在战场上拼命。
家丁逐渐成了明朝军队中的主流。
家丁成为战争中的主力，在明末已经很普遍了，能打出名堂的将领都拥有大量的家丁。
没有家丁撑腰的将领，大多都无法成为战争中的主力。
曾独霸辽东数十年的李成梁，据称麾下就有超过八千数量的家丁为其征战。
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是靠着三千家丁在辽东战场成为明朝不可忽视的将领，即使他老打败仗。
被袁崇焕干掉的毛文龙，曾在名下广收义子、义孙，这些义子也属于家丁性质，毛文龙就是依靠这些义子、义孙，让后金军队烦不胜烦。
清初大名鼎鼎的三顺王，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全是毛文龙麾下这样的家丁出身。
将领依靠家丁打仗，是因为家丁更有战斗力，他们招募家丁也是招募武艺高强或有一些军事特长的人。
另外，最重要的是，将领会给家丁更好的待遇，家丁愿意为之卖命。
如吴襄就曾跟崇祯皇帝表示，他的家丁之所以能战，是因为自己给了他们“细酒肥羊”、“纨罗综绮”。
家丁们较好的衣食住行全由主将供给，他们的家人也能得到较好的生活条件，所以，家丁用忠心和生命来报答。
在战场上，家丁的作用相当突出。
首先，遇敌时，家丁能率先冲锋，打开胜利的通道，如果打了败仗，他们还要不惜以生命来负责保护主将顺利从战场脱离。
其次，家丁还能当成军官团，他们的战斗素质普遍较高，在需要的时候，能帮助主将指挥、控制在后面打酱油的常规军队。
最后，主将要是遭难，有些忠心的家丁还会保护主将的家眷。
也因此，很多将领愿意信任家丁，依仗家丁，他们给予家丁的待遇会尽可能的好。
招募家丁并不影响朝廷的饷银支出，反而能帮助将领打胜仗，久而久之，朝廷上下也都认可了这种形式。
不认可也不行，除非能给全国各地的百万军队都能发下足饷，否则，就只能让将领利用自己的资源或贪污的军饷来招募只听命自己的家丁作战。
不过就算明军将领能依靠精锐的家丁打仗，可家丁再厉害，终究数量有限。
李成梁和吴襄能养得起数千家丁，他们有辽饷支撑，普通将领却养不起，大多数将领能有数十家丁就不错了。
因此，家丁终究翻不起太大的浪花，远不如满八旗数万或数十万旗丁因特有的战功制度促成的人人善战，也不如农民起义军一呼百应后的蚁多咬死象。
明军中特有的家丁制也注定是昙花一现，无法帮助明军将领和大明朝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家丁制的出现，归根结底是明朝财政崩溃及上下贪腐后的产物。
明末，兵制败坏，底层士兵没有了足够的收入，没有完整的装备，无法形成战斗力，“至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
带兵将领用贪污军饷所得中的一部分来招募精锐武装以供战争所需（当然也有不贪污的将领，但是极少，他们只能依靠自身财力来招募家丁）。
私人出钱的私人武装，以个体的能力及财力而言，无法保证数量上的优势。
一个政权，终究不能依靠这种私人武装来保护。
特务治国
为了监督群臣，监听白星，朱元璋还设置了世界上第一个特务组织——锦衣卫。
李敖对朱元璋有一个简短的评价：明太祖朱元璋，是平民皇帝，也是恶棍皇帝。在他平天下后第二年，就正式成立了“锦衣卫”（明朝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分别干嘛？），这是他御用的强大特务机构，专门用来整肃异己或战友。帮他打天下的如李善长、胡惟庸、蓝玉、傅友德、冯胜等等，都在“锦衣卫”成立先后被宰掉。
朱元璋祭祀历代皇帝的祝文
《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二》:
致祭……汉高祖、光武帝、隋高祖曰:
「惟汉高祖皇帝除嬴平顶，宽仁大度，威加海内，年开四百。惟汉光武皇帝延揽英雄，励精图治。载兴炎运，四海咸安。惟隋高祖皇帝勤政不怠，赏功弗吝，节用安民，时称平治。皆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唐太宗、宋太祖曰:「惟唐太宗皇帝英恣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惟宋太祖皇帝顺天应人，统一海宇。祚延三百，天下文明。皆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余文并同五帝，但改悠远作已远。元世祖曰:「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夫何传及后世，不遵前训，怠政致乱，天下云扰，莫能拯救。元璋本元之农民，遭时多艰悯?黎，于涂炭建义聚兵，图以保全生灵。初无黄屋左羓之意，岂期天佑人助，来归者众事不能已，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六师北征，遂定于一。乃不揆菲德，继承正统，此天命人心所致，非智力所能，且自古立君在乎安民。所以唐虞择人神授，汤武用兵征伐，因时制宜，其理昭然，神灵在天不昧，想自知之。今念历代帝王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者，乃于京师肇新庙宇列序圣像，每岁祀以春秋仲月，永为常典，礼奠之初，谨奉牲醴致祭，伏唯神鉴尚享。」
给刘秀的完整祝文是:
「惟汉光武皇帝延揽英雄，励精图治，载兴炎运，四海咸安。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元璋以菲德荷天佑人助，君临天下，继承中国帝王正统，伏念列圣去世已远，神灵在天，万古长存，崇报之礼，多未举行，故于祭祀有阙。是用肇新庙宇于京师，列序圣像及历代开基帝王，每岁祀以春、秋仲月，永为常典。今礼奠之初，谨奉牲醴、庶品致祭，伏惟神鉴。尚享!」
明太祖朱元璋祭祀元世祖忽必烈的祝文是：
“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夫何传及后世，不遵前训，怠政致乱，天下云扰，莫能拯救。元璋本元之农民，遭时多艰悯黎，于涂炭建义聚兵，图以保全生灵。初无黄屋左羓之意，岂期天佑人助，来归者众事不能已，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六师北征，遂定于一。乃不揆菲德，继承正统，此天命人心所致，非智力所能，且自古立君在乎安民。所以唐虞择人神授，汤武用兵征伐，因时制宜，其理昭然，神灵在天不昧，想自知之。今念历代帝王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者，乃于京师肇新庙宇列序圣像，每岁祀以春秋仲月，永为常典，礼奠之初，谨奉牲醴致祭，伏唯神鉴尚享。”
明太祖朱元璋领导下的明朝的正规史书对元军灭宋是这样评价的：
“元之有国，肇基朔漠。虽其兵制简略，然自太祖、太宗，灭夏剪金，霆轰风飞，奄有中土，兵力可谓雄劲者矣。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荆襄，继命大将帅师渡江，尽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岂非盛哉!”
朱元璋误我中华600年 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
“朱元璋误我中华600年”，看着是否似曾相识？没错，这句话显然是从“满清误我中华300年”中得来的。而“满清误我华夏300年”，最早出自民国时期的说法，当时的主流就是批判清朝，因为清朝的闭关锁国、奴化教育、剃发易服等政策，使得中华文明开始在全世界落后，并最终沦为东亚病夫，成为西方列强欺凌的对象。
但是，许多站在满清立场上的人感到不服气，因为，满清的闭关锁国等政策固然造成了中华文明的落后，但是，正所谓清承明制，清朝做的不好，那么追本溯源，是否明朝也有很大的责任呢？而说到明朝，很显然，这些与一手缔造明朝的朱元璋有着密切的联系。
朱元璋是白手起家的皇帝，从个人奋斗而言是伟大毋庸置疑。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朱元璋就是完美的，更不代表朱元璋缔造的明朝毫无缺点。恰恰相反，朱元璋由于眼光等方面的局限，的确在创立明朝之后推行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政策，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明朝衰亡。
如果从朱元璋所实行的四项国策来看，中国在近代落后于世界，确实与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个方面：儒学思想的提倡和宣扬，以及八股取士，严重打压了中国百姓的创新能力，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朱元璋所推行的儒学思想中，他提出了最重要的三点，百姓必须“敬天”、“忠君”、“孝亲”，这成为了朱元璋掌控百姓，巩固中央集权的愚民政策。
而另一方面的八股取士，直接限制了朝廷人才的创造力，为明朝培养了一批只会读书，空喊忠君爱国口号的“书呆子”。这些禁锢人的思想的国策，将百姓拉入了愚昧无知的深渊。
第二个方面：极力排斥科学技术的朱元璋，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会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远不如人。朱元璋当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统治，利用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对于科学技术进行打击阻碍。
在那样的一个封建王朝，人们就形成了搞科学技术还不如考取功名观念。即便百姓有太多的奇思妙想，但是在工匠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被禁锢为贱籍，其名声、收入都远低于儒学家的情况下，考取功名的吸引力远高于发展科学技术。此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极为缓慢，导致中国近代的科技生产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
第三个方面：从朱元璋时期就实行了海禁政策，让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开放走向限制，违背了世界客观发展规律的大潮流，将中国紧紧锁在封闭大陆的体系之中，并导致中国开始逐步落后于西方。宋元时期的政府实行积极开放的海洋政策，这一阶段中国的海外贸易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高度，然而自从明朝建国后，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东南沿海的社会秩序，防止倭寇骚扰，朱元璋开始实行“海禁政策”。
而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海上贸易已经成为全球时代潮流，明朝政府却终止了这种由宋元兴盛起来传统海洋贸易，将中国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甚至拒绝接纳外国文明。这种封闭的国家状态，从明朝一直沿用到清朝，也让中国彻底落后于西方世界。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朱元璋所实行的这些国策，确实一定程度上耽误了中华600多年的发展进程，延误了中国的发展机遇，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为了帝国的未来和强大，朱元璋可谓是操碎了心，想尽了一切办法，兴许恨不得自己能够分身，恨不得自己能够获得千岁万岁，这样大明朝在他的统治下才会变成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作为一个君主，他实在是不合格的，他愧于百姓，愧于社稷，残暴，小农，对于14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一个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