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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并非因“在太行山之西”而得名

news.xixik.com   2018-5-19 19:22:44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山西,旧称 “山右”。作为省级行政区的称谓,《辞海》曰:“因在太行山之右 (西)得名”。但是,这仅仅属于一种“想当然”式的结论。那么“山东”呢?“因在太行山之左(东)得名”,明显不妥。因为若以太行山而论,堪称“山东”者当首推河北。

山西,旧称 “山右”。作为省级行政区的称谓,《辞海》曰:“因在太行山之右 (西)得名”。但是,这仅仅属于一种“想当然”式的结论。

如若再问,那么“山东”呢?疑窦会马上出现,《辞海》所谓“因在太行山之左(东)得名”,明显不妥。因为若以太行山而论,堪称“山东”者当首推河北,之所以舍近求远,无疑是行政区划变更的结果,而非地理特征所主导。

由此说来,看似简单的名词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而难言的历史发展逻辑,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以正本清源。

中国历史朝代表

1.山西作为地理概念,起初专指关中,后来也被用指太行山以西地区

山西名称的出现,大约始于战国。

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秦与六国有关山之隔,关谓函谷关,山曰崤山,遂有关东、关西(关中、关内)、山东、山西之称。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载楚汉之争时,“萧何填抚山西”,填,乃“镇”也。

而《汉书》卷69《赵充国传》班固“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髙上勇力,鞍马骑射……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因此,清顾炎武《日知录》卷31《河东山西》曰: “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

山西作为太行山以西地区的称谓,始见于北朝,偶见于隋唐。

《册府元龟》卷622《忠节》记北魏末:“裴延隽拜太常卿,时汾州山胡恃险寇窃,正平、平阳二郡尤被其害。以隽兼尚书,为山西道行台节度、讨胡将军。”

按:汾州、正平、平阳,分别即今山西离石、新绛和临汾。

山西考古发现也证实着“山西”之由来

《北齐书》卷22《卢文伟传》云:“族人勇,字季礼……尔朱灭后,乃赴晋阳。髙祖署勇丞相主簿。属山西霜俭,运山东乡租输,皆令载实,违者治罪,令勇典其事。”晋阳,亦称并州,即今太原,时为东魏大丞相高欢的霸府所在。

《北齐书》卷11《安德王高延宗传》曰:“后主将奔晋阳,延宗言:‘大家但在营莫动,以兵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纳。及至并州,又闻周军已入雀鼠谷,乃以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山西兵事。”东魏北齐都邺(今河北临漳),疆土跨太行两侧,山西、山东 (指今河北)遂成熟语。

隋大业 “十一年,炀帝幸汾阳宫,命高祖往山西河东黜陟讨捕”。(《旧唐书》卷1《高祖纪》)

《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云:陈州刺史“赵犨求援于太原。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诸军,由蒲、陕济河,会关东诸侯,赴援陈州”。

需要说明的是,唐代设置河东道,以太原为首府,辖区囊括今天山西省全境,但史书中的“山西”仍多指关中。

2.辽代,山西成为西京大同及其以北地区的称谓

契丹建国朔漠,后得幽(今北京)云(今大同)十六州,仿唐五京制度,将全国划分为上京(治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京(治辽阳府)、中京(治大定府,今赤峰宁城)、南京(治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治大同府)五个道。

其西京道,地处西南,相当于今天雁北、张家口和内蒙古中部地区。西跨黄河,与西夏接壤;南界恒山,与北宋对峙。进而,因在大兴安岭、大马群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与东部四京相隔,遂有“山西”之称。

然而当时“山西”的范围不止西京,亦包括上京道的岭西地区(含今蒙古国)。对此广大区域,辽朝在西京道设立西南路招讨司(治丰州,今呼和浩特东),在上京道设立西北路招讨司 (治今乌兰巴托西),统领诸部族骑兵,捍御边疆;遇事,设“山西兵马都统军司”,总统二路边防。在财赋征管方面,设“山西路都转运使司”于大同。从此,赋予“山西”新的地理概念。

大同可谓是“山西”的源头

《辽史》卷9《景宗纪下》载保宁十一年(979)宋太宗灭北汉而引发的战争:三月“己丑,汉复告宋兵入境,诏左千牛卫大将军韩侼、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以本路兵南援……九月己卯,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惕隐休哥、南院大王斜轸、权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军节度使善补领山西兵分道以进”。据此,知大同军节度使所统“本路兵”即“山西兵”。

再如卷11《圣宗纪二》载统和四年(986)宋辽西京争夺战:“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彦进、米信由雄州道,田重进飞狐道,潘美、杨继业雁门道来侵……庚辰,寰州刺史赵彦章以城叛,附于宋。辛巳……顺义军节度副使赵希赞以朔州叛,附于宋……丁亥,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彰国军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以应州叛,附于宋……夏四月……辛丑,宋潘美陷云州……五月……诏遣详稳排亚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军赴应、朔二州界,与惕稳瑶升、招讨韩德威等同御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秋七月……宋守云、应诸州者,闻继业死,皆弃城遁……八月……己未,用室昉、韩徳让言,复山西今年租赋。诏第山西诸将校功过而赏罚之……惕隐瑶升、拽剌欻烈、朔州节度使慎思、应州节度使骨只、云州节度使化哥、军校李元迪、蔚州节度使佛留、都监崔其、刘继琛,皆以闻敌逃遁夺官……冬十月……政事令室昉奏山西四州自宋兵后,人民转徙,盗贼充斥,乞下有司禁止。”

文中所谓 “山西四州”,俱属西京,其民随宋军南迁,见《宋史》卷5《太宗纪二》:“五月……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

3.金代及蒙古国时期,山西范畴缩小,先则指代西京,后则专指大同

女真金朝灭辽,又灭北宋,疆域南扩至淮河一线,定都燕京(时谓中都)。承袭辽朝故实,五京依旧,但改“道”为“路”。得北宋之地,将河东路分析为二,河东北路治太原府,河东南路治平阳府;改京东东路、西路为山东东路、西路,山东行政区雏形从此确定。

较辽代而言,金代“山西”的范围逐步缩小,一是蒙古族崛起,蒙古高原脱离所有;二是西南、西北招讨司所统“山后诸部族”,均回缩至西京境内。因此,山西成为西京路的专称。

《金史》卷46《食货志一》记:太祖“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七年,以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且辽主未获,恐阴相结诱,复命皇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护送,处之岭东,惟西京民安堵如故”。

按:山西契丹旧部东迁后,西京的主体地位加强。此前,北宋与女真共谋攻辽,约定燕云之地归还宋朝

《金史》卷3《太宗纪》曰:“天会二年春正月……甲戌,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请勿割山西郡县与宋,上曰:‘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闰三月,宗翰复奏曰:‘先皇帝征辽之初,图宋协力夹攻,故许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后,请加币以求山西诸镇,先皇帝辞其加币。盟书曰: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今宋数路招纳叛亡……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宁,割付山西诸郡,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请。”(《金史》卷74《宗翰传》)

战争对地理和历史的改变是巨大的

金朝既毁盟约,复南下伐宋,《太宗纪》载天会四年(1126)“三月癸未,银术可围太原,宗翰还西京”。

此事,《宗翰传》记作:“留银术可围太原,宗翰乃还山西。”山西成为西京的代名词。

金代末年,蒙古成吉思汗大兵南下,金宣宗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号称南京。南宋谢采伯《密斋笔记》曰:“贞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鞑靼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复一十七府,九十余州,镇县二十余处。”女真千里山河尽归蒙古。

蒙古窝阔台汗时,西京宣德州(治今张家口宣化)地位上升,又名“山西东路”,大同府则为“山西西路”。时中书令耶律楚材奏立十路课税所,宣德、西京各设长官。

既而,《元史》卷4《世祖纪二》载:中统四年(1263)八月,“升宣德州为宣德府,隶上都”,脱离了西京的管辖。从此,西京路唯大同一府,独享“山西”之名。

4.元代设河东山西道,治大同,辖全晋;明初行中书省于太原,山西省成为定名

《元史》卷91《百官志七》曰:“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每司宣慰使三员,从二品……凡六道:山东东西道,益都路置;河东山西道,大同路置……”

按:河东山西道,亦称山西河东道;河东山西道宣慰使,亦称山西宣慰使、西京宣慰使、西京道宣慰使、大同宣慰使,是元代河东山西道的最高军政长官。

晋善晋美

《元史》卷86《百官志二》曰:“肃政亷访司。国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曰山东东西道,曰河东陕西道,曰山北东西道,曰河北河南道。至元六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事。八年,置河东山西道,陕西四川道……二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肃政亷访司……每道亷访使二员,正三品……内道八,隶御史台。山东东西道,济南路置司;河东山西道,冀宁路置司……”

据《世祖纪》,至元八年(1271)“三月乙丑,增置河东山西道按察司;改河东陕西道为陕西四川道”。

就是说,先有河东陕西道,此时将河东与山西合并,改组为河东山西道,总括全晋。其河东山西道按察司,又名太原按察司、太原提刑按察司。

至元二十四(1287)年闰二月,“省太原提刑按察司,分置西京者入太原”。五月,移“太原按察司治西京”。二十五年二月,改“西京路为大同路”。明年八月,徙“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司治太原,宣慰司治大同”。也就是说,最终变动的结果:大同宣慰使(从二品)掌河东山西道军民之政,太原肃政廉访使(正三品)掌河东山西道监察与农事;有元一朝,河东山西道的首府在大同。

《明史》卷41《地理志二》云:“山西,《禹贡》冀州之域。元置河东山西道宣慰司使,治大同路,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四月,置山西等处行中书省,治太原路。三年十二月,置太原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山西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由此可见,元代大同的地区行政中心地位,明代以后让位于太原。

明代皇家庙堂太原崇善寺内,贴金菩萨立像为洪武年制

同时可以看到:元朝“河东山西道”,明初改称“山西等处”,山西的地理概念、范畴扩大了,终于实现了与太行山以西的地理特征相吻合。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既于太原设立“山西等处行中书省”,太原遂为省城。山西省作为“山西等处行中书省”的简称,从此闻名于世。

我们检校明代著作,例如明初李继本《一山文集》、杨维桢《东维子集》、苏伯衡《苏平仲集》,明中期夏良胜 《东洲初稿》、王祎 《王忠文集》、何景明 《大复集》、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尹台 《洞麓堂集》、髙叔嗣 《苏门集》、崔铣《洹词》,明后期阳玛诺《天问略》、汪砢玉《珊瑚纲》等,均书写有“山西省”之称,足证明代“山西省”已经成名。

现在有人讲:“清为山西省”(见 《辞海》)、“清代始名山西省”(《山西省情概览》),陋也。

5.《辞海》对山西得名解说的错误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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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考证,我们对山西省的形成历史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可以判定《辞海》“因在太行山之西得名”的解释,似是而非。其失误在于:忽视了“山西”由地理概念到行政区划的漫长演化过程;不懂装懂,强言附会。

然而,非独辞书作者如此,我们的前辈史学大师亦迷惑不解。

例如《金史》卷108《胥鼎传》曰:“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这条史料记载的是:金宣宗贞祐年间(1213~1217),成吉思汗蒙古大军南征,太行山两侧军民避难迁徙,追随朝廷流亡河南的史实。

而中华书局本 《校勘记》云:“按山西与河东意复……疑‘山西’当作‘陕西’。”其实,山西是大同府为中心的金西京路,河东指太原府、平阳府为中心的河东两路,二者既不矛盾,也不重复。

摘自张焯《山西省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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