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农历3月19日到1644年农历4月30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到退出北京城，其间还发生了从4月13日进军山海关，与吴三桂的军队、女真军队交战，到4月26日退到北京城这段战事，前后只有42天的时间，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中国历史上，王朝末年一般会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者众多，失败者多，而功成者少。农民或者说下层民众军队的领袖能真正埋葬旧王朝、开创长久新王朝的却很少见，只有刘邦、朱元璋成功过。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末“闯王”李自成是刘邦和朱元璋之外，最成功的一位。本有机会问鼎中原，却因为自己的操作不当，而错失天下。李自成直取京师灭亡大明之后，在北京城只是在位42天，就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路溃败、直至覆灭，原因并不是想当然的农民一夜暴富、迅速腐朽堕落，而是闯王犯下了战略、军事、政治上的致命错误，前两者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做了明朝皇帝想做而不能做的四大错事，堪称一个牛人。最终皇位彻底与他无缘，甚至因此而身死九宫山。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自己酿下的苦果。
明朝末年，风起云涌，陕西汉子李自成出身草莽，在击败明将孙传庭之后，除东北之外已经没有势力和李自成相抗衡。那么，为什么李自成仅仅在北京当了42天皇帝，而后就迅速失败呢?更令人深思的是，李自成为什么没有成为刘邦、朱元璋，像他们开创一番基业，反而灭亡得如此神速?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和他所经营的事业是应该成正比的。刘邦、朱元璋虽然出身不好，但能够知人善任、谋略得当，反观李自成，他本人素质是有极大的缺陷的，这导致他本人在灭亡明朝之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这个胜利果实。首先，李自成目光短浅，他曾经这样说过：“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
这就是小富即安的思想，和当年项羽灭亡秦朝之后“衣锦还乡”的思想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公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曾经派太监杜勋和崇祯帝商量——别打啦，还是求和。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那就是自己割据西北称王，崇祯要送百万军费。条件答应后，李自成答应可以为崇祯充当“灭火队员”，攻打其他起义军，还能够帮助他打满清。但崇祯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其次，李自成缺乏有效能力和管理才干。他连自己的好哥们刘宗敏都镇不住，说到底，他们只不过是好哥们，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进北京前，刘宗敏拍着胸脯向李自成保证：“哥哥，我听你的!”可进了北京，刘宗敏带着农民军四处拷掠明朝官员。
这时候的李自成看不下去了，他对哥们讲：“你们为何不帮助我做个好皇帝?” 可刘宗敏根本不买账，直接回了一句：“皇帝之权归你，拷掠之威归我，你别废话!”李自成默而不语，堂堂大顺政权的皇帝竟然沉默了。这在朱元璋当主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李自成也有自己的难处，军队那么多人需要有人养活。为此，他专门颁布了《掠金令》。刘宗敏对拷掠一事乐此不疲，他命令部下做了五千副夹棍，夹棍上有棱，铁钉相连。如果你不乖乖给钱，那就对不起了，把你的手足夹碎!他还让人在门口立了两根柱子，好对一些不配合的官员施行凌迟之刑。饱尝铁拳的明朝官员不无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
刘宗敏率部下还趁火打劫，为防止北京城的老百姓逃跑，他们甚至采用了连坐之法，“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斩”。这些底层人得势之后，一旦做起恶来，那也真是丧心病狂!曾经的打铁匠刘宗敏对吴三桂估计不足，竟然强占陈圆圆，导致吴三桂对大顺军降而复叛。
4月份，多尔衮的八旗军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击败李自成的大顺军。李自成随后退出北京，仅仅一个月后，他在湖北九宫山遭到杀害，年仅39岁。
李自成的皇帝梦只有42天
崇祯皇帝终究为他的滥杀功臣，导致无人可用而买单了，不过崇祯毕竟是大明皇室子孙，最后的气节还是有的，在李自成进入京城前，他就忍受莫大悲痛处置了自己的嫔妃与公主，宁可死也不能让她们受辱，料理了这一切后，崇祯自己则选择了一颗歪脖子树，自行解决了。李自成取而代之后开始享受了，他也希望做一回皇帝，而且他还真的做了，只是他的在位时间不是按年计算的，而是按天数计算的，最后统计数字为42天！为什么只做了42的皇帝？
首先，杀了一群不该杀的人。那就是明朝的皇族与旧臣，要知道明朝之所以会迅速走向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上层的统治者与臣子之间离心离德，原本以为改朝换代会比崇祯好，哪知道李自成对大明的皇族与旧臣丝毫没有手软，这无疑会激化其矛盾，可是李自成毕竟不是士大夫阶层，没有那么高的政治眼光与思想觉悟，觉得不是和自己一道出来的，那忠诚度方面可能就不高了，索性杀掉，你李自成倒是痛快了，可是已经寒了大明幸存旧臣的心，那还有谁会为他出谋划策？
其次，伤了不该伤的一类人。李自成伤了那一类不该伤的人？平民百姓！李自成自从进入到皇宫后，早就对皇宫的一众嫔妃看花了眼，对其手下也疏于管理，导致其手下上行下效，觉得你李自成在皇宫内享受，和你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自己找逍遥快活地方没有什么不妥吧？一时间京城内的富人家的财富被洗劫，官宦家的千金小姐也被大顺军瓜分，百姓们没有想到送走了崇祯帝，换来的不是安定，而是更为惨烈的生活。想当初百姓们都高唱着：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现在呢，从心底里滴血啊，这哪是不纳粮，直接改抢了好吗？
最后，是激怒了不该激怒的人。李自成连崇祯皇帝都敢赶下台，会有不该激怒的人？还真有，此人便是吴三桂！那是平西伯辽东总兵吴三桂，还是大明的武将，为大明镇守山海关，手中还有精兵数万，李自成呢，意图招降吴三桂，本来这事的走向还真不好说，但是李自成的手下有位叫刘宗敏的武将，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据为已有不说，吴三桂还打听到此人虐待自己的父亲。这下好了，事情谈崩了不说，原本的大明守将摇身一变，成了清兵的急先锋，调转枪头迎战李自成，结果李自成的大顺军溃败，自己则在九宫山被乡勇诛杀，自此李自成做42天的皇帝的闹剧，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李自成做了42天皇帝，干了四件错事
一、艰苦奋斗，终克京师，有一统之机
明末出现严重的统治危机，党争不断，东林党乱政，官员贪腐严重，天灾不断，导致陕北成为暴乱之源。先有“闯王”高迎祥之乱，后虽被镇压。但随后被李自成接替“闯王”旗帜，成为天下义军之首，继续流动作战，与明军进行周旋。
虽然经常被打击得崩溃，但是明军没有解决动乱的根因，导致李自成即使被打残，只要骨干力量仍在，则很快就能再次东山再起。经过长期的持久战，明军难以克制李自成的发展，最终被耗尽在人民战争的风暴中。
李自成的成功，自身能力只是一方面，真正的原因在于民众的支持。当时天灾与官府不作为，导致民众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这为他提供取之不竭的兵员，加之文人士子的加持，很快建立大顺政权，并提出明确的施政纲领，以赢得民心。
这都让众人认为，政权转型成功，终于不再是流寇组织。直到攻克北京城之后，前期也是因为闯王的政策，深得民心，且也让官僚士绅阶层认为，改朝换代已经是大势所趋。基本无人抵抗，等待和平接收。这么好的局面，只要妥善解决内部的政治利益互换，则新朝根基必将稳固，一统天下不是没有可能。
二、奈何做错四事，错失天下已成空
只是进入北京城之后，却不是那么回事。他被西北之地的困苦折磨，没有见识到京城的富贵华丽，终于是迷失自己的本性，开始自己的四大作死行动。
首先就是自己本人的放纵，冲进紫禁城，把后宫妃嫔作为自己的私有物，大肆享乐安逸，建立自己的后宫，广纳美女妃嫔，成为一个暴发户。且根本不在意大臣的劝阻，也没有想着如何安稳统治根基。还急急忙忙地就宣布登基之后，大肆享乐。导致君臣离心，军心混乱。
其次，对于自己的手下将士，也没有及时约束。1644年3月19日，进入京师，当时宣布约法三章，赢得京城百姓的认可，认为这是一支王者之师。可是到27日，也就是8天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将领与士兵一看，老大都带头享乐，而自己既没有军饷，也没有任何实际性的享受。
军纪就开始败坏，开始还能有一定约束力，可是之后就完全失控。大顺军进京后，李自成与部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连曾经杀妻跟随他的刘宗敏也不大听他话了。李自成逐渐意识到拷银助饷带来的种种弊端，于是下令刘宗敏放人，刘宗敏却不以为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李自成、刘宗敏等人忙于拷掠，底层士兵自然不会闲着，四处劫掠，淫人妻女，一时间京城大乱，造成民心尽失，义军变成强盗，京城成为人间地狱，农民军的天堂。
再次，就是对于士绅官僚阶层的态度，李自成采取的是严刑逼供，俗称“拷响”。李自成满以为进了皇宫就有数不尽的金山银山，结果发现崇祯内帑只有不到三十万两白银。八天后，京城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拷银助饷”运动，刘宗敏大肆拷掠京官逼其捐银，前明高官魏藻德、陈演等人被拷打致死，共收刮出白银七千万两。这一下子就把王朝统治的基石力量，彻底得罪。虽然最终获得的财富是明廷财政的几倍之多，但短期的收益，难以弥补政治稳定的失误。
这些人不单单是自己一人的力量，而是整个士绅阶层的代表与风向标，他这样做，等于与整个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决裂，后果就是新朝还没稳定，就已经寿终正寝。
最后一个就是吴三桂的问题，可以说明廷最后一支精锐，关宁铁骑就在他的手里。镇守山海关的京师门户，与满清对峙的护国将领。李自成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变化，非但没有主动向吴三桂示好，还将其家人扣为人质，吴三桂的爱妾也被刘宗敏霸占。吴三桂本来还在降清与降顺之间犹豫，看到大顺军如此做派后断然献关降清。吴三桂降清后，引清军与大顺军在一片石展开激战，大顺军主力尽失，只好退出北京。
三、得天下不易，守成更难，却难有自制心
可以说失天下都是他自己自找的，本有机会成功，却让他仅用42天时间，就能把自己的本钱全部挥霍掉，也算是能人。拼搏奋斗十余年，才有做主京师之能。但守成时间仅仅只是一瞬而逝。不得不说太过可惜与悲剧。这与他的初心失去有关，久居高位，忘了本性，在最后的时刻，放飞自我的代价就是重回原点。
李自成本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朝代开创者，建立一个新政权的最终胜利者，却因为自己的政治短视，不仅自己迷失本性，沉迷于享乐之道，还不约束将士的疯狂行为。自己还作出对士绅阶层赶尽杀绝地冲动蠢事，还把手握重兵的吴三桂逼到对立面。最终仅仅只做了42天皇帝梦，就一夜回到解放前，自己一路败逃，直至身死才结束荒唐的行为。
以关中为根据地：缺乏战略眼光
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早在李自成集团夺取关中之前就酿成了。1643年，李自成军占领河南全境后，曾经召集文武要员讨论下一步的军政方略，会上争论激烈，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以左辅牛金星为首者，主张渡黄河北上，经河北直接攻打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则主张先攻取南京，截断漕运，坐困北京，然后伺机北伐。
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建议：先取关中，作为根据地，再由山西进攻北京。他认为，直接攻打北京过于冒险，因为北京作了两百多年的明朝首都，城高池深，一时难以攻破。直接进攻北京一旦不克，将退无归路。顾君恩也反对进军南京的方案，认为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即使得手也“难济大事”，“是为太缓”。
李自成最后采取了折衷路线，采纳了看似四平八稳的顾君恩方案。这反映出他缺乏洞察全局的战略眼光。牛金星之流的贪鄙浅见故不足取，顾君恩貌似稳健的方案，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全然没有考虑关外满清的因素，全然无视满清乘虚而入的可能性。
一则，定都关中而后北伐的方案，势必打破明朝既有的抗清边防体系，逼迫明朝文武官员北向投靠异族，使得满清得以趁虚而入； 二则，关中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极有利于擅长驰骋攻击的满清八旗军。
满清骑兵
河北、河南也都是平原地形，一旦满清介入，幽燕沦丧，清军必长驱直入，而关中难保。因此，顾君恩先关中后北京的方案，也是一种高风险方案，它比牛金星的直捣北京方案好不了多少。
而杨永裕的建都南京方案看似“太缓”，却能够最有效地应对满清乘虚而入的局面：
北宋以后，历经女真、蒙古的大屠杀大破坏，中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区域，已经由黄河流域转移至长江流域。三吴两浙地区，迄今为止都是中国经济文化人才最为发达的地区。显然，以“钱粮浩大”、人才济济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根据地，要比依托贫瘠的关中更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力量的壮大，其间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明朝由于迁都幽燕多年，军事力量的重心移至长城内外已久，长江流域军力薄弱，进军长江中下游，既容易成功，也可以避免打破明朝行之有效的抗清关防体系，不至于刺激明朝文武诸臣北向投敌，从而最大限度地推迟清军入关，为新生的大顺政权的巩固赢得宝贵的时间。
长江流域河流纵横、水网密布，对擅长骑兵、步兵作战而不习水战的清军构成地形上的巨大困难。因此，李自成势力若能在长江流域站稳脚跟，满清即使入关占据了中原，也很难进一步南下征服江淮地区，势必能够重演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
满清骑兵
因此，杨永裕的建都南京方案，是一种低风险大收益的方案，他的战略眼光独特而深邃。可惜李自成不采纳他的稳健方案，而采用顾君恩的高风险方案，这完全是战略上的大失策，它反映出李自成对满清趁火打劫可能性的全然失察。
那么，是否因为李自成不了解满清方面的信息，而铸成了此种战略大错呢？非也。大顺军入北京之前，满清（后金）军队先后五次深入长城以南，一度攻取北京附近的州县、大肆烧杀掳掠，波及华北五省。在华北转战多年的李自成，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
明史专家顾诚在其代表作《南明史》中的“吴三桂叛变与山海关之战”这一章节中有明确记载：
“次年（1644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部来告大顺军已占领陕西，多尔衮立即于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共力，并取中原……”
满清趁火打劫的野心，在信中表露无遗，大顺榆林守将王良智及时派人将此信息通报了正在进军北京途中的李自成。因此，李自成对于满清乘虚入侵中原的野心，是不可能不知情的。
虽然早就得知清军历次入侵的情况，也知晓其意欲入寇的野心，李自成却没有任何应对清军的方案和部署，这只能说明是其战略头脑的昏聩了。
其实当年李自成面对的局势与刚刚“黄袍加身”不久的宋太祖赵匡胤颇有几分相似：刚刚建立北宋政权的赵匡胤，北面有北汉政权的威胁，而北汉身后是虎视眈眈的强大辽国，西南和东南分别有后蜀、南唐等割据政权。
赵匡胤审时度势，与谋士赵普同时想出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建国方略，先对北汉采取守势，向南出击，削平软弱腐败的荊南、湖南、后蜀、南汉及南唐等诸割据政权，最后才集中力量攻取盘踞山西的北汉（由宋太宗赵光义完成）。而且赵光义在灭北汉时，针对辽国可能的介入作了周详的准备，事先在雁门沿线倚靠险要部署重兵，狙击辽国援军。
赵匡胤为什么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就是深知“先北后南”是高风险操作。先打北汉，很容易招致辽国介入而困难重重；在南方未平的情况下，一旦攻击北汉，辽国将倾巢出动、乘虚而入导致宋军失败。由于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早已没入胡人之手，契丹势必长驱直入无险可守的河南，立足未稳的赵宋政权必成丧家之犬（就如丢失北京后的大顺一般）。而“先南后北”，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稳健建国战略。
在大顺军击溃孙传庭部之后，明政权实际上已经“北汉化”，此时与其攻打北京，不如让崇祯和明朝的抗清关防系统，代为阻隔满清的入寇。自己博得时间先巩固大顺政权，继而扫除明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和张献忠所部。但李自成偏偏选择去推倒替自己阻隔满清的这道明朝屏障，从而在立足未稳之时，直接面对强大、凶悍且野心勃勃的满清。
明朝军队没有拿下山海关，兵力严重分散
其次是军事上的大错。纵使采取了“先北后南”的高风险下策，李自成仍有机会成功，但此种机会，又因为他军事上的大错，迅速地丧失了。
李自成攻取北京后，立即停止进军，没有趁热打铁第一时间派重兵逼近山海关，及早迫降吴三桂、高第等关辽系明军，代之以能干的亲信将领驻防。也没有及早在山海关、长城一线部署应对满清可能介入的重兵，以致于酿成后来的吴三桂事件。
大概李自成事先认为，只要进了北京，就大功告成了，他没有意识到在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日后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另外，李自成在攻取北京前后，其在兵力部署上也有严重问题。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张天琳镇守，在真定委任了马重僖为节度使，唯独对京东山海关一带视而不见，此外还非常荒谬地派大将袁宗第带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去进攻明军左良玉部，导致驻守北京附近的兵力空虚。这是比没有第一时间收取山海关、构筑抗清防线更大的错误。?
明朝火铳兵和重步兵
这样一来，李自成驻京部队仅剩十万左右，而占据山海关的吴三桂部则有五万兵马，且都是身经百战的前抗清部队——明朝最精锐的部队，战斗力不在李自成所部精锐“老八队”之下。这直接导致了吴三桂叛变而李自成被迫东征时，大顺军因兵力不足未能迅速攻克山海关；这更导致了当清军入关、清吴联手时，大顺军处于数量上的劣势，当时多尔衮亲统十万大军意欲问鼎中原，满清方面几乎是倾巢出动，不遗余力。
如果李自成在兵力部署懂得轻重缓急，虽则大顺军战斗力总体上要逊于八旗军，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顺军携战胜明朝之势，士气旺盛，心理不处下风，且大顺军总兵力四十万拥有对清吴联军十五万数量上的优势，势必旗鼓相当，必有一番恶战，而不至于出现一片石战役那样的惨败。
如果那样的话，多尔衮部即使击退李自成，也得伤筋动骨，付出惨重代价，而未必有一鼓而下幽燕的余力，这样历史很可能就改写了。须知清军倾巢出动，粮草同样很困难，经不起僵持不下的局面，若不能迅速攻城掠地，就只能烧杀掳掠而去，退出关外。而当时李自成则有占据众多城池的优势。
多尔衮
“追赃助饷”失人心
除此之外，李自成在进入北京城后，对原明朝官绅实施“追赃助饷”政策，也是其最终失去人心而导致失败的一个政治原因。但这并非他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还是在于战略和军事上的失误，而非政治失误。因为如果李自成没有在军事上大败（山海关战役），对士绅阶层施行“追赃助饷”这些弊政，短时间根本无法动摇大顺政权。
可以佐证“追赃助饷”不是李自成失败主因的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满清：清军入关之后，满洲贵族驱杀汉族地主、士绅，圈占华北大片良田，将大批汉族农民变身旗下奴隶，如此暴行比李自成弊政暴虐十倍；清廷对汉族官民悍然推行“薙发易服”政策，“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更是令人发指的残暴民族压迫。但是因为满清军事上的巨大胜利，这些暴政并没有动摇其统治。
很多迹象表明，李自成对前明士绅阶层施行“追赃助饷”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他正靠“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才进的北京，如果一进城就变卦“纳粮”，等于言而无信，触犯“君无戏言”的大忌。
相比多尔衮之流毫无底线的异族统治者，李自成是以中国合法人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因此，他终归会走上笼络上层的刘邦、朱元璋路线，只不过因为战略、军事上的大错，他没有时间走上这条路线而已。
从李自成进京之前精明优容的招降纳叛政策、以及他与屠夫张献忠的种种区别来看，他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是拥有刘邦、朱元璋的某些资质。因为战略和军事上的巨大失误，历史再也没有给予他施展这些资质的机会。
李自成最后结局：被农民用铲砍死
此刻，程九伯外甥金二狗赶到，他见舅舅被一个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情急之下，抡起铁铲冲李自成砍去，嚓的一声，一下子削去“大顺皇帝”半个脑袋。
一般读者虽然知道明朝崇祯帝死后的南明小朝廷和史可法、瞿式耜、李定国、张煌言等民族英雄的名字，却未必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细节。本书作者以严谨的考证、独到的眼光、激情的文笔，重新解读了这段历史。书中涉及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评价，颇堪玩味。特摘选其中一章，以飨读者。
毛泽东：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他在1944年为纪念明代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300周年写的一篇文章，记述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过程和原因。这篇文章首先在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这一天正是300年前李自成攻下北京的日子。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文章大加赞赏，并批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把它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
毛泽东为什么倡读《甲申三百年祭》和重视对李自成的研究呢？这是因为，他从李自成的成功与失败中得出深刻的历史教训———李自成所以成功，是他依靠农民群众，顺乎人心的结果；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骄傲，因为腐化，从而失去人心。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及时敲起了防止骄傲、防止蜕变的警钟。
在毛泽东倡读《甲申三百年祭》后第五年，即1949年3月23日，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当中央机关离开河北西柏坡，搬迁到北平的前夕，毛泽东临上车前，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刘宗敏不买哥们“皇上”的账，毒刑“追赃”明臣
李自成的农民军势如破竹，攻入北京后，他命人遍索皇宫，发现大内府库中只有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骇异之下，失望至极。本来，他“建国”之后，依理应该大赏将士，如今金银缺少，如何是好！
在刘宗敏等人撺掇下，李自成下令“追赃”。最早向大顺军“献财”的，乃大太监曹化淳，他一出手就是5万两白银，让李自成高兴了一把。
三月二十日，新朝“宰相”牛金星发布文告：“各官俱有次日朝见。朝见后，愿去者，听之。敢有抗违逆令者，斩！”
转天，李自成等人坐于朝堂，牛金星手执花名册，一一点名。李自成坐一会儿就不耐烦，与刘宗敏起身离去。忽然间，农民军中有传令：“前朝犯官俱送刘宗敏将军处听候发落。”于是，这大批人被驱赶至刘宗敏处。
结果，刘宗敏根本不审，也不问，只让人传令：“以官第献银，一品必须献银累万，以下必须累千。痛快献银者，立刻放人；匿银不献者，大刑伺候。”
一时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同时，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
李自成也觉有些过分，对刘宗敏等人讲：“你们为何不帮助孤王做个好皇帝？”
刘宗敏马上顶他一句：“皇帝之权归你，拷掠之威归我，你别废话！”
李自成默然。甭看刘宗敏的官衔只是“制将军”，不是“太尉”、“大司马”什么的，其实他几乎与李自成平起平坐，根本不买这位哥们“皇帝”的账。
初入京城纪律严明，但随后军纪日益败坏
官员中首遭掠死的，竟然是率三大营兵士在京城外最早投降的明朝国戚、襄城伯李国桢。
这个贼臣，是崇祯帝末期最受宠信的臣子。李自成在北京城外初见李国桢，就没一丝好印象，呵斥他说：“汝受天子重任，信宠逾于百官，依理应该死国，厚脸来降，汝欲何为？”马上就令人把他绑个严实，根本不理他的痛哭哀求。
刘宗敏首先刑拷于他，小火燎烧，大板痛砸，折磨一夜，终于让这位李爷极痛而死。
大学士魏藻德，明朝状元出身。单独囚于一黑屋中。这魏大人隔门缝乞求：“新朝如欲用我为官，就把我放出来吧，别把我锁在这里。”这一来，反而提醒了刘宗敏。
刘宗敏把魏藻德提入厅堂亲自审问，首用夹刑，边夹边问：“汝居首辅，何以乱国如此？”
魏藻德边嚎边答：“我是书生，不谙政事，先帝无道，遂至于此。”
刘宗敏大怒：“汝以书生擢状元，为官三年即升首辅。崇祯何处对不起你，竟敢诬他为无道昏君！”
于是，刘将军扇了他数十大嘴巴。士兵见状，夹棍猛扯，老魏十指皆断，疼痛之下大呼：“我有一女，愿献给将军为妾！”刘宗敏唤人立取其女，奸污后送入军营，听凭军士享用。
但是，对于献女的老魏，刘宗敏更加不屑，严命兵士加紧拷掠。一共“伺候”了六天六夜，最后魏藻德脑袋被刑板夹裂，脑浆流出而死。
明朝的翰林、科臣这些清贫官员最倒霉，他们家中油水实在拿不出，多被刑掠而死。
经过数天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七千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以便于运输。七千万两真不是小数。崇祯帝十多年加饷摊派，从民间得银不过两千万两，结果导致民心涣散而亡国。李自成在京城榨银七千万，酷烈可知。
大顺军初入城的前十天左右纪律严明，士兵犯抢劫及强奸罪的被钉死剐杀了数百人。只是随着时日推移，农民军军纪日益败坏。
得知父亲被夹拷，吴三桂大怒，向清军“借兵复仇”
四月中旬，听闻山海关吴三桂“造反”，李自成坐不住。他想让刘宗敏、李锦率军出征，但二将耽于京城内的淫乐享受，摇头不应。无奈，李自成只得“亲征”。
四月十九日，李自成早晨发兵。随行人中，除七八万精兵外（号称20万），还有吴三桂父亲吴襄以及崇祯帝三个儿子。
1644年初，皇太极已死。主持清廷政局的多尔衮听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立刻派人前去联络，提出要“并取中原，同享富贵”。李自成没有做出反应。
松山败后，明廷并未严处败逃的吴三桂，仅名义上降其三级，仍然派他固守宁远。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还率兵多次击败清军的进攻，并多次拒绝其舅父祖大寿替清军对他的“招降”。
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明廷下诏吴三桂弃宁远回援京师，他于三月十六日抵达山海关。三月二十日到抵丰润，却听说农民军已经在前一天攻破北京城。
李自成派人持檄招抚，表示吴三桂归大顺后“不失封侯之位”。北京城内的吴三桂父亲吴襄为全家性命打算，也“语重心长”亲笔写信来劝（也可能被农民军所逼）。
犹豫间，吴三桂得知了大顺军在北京拷打明朝官员追赃之事，大失所望。不久，当他得知自己父亲也被夹拷，愤怒至极，决定不再入京，怕自入罗网后父子遭杀戮。后人总是渲染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抢掠奸污之事是他“冲冠一怒为红颜”、叛李自成的主要原因，其实这只是次要原因。
吴三桂与李自成撕破脸，不是即刻降清，而是以大明孤臣的身份，向清廷“借兵复仇”。
多尔衮接到吴三桂密信，大喜过望，立刻直奔山海关而来。同时，他写信给吴三桂，许以“裂土封王”，要对方投降，而不是“借兵”。
李自成听说吴三桂与清军搭上线，不敢怠慢，派出降将唐通与白广恩先率骑兵赶至抚宁县东南的一片石，而他自己则率主力布阵于石河（今秦皇岛燕塞湖水库）。
吴三桂苦战不支，优势清兵杀出，农民军大败
此时，多尔衮及部下均心有疑惑，一怕吴三桂骗人，二是清军从未与李自成交过手，心中没谱。于是，清军先拿唐通一军开练，首先在一片石打败了这批为数不多的前“官军”与农民军混合的部队。
惶急之下，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吴三桂本人亲自出关，驰奔欢喜岭上，拜见多尔衮。
多尔衮拉着吴三桂的手说：“君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今次领兵入关，严令大军遵纪。望君告知关内士民，万勿惊慌。”
吴三桂“感动”之余，忙与多尔衮盟誓，宰马杀牛祭天地，表示谁违约谁就不得好死。
多尔衮仍不放心，又让吴三桂剃发。吴三桂只得和手下几个高级军官立刻剃发、称臣。明军四五万人来不及一时全剃发，多尔衮就让他们先在身上缠白布条作记号。白布不够，明兵们用裹脚布扯下当记号。由此，混战之中，清军见身上裹白布的汉人就知为“盟军”不杀。
于是，吴三桂下令开山海关门。清军不费一兵一卒，由明兵自己打开了百万雄兵难以攻克的险关。
吴三桂哀兵，自为前锋。农民军有“主上”亲征，个个当先。斗至中午，毕竟农民军实力占上风，吴三桂已呈败相，明军被杀过半，勉强支撑。
关键时刻，清军号角声响起，两三万戴斗笠拖大辫的清军劲骑忽然呐喊着杀奔而来。
李自成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低喊了一声“鞑子来啦”，掉转马头就跑。“主上”跑了，大家皆失主心骨，立刻掉头也跑。兵败如山倒。明军与清军合击，一路追杀，二三十里间，很快堆满了数万被杀的农民军尸体，据说暴骨三年后都收拾不净。
李自成仅剩数千残卒，败退永平，为泄愤，他下令剐杀吴三桂他爸吴襄，把首级悬于高杆之上。小喘片刻，他急忙遁回北京。
九宫山下，李自成被山民砍死
四月二十六日这天，李自成率残兵遁回北京。
这些败兵入城后，皆知末日将至，完全丧失纪律，开始在北京城内烧杀奸掠，备极惨毒。
李自成入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吴三桂全家34口尽数剐杀。
转天一早，李自成即在武英殿举行正式“登基礼”，头戴冠冕，受“百官”朝贺。第二天一大早就匆忙离京，向西奔逃。自入城到离京，“大顺”政权仅存在了42天。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抵至北京。他吸收李自成的失败教训，四处张榜，表示说无论是谁，只要降顺大清，官复原职不说，还要加官晋爵，新有封赏。这一来前明官员大悦，个个弹冠相庆。
此时各地的李自成部队，仍旧有数十万之多。他本人率残兵一路经太原、平阳，返掠西安，把大部队留守于山西、河南一带抵御明清联军。
回到西安后，李自成精神萎靡，半年内基本没什么大动作。
1645年正月十二日，守潼关的李自成部将马世耀投降。转天，他与七千名农民军均被屠杀。
困愁于西安的李自成闻讯灰心，西北看来是待不住了。临撤退时，他下令部将田见秀把西安城内所有建筑和仓库烧毁。幸亏这位田将军还算有人性，只点燃了东门楼和南月城楼，为西安百姓留下了御寒的房屋与粮食。
李自成打不过清军，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大败左良玉部明军，武昌、襄阳均落入李自成之手。他准备攻取南京。但清军追至武昌，李自成只得弃城接着逃。
四月下旬，在江西九江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农民军大败，数万人被杀，李自成的两个堂叔以及大将刘宗敏皆被俘后剐杀。
李自成身边仅剩下万把人。五月初四这天，农民军大队人马行至湖北通山县境。李自成胡乱吃了几口，就率28名亲兵在附近九宫山一带转悠，一来消遣愁绪，二来察看地形。
附近的山民听说有“贼人”到，就纠集了数十人来杀。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多年遭“流贼”之害，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数千农民军在附近，只以为是一股小部队，故而有胆上来厮杀。
李自成手下人马立刻惊散。仓猝之间，李自成拍马就跑。
逃到牛背岭，又遇山间滂沱大雨，李自成坐骑陷于泥中走不动，他只好下马牵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农民程九伯见李自成一人独行，身边又有匹好马，立刻手持锄头窜了出来。李自成毕竟身经百战，程九伯不是对手，被对方骑在身下。李自成压住程九伯，回手抽刀，但刀鞘中因雨水沾泥，一时间拔不出来。
此刻，程九伯外甥金二狗赶到，他见舅舅被一个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情急之下，抡起铁铲冲李自成砍去，嚓的一声，一下子削去“大顺皇帝”半个脑袋。
一下岗驿卒（李自成最早从事的职业）死于一农民之手，结局充满了隐喻般的黑色幽默。可叹这一切，杀人“真凶”程九伯根本不知，与外甥一起在山中小屋看着草地上的大马傻笑。
明朝流寇主力并非农民，而是这两种人，张献忠和李自成是典型代表
流寇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封建王朝历史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面对由贵族、官吏、乡绅组成的压迫集团，被压迫的阶级只能反抗求一条活路，明朝末年也是如此。
但是明朝末年的流寇和大家的认知又有所不同，很多人觉得流寇的主力是活不下去的农民，但其实并非如此，虽然破产农民占了流寇中的绝大多数，但阶级的局限性让他们注定不可能是其中主力。
那么谁是流寇中的主力呢？明朝《平寇志》给流寇的组成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氓”。或许为了顾及明朝最后的颜面，又或是其他原因。书中少划分了最关键、也是最先掀起反抗大旗的那一群人——军人。
陕西是流寇最先起家的地方，在陕西最先对明朝发难的正是驻守边关的边军。
关于明朝的军屯制度，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明初不花一文钱养百万兵的制度此时早已变成了贪官污吏、皇亲国戚们敛财的工具，军户的日子生不如死，即使没粮吃饭都不能外出要饭求条活路，在这种情况下，边关的军户们首先造反了。
在崇祯七年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济向崇祯的奏疏中就写道：“延绥以北为逃兵，为边盗，以南为土寇，为饥民”。
在这些造反的边军中，张献忠就是其中代表，他生在柳树涧堡，后到延绥镇投身边军，因为犯了军法被踢出了军队，然后干脆组织家乡军户一起造反。
《明史·杨鹤传》也曾提到最早的流寇其实就是饥饿的边军，“三边饥军应之，流氛之始也。”
边军的加入让本来一盘散沙的农民们一下有了主心骨，受过军事训练的他们能够领导饥民，训练他们，最终让一群农民能和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掰掰手腕子。
如果没有这些边军，那么饥民会变成什么呢？明朝御史姜思睿在书中提到：“饥饿待死，散为盗。”可见没有这些边军，饥民们最多会成为土匪盗贼，断然不会成为“农民起义军”。
除了边军，还有一种人的加入让起义军从星星之火转为了燎原之火，那就是驿卒的加入。
裁撤驿卒肯定是昏招中的昏招，大家别以为明朝驿卒就是咱们现在的邮递员，驿站和驿卒实际上是明朝军队的后勤保障系统，传递文件，送封信只是其中的一项业务。
驿站和驿卒最关键的任务是保障明朝军队后勤的正常运转，比如粮食和武器，都是要依靠驿站来进行流转的。像是陕西这种边镇，一所驿站可能会有几百名驿卒，比如最有名的鸡鸣驿建有长2330米的包砖城墙，墙高达12米。
鸡鸣驿
《明史·流寇传》中提到：陕西、山西依靠驿站吃饭的驿卒都没饭吃了“俱从贼，贼转盛”。
李自成老家陕西在崇祯年间有多少所驿站呢？足足78所。大批量准军事后勤人员被裁撤，没饭吃的他们也只能投了流寇，这下好了，起义军里还多了很多专业的后勤保障人员。
即使有边军和驿卒的加入，正常情况下起义军也断然不是明朝官军的对手，可明朝仍旧横征暴敛，让一波又一波的农民活不下去加入了起义军，甚至连明朝官军都摆脱不了被盘剥的命运，山西巡抚的勤王军和延绥总兵的勤王军因为粮饷问题不战自溃，干脆也加入了起义军。
如此的横征暴敛不得人心，明朝的灭亡可以说书板上钉钉的事了，即使没有李自成，也会有张自成，王自成来推翻明朝。只可惜起义军推翻明朝后，又遇到了清朝这个强劲的对手，将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