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历皇帝”，是明朝的第十三个统治者，又被称之为“明神宗”，朱翊钧年仅仅十岁时就当上了一国之君，在位时间将近五十年，是明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享年五十八。
宫女的儿子临幸宫女生下不爱的儿子
一日，明神宗去向母亲李太后请安，不巧太后并未在宫中，刚要离开的神宗却与一宫女撞了个满怀，神宗顿时心中不悦，大喝道：“哪里来的宫女竟如此毛手毛脚？”宫女吓的赶紧跪地求饶:“皇上恕罪，奴婢姓王，是新调来服侍太后的宫女。”神宗一听这宫女的声音竟如此清新悦耳，宛如莺啼，顿时没了怒气，说道:“你抬起头来。”宫女慢慢抬起头看向了他，这一看不要紧，神宗立刻春心荡漾起来，抱起宫女大步向偏殿走去……
早在神宗16岁的时候，太后、大臣们便已经为他选好了皇后王氏，昭妃刘氏和宜妃杨氏。
可正处在叛逆期的神宗却很是反感这种为了政治而强加的婚姻，也不喜欢皇后和两位妃子，所以对她们十分冷淡。
一次偶然机会，他一时兴起临幸了太后宫里的宫女王氏，没想到王氏因此怀上了龙种，十个月之后，王氏产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明神宗的长子，取名为朱常洛。
为神宗生下皇长子的王氏，得到的只是神宗的一时风流，却没有得到神宗长久的喜欢，甚至神宗在宠幸完她之后竟不想承认此事，嫌弃她出身低微，不想封她为妃。
幸好有太后做主，神宗才勉强母凭子贵封了王氏为王恭妃。只因为神宗宠爱另有他人。
这个人就是郑氏，郑氏因为容貌美艳，且性情乖巧机敏，喜读书，通音律，善吹笛箫，因此很是受明神宗的喜欢。明神宗把她当作红颜知己，当作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因为深受神宗的喜爱，郑氏进宫不久就被封为贵妃。
相传，后宫其他嫔妃见了明神宗都毕恭毕敬，诚恐诚惶，小心谨慎，不敢稍有疏忽。只有郑贵妃落落大方，和神宗谈笑自然，还经常和神宗开玩笑，称他为“老太太”。明神宗不但不恼，还对她情有独钟。
四年后，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福王朱常洵真的是被李自成煮作“福禄羹”吃了吗？），随即便由贵妃册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然而此时的王恭妃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已经有五年时间，还只是得到了一个恭妃的封号，还是在太后的提醒下神宗才晋封的。
郑贵妃这种破格晋封让满朝文武颇有微词，因为按照礼法，王恭妃的地位应该是居于众嫔妃之上，而现在郑氏却要比王恭妃还要高出两级。
正当群臣纷纷上疏劝止皇上不要做出什么有违祖宗礼法的事情来时，又有流言说：郑贵妃因为深受神宗的特殊宠爱，又生有一皇子，便想让神宗将三皇子朱常洵立为太子，这样她以后便可以做太后。
朝臣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郑皇贵妃神魂颠倒的神宗，很可能会做出不顾宗法的事情来。于是大学士申时行等纷纷上奏皇上，认为为了社稷，应当尽快立皇长子为太子。
明神宗看到这一奏章后却很是反感，说道：“皇子还小，现在说册立的事儿还为时尚早。”
于是，为立太子的事情，神宗和他的全体朝臣开始相互对抗，谁也压服不了谁。这让神宗大伤脑筋，也大为恼火。一场长达15年的立储之争便开始了。
后来神宗干脆采取不上朝，采取“拖”的办法，和大臣们开始了消极对抗。
幸亏那时候官僚体制还起作用，就是没有皇帝，内阁及部府仍然照常工作。有事陈奏上去，皇帝不批，就等于默认，便照章办理。谁再说立太子的事，他就“留中”，让疏文自动作废，外间就无法知道真相了。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发生了一件怪事，让神宗不得不册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梃击案
五月初四的一个晚上，天刚擦黑，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蒙面刺客，手持枣木棍棒，行踪诡秘地潜入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一棒将守宫门的太监李监击倒，接着闯到殿檐下，朝朱常洛的居室奔去。
恰好这时候有人发现了他，大喊了一声“有刺客，抓刺客！”一时间侍卫们蜂拥而上将其降伏，交与守卫指挥关押起来。
第二天，朱常洛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奏明神宗，神宗开始并没有当回事，只是下令将凶犯交法司审问。
可是随着进一步的审问，不曾想事件的背后竟隐藏着一个惊天大阴谋。
经过审问，这名犯人名叫张差，蓟州人（天津市最北部）。初审时，他言语混乱，像个疯子，但仔细观察看他的相貌，又不像是疯子，像是一个很狡猾的人。
与此同时，朝野上下早已议论纷纷，有很多人认为此事就是郑贵妃等人在暗中指使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她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
于是在五月二十一日这天，刑部再次会集十三司进行会审，这一次张差的供词引起了颇大的轰动。
在供词中，他清楚的交待了叫他去打慈庆宫宫门的是庞保和刘成，他们告诉他，“打了小爷，你就吃穿不愁了！”而所谓的小爷，就是指的皇长子朱常洛。而庞保和刘成则是郑贵妃的左右执事太监
案件查到这里，结果已经是一目了然了。
郑贵妃感到形势不妙，因为一旦提审庞保和刘成，那她岂不是就会被端出来了。所以她几次向神宗哭诉，希望神宗替她做主。
对此神宗失望的摇摇头对郑贵妃说：“事已至此，我不便再出面替你说话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无奈之下，郑贵妃只好亲自赶往朱常洛的慈庆宫，跪拜在他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自己是冤枉的，自己是如何待他如同己出的。
常洛生性怯弱，同时也怕事情闹大对他不利，于是便劝慰郑贵妃自己已经不追究了，同时还要启奏父皇，要让诸位朝臣也不要再纠缠此事，并命法司速速结案，不要再行株连，郑贵妃这才躲过一劫。
于是在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捆赴刑场，处以极刑。十几天，刘成、庞保也在内廷被司礼监拷打而死。
这就是历史上的“梃击案”，它虽然掀起的轩然大波，但是在明神宗的控制下，终究还是草草结束了，因为对郑贵妃的偏袒，背后凶手郑贵妃竟没伤分毫，真是令人咂舌。
但是经此事件，明神宗似乎也看清了，皇长子朱常洛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如果迟迟不立太子，就会有人趁机离间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一些心图不轨的人会做趁机大做文章。于是终于下定决心立皇长子为太子。
神宗还害怕自己一旦殡天，会朝纲大乱，于是在万历二十九年，册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最终，在朝臣的压力之下，已经25年没有临朝的明神宗，又重新开始上朝理政，这场皇帝和臣子的持久的国本之争终于落下帷幕。
朱翊钧可以说是明朝所有皇帝中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有余，估计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有他的福报。在许多人看来，“明神宗”朱翊钧就是“懒惰”的代名词。
虽然执政时间是明朝所有皇帝中最长的，但是朱翊钧真正上朝的时间只有二十年不到，由此可见，朱翊钧到底有多“懒”。
万历年间，正是张居正将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足以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在今天，人们对朱翊钧的看法各有不同，这里暂且先不对其进行评论。下面先来分析分析这位“明神宗”在位五十年间，都做了什么事情，再对其进行评价。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坖的三子，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的裕王府，按道理皇位不应该落到他的头上的。但是朱翊钧的两位兄长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作为三子的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就因为如此，朱翊钧才得以成为太子。其实朱翊钧的爷爷嘉靖皇帝并不是很喜爱自己的这个孙子，所以对其的态度也十分冷淡，此时的大明朝内忧外患，嘉靖帝不顾朝政一心玄修。对于朱翊钧的出生，嘉靖帝没有好感估计还是“二龙不相见”的揭语在嘉靖帝的心里盘旋。对于这第三代的龙，嘉靖帝还是不相见的好，所以表面上还是得装成不在乎。因为嘉靖帝的不关心，所以朱翊钧出生都没敢告诉告诉嘉靖帝，也没有取名字，所以直到自己5岁的时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父亲朱载坖取钧字，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可见父亲对其得期望有多高。
所幸运的是，朱翊钧的父母十分疼爱他，所以朱翊钧从小也不至于缺少关爱。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而其母亲身份卑微乃泥瓦匠之女，生下朱翊钧后，母凭子贵，封为裕王妃。按理说，神宗的出生给大明朝带去了生机，也给嘉靖帝一朝带去了希望，至少子嗣不多的嘉靖帝有裕王这一脉传承下去了，孙子也出生了。
嘉靖帝去世，父亲朱载坖没有被封为太子，是以裕王的身份登基的，年号隆庆，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其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朱载坖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再加上母亲的严厉管教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天有不测风云，朱翊钧的父亲明穆宗离开了这个世界。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在位六年的明穆宗病重去世。让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等辅政，六月初十，年仅十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内阁由高拱、张居正为首辅，司礼监冯保为监首，开始了万历朝的改革之路。
即位之后的万历皇帝，在读书方面，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
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朱翊钧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稍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在万历皇帝的成长的阶段，高拱和张居正的首辅之争以张居正的胜利而结束。此时张居正意气风发和司礼监秉笔太监达成一致，决定合作分权，开始万历朝的改革。上台后的张居正，看到国库空虚，隆庆朝的改革并不彻底，而这时的万历皇帝又很年轻，没有到亲政的年龄，所以延续隆庆朝的改革势在必行。
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
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这个和今天的责任制很相似。所以他们的改革还是很前卫的。
年仅十岁的朱翊钧便被迫成为了新皇帝。当时实际年龄还不到十岁的朱翊钧连大字都不认识几个，就被迫担当起了统治国家的重担。
朱翊钧登基以后，每每上朝之时，都能从臣子的眼神中看到一种异样的情绪。直到他长大成人以后，才明白，这是轻视与忧虑混合而成的眼神。
幸运的是，朱翊钧登基以后有许多人在帮助朱翊钧。李太后，冯保，以及张居正，都是朱翊钧的坚实后盾。有了这些人的帮助，当时的朝廷才不至于乱成一锅粥，朱翊钧才有了学习，进步的机会。在朱翊钧登基后的十年中，始终刻苦学习，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一国之君这个称号。
朱翊钧的努力是有回报的。若是要从明代皇帝中挑选一名学识最高的皇帝，那这个人必定就是朱翊钧。朱翊钧在这段时间里都做了什么事情？请看下文。
张居正很明白朱翊钧如今最需要的就是学习知识，所以他为了让朱翊钧能够静下心来刻苦学习，将原来的每日上朝调整为了一个月只上三次朝，分别是每个月的三号，每个月的六号，以及每个月的九号。
除了每个月例行的三次上朝，朱翊钧在一个月中的其余二十七天中，可以说起床起得比鸡早，睡觉睡得比狗晚，每日都是天色刚刚破晓，朱翊钧就已经起身学习了。除了学习传统的儒家经典，朱翊钧还学习了如何批阅奏章。
除此之外，书法，历史等等，朱翊钧是一个都没有拉下。每次为朱翊钧讲课的讲师们都必须提前将“课件”准备好。并在课后布置了许多“作业”给朱翊钧完成。
张居正与李太后对朱翊钧的要求十分严格，一旦朱翊钧犯了一点小错误，张居正便严厉地斥责他。甚至直到朱翊钧大婚前夜，李太后还专门帮到了朱翊钧的房间亲自照料孩子。当然，名义上是照料，但是更多的其实是监督。
既然朱翊钧年幼时如此刻苦，为什么成年之后，反而松懈下来了？其实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其实无论是朱翊钧，还是他的父亲，乃至爷爷，都是好色之徒，朱翊钧可以所是遗传了家族基因了。
第二，朱翊钧之所以如此“懒惰”，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朱翊钧从小时候开始，上朝就没有作出过决策，往往都是张居正解决完一切事情以后，朱翊钧再签个字就完事了。长此以往，朱翊钧便养成了不喜欢管事情的习惯。
朱翊钧对于朝政确实有所懈怠，但是这也是朱翊钧的家族通病，刚刚登基时，一个十岁不到的孩子，能够冷静地坐在龙椅上不惊慌失措已经算是表现出色了，所以朱翊钧的表现，可以说是人之常情。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特别是皇亲贵族圈占土地，霸占农田，偷缴赋税，造成国家财政收入锐减等等有极大的左右。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
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
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使得国库充盈，国力充沛。
亲政后的万历皇帝，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又有自己的老师张居正改革的成效，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此时的大明朝国家富裕，人民安居乐业，国库充盈，欣欣向荣一片看好。
在万历亲政后进行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即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万历二十年宁夏之役；万历二十至二十一年的朝鲜之役；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的播州之役。另外还有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明缅战争。这几次战争除了明缅战争失败以外均获胜，由此巩固了汉家疆土，打出了大明的雄风。
早期的万历皇帝励精图治，国家富裕，国库充盈之后，咱们的万历皇帝似乎觉得已经功成身就，开始像老爹穆宗一样懈政，专注于玩乐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成了八不皇帝让人诟病。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可见咱们的万历帝懈政已经到了极点，超过了明朝的所有皇帝。但是万历皇帝虽然懈政，但不同于其祖父嘉靖帝。
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可见万历皇帝还是有些许能力的。
明神宗晚年身体虚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正因为万历皇帝的这种不作为，使得大明朝走向穷途末路又著名的“党争”。、
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此起彼伏，弄得朝堂“乌烟瘴气”，“骂声一片”，而万历皇帝却“视而不见”。这著名的党争一直持续到崇祯亡国。史料称：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朝的灭亡万历皇帝有不可推卸的作用，都去党争了，谁还有心思处理国家的事务呀。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
史称大明灭亡亡于正统，也有说亡于万历。正统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只是土木堡之役被擒，损失掉了大明朝50万的精锐，也败掉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富裕，但是重获皇位的明英宗在后期励精图治，从不懈政，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大明朝转危为安，重新走向了富强。而万历皇帝，后期懈政到了极点，面对党争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壮大，最后到崇祯一朝已经是千疮百孔，才给了清朝的可乘之机，大明才会亡国，所以万历皇帝责任非常大，大明亡于万历实至名归。如何理解“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的说法？
昏君？明君？ ——给被掘了坟墓万历皇帝朱翊钧盖棺定论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我有幸曾在初中就拜读过，那时只觉得万历皇帝昏庸无道，是个昏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再一次去体会书中所言，当时的想法确是有失偏颇了。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出乎我的意料，此年号共用了48年，为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在我印象中的万历皇帝可以说是个傀儡，虽十岁即位，但政权却把握在首辅大臣张居正手里，在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挥霍无度，终日沉迷于美色。据史料记载，万历帝在位期间竟有28年未上早朝，也难怪毛主席会说：“ 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朝。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是明朝当皇帝年头最长的一个，也是失民心最严重的一个。”
但当再一次翻阅了《万历十五年》后，我似乎重新认识了一位不一样的万历皇帝和一个不一样的48年。
明神宗朱翊钧书法
身为皇室子弟，万历帝从小就免不了勤学苦读，在天未亮时就去学堂听先生讲学，学完后还要练习六艺，在这样高压的环境下，万历从小就十分聪慧，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再加上他的老师，首辅大臣张居正的指导，所以在万历帝即位期间出现了《明史》中记载的“中外乂安，海内殷阜”，史称“万历中兴”的盛世。
如此看来，万历帝并非完全是那种好吃懒做，贪财好色的昏君，但为什么一个从小聪慧的帝王会变成人们口中的昏君，甚至让人一提起就深恶痛绝呢？
首先，张居正，历史上有名的“奸臣”，是万历帝的老师，也正因为有他的辅佐，才有了“万历中兴”的出现，但他却在后来被千夫所指，被称为“奸臣”、“罪犯”。可以想象，年少时的偶像却成了奸臣，这对万历帝来说，就像一叶扁舟漂泊在茫茫海中看不见灯塔，所以他也开始无所适从。
其次，年少的万历帝也曾努力的想改变现状，但当他每一次精心准备的政策被无情地否决时，他逐渐地发现了明朝文官集团的迂腐和顽固，数次的妄图抗争却依旧无果，这让我想起了清朝的光绪帝，不得不说两个人真的有点难兄难弟的意味。年少时的鸿鹄之志都被无情打压，更何况长大了以后呢？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皇帝不见百官，那他们也就越来越嚣张，随着女真族的不断壮大，也彻底地断送了明朝的气数。
但无论如何，依我拙见，在其位就要谋其职，或许黑暗是个无底洞，但我们也依旧不能放弃，也许在黑暗的尽头会有黎明的曙光，就像中国，从兴盛到沦落再到世界强国，靠的就是那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即使是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
总而言之，在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应该把人物放在时代的框架中一分为二地去讨论，而不能以“上帝”的视角去评价他。毕竟人无完人，我们都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滴水，而历史上的人物可能是一条河，所以我们更应该客观地去评判每一个历史人物，而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去评价他。
当代作家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如此形容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当政期间：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诩钧都无动于衷。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民国历史学家白寿彝如此评价万历皇帝朱翊钧：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
身为王朝皇帝，朱翊钧能够30年不上朝，巍峨高耸的宫门紧紧的闭着，案几上一摞一摞又一摞的奏章原封不动的摆着。
长安门外百姓在哭嚎，他们在哭自己，哭声震天，但朱翊钧却像是聋了一般，不闻不问。
朱翊钧他就像是给自己画了个圈，把自己圈在了里边，外面的人进不来，他也出不去，就像是画地为牢。
他圈住了自己，也圈住了大明王朝，大明便是从他开始灭亡。
5岁当太子，母亲严厉管教老师悉心教导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他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
朱翊钧的诞生，让裕王府上下都很高兴，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也是络绎不绝，王府内一时热闹万分。
但是这种欢快的气氛很快便消失了，前来道贺的人个个脸上全是恐惧，裕王府上下也都大气不敢喘个。
因为嘉靖皇帝对这个刚出生的孙子并不高兴，甚至是愤恨。
因此，朱翊钧一直长到五岁都没有名字。
直到父亲穆宗继位后，才给这个最喜欢的儿子赐了名字：
“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穆宗有三个儿子，长子朱翊釴和次子朱翊钤早夭，那三子朱翊钧便成了独子，所以颇受宠爱。
朱翊钧从小就很聪明，5岁就开始读书，这比起大明朝历代的皇子都要早。
穆宗对朱翊钧期望很高，便让朱翊钧拜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为师。
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朱翊钧被册立为太子，此时他不过5岁。
朱翊钧进入内阁读书以后，进步很快，穆宗也对其很满意。
但是这离不开母亲李贵妃的严厉管教：
《谷山笔麈》中如此描述李贵妃对儿子朱翊钧的管教：
“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
也离不开张居正和其他讲官的悉心教导，还有朱翊钧自身的刻苦努力和奋斗。
穆宗病危托孤，神宗10岁称帝奋斗10年
穆宗因为纵欲过度，所以身体渐渐败坏。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穆宗病危的消息，众臣惶恐。
到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
三人到时，穆宗坐在御榻上，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太子朱翊钧都在。
穆宗抓着高拱的手说：
“以全国使先生劳累。”
司礼监太监冯保当即宣读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第二天，穆宗于乾清宫驾崩。
六月初十，年仅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即明神宗，次年改年号为万历。
大学士高拱看着仅仅10岁的朱翊钧成了皇帝，不由地心生担忧，随即口无遮拦地来了一句：
“一个10岁的孩子，怎么治理天下呀！”
就这样一句话，便得罪了朱翊钧及他的生母李太后。
而且司礼监太监冯保与高拱素来不和，便乘机煽风点火，想要把高拱搞垮。
不出意料，这高拱就被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罢了官赶回了老家。
高拱一走，张居正便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子。
从此，明朝政权在张居正手中独揽10年。
朱翊钧即位之后，到张居正去世之前，也就是张居正独揽大权的这10年，朱翊钧一直坚持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
朝鲜使臣对朱翊钧如此评价称赞：
因闻皇上讲学之勤，三六九日，则无不视朝，其余日则虽寒暑之极，不辍经筵。
四书则方讲孟子，纲目至于唐纪，日出坐殿，则讲官立讲。
讲迄，各陈时务。
又书额字，书敬畏二字以赐阁老，又以责难陈善四字，赐经筵官，以正己率属四字，赐六部尚书，虚心好问，而圣学日进于高明。
下怀尽达，而庶政无不修，至午乃罢，仍赐宴于讲臣，宠礼优渥云。
呜呼！圣年才至十二，而君德已著如此。若于后日长进不已，则四海万姓之得受其福者。
万历朝举人沈德符曾记叙朱翊钧即位之后的前十年：
“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
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
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
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
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
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
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二人叙述如出一辙，可见此10年，朱翊钧确确实实刻苦努力，不曾懈怠。
若是朱翊钧一直保持如此勤政，明朝未尝没有兴盛之机。
然而，兴国之臣有，兴国之君却无。
张居正的10年，开创“万历中兴”
因为高拱的“10岁孩童怎么治理天下”，高拱走了，后来高仪吓死了，只剩下张居正一人理政。
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这十年，朱翊钧在勤奋学习，不曾懈怠，而张居正则是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后人赞誉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改革家”，这并不是虚言。
张居正掌权的10年期间，是万历朝最昌盛的10年。
这10年期间，国库钱银最多便是有400多万，太仓的粮食存储可以支用10年。
但是这都是张居正的功劳，而非朱翊钧这个皇帝所为。
张居正掌权之初，明王朝积弊甚深，所谓不破不立。
为重振大明王朝，张居正决定大力改革。
在吏治整顿上，张居正提出了“考成法”——以内阁控制六科，由六科（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控制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由六部统领基层，并通过层层考试，明确各级官吏职责。
张居正还专门建立了随事考成的制度，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机构的办事效率。
张居正整治吏治，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
此时大明王朝国库捉襟见肘，已然无法支撑。
张居正通过考核官吏来淘汰冗员，节省了一大批俸禄开支。
为了省钱，张居正真的是想方设法。
他向皇帝朱翊钧说：
“圣上应该为所有王公大臣做表率，圣上节俭度日，想来王公大臣们也不敢铺张浪费，这样便能省下不少银钱。”
为了省钱，张居正免除了皇室所有的奢侈性花费，就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和花灯都暂停不办。
更甚的是，为了节省灯烛费，张居正将皇帝朱翊钧的功课全部安排在了白天。
在军费上，张居正也竭尽努力节省。
一方面努力与鞑靼人修好开通互市，安定边境；一方面在各种地方削减军费支出。
到万历二年，仅仅北方军防就节省了上百万。
张居正很清楚，要充实国库，不但要节流还要开源。
张居正认为安民养民就是开源富国。
明朝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便是田赋，但随着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的加剧，天赋这项收入很难增加。
于是，张居正大力惩办贪污受贿，清理欠赋，清查田亩，一番下来，收获颇大。
从万历五年至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清查丈量了全国各类土地，查实土地700多万顷。
张居正便在此时推出了新法——“一条鞭法”，这项新法的推广改革，肯定了货币在赋税征收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
此后，经过张居正的新法改革，明朝的农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除了吏治改革、经济发展，张居正在军事上也有很多举措。
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凌云翼、殷正茂等名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的政策。
这两项举措使得当时的明朝边防异常稳固。
朱翊钧也曾表扬张居正：
“先生公忠为国，所用之人没有不当的。”
为了家国，张居正一心奉公，不曾懈怠，不曾奢靡，他一直践行着他所言：
“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
正是张居正这10年的呕心沥血，开创了短暂的“万历中兴”。
万历有张居正，是百姓之福；
神宗有张居正，是神宗之幸。
但是神宗终究是辜负了张居正的一番教导。
十年辛苦为大明，一朝身死被抄家
对于百姓，张居正从不辜负；
对于大明，张居正从不辜负；
对于君主，张居正从不辜负；
但是，百姓记住了他，大明记住了他，君主却恨透了他。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为大明王朝辛辛苦苦半生的名臣张居正去世了，他独揽大权10年，从未贪污一分一毫，只为富强大明。
得知张居正去世，朱翊钧很悲痛，特下诏罢朝一日以示哀悼，并隆重办理了张居正的身后事。
但画风一转，仅仅几天而已，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在张居正去世后的第四天，张居正生前举荐的官员潘晟便受到了御史雷士帧等7名言官的弹劾。
很明显，张居正死了，但是他的对手并不想他身后荣光。
潘晟被神宗罢官，雷士帧等言官随即就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
神宗朱翊钧从5岁起便受张居正教导，张居正对于朱翊钧一直很严格，朱翊钧对张居正十分敬畏。
但随着朱翊钧年龄增长，他对张居正对他的管束心生不满，总想摆脱张居正的束缚。
再一个朱翊钧认为他才是皇上，但是政权却在张居正手中，这就让朱翊钧更加不满了。
这一点一点的不满累加起来，就让朱翊钧对张居正心怀怨恨。
雷士帧等人正好是摸清了朱翊钧的心思，便开始对付张居正，这正好合了朱翊钧的心意。
当即，朱翊钧下诏抄了张居正的家，并削尽其宫秩，剥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将其罪状告示天下。
抄家时，仅仅查出1万黄金和10多万白银，这算不上什么巨富，抄家的宦官张诚怕神宗不满，便把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抓来严刑逼供，命他交出其他“赃银”。
张敬修经不住拷打，便胡诌还有30多万银子藏于其他人家。
然后被诬藏银的几家都被抄家，弄得家破人亡。
张敬修也因为害了无辜之人惨死，羞愧愤恨，投缳自尽而死。
张家人被抄家后，一家人被赶到了一所空房子关了起来，也无人理会，以致于张家人饿死了10多人。
张家的惨剧震惊朝野，震惊百姓，许多大臣纷纷上书求情，在民间也有百姓为为张居正请愿，为张家求情。
朱翊钧这才下诏留了一所宅子、10多顷薄田，以赡养张居正的母亲。
张居正或许真的没有想到，他为大明为神宗呕心沥血，奉献所有，最终却家被抄、儿子自尽、族人饿死、母亲遭罪。
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开始亲政，此时朱翊钧刚刚20岁。
朱翊钧急于想要摆脱张居正的政治威势，在抄了张居正的家之后，才觉得自己终于报了仇、泄了恨。
叛逆的朱翊钧忘记了张居正所有的教诲，也许并没有忘记，只是想摆脱有关所有张居正的所有。、
凡是张居正所有革除的弊政，朱翊钧一个不落的都恢复了。
万历十二年八月，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
似乎，对于朱翊钧这个君王来说，只要将张居正贬得越低，他才能更有权威。
昏君亲政纵酒色，三十年来不早朝
没有人约束的朱翊钧，日渐奢靡，酒色敛财，抽大烟，玩花鸟，只要是他想要做的没有人可以阻止。
朱翊钧的脾气也变得越发暴戾，每每醉酒就胡乱打人，左右侍候他的宫女和小宦官，一不顺眼，朱诩钧就喝令扑杀。
截至万历二十年，死在朱翊钧皮鞭下的宫女太监就达一千多人。
这一年朱诩钧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个哀哀无告的宫女和小宦官，被他杀害。
就连上朝也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何况是经筵、讲义，这些朱翊钧早就停止了。
当时的礼部尚书冯琦在奏折中评价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怠政：
“而方春秋鼎盛，正际中天之运。
此盛壮之年，正是理乱之会，若不将大小政务整顿一番，中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复一日，盛年渐往，蛊惑益深，即欲挽不返之势于倦勤之余，亦无及矣。
夫朝政未肃者，病在人情之惰，吏治未清者，病在士风之贪，君臣上下之睽者，病在行迹之疑，而其要在于服人心。
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结之人心，一朝令其涣散至此乎？
古称成汤改过不吝，非是圣人无过，惟圣人乃能改过耳。
汉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经乱而悔，千古更有何人？
以圣主当盛年，一日不悔即汉唐，一日悔即尧舜。
章疏可一日发，缺官可一日补，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罢也。
陛下何惮一日之发，不以成万世之业，立万世之名乎？”
但是，纷纷奏折石沉大海。
至万历十八年起，朱翊钧不再上朝，大臣的奏折、他的批示和谕旨等都交由内监传达；甚至祭祀等重要礼仪也都让人代劳。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
“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直到万历四十三年五月，郑贵妃指使爪牙张差手持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寝宫，打伤守门太监，想要刺杀太子，最后被太子内侍韩本抓获。这便是明朝末年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第一案——梃击案。
因为此案，朱翊钧才不得不召见了群臣。
时隔25年，满朝文武大臣隔了25年才再次见到皇帝。
朱翊钧在龟缩了25年之后，走出了他的寝宫，走到了朝堂上。
这次朝会，但朱翊钧出现时，从没有见过皇帝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齐齐下跪恭候御驾。
朱翊钧一坐下就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向群臣宣布：“这孩子非常孝顺，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
又教三个皇孙也出来说：“孙儿辈都已成长，不应该再有闲话。”
太子朱常洛也跟着说：“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亲爱，群臣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儿子。”
朱翊钧问大家：“你们听见太子的话吗，还有什么意见吗？”
方从哲、吴道南则除了下跪叩头不敢说一句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大臣就更不敢出声了。
监察御史刘光复刚刚准备开口，朱诩钧就大喝一声：“拿下。”
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
方从哲倒是没什么，但是吴道南就直接被吓得尿了。
隔绝了二十五年的唯一一次朝会，无一句谈论国家大事，只有朱翊钧一句威风凛凛的“拿下”。
之后，直到朱翊钧死之前，再没有上过朝。
王朝上下无人管，君王敛财荒淫度，明朝由他而亡
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出身商户，却为人正直，但朱翊钧却没有学到商人的诚信正直，只继承了奸商的贪婪好货。
朱翊钧利用帝王手中的权势，无所不用其极的开始了他的敛财计划。
从万历十一年起，明朝的官员短缺现象日益严重。
年老的辞官，年轻的因事或因病辞官，该补充官员的朱翊钧就是不管，甚至下诏：
“辞官的人只要按规定写份报告就可以自行离去，不用等批复。”
简直难以想象，既然官位上有空缺就应该及时补上官员，但是难以想象朱翊钧这个当皇帝的怎么想的。
到万历四十年，内阁六卿仅各有一人。六部之外的都察院正官已缺8年以上，全国一半以上的府衙没有知府。
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都快死光了。
囚犯的家属100多号人聚集在长安门外跪在地上嚎哭，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但朱诩钧没有任何反应。
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朱诩钧也不追问。
这就是神宗为了侵吞官员俸禄所用的手段，只要官员少了，这俸禄也必然就少了，如此公然中饱私囊的皇帝简直是让人无话可说。
除此之外，为了大量敛财，朱翊钧还想方设法向朝廷各部要钱。
皇子公主们出生、成人礼、婚嫁或是自己做寿，朱翊钧都会向各部要钱，给少了还不乐意。
为了搜刮老百姓的钱财，朱翊钧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太监充任“矿监”和“税使”，专门为自己敛财。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万历皇帝朱翊钧：
“以金钱珠玉为命脉。”
太监们回宫后都会受到朱翊钧的严厉拷问，如果搜刮的财物少了，就会被杖责。
于是，太监们怕受到杖责，就不敢不尽心，就变本加厉勒索百姓，使得百姓怨声载道。
凤阳巡抚李三才在请求朱诩钧停止矿税宦官的奏章上有一段说话：
“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
纵然对方是仇人敌人，我们都于心不忍，陛下怎么忍心对一向被你称为赤子的臣民如此？”
除了敛财，朱翊钧也开始奢华度日，日日笙歌达旦。
甚至从万历十一年开始，就开始为自己修建皇陵，也就是明十三陵中的定陵。
定陵规模庞大，每天大概需要3万多的工匠和民夫，所用的材料也要用最好的。
这座庞大的皇陵用时6年，花费了800多万白银。
而这800多万白银相当于当时2年多的全国田赋收入的总和。
活的人都已经吃不上饭，却在这花着巨款修着皇陵。
如此皇帝，使得国政腐败不堪，民间民怨沸腾，以致各地起义不断，内政混乱不堪，加上此时北方女真族迅速崛起，大明朝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明朝廷经过多方筹措，凑了10万军马，却谎称47万，由辽东经略杨镐指挥，分四路围攻努尔哈赤。
最终却中了努尔哈赤的诱敌深入之计，明军伤亡近6万，将领战死300多人。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
万历四十八年，荒诞半生的朱翊钧，身体早已不堪重负，因为“萨尔浒之战”的失利，朱翊钧深受打击，很快便卧病在床.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朱翊钧结束了他荒诞罪恶的一生。
在位48年，却30多年不上朝。
他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皇帝，若是他能够如同继位前十年那般奋发努力，大明不至于那么早灭亡，是他的荒淫贪婪，毁了大明的根基。
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明史》
他的定陵是明朝唯一一个陵墓被发掘的皇帝，定陵挖掘何以成为考古史上悲剧？郭沫若的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