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的个人特色都很鲜明，有的一门心思要修仙，有的沉迷于木工，有的梦想着当大将军，有的几十年不上朝，有的辛苦争上皇位，一月就死……后人评价明朝皇帝，最常用的一个词语是：奇葩。明朝一共有十六个皇帝的基因，个顶个的奇葩。
而在这众多明朝皇帝中，有一位因为不够奇葩而显得和祖辈后辈们格格不入，以致于经常被忽略，明明政绩斐然，却还是成了历史中的小透明，他就是明穆宗朱载坖（嘉靖三子，万历之父）。而在很多史料里又作朱载垕。那么明穆宗的名字究竟是朱载坖，还是朱载垕？
差点没保住名字的朱载坖
作为皇帝，朱载坖的个人爱好很正常，好色。但也好得中规中矩，既不爱比自己年长的保母，也不爱美貌少年郎，就和广大男同胞一样喜欢漂亮姑娘而已。
也许是因为他太没有特色了，竟然连名字都被人弄错。他叫朱载坖（音jì），《明实录》中明确记载，“上命皇第三子名载坖，第四子名载圳”，当年为他争太子之位的大臣们也说：“乃生而命名，从元从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从名字上为他找继承大统的依据。
一说晚明重臣朱国桢所作的《皇明大政记》中误将朱载坖之名写为“载垕（音hòu）”，清朝修明史时以此为依据，结果《明史》中的朱载坖就成了朱载垕，很多资料也都用了后者。
明万历年间文人卢翰的著作《掌中宇宙》中将明穆宗的名字误写为“载垕” ，此一讹误为朱国祯《皇明史概》、谈迁《国榷》等书及清廷官修《明史》等书所沿袭，导致后世普遍弄错了朱载坖的真实名讳。
堂堂皇帝，险些连真实名字都传不下来，这也算一大奇谈了。
明世宗实录，明确写了 载坖 ，世宗实录是万历初年修的，总裁是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其时穆宗驾崩未久，臣僚们都是穆宗的老臣子，怎么可能搞错穆宗的名讳呢？
通常说法将明穆宗朱载坖的名讳依《明史·穆宗本纪》而认定为“载垕”，其实这是后世的笔误。在嘉靖、隆庆年间的史料中，他的名讳实为“载坖（jì）”。《明实录》明确记载，“上命皇第三子名载坖，第四子名载圳”。 [24] 拥裕派大臣陈以勤在为朱载坖辩护时也提到：“乃生而命名，从元从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 而邻国朝鲜所保留的档案中也记载其名为“载坖”。 并且朱载坖并没有改名的迹象，而叫“朱载垕”的在当时另有其人，那就是衡府齐东安和王。
《明世宗实录》卷200记载世宗皇第三子之名 。《明世宗实录》卷470，册封齐东王庶第一子朱载垕为齐东王长子 。《明世宗实录》卷514，册封朱载垕为齐东王 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布政司刊本的《皇明诏令》卷二十一中收录了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四日的《立皇太子并封二王诏》，清楚地显示了裕王的名字为“载坖”，证明《明世宗实录》中的记载的名字也无疑是“载坖”。万历年间何乔远著《名山藏》卷二十九《典谟记》亦载“穆宗皇帝御讳载坖”。
扶不起的天子 帝王过客朱载坖
有明一代，十六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坖是很不显眼的一个，他出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元月二十三日，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元隆庆，死于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位五年半，年仅三十五岁。
明穆宗朱载坖画像
之所以说他不显眼，一个是因为他在位时间短，前后仅五年多的时间，而且其前后的嘉靖、万历两位皇帝在位时间都远在他之上，其父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其子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他这区区五年夹在中间，匆匆过客一般，不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二是，朱载坖在位的这五年间里，确实没有什么很值得可以标榜的功业建树可言，且以嗜财好色多欲见称。
恩威不测 多疑自愎的父亲
明穆宗朱载坖这一辈子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从小到大都活在父亲朱厚熜端拱修玄，自私猜忌的阴影之下。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壬寅宫变”后，明世宗朱厚熜更是幽居西苑，笃信道教，祈求长生，疑神疑鬼，以更独特、专断的方式紧握皇权。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记载，明世宗是“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替；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国榷》卷六十四记载：“（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
为了保证权力不被窃取，朱厚熜不信任身边的任何外臣、内官，包括自己的后妃子嗣，对一切影响自己得道成仙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压，几近病态，整个皇宫中笼罩着一片神秘、诡异、肃穆和恐怖的气氛。
嘉靖修玄问道 畸形的父子关系
不过，虽然朱载坖默默无闻，他爹可是大大的名人。
朱载坖的爹是大名鼎鼎的道君皇帝嘉靖帝，平生两大爱好：一是修仙问道，二是和大臣们相爱相杀。因为要喝甘露，加重了宫女们的劳役，差点被一群小宫女勒死，逃得一命后更加远离凡尘，专心修炼。
嘉靖一朝前期大搞议礼之争，后期崇尚方术，给明世宗朱厚熜的个人家庭也带来了很大影响，其对待后妃和皇子一直是刻薄寡恩，他生前所册封的三位皇后，均未善终。这些后妃给他生下的八子五女中，成活率很低，长子、五子、六子、七子、八子均早殇。为了追求长生，朱厚熜更是痴迷于虔事玄修，处于求子又恐子的矛盾心态中，这直接导致了他和皇子间畸形的伦理关系。
母亲杜康妃也不受宠，长年累月不得见嘉靖一面。或者说，嘉靖后宫就没有特别得宠的，他哪有空闲亲近美人？清心寡欲的修着仙呢。海瑞还因此而上疏骂他无父子之情、夫妻之情，违反人性。呃，那会儿大臣还能这么说皇帝……
这些皇子中，长子朱载基由阎妃所生，在嘉靖十二年（1533年）八月十九日出生，但仅存活两月就夭折，谥号哀冲太子。
次子朱载壑，嘉靖十五年（1536年）出生，系王贵妃所生，嘉靖十八年（1539年）被立为了太子，但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一说1552年，此处不做深入讨论）去世，谥为庄敬皇太子。
三子朱载坖，嘉靖十六年（1537年）生由杜康妃所生，后来即帝位为穆宗，两岁时被封为裕王。
四子朱载圳，与朱载坖同龄，仅小一个月，系卢靖妃所生，两岁时被封为景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死于安陆，谥景恭王。
《明史?儒林二》中记载，嘉靖十九年（ 1540 年）十二月时，左春房赞善罗洪先建议明世宗为年仅五岁的皇太子朱载壑文华殿讲学，当时正好朱厚熜因为身体不舒服，没有上朝，“讳言储贰临朝事，见洪先等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诏百馀言切责之，遂除三人名。”就这样，因为猜疑大臣们认为他身体不行了，直接迁怒于罗洪先，给废黜为民了。
嘉靖二十四年（1 545年），明世宗命礼部为十岁的皇太子拟议加冠礼。结果礼部报上去了，朱厚熜没有准奏。一直拖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太子已经十四岁的时候，明世宗才为他举行了冠礼。可是在三月十五日举行完加冠典礼两天后，太子忽然患病，《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四十六中记载“越二日，晨，兴疾作，遣医胗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儿去矣，正坐而薨，年十有四岁。”
太子朱载壑的突然去世，确实对明世宗朱厚熜打击很大，他开始听信方士陶仲文的“二龙不相见”之说，视亲生儿子为潜在的会危及其仙籍和皇权的敌人，刻意与其保持距离。此时，明世宗身边就只剩下的三子朱载坖和四子朱载圳两个儿子了。
作为在世的皇子，朱载坖按顺序应该是位居皇位第一继承人的，入主东宫，取得储君的身份。但正在明世宗这种畸形的心理作用下，太子之事就没有了动静，群臣也是每有所请，迟迟不见回音，甚至屡次发生朝臣为此被杖被囚被杀的事情，就这样太子之位一直悬了十八年之久。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朱载坖皇位道路上唯一竞争对手朱载圳死于藩封安陆，成为了大明帝国唯一的合法皇位候补人选。
这期间的朱载坖，何尝不焦灼热盼，但他却从未得到过来自皇帝老子的父爱。相反，首当其冲的成了被忌恨的主要对象，一直处在生活苟安窘迫、命运朝夕危惧当中，明世宗不仅剥夺了他本应享有的母爱，还祸及了他的儿子朱翊钧。
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正月，朱载坖的生母杜康妃去世，礼部奏请丧祭从优，但被明世宗拒绝，要求裁减。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嘉靖三十三年，康妃杜氏薨，则穆宗生母也。礼官请复三年丧，上不许，又引〔明太祖〕孙贵妃故事亦不从，且以避至尊，不宜重服下谕，大臣遂不敢争，且自穆宗就裕邸后，生不得见，没不得诀，亦可悲矣。”
朱载坖母亲杜康妃像
后来，朱载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前两个儿子早夭），也就是后来的明神宗朱翊钧，对于小皇孙出生，朱载坖是不喜反忧，因为他知道父亲不喜欢听到有皇孙诞生的消息，因此是“穆宗在潜邸，朝夕危惧。今上诞生，不敢奏闻，至两月间不敢剪发。一日，有宫女最喜者乘间以闻，上怒而谴之。宫中股栗，莫知所为。”（见于慎行的《谷山笔麈》卷之二）
果不其然，明世宗朱厚熜在得知消息后，不仅不为小皇孙高兴，反而认为是危及自身的祸患，异常反感。在朱国祯《皇明大事记》中记载，明世宗对这位嫡孙的出生是激发暴怒，甚至将要杀人“（裕王）邸中第一子生，入直侍郎闵如霖贺表中云‘庆贤王之有子，贺圣主之得孙，上大怒，剑击其疏曰，‘可斩！渠先子而后我’。降俸三级，出为南礼部尚书”。
就这样，这位皇孙不仅没有享受到皇族的亲情待遇，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更是连自己祖父的样子都没有见过，一直到朱厚熜去世后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隆庆登基 开新除旧弊
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十二月，明世宗从西苑搬回到乾清宫，不久后去世，终年60 岁。裕王朱载坖即位，是为明穆宗，次年改元隆庆，嘉隆交替，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明史》中这样评价他“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主义。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
朱载坖上台后着手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 在治道、政策、人事、奖惩标淮等带根本性的重大方面，大兴翻案之风。嘉靖朝“方士悉付法司治罪，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免明年天下田赋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赋。释户部主事海瑞于狱。”
朱载坖继位后，改年号隆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父亲信任宠爱的方士王今、刘文斌等一并逮捕，下狱处死，罪名是“方士误国”。
此举简直令大臣们欢欣雀跃，新帝不爱修仙，真好！终于不用整日琢磨着写青词了，开心！
朱载坖对方士的深恶痛绝，大概是因幼年父爱的缺失。在他心里，方士都是蛊惑父亲不爱自己的妖道。而对于那些敢劝谏父亲走入正途的大臣，当然非常欣赏，因骂嘉靖而下狱的海瑞就被放了出来，不但官复原职，还很快提升为大理寺丞。
这一切都让大臣们感觉到振奋，而且朱载坖还有一个优秀帝王必备的特点：宽容仁和，任用贤能。
这些举措，实际上是朱载坖和大臣们在嘉靖朝时期积蓄的愤懑和共识的爆发。不过有研究认为，明穆宗虽然接受过儒家的正规教育，但缺少对治国之术的实际训练，毕竟他的父亲在世时，他压根没有任何的机会得以参与这种政治活动，也就意味着国家事务可以在皇帝无能或不愿干预的情况下而继续进行。
隆庆时期，首辅大臣前后更换了4次，先后是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除李春芳能力稍欠以外，其余三人皆是雷厉风行。而高拱、张居正原本就是裕王符旧属，与朱载坖关系更是密切。
新朝新气象，君臣同心之下，明廷制定了一系列治国新政，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农业等方方面面，史称“隆庆新政”。
一、废除海禁的“隆庆开关”
明朝初年，倭寇横行，对沿海各地区多有侵扰，而且倭寇也涉足民间的海外贸易，为防止通倭，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年）下了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这就是禁海令。
虽然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但那是官方活动，民间还是禁止进行海上贸易的。
很显然，固步自封不利于明朝的长远发展，而且并不能彻底断绝倭寇。所谓“倭寇”，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明朝沿海居民，打着倭寇的旗号海上通商或抢劫。
所以嘉靖年间发生倭乱之后，有些通达之士看到了“倭寇”和海禁之间的关系，主张开海关。
当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上奏疏，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也就是说，如果打开海上贸易，“倭寇”就会变为商人，如果禁海，海商就会变为“倭寇”。
但嘉靖没同意。
朱载坖继位后，诏令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
此时的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便上书“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那意思是说，商人逐利，禁是禁不住的，没看这么多年“倭寇”都还在吗？不如改禁为开，将海上走私变为合法商贸，朝廷还能收税。
朝中就此展开讨论，有一部分大臣认为开海禁势在必行，但有一部分大臣遵循祖制，认为开海大逆不道。
朱载坖灵机一动，不全面开放海禁，只开放了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这样一来，对祖宗交待得过去，海禁也算是开了。两方大臣都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不再争执。
“隆庆开关”意义重大，是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走向世界的又一重大事件，使明朝成为当时世界上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国家，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一定影响。
从开关的1567年直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海外流入大明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是当时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为明朝累积了巨额财富，也为张居正后来的全面改革提供了经济基础。
明朝末年天灾人祸频繁，还能坚持那么多年就有隆庆开关的功劳。唯一的问题是，开放的港口太少。但朱载坖能够打破祖制，已经算非常难得了。
隆庆开关后的月港
由于将偌大的贸易需求都压制在月港一个地方，隆庆开关在执行后的确形成了收入井喷效果。仅1576年一年，月港的关税收入就已超过万两白银。到了16世纪末的1594年，通过月港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超过了264000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喜出望外的明朝朝廷，因此将月港赞誉为“天子的南库”！
漳州与泉州两地的商人 以文莱为东西分界线
二、解决蒙古问题的“俺答封贡”
明朝一直有两大外患，南方的倭寇，北方的蒙古。海禁一开，倭寇问题解决一大半，蒙古事宜提上日程。
蒙古经常南下抢劫，作为报复，明朝也经常在秋天派兵深入草原纵火焚烧草场，让蒙古牧区因缺草料而无法安然过冬，明朝称为“烧荒”，还常偷袭蒙古的营地，赶走大量的牲畜，谓之“捣巢”。
烧荒捣巢之下，蒙古牧区生活困难，光靠抢解决不了内部资源匮乏的状况，便数次向明朝发起猛烈的求贡攻势，请求双方开展贸易，但明朝一方面搞歧视，另一方面担心“土木堡之变”重演，不愿和蒙古交好，数次斩了前来求贡的使者。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蒙古的鞑靼土默特部领袖俺答汗一怒之下，率兵进犯山西大同，这就是“庚戌之变”。
那时严嵩专权，示意兵部尚书丁汝夔守城不出，任俺答的大军在城外自由焚掠。但俺答此次进军的目的不在于抢劫，而是逼明朝答应求贡，大军压境之下，明朝被迫开放了宣府、大同两地的马市，后来又关了，双方继续战斗。
三娘子画像
朱载坖继位后，鞑靼土默特部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上面提过的俺答汗，爱上了孙子把汉那吉的妻子三娘子，于是三娘子转投俺答汗的怀抱，把汉那吉大怒，带着心腹跑到大同公开向明朝投诚。
俺答汗虽然爱三娘子，更爱孙子把汉那吉，担心明朝杀了孙子，赶紧率大军追到边境，要求明朝放人。结果把汉那吉在明朝生活得挺好，还有了官职。双方关系就此缓和。
在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等人的筹划下，明朝和俺答汗展开和谈，达成了封俺答汗为顺义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史称“隆庆和议”，又称“俺答封贡”。
此举结束了明朝和蒙古两百多年的敌对状态，对于双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最主要的是，借此削弱了鞑靼内部的组织力，此后直到明朝灭亡，明蒙之间都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
俺答封贡后的互市
徐阶像
高拱像
张居正像
原首辅徐阶在朱载坖即位之时，辅佐制定和颁布了嘉靖遗诏，宣布新政，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嘉靖时期的弊政。高拱于嘉绪四十五年（1566年）入阁任大学士，后来，徐阶和高拱二人关系交恶，徐阶被排挤出去，高拱到隆庆五年终得爬上首辅的位置。朱国祯在《皇明大政纪》卷三十六中记载 “徐阶以先朝遗老正其始，高拱以东宫旧臣厚其终，二臣性行不同，忠君斡才则一，或拿或张，并起而牧之。海内无溃池之警，虏使有渭桥之朝，此亦千载一时之盛也。”而作为高拱副手的张居正更是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二人在吏治改革方面，不拘一格降人才，实行能者上，庸者下，使当时腐败的官僚系统得到了较好整治。经济方面，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打击官吏对商人的欺压，解决钱法不通问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重的明朝财政危机问题。
在边务方面，通过“隆庆和议”理顺了与蒙古鞑靼部俺答的关系，先是和平处理了把汉那吉事件，后与蒙古俺答封贡互市，“诏封俺答顺义王”， 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与“北虏”问题一样，“南倭”问题也是嘉靖时遗留下来的一大祸患，到了隆庆时期，朝中要求开禁通商的呼声渐渐多起来，隆庆元年（1572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获得批准，虽然是一小范围的放开，但隆庆开关之后，使得中国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俺答封贡
隆庆开关
可以说，隆庆时期是一个废弛日甚而又初行改革的时期，一系列政治举措为万历初期的稳定、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其中，各种矛盾交织而又面临着新的转机。
压抑后的放纵 游幸无度早崩逝
从长期压抑恐惧到登基坐了皇帝，骤得皇位重权，巨大的落差变化，使朱载坖这位受尽父皇压制近三十年的新君心理上一下子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的朱载坖好似爬出了沉渊，挣脱了枷锁。与其父朱厚熜登基后搞起无休止的议礼之争、玩弄群臣于股掌间相反，明穆宗朱载坖却是甘愿庸碌无为，对朝政不予过问，放手交与阁臣，对自己则是肆意放纵。就像《明史》中评价的“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其是多为粉饰之言，其更多的是整个隆庆年间，他不但免朝听政，即便是突然视朝一次也“临朝无所事事”。
这时的朱载坖从一种病态变成了另一种病态，虽然在政事上形同木偶，但在个人私欲上开始追求宫阖之乐。《国榷》卷六十六中记载“上初在裕邸，姬御甚稀，自即位以来，稍好内，掖廷充斥矣。”也就是说，朱载坖在当年身为裕王时，身边妃子没有几人，但自从当了皇帝之后，俨然就是个色迷。在其登基之后，就力排众议，先忙活着到江南遴选年轻貌美女子入宫，引发民间“拉郎配”的风潮。由于好色，朱载坖不得不长期服用春药来支撑，以继续纵情淫乐，身体也是每况欲下。根据《明穆宗实录》中的记载，其在位后两年的半的时间里，大量封授嫔妃，频频临幸宫内妇人，甚至在临终之前，仍不忘下诏册立妃子。隆庆六年（1572年），长期服用媚药的朱载坖终于一病不起，直到五月二十六日逝世。
而且为了满足私欲，朱载坖也是贪财好货。或许是因为之前在裕王府时的生活窘境对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即位后的他“穷人乍富”般的挥霍无度，向各部院索取财物，“买玉买珠，传帖屡下。”各类宝玉石、漆器、瓷器、丝绵无不大量增加。而对于言官的上疏，朱载坖则认为是“恶言讪上”，或让锦衣卫杖责下狱，或者是革职削籍。
嘉靖时期，方士居于皇帝身边，恩宠不已。而到了隆庆时期，方士被逐，宦官又卷土重来。朱载坖视宦官势力为可亲可靠之人，在对前朝宦官黄锦加封之后，后来还荫封其侄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其余王本、冯保等人及其子弟，也分别获得了不同提拔和照顾。除了加恩之外，还命宦官为其四处采办贡物，插手军政事务。得亏隆庆一朝时间短暂，这些得宠宦官未能实际攫取到军政大权，否则能否重蹈王振、汪直、刘瑾等人覆辙，真不好说。另外，也是因为朱载坖只是追求个人享受的满足，本人懒于政事，军政大权还是下移至内阁手中，宦官们多是代帝聚敛为主，一时无法夺取权力中枢。
综述
除了隆庆开关、隆庆和议等改革之举外，朱载坖并没有什么值得标榜的地方，即便是这些“雄才伟略”也是在一批通事务之臣努力下的结果。隆庆一朝，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纶、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治国有手段百出的文官，打仗有悍勇无比的武将，这种团队堪称豪华。在改革面前，作为一个庸碌无为的昏馈之君，朱载坖算是“无为而静治”，依托身边的一批属任大臣，推动大明帝国走到了或兴或衰的交叉口。
正当众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朱载坖突然出人意料的去世了，才36岁。死因也很不光彩，前文说过，他好色，用了太多媚药，身体受不了。这大概是他唯一像明朝皇帝的地方吧。
但朱载坖虽逝，新政却还没停。在张居正的坚持下，直到万历初期依然实施着当初的一系列政策，这就是长达十八年的“隆万大改革”，给日渐腐朽的大明王朝注入了新鲜活力，是明朝中期较为兴盛繁华的时段，更是仁宣之治、弘治中兴之后的又一次盛世。
总之，朱载坖人虽透明，政绩可一点儿也不透明，足以被称为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