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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名家笔下杭州“西湖十景”国画作品赏析

news.xixik.com   2020-3-25 19:20:57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对于西湖山水的描绘,至今已有逾千年的历史。除了山水图画,印刷业高度繁荣的明清时期,作为插图的西湖山水版画见于名山图谱、方志、小说等各种书籍中,以至墨模、年画等艺术形式中都不乏对西湖山水的表现。

在西湖的众多美景中,“西湖十景”是声望最盛的。“西湖十景”之名始于南宋,掇其源始,应肇于宋代画家。清人翟灏、翟瀚在《湖山遍览》中提到:“考凡四字景目,例起画家,景皆先画而后命意”。宋时画院画家所画的山水题名,多为四字,如马远画的《柳浪闻莺》、《两峰插云》、《平湖秋月》;陈清波画的《断桥残雪》、《三潭印月》、《雷锋夕照》、《苏堤春晓》等西湖景迹。以是,“西湖十景”在南宋后渐趋厘固为: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此十景基本缘湖而布,有的则踞于湖上。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吴自牧《梦粱录》均有记载。在南宋之后,又分别有元代钱塘十景,清代西湖十八景、西湖四十景,清乾隆杭州二十四景等等。

“西湖十景”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自然景观,而是天人和谐共处的人文景观,在中国园林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西湖十景”的图写肇于宋,后世各代亦多有佳作传世。在晚明,士人造园风盛行,于此背景下“西湖十景图”的创作进入高峰期,并由此掀起了以实景为题材的创作之风。

一、苏堤春晓

中国历史朝代表

“苏堤春晓”景观是指寒冬一过,苏堤便犹如一位翩翩而来的报春使者,杨柳夹岸,艳桃灼灼,更有湖波如镜,映照倩影,无限柔情。最动人心的,莫过于晨曦初露,月沉西山之时,轻风徐徐吹来,柳丝舒卷飘忽,置身堤上,如梦如幻。

二、断桥残雪

断桥残雪,西湖十景之一,断桥位于白堤始端。断桥之名得于唐朝,当时是一座石桥,宋代称保佑桥,元代称段家桥。古时桥上有门,门上有檐,下雪时中间一段的雪都在门檐上,桥上只有两头有雪,远远望去桥像断了一样,所以称作断桥。桥堍有御碑亭等亭轩建筑,面临里西湖,与宝石山,保叔塔隔湖相对,山、塔、湖、亭、桥与湖边桃、柳组成一幅如画景色,十分迷人。断桥是通往孤山的必经之路,每当雪后人们纷纷去欣赏西湖雪景,断桥上游人如织,孤山与里西湖银装素裹,格外动人,因称“断桥残雪”。

三、平湖秋月

平湖秋月,西湖十景之一,位于白堤西端,孤山南麓,濒临外西湖。秋夜,凭临湖水,但见一湖暗蓝的湖水荡漾着一轮皎洁的明月,归舟泛于夜湖,诗中有云“月冷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舟”。面对此诗情画意般的美景,真正可以在恬静中感西湖的浩淼,洗涤烦躁的心境。

四、柳浪闻莺

柳浪闻莺,位于西湖东南岸,清波门处的大型公园。分友谊、闻莺、聚景、南园四个景区。柳丛衬托着紫楠、雪松、广玉兰、梅花等异木名花。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聚景园。当时园内有会芳殿和三堂、九亭,以及柳浪桥和学士桥。清代恢复柳浪闻莺旧景。有柳洲之名。其间黄莺飞舞,竞相啼鸣,故有“柳浪闻莺”之称。

五、双峰插云

双峰插云,西湖十景之八。巍巍天目山东走,其余脉的一支,遇西湖而分弛南山、北山,形成环抱状的名胜景区,两山之巅即南高峰和北高峰。流云霞鹤,气象万千,古时均为僧人所占。山巅建佛塔,遥相对峙,迥然高于群峰之上。春秋佳日,岚翠雾白,塔尖入云,时隐时显,远望若仙境一般。南高峰、北高峰,是古时候西湖群山中喧盛一时的佛教名山,山顶都建有佛寺、佛塔。春秋佳日,岚翠雾白,塔尖时隐时显,自西湖舟中远观,景观独标一格。南宋时,两峰插云成名并跻身西湖十景之列。清康熙帝南巡,改“两峰”为“双峰”。

六、三潭映月

三潭印月是西湖十景之一,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景色清幽,尤三潭印明月的景观享誉中外。主要景点“开网亭”“闲放台”“先贤祠”“迎翠轩”“花鸟厅”“我心相印亭”“曲桥”“九狮石”等。岸上金桂婆娑,柳绿花明,与雕栏画栋的建筑相映成趣。具有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步移景新的江南水上庭园的艺术特色。人民币一元纸币的背面采用三潭印月的盛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中也占据极其重要的标志作用。

七、花港观鱼

花港观鱼公园是西湖风景区规模最大的公园。位于苏堤南段西边,处在西里湖与小南湖中间的一个半岛上。花家山麓有一小溪,流经此处注入西湖。因沿溪多栽花木,常有落英飘落溪中,故名“花港”。南宋内侍卢允升曾在此建宅,养五色鱼观赏。宫廷画师创作西湖十景组画时,将它列入其中。

八、南屏晚钟

“南屏晚钟”即指南屏山净慈寺傍晚的钟声,南屏山在杭州西湖南岸、玉皇山北,九曜山东。主峰高百米,林木繁茂,石壁如屏,北麓山脚下是净慈寺,傍晚钟声清越悠扬。

九、雷峰夕照

雷峰夕照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位于西湖南侧的夕照山上,因晚霞镀塔,佛光普照而闻名。

十、曲院风荷

南宋时旧称“院荷风”,“院”即“粬院”,是南宋朝廷的酿酒作坊,位于灵隐路洪春桥附近,濒临当时的西湖湖岸,近岸湖面养殖荷花,每逢夏日,和风徐来,荷香与酒香四处飘逸,令人不饮亦醉。清康熙年间,为迎接皇帝巡游,在苏堤跨虹桥畔的岳湖引种荷花。康熙书名立碑,改“ 院”为“曲院”,“荷风”改为“风荷”,并在苏堤跨虹桥畔建了“曲院风荷”景碑亭。

 中国的绘画传统中,题材的选择往往带有某种承继性和经典性。杭州西湖的山川景致即是重要的山水画母题,沿续时间至少从北宋迄今。

 


  明代前期“浙派”的开派宗师戴进、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开派宗师沈周以及晚明“松江派”的领袖董其昌、“画中九友”之一的李流芳、“武林派”的领袖蓝瑛以及和西湖山水有着密切关联的陈洪绶、清前期“娄东派”的领袖王原祁、极受乾隆宠遇的学士画家董邦达以及道光、咸丰年间颇具影响力的戴熙,这些画家对西湖山水图均有各自的创作体验,极具典型意义。


  西湖的山水图,从南宋以来已逐渐成为西湖文化的重要内涵,在明清时期更是发展为传播西湖文化的有力载体,西湖山水图的创作也因此达到了空前的繁盛。


  缘起的西湖:唐至北宋


  有关西湖文化的兴起时间是在唐代,长庆年间(821-824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中曾作过一首《杭州回舫》诗,其中就有“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指”的诗句。


  “西湖”的命名,最为重要的原因是随着隋代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在湖的东面形成了一道防海潮大堤,从而人为加速了它从自然的泻湖到人工湖——“西湖”的形成。同时这条运河大堤的修造,也使得六朝时杭州原本南北分隔的凤凰山东麓、吴山东南麓一带的中心聚落与宝石山东麓的聚落,在隋唐时代逐渐相连,以致杭州的城区扩展到了湖的东部,由于湖处在城市的西面,所以称之为“西湖”。


  从唐代中晚期开始,与西湖相关的文化积淀逐渐丰厚,诗歌的发展为之后绘画的介入提供了便利的基础。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板荡,两浙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领地,杭州即吴越国的都治——西府。由于开国君主钱镠及其后继者审时度势,一直采用“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贤明举措,结果为杭州赢得了80余年和平发展的良好时机,使杭州由唐代的“东南大郡”进一步发展成为“邑屋繁会”的东南一等大都市。遗憾的是,吴越时期没有遗留任何绘画实物可资验证,甚至连与西湖绘画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失之阙如。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最后一代君主钱弘俶纳士归降,吴越的首府——西府也随之成为两浙西路辖制的一个州——杭州。遗存的几则有关北宋西湖山水图的记载,当时用水墨来表现西湖山水已属常见。西湖终年水气笼罩,且江南多阴雨天气,西湖周围的山川树石常掩映在烟霭之中,用水墨来表现十分融洽。此际的西湖山水图虽然显露出了与文人的密切关系,其效果却“终是欠峰峦”、“状总非”抑或是“费尽丹青,只这些儿画不成”,显然还不能令人感到十分满意,在状物抒情方面还达不到诗词的高度。


  极致的西湖:南宋


  南宋时期,西湖仍然是城内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源,也是城内外运河水系的补给水源,所以政府对于西湖水域的管理一直给予足够的重视。


  “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不游”。南宋的西湖已完完全全融入了杭州的城市生活,西湖绘画获得重大发展,西湖文化也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期。


  南宋初年,南北众多的画家汇聚于杭州,并在南宋画院中任职。李唐是开启南宋山水画风的关键人物。李唐之后,南宋画院的三大山水画家——刘松年、马远、夏圭均擅画西湖风光,其中刘松年和夏圭则是南宋画院培养出的杭州本地籍画家。


  《西湖四景图》流传至今,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截取了一些标志性的季节景物,如桃花垂柳、纳凉水阁、秋山红叶及松柏雪竹,并配以点景人物的季节活动,笔致分明地描绘出了春、夏、秋、冬的西湖美景。近中景的景物描绘细而不拘,远山与湖水则以虚旷的笔墨约略带过,显示了画家对西湖景物的细致体察与深湛的表现功力。此图虽无刘松年款印,但明代中期“茶陵诗派”的领袖李东阳(1477-1516年)在画卷的题跋中将其鉴定为刘氏之作:“刘松年画,考之小说,平生不满十幅,人亦难得。此图四幅,作写数年乃成。今观笔力细密,用心精巧,可谓画中之圣者”。据记载,马远、夏圭两人也画过不少与杭州尤其是西湖有关的山水图,如马远曾画《西湖小景图》、《放鹤图》和《怀鹤图》等作。夏圭所绘的西湖山水图,记载中有《西湖春雨图卷》、《西湖柳艇图》。


  除了上述三大家之外,还有不少南宋画院画家都画过西湖山水:如马远的儿子马麟是宁宗朝画院的祇候,画风和其父颇为接近,也是描绘西湖山水的重要画家。而记载中最负盛名的或许还是李嵩的《西湖山水图》。李嵩是光、宁、理三朝的画院待诏,也是杭州本地籍的画家。现存最早的一幅描绘西湖全景的南宋画作(上海博物馆藏),日本学人宫崎法子曾作过详细的考证,认为“这幅画卷当为1242年至1291年50年间(南宋末期)的作品”,至于画中李嵩的署款或为明代人所加,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李嵩绘制西湖图的历史记载最多且久负盛名。这幅全景图包括了绕湖一周——从断桥、宝石山起一直到南屏一带的景物,从右至左以卷子的形式呈现。虽然是实景图的形式,不能有太多的发挥,但是据实描绘的景物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水墨中,看得出画家试图在实景图的样式上增添他所感受到的西湖气息,从而使此图具备了更多的艺术性。


  以南宋画院画家为主体的突出表现,造就了西湖山水图的第一个兴盛期,南宋西湖山水图在状物的细致与真实展现上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至今令人叹为观止。


  式微的西湖:元朝


  南宋灭亡后,作为旧国故都,杭州继续保持着江南文化中心的地位,因元代守令治西湖者无人,湖遂废而不治,西湖风光不再,西湖的绘画也陡然衰退。有人认为马远、夏圭的作品,描绘的是“残山剩水”。院体职业画家的精谨画风在元代退出了主流地位,取而代之则是文人的绘画。遗憾的是,元代存世西湖山水图阙失,在元代前期的二三十年中,有关西湖绘画的记录也寥寥可数。究其原因,除了西湖美景大不如前之外,恐怕与文人们对于西湖的复杂心态密切相关。
  元代中晚期,对于西湖山水的描绘又有所恢复。元代描绘西湖景物声名显赫的画家是高克恭(1248-1310年)。元代文人画家对于西湖山水图的创作与前代有明显的差异,描绘方式开始趋于即兴式的快速抒写,更注重意趣的表达,而忽略于形似。元代西湖图的取材也与南宋时期有很大的区别,描画湖景的明显少于山居一类的题材,恐怕与西湖湖面淤塞、湖景大为减色有关。


  西湖山水图的历史或许可以上溯到中唐,其间经过五代、北宋的滋养萌发,终于在南宋达到兴盛。其后的元代,由于西湖的堙废及各色人等对于西湖的复杂心态,西湖山水图的绘制终趋衰退。


  个性的西湖:明朝


  到了明代,由于杭州不再是故国旧都,没有众多的显贵聚集于此,于是一些品阶稍低的中下层文人仕宦、退隐清流甚至包括外地的一些富商巨贾都得以在西湖山水间修筑自己的园林。清代李卫主持修纂的《西湖志》“园亭”条记载,晚明文人的园林涵括了其中很大的比例。在西湖景观得以基本恢复、西湖文化多样发展的明代晚期,西湖山水图呈现出了继南宋之后的第二次兴盛。


  《西湖游览志》的作者田汝成曾经这样感叹:“西湖赋、西湖图,俱难得佳者,盖摹景则滞,离景则虚。惟戴文进西湖图稍稍超脱。”在明代初期的画家(包括“浙派”画家)中,戴进是描绘西湖山水图最多,也是最受人称颂的一位。


  沈周曾经说过:“山水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者,无非兴而已矣”,与戴进相比,沈周更为注重对描绘景物总体氛围的强烈感受,而不是具体物象上的肖似,他的西湖图并不能给人以实景的契合,注入了画家更为丰富的情感,包含着画家对以往山水经历的回忆想象。西湖山水图成了画家表达意兴的方式,画家开始成为山水的主人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除沈周外,吴门四家中的文徵明(1470-1559年)、唐寅(1470-1523年)都画过西湖图。苏州的后进画家中也有不少人画过西湖。《中国绘画全集》卷十五则收录有孙枝《西湖纪胜图册》(宁波天一阁藏),描绘有西湖十四景:紫阳庵、孤山、高丽寺、大佛寺、柳洲亭、八仙台、万松书院、石屋、太虚楼、灵隐寺、上天竺、虎跑泉、法相寺等,多以释道寺观为主,反映出西湖山水与宗教人文之间的密切渊源,其中如大佛寺、太虚楼等景点早已不存,赖此册以重现旧时盛况。


  除此,董其昌笔墨的西湖、蓝瑛古意的西湖、陈洪绶怪诞的西湖……晚明不少画家画过与杭州西湖有关的山水画。明代的西湖山水图开始呈现多样的趋向。


  经典的西湖:清朝


  西湖山水图的绘制也在清三代时期再度达到兴盛。尤其是康、乾两帝的南巡,促使众多画家(包括大量宫廷画家)参与了大量的西湖图绘制。然而对于西湖图的描绘在清代中后期无可挽回地衰退了,虽然代不乏人,留存下来的西湖图实物为数不少,但是由于程式化的积习难返,陈陈相因,画家们大都只在空洞的图式与笔墨技艺之中寻求满足,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在绘画中表达自己面对西湖山水时的那一份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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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一些杭州籍的画家笔下,西湖山水图还保留了相当的高度,如奚冈、黄易两人均为“西泠八家”之一的大篆刻家,他们能以金石趣味入画,使西湖山水增添了若许苍莽古拙的意味;而钱杜则以“吴门画派”文秀的笔意来描绘西湖,并融入了一些对于真实山水的体验。当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还是其影响而言,清代中后期西湖图描绘的代表人物无疑要数戴熙,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兼顾笔墨与自己真实感受的文人画家。

作为生长于杭州的画家,戴熙对于家乡的山水情有独钟,他或许是清代中晚期描绘西湖山水图较多的一位。仅在他的《习苦斋画絮》中就著录有数十幅之多。戴熙的西湖图由于融入了他对于西湖山水多年的真实体验,因而他的画作可称上乘,确实达到了清代中晚期西湖山水图的较高水准。

除此,董邦达或许是历史上绘制西湖图最多的一位画家,其一生所绘的西湖图应不下百幅,仅《石渠续编》和《石渠三编》两书中就著录有数十幅他的西湖图。董邦达的西湖图更是因乾隆帝的欣赏而成为一种经典样式。

对于西湖山水的描绘,至今已有逾千年的历史。除了山水图画,印刷业高度繁荣的明清时期,作为插图的西湖山水版画见于名山图谱、方志、小说等各种书籍中,以至墨模、年画等艺术形式中都不乏对西湖山水的表现。并且,明清时期海外画家也多有对西湖山水的描绘。如流寓日本的中国画家,陈元赟、费晴湖等人在画中流露出对故土的怀念,而以雪舟为代表的日本画家更是对西湖情有独钟。尤可庆幸的是,民国时期的杨伯润与解放初年的黄宾虹等人又恢复了对于西湖山水图的描绘。

湖山无恙,景物依旧,有关西湖的画图也将随着西湖山水一起持久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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