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流传，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天，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餐馆洗盘子/打工。
此说似源自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唐德刚是胡适先生的高徒唐德刚先生，他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文图书馆馆长、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兼系主任、著名史学家。他的书《晚清七十年》中很多跑火车的内容，都是民间谣传的野史。唐这个人缺乏史学家的谨慎，不加甄别一律采用，还是为了多卖几本书而已！书中提到，武昌起义期间，孙中山正在典华城（丹佛的粤语发音）一家中餐馆当“企台”（粤语即茶房）。一天，孙中山手捧餐盘，从厨房里走出来为客人上茶，一个同事忽然朝他大叫一声：“老孙，你有份电报。”孙中山拆开一看，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黄兴要他立即回国。
唐德刚先生的这段描述太过活灵活现，画面感极强，据说他本人与这家中餐馆的卢姓老板的儿子很熟，是听他回忆的这个过程。
这一说法被简化为“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刷盘子”，传播甚广。进而也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孙中山扔下餐盘回国，是急于争夺临时大总统之位，且无革命功勋支撑，故“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纯属意外”。
笔者查阅了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以下简称《年谱》），表述是这样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1日抵科罗拉多州之丹佛市（典华城）。10月12日从报纸得知武昌起义，出发赴纽约活动。”
还有许多研究成果，都以类似“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途中”来表述。至于孙中山当天到底在哪里，没有明确的交代。
最近，笔者偶然发现了孙中山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些珍贵史料。根据这些史料分析，北京时间10月10日当天，孙中山不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而是在犹他州的奥格登市；第二天，孙中山才到丹佛，第三天离开丹佛，在丹佛停留了24小时。他没有回头往西行经旧金山回国，而是仍按计划继续东行，为革命奔波筹款。他当时在丹佛刷盘子，完全没有可能。
然而“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刷盘子”之说，其实是一桩谣言。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确实在唐德刚所说的典华城（即丹佛，位于科罗多拉州），但并不是在餐馆打工。
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武昌起义前一天，孙中山在给李是男（在旧金山的同盟会重要领导人）的信中说到筹款事宜，问他“除汇港急款之外，能否足万元否（连日前所支一切经费在内）？”“如果万元，则勿当照原议办理，将款用弟名付入银行”。①
这封信是孙中山用旅馆的信笺所写，说明他当时正在Ogden（位于犹他州）的Marion旅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孙中山倡议下，1911年6月，旧金山致公堂和美洲同盟会实行联合，共同为革命筹款。1911年7月，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在旧金山成立，负责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经费。孙中山起草了《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和《革命军筹饷约章》两份文件，重申了革命宗旨，规定了组织机构、捐款措施及对捐款者的奖励办法等。
1911年9月2日，孙中山与黄云苏、张蔼蕴、赵昱分南北两路赴各埠演说，筹集革命经费。孙中山命美洲同盟会会长兼筹饷局负责人、台山籍华侨李是男在旧金山代其主持工作。
图：1911年10月9日，孙中山致李是男函
美国华侨作家招思虹专门到丹佛，找到孙中山当年住过的旅馆“布朗宫”（Brown Palace Hotel），发现了他1911年10月10日的入住记录，签名是ys.sun（即孙逸仙）。此外，招思虹还找到1911年10月7日的一期《科罗拉多丹佛日报》，上面有致公堂刊登的广告，谓“特派孙文大哥、黄芸苏先生二位游埠，发挥洪门宗旨……届时敬请汉族男女同胞到聆伟论”。②
孙中山和黄云苏二人走北线筹款。根据孙中山致李是男的亲笔信函显示，美国西部时间1911年10月9日，即北京时间10月10日，孙中山住在犹他州盐湖城北部小城奥格登的马里奥酒店。马里奥酒店位于奥格登第25街194号，建于1910年，孙中山入住时刚开张不久，1976年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文物。
这天，孙中山用酒店信笺给李是男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各埠同胞革命热情日渐高涨感到欣慰，对筹款一事甚为关切，写道：“所经各埠，见得人心渐有可为，筹饷一事之成就与否，多在局中之办理如何耳……”并问及“昱堂翁”即到南线筹款的赵昱何时回到旧金山。信中还提到，除之前已紧急汇去香港的款项之外，可否再筹足1万元经费并以其名存入旧金山的银行，近日他将前往欧洲处理重要外交事件，并告知李是男如有信件给他，可交芝加哥（信中用粤语“芝加古”）太和梅寿君转交，同时附有梅寿君在芝加哥的通信地址。信中还请李是男问候杰亭、菊波二位。落款时间是10月9日。《孙中山致李是男函》现保存在南京博物院，《孙中山全集（第1卷）》和《年谱》中均有记载。《年谱》记载为：“10月9日，致李是男函，告以如筹得款项过万元，则当照原议办理”等等。实则应是北京时间10月10日，而不是北京时间10月9日。
芝加哥太和梅寿君是何许人？笔者查找芝加哥同盟会资料发现，1910年1月15日，孙中山在芝加哥正式成立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举行成立仪式的地址在上海酒楼二楼一间房内，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十余位成员中，有一位是上海酒楼的股东兼泰和杂货店负责人梅寿，并且以泰和店作为同盟会通讯处。孙中山分别于1910年1月、1911年4月和10月三次到芝加哥开展革命活动。由此看来，孙中山信中提到的“太和梅寿君”就是泰和杂货店负责人、台山华侨梅寿。杰亭、菊波，就是洪门筹饷局中文书记黄杰亭、刘菊可。
孙中山为什么会出现在盐湖城北部小城奥格登？
奥格登距离盐湖城仅40英里（约64公里），是美国西部铁路的重要交通枢纽。盐湖城（粤语叫所叻）及周边城市，是广东华侨聚居地。
事实上，洪门筹饷局的这次演说筹款行动是有计划实施的，分南北两路同时进行，并在各地报纸上刊登孙中山等人到埠演说筹款公告，以发动更多华侨支持和参与革命。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在孙中山致旧金山致公总堂的一封信函中可以得到验证。温哥华当地时间1911年1月12日，孙中山用《大汉日报》信笺致函旧金山致公总堂，信中写道：两三千名温哥华（信中用粤语“云埠”）华侨冒雨踊跃到致公堂和戏院听他演说，这是云埠从未有过的盛会，可见人心所向，革命必会成功，同时表示由于各地致公堂纷纷电邀他到各埠演说，所以数日后他将从蒙特利尔（信中用粤语“满地可”）出境到美国各埠游说，他将于近期拟写一个公告稿寄给总堂，以致公总堂名义登报公告各埠，以便他陆续前往各埠演说发动革命。1911年2月，孙中山在温哥华组建洪门筹饷局为革命筹款，同年7月，在旧金山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
就在孙中山等四人从旧金山出发前，旧金山的华文报纸提前公告了南北两条筹款线路，盐湖城和奥格登均被列入北线筹款城市中。笔者找到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麦礼谦先生30年前在英文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讲到这次筹款线路时指出：很多中国学者竭尽努力去追踪孙中山在美国的筹款线路，但是很多人因语言问题而陷入窘境，出现差错，因为这些地名都是用四邑话而不是普通话音译过来的，而且，过去这些年来，很多城市名也改变了。麦礼谦先生是广东人，他根据四邑音地名重建了一个更加可信的筹款路线图。
根据史料记载，在筹饷局成立后，经过五个月的宣传发动，孙中山在美国筹募经费达14.41万美元，在筹饷局成立一年时筹得四十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
从以上情况可见，北京时间10月10日武昌起义当天，即美国西部时间10月9日，孙中山在犹他州北部小城奥格登。
铁路沿线城市有许多唐人街
美国西部时间1911年6月9日，孙中山用洛杉矶一家酒店的信笺写信给旧金山的致公堂各位叔父，信中提到“弟昨日由纽约抵罗省埠，礼拜或礼一当起程来大埠，到时再行电达车期，诸事容候面商”。信中所指“车期”应即火车时间，也就是说，孙中山在美国期间坐着火车到各城市演说和筹集革命经费。
1911年，美国西部铁路网已四通八达，连接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又名跨州铁路）也已运行42年。孙中山从美国西海岸的大埠旧金山，坐火车到东部芝加哥和纽约，从西向东，途经广袤的西部戈壁沙漠，一路演讲，一路筹饷，为革命奔波。由于太平洋铁路是由广东劳工为主要劳动力建成的，所以铁路沿线城市有许多唐人街。笔者在走访太平洋铁路沿线的几个城市时，发现了一些信息。
在到奥格登以前，孙中山曾到过内华达州的雷诺、卡森城和温尼马卡，宣传发动华侨支持革命。这三个城市都是重要交通枢纽城市。根据温尼马卡华人历史记载，1911年，孙中山与黄魂苏、朱会文等同盟会成员到温尼马卡开展革命活动，致公堂主席捐献了3000美元革命经费。笔者经查台山市和中山市侨史资料发现，黄魂苏又名黄云苏、黄芸苏，台山市白沙镇人，他是同盟会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主编，兼任同盟会美洲支部长，随孙中山到美国各埠演说筹款。朱会文为中山市张家边西桠村人，他与堂兄朱卓文均为同盟会会员，积极追随孙中山到美国各埠游说筹募革命经费。
当时的美国太平洋铁路火车时速大约为每小时20英里。奥格登与盐湖城相距仅40英里，从盐湖城坐火车只需两小时即可到达奥格登。
奥格登与丹佛相距515.2英里，坐火车需时约26小时，所以，即便是当地时间10月9日（即北京时间10月10日）当天坐火车前往丹佛，到达丹佛也要在1天以后，即北京时间10月11日。在武昌起义当天，孙中山不可能出现在丹佛，更不可能出现“在丹佛中餐馆端盘子时收到武昌起义消息的电报”的戏剧场面。
丹佛酒店的入住登记
目前在美国找到的与孙中山在丹佛时间有关的权威史料有两份。
第一份史料是位于丹佛市第17街321号的布朗皇宫酒店（Brown Palace Hotel）旅客入住登记簿。布朗皇宫酒店建于1892年，在丹佛极负盛名。根据酒店官方资料介绍：孙逸仙博士在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前曾入住酒店，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沃伦·哈丁、哈里·S·杜鲁门、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比尔·克林顿等6位美国总统也曾入住酒店，英国的“披头士”合唱团也曾是酒店客人。
根据酒店保存完好的旅客入住登记簿显示（美国对资料的保存真的是绝了），1911年10月10日（星期二）当天，共有14人入住该酒店。孙中山和一名黄姓随行人员一起入住，登记簿倒数第二位客人的签名登记是Y.S.Sun，来自旧金山，入住房间号为321，Y.S.Sun正是孙中山的英文名字Sun Yat-sen（孙逸仙）的缩写；倒数第一位客人的签名登记是W.S.Wong，同样来自旧金山，入住房间号为323。这说明，孙中山和黄姓随行人员是当日最后入住酒店的两位客人。
《丹佛日报》刊登的致公堂筹款公告和孙中山在丹佛活动的报道。（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丹佛日报》的报道
那么，W.S.Wong是谁？是随同孙中山到北线筹款的黄云苏吗？孙中山抵达丹佛四日后即10月14日《丹佛日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揭开了谜团。
美国西部时间1911年10月14日（星期六），《丹佛日报》用几乎整版刊登孙中山到各埠演讲并筹集革命经费的广告，同时配发了孙中山在丹佛活动报道。大标题为：“中国未来领袖访问丹佛”和“朝廷悬赏10万美金要孙的人头”。广告是美洲金山致公总堂关于孙中山到各埠演讲的通告，内容如下：“请听演说——公启者，本总堂实行光复主义，特派孙文大哥、黄雲苏先生二位游埠，发挥洪门宗旨，定期×月×日在×演说，届时敬请汉族男女同胞到聆伟论。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启。”根据此通告所示，随同孙中山到丹佛的W.S.Wong即黄雲苏，其粤语发音的英文名为Wong Won-Su。这也与孙中山在内华达州城市温尼马卡筹款时与致公堂成员的合影照片吻合，照片上的黄魂苏即黄雲苏，亦写成黄云苏。
《丹佛日报》在同一版面还配发了一篇报道，题目是“著名革命领袖到丹佛呼吁同胞捐款”。报道中写道：“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经过对丹佛24小时的访问，于星期三晚上离开丹佛，他为了革命奔走于美国各地。他有时用孙文这个名字，但孙逸仙才是他的真名。”该报道还说，虽然孙中山在丹佛只是短暂停留，但意义重大。
根据这篇报道和孙中山在布朗皇宫酒店的入住登记信息说明，孙中山和黄云苏从旧金山出发，一路东行，于美国西部时间10月10日晚（北京时间10月11日）抵达丹佛并入住酒店，第二天即10月11日晚（北京时间10月12日）离开丹佛。孙中山不可能出现在丹佛中餐馆打工。
这一判断也与孙中山本人的回忆吻合。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孙中山自述“武昌起义之次夕，余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典华城即丹佛的粤语名。
抵达丹佛第二天，孙中山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电报快讯，才知道武昌起义消息。根据《年谱》记载，“先生自述，是日十一时，到旅馆膳堂用餐后，从报上看到‘武昌已为革命党占领’消息”。此时北京时间应为10月12日凌晨2点左右。
由于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在此后的行程并未完全按照计划抵达各埠演说，但他决定仍按计划继续向东行，为革命事业而竭尽努力。根据记载，10月15日在芝加哥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10月20日抵达纽约，11月2日离开纽约赴英国，经英法两国，11月24日从法国马赛启程，乘“狄凡哈”号邮轮，经停马来西亚槟城、新加坡、香港，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
由此可见，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是在丹佛宣传革命、向华侨募款，而非“刷盘子”。而且，就常理而言，孙中山在海外宣传革命，固然经济拮据，但有致公堂与华侨周济，断不至于去餐馆打工来维持生计。
至于黄兴的电报，据孙中山回忆，“武昌起义之次夕，余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之典华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兴在香港发来一电”，但是因为密码本放在行李箱中，被先行运到了丹佛，孙中山在路上一直没有译出来。
到了丹佛之后，孙才知道黄兴的来电内容是希望他能为新军的行动筹措款项，“居正（之代表）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中之同情者）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
孙中山没有款可汇，扼腕叹气。想给黄兴回电，劝新军暂时别发动，但夜深了，没有发出去这份电报。
第二天，孙中山去旅馆大堂吃饭，在阅读报纸时“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振奋不已，当即致电黄兴，“申说复电延迟之由，及余以后之行踪”。③
也就是说，黄兴的电报中并无“武昌起义已发生”之类的信息，孙是从报纸上获知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
获悉消息后，孙中山并没有立刻启程回国，而是前往欧洲，游说英、法政要，希望他们能支持中国革命，不要借款给清政府。
孙后来如此解释自己何以不立即回国：
“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平生。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定先从外交方面致力。”④
此行路经圣路易斯时，孙中山读到了“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报道。
图：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你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合影
回国后，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职位”，亦非侥幸，而是获得了革命党和立宪派的共同支持。
对于在南方成立临时政府的问题，早在1911年11月7日，黎元洪已开始征询各省意见。
当时，革命党人多属意孙中山，不少原立宪派人士也主张“非孙莫属”。如11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原江苏巡抚）通电，“拟联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非伊莫属”。原江北提督、新军第9镇统制徐绍祯说，“革命先觉，苟选大总统，微其人（孙中山）莫属”。⑤
但孙中山迟迟没有归国，革命军也始终未能建立统一政府。
及至12月16日，各省代表将在南京选举临时总统时，南北议和已有重大进展，双方取得了虚位以待袁世凯的共识。随后，南京、武昌两方开始争议究竟该推黄兴还是黎元洪为大元帅，以暂行总统职权。
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此时，距离武昌起义，已过去了两个多月。
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宋教仁、汪精卫、居正等同盟会骨干在上海哈同花园开会，其间虽有争议——如同盟会内一贯“反孙”的章太炎所认为“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但与会者最终仍达成统一，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候选人。可见孙的资历、名望和贡献，获得了与会多数革命党人的承认。
此后又经过了在上海、南京的两轮协商，17省代表同意于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并决定以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三人为候选人。
各省总共有43名代表，奉天、河南等省仅1人，江西、湖北等省则有5人，但每省都只能投一票。最终公布的选举结果是：孙中山16票，黄兴1票，黎元洪0票。选举结束后，全场代表起立三呼“中华共和万岁”。
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选举时的候选人名单
对于孙中山的当选，居正的看法是：
“（当日会场代表）虽多不属同盟会会员，而尊重同盟会之系统，并承认辛亥革命，完全为同盟会主动，则昭然若揭矣”。⑥
“完全”两字自然是过于夸张，但非同盟会会员居多数的这场选举，以孙中山获压倒性优势告终，确也显示出众人对同盟会及孙中山革命贡献的认同。
孙中山当选后，收到各地贺电。如约翰内斯堡来电，“敬祝大总统建国大功，流名千古”；广东来电，“公任大总统……全国欢忭”。⑦黎元洪也发来贺电盛赞，“先生当选，易胜钦贺！先生识高千古……不独四万万同胞之福，即东西各国莫不景仰高风，为中华民国庆！”⑧
其后，孙从上海赴南京就职，媒体报道称有万人（或有夸张）到车站送行；“过苏州，在车站附近欢迎者，不知凡几”；“至无锡，各女生数百人，整列欢呼万岁”；“常州、镇江迎者，复各万人”；进入南京后，“城内人民填满街道，莫不欲瞻仰颜色”。
略言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在当时的南方政坛，算得上是众望所归，自有其多年奋斗为依凭，非是“意外”或“侥幸”所得；“武昌起义时在美国刷盘子”之说，更是不足信的谣言。
（完）
注释
①孙中山：《致李是男函》（1911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541、542页。
②黄小坚：《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几个重要史实的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③④孙中山：《建国方略·心理建设》，北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217页。
⑤关晓虹：《一个影响辛亥革命进程的偶然性因素——关于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推迟回国的决定》，《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⑥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⑦《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所收电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
⑧张宪文编：《共和肇始：南京临时政府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9、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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