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是指一般在治世的基础上政权进一步巩固，社会更加稳定，同时经济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比如说历史上的西汉文景之治后面就是汉武盛世。唐朝贞观之治打底，之后有着开元盛世。那么明朝究竟有没有洪武之治呢？
出身寒微、放过牛、当过乞丐，和尚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纵横捭阖，力挫群雄，终于平定四海，统一宇内。
正是因为朱元璋出身寒微，洞悉百姓疾苦，因此即位后便大刀阔斧，整顿吏治。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凡贪墨之徒，一经发现，便绳之以法，毫不宽恕。官吏凡贪赃枉法者，一律发配到北方边地充军。贪污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就连权势煊赫的驸马欧阳伦，也因私贩茶叶而被斩首。洪武十八年(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盗卖税粮案发，被处死的官员多达万人。令人惋惜的是，朱元璋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了几十年，在历史上却没有出现堪与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代初年的“贞观之治”可比的“洪武之治”。所以然者何？残忍刻薄，疑心太重，杀人太多故也。李世民出身世家，故胸怀宽广（两大开国皇帝不杀功臣 不是也没亡家天下么？）；朱元璋当过乞丐、和尚，故鸡肠狗肚，心胸狭窄（越是底层出身越是心狠手辣 什么狗屁平民皇帝）。战国时的范蠡说越王勾践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朱元璋也是这类角色。
天下平定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些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文臣宿将自然都位高权重。朱元璋害怕这些人功高震主，于是有计划地屠戮功臣（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过河拆桥大杀开国功臣？），大有不赶尽杀绝决不停手之势。宰相胡惟庸“谋反”一案，先后有三万余人被杀；蓝玉“谋反”一案，又有一万多人丢了性命。平心而论，胡惟庸身为宰辅，已位极人臣，他怎敢觊觎天子宝座？蓝玉不过一赳赳武夫，倚势凌人则有之，要夺大明江山，证据显然不足。更何况他们不在干戈纷扰时谋反，却在天下一统之后篡逆，天下哪有这么笨的人?朱元璋简直杀红了眼睛，甚至他的亲侄、外甥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连性命都难以保全，谁还肯为天子尽忠?
对于手无寸铁的儒士，朱元璋也刻意防范。为了侦察别人隐私，他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莘莘士子的举手投足，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钱宰在公余之暇信口吟了一首诗，其中有“五更朝罢尚嫌迟”的诗句。不料隔墙有耳，早已被特务录在纸上，报告给了朱元璋。次日上朝时，朱元璋指着诗中的“嫌”字说，你的诗写得不错，只是朕并没有“嫌”你，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手足无措，连忙叩头谢罪。国子祭酒宋讷一天因小事闷闷不乐，特务在门缝里看得明白，照实画了下来。次日朱元璋问他因何生气，宋讷如实回答，并问皇帝何以知晓。朱元璋莞尔一笑，拿出了画像，宋讷不由得大惊失色。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老实木讷，却直言敢谏，只因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心存芥蒂，竟亲自到他家查看。见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才放下心来，夸奖他恪守官箴，一尘不染，又命人给他换了一套大房子。当然，这种旷古恩典只是例外。
朱元璋一味屠戮，良臣宿将已被杀戮殆尽，等到靖难兵起，要找一个带兵的将帅都很难。建文帝束手无策，眼看着叔父朱棣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夺走了江山。假如朱元璋对待臣下赤诚相见，君臣一体，上下同心，“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当不难重现于明朝。明初没有出现“洪武之治”，朱元璋政策的失误是最主要的原因。
贵族才能造就“贞观之治”，乞丐哪来的“洪武之治”呢？
唐太宗李世民和明太祖朱元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李世民是中国封建王朝皇帝的天花板——文治武功综合第一。而朱元璋文盲出身，见识短浅，残暴自私，水平低下，眼界鄙陋，博得大权后恣意妄为，遗祸天下，是中华文明走向衰落得转折点。明粉生造了一个在历史教科书和学术论文中都不存在的“洪武之治”概念实在可笑。他们带给社会和子孙们的影响却不尽相同。原因众说纷纭，今天我只想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家庭和教育对一个人后天性格的形成的
一，出生不同
李世民出生于贵族家庭，不知道“富n代”了，李世民曾祖父李虎——西魏名将，八柱国之一，祖父李昞，父亲李渊七岁世袭唐国公，隋朝的皇亲国戚，所以李世民是含着糖块出生的，李世民从小不用为了吃饭穿衣而犯愁，并且家风严谨，平时的行为规范自然受到约束。而朱元璋出生时，家境贫寒，父母为了养活他们兄弟姐妹几个，成天顾了上顿，顾不了下顿，哪有闲工夫去教育他们，基本上都是放养，从小朱元璋就必须考虑怎么才能活下去。不同的出生环境，不同的家庭背景，也就造成了这两位未来的皇帝对人，对社会的不同看法。
二，受到的教育不同
家境不同，自然受到的教育肯定不同。李世民从小有名师指点，上马能舞刀弄剑，下马能著书立说，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标准的“高富帅”，是个有理想的有为青年。朱元璋就可怜了，从小父母早亡，读书只是梦里才有的事，24岁以前，帮人放牛（混饭吃），当和尚（讨饭吃），他所看到的除了民不聊生，便是为富不仁，造反之前，心里有的只是愤怒，就像一头饥饿的狮子。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比较，就是为了说明：一个成年人的性格的养成除了极少部分天生的因素以外，大部分还是由于家庭因素和后天所受到的教育有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你性格好坏对他人的影响有限，而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性格的于百姓而言，那就是是“福”还是“祸”的问题了。
李世民执政以后，广开言路，虚怀纳谏，重用人才，减轻赋税，农民生活安定，官员勤勉工作，民间歌舞升平，治安良好，百姓夜不闭户（当今社会还没做到），造就了“贞观之治”，为唐朝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朱元璋登基以后，辛勤工作，也想像李世民一样成就“洪武之治”，但是，由于年轻时候的不足以及异常艰辛的过往，造成了他心胸狭窄，对他人不信任，要他像李世民一样纳谏如流是不可能的，在他的字典里，这个天下是老子一个人打下来的，谁也不能做主。如果魏征活在朱元璋时代，一百个也不够他杀。所以，在“洪武”年间，虽然社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并远没有达到天下大治的宏伟局面，所以也就不存在“洪武之治”一说了。
朱元璋死之前安排孙子朱允炆继位，而把才华出众的朱棣晾在一边，对于明王朝后来的叔侄相残，毫无预见性，从这一点也看得出，朱元璋思想和眼界的局限性了。
洪武之治是自说自话
对明朝是否存在洪武之治，史学界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历史确实出现过洪武之治，因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1368—1398年）曾经有过一段盛世。由于明太祖统治期间以洪武作为年号，朱元璋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洪武之治。
另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为人残忍忮刻，疑心太重，杀人过滥，几乎应了元代郑廷玉的词所写那般：闲时故把忠臣慢，差时不听忠臣谏，危时却要忠臣干。导致了君臣心不齐、官民心不聚，要想真正从乱到治绝非易事，毕竟朱元璋虽为中央集权之需，但以明初四大案血洗朝廷，其破坏程度不仅当时震惊朝野，也为后世之不齿。文官系统和武将系统被清洗，宰相遭罢，中央政府破坏不堪，在应对地方藩王所发起的靖难之变的能力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在此妄谈洪武之治，显然其客观性现实性很是存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就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也并非毫无道理之说。
下面我们先分析一下两种说法的理由，再谈谈笔者的分析意见。
认为有洪武之治，主要理由有四：
一是实行改革吏治。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就着手改革吏治，他首先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二是大力发展经济。朱元璋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的措施，使得明朝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民户达1605万户，人口达6054万人，垦地面积达850万顷，为明朝后世的经济发展打下极为牢固的基础。
三是重视文化教育。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诏令天下立社学，府、州、县每五十50家要设社学一所，用于招收八到十五岁的民间儿童入学。儿童入学后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同时必须兼读《御制大诰》、明朝律令，另外还要讲习社会之礼。但是由于太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而将许多自己所厌恶的语句（如民贵君轻）一一删去。而明科举之八股文亦是呆板之至。整体而言，洪武年间文化教育虽不若唐宋之风，但对于元末之文化衰退而言，朱元璋之功亦不可小觑。
四是强化对外军事。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洪武帝从明朝建立开始就不断北伐。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追击北元残余势力，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一万余人，北元皇帝逃到漠北几百里外。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十万余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越过长城，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最后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北元残余势力八万人。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裂为鞑靼、瓦刺、兀良哈三大部。正是这些举措，使得明朝伊始就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认为洪武之治根本不存在的观点，理由主要是：
第一，朱元璋的出身经历及胸怀眼界所限。出身寒微、放过牛、当过和尚的朱元璋，确实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纵横捭阖，力挫群雄，终于平定四海，统一宇内。但也正因为他出身草根缘故，鸡肠狗肚，心胸狭窄。故天下底定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些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文臣宿将自然都爵高位显，权尊势重。朱元璋害怕这些人功高震主，于是有计划地屠戮功臣，大有不赶尽杀绝决不停手之势。宰相胡惟庸谋反一案，先后有3万余人罹难被杀;蓝玉谋反一案，又有1.5万人丢了性命。平心而论，胡惟庸身为宰辅，已位极人臣，他怎敢觊觎天子宝座？蓝玉不过一赳赳武夫，恃势凌人则有之，要夺大明江山，证据显然不足。更何况他们不在干戈纷扰时谋反，却在天下一统之后篡逆，天下岂有如此笨伯哉？朱元璋简直杀红了眼睛，甚至他的亲侄朱文正、外甥李文忠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幕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连性命都难以保全，谁还肯为天子尽忠？！
第二，朱元璋采取极端手段控制官为民意。对于手无寸铁的儒士，朱元璋也刻意防范。为了侦察别人隐私，他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莘莘士子的举手投足，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博士钱宰奉调赴南京编纂《孟子节文》，公余之暇，信口吟了一首诗。不料隔墙有耳，早已被特务录在纸上，报告给了朱元璋。次日上朝时，朱元璋指着诗中的嫌字说，你的诗写得不错，只是朕并没有嫌你，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手足无措，连忙叩头谢罪。国子祭酒宋讷一天因小事闷闷不乐，特务在门缝里觑得明白，照实画了下来。次日朱元璋问他因何生气，宋讷如实回答，并问皇帝何以知晓。朱元璋莞尔一笑，拿出了画像，宋讷不由得大惊失色。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老实木讷，却直言敢谏，只因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心存芥蒂，竟亲自到他家查看。见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才放下心来，夸奖他恪守官箴，一尘不染，又命人给他换了一套大房子。当然，这种旷古恩典只是例外。试想，仅依靠压服制服管服的局势，焉能是可以高枕无忧的环境？深陷疑心疑虑疑忌的心理，岂能是放心用人的氛围？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当时，朱元璋连起码信任都不存，何以换来将臣学士的精忠报国？单凭朱元璋一人之力是不可能真正建起宏伟基业并大治天下的。
两种说法，笔者看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是都对也都不对。说对，是指无论哪种说法都摆出了事实，都言明了真相。说不对，是指二者都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忽视或忘记了另一面。譬如说，朱元璋即位之初，确实施展了他的雄才大略，并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重视军事，关注民生，使得整个明洪武时期（1368—1398年），百姓充实，府库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大兴屯田，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明史·食货志》）。后来能得到清康熙帝嘉其治隆唐宋，也是实至名归，不属谬赞。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朱元璋在治国期间，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政策失误、决策失败之处，一定程度伤害或破坏了大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的局面，让期望中的洪武之治迟迟未能真正到来。
有成就未必就是已经实现大治;有失误未必就不能谈论功绩。多样性复杂化的人格特点，才是真实的历史的朱元璋。没有他的雄才大略与尽力实践，就不可能有大明王朝两百多年历史的坚实基础;同样，不看到他自身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就无法真正了解和看透明朝成败兴衰的历史。倘若，非要说明朝初年出现的盛世局面，就是洪武之治，笔者也无话可说。毕竟，我们今人探讨历史、研究事件，都只能基于史料、源于分析，无法穿越明朝去探个究竟、闹个明白。只是在我们心中会产生些许遗憾----若真属大治的年代，似乎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有些毁誉参半了，根本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辉煌灿烂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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