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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的牌比赵构好 为何南明撑十几年就挂了

news.xixik.com   2015-10-24 16:41:05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南明,作为一个极其短暂但又不能忽略的朝代,想必很多人都对其抱有一丝的好奇和遗憾。好奇的是它如何仅仅只走过18年历程便分崩离析,遗憾的是,在不缺人、不缺钱甚至不缺好皇帝的情况下,为何只能走过18年。

甲申年(1644年)三月二十九日,崇祯皇帝上吊自杀(那个矮脖子树下 追思汉人最后一位皇帝殉国300年),北京城落入李自成之手。明朝此时实力犹存,可比晋怀帝、晋愍帝被匈奴捕去之时。明朝此时依旧占有安徽、河南部分、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十多省的地方。若有一个晋元帝、宋高宗在世,明朝可以维持国祚,以图后事。而且,对比当年晋元帝的建康,宋高宗之商丘,明朝的留都南京,更具有优势。南京一整套国家机构,只要皇帝驾临,局势可定。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四月底,东风朱由崧由淮安抵达南京,很快便登基做了皇帝,改元弘光。明朝表面上恢复秩序,看似晋元帝、宋高宗的故事即将重演,中国残瓯可续。然则,出人意料,朱由崧的东风没吹多久,南京朝廷便垮台,朱由崧也北狩去了。

赴美生子利与弊

为何南迁案例没有第三次重现?

同样是中原王朝南迁 为什么南明不如南宋旺盛?

公元1659年5月,清兵三路追逼,朱由榔无奈,于12月逃入缅甸境内,被缅甸人解除武装后安置于草房之中,十分困辱。李定国曾连连交涉,欲迎他回云南,均为缅甸国王拒绝。

公元1662年,吴三桂进兵缅甸,向缅甸国王索取朱由榔,缅甸国王哇达姆摩刚弑兄自立,内部不稳,无力与吴三桂对抗,只得答应吴三桂的请求,发兵3000,围住朱由榔的住所,假称要与朱由榔盟誓,要他的随从出屋饮咒水。他的随从次第而出,一个个被杀,共死42人。朱由榔自知难以脱身,哭着写信给吴三桂,斥责了吴三桂叛明助清,忘恩负义。最后他却又说,我如今兵衰力弱,命运悬在你的手中,倘若能留我一条活命,我什么东西都愿意给你。吴三桂不允,仍加紧向缅甸国王催索。缅甸国王派兵士把朱由榔连人带座地抬到吴三桂军营,眷属25人哭着相随。吴三桂将他押回云南,拘禁于昆明。吴三桂担心如将他押送北京,中途有被反清人士劫夺的危险,经清廷批准,于4月14日,将朱由榔及其眷属25人押到昆明篦子坡金蝉寺绞死,从此,篦子坡改名为迫死坡。 

据说永历帝问你是谁?吴三桂被问了几次,才回答。永历帝一听是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连发三问:“汝非汉人乎?汝非大明臣子乎,何甘为汉奸叛国负君若此?汝自问汝之良心安在?”吴三桂听了这诛心的三问,“缄口伏地若死人,左右扶之出,则色如死灰,汗浃背,”

就此南明王朝结束。虽然在此之后,台湾的郑氏集团仍然尊明朝为正朔,但在缺少皇帝的情况下,这个集团和南明王朝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了。此后郑成功仍奉大明正朔,东征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建立明郑王朝,明郑政权继续沿用永历年号,但未再拥立明朝宗室称帝或监国。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延平王郑克塽降清,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明朔始亡。人们不禁要问,同样是北方支离破碎以后,皇室成员开始南迁,为什么南宋王朝一口气存在了150多年,而南明王朝却仅仅支撑了15年时间。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清军入主中原,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大多逃亡南方,还据有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抵抗清兵,包括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及明郑时期。

一、南明政权政出多门,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

南宋政权和南明政权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领导核心圈。当年东京城破,宋朝的所有宗室被金军一窝端了。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成了唯一的硕果仅存者,为了使宋朝的国祚延续下去,群臣一直拥戴赵构登基称帝。在此之后,除了苗傅兵变这次风波外,赵构没有任何的威胁。这也是他一直拒绝迎接二圣回朝的原因,毕竟到时就没他什么事了。但是南明的情况十分复杂,为了防止宋朝的惨剧重演,朱元璋将宗室们分封各地。这位洪武皇帝做梦也不会想到,200多年后,这些不肖子孙竟然会大打出手。崇祯皇帝殉国之后,皇太子朱慈烺没能逃出了。这下子就热闹了,各地的王爷们纷纷跃跃欲试。既然大家都是太祖皇帝的子孙,自然都有资格登基称帝。就这样,在两年的时间里,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四位南明皇帝。

虽然血缘较近的宗室选择了称帝,但总会有其他宗室不服气。他们巴不得这个讨厌的家伙被清军消灭,然后自己出来收拾残局。南明初期,形势一片大好,完全有大翻盘的机会。但是南明宗族的各派势力相互内斗,以至于弘光、隆武、绍武政权先后覆灭。待朱由榔建立永历政权时,清军已经在中原站稳了脚跟,南明王朝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即便是朱由榔登基称帝之后,南明政权的内部仍在内斗。朱由榔虽然是名义上的皇帝,但是鲁王朱以海在郑成功的拥护下也有自己的班底。双方谁也不服谁,甚至出现了相互坑害的情况。这种乱局使南明王朝始终无法团结一致,如果仅仅存在一名亲王,那南明再不济也能守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

二、对手能力的变化和皇帝本人的能力问题

南宋王朝的主要对手是金国和蒙古。金国南下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掠夺,他们起初对领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这还是草原民族的习性,在逐渐汉化之后,才懂得什么是自己的地盘。所以虽然南宋初期的金国不可一世,但是没有一定要全部占领南方的打算。蒙古帝国是一个大变态,这个家伙太不好对付。至于明朝的敌人满清则非常精明,这个政权已经充分的汉化,它已经明白了攻城掠地的价值。所以清军一路南下,占据了许多城池而丝毫不打算撤回北方。皇太极将后金改成为清,这本身就是对中原王朝的挑战。清军占领了北部地区之后,并不打算所谓的划江而治。他们趁着南明内斗之际,一步步消灭了各个政权。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皇帝的个人能力问题。在那家天下的时代,皇帝的个人能力通常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南宋的建立者赵构虽然个人能力一般,但是他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人。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烂事,但基本可以做到知人善任。而南明王朝的各个皇帝就差得远了,首先是弘光皇帝朱由崧,这位皇帝除了听戏就是玩女人,疯狂的信任马士英。好不容易出了一位有作为的隆武皇帝,但由于血缘相差太远,一直被各派所排斥。最后就是永历皇帝朱由榔,这位皇帝有两次翻盘的机会,但是这个人能力太差,眼睁睁的看着失败而束手无策。他最擅长的战术就是逃跑,一再向后撤退,寒了那些忠臣们的心。

三、百姓的国家意识尚未形成

在那个时代,只有朝代概念而没有国家概念。百姓们普遍称自己是明朝人,这样外国人十分不理解。迫于无奈,这些外国商人只能称当时的明朝百姓为明国人。请想一想当时英国的情况,英国公民普遍称自己为英国人,绝对不会出现称自己是斯图亚特朝人的说法。所以在思想上,明朝已经明朝落后于西方。在明朝土崩瓦解之后,明朝百姓起初认为谁做皇帝都一样,自己的日子还是照样过。但是在清朝开始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和圈地政策之后,明朝的百姓才普遍起来反抗,因为这损害了他们的贴身利益。至于忠君为国等等情况的出现,大部分都是那些受传统教育的读书人。由于以上多方面情况同时出现,南明王朝仅仅存在了15年便成为了历史。而满清王朝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一直在开历史的倒车,以至于中国全面的落后。

清军入关后,南明为何大溃败?关键是这一传统被毁!

不夸张的说,如果明朝这一坚持了276年的传统,不破产的话,南明不会亡,明朝不会亡!

谈及明朝的灭亡,南明的大溃败,想必大家都了解一些,最典型的比如党争,天灾人祸,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汉奸纵横等!如果仔细寻找的话,甚至能找到20条、30条原因!

然而,有一个原因却被大家忽略了,即:南明之际,江北四镇形成“藩镇”,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统兵大将开始左右朝政,朝廷掌控在统兵大将手中了!而在此之前的传统是,武将一直不敢违抗中央命令,直到崇祯吊死之时!

1644年,李自成进京,崇祯自杀,随后南京拥戴了福王朱由菘登基。

这里有一个关键,当时有三个皇帝人选,即:福王、潞王,桂王。东林党拥戴的是潞王,史可法拥戴的是桂王,马士英拥戴的是福王!为何东林党和史可法,后来都同意福王登基呢?原因很简单,枪杆子里出政权!因为马士英获得了江北四个“军阀”的支持,以武力相逼,所以才能“号令群雄”,不得不赞同福王做皇帝!

所谓江北四个“军阀”,即: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福王登基之后,无论从论功行赏,还是从战略需要上来说,都需要对这四个军阀封赏!所以,福王做了两件事,(1)建立江北四镇,(2)给予这四个人勋爵封赏,明朝爵位非常难得。

此后,江北四镇持宠而娇,各种要挟朝廷!或者说,江北四镇权力大到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左右朝政了,南明中央已经掌握不了江北四镇了。

客观的说,江北四镇权力大一点也还好,再大不过曹操,只要能抵抗外辱,挡住清军就好。让人没想到的是,清军还没到,刘良佐、刘泽清就投降了。高杰遭到部下许定国诱杀。于是,江北四镇只剩下黄得功一人苦苦支撑!

试想一下,即便江北四镇战斗力较差,但如果依城抵抗,清军又如何能够拿下江南?事实上,这些原本南明重器的江北四镇,最后却成了毁掉南明的急先锋!一增一减之间,清军和南明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

让人遗憾的是,江北三镇投降之后,南京几乎就成了“不设防”的城市!有人说,南明对武官不好,过于苛刻了,所以他们才投降清军,所谓“弃暗投清”!然而,江北四镇在南明拥有巨大影响力,甚至左右朝政皇帝,且南明也丝毫没有亏待他们!所以,刘良佐、刘泽清、许定国等的投降,纯粹是个人道德败坏,贪生怕死!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在军事制度上,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为了防止曹操出现,比如:(1)废大将军,建立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使兵将分离,相互牵制,最后权归皇帝,(2)派遣监军,(3)重文轻武等!所以,明朝276年,没有武将能擅权,即便京城城破,武将也不敢明面上违抗中央命令!然而,这一切却被江北四镇给废掉了,代价是南明大溃败,改写了中国300年的历史!

试想一下,如果这一武将不得擅权的传统还在,江北四镇不敢违抗朝廷命令,那么南明即便短暂溃败,有江北四镇的节节抵抗,也不至于大溃败。只要给予一定时间,以空间换时间,收复失地只是早晚之事!最不济,还能像南宋一样!

南明小朝廷真的没有一点机会翻盘吗?

明清革鼎是很多人心中的遗憾,当时明朝的正统延续南明更是被很多人怒其不争。那么真实历史上的南明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那样弱呢,就没有一点翻盘的机会吗?

准确的来说,南明不是有没有机会翻盘的问题,而是最起码半分天下的格局硬生生被自己作死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故事还得从中国传统的窝里斗内乱文化角度讲起。

下面宋安之来大概说说这部内乱的狗血史…

南明虽然在今天很多人眼里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实历史上的南明可是一度拥半壁江山,甚至有可能北伐光复明朝的存在,可惜就因为自身一直无休止的内乱,只能最后被消灭,在历史长河中泯然众人矣罢了。

首先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身死之后,标志着明朝的全国性政权统治的结束,但不代表明朝在南方半壁江山的统治结束。

北京一沦陷,明朝在留都南京的备份六部马上行动起来了,因为崇祯帝当时并没有亲兄弟在世,三个儿子下落不明。所以选出了离崇祯帝血缘最近的福王来继位,是为南明第一帝弘光帝。

当时虽然还有李自成之大顺、张献忠之大西、关外满清三方势力,但南明的底子无疑是最好的,毕竟是正统的延续。

而且李自成和张献忠两人说好听点是农民起义者,说难听了就是没有战略远见的流寇罢了,接下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们还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关外满清入关时倾巢而出才二十多万人口,虽然是劲敌,但南明如果操作的好,抵御住清军南下的话也不见得让满清一家独大。

可南明始终是一团糟,拥立福王时,东林党因为与第一任福王有恩怨,执意想立与崇祯帝血缘偏远的堂叔潞王,结果福王引来江北四镇军阀的支持才勉强继位,但军阀借此从龙之功开始飞扬跋扈,军阀拥兵自重由此开始,弘光帝与东林党人的君臣离心也是一大隐患。

最后是军阀左良玉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造反,前往南京,江北四镇人心惶惶。到了清军南下以后,江北四镇和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干脆都降清,使南京被轻而易举拿下。

南明第二位隆武帝时候,又与监国鲁王政权兵戎相见,最后军阀郑芝龙降清。

第三个邵武政权更是有如镜花水月一般,还没怎么成立就先与永历政权因为谁是皇帝的问题打了一架,最后被清军趁虚而入被灭。

最后一个永历政权,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李定国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光复有望。却出了一个叛徒孙可望,使大好局面前功尽弃。

郑成功三次北伐甚至兵临南京城下,也因为孤立无援加上轻信城内清军的拖延之计而大败。

因为明朝及其南明政权对于有功大将的不公平待遇,使出自隆武政权的郑成功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来自宋安之独家原创)反感与永历政权的会师,以避免被直接统治。只在名义上服从,甚至李定国提出最后的复兴计划会师两广,也在郑成功的故意推迟下失败。

可以说一部南明书,全是内乱血泪史。

南明就这样一直窝里斗,先是北伐复兴的机会没有了,后划江而治的保底局面也毁灭了,最后更是被消灭。

南明不是没有机会翻盘,更不是没有大好局面,只不过因为内乱,使清军一直有机可乘,所以只能憋屈落幕了。

满清本来不想统一全国

南明太烂以至于满清不得不统一

对于满清入关之后的战略目的是否是统一中原和占领全国,顾诚在《南明史》中引用了大量史料,从多尔衮及其幕僚在打败大顺军在河北、山西的主力军对以后的行动来看,满清是没有准备在几年间统一中国的思想准备的。在摧毁大顺军陕西主力之后,满清才与南明军队淮泗地区四总兵、湖广左良玉直面对抗,从而判断出南明内部并无进取心,且内部矛盾重重,进而才确定摧毁南明弘光政权的目标(注意不是统一全国)。

南明灭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诸藩争立,这个也与南宋不同,靖康之变北宋皇族被一锅端,只留下康王赵构,毫无继统的合法性问题,而南明则不同。明初设立藩王以来,二百多年开枝散叶,到明朝后期供养这些人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沉重负担,而且这些人保守估计十来万吧。弘光帝是距离崇祯帝血缘关系最近的堂兄,继位本无可厚非,但东林党-复社的一些人却以弘光帝祖母是万历的郑贵妃为由(东林党和郑贵妃的恩怨请自查)反对,坚持拥立潞王,挑起了弘光朝党争。而且自此以后数个小朝廷都是如此。据统计,南明十几年先后出现的皇帝、监国达几十位,相互倾轧、攻讦,不能集全部力量对抗满清。

武将拥兵自重。这一点相信大家都能清楚,弘光朝本身就是靠凤阳总督和四总兵拥立的,弘光帝继位之后,内阁大臣马士英、史可法等调动不了这些人,而且导致南明直接灭亡的左良玉率80W大军“清君侧”也表明当时武将拥兵自重,不服从调遣,内阁无法统一指挥各路军队进行抵抗。

财政困难。这里讲的财政困难主要指的隆武朝和永历朝。弘光朝还拥有江南税赋之地和湖广鱼米之乡,政府各部门相对完整,而隆武朝控制地域较小,到永历朝自不必说。没有钱怎么能养活军队?

叛徒(或者叫汉奸?)的大量出现。两宋年间民间抗金意识浓厚,民间抗金斗争此起彼伏,而明末主动去后金投诚的汉人却比比皆是,如范文程之流;在抗清斗争开始后,大批的武将文官叛国投敌,给南明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虽然零星的起义很多,但基本没有维持下去,坚持到最后的夔东十三家还是大顺军余部。这里也要讲一个问题,明末的政权很复杂,事实上明朝是被农民起义军灭掉的而不是外族入侵,与南明朝并存的还有大顺、大西两个农民政权,后来农民军服从南明朝廷领导后,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扔各自为战,也是导致自发组织的农民起义无法遵从统一领导的关键。

一、 朱由崧是对的人

  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第三子朱常洵的长子(由于万历皇帝的次子早夭,实际上常洵是万历皇帝的第二个儿子)。由崧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1641年以前,他生活宽裕,受封为德昌王,生活在洛阳福王府内,按理应是悠闲自在,个人修养应该按皇族礼仪培养的。1641年以后,朱由崧的人生轨迹剧变,李自成攻克洛阳,朱常洵被李自成炖成“福禄汤”,朱由崧狼狈地从洛阳城墙上搭坐篓子下地出逃。经过次番劫难,朱由崧开始体验人生疾苦,对国家和个人命运有了些许思考,他上书崇祯皇帝,陈言防虏除贼。从1641年到1644年,朱由崧满世界逃命,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

  甲申年(1644年)五月,由崧即位,决议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朱由崧成了弘光皇帝。

  朱由崧性格温和,对臣属宽仁,做事有礼有节,大体上是一个平和的君主。仅说个人修养,对比晋元帝、宋高宗,朱由崧丝毫不逊色。但与晋元帝、宋高宗不同的是,朱由崧是迎立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实力坐上皇位的,晋元帝是晋朝藩镇将军,领兵多年,拥有一定实力;宋高宗是皇帝任命的兵马大元帅,且身为仅存的嫡亲皇子。而朱由崧没有什么优势,更糟糕的是,朱由崧面临晋元帝、宋高宗所没有遇到的问题,朝廷党争严重,守土将士不肯用命。

  在内外纷争的局势下,固然朱由崧是最佳选项的皇帝,也不能改变城亡国亡的命运。

  乙酉年(1645年)五月底,朱由崧投奔芜湖的大将黄得功,黄将军是热血汉子,立志辅助朱由崧,然军中已有叛将田雄为了个人富贵,缚去朱由崧,献给清军。当时,田雄背着朱由崧,马得功在后面抓住朱由崧的双腿,生怕朱由崧这活宝贝跑了,两人一路跑进汉奸军队刘良佐军中,献出朱由崧。朱由崧苦求二人无果,悲愤之下,朱由崧咬了田雄的脖子,咬的田雄是鲜血直流,但田雄居然忍痛飞奔,果然为了富贵,舍国家,舍民族,舍领袖。

  二、马士英,虽未能救国,终保留清白之躯

  朱由崧可以顺利即位,马士英的作用很大,当然,事实上是马士英手下的四个大军头的作用大。

  朱由崧即位后,马士英以功领东阁大学士衔,但令马士英气愤的是,虽然入了阁,但朝廷里的敌对者却还让自己督师凤阳。马士英气急之下,率大军进入南京,真正成了内阁大臣。但南京的结党营私者素来不喜欢马士英,专和马士英唱反调,马士英势单力孤,不得不寻找同盟者,如阮大铖、刘孔昭之流。

  马士英决定按自己的方法拯救危局,谁知道,先后出现了“南渡案”、“童妃案”、“伪太子案”。其中最麻烦的是“伪太子案”,军阀左良玉不明所以就冲动而起,居然率部想攻打南京,而马士英为了扑灭近火,把江北淮水防线的部队移至南京西面来防守左良玉。

崇祯的三个太子去哪了 朱慈烺的归宿到底如何?

左良玉及时死了,南京免受攻伐,但江北防线一开,清兵趁虚而入,扬州城破,南京很快便兵临城下,朝廷大臣,纷纷投降清军。

南京降臣如毛之时,马士英到保持了气节,他率部出逃,到浙江东部去抗击清军,且至死没有投降清军,可谓保留了清白之躯。无奈光辉的形象,一旦缺少衣钵传人,无人做正面记述的工作,形象总会被涂抹而变得扭曲!

三、正臣,私德甚好,但没有什么卵用

南京朝廷里的正臣之首,当属史可法。史可法位居兵部尚书,后一度为内阁辅臣,位高权重,素受国恩,可以说,无论是明王朝,还是朱由崧,都没有亏待史可法。尤其是朱由崧,尽管史可法仅凭道听途说,就给朱由崧按了个“七不可立”的罪名,污蔑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但朱由崧宅心仁厚,没有追究史可法,反倒委以重任。史可法不能拯救南明危局,与其责怪说没有遇到明主,不如说是他本人屡屡出昏招,最后在扬州城,守城不力,与扬州城一起殉葬了明王朝的事业。

  南京朝廷里还有不少清流派,如姜曰广,高弘图,黄端伯。南京朝廷面临灭顶之灾时,他们的表现各不相同,但总归保留本色,也算不辱没他们清流的称号。

  内阁大学士姜曰广在南京朝廷运行困难之时,不堪党争,误判局势,以为此番党争是一时之事,南明如南宋一般,可以支撑数十上百年,所以想先行乞休故里,等待时机,以图再次回到朝堂,谁曾想,这一离开南京,国事日衰,居然就灭亡了。懊恼不已的姜曰广于1649年在江西南昌,以年迈老躯,响应金声桓反清复明,但失败了,全家自杀,壮烈殉国。

  同为内阁大学士的高弘图,也如姜曰广一样,清流美名博得天下赞颂,但大事来临之时,误判局势,离开南京,放弃了拯救国家的责任。他以年老为由,辞官回到家乡浙江。1645年,清兵攻入杭州,高弘图带着孙子躲入山里,后念此生惭愧,不愿苟活,绝食九日而死。

  相比两位大学士,作为礼部仪制司主事的黄端伯,位虽不高,但显得有担当多了。当日,南京各色大臣纷纷跪迎清军,黄端伯却傲然挺立,怒视来往的投降叛变之徒,并在城门上书“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清廷王爷多铎听说后大怒,将其关押。在狱中,他谈笑如常,并作诗言:“丹心倾汉室,碧血吐秦廷”。清军下令剃发,他指着脖子说:“我宁剃(杀)头不剃发”。多铎威胁说:“不降则戳!”黄端伯誓死不降,多铎决定杀他。黄端伯整肃冠履,昂首引颈受刃。刽子手心惊目眩,不敢举刀,黄端伯厉声说:“何不刺我心!”临刑前,端伯面北遥拜,颜色不少变,焚香拜泣,壮烈而死。

南京朝廷灭亡的时候,君子小人是泾渭分明,君子们慷慨赴死,小人们乞降求生。

  固然有合适的君主,合适的臣子,但南京朝廷为什么还是没有保存下来?

  我想用“天命”二字可谓恰当。

  若天下是群雄纷争,或许明朝可以保存,但遇到了稳扎稳打的清廷,下降的国运当然拼不过上升的国运,人心的作用是绝对的,生活在明末的人,固然心中存有“夷夏”观念,但现实的处境,历史的依据又使他们找到了苟活的理由。

  君主制度发展到明末,已经腐烂不堪,或者说当时的人对于国家概念的认识不是很绝对。他们在书上就知道北朝的魏周故事,后来的辽金故事,知道北中国曾被夷狄占领,如果他们的历史学到这里就为止了,那或许天下还能给汉人留下一半,谁知史书一翻过去,蒙元赫然尽收中国,这是一个晴天霹雳的先例,后世之人纷纷觉得中国被胡人统治又有何不可?人心发生了变化,哪里还会管明朝政权才是民族最正确的代表?

  明代之亡本应是君主体制败亡的绝笔,岂料后世的清廷反倒发扬光大!

  要怎么样才能破解明朝灭亡的难题?这个难题在260年后有了答案,君主政体变为国民领袖体制,国民个个心存国家,国家始可获救!这也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为何能以绝对劣势而战胜强势日本。

外国史学家眼中的南明灭亡之谜

南明,作为一个极其短暂但又不能忽略的朝代,想必很多人都对其抱有一丝的好奇和遗憾。好奇的是它如何仅仅只走过18年历程便分崩离析,遗憾的是,在不缺人、不缺钱甚至不缺好皇帝的情况下,为何只能走过18年。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荣休教授、著名史学家司徒琳,在学生时期也对此常常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在其经历过严格的史学训练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之后,在博士期间,便开始涉足中国明清研究领域。后来,司徒琳又花费了数十年时间收集资料,终于写出海外汉学在南明研究中的丰碑之作《南明史》。

在《南明史》的结语中,司徒琳曾这样说过:“我写《南明史》的目的,不是为这段历史作定论,而是希望由此激发他人,对这段过渡时期的重要历史下更多功夫,让17世纪中国的历史能上下贯穿,而不是划分明、清两大块。”

司徒琳花费了数十年工夫,让该书的历史细节经得住考验。全书共分为七章,以南明发展时间为顺序,将这18年来的对外抵抗、对内消耗展现得淋漓尽致。该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司徒琳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冷静客观地叙述这段历史,并从历史的发展中给出她认为的“南明为何会灭”的答案。

作为一本历史书,它做到了精细地考证;作为一本大众畅销阅读作品,它带给了人以丰富精巧的画面和紧张精彩的历史情节。

17世纪中叶的南明,其实是四个或五个抗清政权的统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抬举明帝国某个亲王充当领袖,彼此间却并没有承袭关系。每个政权的生存时间,短的不过一两年,长的也仅十来年。总共不到二十年,只可称作历史的瞬间。历史也真古怪。有时上百年过去了,留下的记录平淡无奇,但有那么若干瞬间反而在后世会激起回响,并且引发历史学家们不倦的探索兴味。

南明史显然属于这样的瞬间。事实上,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刚刚化作历史,关于南明历史的反思便已开始。

清初江南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都是有心人。新兴的帝国当局对于此种努力日感疑惧,终于在以宽容异端著称的康熙皇帝晚年,一次株连达数百人的史狱,使得南明史研究从此成为禁区。待到18世纪后期乾隆皇帝出于实用的考虑,将当年曾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大功的故明降官降将贬作“贰臣”,意外地造成南明史研究变相开禁,那时有关南明的历史陈述早已残缺混乱不堪。当南明的课题在20世纪前期再度提上历史研究日程以后,人们发现如同研究17世纪即明亡清兴之际所有课题一样,对南明那18年的研究,也必须从清理基本史实做起。

清理南明的基本史料和历史事实,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关注。章炳麟、梁启超、孟森、陈垣、胡适、钱穆、萧一山等,都早已发表引人注目的论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的但焘中译本在“五四”前夜出版,也起过推波助澜作用

久享盛名的大史学家陈寅恪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更提供了一个实例,显示即使在一个“点”上清理历史事实,也何等不易。或许这正是南明史研究缺乏综合性专著的原因。自从1957年谢国桢的《南明史略》出版以后,至今在国内未见再有类似专著问世。谁也没有想到,这几十年来,域外的汉学家已在南明史领域下过那么多功夫,终于导致首部英文版的综合性的《南明史》,在1984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刊行,并立即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广泛瞩目。它的作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司徒琳教授。

还在研究生时代,司徒琳便为南明时代的历史复杂性和研究的艰苦性所吸引,毅然放弃了已见成绩的文学研究,选择《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运用:清朝史籍中的南明》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并为此再赴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进行长期研究。这篇优秀论文使她于1974年成为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嗣后再经十年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终于完成了这部杰作。

说它是杰作并非夸张。作者征引的文献,包括国内外现存的有关南明诸政权的大量记载,以及20世纪中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是那样丰富。况且作者也不以直接引用为满足,而是对于征引的古今文献都细加考证,以确定其可信程度。这使本书的注释与正文结合成为相当严密的整体,再辅以详尽的参考文献目录,也使本书堪称读者了解南明信史的佳制。

以往我们的南明史论著,包括通史或断代史著作的有关篇章在内,常给人某种先立论、后举证的印象。司徒琳显然不满意这样的陈述模式,她的《南明史》将考察重心置于这些政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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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本书所考察的南明四政权是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在首都失陷后18年内的继续,因而也是导致明朝统治由强变弱的两大难题造成的内在困扰的继续。

那两大难题便是“文武官员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正如本书引言最后所强调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是把明朝引向灭亡的唯一矛盾,“同等重要的还有前近代经济变迁的多重因素在起作用”。作者之所以将视野主要放在那两大难题的纠结不已上,是因为她认定历史事实已明白昭示,正是由于处在生死关头之时这种纠结造成的内部冲突反而越发严重,招致了抵抗运动节节失败和各个政权逐一消亡。

人们自然可以对这样的见解提出异议,但倘若仔细通读全书,便很难否认那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一个角度。如同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司徒琳研究中国历史,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而竭力避免对于个别人物和事件做出褒贬式的评价,尤其注意南明那些不同人物面对传统难题交替出现时的角色变换,或者说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心态和行为的变化过程。

这使本书关于中文论著中常有定评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的陈述,经常显得与众不同。见解本身可以讨论,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度热衷于所谓历史人物的评价,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而对于过程本身却往往不加细察,这难道不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吗?

我相信,司徒琳教授这部《南明史》中译本的出版,必将受到学术界同行和读者的欢迎。关心南明史的读者,有了一部深入浅出的好书可读;研修明清历史文化的青年学子,增添了一部系统性强而内容丰富的参考书。研究明清史的学者们,不论对于本书的内容、结构和见解作何估计,想来都愿意一读的。因为本书在美国纽黑文和英国伦敦同时出版以来虽已有七年,但至今在欧美汉学界仍是关于南明的完整历史的唯一专著。我们至少可从中窥见海外说英语的同行们在这一点上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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