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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中国结缘40年德国人想要中国绿卡为何这么难?

news.xixik.com   2014-5-11 17:46:37 资讯来源:现代快报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一个在中国生活40年的德国人阿克曼说他会一直呆在中国,正在申请中国的绿卡,但这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他觉得中国这个政策是不对的,中国要吸引在中国干事的人,吸引那些喜欢、愿意呆在中国的人。这给人一种感觉是人家不欢迎你。
阿克曼

阿克曼最近引起媒体关注,是3月底Xi主席访德,他作为受邀者参与了Xi与德国汉学家的座谈会。他是中国人的老朋友了,从1975年留学中国,他跟中国结缘40年,在中国整整生活了20年。中国所有的大事件,他都在场。这几年,他渐渐把生活重心从北京转移到南京,因为他的妻子靳卫红在南京工作。南京方山,有点像德国巴伐利亚农村,他在这里生活有种回到老家的感觉。

他说他会一直呆在中国,正在申请中国的绿卡,但这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当代艺术最早的关注者

阿克曼1990年的时候买过靳卫红一张画,他记得是花了300美金。

“是400美金。”靳卫红纠正他。

“太坑我了!”“坑过”阿克曼的不只靳卫红,还有一些人,比如李津、何建国,朱新建不好意思太坑他。

“他们当时看我是老外,认为我不差钱。那时我没想过买他们的画能挣钱,更没想过投资、投机。那时候这些画谁要?谁都不要。1995年以前买中国画绝对不可能想到投资。当时就是因为喜欢才买的。”阿克曼说。

上世纪80年代末,阿克曼第三次来到中国,筹备建立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刚刚兴起。阿克曼住在圆明园旁边的一个尼姑庵,这是一个挺大的四合院。

地理条件让阿克曼很早就与散落在圆明园的画家认识,阿克曼对此特别有兴趣,开始跟他们交往。这些人有的后来出了大名,比如方力均、岳敏君。

但在那会儿,没人买他们的画。他们肚子饿,精神也很饿。

“中国当代艺术跟当代文学的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莫言他们官方虽然也不太喜欢,但艺术家相比作家更受排斥。”阿克曼说。

“除了几个老外,没人关注他们。除了警察,没人管他们。”他们住在圆明园后面的农民房里,派出所每个月都来轰他们。他们被视作“精神污染”。

1988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成立,是当时中国境内唯一一家国外文化机构。

学院办了一个大图书馆,这对这帮艺术家们的吸引力很大。“大家都指望着那个中心,没有网络,书也买不到,艺术杂志也很少,也没人出过国”,歌德学院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

1991年,阿克曼给画家们在达园宾馆食堂办了一个展览,那时候布置展览很简单,只要有一堵墙,能挂上画就行。1992年,在艺术村后的一片小树林里,画家们聚到一起办了一次“露天展”,不过一张画都没卖出去。

歌德学院也经常邀请作家们开讨论会。作家莫言在一部纪录片里描述过老阿请吃饭时大家宾至如归的场景。

1991年,在巴黎呆了三年的朱新建回到北京,没地方落脚,在阿克曼家里住了两年。“我喜欢他,我觉得他这人很有意思。认识一个人,我重视他,他重视我,他就是一个朋友。”

阿克曼和中国很多作家、戏剧家、艺术家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阿克曼说,天天看着朱新建画画,他开始理解中国特有的水墨艺术。

时代变了,彻底变了。“那会儿我是大富翁,他们是穷人。现在我是穷人,他们是大富翁。”阿克曼说。

“再精巧的计划,也计划不出诺贝尔奖”

1975年,左翼青年阿克曼前往中国“朝圣”。一到北京,发现这个城市非常陌生。“不仅是一般的陌生,是不符合我想象中的中国。”

阿克曼想象中的中国,一方面是理想的老中国,明清那样的;另外一方面是那种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人人都高兴,努力工作,相信未来。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两个都不是,是完全另外的一个中国。“如果用颜色来形容当时的中国,那就是灰色。”

文革末期的中国沉闷死寂,革命狂热已经消退,只残留着习惯性的革命姿态,人和人充满了不信任和冷漠,同学之间经常打小报告。“每个人心里都很害怕,每个人都在说谎。”

回到德国后,阿克曼以自己留学三年的经历,写了本《门里门外话中国》,当时几乎是德国唯一介绍中国的书,出乎意料地很畅销,再版多次。

1983年起,歌德学院与同济大学共建留德预备部,阿克曼给公派留德学生教德语。

1987年底,阿克曼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的任务是创建歌德学院北京分院。

按阿克曼的说法,这比创建“歌德学院月球分院”还难。

当时中国允许西方企业、但不允许西方文化机构进入国内。此后的16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作为“邓小平送给科尔的一个礼物”,一直是中国唯一的“西方文化机构”,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1994年老阿离职回欧洲。这一去,就是12年。直到2006年,老阿再次被派往北京,因为建设歌德学院大中国区的需要。

这次回来,中国的变化让他惊讶。一方面,是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金钱席卷一切的态势又让他担忧。上一次他离开中国时,钱还不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但这一次来,钱突然变得极其重要,而且几乎是唯一重要的。他认为中国目前有个不错的经济系统,也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政治系统,唯独在文化系统建设方面缺乏成就,这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今年3月底,Xi主席对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Xi在柏林与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师生代表进行了座谈。阿克曼受到组织方邀请并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发展的问题抛到了桌面上。

他直言不讳地说:“文化思想的发展不同于政治和经济,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甚至可能经历很多徒劳无功的过程,文化和思想是无法按计划施行的,再精巧的五年计划也计划不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计划不出达芬奇和爱因斯坦。如果条条框框太多,就会制约多元开放和创造性思维,从而制约文化和科技的发展。”

《白日焰火》赴柏林参展,老阿翻译了电影对白

2011年,阿克曼从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位置上退休。跟中国一样,德国也在推进延迟退休,“德国人65岁退休,到2017年67岁退休。”

从歌德学院退休后,他被孔子学院看上了,担任该机构的高级顾问。

在全球极速扩张的孔子学院很需要阿克曼这样的人。另外,他还是德国墨卡托基金会的中方代表,这个基金会旨在促进中德两国青年人交流。

阿克曼的业余爱好是研究中国当代水墨。

今年2月,老友朱新建去世。很多媒体大篇幅报道了这位新文人画派的代表画家,尽管他本人从未承认过自己是这个画派中的一员。

阿克曼对这些报道“非常不满意”,“只是一种媒体的需要,非常表面地去谈他的生活方式,而他终究是一个艺术家。”

他正在策划一个水墨展,主题是“男·女”,靳卫红画女人,李津画男人,在他看来这将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译介中国当代文学是阿克曼的老本行。第二次来到中国时,他就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并成为最早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家之一。

其中的重大成果之一,是翻译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直到今天,张洁仍然是德国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作家,虽然她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他正在翻译刘震云的《我是潘金莲》。“我喜欢刘震云的冷淡,有点像科学家去看社会,他的社会逻辑特别深刻,就像剥洋葱,一层又一层,最后留下的是什么。”

“莫言得奖,这是对的,他是值得得诺奖的作家,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可能这里有他的偶然性,反正要选一个,莫言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较多、比较早、也比较好。我特别喜欢莫言那些写农村孩子的作品,比如《透明的红萝卜》。”

《白日焰火》赴柏林电影节参展,请阿克曼将电影对白翻译成了德语。

大概从去年起,柏林电影节的参展电影都要求翻译成德语。导演刁亦男当时很急,通过一个朋友找到他,老阿无法拒绝。

南京有爱情,正在申请中国绿卡

“你会一直呆在中国吗?”

“嗯。”阿克曼毫不犹豫地点点头。“我正在申请一个绿卡,好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在中国拿到一个绿卡是太不容易了!不明白为什么。”

对于一个长期工作、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再正常不过。之前二十年的时间里,阿克曼必须每年申请一次工作签证,才能保证“合法地”呆在中国。

“不仅是麻烦的事,我觉得中国这个政策是不对的,中国要吸引在中国干事的人,吸引那些喜欢、愿意呆在中国的人。这给人一种感觉是人家不欢迎你,你最多是来旅游、套瓷,最好不要长期呆下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件事多少让阿克曼有点“受伤”。

他说,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是个例外,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申请绿卡有中国这么难,美国也并不难,德国比美国稍微难一点,“但也不像这么难”。

专题:中国绿卡:全球最难拿的绿卡

进展相当缓慢,“调查”才刚刚开始。“先调查了两个月接不接受我的材料,接着还要再调查半年。”

在中国,阿克曼常常很生气,就像办绿卡这种事,就像每个国家都有让人生气的地方。

生气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官僚主义、环境污染、糟糕的交通,“跟你们中国人一样,基本上我生气的东西你们也生气。”

“唯一不让我生气的,我不是在一个中国单位里,没有什么领导欺负我,孔子学院的领导对我非常好,一点都不欺负我。”

尽管有很多毛病,阿克曼丝毫不怀疑自己对中国的爱。

“好像有一种缘分,现在回德国反而是种放假的感觉。”阿克曼想了一会说。

妻子靳卫红在南京工作,阿克曼这几年的生活重心也从北京转移到南京。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怕的天气,“北京好像变成一个人活不下去的地方”。

而南京方山,跟德国巴伐利亚农村有点像,在这里生活,有种回到老家的感觉,很悠闲。

但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阿克曼越明白自己骨子里还是个西方人,看事情还是西方的那套思维方式。

他并没有像很多老外那样起个中文名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喊他“老阿”。

他也不喜欢“中国通”这个词,“我不是"中国通",中国太大了,太复杂,我只是一个喜欢中国、研究中国、和中国来往很多的人,但是我并不是一个"中国通"。

有一天,他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对方听说他在中国这么多年,说“那你对中国还是"比较通"的”。“比较通”这个说法,老阿倒是欣然接受。

像很多喜欢中国文化的老外一样,阿克曼娶了靳卫红这个中国女人。“你爱一个国家这是比较抽象的,作为一个男人去爱一个女人就比较具体。”

“中国女人跟德国女人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不一样。我没有爱上一个中国女人,我爱上的是靳卫红。”阿克曼说。

人物档案

米歇尔·康·阿克曼

(Michael Kahn-Ackermann)

1974 毕业于慕尼黑大学汉学系。1975-1977年留学中国就学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致力于德中文化艺术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工作。1988年,创建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并担任院长。1994年赴莫斯科歌德学院担任东欧中亚区总院长;2000年-2006年在罗马任歌德学院意大利区总院长。12 年后再次返回中国,2006-2011年任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

阿克曼先生同时也是著名的汉学家,尤其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有着敏锐的观察力。1993年,他与其他同事促成最早的中国前卫艺术在欧洲展出。同时,他也从90年代初开始与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交往,收藏水墨画并关注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发展。2012年,策划德国汉堡中国当代水墨展—“另一种现代性”。他在80 年代曾翻译莫言、张洁、王朔等作家的作品,并与这些当代艺术家、作家交往密切。1980年,阿克曼出版介绍自己在中国经历的书—《门里门外话中国》,在西方发行之后产生一定的影响。

现在为孔子学院总部特聘高级顾问和德国墨卡特基金会中国代表人。

对话阿克曼:中国建孔子学院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现代快报:从歌德学院退休后,你就接受了孔子学院的邀请,担任他们的顾问,他们向你咨询的是哪些事宜呢?

阿克曼:孔子学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机构,跟其他机构完全不一样,孔子学院做对外文化交流的模式,跟其他国家类似的机构,像歌德学院或者塞万提斯学院都不一样。孔子学院在国外不是一个中国的机构,而是中国和国外机构(大部分是大学)的合作项目,每个学院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每个学院都有两个院长,一个中方院长和一个外方院长。基本上是一个当地的机构,并不接受中国的行政命令。每个学院不一样,有大有小,有活跃有不活跃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责人的能力大小。一个大的问题是,中方院长和外方院长常常有摩擦,互相不理解,我要给他们提供建议。这种模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对这种机构很好奇。另外,还有怎么培养好的老师,怎么安排课程,选用什么教材,语言学校在当地一定要有合适的老师,我也会向他们提供建议。

现代快报:但西方对孔子学院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阿克曼:他们可能觉得孔子学院是一个官方的舆论工具,一个政府的机构,这是一个不全面的理解。全世界学习汉语的需求很迫切,而学校这方面又很缺乏,所以成立孔子学院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从教授语言的方面来看,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机构,但从一个语言学校发展成为一个文化交流机构,那是一段漫长的路,需要培训,需要政策支持。目前有些质疑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基本上还是个语言学校。

现代快报:从歌德学院到孔子学院,在这两个“反向”的工作之间你需要做怎样的转换?

阿克曼:从歌德学院到孔子学院的工作变化,对我来讲并不是太难。我在歌德学院三十年的工作,基本上一直都是跟中国文化界密切交流和对话,我的中国朋友比德国朋友还多,所以我现在从孔子学院的立场做文化交流或是他们的顾问就不难,我帮助他们和国外打交道,不一定只是和德国。真想做文化交流,你不仅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一定也得了解对方的文化。当然在一个中国的单位里面工作和在一个德国的单位里面工作有不同的地方,这需要一个学习和习惯的过程。

现代快报:中国这些年也一直在讲文化输出,在你看来,中国做得怎么样?

阿克曼:官方对外文化交流还是老样子,花了很多钱,不起作用,也不影响当地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文化部有一个处长陈平,在国外办过很多有意思的活动,他跟艺术家、作家也很熟,中国这样的人有,但是太少,大多数官员根本不懂,害怕出事,可文化的优点是“出事”,不“出事”不是文化。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创造性活动,不让创造、不让“出事”,那就太枯燥太没意思了。文化输出他们早就说了,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做这个事情,官方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除非让文化自己管文化。

在目前可能的范围之内,孔子学院还算效果挺大的。中国政府在外国建立孔子学院,是一个非常具有智慧的举措,同时,也非常成功。孔子学院首先在国外传播语言,而中国语言是更好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也使得我们的交流更为畅通,也没有“出事”的危险。

现代快报:你跟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很早就结下了缘分。这是一种巧合吗?

阿克曼:我是做文化交流的,那时候中国文化界就那么几个人,无可避免地要跟他们接触。1985年,中国开始有先锋艺术,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新的艺术形式,而80年代之前的艺术都是一个框子里的革命现实主义,1985年,他们开始反对老的东西,官方非常不高兴,他们能找的只有外国人,他们能获得一点理解和支持的也是外国人。

现代快报:你是最早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人,但你最关注的领域还是当代水墨。

阿克曼:因为西方没有。别的那些都是重复欧洲艺术史的过程,我对艺术家、对他们的发展感兴趣,对他们的艺术、他们的作品没兴趣。我看过原来的马蒂斯,干吗看你这个复制的马蒂斯。而水墨是一种非西方性的艺术方式。

那时候(当代)水墨特别尴尬别扭。年轻人看不起,认为笔墨已经过时,应该扫到垃圾堆里;学院派更看不起,认为是瞎胡闹;先锋艺术起码有几个外国人买了,但西方人又看不懂水墨。朱新建在法国呆了三年,还是用毛笔画,在巴黎不可能获得认可,最后呆不下去了。我2012年在德国做了一个水墨展,还是很困难。很多人都改用油画棒了,认为纸和笔都不够用了,过时了。只有少部分有头脑的人还在做。学院的教授还在画花鸟山水。

我不理解水墨是什么,我对教授们的画没有兴趣,但对齐白石、对“八大”、对徐渭有兴趣。“八大”在我看来是个当代人,我没想到中国传统里还有这么现代的东西,现在的中国有一批像他们这样的人,把水墨当成一种当代艺术、表达当代人的灵魂和感情,最早吸引我的是这些。

1975年

1988年2014年2014年

来到跟印象大相径庭的中国

1988年

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国外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北京分院”

2014年

参加Xi与德国汉学家的座谈会,还翻译了《白日焰火》

2014年

有在南京的爱情,正在申请中国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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