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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暴君朱元璋 不谈功绩只谈人品与畜生无异

news.xixik.com   2020-12-30 19:22:23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很多人对朱元璋好感很强,原因不外乎是汉人复国,大家代入的视角不外乎是英雄豪杰帝王将相,但如果只是普通佃农或者富农(没到地主),在明朝治下的生活其实非常艰难,并不比鞑清要强。朱元璋性格多疑,心狠手辣,残暴嗜血,杀人如麻,偏执狂悖,实在算不上明君。

朱元璋是一代枭雄,从一个僧人走到皇帝的位置,朱元璋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确实能笼络人心,能让手下的淮西将士对他忠心耿耿,奋勇杀敌。

朱元璋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1344年入皇觉寺当和尚,曾乞讨,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反抗元朝, 之后被部下诸将奉为吴国公。同年,攻占集庆路,将其改为应天府,即现在的江苏南京。

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为口号,举兵北伐。1368年初,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改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当年秋攻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蒙古贵族北逃,后晋割让的幽云十六州也被收回。又平定西南、西北、东北等地,最终统一中国。

中国历史朝代表

朱元璋 本质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焦虑的皇帝。学术上将焦虑定义为:人对现实或未来事物的价值特性出现严重恶化趋势所产生的情感反映——简单来说,人们按照自己的判断觉得未来的境况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产生了担忧、烦躁和恐惧这些情绪。焦虑是困扰现代人的普遍情绪病,每个阶层都有焦虑,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朱元璋来说也不例外。贵为九五之尊,坐拥四海的皇帝也有焦虑?事实证明,中产以上的阶级更容易产生焦虑,尽管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持续性获得巨额财富和维护这种现状。而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获得江山的同时,如何维持朱氏江山的千秋万代?

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流氓的狡黠与狠毒。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原因,却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这位乞丐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邻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其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套院墙在农民生活中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务。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朝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朝遗物。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其他古老文明都被历史的云谲波诡一遍遍涂改得面目全非,只有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冲刷,而基本格局丝毫不改。这一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是中国文明生命力强大,继继绳绳,与天咸休。在西方人看来,却是极其悲惨和可怕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僵化状态。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

像朱元璋这样牢笼天下,无疑不符合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它却符合皇帝一个人的利益,他只实现了自己逆袭梦。孟德斯鸠说,专制制度是大一统的中国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相容的”。

“产权”决定治理方式。对于天下人民、土地和财富都属于皇帝一个人所有的帝国来说,选择哪种治理方式只取决于皇帝一个人的感觉。所以,历朝皇帝都乐于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由,来成就自己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损害其他人的方便,成就自己一个人的方便。由此,造成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轨迹。

英人穆勒认为,个性自由和专制统治的斗争,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盛衰和浮沉。伴随着个性的舒展,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样、生气勃勃。这一过程还加强着那条把每个人和本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这个过程将一个民族也变得大大地更加值得个人来做其成员。相应于每人个性的发展,每人也变得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能够更有价值。他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而当单位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时,由单位组成的群体中自然也有了更多的生命。反之,压抑人的个性,使个人消失在人群之中,这种社会埋下了专制的因子。在那里,人类生活必会变成一池死水,首创性极度缺乏。人心的这种低下状态又导致平凡的统治,平庸、落后的民族便将出现。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僵化状态充满了恐惧。在部分西方哲学家眼里,中国的停滞绝对不是什么光荣和成熟,而是一种极端的罪恶和丑陋。在他们的语言里,厌恶之态溢于言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英人比万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我认为我们的危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独裁。”(引自《历史研究》)

当然,天国的朱元璋绝对不同意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绝不认为自己的形象是这样的恐怖、丑恶。相反,在他手中那面东方式的铜镜里,他看到自己既威严又仁慈,像一个充满智慧和爱心的老爷爷。

他杀官员 杀地更多的是老百姓

他愧对于官员 更愧对于民

朱元璋以一介布衣当上皇帝,历经民间疾苦,对功臣勋贵,地主儒生,贪官污吏的态度是不怎么友好的。

朱元璋尤其愤恨有权有势的达官显贵欺压百姓,对这些人不论是开国元勋,还是达官显贵,毫不手下留情,开刀问斩。

在对待贪官污吏,娇纵不法的功臣勋贵上,朱元璋明显是站在百姓这一边的。那么,朱元璋对百姓好不好呢?

朱元璋认为元灭亡是太宽纵了……明朝很多设计都是倒退,元朝人虽然是外族,但没有这么心思细密,反倒给下面有些空间。

先来看朱元璋制定的赋税,朝廷对民众收取田税,其中规定凡是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农田减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因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一斗二升。

《明史》: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田税,宋朝是每亩一斗,元朝是三升,明朝的田税官田比元朝多了二升,民田和元朝规定差不多,比起宋朝轻多了。

从赋税的角度讲明朝初期还真是轻徭薄赋,休生养息。实际上操作却并不是这样的。

比如朱元璋明文规定的田税轻,可是明朝苏州,一带的田税远远超过了朝廷规定的税额。

这个问题,顾炎武就注意到了,他曾经就考察过明朝苏州的田税资料。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间,仅苏州一府就得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而整个浙江一省的田税才不过275万石。

那一年的明朝全部的田税总额是2943万石,而苏州府的就占全部土地赋税的9.5%。当时苏州登记造册的耕地仅占明朝全部耕地的1/88。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

可想而知,明朝苏州府的百姓过得有多苦了。明朝史学家谈迁就曾说到,明朝江南一带的的赋税是历史上最重的,当时的田税规定是每亩八斗,比整个宋朝的田税还要高,结果导致整个苏州府的百姓十分贫困,这样的政策不能说是对百姓好吧。

谈迁说到:“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苏州一带的田税之高,那是朱元璋为了报复(小人的报复之心极强)。因为苏州在元末是张士诚的大本营,朱元璋攻打张士诚时,当地百姓为张士诚守城。朱元璋灭了张士诚后,就对当地规定了非常高的赋税。

《明史》: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

由此看来,朱元璋对苏州百姓是不怎么好的。那么有人说了,苏州一带特例,不能因为苏州就否定朱元璋对百姓好的事实。

我们接着来看,朱元璋对百姓好不好。朱元璋杀功臣,杀贪官,杀儒生,杀文人,到底杀不杀百姓呢?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颁布了《大明律》,不过朱元璋杀人却并不依照大明律,而是朱元璋自己编写的《大诰》。

根据《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文献的统计,其中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

其中株连人数比较多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两案株连被杀的四万人,后两案合计有七八万人。总共统计一下,这四个案件就杀了十二万人左右。如果算上其他的案件,那么这个数字就非常多了。

就这几个案件中被杀的人,有开国元勋,有列侯裨将,有部院大臣,有诸司官吏,有州县胥役,有进士监生,有经生儒士、有富人地主,有僧道屠沽,也有平民百姓。

那么这些案件中死去的官员数量多,还是百姓数量多呢?根据明朝嘉靖朝官员刘体健的奏疏,明朝初期的文职官员不过五千四百八十员,武职官员不过为二万八千员,总计也就是三万三千人左右。

官员品级的高低是金字塔式呈现的,高官的人数总体来说还是少的。而几个高官大案就株连了这么多人,可以想象,明朝这些大案中有多少无辜百姓死去。

朱元璋的残暴几乎到了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的地步。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历史记载说“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为什么几个大案就牵扯了这么多人呢,一个皂隶潘富案就株连了不少人。潘富是溧阳人,不过是县衙的小吏。只是此人教唆官员贪赃枉法,搞欺压百姓的事情。

朱元璋知道后,就亲自派人抓捕潘富。还没等朝廷的人来,潘富就跑路了,朝廷派人追捕,一路上从溧阳追到了崇德,在大户人家赵真胜奴那里找到了潘富。

追捕潘富的人就将赵真胜奴附近的二百户人家都抄家了,之后就将这些人全部诛杀殆尽。而潘富逃跑路上,接济过潘富的一百七十户人家,也都开刀问斩,全部抄家。

朱元璋: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且如潘富系溧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科民荆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阳节次递送至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之后,朱元璋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多户百姓,是最冥顽不灵,不服朝廷管教的。

朱元璋对百姓的政策也是最为严苛的,尤其是官凭路引和知丁政策,直接限制了百姓的活动范围和任何行为。

对于军人百姓这些人,只要远行超过百里就要路引,如果没有路引,就会被捉拿见官了,还规定其他人可以告发这类行为。在天下各处关隘设立巡检司,专门盘问巡查各种奸细逃犯还有没有路引(类似于介绍信)的人。

朱元璋: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

对于没有路引的人,处罚也非常严重。没有路引就杖责八十棍;没有路引不从城门,渡口经过的杖责九十;私自度过边关要塞的杖责一百,徒刑三年;如果偷渡边境,就要处以绞刑。对于军人没有路引,按照逃兵处置。

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

老百姓外出要路引,没有还要挨打,这有点过分吧。还有比这更过分的,那就是知丁。百姓外出百里,朱元璋不放心,搞路引政策,百姓不外出待在家里,朱元璋也不放心,搞知丁政策。

什么是知丁呢?知丁就是监视的意思。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百姓必须互相监视,农民不种地搞其他事情况就需要互相监视揭发。

诰出,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俱在里甲,县府州务必周知。市村绝不许有逸夫。

这样的制度非常有利于压榨百姓,如此严苛的制度下百姓过得好不好一目了然。

为什么会这样呢?朱元璋可是贫苦百姓出身的,怎么会压榨百姓呢?朱元璋当了皇帝就不是百姓,他要统治百姓。

他对百姓的认识完全是站在统治阶层的立场上。他认为百姓要知道自己的本分,那就是老老实实地缴纳赋税供应皇上。这样才是好百姓。百姓如果不遵守自己的本分,提出自己的要求,那么国法不容,天理不容。

对于天下的百姓,朱元璋认为最符合他心意的就是中原百姓了,因为中原百姓就知道按照朝廷的规定按时义务劳动,按时缴纳足够的赋税,没有提出过任何的要求,没有辜负官府和朝廷,风俗非常淳美。

朱元璋: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不然,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中原之民,惟知应役输税,无负官府,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

这番话统治者嘴脸暴露无遗,朱元璋还认为官员和百姓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义务劳动和缴纳赋税是百姓该做的事情,官员文人士大夫这么高贵,免除了官员参加义务劳动的义务。

朱元璋: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

孟子曾经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元璋当了皇帝就读《孟子》,看到这句话就勃然大怒,立马将孟子踢出了孔庙,连《孟子》一书也都进行篡改,对于其中关于民本思想的内容全部删除。

连“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都容不下,朱元璋怎么可能会对百姓好呢?更何况朱元璋连一同打天下的兄弟都送不下去,怎么会对没有半毛钱关系,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见过面的百姓好呢?

所以朱元璋对百姓好,那只是很多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严刑酷法苛政第一

一、《大明律》对平民犯罪的量刑如何?

《大明律》(以及比《大明律》量刑更严的《大诰》)对职务犯罪量刑之严厉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大明律》对平民犯罪的量刑是否比职务犯罪宽松并且轻于前代的法律呢?在此,笔者选择《大明律》与另一个强盛的大一统朝代——唐王朝的《唐律疏议》中皆有规定的几个平民犯罪的罪名,进行一下简单的比较,看看最善待百姓的洪武皇帝颁布的《大明律》对待刁民是不是真的比对待贪官要宽容。

对盗窃罪的量刑

《大明律》对窃贼的处罚是“凡窃盗已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若军人为盗,虽免刺字,三犯一体处绞”“一贯以下杖六十,一贯之上至一十贯杖七十……一百二十贯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唐律疏议》对盗窃罪的处罚则是“诸窃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

此外,《大明律》还对“常人(平头百姓)盗仓库钱粮”作出了专门的规定(而《唐律疏议》则没有),量刑幅度重于一般的盗窃罪,最高刑罚也是绞刑且没有犯罪次数限制(“八十贯绞”)。最低刑罚则比一般的盗窃要多打十大板(“一贯以下杖七十”)。

《大明律》对平民犯盗窃罪的最高刑罚是死刑(“三犯者绞”),《唐律疏议》的最高刑罚只是流放服劳役。《唐律疏议》对盗窃布匹的最低刑罚为“一尺杖六十”,唐代一匹布应长50尺,铜钱二百文可买一匹布,由此可推算按唐律规定盗窃四文钱要打六十大板。而按照《大明律》规定,盗窃一贯以下一律杖六十,也就是说,哪怕你只偷了一文钱,也要打上六十大板。此外,《大明律》还规定要对窃贼进行手臂刺字的侮辱性刑罚,而《唐律疏议》则没有此规定。很显然,《大明律》对平民盗窃的量刑比《唐律疏议》要严厉。

对抢劫罪的量刑

《大明律》对抢劫犯的处罚是“凡强盗己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若窃盗临时有拒捕及杀伤人者,皆斩;因盗而奸者,罪亦如之”。

《唐律疏议》对抢劫罪的处罚则是“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杀伤奴婢亦同。”“其持仗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疋,绞;伤人者,斩。”

可以看出,《大明律》对抢劫罪的量刑完全不考虑涉案的金额,但凡抢得钱财者哪怕只抢到一文钱都要一律处死,显然比规定不伤人的劫匪最少要抢到五匹布(持械抢劫)或者十匹布(徒手抢劫)才能处以死刑的《唐律疏议》要严酷得多。

知道啥叫犯罪成本不,就朱元璋那个农民级别的量刑方式,只要盗窃一律同等罪,这样会促进大案发生,既然抢一元跟抢100万都一样量刑,那犯罪者凭什么不抢100万?

对奴婢骂主人的量刑

《大明律》对奴婢骂主人的处罚是“凡奴婢骂家长者,绞;骂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杖八十、徒二年;大功杖八十,小功杖七十,缌麻杖六十”。

《唐律疏议》对奴婢骂主人的处罚则是“诸部曲、奴婢过失杀主者,绞;伤及詈(詈即辱骂)者,流。”“殴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詈者,徒二年;过失杀者减殴罪二等,伤者又减一等。”

一个“最善待百姓”的草根皇帝出台的法律对奴婢骂主人的量刑竟然是一律绞刑处死,与贵族皇帝创建的唐朝的法律对奴婢过失致使主人死亡的量刑相当,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对交纳和征收税粮不及时的量刑

《大明律》对地主和农民交纳税粮不及时的处罚是“人户各以十分为率,一分(10%)不足者杖六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交税迟误一年以上则农民和里长都要被流放(“若违限一年之上不足者,人户、里长杖一百,迁徙”),负责征粮的官吏则处以死刑(“提调部粮官吏典处绞”)。

《唐律疏议》对于农民交税和官吏征税不及时的处罚都只是处以笞刑和两年徒刑,没有规定流刑和死刑:“诸部内输课税之物,违期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州、县皆以长官为首,佐职以下节级连坐。”“全违期不入者徒二年。”

如果说上面对盗窃、抢劫、奴婢骂主人的严厉量刑还只是针对少数不务正业的无赖刁民和身为贱民阶层的“会说话的工具”的话,那么这里对“人户”交税不及时和里长、官吏征税不力的严酷处罚,则是直接针对朱元璋自己曾经身为其中一分子的农民阶级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明太祖对农民兄弟的“恩威并施”,可是笔者想说,一个“最善待百姓”的草根皇帝,又何苦对自己曾经的阶级兄弟施加比贵族创建的唐王朝还要严厉的“威”呢?

对贪腐的量刑

反腐一向是最能让中国老百姓高潮的G点之一,在《大明律》和《大诰》中对贪官污吏的严酷施罚也是让朱元璋收获最多赞誉的亮点之一。在此,笔者想说,《唐律疏议》对贪腐犯罪的量刑虽然还没有像《大诰》那样达到变态的程度,但同样也是一点都不轻的。

《唐律疏议》规定,“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若亲王财物而监守自盗,亦同。加凡盗二等,三十疋绞。本条已有加者,亦累加之。”“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无禄者(不在官员编制之内的基层小吏),各减一等:枉法者二十疋绞,不枉法者四十疋加役流。”官吏的贪污罪要比平民的盗窃罪罪加二等,收受贿赂的官员即便没有枉法办事,受贿三十匹布以上也要流放服劳役(一般的偷窃者则要偷到五十匹布以上才会处以流刑),可见唐王朝的反腐同样也不含糊,严惩贪污腐败绝非明代才开的先河。

相比之下,《大明律》对编制内的官员(“有禄人”)受贿并枉法办事的量刑其实与前面提及的“常人盗仓库钱粮”相等,最低刑罚也是“一贯以下杖七十”,最高刑罚也是“八十贯绞”,从中是否可以看出,危害国家利益的贪官和刁民在洪武皇帝的心目中其实是一样的混帐?当然,在《大诰》所列举的实际案例中,贪官污吏所受的惩罚远比《大明律》要严酷得多,但这毕竟只是朱元璋一个人在耍威风。随着朱元璋生命的结束,这种缺乏法制保障的人治反腐也随之人亡政息,以至于明王朝后来竟出现了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刘瑾和严嵩真是莫大的讽刺。

都说朱元璋只杀贪官 不害百姓

说起中国古代的酷刑大家总能想起凌迟、斩首、腰斩等,但是你了解主要针对军官士兵的酷刑吗?

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曾下旨出具榜文,严禁军官和士兵唱曲下棋踢球。军人唱曲要被割舌,下棋要被砍手,踢球要被剁脚,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强迫军人将精力用在训练和耕作上(明代卫所相当于军屯,士兵既是军人也是农夫)。

不仅在任的军官士兵要受到惩罚,其后代也会遭殃,因为当时的卫所军官职务实行的是世袭制度,所以朱元璋会关注卫所军官的儿子有没有好好练习弓马,对军官后代唱曲、下棋、踢球极为反感。

朱元璋还拿重要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开刀,割他们的鼻子剁他们的脚,显然是因为这些部队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朱元璋的身家性命。

朱元璋打击唱曲、下棋与踢球的运动也从官场与军队扩大到了民间,当时朱元璋正通过颁布《大诰》,发起了针对民间“游民”的严厉打击,而唱曲与下棋,恰是当时用来界定“游民”的常规特征。这种扩大必然一度在民间造成过人心惶惶的效果。

设立“养济院”是朱元璋的创举吗?

《家庭生活报》曾刊载过一篇题为《朱元璋曾试点推行“保障房”》的文章,里面如此说道:“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明朝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朝代。这个功劳,首先当感谢朱元璋,……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创举分别是‘养济院’、‘漏泽园’、‘惠民药局’。所谓‘养济院’,就是负责收留城市中鳏寡孤独的福利院;‘漏泽园’,就是国家公墓,免费埋葬过世死者;‘惠民药局’,就是国家免费医院,可以免费看病和免费领取药品。”

由于水平所限,笔者无意考证明代的“养济院”等福利机构的数量、收容人数、得到的财政拨款等衡量其社会救济效果的具体指标,笔者在此仅摘引中国孔子研究院的李翠教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古代养济院及其演变》中的若干片段,看看“养济院”这玩意是不是朱元璋天才的发明:

“秦朝政府对鳏寡孤独的救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隐匿成童,及申报废疾不确实,里典、伍老应赎耐,百姓不应免老,或已应免老而不加申报、敢弄虚作假的,罚二甲;里典、伍老不加告发,各罚一甲;同伍的人,每家罚一盾,都加以流放’(《睡虎地秦墓竹简》)。

南北朝佛教的行善生生观念流行,促使收容鳏寡孤独及残病者的专门机构出现。最早的是南朝齐武帝的文惠太子设立的‘六疾馆’,主要收养贫病之人(《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此后,梁武帝设置了孤独园,北魏孝文帝设立了别坊。

唐武宗废佛之后,唐政府直接承担了养济机构的经费,委任有名望的人进行监管,即:‘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唐会要》卷四十九)。

北宋徽宗时设置的居养院,主要收养孤贫小儿乃至‘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安济坊主要为医疗机构(《宋史·食货上六》)。漏泽园设立于神宗年间,‘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到崇宁年间,‘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宋史·食货上六》)。后由于靖康之变,北宋的养济机构大多毁于战乱。

作为官方的救助制度,养济院正式设立于南宋初年。绍兴元年,绍兴府通判要求设置养济机构以收留北方南迁宋人中疾病贫弱者,并专派医官治疗病人,同时派遣‘童行’二人负责管理饮食。这一要求得到了宋高宗的批准,规定凡是被收养者,要在当地官府登籍造册,写明姓名、籍贯,由官府出资供给口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八》)。

元代继承前代的养济院制度,在制度建设上比南宋更为完备。养济院在元代初称为孤老院,它的职能以收养孤老为主,与南宋临时性收养乞丐贫病有着很大差别(《元史·刘秉忠传》)。”

可见,“养济院”这种收容贫病孤寡者的慈善机构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在南宋正式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本不是明太祖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天才创举。值得一提的是,向来以昏君著称的宋徽宗和身为奸臣兼贪官典型的蔡京,竟然也是官办慈善机构的热心推行者。连吃个包子都高价请专人做包子馅的大贪官蔡京和以“杖一百”酷刑惩办交粮迟误的农民的明太祖,他们对开办“养济院”“漏泽园”等慈善机构不约而同的热心,究竟哪个是真心实意、哪个是收买民心呢?你这么爱朱元璋,怎么不也夸夸这两位呢?

朱元璋节俭?笑话!他也大兴土木 无过而不及

《朱元璋曾试点推行“保障房”》一文还有这么一句话:“朱元璋还曾经试验过‘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试点,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尽管这项政策,限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条件,未能全国推广,但可算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

乍一看好像挺合理,毕竟是水深火热的封建社会嘛,即便是明代小说《金瓶梅》里的财主西门庆,出门时身边也只带“三五两银子”。不过,看了朱元璋时代兴建中都凤阳城的奢华排场之后,笔者又没法淡定了。

“中都丰镐遗,宫阙两京陟。千里廓王畿,八屯拱宸极。” 明中都城坐落在除了身为朱元璋故乡外在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的今安徽省凤阳县。占地面积约50多平方公里,它是明太祖朱元璋集2000多年来我国都城建筑之大成,遵循《周礼·考工记》王城制度进行规划,悉心营建的一座十分豪侈的都城。明朝有四大都城,北京、南京、中都、兴都

据《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五》记载,洪武二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元惠宗逃归漠北,元朝灭亡。朱元璋召集诸老臣,议论建都之地。明太祖听了大臣们关于在长安、洛阳、汴梁、北平等地建都的意见后,认为“所言皆善,唯时不同耳”,随后提出“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朝臣多是淮西人,都愿意衣锦还乡,“皆称善。”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诏以临濠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并将临濠改名为凤阳。

笔者感到不解的是,把都城建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如何能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防御呢?更何况南京和凤阳离得也不远(约为190公里),遍观历朝历代,除了积贫积弱的北宋,还有哪个领土面积较大的朝代会在离首都不远的地方建设陪都呢?(隋唐的长安和洛阳距离近400公里,金朝的中都和汴京距离约为760公里,元朝的大都和上都距离约为440多公里)在凤阳建设陪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白白浪费纳税人血汗钱的无意义的决策。

明中都的营建可谓兴师动众,消耗巨大,建筑所用的木材,不仅“令天下名材至斯”,还遣使到尚未归入图籍的附属国“求大木”。朱元璋曾经出过家的皇觉寺在他登基后被改建为规模壮大的龙兴寺,朱元璋本人亲自题写的《龙兴寺碑》里说:“洪武初,欲以山前为京师,定鼎是方,令天下名材至斯。后罢建宫室,名材为积木,因而建焉。”搜刮聚敛的“天下名材”用来兴建一整个陪都都用不完,还有剩余的木材能用来兴建宏伟的龙兴寺,可见朱元璋为了兴建中都凤阳而对山林木材的聚敛重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中都的营建工程由左丞相李善长主持,洪武三年动土启造,开始营建皇城。至洪武六年,皇城及禁垣的城墙和基础基本建成,中都外城也已夯土筑成,但未包砖。据《明史·薛祥传》记载,由于建造中都皇城的劳役超出了民工们的负荷,敢怒而不敢言的民工们竟企图用巫术来对付朱元璋:“(洪武)八年,(薛祥)授工部尚书。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李善长奏帝,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祥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一怒之下就决定要杀掉数以千计的民工,“善待百姓”的阶级恩情何在?不过,也不知是不是民工们的巫术到底还是起了作用,朱元璋被迫在当年四月以“劳费”为由,放弃了建都凤阳的计划。

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馆的杨国庆先生在自己的专著中说:“建造南京城池的很大部分工匠、赋役民工、军夫被调往临濠营建中都。因此无论从财力和人力等多方面因素来讲,已经无法保证南京城墙能有更大规模的建设。”在长达6年的营建中都期间,“南京皇城的建设,只是零星地进行”。而中都连续不断地建设,已形成十分宏大的规模,成为明初正式营建的第一座都城。在人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以至于连南京的城墙都建不成的情况下,“最善待百姓”的朱元璋,为什么不把营建中都所需的财富都投入到社会保障事业中去,把老百姓的福利待遇从“比较高”的水平升级到“很高”的水平?

中都凤阳,既不是战略位置险要的军事重地,也不是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交通枢纽,朱元璋把大量的财政支出和成千上万的民工投入到营建中都这种没有收益的无用功中去,以至于在南京试点的“保障房”因为“限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条件”而无法在全国推广。

文化粗浅 乞丐思维治国 荒谬是必然的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强横地剥夺社会其他成员的自由,无疑野蛮、荒谬、不可理喻。朱元璋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天下百姓享有的一切,包括阳光雨露,都是他赐予的。他是老百姓的所有者,因而有权对他们进行任何处置。

听起来奇怪吗?其实,这个道理中国人理解起来应该一点也不奇怪。有一次回到农村,在餐桌上亲戚们谈到当地兴建水库,需要大规模移民。我说,国家无权说移民就移民。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大伯不高兴了。他说:“你吃国家的,喝国家的,还能不听国家的?”观点和朱元璋高度一致。

和如今的看法相反,朱元璋并不认为他牢笼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妨碍了人民的幸福。他认为这样做,促进了百姓们的幸福。

朱元璋的结论与今天如此截然相反,是因为朱元璋从自己的幸福观出发来理解帝国人民的幸福观。朱元璋从来不认为“自由”是一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从一个贫农的视角出发,他认为“幸福”就是吃饱穿暖,再进一步,就是在好房子下坐着,吃国库粮(“关着俸米吃着”),不用干活,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他想象不到,人还有别的需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至于被管理得严一点,他认为这不但不妨碍幸福,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安全感。

所以,朱元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过度干涉帝国其他成员的生活是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他绝不会认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不自由是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至于什么个性、思想、自由的价值,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在朱元璋眼里,其实他已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君主。历史上,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关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为了抓社会治安殚精竭虑?

所在,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朱元璋制造出来的不但不是什么“木乃伊”,甚至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明朝及清初的史学家则这样颂之:“祸本乱阶,防维略尽。至于著律令,定典礼,置百官,立宗庙,设军卫,建学校,无不损益质文,斟酌美备。”“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二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

明朝之后,清朝统治者更是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明孝陵今存一碑,为康熙手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意思是夸明太祖治国好过了唐宋。正因为此,清朝基本上把朱元璋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通过设军机处等小调整,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备。从这个角度说,朱元璋不只开创了三百年大明基业,连大清王朝基本上也是其政治思维的产物。

“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一直谨记在心,成功避开了当时元兵的视线,他就在元廷攻打陈友谅等人的时候,大力发展军力,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到陈友谅他们跟元廷打得元气大伤的时候,朱元璋的军队脱颖而出,声势浩大。他看清了陈友谅跟张士诚二人的性格弱点,所以他把战略主向定在了陈友谅的头上,他必须先解决陈友谅,然后胆小怕事的张士诚就不在话下了。所以灭元,朱元璋不是首功,摘桃子是头功。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朱元璋灭元几无贡献 打农民军摘桃子捡漏成功

确实,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汉室,平定天下,成功复国,再造华夏有不世奇功,而元朝灭亡,明朝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元朝贵族自相残杀的结果。除了脱脱丞相,没有一个元朝贵族有心去平定反元起义,反而是养寇自重:借助反元起义,作为自己拥兵自重的借口;这才导致朱元璋的坐大。等到朱元璋兴兵北伐的时候,元朝已经没有能够和他对抗的力量。所以说:灭大元者,大元也。再说了他建的是朱明天下又不是赵宋,怎么能算是复国?基于民族角度,那是历史观的狭隘。仅仅是因为同族,就不分好差优劣?

好吧,就算灭元是头功,但杀戮过重真没得洗。很多人对朱元璋好感很强,原因不外乎是汉人复国,大家代入的视角不外乎是英雄豪杰帝王将相,但如果只是普通佃农或者富农(没到地主),在明朝治下的生活其实非常艰难,并不比鞑清要强。当然,中小地主阶级倒是比清代好太多就是了…所谓评价问题,最后其实都是屁股问题。然而从朱元璋的藩王制度来看,朱元璋的大明朝不是恢复了华夏民族的天下,而仅仅是他们朱家的天下。朱元璋只对皇亲国戚宽容,对外人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非常的残暴。他的思路很清晰:大封藩王,大兴土木,盘剥小民。

晚年的朱元璋看似慈眉善目,其实他仅仅对他的儿孙如此……

称帝后的朱元璋变得多疑起来,他知道他手下那些淮西将士都是满身的功勋,怕他们功高盖主,后面会对自己新打下的江山不利,于是开始屠杀功臣,加强权利的集中,群臣宛如奴仆毫无尊严。洪武四大案【1、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案,2、洪武九年或洪武十五年(1376年或1382年)的“空印案”,3、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4、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被牵连的数万人个个该杀吗?首犯胡惟庸、蓝玉有该死的理由,那傅友德呢?我相信只要是看了傅友德结局的人,都会感到寒心吧!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要分开看,如果只论人品,权力野兽真不是白叫的。乞丐皇帝朱元璋:顶级权谋大师,自私权力野兽

大明洪武朝总共才多少官员?蓝玉这种正部级官员 下面的小官小吏要有多少荣幸才能和蓝大人扯上关系?株连两万人啊大哥,蓝玉谋反是实该死,但真的党羽以万为单位? 更遑论80岁的李善长谋反案,那简直是为杀而杀而已。

我们谈历史一般以二十四史为根据,当然了就是正史也有好多扯淡的地方,只要是人写的,就会被权力干预,夹杂作者自己的看法,我们需要自己去理解,我们学习历史不是单纯为了知道过去,而是着眼未来。

今天不谈什么历史功绩和疆域贡献,单说人品,如果乾隆是王八蛋的话,那朱元璋就是畜生,这样的人竟然还有人崇拜。

一,杀功臣。开国皇帝杀几个居功自傲的功臣不是什么大问题,历朝历代都很多,但牵连无辜,朱元璋确实有一套,当时人口也就五六千万,但朱元璋杀起来也是论数十万的杀,里面有多少无辜,这不是战争年代。

二,以家代国。在朱元璋眼里全国百姓就是给他们朱家干活的奴隶,明朝宗室消耗的财富是中国各朝代之最,养一个朱需要多少百姓。明朝皇室后裔曾经多地吃垮天下 最后结局多悲惨

三,也就朱元璋永远也摆脱不了畜生的原因,殉葬。这是实在是不该有的悲剧,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算是为了国家稳定,朱元璋完全就是草菅人命。

真实的朱元璋,独断、残忍、灭绝人性,超乎你我的想象!

朱元璋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一个汉民族组建的明王朝不是汉人的乐土。这并不等于汉人恶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即便是古人,也有思想敏锐者对中国的皇权制度,对中国的帝王做过猛烈地抨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意为“君为民害”,并且把皇帝描述为这样的人:“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如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唐甄也直言道“自周秦以来,凡帝王皆贼也”。

明朝创始人朱元璋,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对元朝官场制度的腐朽深有体会,对之也是深恶痛绝,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他对官员的治理达到史无前例的严酷,专门制定法令,用于限制明朝官员的言行,此外朱元璋自己生活比较节俭,一直保持农民本色,他对明朝官员生活成本的判断偏于保守,直接导致明朝官员薪酬极低。他固执地认为如果给官员过多的物质保障,只会带来奢靡之风,工资只要够解决温饱问题就足够了,所以他一开始就制定了低薪酬的政策。明朝之前很多朝代将田地作为官员工资的一部分,这样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收入。刚开始朱元璋也实行过这个政策,但不久就消亡了,这也让很多官员的收入大大减少。明朝初年的时候就开始实行改革薪酬制度,这一次的改革并没有让官员的薪酬有所提高,反而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薪酬。但是他自己没有想到,这带来了更加严重的贪污问题。

朱元璋对明朝官员的要求很高,一旦犯了错,掉脑袋是很正常的事,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入朝为官,宁愿在家中办一个私塾,以教书育人为乐,朱元璋则认为,天下学士都是大明子民,都有为大明王朝服务的义务,所以出现过朱元璋对不愿入朝为官的学子进行处罚的案例,明朝有学子不愿入朝为官,其实与他们的薪酬低也有很大关系。他还发没信用的纸币,掠夺民间财富。

说明朝官员工资低,当然是指有品级的官员,也就是一品到九品,不包含开国功臣以及他们世袭爵位的子孙,开国功臣们的级别大都是高于一品,是享有特权的,他们不仅薪酬极高,朱元璋还赏赐给封地,有封地就相当于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光靠封地得到的收入,都远高于朝廷拨付给他们的年俸,他们不在讨论之列。

明朝官员工资低,那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用数字说话,明代俸禄以品级制度为基础,共分九品十八等,朱元璋时期,明朝官员俸禄以米的形式计算,其中正一品官员年俸900石,从一品750石……正七品140石……正九品米60石,从九品米50石。到了明成祖时期,才出现“以米折银”,而且俸禄有所增加,但相比唐宋依然极低。

用米的形式说明俸禄,其实还不够直观,那我们以相同购买力的形式进行换算,直接换算成我们现在的人民币。明朝一石米经换算大约是90公斤,按照如今的米价5元/公斤换算,朱元璋时期官员的年俸,正一品官员的年收入换算人民币约为40余万元,从一品30余万元……正七品4、5万元……正从九品2、3万元,这么一看,是不是的确很低。

明朝很多官员生活拮据,比如明朝官员海瑞,他当时在淳安县做知县,从品级上来说,是明朝正七品官员,也就是年俸140石,换算成现在的收入水平大概是年薪4万多,这根本不够他们一家老小日常开支,没办法的海瑞只能自己种地、种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老小生计问题,据记载,海瑞家只有过年时才舍得吃上一顿肉。

也许有人说,一年四五万的收入,现在一般家庭也不至于生活如此清贫,的确如此,不过这是在我们如今家庭人口少的情况下,古时候家里有个三妻四妾,加上召唤使用的下人,还上有老下有小,一个知县家中少说也有十几口人,不算其他开销,仅仅吃饱饭这一项,如今一年四五万的收入恐怕都难以维持。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可以和明朝的官员相比,能把官员的薪水压得这么低。他们可能连吃饱饭都是一个问题,如果你辞退官位回家养老,可能连路费都没有。明朝官员俸禄低,导致一些官员铤而走险,但朱元璋最憎恨贪官污吏,他制定的残酷刑罚就派上了用场,朱元璋的原则是宁错不漏,所以出现了很多株连的案件。

朱元璋几乎是开国皇帝中最蒙昧,最残暴的一个,纯粹是个杀人无数的屠夫,他的词典里只有“杀杀杀”,正是他让中国历史进入的更加黑暗的隧道。

朱元璋白手起家,能够从一个贫农,一个孤儿华丽转变为一个帝国的开创者,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命运实在奇特,《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解注》写得颇为贴切“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从乞丐到皇帝,朱元璋的焦虑表现为残忍。

皇帝们普遍都有焦虑感,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君主们为了大权独揽和自己的臣子们斗争了数千年,为了实现君主集权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绞尽脑汁地想要设计出一套固若金汤,无懈可击的制度。汉朝刘邦为了消除自己的焦虑,确保刘氏江山的千秋万代,立下“非刘氏不得为王”的规定,又大封刘姓王侯,希望这些人团结在一起,确保刘氏江山不会为外人动摇。

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解除将军们的权力,希望赵氏江山也能千秋万代,此类例子可谓不可胜数……到了朱元璋这里时,这位白手起家的皇帝和刘邦一样也面临着巨大的焦虑。成功得来实在不易,不能光自己当一世的皇帝就罢了,还得为子孙后代考虑,这是中国人的通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然后就是恩泽子孙。

与当年的刘邦一样,朱元璋看着满朝的文武大臣心中实在担忧,这些开国功臣们昔日都是一起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战友。可如今形势不同了,天下太平了,自己当上皇帝了,朱元璋反而变得焦虑和患得患失起来,他实在担心有一天这些能力不俗,影响力巨大的功臣们一念之差下就把自己的王朝给推翻了。虽然他们现在不敢这么做,可并不确保以后不会这么做。

这位白手起家的皇帝对自己创业的功业自然是感到自豪的,可感到自豪的同时又害怕自己的荣耀和伟业在自己百年之后化为乌有。天下虽是朱家的,但是有多少外姓人在伺机而动,他们就像毒蛇一样一旦抓住机会就会把朱家这条龙给消灭!21世纪的今天有一个特殊词汇叫“凤凰男”,意指那些白手起家,从贫困环境出身但却改变自己命运的男性,这些男性的心理中具有自大和敏感的特点。

自大是因为自己从一无所有创造了所有,因此感到自豪,这固然是正常的。所谓敏感,又表现为对自己创造的一切看得太重,因此时刻担忧有朝一日会失去这些,因此对什么东西都充满怀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在朱元璋身上亦能看到这些特征,尽管他是五六百年前的古人了,但他的行为却足以解读出这一点。

《剪胜野闻》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及太后崩,帝惨不乐,愈肆诛虐。太子谏曰:“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天和。”帝默然。明日,以棘杖委于地,命太子持而进,太子难之。帝曰:“汝弗能执欤?使我运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刑余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

朱元璋喜欢杀人,他身上的杀伐气太重,他的儿子朱标劝他不应滥杀无辜。朱元璋找来一根长满刺的藤条丢在地上要朱标握住它,但朱标不敢,朱元璋于是对他说:“我帮你把刺去除,岂不是美事”,所谓的刺自然就是指那些在朱元璋看来有可能对朱氏江山造成威胁的人。

他通过“洪武四大案”大开杀戒,牵连甚广,尤其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后功勋陨尽,朝野无人。通过这两大案,明朝的开国元勋们基本被屠戮殆尽,在他颁布的《逆臣录》中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等高级官员,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层官员。

朱元璋的焦虑正是这些刺,这些刺实在让朱元璋害怕,焦虑和不安,这些人就像一颗颗埋在朱氏江山里的地雷,不清理实在危险。因此,他只有狠下心来把昔日的功臣们屠戮殆尽,只有这些能力突出,影响力巨大的大人物们一个个都消失了,朱元璋的焦虑才会消失,朱氏的江山才有可能平稳的延续下去。

他的手段固然是残忍的,可这种心理实在正常不过。电影《指环王》中有一个经典的角色叫咕噜(Gollum),它为了得到至尊魔戒为自己拥有,最后变成了一个怪物,最终和至尊魔戒一道毁灭。咕噜对至尊魔戒有一种近乎发狂的迷恋,他仿佛是失心疯了沉迷在对魔戒的渴望中,所以它不惜一切手段渴望得到至尊魔戒,而且也不容许任何人夺走它。

朱元璋的心理也是暗合这一点的,实际上这是人类的一种通病,贪婪。试想,一个人昨日如果还是身无一文的穷人,今天就变成世界首富,身份的巨变恐怕是心理无法承受的,为了守住这份财富,自然是要不择手段的。正因为太在乎了,因此患得患失,焦虑不安,正如中产阶级的焦虑一样,生活过得精致并不行,问题在于如何维持这种精致的生活?

这就是焦虑——

朱元璋是复杂的,他身上有暴君的特征,皆因为他杀人太多,这也是历代以来令他饱受诟病的地方。但这位君主另一方面又是伟大和值得称颂的,他对待功臣们虽然背负了良心债,可是他对于国家来说却是问心无愧的。可以说,朱元璋的前半生是在为明朝的建立而奋斗,而他的后半生则是为了国家的强大而努力。

他是有史以来最勤奋的君主之一,胡惟庸案后丞相制被他废除,由于内阁制度尚不完善,加上他对官僚们不信任。这位皇帝事必躬亲,事事亲为,他曾创造过一项人尽皆知的纪录——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八天的时间里他收到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处理各类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

如此勤奋,古往今来又有多少帝王能够做到呢?朱元璋曾自我评价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对于社稷,他确实无愧于心。然而,乞丐能有什么见识?干得越多,民众越糟糕,越受累。就是他废除了丞相制度,才把自己活生生逼成劳模皇帝自我陶醉自我感动一番。

另一方面来说,朱元璋的残暴也是复杂的,首先来说他的残暴行径中有因为焦虑和猜忌而大开杀戒的成分,但另一方面来说他的残暴又是一种嫉恶如仇的表现。朱元璋,一个早年因为家里穷得吃不下饭而沦落到当和尚的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看到了许多人一辈子不曾见到的社会黑暗。这势必让他的心中有一种嫉恶如仇的特质。

侯耀文曾评价郭德纲说:一路走来,步步血泪,无人扶持,势必嫉恶如仇。这话稍加改动拿来形容朱元璋也实在是贴切得很,朱元璋一路走来,可谓是一步一个血印,从那死人堆里硬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开创了大明帝国。见识了太多的黑暗,官僚们的腐败,各种土匪流寇的暴行,以及黎民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以后,朱元璋真真是恨不得杀尽天下的贪官污吏。

他嫉恶如仇,因此对贪官污吏尤为痛恨,在他的统治下曾先后发动六次大规模的政治肃清运动,捕杀超过十五万人的,主要就是针对贪官污吏们。这十五万人并不全然是官僚,也包括他们的亲属门生,也就是普通百姓,朱元璋恨不得将这些人连根拔起,一次杀光。

然而杀有时候实在解决不了问题,人性就摆在那里,恐怕非得造物主出来重新创造一个完美的人类基因。朱元璋晚年也不得不悲哀地感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贪污腐败的现象禁尤不绝,实在是悲哀,人性是多么可怕,欲望又是多么可怕,以至于人们前赴后继的在刀口上舔血。

为了杜绝帝国的贪污现象,朱元璋苦心制定了一部法典《大诰》,他要求全帝国的人民学习这部法典,他希望通过群众运动杜绝贪污现象,然而不管朱元璋怎么做,贪官污吏还是不断出现,这让他十分头疼。最终他意识到,光靠劝诫是行不通的,要想真正纠正官员的陋习,还要靠百姓监督——群众运动。所以他规定老百姓发现官员贪污以后,可以“民拿害民官吏”——就是将官员抓起来送到相关的执法部门。此外他还命令官吏将《大诰》的部分内容刻在全国各地的凉亭或石柱上,此外他还规定老百姓带着《大诰》上访,沿途官员不得干涉,否则将受到处罚。

怎么个民拿害民官吏呢?据《御制大诰》记载:“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起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

说白了,就是今后再遇到欺压百姓的官员,那么大家可以召集乡村贤良,或者豪杰之士一起商议,可以直接将其捆起来押到京城治罪。

其实历朝历代,都有监察官员的部门,商周时期就有了“监查制”。到了唐朝,百姓可以状告官员,但避免不了官官相护的情况发生。到了朱元璋这里,百姓的权利就更大了,可以直接押解官员进京问罪。

此规定一出,立马就赢得众人称赞,不久便有一位官员,被百姓押解进京。朱元璋可不是说说而已,当官员被押到京城,朱元璋立马下令彻查他。最后查实真相后,朱元璋怒斥道:“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罪之不恕!”

这位见州县长,是“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实行后,第一位得到制裁的官员。朱元璋决心要将这一制度实行下去,可想而知,这位见州县长的下场有多惨了。

不过时间一长,朱元璋还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官官相护。百姓要押解官员进京,途中就会遇到很多官员刁难,他们虽无权让百姓放人,但可以让百姓花费大量金钱,才允许他们过关。

朱元璋知道后十分震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对制度又进行了整改,主要分为两方面:其一调动百姓积极性,不让他们对制度失望;其二保证百姓进京一路畅通无阻。

调动积极性,主要就是对主动押解犯错官吏的百姓奖赏。就好比当时常熟县官吏顾瑛,长期欺压百姓。常熟县百姓商议后,决定将其押解进京,于是选出十余人为代表负责押送。当朱元璋核实后,便对这些人进行了奖赏,还免去他们三年徭役。不仅如此,还报销他们进京一路上的开销。这样一来,百姓就更加积极了。

至于畅通无阻,主要就是对途中官员施压。比如洪武十九年,嘉定县县官杨凤春谋财害命,百姓押解他进京的途中,就遭到淳化镇当地巡检何添观的刁难。队伍迟迟无法前进,百姓只好派代表进京告状。

原来,杨凤春一早就贿赂了何添观,就是希望他拦住百姓。朱元璋知道后,直接下令砍了何添观的双腿,更是将杨凤春诛三族。为了防止今后再有这类事发生,他便下令:“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

《御制大诰续篇阻当耆民赴京第六十七》中就记载了官员干涉老百姓而受到处罚的事情:

“洪武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名,手执《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经过淳化镇,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望索要钱贯,声言差人送赴京来。如此沮坏,除将个人押赴本处,弓兵马德望以前《大诰》行诛,枭令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号。今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

从此以后,再没有官员敢中途阻拦百姓进京,加上朱元璋又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所以越来越多的贪官污吏,被押解进京治罪。朱元璋给百姓的这项权利,赢得众人拍手叫好,然而后世君王却不敢效仿,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官员凌驾于百姓之上,已经是常态了。突然让百姓拥有押解官吏的权利,这在当时属于一种超前的行为,因此后世君王根本不敢效仿。所以朱元璋去世后,朝廷就以“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为由,将这条规定给废除了。

所以朱元璋搞的是人治,这一套离开了他就行不通。

为了帝国的未来和强大,朱元璋可谓是操碎了心,想尽了一切办法,兴许恨不得自己能够分身,恨不得自己能够获得千岁万岁,这样大明朝在他的统治下才会变成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作为一个君主,他实在是不合格的,他愧于百姓,愧于社稷,虽然犯过错误,但对老百姓来说拥有这样一位贤明与嫉恶如仇的君王,这实在是莫大的福祉。

这就是多面的朱元璋,复杂的朱元璋,他既是残暴的,良心泯灭,中国历史上实在没有哪位皇帝像他这样性格鲜明,矛盾而又复杂——

李敖对朱元璋有一个简短的评价:明太祖朱元璋,是平民皇帝,也是恶棍皇帝。在他平天下后第二年,就正式成立了“锦衣卫”(明朝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分别干嘛?),这是他御用的强大特务机构,专门用来整肃异己或战友。帮他打天下的如李善长、胡惟庸、蓝玉、傅友德、冯胜等等,都在“锦衣卫”成立先后被宰掉。

王学泰的名著《游民文化和中国社会》,正好里面专门有一章从游民皇帝的角度分析朱元璋,在这里摘录一些:

赵翼说朱元璋有“盗贼”之性,主要就是指他称帝之后逐渐表现出的极端残忍的一面。(朱元璋出身游民),游民残忍的性格,与其生活经历中饱受的苦难和文化水平较低有关。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后感觉便迟钝了,此时对他人所遭受到的苦难便缺少了常人应有的感觉,甚至不觉得这是痛苦。游民文化水平低,智力水平也相应较低,人们同情他人的痛苦,首先要对他人的心理世界有所了解,而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平较低的人们不具备这些,所以人的同情心缺少了,人性中残酷的一面就不免要畸形发展了。朱元璋是具有相当高的智力水平的,最初虽没有文化,后来随文人士大夫读书,达到相当的水平,因此,他在统治中所表现出的残忍是出于感觉的麻木和政治的需要。

我们说一统天下之后的朱元璋在巩固政权方面表现出非常残酷的一面,这主要还不是说他制造了多少冤案,杀了多少人,而是指他对生命,对人的生存权利,对人的自尊的贱视和蔑视。活生生的人在他的眼中无异于猪狗,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蔑视人这一点,虽然是皇权专制主义的共性,但是在朱元璋这个游民出身的皇帝的行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在整顿吏治和稳定政权的过程中,推行打击面极大的政策和极为残忍的肉刑。近几十年来一些史家,把明太祖无节制的杀戮说成是他在维护法制时对地主阶级和贪官污吏进行的“无情的打击”,其语意颇有赞颂之意,似乎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残酷。这种意见显然带着时代的烙印,在社会文明有长足进步的今天,很难得到人们的公认。

朱元璋制定各种严刑酷法,他下达诏书公告天下“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也就是在朱元璋时期只要贪污六十两以上就杀无赦,为此,朱元璋还亲自审讯和判决一些贪污案件,将案件记载于《大诰》,并宣传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在各府州县,朝廷都设立有所谓的“皮场庙”,就是专门剥皮的地方。如果官员贪污达到“剥皮揎草”的处罚,就会被拉到皮场庙去行刑。贪官会活生生被剥掉表皮而死,而这还不是结束。贪官的皮囊被剥下来之后,会被塞进石灰与稻草,然后放置在贪官继任者的公堂旁,以此为警示。然而如此高压的反腐措施并不能避免大规模腐败,对官员的震慑并不强。

朱元璋蔑视人、贱视生命的意识也成为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一个传统。不仅那些权阉、权臣随意使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是这个传统的再现;而且,文人士大夫的自虐情节也与此传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失去了自尊,许多人以自污求生存。明初著名诗人袁凯曾以《白燕诗》闻名于时,入明,以荐授御史。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审完一些案子,常把这些案子的档案及量刑结论给太子看,太子往往予以减刑。朱元璋问袁凯:“朕与太子孰是?”袁凯谁也不好得罪,只好说:“陛下之法正,东宫之心慈。”朱认为袁凯老奸巨猾,首鼠两端,一度下狱。释放后,袁凯感到做朝臣的艰难,又没有理由回归乡里,于是装疯,仆地不起。太祖派人用木钻钻他,他也忍住不动,被视为真疯,这样才被放归家乡。后来朱元璋又曾派使者到他家侦查,他当着使者的面唱《月儿高》的小曲,吃狗屎,这样才幸逃一死,见《列朝诗集小传》及《明史》本传。得以寿终,在明初的文人圈中还真有点意外。又如《南吴旧话录》记载上海文人郁惟正被征诏,当时朱元璋威福莫测,常有征召文士入朝,“立受显职,旋即诛戮者”。郁惟正深自韬晦,进京后,皇帝让他自我介绍,他作诗云:

上海入京郁惟正,现患四肢风湿病。皇帝若还可怜见,饶了一条穷性命。

看到这种自我污辱式的自白,朱元璋才准许其归隐。文人士大夫要生存,非得彻底去掉面子,泯灭自尊不可,连求生都如此艰难,更不要想追求历代儒者所倡导的文人士大夫应该具备的风骨了。文人士大夫只有彻底变成软体动物,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这不仅使文人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中断,也导致了全民道德水准的下降。因为知识阶层的道德水准不单纯是他们自己的事,它关系着整个的社会。

现代和当代的文人学者对朱元璋类似的评价很多,譬如鲁迅把他称为“无赖皇帝”“流氓皇帝”。

评朱元璋:“……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历害。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子还十足,还可笑。”――《上海文艺之一瞥》,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收录于《二心集》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一、朱元璋的大屠杀

明政府统一华夏,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人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汉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武则天当政时期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1380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他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77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妻女弟侄七十余人,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三年后,1393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二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遭遇朱元璋的毒手。

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却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窜而死。

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刘伯温),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还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广洋贬窜,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

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

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

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

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得以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了。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朱元璋这屠夫杀光开国功臣 唯独汤和大智慧躲过

可以说,十四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

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录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全部破产。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

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干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二、灭绝人性的特务机构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

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应对。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当皇帝的武则天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

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我们先用下页表,说明明政府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互相关系: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

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十五世纪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十六世纪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明朝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分别干嘛?太监代代有明朝特别多 为何明朝的太监都很厉害

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

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性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

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

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性的图画。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

三、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

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150件奏章,裁决400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

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十五世纪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40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40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15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

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国人的不幸。

四、大黑暗时代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十四世纪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举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

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反贼的往事。

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被处斩。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则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

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

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十五世纪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这种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

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而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要用孔子、孟子等圣人的口气说话,即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

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50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

  

知识分子不再用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用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认为是读闲书,浪费光阴。

自此,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

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以挨廷杖为忠臣而自豪。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十四世纪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谁也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没有他朱元璋,也会有别人推翻元朝暴政,谁也挡不了历史的洪流,但朱元璋人品是畜生,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一代暴君朱元璋 不谈功绩只谈人品与畜生无异

元末明初之际,没有朱元璋难道中华民族没有更好的活法?

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流氓皇帝,看看有些有典型的英雄主义情结的人是怎么肉麻的吹捧的呢?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

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

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的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

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他告诉我们,执著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

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

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

六百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六百年也不会停止。

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是的,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个人,歌颂个人奋斗的精神,似乎也并无大错。然而,历史上那些民夫独贼们,以一人之力,取得“丰功伟绩”的不也不乏其人吗?希特勒流浪汉出身,差点儿征服了整个欧洲。斯大林幼年是贫苦的学徒,却统治了苏联这个庞大的帝国几十年。赤柬的大魔头波尔波特也是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说出生论是不是是一种迂腐?

社会动荡之际,沉渣泛起,社会各阶层重新洗牌,不是朱元璋当皇帝就是李元璋张元璋当皇帝,这里面有个人才能的因素也有运气的成分。一人成功之后,就大捧臭脚(对明朝第二个残暴皇帝朱棣作者也是如此),这是典型的奴才心理。内心强大的现代国民不仅不以成败论英雄,即使对于真正伟大的人物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或抛弃。

让我们来看看二战以后英国人怎么做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即举行的大选中,英国人民抛弃了刚刚带领他们走向战争胜利的丘吉尔。此前在出席雅尔塔会议时,有一天丘吉尔参加由罗斯福作东的宴会。在宴会上非正式的谈话中,丘吉尔说,他是经常被当作反动派“被痛打”的。但是在他和罗斯福、斯大林三个人中,只有他随时可能由他的人民通过投票把他赶下台。他个人倒是以这种危险而引以为荣的。斯大林接口和他开玩笑说:首相显然是害怕英国即将举行的大选的结果。丘吉尔回答说:他不仅不害怕,反而以英国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这样做,他们就有把他们的政府撤换掉的权利而感到自豪。丘吉尔当时这么说大概也是真心的。但事情一旦真正摆在面前,丘吉尔就不大自豪得起来了。当保守党的失败最终被确认后,丘吉尔感到的是失望和迷惘,他十分沮丧,并且不无微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中谈到严厉而又卓越的法国前总理克列孟梭“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时,引用了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

没有哪一个人物比人民的权利还重要。如果让作者选择,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回到朱元璋那个阴森恐怖,死气沉沉,人民终生不能更换职业(像作者这样,不好好当公务员而胡乱写书,不知朱元璋会如何处置),官员随时担心掉脑袋,被剥皮實草监狱一般的社会中去。

不晓得很多人的脑袋瓜里,除了对暴君们的歌颂,有没有曾经有一秒钟想到过,元末明初之际,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让中华民族有更好的活法,未来的历史有一个更好的走向。

可是很多人似乎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人,评述历史的时候眼光还是传统的,古代的,老掉牙的。 如果只是听故事,如果只是依旧拜伏在地上,仰看那些“英雄”们,这样的历史不读也罢。

朱元璋的“圈养”式牧民:发挥到了极致

一般来说,封建王朝的开国之君大多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雄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无疑是一位雄主,但他偏偏喜欢眉毛胡子一把抓,是一个“上管天文,下管地理,中间管空气”的主儿。他不仅对官场控制得风雨不透,而且对臣民的衣食住行“悉心关怀”,甚至对臣民的家务事都“具体过问”,把中国的“圈养”式牧民之术发挥到了极致。朱元璋刚刚扫盲的水平,通过自学达到了普通知识分子的水平,粗识大字而已,而他本身又是没什么科学素养,却要用他的突发奇想来建立一个理想国。

臣民穿什么服饰,他管着。洪武初,朱元璋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等方面,亲自制定了明代服饰制度,规定不同阶层的人员,穿不同式样的服饰,王公贵族、官员,使用锦绣、绫罗等服饰面料,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但务贾之家,只许穿布,而开妓院的男子只能戴绿巾,妓女只能戴黑色的帽子,身穿黑色褙子,出门不许穿华丽的衣服,后又禁止教坊司乐妓戴帽子穿褙子。朱元璋还多次申述服饰禁例,一旦有人违犯,就给予严厉制裁。

臣子吃什么东西,他管着。有一天晚上,开国功臣宋濂家里来了客人,宋濂热情招待客人,并陪客人喝酒。翌日上朝,朱元璋问宋濂,你昨晚在家喝酒没有?宋濂说喝了。朱元璋接着又问,和谁在一起喝?你为客人们准备了哪些好菜?宋濂都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高兴地说,宋爱卿果然是老实人,没有骗我。原来朱皇帝的“锦衣卫”已经窥伺得一清二楚了。

农民种什么作物,他管着。朱元璋坐江山后,就强迫农民依照朝廷需要种植作物,“各户务要依照号令如法栽种桑株、枣柿、棉花,敢有违者,家迁化外。”

臣民怎样贴春联,他管着。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下令“公卿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并要求对联所用纸笺必须是朱砂染色,名为“万年红”。原来,“红”、“朱”同义,他要朱家子孙永坐江山。

坊间流行什么风俗,他管着。早在洪武元年,有一个叫高原侃的官员进言,认为京城百姓遇到丧葬,均设宴席,聚亲友,“作乐娱尸”,“无哀戚之情”,这样的风俗影响极坏,应予禁止。朱元璋当即命令制定丧服制度,让天下遵照执行。

大臣的寻常家务事,他管着。大明的开国大将常遇春惧怕老婆,虽无子也不敢纳妾。朱元璋便给常遇春送去两个绝色美女。但常遇春慑于老婆的泼悍,不敢与美女同房,只是在早上洗漱时发出了一声赞叹,美女的小手是多么冰清玉洁呀。但当他上朝回家时,竟收到老婆送来的一个盒子,盒子里面装被砍掉的美女手臂。

朱元璋闻讯大怒,把常遇春的老婆杀了,并大卸八块,煮肉熬汤,大开筵席,请大臣们前来享用。朱元璋兴味盎然地说,这道羹叫“疗妒羹”,是用常遇春的老婆的肉熬成的,让天下的妒妇以此为戒。(编者注:这个故事为民间传说)

当然,更令人叫绝的是,朱元璋严密地管着老百姓的一双脚,不许随便走动,不得随意跑动。即使要走要跑也必须在他划定的“圈子”内,不得越雷池半步。由“户贴”到“黄册”,浅谈明朝的户籍制度的发展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九年(1386年)四月,朱元璋发布一道诏令,要求士、农、工、商四民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命的不得远游,百姓凡出入、作息,乡邻都必须相互告知,如果偷偷跑到他乡就算违法,要被流放边疆。规定邻里之间,家里有多少人,从事什么职业,互相都要知根知底,乡里的甲长和县、州、府衙门对这些也要一清二楚,不论城乡,绝不允许有游手好闲之人,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出现闲人,而甲长们坐视,邻里亲戚也不捉拿,而该闲人又有犯法之事,闲人一律处死,其所在地的甲长和四邻都迁到边远地区。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朱元璋又下令,若有离开本土者,乡邻不仅要知道他去了哪里,还要知道他靠什么为生,如果不知其下落,这人久去不回,乡邻们都要受到惩罚。与此同时,朱元璋还设置了“路引”的制度,即农民在百里之内可以自由通行,若要出百里之外,就由官府核查,发给加盖了官印的“路引”,作为外出的凭据。官府在各条要道上设立一个叫巡检司的机构,专门负责盘查往来之人,如果某人离开本土百里,又没有“路引”,巡检司就将其擒拿送官。

就这样,在朱皇帝“悉心”管理下的臣民,就恰如一群被牢牢“圈养”的动物,完全听凭“主人”控制、摆布和宰杀。(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孙存准) 

朱元璋的人性与兽性

⊙双重人格

在历史上,朱元璋是一个性格复杂、经历传奇的人物。他广纳人才,夺取天下,当皇帝后又强化君权,滥杀功臣,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他“残忍实千古所未有”,说他是“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杀人的先兆

朱元璋喜怒无常,动辄杀人,不过朱元璋杀人有一个明显的先兆。上朝时,如他把腰间的玉带按到肚皮底下,则要大开杀戒;若他将玉带高系于胸前,则多半会平安无事。所以当大臣们看到朱元璋的玉带低挂时,都会面色如土,惴惴不安。据说许多人在早晨上朝之前,都要和妻子诀别,并安排好后事。如能活着回来,则举家庆贺,感谢上天的恩典。

⊙是你贵贱不分

朱元璋赐宴傅友德,命叶国珍陪饮,一边拨来歌妓十余人助兴,一边却派侍从暗中观察。不一会,就见叶国珍命令歌妓们全部脱去皂冠,然后换上华丽的衣服,混坐在诸人中间。叶国珍与一个歌妓嬉戏逗趣,旁若无人,很在状态。听到汇报,朱元璋十分愤怒,下令武士把叶国珍绑了,和那个歌妓一起锁在了马棚里,还将那个歌妓的鼻子削去鼻尖。叶国珍气得暴跳如雷,大嚷道:“要杀便杀,为何将我和一个贱人锁在一起?”朱元璋说:“你自己贵贱不分,就别怪我用这种方式羞辱你。”

⊙失信于天子

朱元璋曾下诏免去江南诸郡的租税,百姓皆大欢喜,连呼圣上英明。然而到了秋后,朱元璋却又将赋税给恢复了。右正言(官职名,中书省的属官)周衡于是进言道:“陛下减免租税,这是百姓的福气,现在又恢复租税,无异于失信于百姓。”朱元璋点头称是,采纳了周衡的建议。过了几天,周衡向朱元璋请假,要求回老家一趟。周衡是无锡人,离南京城不远,于是朱元璋准了他六天假,让他快去快回。结果,周衡前赶后赶,直到第七天才回到京城,朱元璋大怒道:“你说朕失信于天下,那你这岂不是失信天子!”命人将其押往闹市斩首。

⊙悍妇之肉

朱元璋感念常遇春没有子嗣,于是赐给他两个宫女。常遇春的妻子一向悍妒,因此常遇春也不敢亲近她们,只在早晨起来时,让她们伺候着端水洗手。一天早上,常遇春照常洗手,无意中看见其中一个宫女的手很白,便随口说了句:“好白的手!”然后更衣入朝去了。等常遇春上完朝回到家,妻子给他送来一个红盒子,常遇春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那个“好白的手”。常遇春惊惧错愕,吓得将盒子扔在地上。第二天再上朝,常遇春神思出游,朱元璋问其缘故,常遇春不敢如实以对,嗫嚅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朱元璋开玩笑说:“爱卿表情这么不自然,难道是想要谋杀朕吗?”常遇春这才告以实情,叩头说:“圣上怜昔下臣,才赐给臣两个宫女,现在搞到这个地步,有负圣恩,万死莫赎,这才心神不宁。”朱元璋笑着说:“爱卿不必多虑,宫女有的是,回头朕再赐给你。一会随朕喝几杯,压压惊。”说完朱元璋便派人去杀了常的原配,并将其肢解,回来分给大臣们食用,美其名曰:悍妇之肉。常遇春再次惊恐,几欲癫狂。

⊙人性化举措

朱元璋在凤阳皇陵的四个门上,分别悬挂了一块金字招牌,上写:“民间先世尝有坟墓在此地者,许令以时祭扫。守门官军阻挡者,以违制论。”此人性化举措颇受当地老百姓的赞赏。

⊙拒绝恶习

有个随母亲改嫁的人,一次继父生病,此人便割下自己腿上的一块肉,煮给继父吃。一朝官听说此事后,认为他纯孝可嘉,便上报给朱元璋。朱元璋听后却不以为然,说:“继父应该算他亲生父亲的仇家,他的身体是亲生父亲给的,割了去救活父亲的仇家,这分明是大大的不孝。”最后竟将那人治了罪。日照县农民江伯儿,因为母亲生病,割下自己胁下的肉让母亲吃,给她治病,结果病没好。江伯儿又向神灵祈祷,说如果能让他母亲的病好起来,情愿杀子祭祀,以感谢上苍的恩德。不久,他母亲的病果然好了,于是江伯儿便杀了自己三岁的儿子祀神。当地官府将此事上报给朱元璋,朱元璋大怒,说:“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命人逮捕了江伯儿,杖则一百之后充军发配海南。朱元璋随即传谕全国:从今天起,再有割股卧冰的蠢人,不在表彰之列。

⊙皮场庙

朱元璋治贪很严厉,规定:官吏受贿枉法者,受一贯以下,杖刑七十,每五贯加一等,到八十贯处以绞刑;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贪一贯以下杖刑八十,到四十贯斩首;官吏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要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当时各府州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所以老百姓将其称为“皮场庙”。剥皮之后,还要塞上草,然后放在衙门公座旁边,让那些在职的官员们看了触目惊心,起到警示作用。

⊙有朕在呢

徐达功高盖主,朱元璋想除去他。徐达生病,朱元璋去他府邸探望了好几次,还召御医给他诊治。回来后朱元璋问御医,此病最忌讳吃什么?御医答道:“最忌食蒸鹅等发物。”朱元璋于是命人给徐达送去一道蒸鹅美食。明朝规定,国君赐食,臣子必须当即食用。徐达情知必死,也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泪吃完了蒸鹅。朱元璋密令御医逃跑,不久,徐达死了,朱元璋蓬发垢面,光着脚拿着纸钱一路哭着来到徐达家里,随后下令追捕在逃的御医,声言要给徐达报仇。徐达的夫人大哭着出来拜谢,朱元璋安慰她说:“嫂子不要有什么后虑,有朕在呢。”

⊙粪清插凉水

洪武年间,锦衣卫里有个叫王宗的厨师,因犯了错怕被杀头,于是托家里人向医生王允坚买了一包毒药,想自我了断。朱元璋得知此事后,下令逮捕了王允坚,并让他把卖出去的这包毒药当场吞下。王允坚手拿毒药,吓得面无血色,哆哆嗦嗦不敢吞服,最后在武士的催逼呵斥下,王允坚才不得已把毒药吃了下去。之后,朱元璋开始慢条斯理地问他,这毒药是怎么配制的?吃下去之后多长时间会死?如果你中毒死了还有什么留恋?等等问题,王允坚一一作了回答。过了一会儿,朱元璋又问:“这毒药有没有办法消解?”王允坚说:“用凉水、生豆汁、熟豆清掺合在一起服下,可以解毒,如果用‘粪清插凉水’,则解毒更快。”于是朱元璋叫人取来凉水半碗,粪清少许,在旁边等待。

不一刻,王允坚开始出现中毒症状,眼神四顾,烦躁不安,两手不住地在身上搔来搔去,朱元璋见状,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询问中毒的感觉,以及多长时间之内可解毒,过了多长时间就不可解了等问题,直至看到王允坚脸色发青、奄奄一息了,这才叫人给他灌下解毒的粪清和凉水。王允坚受尽折磨,痛苦不堪,最后总算侥幸活了过来。王允坚走了趟鬼门关,以为躲过了此劫,没想到第二天,朱元璋却又下令将王允坚处以斩立决,并枭首示众,原来之前只不过是为了看看毒药的效力。

⊙朕都受不了

洪武年间,驸马都尉欧阳伦,在花街柳巷,偷偷和四个妓女一起饮酒作乐,没想到有人告发了他,朱元璋很生气,下令逮捕这几个妓女。妓女们知道逃不过此劫,于是便想自毁容貌,以期瞒天过海,苟活性命。这时欧阳伦身边的一个老吏对她们说:“你们只要给我一千两金子,我就有办法能让你们不死。”妓女们闻听喜出望外,立刻先预付了五百两金子,答应其余部分随后奉上。老吏于是说:“你们只需好好沐浴,把身子洗得干干净净,水嫩光滑,再撒上香粉,然后里里外外穿上华贵艳丽的衣服,再佩戴珠宝翡翠的首饰,总之怎么漂亮怎么迷人就怎么打扮。”妓女们不明所以,又问:“那我们该说些什么呢?”老吏说:“你们什么都不用说,只需不停地哭泣就行了。”妓女们将信将疑,但一时也没别的更好办法,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一番打扮之后,主动到官府自首。

因为此事涉及到家事,朱元璋亲自审问,让她们叙说事情经过,四个妓女按照老吏的交代,在大殿上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儿地哭。朱元璋烦了,于是喝令左右:“给我乱棍打死。”左右上前脱四个妓女的衣服,但见服装由外到内都十分艳丽,肌肤光滑如玉,香气远远就能闻到。朱元璋急令住手,说:“这些小妮子,朕见了都有点把持不住,那厮就更别说了,罢了罢了。”下令将她们放了。

朱元璋的权谋术——多疑到极致状态,一般人受不了!

【出处】《明通鉴》第五卷 洪武六年 1373年

【材料】当初,起居注吴琳,奉诏出京访求贤才。还京后,被擢升为兵部尚书。这一年,改吴琳为吏部尚书,与詹同一道轮流主管部事。一 年之后,吴琳请求返归故里,明太祖暗中派人前往他的家乡观察他。使者悄悄来到他的邻舍,只见一农夫,坐个小凳子,正在拔秧苗栽种水稻,劳作之样子很是端正谨慎。使者向前问说:“这有吴尚书在吗?”农夫停下手中的活回答说:“我就是吴琳。”使者回京把所见情状告诉了明太祖,明太祖深为嘉许赞叹。

【解析】做领导的没有不多疑的,不过一般都是对人的不信任,或是对做的事不信任,或是当下觉得有问题。但是,朱元璋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权谋家,却把多疑玩到了极致,历史上在无人出其右。

一、顶级的多疑心思

1、不信眼前

别人猜忌还有点蛛丝马迹,而朱元璋的猜忌是完全建立在无中生有之上的。朱元璋的手下明着有正规的监察部门,暗着有特务机构,这些人,在吴琳在离职的时候均没有对其的所作所为提出意见,不然也不会让其轻松退休。但是朱元璋还是不相信这一切。

2、假定有罪

吴琳最开始的工作是起居注,就是在皇帝身边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朱元璋认为,这样的人,对自己是深刻了解的,越是了解自己的人越是可能欺骗自己。而他又在兵部,吏部做主管,这两个部门都是肥的流油的地方,尤其是掌管人才任用的吏部,朱元璋不相信,吴琳不贪污。

3、手段阴暗

尽管从程序上证据上看不出有问题,但是朱元璋深谙人性,觉得,有暴利的地方不是谁都守得住的,于是就在吴琳回家之后,派出使者继续查看,他的表现。这一招可以说,极其阴暗。一般人,觉得,自己平安的退休了,可以享受下之前的成果了,不用夹着尾巴做人。朱元璋正式利用这个人性漏洞。

二、细思极恐的手段

1、事无巨细

看着吏部是个多大的官,其实皇帝日常身边的人多的很,而吴琳这个退休的人,还是不让朱元璋放心,还暗中派人调查。这个可以想象,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每天各种事情忙的要死,还操心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干部,这种事无巨细的心理,让人觉得恐怖,

2、不按程序

历朝历代,按照正规的程序,做离职审计。只要走的时候,什么都交接清楚,审计没有问题,就可以画个句号了。但是朱元璋却不这么做,即使明着程序走完,你没有问题。我还是要查一下你的生活是不是有超标的问题。是不是使用者来历不明的财产。这个就让人感觉毫无信任。

3、敲打众人

这个很隐秘的事情,按照道理不会有人知道。但是朱元璋的公开赞赏和载入历史。可以想象,周围的但是的朝臣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后背是不是一身的冷汗?人都走了,还不被信任,还需要暗中继续受到监察。不是事结案了,而是永远都没有终尽。这些人会内心被震慑的。

三、吴琳的职场思维

1、高位不久立

为什么在这个吏部的位置坐了一年就辞职回家了呢?因为搞人事工作,这个受贿吧,会被搞死。不受贿吧,安排位置会得罪很多人。尤其这个备受领导猜忌,而且容易树敌的位置,还是早点走的好。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吴琳是个聪明人,知道上下都不讨好的位置,还是早点放弃、

2、做事不张扬

很多人当了高官,有约束的时候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一旦失去约束,很快就会肆无忌惮。但是吴琳,且作为尚书的位置退下来,还从事农耕,没有颐气指使,纵横乡里。一个正部级的干部,能够做到这些,不仅仅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主要还是性格的谨慎和内敛。

3、讨好小人物

使者直接询问“此有吴尚书者在不?”这对于长期在朱元璋身边呆着的吴琳来说,立即就明白了来者的心思和用意。书上没写,但是可以肯定的事,吴琳绝对对这个长途跋涉而来的人,好吃好喝好招待。不然,不照顾好这个小人物,回去会如实汇报?如果添油加醋,会直接要了吴琳的命。

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来,朱元璋的多疑是全方位的。不相信正规程序的调查结果,不相信一个人长期交往中的人品,不相信在肥差位置不伸手。做事,做人,程序,都不相信的人,还有什么能信的。尤其是让你走了之后,还继续调查,这个历史上真的没谁了。

为什么朱元璋推元朝推的这么轻松,南宋却在元朝的进攻下不堪一击?

朱元璋这么个人格严重缺陷的人被奉为神明,因为有人这般吹嘘:自五季以降,汉人弱而蛮夷强,中夏之弱,自古未有,三百余年,夷虏得寸进尺,中夏步步退让,九州之地,继陷虏手,宋季之末,华夏陆沉!赖有朱太祖奋起抗争,驱除胡虏直捣其巢,汉人三百年之屈辱,得此一雪!王师北伐,复中原二百年失地,幽燕四百年失地,河西六百年失地。立纪陈纲,散胡人之风气,兴中夏之礼仪。中华文明之延续,其功甚矣!

南宋怎么就不堪一击了,蒙古使出浑身解数,从两淮,襄阳,甚至从大理各路发起进攻,历经四十年三任大汗(甚至还被杀了一个)才打败南宋。1234年灭金,1235年就开始攻宋,一直打到1276年,四十年每一年都内斗? 你意思是打的大汗都死了还不算真开打咯?

宋末时期的蒙古骑兵横扫天下,王者气象,元末的早腐化了,另外朱元璋主要是打其他汉人势力夺的天下,他起势时元兵已经被其他起义军殴打好几波了。而且刘福通把元朝北方都搅烂了,元朝内部又不团结。朱元璋基本算捡的现场,老朱最大的敌人是张士诚和陈友谅,跟后世一样,他是摘桃子的。

一个民族在疯狂扩张时能掩盖很多内部矛盾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当战争结束矛盾就又出来了,然后就不再那么强大,元的内部矛盾更加明显,主要还是制度落后。

朝代又不是人,能这么比吗?一个朝代通常都跟人一样,有青壮期,有巅峰期,有衰败期。朱元璋推元的内个元,衰败不堪。而攻打南宋的元,属于青壮时期。

60岁的南宋被18岁的元朝进攻,朱元璋推80岁的元朝。你说为什么?

朱元璋北征元朝之前,发布的《谕中原檄》中提到“驱逐胡虏,康复中华,立纲陈纪,救助斯民”甚是豪迈,几百年后孙中山树立同盟会之时,所用的标语是:“驱除鞑虏,康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

至于说朱元璋北伐灭大元是唯一一个南灭北这种吹点太好找了。

比如刘邦是唯一一个从汉中逆推关中最后一统一天下的。

比如蒙古是唯一一个从蒙古崛起最终一统天下的民族。

比如女真是唯一一个从东北南下最终统一建立清朝的。

至于难度太不太。如果只谈唯一。那都大。不去分析具体情况就看是否唯一。这就是扯淡。

随着中国互联网传媒的不断普及和网络文化的日益发达,对某些在古代被“封建文人”长期否定、批判的历史人物进行翻案的风气在网上也愈演愈烈,朱元璋就是享受了民间自发的、良好的翻案待遇的其中一位。

在中国某军事历史论坛上曾出现过一篇名为《[原创]朱元璋到底得罪了谁?》的网帖,得到了大量的转发。文中说道“朱元璋在位期间精励图治,予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在位三十一年,吏治清明,国力强盛,被后人称为‘洪武之治’。由于出身于贫苦,深知民生之艰难,所以对普通老百姓还是关爱有加的,可以说,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最善待百姓的一个了。”“历史书是官僚、文人写的,朱元璋得罪了这些人,他们会在史书中为朱元璋说好话吗?更何况明朝的史书还是大清朝的官僚、文人写的”云云。这篇没有引用任何史料,并且生造了一个在历史教科书和学术论文中都不存在的“洪武之治”概念的文章,得到了发表评论的网民压倒性的支持、“点赞”。作家邵燕祥的80年代那篇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杂文《切不可巴望“好皇帝”》似乎已被网民们完全置诸脑后。

总结:朱元璋文盲出身,见识短浅,残暴自私,水平低下,眼界鄙陋,博得大权后恣意妄为,遗祸天下,是中华文明走向衰落得转折点。局部的网民都是乌合之志,只是宣泄情绪,不可当真。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邵燕祥

有人说,既然唐太宗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生,我们“巴望”有一个现代的“唐太宗”有什么不可呢?

期期以为不可。

话是从肯定唐太宗李世民“举贤纳谏”说起的。人们常以犯颜直谏的良臣魏征同唐太宗的关系为例。魏征也确有点批龙鳞、不怕死的精神,一生陈谏数百事,史有明文;然而,唐太宗听了谏议,退朝发脾气,或酒后吐真言,不满于魏征,甚至想把魏征干掉,也是史有明文的。

早在唐太宗即位的贞观元年,就有人打小报告,说魏征“阿党亲戚”;审查一阵,“查无实据”,搁了下来。贞观十七年,魏征刚死,因为出了另一起案件,唐太宗又怀疑起魏征生前搞小集团。后来又发现魏征把前后“谏诤言词往复”的记录抄给史官,有整“黑材料”之嫌,唐太宗更加不高兴,一怒撤销了把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长子的婚约,又把亲笔给魏征作文书写的墓碑推倒。假如魏征不死于贞观十七年,到了贞观十八年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唐太宗同魏征的关系并不那么甜蜜,魏征的日子看来并不好过。“伴君如伴虎”,是封建皇权制下的通例。唐太宗大约也并不特别可亲可爱,因为一个封建皇帝的“民主作风”毕竟是有限的。

不过,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毕竟算个“好皇帝”。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还要巴望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呢?倘若真有百分之百的“唐太宗”再世,恐怕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什么终身职、世袭制、等级特权、人身依附、分封割据、山头行帮,以至“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家长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难免就要顺理成章地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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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句话,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给也不要。我们多年来遭受的种种灾难,决不是由于缺少“唐太宗”或别的“好皇帝”,而恰恰是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够健全,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受到破坏,招致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横行。

因此,我们不是要在“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作选择,我们是要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在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之间作选择。

而巴望出现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即“好皇帝”的心理,使我们想到封建社会中暂时还没有做稳奴隶的人们对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们的歆羡;它产生在十年浩劫之后,人心思治之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会使我们忘记或放松对封建主义残余的警惕和斗争。那结果将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是危言耸听吗?

居安思危,正是为了真正的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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