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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是当“书记”

news.xixik.com   2013-6-27 21:46:51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查毛泽东任“图书馆助理员”一说,来自于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版的“assistant”一词确有“助手、助理、助教”的意思,译者据此直译成中文,便有了流传甚广的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一说。事实上,毛担任的是图书馆的“书记”,即书记员。

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应老师杨昌济的邀请,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一行25人离开湖南北上,19日来到北京。第二天,毛泽东瘦高的身影出现在古老的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的“板仓杨寓”。恩师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要么到法国去,要么留在北京大学读几年书,并挽留毛泽东、蔡和森住在他这儿。于是,毛、蔡二人就暂住在杨宅四合院南房挨着东南角巽门的单间。

由于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分散,不便展开活动,不久,毛泽东等人就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夹道7号(今吉安左巷8号)租了3间房,离开了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

京城“米”贵,“白居”不易呀。毛泽东需要在北京找个差事、有点收入。于是,他请杨昌济帮忙。1918年9月,经杨先生介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书面推荐,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图书馆为毛泽东谋了份临时差事,主要负责管理第二阅览室(即新闻纸阅览室,也就是今天的报纸阅览室)的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15种中外文报纸,登记阅览者姓名,月薪8块大洋。而北大的教授月薪都在二三百大洋左右,可见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待遇,有天壤之别。

中国历史朝代表

对于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所谋临时差事的名称,许多著作记述略有不同。如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自己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①(p1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写道:“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②(p41)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写道:“1918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不久到北大图书馆担任书记员。”③(p22)

那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谋临时差事的名称到底叫什么?笔者认为,既不是 “助理员”也不是“书记员”,而是“书记”,依据如下:

首先,据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记载,不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是在整个北京大学的机构中,都没有“助理员”这一职位名称。

其次,据1920年5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规定,北京大学图书馆设管理、阅览、理书、书目编订四个课,另附讲义收发、缮写两室。除图书馆主任外,工作人员共有四类:助教——负责在图书馆收集书籍,指导学生借阅参考,人员从北京大学毕业生中聘任,1920年9月设立;事务员——由资深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担任,各课的“领课”由一等事务员担任;书记——一般由增聘的新手担任;杂务人员——包括装订匠、打字员、缮写员等。可见,当时四类工作人员中,没设“助理员”一类职位。从上述规定可知,北京大学图书馆“助教”一职,1920年9月开始设置,而毛泽东1919年3月已离开北京大学,不可能担任。另外,他以前从未在北京大学学习或工作过,也不可能担任“事务员”一职。他的工作范畴,明显地不属于“杂务人员”之列。无论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内容,还是从他属于新增聘人员身份来看,都与“书记”的职责、要求相近。

第三,毛泽东1919年4月28日《致七、八舅父母信》中提到,“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④ (p5)。他本人没有言明自己担任“助理员”一职。而“书记”一职,则是与“职员”最为贴切的。

第四,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末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圆。’”⑤(p59)

蒋梦麟的回忆在时间上明显有误。蔡元培1919年五四运动后离开北京大学,7月由蒋梦麟代为处理北大校务,直到9月北大新学期开学蔡元培到校处理校务为止,为期两个月。⑥(p99) 毛泽东是1918年9月—1919年3月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约半年时间,蒋梦麟代为处理北大校务是在毛泽东离开北大后4个月,不可能为毛泽东在北大谋“一个职位” 。但是,蒋梦麟的回忆明确地说明了毛泽东所谋临时差事的名称叫“书记”。

第五,据毛泽东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学、湖南来京赴法勤工俭学主要组织者之一的萧子升在《毛泽东与我》中回忆说:由于生活困难,他们写信请示蔡元培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这件事后,有个更好的主意,致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书函:“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于是,李大钊给毛泽东安排了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⑦(p20) 萧子升的回忆也明确说明毛泽东所谋临时差事的名称叫“书记”。

第六,查毛泽东任“图书馆助理员”一说,盖来源于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书。《西行漫记》一书是由毛泽东口述、黄华翻译、斯诺用英文写成的。因此,个别名词的理解、翻译差误是难免的。《西行漫记》英文版的“assistant”一词确有“助手、助理、助教”的意思,译者据此直译成中文,便有了流传甚广的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一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职务名称应该是“书记”。至于“书记员”一说,是出版社编辑画蛇添足、自作主张在“书记”后边加了一“员”字。

不过,毛泽东当时所任的图书馆“书记”,与现在担任各级政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书记”却大有不同。古汉语中“书”指书信、“记”指笺记,旧时“书记”指从事公文抄写工作的人员,属于事务级、办事级的低级小吏。工人阶级政党的负责人称为“书记”,最早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建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后更名为共产党),将该组织负责人称为“书记”, 含有“人民公仆”的意思。

参考文献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③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第22页,北京出版社2011年6月第2版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第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⑤蒋梦麟:《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载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

⑥马 勇:《蒋梦麟传》第99页,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⑦萧 瑜:《毛泽东与我》节译之五,载台湾《艺文志》第20期第20页,1967年5月

毛泽东的“北漂”生涯

北大“偷听生”,早有耳闻。据说在蔡元培先生主校北大的时候,北大“偷听”之风,已经风靡全校。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竟然在北大也有过短暂的工作,差事是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临时工吧。据记载,工资是8块大洋。当时北大教授的工资是多少?都在二三百光景,可见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待遇,有天壤之别。不过这不起眼的八块大洋,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心满意足。这足可让他在北大生存下来,最为关键的是可以在北大听课学习,博览群书,广交朋友了。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进修”、“旁听”。当时的“旁听”,是需要办手续,缴费的那一类,相当于现在的“进修”。当时的“偷听”,相当于现在的旁听,是免费的。北大毕竟只有一所北大,在当时招收的名额,也毕竟有限,加之当时学费昂贵,平民百姓的贫寒子弟,只能望洋兴叹。全国一大批有远大抱负的青年,都从全国云集北大,而作为平民校长的蔡元培,又爱才、惜才,默许北大可以“偷听”,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借助北大的旁听之便,曹靖华、瞿秋白、毛泽东、贺恕、冯雪峰、成舍我、周作人、李苦禅、沈从文、丁玲、杨沫、金克木等等,游学北大,化蛹成蝶,功成名就,梦想成真!

根据《蔡元培年谱长编》记载,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萧瑜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北上北京,商谈赴法国勤工俭学。到京后,毛决计留在国内。在京之初,主要是会同蔡和森等人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刚来的时候,他投诉在自己恩师杨昌济在豆腐池胡同的家中。杨昌济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找到了在北大图书馆任主任的李大钊,向他推荐了毛泽东。经李大钊的安排,26岁的毛泽东当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工资8圆。他负责管理15种中外报纸,主要工作是登记来此读报人员的姓名。有了这份收入之后,毛泽东就搬出了杨昌济家。

八块钱的工资到底低不低呢?咱们可以算一下账。1911-1920年这段时间,北京的物价水平一直很平稳,大米每斤3分钱,猪肉每斤1角至1角1分钱,盐每斤1至2分钱。根据《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的家庭,每月十二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

除了吃外,还有穿、住、行。20年代北京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每月租金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至5圆。出门坐车,坐一次洋车(人力车)只有一角钱。

日常交际需要请客吃饭,那时的中等餐馆,一顿饭四冷荤四炒菜四大海碗肉加一大件肘子之类的,够十个人好好吃一顿,这样的一桌菜,是2圆钱。去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或北海公园逛一次,门票是5分钱,去当时最著名的戏园广和楼听场戏,门票2角。

已知当时毛泽东是单身一个人,他与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的会员同居三眼井胡同里的一个房间,“隆然高炕,大被同眠”,住宿条件虽不好,但房租这块是省下了。其余的生活,8圆钱确实也是绰绰有余了。如果不欠薪,且勤奋工作能不断升职加薪,应该可以逐步步入小康。毕竟当时北大老师们的收入都是很高的,能当上助教月薪就可以达到50~110圆,当上教授更是能达到140~280圆/月。毛的恩师杨昌济,当时的月薪是240圆,是毛泽东的30倍。

不过那些年的欠薪也确实比较厉害,北大等八所国立大专院校都属于国家拨款,因此北洋政府的贪污腐败,直接影响了这些院校教职员工的生计,根据《鲁迅日记》记载,他1920年被拖欠了3个月薪水,1921年被拖欠了半年多的薪水,1926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记“发薪”》,里边控诉北洋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累计9240元。顾颉刚也曾在日记里详细记录过被欠薪的情况,并在连续被欠薪两年多后,选择了另谋他就。

毛泽东被欠了多少薪?这个我没找到。

不过从他自己跟埃德加斯诺讲的话里看,他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欠薪,而是因为不受重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不仅解决了必须的生活费用,而且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毛泽东从中吸收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为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还与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人有了交往。在工作之余,他还时常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并加入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在参加这些学会的过程中,认识了许多名人学士,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还参加了邓中夏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作报告及解答问题。在北京,毛泽东及时阅读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也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颇受影响。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采访时,曾这样回忆道:“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的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更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据史料曾有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席国际会议的党员,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革命烈士贺恕,曾经与毛泽东、瞿秋白一起度过了一段北大的“旁听”岁月。贺恕与毛泽东,可谓志同道合,并肩奋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18年,毛泽东给贺恕写信说,他同蔡和森已做好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现留在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一边听课一边协助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生管理图书,希望贺恕接信后,即刻动身。

贺恕到达北平后,就被毛泽东领到了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李大钊对贺恕说,他已经与哲学系和文学系的先生联系妥了,让贺恕明天就去听课。在听课期间,贺恕结识了常常以记者身份来听课和去图书馆看书的瞿秋白。他们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学习和读书的心得体会,畅谈对社会、对人生、对现实理想的看法和观点,期间,甚至还结伴拜访了鲁迅先生。1918年底,贺恕结束了北大的旁听生活,背着从北平购置的各种书籍,返回了家乡。而在北大当“旁听生”的岁月,则成为了他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毛泽东在北大半工半读的时间并不长,虽然先后二次,但在北大加起来的时间,也就半年左右。但这短短半年时间,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收获了爱情,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与陈独秀,并且旁听了邵飘萍、胡适等教授的课程,他在北大图书馆博览群书,让他大开眼界,从而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不过,毛泽东在北大图书管理员这个岗位上只做了不到半年,就回湖南了。

“他们都不理我”——北漂毛泽东的委屈

本文摘自《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汪兆骞 著,现代出版社,2015年9月

曹元培与毛泽东的初相见

1918年秋,正是金风送爽的时节,24岁的布衣青年毛泽东,在他的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后到北大当教授的杨昌济的引荐下,走进北京大学。那时北大中西合璧的红楼刚刚落成。毛泽东手持哲学教授杨昌济的亲笔信函,敲开了红楼一层东南角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门,递上恩师杨昌济的推荐信。看了信,李大钊打量了这位身穿蓝布长衫、高大的青年——他面如朗月,眉宇间有一股勃勃英气。

杨昌济的信,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是他的学生,是已读过五年半的师范高才生。此次来京,专为二十几位湖南学生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本人无意赴法,想到北京大学找一份工作,借机“旁听”一些课。

谈话中,李大钊得知眼前这位眉目俊朗的毛泽东因身无分文,暂借宿杨昌济教授家,便有些同情,询问他想谋什么工作。

一直有些局促的年轻人,告诉李大钊:“干什么粗活儿都行,既可得工资,又可抽空听些课。”

李大钊听罢,笑了:“堂堂师范高才生,干粗活儿,大材小用了。”

李大钊旋即带毛泽东走进校园里一座有校警站岗的明清时的大院落。告诉毛泽东,他们去见蔡元培校长。毛泽东自然知道蔡元培的大名,更有些紧张不安。

李大钊让毛泽东在客厅稍等,自己推门进了校长室。不多时,李大钊笑着出来,对毛泽东说,他可以见蔡校长了,并表示自己还有个会,不能再陪他,扬扬手走了。毛泽东推开门,见名扬海内的蔡校长,正伏案批阅文件,听见开门声,抬起眼微笑地目视他。那目光是宽厚仁慈和睿智的。毛泽东走向前,深深地向校长行了大礼,那一刻,他的心充满了敬畏。

蔡元培让他落座,一边起身为他沏茶,一边温和地让他谈谈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想了想,告诉蔡先生:几个月前的1918年4月14日,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年轻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一些有抱负的年轻会员,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校长、吴玉章在北京发起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

毛泽东一口湖南腔,蔡元培认真耐心地倾听,渐渐眼中流泻出欣赏赞叹的神色。他插话问,那为什么你不去法国勤工俭学呢?

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新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是极为必要的。而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知之甚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国内,研究问题,可能对本国更为有利。

蔡元培不住地点头,他记住了这位高大的布衣青年,于是抻出一张八行笺,写下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安排:

守常先生大鉴:

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蔡元培即日

毛泽东接过来看时,眼泪突然涌出眼眶……

上面的叙述,是主流媒体的统一叙述。胡适以亲身经历,颠覆了这个重要历史细节。

毛泽东任图书管理员乃由杨昌济安排?

1959年,大陆正经历饿殍遍野的大饥馑。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度过自己冷清的寿诞时刻。在台湾台北胡适的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时,谈到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自然也谈到毛泽东。胡颂平问: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泰山杨昌济举荐的吗?胡适说:“不是,毛泽东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位青年上书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的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毛泽东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就问,是否先生介绍他入图书馆的?胡适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士钊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毛泽东介绍进去的。”

不过,毛泽东自己说,是杨昌济介绍他到图书馆工作的。鉴于此,我们只好存疑了。

毛泽东回到鼓楼后面的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时,太阳已偏西。长方的小院里的那株枣树上,尖尖的马牙枣,已染上淡淡的红色。老师尚未回家,杨昌济豆蔻年华的女儿杨开慧给他开了门。毛泽东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杨开慧,她那深邃明亮的眸子里,荡漾着喜悦。那时,这对年轻人已经相爱……

“新人”毛泽东:加盟“新潮”计划

赴美生子多少钱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是每天坐在一张书桌前,登记前来看报刊的人员名单。阅览室很宽敞,他总是把那里的许多桌椅清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到这里来阅览的,有不少名流和学者,他们都是在登记簿上签了自己的姓名后,静静地走进阅览室,埋首于浩瀚的书报之间。渐渐地,他认识了他们。

一个星期天下午,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汪敬熙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北大学生,签下名字后鱼贯而入。他们利用星期天阅览者人少的机会,围坐在一起。毛泽东很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群和他年龄差不多却已蜚声文坛的年轻学者。从他们清晰的谈话中,知道他们是商量办《新潮》杂志的诸多事宜,讨论办刊宗旨,研究创刊的稿件。

在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毛泽东已听自己的老师说,傅斯年、俞平伯等向校长报告,组建“新潮”的计划。蔡校长很支持这些意气风发、心怀大志的大学生,亲自为《新潮》题写了刊名,还批准每月拨两千元大洋办刊经费。对此,毛泽东愈加钦佩开明的蔡元培校长。

傅斯年似心中早有成竹,提出三点办《新潮》的宗旨: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辞。俞平伯等人支持傅斯年的意见。他说,《新潮》当是《新青年》的同盟军,一起向即将出笼的北大旧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开火。《新潮》刊名英文的意思便有“文艺复兴”之意。

他们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联想起今年4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主张,遂不由自主地插入讨论。众人一齐打量这位操着湖南土话的管理员,眼神里泛着冰冷。倒是傅斯年与毛泽东先打了个招呼,又向众人介绍说,毛泽东这位工友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也是有为青年,众人才礼貌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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