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在中国一直是热门话题。不同的是，似乎以前多靠力气，如今依仗钞票。
澳大利亚的“山东电焊工部落”在2013年让草根重新看到了移民的希望。靠身板，凭技术，一文不名也能漂洋过海，打拼出一片天空。
有人曾试着把世界浓缩在一座城里，那么，西欧是安逸的住宅区，老年人被土耳其护士照料着享受天伦之乐；美国社区安着大铁门和铁丝网，表面上戒备森严，却被墨西哥等国的移民扒开了豁口；拉丁美洲是娱乐区，晚上10点开张狂欢，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亚洲由许多小型商店和工厂组成，其间夹杂着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培训学校和各种工程技术学院，所有人干起活来都不思睡觉……
的确，在这个世界之城的许多社区里，缺的不是钱，而是精壮、勤劳、有手艺的人。于是，小人物移民不再是神话，而是世界各地的真实存在……
专题：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
一个中国技工在阿德莱德
片桐夫妇对儿子的要求是——快乐成长。如果喜欢读书，可以学妈妈读个硕士博士，如果不喜欢呢，做一个快乐的技工，也很好。
见到片桐，是在上海到南京的高铁列车上。当时他刚从澳大利亚回上海度假，此去南京，是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瘦削的他，裤兜里装着一大叠百元大钞，起码五千。在他的印象中，国内消费的支付方式，还停留在现金阶段。他有些受不了高铁的速度——上海到南京，一个小时！在车上，他不时地说：“啊，这么快！要这么快干嘛？”
片桐一家三口2003年从上海到阿德莱德，当时他是以技术移民的身份考过了雅思，到达澳大利亚时，儿子还没满一周岁，澳大利亚政府给予小孩的奶粉补贴，成了他们家在澳大利亚的第一笔收入。当时在中国，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要开行大约三个半小时。而上海的新开楼盘，一般售价只有每平方米四五千元。
时过境迁，不复当年。如今，片桐已经在阿德莱德置业——一栋三层楼别墅。不过看到上海的房价走势，他直摇头说看不懂；他的空调修理铺已经开张5年了，年收入在10万澳元左右，相当于50万人民币。此等收入，使得片桐太太不需要出门工作。于是，当年在上海虹口区某小学教语文的片桐太太，一口气读了两个澳大利亚硕士学位。读学位，成了片桐太太消愁解闷之道。
片桐夫妇对儿子的要求是——快乐成长。如果喜欢读书，可以学妈妈读个硕士博士，如果不喜欢呢，做一个快乐的技工，也很好。
片桐不喜欢上海的嘈杂，这也许是他前往澳大利亚并选择阿德莱德的理由。在阿德莱德，片桐最喜欢的娱乐，就是开着他那辆本田车去郊外钓鱼，一坐就是一天。他现在虽然已经考取了国际电工证，可以到美国和欧洲做电工，可他下不了决心，因为阿德莱德已经是他们一家三口真正的家乡了。
不做没出息的儿子
“片桐，不是我的本名，我中专的时候迷恋日剧，所以就给自己起了个日本名。那时候我还自学一本《标准日本语》，想着以后去日本。”片桐回忆道，“1993年我初中毕业，中考分数达到一般普通高中的分数线，但那时候大学没扩招，普通高中没啥吸引力，所以我考了一个四年制的中专。因为我老爸当时是一个局级单位组织部的干部，这所中专又是这个局的下属单位下面的一个学校。毕业后，在老爸的疏通下，我分配到局里下属一家三级甲等医院，还有干部编制。”
片桐1997年进单位后，上班第二天就领到800元的安全奖。上班第一年，月均收入就在2000元左右。而记者查阅资料显示，1997年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不足千元，1998年才达到1005元。
从专业角度来说，片桐在中专学习的是空调制冷专业，到单位后在总务处，干的也是空调制冷专业，而且他的动手能力很强，一年见习期满，他评上了技术员。片桐说：“那时候我还经常向同学炫耀，说我修理的是停尸房空调。”作为男生，片桐觉得修理停尸房空调，简直是一件可以拿出去炫耀的事儿。后来，片桐取得了事业单位编制，收入进一步上升。
即便如此，片桐的老爸依然认为——自己的大儿子太没出息。工作上，医院的停尸房空调又不可能老坏，工作也就比较清闲，眼看着儿子的同学一个个在其他单位升职，自己的儿子却经常顶撞上级，不谙世情；学习上，眼看着儿子的同学天天读夜校，许多人已经取得了大专或本科文凭，可自己的儿子依旧在那瞎看日语书。
令他老爸老妈始料未及的是，2002年初，24岁的片桐提出结婚。未婚妻是虹口区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片桐父母和当时正在读大学的妹妹全都喜出望外。女方当时也没提单独住房的要求，新婚后，一家五口仍住在一套三室一厅的高层公寓里。这套位于上海天目东路的高层公寓，是片桐爸爸退休前，于1998年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得到的。
次年，片桐喜得贵子。正当一家人为了尿布、奶粉忙个不停的时候，又发生了一家人始料未及的事——片桐偷偷去考了雅思，一次通过。原来，在老婆怀孕期间，片桐放弃日语，改攻英语。甚至没有去读夜校，而只是通过收音机节目、磁带、书本，就一举攻克雅思大关！
从伙计到企业主
去，还是不去？是片桐一个人先去，还是小家庭一家三口同去？家庭会议在片桐爸爸的主持下开了起来。
对于片桐来说，这个家庭会的目的，并不在于去不去澳大利亚，而在于说服妻子辞职，跟他“孔雀东南飞”。
“当时，无论雅思成绩，还是专业水平，我都够得上技术移民。但是也不是说没风险。”片桐说，“我必须在到达澳大利亚后，通过那里的电工实作考试。这是我老婆最担心的，万一考不过，我们夫妻双双辞职，风险太大。”最后，全家人选择了折中方案——片桐辞职，小夫妻带着儿子去悉尼。当时正逢片桐太太休完产假休哺乳假，再加上小学会有一个较长的暑假，片桐太太再请两个月病假，加在一起就有大半年的假期。而片桐通过半年工夫，顺利通过了澳大利亚的电工实作考试。
“那个考试一点也难不倒我，在考试现场，澳大利亚的主考官看了我的操作演示，马上让其他参加考试的当地人过来看，说我这才是标准的电工操作。”片桐自豪地说，“他可能不知道，我在中专学了四年，这些活计，对我来说只是雕虫小技。可对那些澳大利亚学徒来说，就不同了。这帮都是考不进大学的85后小朋友，也不知道是真笨，还是无心干电工，教上好几遍，他们还是学不会。”
片桐夫妇到悉尼后，最初的生活开销自然是上海工作时的积蓄。令片桐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第一笔收入，竟然是片桐儿子的奶粉补贴。这让片桐很高兴：“澳大利亚政府还真把我当自己人。”
之所以要通过半年时间才能考取当地电工证，是因为要过电工专业英语关。片桐说：“当时我对我老婆说，过了这一关，通过考试的概率是百分之百。她还担心。不过那时候，她已经到当地华人家看护孩子，以此来补贴家用。”
当片桐通过考试后，一家位于阿德莱德的空调修理店聘用了他。于是，片桐举家前往阿德莱德，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片桐从店伙计，到自己开店，大小也成了一个企业主、小资本家。片桐一家，也从澳大利亚的无产阶级，成为了有产阶级——2004年，他们就买了一辆本田轿车；2008年更是购买了房子。
“我算知道什么是正宗‘小资’生活了！没有小资产，算什么小资啊！”片桐直言，“最初，那个阿德莱德老板杰克雇佣我，年薪是3万澳元。我们只能租房子。即使这样，我还是去买了一辆二手日本车。原因很简单，阿德莱德地广人稀，没有车寸步难行。比如谁家空调坏了，打个电话到店里，说好20分钟必须赶到，就得20分钟赶到，可人家在20公里外。”
经过两年的伙计生涯，片桐感觉，自己完全可以开店单干。“你不知道，阿德莱德的中国人不多，当时也就这么几千人。但在杰克的商店工作了不久，我发现这些中国人渐渐都找我修空调，也就是说，我其实拥有了阿德莱德华人圈子的空调维修生意。”
片桐算了一笔账。他说：“在澳大利亚修空调，不是按照修一台多少钱来算的，而是按照工作时间来计算。比如我接到客户电话，出车赶到他家，就开始计算工作量，不管我检查、维修、更换配件，不管我怎么‘折腾’，直到空调修好，如果花了3小时，就按照3小时收费，如果花了1小时，就按照1小时收费。然后零配件费用另算。”
那么，会不会遇到1小时可以修好的活，而空调的问题反而要比花3小时的大呢？片桐说：“完全有可能。比如打开机箱一看，压缩机坏了，可能维修时间就比一些细微故障来得少。但在澳大利亚，人们不会‘磨洋工’拖延时间以换取更高额报酬。”这一点，令片桐感到很适应。他自称是一个“真正老实不耍滑头的上海技工”。
2008年杰克的商店关闭，准备去美国发展，片桐盘下了他的商店，开始自己经营。从伙计到小资本家，在片桐看来，并没有太大变化——客户还是那些客户，只不过阿德莱德的中国人已经增加到好几万了，让他的生意变大；该纳税还得纳税，除了纳自己的个人税，还得缴纳杰克留下商店的营业税。这一点，恰恰是片桐的得意之处。“我终于从一名伙计、普通纳税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企业主、小资本家。虽然我的商店目前仅仅只有两个雇员。”
此间乐，不思美
还在夏天的时候，片桐在QQ里告诉记者：“我已经考过了国际通用的低压电工证，凭这张证可以在美国、欧盟营业。”
“你准备到美国去发展？”记者问。
“不是，只不过是多一手准备，万一有什么变化，多一张证会方便许多。”片桐如此回答。
原来，片桐的儿子已经读小学了。而他的太太，已经先后读下了阿德莱德大学心理学学院的本科、心理学学院的硕士和社会学学院的硕士。即使是双硕士，片桐太太仍然做着快乐的家庭主妇，每天开车接送儿子上下学。对片桐来说，最高学历仅中国的四年制中专，却并不影响他在澳大利亚拥有事业，不影响他拥有双硕士学位的太太，不影响他获得美国、欧盟通用的国际电工证。虽然他暂时不会去美国发展，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此间乐，不思美”，但他也说：“多一张证，万一我儿子以后也成了技工，到美国去发展，我岂不是直接可以去美国帮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片桐的空调维修商店连锁经营到美国。对于这种可能性，片桐说：“这要看机缘。”
当然，对于“此间乐”之说，片桐也坦言：“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周末喜欢开着车去钓鱼；平时喜欢喝红酒，独酌，我家经常开车到酒庄，拿个塑料桶买干红，很便宜。如果喜欢天天去KTV飙歌，或者喜欢‘销品’，那呆在阿德莱德就会感到太寂寞。我家附近，晚上出门连个人影都没有。”
倒是片桐的爸爸呆在上海，一直盼着儿子能常回家看看。不过，片桐的爸爸也说：“幸好70年代初参军，在金门打炮的时候被一枚炮弹伤了左腿。就因为这，我成了伤残军人，按照政策可以生二胎。现在总算有他妹妹陪着我们老两口，现在又有了外孙。大儿子，就让他在外头闯吧。”
中产沦为蓝领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有个令人唏嘘的细节，在国内一号难求的心脏科专家，移民到了美国只能开出租车。其实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也是很多国家技术移民的真实写照。
在宣布砍掉近30万积压的技术移民申请之前，加拿大移民部长康尼对媒体讲过一个故事，他在阿尔伯特省遇到的一对夫妻来自哥伦比亚，两人都是牙医，他们在加拿大做大厦门卫及管理员的工作。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令人伤心的故事，不少加拿大的出租车司机移民前是工程师或医生。
康尼的故事同样也发生在中国的技术移民身上。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JanetSalaff和她的中国助手许丽平曾在2000年初做过一个针对中国技术移民的课题研究，采访了100位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国技术移民，其中大部分在国内是工程师或医生，他们几乎都面临人力资源贬值的窘境。
中国的技术移民大都正值壮年，拥有良好的职业和教育背景。根据统计数据，在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2841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准技术移民报名参加了加拿大移民融入计划，这是一个为来自海外的准技术移民提供信息，帮助他们了解加拿大劳工市场动态的政府项目，其中有2038人报读了该计划开办的迎新工作坊。
从2038名中国内地准技术移民的年龄来看，大部分处在事业黄金年龄。介于21岁至35岁的人数最多，共有1081人，比例为53%；其次为年龄介于36岁至50岁之间的准移民，比例占45%。从学历背景来看，这2038名技术移民中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数最多，共有964人，比例为49%；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为29%，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9%。
但是，专业背景和年富力强为何没能成为成功就业的保证？
从JanetSalaff和许丽平的研究结果来看，大部分人是倒在了外国专业人才的认证上。在加拿大，所有需要大学以上学历的专业，都有自己的协会和其制定的一套认证监管制度，对外国证书几乎一概不认。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的专业，认证制度越复杂严格。
以工程师为例，2000年，1.5万人入境时申报在加拿大准备从事的职业是工程师，加拿大工程师协会（CCPE）估计同一年从加拿大大学毕业并获取工程师资格的人数只有1万人左右。可以看出加拿大非常依赖“进口”工程师。
在所有外来工程师中，中国工程师的“产量”很大。
Janet Salaff采访的50对中国移民夫妇中，丈夫是工程师的就有41位，全部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但其中只有2位拿到加拿大工程师牌照。
不在加拿大本地接受工程师教育和培训的移民要通过工程师协会认证，必须经过三个主要考察项目。一是提交工程师学历、成绩单和文凭，如果审核不合格，就要在加拿大学校重读部分课程。二是具备3-4年工程师工作经历，其中至少一年在加拿大公司实习，这家公司必须雇有两名以上工程师协会认可的工程师。移民在满足前两个条件后，才有资格参加专业考试。通过考试的佼佼者可以成为注册工程师。
但加拿大公司在请人时需要有本地工作经验，很少会雇佣新移民，因此移民很难获得一年的加拿大实习经验。资深精英只能从绘图员之类的辅助工作做起，极少数会被拔擢为工程师。
受访对象中，最快的一个也用了3年半时间才成为注册工程师，而大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放弃了，有些人干着和持牌工程师差不多的工作，但待遇相去甚远；也有些人放低身段，以工程师背景去做熟练技工，甚至做更低的初级技工，不知哪天才能回到移民加拿大前所从事的专业工作水平。
工程师可以屈就技术员，移民医生则更艰难，在加拿大行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加拿大对医护人员需求很大，在今年5月移民局公布的24项职业中，医护领域就有10项之多。加拿大人口老龄化严重，培养医生过程漫长且昂贵，因此很需要海外医疗人才。但严格的本地化过程和官僚的认证制度令移民医生们无用武之地。
移民拿医生牌照需要通过医生评估考试，加拿大不认可移民在中国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因此申请者在通过语言关后，要花2-3年时间全职读书修专业课，参加三项专业考试，学费、考试费以及全职读书期间的生活费让移民很难承受。
除此以外，申请人还要完成12个月的实习。医学生实习是由加拿大驻诊中介负责，原则是先照顾本国医学生。2002年，496名申请驻诊的非加拿大医科学校毕业生中只有83名获得机会，概率只有16.7%。在1998年这个数字还不到10%，1999年在15%上下。
即便移民愿意勒紧腰带读几年书，也未必能抢到不足两成的实习机会，所以很多人不得不放弃。一位北京新生儿护理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只能在加拿大诊所做翻译员，业余去敬老院当护理。严格的认证制度让这些名医连开诊所专门为中国移民服务的机会都没有。
穷太太和富太太
在技术移民群体中，女性的就业下降幅度更大，她们不但要接受专业、学历得不到认可而导致的人力资源贬值，还要为支持丈夫事业、照顾家庭而牺牲自己的专业。
《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一多曾撰文描述过技术移民女性的尴尬生存状况。她把将定居在温哥华的中国女人们划分为穷太太和富太太两大群体。“穷太太大多来源于技术移民，有着高学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怎么丰厚的物质基础，一般属于来了就赶紧提升语言、找工作的人群。富太太则大多是投资移民，学历未必高但财富很可观，多数在国内有着自己的家族企业，来了之后学英语就是看看‘西洋景’，顺便结识些朋友打发时间，主要精力用来买房子置地，为推高当地房价做贡献。”
穷太太和富太太的交集是在ESL语言学校，这是加拿大政府为移民提供的免费语言培训服务。ESL语言学校里除了学习英语，更多是帮助新移民在学习中了解当地文化、社会机构、行为规则。两个群体在那里展示出完全不同的生态。
ESL学校门前停车场内，在教师的专用停车位上停着的都是很简单的日系小型车或北美非常大众化的轿车。富太太们的座驾区域则不亚于高端车展，新款、高配的宝马、奔驰、卡宴、兰博基尼、路虎。穷太太们以普通车甚至二手车为代步工具。
“一个班如果有超过三个中国移民富太太，那么这个英语班的性质很可能就变成商学院了，成了富太太们交流房地产买卖案例和心得的场所。”富太太们每天必然是驾着豪车来上课，拎着名牌包，衣着时尚光鲜，甚至珠光宝气，把课堂直接当成了奢侈品的秀场。
她们的张扬很快让当地教师心理难以平衡：他们是土生土长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当地人，但依然只能开着自己非常简陋的车为衣食奔波，向政府缴纳可观的税收，然后政府用他们的钱为这些大富大贵的海外移民提供着免费服务。富太太们还成为温哥华高昂房价的始作俑者，让这座城市失去了世界宜居城市一度高居榜首的排名。
富太太要面对的是本地人的极端排斥，穷太太们要对抗的则是生活压力。在Janet Salaff采访的50对夫妇中，50位妻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为13.9年（高中程度为12年，大专为14年），她们中有证券交易所的副总经理、服装厂厂长、主任医师、主任麻醉师等。
为了保证丈夫接受英文或专业培训，以便尽快找到好工作，妻子们迅速进入打工行列，维持基本家庭开支。一位妻子为了支持丈夫考工程师执照，甘愿当制衣工人，她原来是服装厂副厂长。
50位妻子中有17人在国内从事工程师类别工作，但在加拿大只有2人拿到移民前相当的职位，1人降至技术员，其他14人有的是服装厂女工，有的做咖啡店店员，也有从事传销或保险。
女性技术移民在国内努力学得的专业技能蒙上尘埃，她们与丈夫事业差距越来越大，也与自己本初的人生和目标越来越远。
人才输出国的悲哀
纵观历史，移民往往为输入国带来蓬勃的经济发展。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经济停滞的北欧、东欧及南欧国家涌入美国，1200万移民在纽约港的艾里斯岛登录接受移民检查，他们推动了美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兴起。
如果国内失业问题严重，出境移民对输出国而言，因为缓解就业竞争而有积极意义，这是菲律宾政府鼓励保姆出境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是寄钱回来。同样的原因下拉美人热衷向美国移民，就像美剧《魔鬼女佣》里描述的，在美国比佛利富人区工作的保姆大部分来自拉美。
但低技术移民容易冲击本地的劳动市场，尤其是对本地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纽约做过的一份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和收入状况研究表明，1990年代初男性非裔美国人排名下降，正是移民入境最多时期。非裔美国人在整个劳动市场中最脆弱，受到的影响也最突出。
富国更愿意积极招募高技术人才，不惜搜罗全球，像摘樱桃一样把最优秀人才纳入囊中。二战后欧洲最优秀的科学家移民北美，那里工资水平高，研究经费宽裕，设备先进。世界的科研中心也从欧洲转到美国。
出去的高技术移民是最有创业精神、受教育最高的人群。如果技术在本国不匮乏，像印度大量IT人才出境，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有技术所以对本国产业影响不大。但更常见的是，流动使本身缺乏技术的国家雪上加霜。
华盛顿人道问题研究员KhalidKoser在《国际移民》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医疗人员移民欧美，2000年起，在英国注册工作的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护士有16000名，赞比亚独立以来接受过培训的医生中，600人只有50人留在当地行医。在英国曼彻斯特市工作的马拉维医生人数超过马拉维全国医生总数。医疗人员移民令穷国婴儿死亡率患病率超高，对这些国家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来自亚洲的国际移民增长迅猛，其目的地主要是北美、澳大利亚和海湾国家。2000年，美国的亚洲移民超过700万，中国每年入境美国的移民在人数上仅次于墨西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计，澳大利亚亚裔人口超过100万，占全国人口的5%。
高技术人才的流失将动摇中国的竞争力，本国看不到教育和培训投资的任何回报，面对樱桃被摘去后空荡荡的果园兴叹。而移居他国的技术人才也未必如意，不得不付出种种融入成本，并且接受自己在异国他乡降低几个档次的社会地位。
技术移民：让中国人互相“火并”
想移民？你不是要比当地人优秀，而是要比一大批自己的同胞更优秀。
前情回顾
在不少移民国家，唐人街的兴盛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
1990年代下半叶，高学历人才不准出国留学或工作等一些硬性规定被取消，随着放宽人才流动政策，中国掀起过一股技术移民热潮，这是除了亲属移民以外中国人去海外谋发展的一条新出路。1999年，3万多中国移民进入加拿大，其中技术移民就有2万。
这一波中国技术移民赶上了二战以后国际劳工潮的尾巴。为了维持迅速繁荣起来的战后经济，欧洲、美国、澳大利亚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土耳其移民到德国工作，不少北非人到法国和比利时工作，约100万英国人迁到澳大利亚，被称为“10英镑移民”，因为澳大利亚政府为其支付路费和10英镑赠金。国际劳工潮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主力是来自亚洲的移民。
中国技术移民的出现恰好填补了北美、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劳动力空缺。1999年，35200人迁离澳大利亚，人数创之前26年最高，其中技术人口流失15413人。这促使澳大利亚下大力气留住本土人才外，更加大力度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技术人才。“与澳大利亚有关技术”（Skilled-AustralianLiked）类的设立，使得家庭移民与技术移民的比重由上一年度的60.3%比37.3%，调整到46.7%比51.7%。
1999年，澳大利亚所有的35000多人技术移民中，来自英国6989人，南非5704人，中国内地以2918人排第三位。但来自印尼的技术移民2326人中大多数也是华人，再加上来自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华人移民，大中华意义上的技术移民人数很可能居首位。
而在另一个移民国家加拿大，从1998年开始，中国内地取代香港成为加拿大移民排名第一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加拿大移民局数据，从1998年到2005年，有274338名中国移民抵达加拿大，包括主要申请人和家属，比排在第二位的印度高出40%。2006年，每100名技术移民有16人来自中国。
然而近几年，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动机缓了下来，技术移民被指从低迷的就业市场分走一杯羹，填补人口赤字的呼声过去，抢饭碗的棒子又打在了移民身上，各国开始收紧移民政策。
澳大利亚中左工党政府今年提出了收紧457技术移民签证，原因是有人抱怨雇主滥用技术移民，导致澳大利亚本国公民陷入就业劣势。目前澳大利亚职业列表剩下180多种，只有过去三分之一，申请者众多的律师和金融分析师也被剔除。而在加拿大，去年一刀砍掉了30万积压的技术移民申请，不少受牵连的亚洲申请者在香港加拿大领事馆前抗议游行。
随着技术移民市场江河日下，中国的投资移民从2008年开始崛起，成为移民市场的新主力。由于国内房地产大幅上涨，特别是一线城市的居民身家水涨船高，投资移民门槛不再是不可跳跃的龙门。
和第一代打工的技术移民不同，投资移民的生活重心不再是刷盘子、制衣厂打洋工，而是在海外置业和消费。可以使用汉语的香港地区、新加坡更受投资移民青睐，赶超老牌移民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
在移民中介行业里，技术移民变成“旁系”，技术移民业务占大比例的移民公司逐渐减少，转向投资移民。中介为富裕的客户开辟出独立空间，在私密的环境中听顾问讲解移民政策。这并不奇怪，中介可以从投资移民的投资额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而技术移民中介的费用则是定额的，在人民币两三万元左右。
不过，技术移民这条路依然是财富积累有限、专业背景良好的年轻白领的唯一指望。前不久，澳大利亚公布了2013-2014年移民计划，移民人数将保持在19万，技术移民占本年度移民计划名额的三分之二。关闭了一年的加拿大也掀开一角幕布，重新开启了技术移民新政，今年配额只有5000人，但人们很看好明年会进一步放开。
这些可贵的配额一如既往会引起激烈的角逐，而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竞争的对象也是中国人。
澳大利亚：向金字塔顶层和底层招手
澳大利亚移民论坛里充斥着大量有关电焊工、汽车技工等蓝领工种的招聘和求职信息。澳大利亚457签证申请的职业列表包括180多项，其中木工、石匠、管道工、电焊工、泥瓦匠等蓝领职业占到近40个。
“这些职位大部分在西海岸和一些边远地区，比如珀斯（Perth）。”中智国际教育咨询上海公司副总经理查隶君说。珀斯正是前段时间热传的山东电焊村移民澳大利亚落脚的地方。
蓝领工人在技术移民群体中普遍年纪偏小，但从业时间长，一般英语水平偏低。他们多是通过劳务输出形式出国，由外包服务公司找到雇主，先拿工作签证到澳大利亚，再申请永居。
蓝领移民从事的工作在劳动力市场中行业工资水平低、安全保障状况差、社会地位不高，本国劳动者对其避而远之，因此移民工人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人道问题研究员KhalidKoser在自己的专题研究中将这些工作归纳为“3D”——脏（dirty）、险（dangerous）、难（difficult），集中在诸如农业、伐木业、种植业、重工业、建筑业和家政服务。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本国劳动者也不愿意干这些活儿。不论经济发展如何，这些行业对移民工人有持续需求。
除了底层的技工，澳大利亚更青睐的技术移民是拥有工程师、精算师等金字塔顶层专业背景的人才。“移民干的工作，一是当地没人愿意干的，二是没人干得了的。”查隶君说。
富国卷入了人才争夺。新西兰研究、科学和技术部部长霍奇森曾说，“我们不再认为移民政策的作用是把守门户，而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吸引人才的途径。”美国不再像20世纪那样自信必定能吸引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和工人。欧盟放宽高技术工人进入本国的门槛，考虑向高技术人才颁发求职许可证。澳大利亚也在向高技术人才示好。
移民局为了让澳大利亚雇主在当地聘请不到技术人员的情况下能从海外聘请，设立了457签证，是期限为4年的临居签证。持457签证满2年后，申请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永居签证（PR）。457签证是澳大利亚技术类移民签证类别中门坎最低的一种。
457签证的特点在于雇主担保，技术移民在提交申请时必须找到合适的澳大利亚雇主愿意雇佣，后者必须向移民局证明，难以从本地就业市场满足人才需求。因为普通的技术移民申请耗时漫长，成功概率很低，所以很多申请人转向有雇主担保的457签证。
2010年澳大利亚一共有168623人成功移民，其中技术移民人数107868人，雇主提名移民人数比例达到38%，上两年的比例依次为33%和22%。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间，持有457签证的人数又增长了21.5%，达到10.75万人。
但为了防止457签证被滥用，移民局对雇主的审核很严格。雇主进行提名之前，要成功取得担保资格，移民局考察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能力，以及是否满足给员工培训的要求。雇主取得担保资格后，可以进行提名具体员工的申请，要向移民局证明付给员工的年薪满足市场工薪，不低于澳大利亚本地员工工资水平，还要证明提名这个海外员工的必要性和对公司发展的好处。最后申请者才可以申请签证。澳大利亚移民局规定从2010年7月1日起，457工作签证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每年45220澳元涨到47480澳元。
为了保证被担保的移民足够“稀缺”，今年457雇主担保签证又做了更改，提名申请中增加了就业市场测试，雇主必须调查澳大利亚本地市场中可否找到同样够资格并有经验的人选，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已经试图招聘澳大利亚本地人。
被澳大利亚撇去的这层奶油，很多是国内跨国公司的技术精英。因为最容易找到雇主的方式，就是向本身所在公司的澳大利亚区申请职位。另外，一些澳大利亚雇主为了开发中国市场，也会需要有中国经验的员工。当然，申请者还要提供雅思成绩以及技术方面的资格证。
查隶君说，技术移民一般在28-35岁，工作5-10年，多在四大这样的全球性公司任职，10年内爬得快的员工更容易申请成功。
在全球性公司任职多年、上升迅速的员工为何还要去海外另谋发展？大部分答案是为了孩子。查隶君接触过一对技术移民夫妇，丈夫是别克汽车高级工程师，妻子是名教师，在国内生活优裕，但夫妻俩计划要个孩子，决定移民去澳大利亚，妻子甘愿放弃职业，在家做全职太太。“他们即使不移民收入也很好，但觉得中国污染太厉害，为了下一代健康，还是去那边从头打拼。”这样的例子在技术移民群体中比比皆是。
技术移民3000多澳元的官方费用，以及2000-10000澳元的移民律师费，挡不住中国人的脚步。澳大利亚2012年吸纳了18.5万名移民。在澳大利亚前十大移民来源国中，中国永久移民人数为2.5509万人，仅次于人数为2.9018万人的印度。
技术移民的申请变成一场中国人之间的竞争。以会计师行业为例，2012年共有近7000名会计师获得了澳大利亚永久签证，是最大的单一职业群体。这些人当中，有超过2000人来自中国，占第一位。随着会计师市场饱和，政府提高了移民门槛，申请人必须达到雅思四个7分。“你不是要比澳大利亚人优秀，而是要比自己的同胞更优秀。”
随着澳大利亚离岸申请技术移民（offshore）越来越难，很多人转而走在岸（onshore）这条路，先在澳大利亚留学两年再移民。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允许外国学生更加便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不是要求他们回国。
各国对外国学生的争夺日益激烈，2004年美国招收了56.5万外国学生，半数以上来自亚洲国家。一方面外国学生学费远远高于本国学生，二是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技术移民。但随着澳大利亚学校里中国面孔泛滥，学位也成了同胞之间的争夺。
加拿大：拒绝“高分低能”
当越来越多工业化国家同时面临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问题，移民被看做减少人口赤字的一种途径，移民正当工作年龄而且能够找到工作，只要合法工作以便纳税，就能对适龄工作人口不足的国家做出贡献，
移民上缴的税金和他们接受的服务费用被当地政府小心地衡量着。一般而言，目的地国无需承担抚养、教育和培训移民的费用，因此得到一个现成的纳税劳动力显得很划算，但随着移民失业率升高，移民大家庭定居及随之而来的福利费用增加，以及与本地定居群体的竞争等负面影响，让天平向另一端倾斜。
加拿大移民的失业率是14%，但全国有数万各种技术职位找不到合适的雇员。移民部长康尼承认，过去30年，登陆加拿大的新移民的经济表现持续下降，收入低，失业率高。从很多研究报告中也看到，专家们都同意，新移民平均接受的社会资源超过他们对社会的贡献。
自2008年，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清理联邦技术移民积压。2008年将符合加拿大技术移民要求的职业骤然从300多个减少到38种紧缺职业；2010年，除了再次缩减职业清单，还对接收新申请的数量设限；2012年6月，将2008年2月27日之前的申请退回，规模达到28万人，加拿大联邦政府退还1.3亿加元申请费用；7月暂停技术移民的申请，已经被雇主录用及取得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除外。
一系列快刀斩乱麻的政策让技术移民积压个案从当时64万人，下降到现在约10万人，移民部表示将在2014年底前将积压个案全部处理完毕，比预计提早3年。
审核通过的移民在加拿大为什么找不到好工作？这和加拿大之前的联邦技术移民政策有关，加拿大考核移民申请者实行的打分制，对于在职业列表内的申请者，会根据其年龄、学历、语言水平、工作经验等条件给出一个分值，过分数线则有申请资格。
申请者年龄在35岁以下则这一项加分最高，如果除英语以外还会一门法语也有优势，列表外的其他工作经验可以加分。其他的加分条件包括配偶的学历及语言水平、本人在加拿大的学历、工作经验和亲属关系。
而分数够格的申请者不必预先找到工作，就可以通过审核。“移民局是审核你有在加拿大找到工作的能力，但找不找得到工作是你的事。”中智国际教育咨询高级咨询顾问戴阳天表示。
“2007年以前走联邦技术移民的人很多，在2006年达到顶点，当时政策很宽松，对专业要求很低，职业门槛也很低，做广告文案或企业管理行政之类的工作也可以去。”
2003年9月16日，加拿大将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合格分数下调为67分，这个分数一直延续至今。同时，加拿大政府对技术移民的职业限制也开始放宽，加拿大政府公布了340多项可以提交申请的职业，文理皆有。新法颁布后，新一轮的移民加拿大热潮迅速掀起，一直持续至2008年。
因当时全球申请积压数量太多，移民局自2006年9月1日起开始采用简化申请程序，即只需递交3页申请表格和申请费即可申请排队，以期加快审理速度，减少积压。但实际情况适得其反，因递交申请程序过于简单，不少人不看自身条件就先递交申请排队，导致申请积压数量继续增多。
申请通过的新移民要拿到永居身份，必须在5年里在加拿大住满2年，所以为了拿到加拿大枫叶卡，移民即使工作不如意也会将就着在这里生活，因此出现很多移民成为蓝领，或者干脆不工作吃救济金。“政府自然不希望自身生活有困难的移民进来，接收国是指望移民来工作，来纳税，来养当地领福利金的懒汉。”
要保证移民的就业能力只有不断提高门槛。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申请经过1年暂停后，在今年5月重新开放，试点期为1年。移民局重新做了一个职业评估系统，根据申请者的工作经历和内容，评定其职业是不是符合要求。新的职业列表只有20多种最紧缺职业，包括航天工程师、物理治疗师、海洋学家等，申请者必须在过去10年中有1年从事列表内工作。总配额5000个，每个职业配额在300人左右。
放出的少量配额面对累积长久的市场需求，被消化得非常迅速。像财务及投资分析员、计算机程序员和互动媒体开发等热门工作，在3个月内就几乎满额。
僧多粥少的情势下，很多人选择走在岸途径（onshore）——先留学，再移民。当地的工作经验就变得相当重要。联邦经验类移民在近几年升温，申请人需要有2年加拿大高中以上学历，以及1年全职工作经验，一年的配额在1000个左右。
相比经验类移民，走省提名的时间成本比较短，一般只需要1年以内公立大学教育学习经历，以及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最高6个月，大部分在3个月左右。对于高学历人才，一些省会用更优惠的政策招徕。
对于曲线救国的移民来说，最头痛的是资金和时间成本。在加拿大学习一到两年的费用成为拦路虎。戴阳天举例说，一名1981年出生的动漫设计师，专科毕业，工作了十来年，为了移民先花1年半时间在加拿大一所艺术类学院读了本科，毕业后一段时间内在多伦多找到工作。他主要的成本在于学费和生活费，学费每年1.4万加币，合人民币9万多元，加上生活费一年15万元，两年30万元，另外中介费在2万元。像他这样毕业就找到工作的算是幸运儿，也有人花了五六十万、三四年光景还没找到工作，只能在工作签证逾期前打道回府。
随着移民接收国对外来懒汉的容忍度降低，过几年“米虫生活”混个移民身份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国际移民占本国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标准之一，欧美国家的这一数值可以达到10%到15%，而中国不足0.1%。
“比尔·盖茨、巴菲特够不够优秀？他想来中国定居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按照现有制度，他没有现行规章所要求的中国工作经验！”
这个网上流行的段子，其实并不是笑话，中国“绿卡”，即《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被调侃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因为得到的老外不足5000人。
即便在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对于“绿卡”的规定也只有笼统的一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或者符合其他在中国境内永久居留条件的外国人，经本人申请和公安部批准，取得永久居留资格规定。”这似乎为逐步放宽“绿卡”申请条件留下空间，但仍然存在具体操作及执行细节规定不明确的问题。正准备申请中国“绿卡”的法国小伙戴亮（ChristopheHisquin）无奈地告诉《新民周刊》，“我不知道究竟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我只能尽量多地去准备。”
移民政策
从无到有相对于欧美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非移民国家。
1964年4月，国务院发布《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解决了外国人在中国定居的身份问题。侨民们领到了居留证，这个蓝色塑料皮的证件被戏称为“外国人户口本”。虽然制作精美，但是这个“户口本”并不意味着拥有相同的国民待遇。对于侨民，基层公安部门都会安排专人对其进行监管，对居留证进行不定期检查。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居留办法明显滞后。但与解决永久居留资格问题相比，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外国人在华活动范围与短期居留的限制。毕竟，上世纪80年代初，还鲜见想要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生意人和希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
以北京为例，1984年4月取消了“40里圈”，外国人在北京的活动范围不再限制于以天安门为中心的40华里（20公里）半径内，但是仍然保留了116面“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标志牌。1985年之后，这些标志牌开始陆续被撤掉。外国人不再需要办理旅行证就可以在绝大部分区域自由行动。
1985年是新中国移民政策的分水岭，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该管理法把外国人在华居留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旅游、探亲和商务考察均属短期，1至5年以留学、工作和投资等为居留目的的算长期。管理法规定的新的签证类别中还有一种“定居签证”，持该签证的外国人有权在中国永久居住。而在1985年之前，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除了少量的国际友人之外，大多数为建国前就已经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就是外国侨民。
1986年，中国第一个外籍厂长、原湖北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德国专家格里西先生成为中国第一位被授予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公开资料显示，1985年到2004年间，中国共授予3000多名外国人在华定居的权利，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却只有90多人。
在这一阶段，中国“绿卡”似乎更像是政府颁发给外籍友人的荣誉证书。1999年，湖北省授予日本三泰株式会社社长常川雅通先生永久居留资格证书时，当地媒体报道称，“三年来仅有8位外国人获此殊荣，常川雅通是其中最年轻的幸运儿。”2000年9月，为褒奖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美国人墨菲和安达信公司中国主管澳大利亚合伙人吴港平为当地经济做出的贡献，上海政府向他们颁发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制度十年 操作不易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中央政府于2004年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首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中国“绿卡”制度终于有了实施细则。
2004年，中国政府将第一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证》送到寒春手中，当时她83岁，在中国已经生活了56年。1921年生于美国的寒春（JoanHinton），是小说《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孙女。来华前，寒春是一名核物理专家，与杨振宁是同学，是美国参与首批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此后她放弃核武研究工作，来中国与丈夫从事农业研究。第一批获得中国“绿卡”的老外，大多是和寒春一样的专家，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达几十年。
外国人如想获得中国“绿卡”，首先得由本地公安局受理，然后需经省级公安厅（局）的审核，最后由公安部通过审批签发，前后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有效期分5年和10年两种，以18岁为界，分为投资类、任职类、亲属投靠类、特殊贡献类四大类。根据去年4月公安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的报告，截至2011年底，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4752人，其中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家属1735人。
以北京为例，截至2012年底，持“中国绿卡”的外国人911名，主要是亲属投靠类和特殊贡献类。公开资料显示，北、上、广地区持有中国“绿卡”的人数占到全国的近一半。而西部一些省份仍然比较稀少，有的省份甚至停留在个位数上。
在上海生活了10年的戴亮，身边的外籍朋友中没有一个拿中国“绿卡”的。“他们不是全球500强的老总，也没有在中国投资。”按规定，如果是投资移民，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金最少需要50万美元，而且必须连续纳税3年以上，这一标准似乎对老外没啥吸引力。
如果没有“绿卡”，在华老外最长只能在中国逗留1年时间，这意味着像戴亮这样工作生活都在中国的老外每年都要去办签证。“虽然每次办签证都很顺利，但是签证到期前一个月我就要开始准备了，否则就很麻烦。”戴亮说，如果他回法国时间太久，他就需要重新准备很多资料去办签证，而且未必拿得到1年期的，这给他的在华工作造成很多不确定。
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戴亮从今年春天开始准备申请“绿卡”的材料。虽然他在中国连续缴税多年，说一口流利中文，但是他发现自己顶多只能申请“特殊贡献类”，这也是中国“绿卡”获得者中占到1/3的类别。“特殊贡献的规定很含糊，没有人告诉我如何界定，我只能请所有合作过的中国机构、公司出具书面材料，证明我在这个国家的贡献。”
戴亮坦言，他并不想入中国籍，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法国国籍。这也是很多持中国“绿卡”的欧美老外的真实想法。以香港为例，从1997年到2012年，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共批准1.2万余人加入中国国籍，而这些申请人的原属国籍主要包括巴基斯坦籍、印尼籍、印度籍、越南籍和菲律宾籍。
在一些中国人眼中，西方的“绿卡”是梦寐以求的，如今外国人争取获得中国“绿卡”，则是中国国力增强、吸引力提升的标志。而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移民法专家刘国福看来，中国的“绿卡”门槛太高。“现行政策不利于人才引进，最重要的是想申请的很难符合条件，真正需要吸引的人也不一定愿意来。”
国际移民占本国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标准之一，欧美国家的这一数值可以达到10%到15%，亚洲国家普遍偏低，如泰国约为1.7%，而中国不足0.1%。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其移民政策也从严厉转向缓和、从抵触转向吸引。2012年5月，日本政府出台一项海外高级人才优待的制度，通过学历、职历、收入等评估标准分别制定积分，按照这一新规定，原本需要在日本工作10年的人才现在只需5年就可以拿到日本“绿卡”。
不少专家都认为，根据当下中国面临的阶段，应该加大对外国技术移民的吸引，放宽对这部分人群的“绿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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