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前所未有地迷恋上了体制内的生活。2012年9月15日，河南三门峡，一处公务员考试考场外的长龙。 （孙猛/CFP/图）
编者按
“人岗匹配”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而人才流动的基本规律是：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往价格高的地方。
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一边是“编制内”稳定、有福利保障的诱惑。于是，研究生、本科生争抢清洁工职位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事业编制”，是此次招聘最大的亮点。
“没有拒绝的勇气”
一家培训机构甚至针对本次环卫系统招聘推出了基础精讲班，优惠价580元。
决定竞聘成为一名环卫工人前，佟鹏用了半年的时间证明：自己的本科文凭“根本不值一提”。
2012年6月，他从哈尔滨一家三本院校毕业。原以为好歹也是个本科生，找份工不难。一次次失败却敲碎了他“仅有的尊严”。
6个月里佟鹏换了3份工作：在一家化工企业制作大大小小的罐头；在药厂做仓库管理员，守着一屋子五颜六色的药盒子；在保险公司做文员，“就是跑腿送传单”。
枯燥，朝不保夕，是佟鹏最大的感受，每月不超过1000块的工资，也让他觉得“没有未来”。
于是2012年9月，母亲兴奋地拿着报纸走进屋，把“哈尔滨招事业编制环卫工”的新闻塞到他眼前时，他觉得“好像没了拒绝的勇气和力气”。
母亲仔细研读了招聘公告，发现了最为闪光的四个字：“事业编制”。
“这就是给政府干活。”母亲劝说儿子，“扫大街有啥的，政府不垮，我们不垮。”
大学里弹了四年吉他、喜欢重金属音乐的佟鹏，最终决定听母亲的话。他累了，也想通了：“努力拼搏并不是让梦想实现，只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10月中旬，哈尔滨城管局公布报名结果：457个工勤技能岗位，却引来1万余人报名，最终缴费成功的7186人中，拥有本科学历的2954人，占41.11%；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
南岗区城管局计划招聘20名清洁员，有721人报名。佟鹏被吓到了：“要当个清洁工也这么不容易！”
哈尔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设立的两部咨询热线，每天都接到近千个咨询电话。因为报名火爆，招聘单位不得不将报名时间延长一天。
一家培训机构甚至针对本次环卫系统招聘推出了基础精讲班，优惠价580元。
26岁的张兰迪也是报名者之一。他花了25元钱，在淘宝买到一份《2012年哈尔滨市环卫系统岗位所需知识复习备考资料集》。随后在网上留下了QQ号码，称“可以免费送给大家一些题库”。
短短3天，先后有一百多个网友向其索要复习资料，“大部分都是哈尔滨的大学毕业生”。
仔细研究后，佟鹏明白了这次招聘为何这样“火爆”：第一，有事业编制，这意味着“再差的萝卜都有个坑”；第二，解决哈尔滨户口；第三，3年考核优秀，可以转为管理岗位。
佟鹏白天在公司看着一群保险业务员“焦急得内分泌失调”的脸，晚上则早早回家，开始看各种复习资料。
他看得最多是一套《环卫系统专业知识试题集题库》，印象最深的是一道是非题：“清道工人清扫道路时，扫帚是否要推着走。”
“简单，但要认真对待。”佟鹏说，“很多人说我们没有追求，‘编制’就是最大的追求。”
“安定感”
“有编制能当官，没编制不能当官，这是本质区别。”
事业单位的概念产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初，一般指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组织，有着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征：政府直接组织、管理与投入，也能最大程度保证政府意志的实施。
数十年来，事业单位已然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中国现有全部事业单位约130万个，纳入政府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近3000万，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以上。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哈尔滨市则拥有事业单位近8000个、职工近20万人，是党政机关总数的近5倍。
26岁的刘林是哈尔滨市宾县宾西镇政府办公室的一名编外职工。工作2年来，他每天都能感受到“不能入编”所带来的不安定感：没有具体工作，“领导安排啥就干啥”；也没有社保，没有晋升空间，甚至工资也不按月发放。
于是他选择放弃政府内部的清闲工作，参加这次招聘，试图成为一名城管局的清洁车驾驶员。人事编制是他唯一在乎的东西，“有编能当官，没编不能当官，这是本质区别。”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2011年哈尔滨公开招聘市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88个岗位，共有8723人参考，其中东北烈士纪念馆招聘1名讲解员引来1300人报考，成为竞争最激烈岗位。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撰文指出，到2006年底，全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两倍多，随着津补贴改革的到位，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哈尔滨城管局现有八千余名一线环卫工人，其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不到10%，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62%，70岁以上的占23%。哈尔滨城管局环卫办副主任王勇由此对招聘寄予厚望：“我们希望提高环卫工人的素质。”
对于应聘的火爆，哈尔滨城管局环卫办环境科科长李一也很意外：“我们以为有一两千人应聘就可以了，没想到一万多人报名。”
李一坦承，事业编制是这个岗位最大的诱惑。为了防止人员流失，城管局也下了一道“紧箍咒”：被聘人员首次签订的聘用合同不得低于5年期限，一旦离开岗位则取消事业编制。
作为这批应聘本科生、硕士生的前辈，哈尔滨南岗区家政广场作业队的队长刘玉梅，同样担忧年轻人会“中途逃掉”：她每天3点起床，4点到岗，人均要负责7000平米的清扫面积，每天八九个小时都得站着。
刘玉梅做环卫工人18年，是一百余人的作业队里唯一的在编员工。临时工每月拿1600元，她每月的工资是2200元，“刚够糊口”。
在她眼里，这份工作唯一的安慰就是稳定，“老了能领一份退休金”。刘玉梅一直忘不掉一个六十多岁的临时工，扫不动地了，却又穷，只能回家继续种地。
如今，稳定对于23岁的佟鹏来说，也成了最为稀缺的资源。他期待着“旱涝保收的一生”。
报名后，佟鹏常会在路上观察清洁工人如何工作，看着那些“大都40岁以上的老临时工”，他总会安慰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临时工，我是会有编制的。”
激动的母亲
“那个‘事业单位’怎么也比小摊大吧。”
22岁的李胜峰选择竞聘环卫工人，是因为母亲的一番劝说。46岁的母亲在集市卖衣服，小摊只有“双手张开”那么宽，母亲很激动：“那个‘事业单位’怎么也比小摊大吧。”
今年刚从大庆职业学院毕业的他最初并不愿报名。
1990年，李胜峰出生在一座老工业城市，母亲是一家大型服装厂的职工，父亲则与爷爷同在一家80年代曾辉煌一时的机械维修厂工作。
然而1990年代末，中央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下岗的风波随之刮到了父母所在的城市。
李胜峰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总会自豪地对他说：“我们一家都是国家的工人。”他没想到一夜之间，全家人手里的“铁饭碗”轻易就被人夺走了。
无奈下，母亲只能摆摊卖衣服，父亲则借钱买了一辆小货车，在城里跑运输。如今，李胜峰一家五口人仍居住在一套40平米的二居室里。
突变的家境，以及伴随而来的拮据生活，让李胜峰从小对“编制”、“铁饭碗”抱有怀疑及埋怨。母亲的一番劝说却让他没法反驳：“任何单位都能黄，国家还能黄了？况且环卫这种单位国家也不太可能舍弃吧？”
摆摊卖衣服的母亲常会碰到淡季，有时一个月卖不出10件衣服。母亲反复地对儿子呢喃：“还是应该相信国家。”
李胜峰认同了母亲的说法。这也源于他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毕业后，他先后做过机械维修、超市理货员与钢材管理员，最长一份工也只做了1个月。
而他有个同龄的好朋友，父母在一家国有卷烟厂工作，朋友也被安排进了这个单位，如今每月轻轻松松六七千工资。
“有钱的进卷烟厂，没钱的干清洁工。”李胜峰最后报了名，“但终归还算是国家的人，给国家打工。”
李胜峰没有想到的是，即使是环卫工人的岗位，也会吸引如此多的竞争者。
26岁的张兰迪想要放弃在哈尔滨一家暖气公司的白领工作，因为“没有保障，也无法养老”。
开公交车的梁志伟每个月能挣5000元，他还是觉得没有养老保险的工作“太危险，不划算，都是硬着头皮干”。
“养老”、“保障”几乎是报名者都会谈到的问题。李胜峰也一样，他的父亲快50岁了，和他每天在城里奔波的小货车也快报废了，刹车常会失灵。疲惫的父亲总对他说：“你还年轻，但要为以后打算了。”
李胜峰确实也在做打算：城管局规定，3年考核优秀，可以转为管理岗位。“我愿意等，等前面的人都老了，我就能往上爬了。”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评论：“体制内”的诱惑在哪里？
我相信，“走，到体制内去！”这句话，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成为指导年轻人就业价值观取向的一个最为响亮的口号。
2月24日出版的新一期《南方周末》，头条报道即《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文章写道：年轻人，到“体制内”去！——这实在是中国当下的一大奇观，越来越多的人对“国”字开头的产品避之不及，却同时又一窝蜂地对带“国”字的地方趋之若鹜。
报道说，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信心百倍开始创业；20年后全变了，年轻人几乎是整体转身，向“体制内”奔去——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六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年轻人择业，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比例逐年攀升，而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在社会普遍尊崇趋利避害价值观的情况下，简单粗暴地批评、指责年轻人及其父母的择业观，既不理性，也缺乏建设性。
事实上，早在2月初，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陶笸箩即发表了一篇题为《到“体制内”去！》的专栏文章。一篇专栏文字，一篇新闻报道，为读者揭示了“体制内”诱惑力的客观存在；而上述两文和本文所指的“体制内”，也正是包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国企等在内的各种权力部门和市场垄断机构的权贵综合体。
首先，是福利的诱惑。体制内的工作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尽人皆知。尽管偶尔有公务员自称压力太大，工资不高，风险在加大，“中午连一个休息的房间都没有，全都是睡沙发。各个副市长睡歪了腰椎、睡坏了颈椎”，但体制内在住房、就学、就医、养老、福利等近乎一应俱全的领域中享用的整体性优越，无法不让年轻人向往。《南方周末》称之为：“……这些眼下倍显金贵的收益，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
其次，是幸福感的诱惑。体制内有安全感，与体制外相比压力偏轻，也是不争之实。来自相关机构的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而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3年，全国总共辞退公务员19374名，年均辞退2421人。以全国公务员总数700万计算，实际年均辞退率不足0.04%。公务员职业流动性低，淘汰率低，只要不犯错误就几乎没有失业的风险。压力如此小，幸福感怎能不强。
第三，权力“世袭”的诱惑。现在，体制内正在变成一个“世袭”的领地，除了孩子上学、安排工作方便，让下一代尽早、尽快成为“官二代”，也成了近年来蔚为壮观的一道政治风景线。权力世袭的诱惑，丝毫不亚于传宗接代的诱惑。特别是近年来“官二代的产生，并不是少数人私下操纵的结果，而是以现行法规、体制认可的正规程序堂而皇之地进行”的冷酷而恶劣的现实，是对一个以依法治国立命、公务员制度安身的国家的嘲讽和挑战。尽管社会对此充满了抨击和警惕，但体制内对此的钟爱程度却有增无减。
第四，体制内腐败的诱惑。虽然有很多体制内的工作人员敬业守法、勤勉工作，但这仍然不能掩盖部分公务人员腐化堕落、大肆受贿的残酷现实。有时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像香港廉政公署的探员，他们能够从官员们身上几万元的衣装、手表，手上几百元一盒的香烟，嘴上超千元一瓶的白酒等一般表象中，轻松地得出体制内某些人员腐败的逻辑判断。然而，群众的眼睛又是艳羡的，很多时候，他们把体制内官员的洒脱作为榜样，并希望自己或子女有朝一日也能成为“洒脱帮”中一员。
诱惑在哪里，选择就在哪里。现在，我们是该对体制内的诱惑开刀，还是对民众们的选择封堵？（时代商报 主笔 刘长杰）
评论：青年谋职求稳不是国家之福
2013年度的公务员考试报名于10月24日截止，有138.3万人通过资格审查，加上待查的14.3万人，报名人数一如媒体预料的那样突破了150万，再创历史新高。千军万马挤“国考”独木桥的现象，近年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与此同时，“扫马路”的工作竟然也遭“疯抢”，就不免让人惊诧。
哈尔滨市环卫系统近期公开招聘307名汽车驾驶员、30名汽车维修员和120名清洁员，原本只期望能有1000多人报名，结果却引来万人“争抢”，最后报名成功的竟有7000多人，年龄在30岁以下，近半数为本科学历，而且还有29名硕士。究其原因，恐怕是“事业编制”的招牌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后者虽然不像前者那样，在许多人眼中有着“有钱不如有权”的魔力，却跟前者有着同一种诱惑力：它们都是旱涝保收、高度稳定的饭碗。
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个体的职业选择自有他们的理由和权衡，都值得尊重和理解。但近年来年轻人扎堆儿去挤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却也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有媒体将他们称为“稳一代”。而如果社会中原本应该最具冒险精神、最爱折腾的群体，也普遍盛行求稳心态，趋于安稳和保守，那实在不是一个国家的福音。
中国正渴望成为创新型国家，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还远没达到让年轻人可以老成守业的地步。而即使是对于发展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来说，强大的创造力、不安于现状的开拓精神，仍然是一个值得永远追求的主题。
一个国家的青年群体，如果普遍缺乏创新的冲动、开拓的激情，甚至“敢拿青春赌明天”的冒险精神，而安于现状、但求稳当的话，这个国家恐怕很难拥有令人称道的创造力和竞争力。青年群体如果暮气可闻，则很难相信他们将能够创造一个活力四射的国家。
当然，部分年轻人热衷“铁饭碗”并不代表全体青年；最终能抢得这些“铁饭碗”的人数，比起庞大的年轻就业人口而言，也只是一小部分。但就业领域近年来呈现出的这种“求稳热”的升温，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的择优标准和人们的取舍意向。
令人不免忧虑的是：曾被我们父辈中许多人奉为人生哲学的“安稳”，眼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又被如今的年轻一代奉为圭臬？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制正规训着青年的桀骜，安稳正磨蚀着青年的激情？
然而，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年轻人的就业选择也大都基于利弊权衡的务实和理性，我们不能苛求青年个人的职业选择，却不妨反思是什么在推动着这一趋势。
我们的社会是否鼓励年轻一代趁青春年少去放手一搏？是否减轻了他们的经济包袱，让他们可以去尝试多种人生的可能，而不用在“房子、票子、孩子”的现实压力下缩手缩脚？有没有营造出一个可以供他们折腾、让他们不怕输不起的社会空间？有没有一个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评价标准和氛围？是不是鼓励求新求异、出奇制胜而非循规蹈矩？父辈们是否过多地将自己的择业观强加给了儿女？……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社会形成了年轻人对未来的看法，对生活的预期，对人生的规划，以及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一个社会型塑着它的青年，而青年又最终将引领这个社会的未来。有什么样的青年，我们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包丽敏）
侨报：年轻人涌向“体制内”不利中国发展
美国《侨报》10月23日发表文章称，各行各业都需要年轻人才，若他们大部分都奔向体制，则会导致其它行业人才不足，影响发展。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产业结构转型已经拉开序幕，若没有优秀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
文章摘编如下：
哈尔滨市近日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编制环卫系统员工。457个招聘岗位引来11539位报名者，其中29位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报名者引人注目。
有句话说得好，“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看到硕士争聘环卫工，很多人喊出了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论断，认为这是一种人才浪费，学历贬值。但那些硕士们却不以为然，他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编制，以及进入体制内的光辉未来，别说你不懂编制的诱惑。
其实，硕士城管、硕士殡葬工乃至博士讲解员都早已不稀奇。如此种种都指向体制内的优越，学士、硕士、博士犹如过江之鲫般争抢编制，为的就是进入体制，分享体制内优势资源。在编制日益稀缺的语境下，有编制的工作岗位自然大受追捧。
只要有编制，干什么似乎变得不重要。进入体制有种种好处，稳定、高福利、有保障、有安全感，享受公费医疗，甚至有机构还有福利房，进入体制就意味着捧上“金饭碗”。
正是这金灿灿的诱惑，让高学历人才趋之若鹜，所以哈尔滨环卫人员招考“每天都接到近千个咨询电话”、“点击率过高导致报名网站网页打不开”……这些都不意外。
体制内的人不仅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也被认为是“最幸福的群体”，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机构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南方周末》曾对北大、清华、人大等知名高校各随机抽取两个班级作为调查样本，发现近九成的学生都报考了国家公务员考试。
青年精英们倾向大型国企、事业机构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向体制内“回流”的趋势明显。对于这些高学历又名校毕业的学子来讲，有着一定的优势。在就业作为读书主要目标的现实下，毕业后能拿到编制，进入体制内，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成功。
趁着年轻，到体制内与体制一起慢慢变老，是中国很多青年人才的终极梦想。年轻人争相进入体制，根源就在于，当下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权力机构，导致大多数人只能依附于权力的周边求生存。政府机构掌控太多资源，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吸引了太多年轻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20多岁的高学历、高知识群体，正是青春年华，本该充满理想，积极开拓，而今他们都往体制内钻，折射出他们普遍具有求轻、求稳心态。而正在崛起的中国急需一批敢拼敢闯的年轻人才。
各行各业都需要年轻人才，若他们大部分都奔向体制，则会导致其它行业人才不足，影响发展。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产业结构转型已经拉开序幕，若没有优秀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可见，硕士争当环卫工折射出的忧虑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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