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弘光朝乱象：皇帝和首辅出逃，百姓抢劫、杀官军，官员忙降清
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城，而之后吴三桂又联合清军入关击败了李自成，占据了中国北方，而原来的明朝则退守江南，在南京拥立了一位新的皇帝——弘光帝，新皇帝原本是福王，名叫朱由崧，是崇祯皇帝的堂兄。弘光帝并没有大志和大才，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只能将政务交给首辅马士英，自己乐得逍遥自在，花天酒地。
弘光朝从皇帝到大臣，根本没有想着如何巩固防守，而是寄希望于和清军和谈，希望自己能够像南宋和东晋那样偏安江南。但是我们知道，和平根本不是求来的，而是靠实力去争取的。果然，在弘光朝君臣的不作为中，清军已经消灭了北方的李自成，于1645年三月开始进军江南，准备消灭南明。
双方的第一场硬仗发生在江北的扬州，虽然史可法和扬州军民有着死守的勇气，但是依然不敌清军和红衣大炮，最终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殉国，扬州百姓也遭到了清军的屠杀。扬州失守后，长江成了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防守长江的武将郑鸿逵等人也纷纷放弃了防守。五月初，清军顺利地渡过了长江。而只知道吃喝玩乐和听戏的弘光帝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选择了弃城而逃，随行的还有马士英等少数大臣和太监。
皇帝和首辅出逃之后，南京一时间群龙无首，第二天早上，百姓们看到皇宫守卫不在了，而宫内的宫女和太监也在四散奔走，乱成一片，一打听才知道是皇帝逃跑了，顿时间城里一片大乱。
有些胆大的百姓趁着皇宫无人看守，又乱成一片之际，跑到皇宫里面偷盗，很多值钱的宝贝都被偷走了，而那些带不走的、或者不值钱的御用物品则散落得满大街都是。除了皇宫，首辅马士英的家中也遭了秧，被百姓们一抢而空，据说马士英家里有一个十分值钱的屏风，由玛瑙和其他各种宝石点缀而成，是从西洋进贡而来的宝贝，价值连城。冲入马士英家中的百姓们将屏风打碎，各人抢一块，据说那么一小块就能值上百两黄金，由此可见马士英多么的富裕了。
而有一些胆大的百姓甚至开始杀明朝的官军，原来在逃跑之前，马士英调遣了数百名贵州兵前来守卫皇宫和自己的私宅，但是这些贵州兵却总是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百姓们怒不敢言。现在皇帝和首辅都逃了，没人给他们撑腰了，于是这些官兵们被老百姓们分头击杀了。
除了抢劫、杀人之外，更多的人是想着逃命，在古代，双方交战，最后倒霉的却往往是城里的百姓，特别是遇到一些纪律差的军队时。所以一时间文武大臣，还有平头百姓都纷纷从各个城门四散逃出，毕竟比起抢劫发国难财来说，保命才是最要紧的。
然而有些官员们却想好了，不但不逃跑，反而在等着清军的到来。比如说南京守备勋臣、忻城伯赵之龙，他是守卫南京的主要官员，但是此时的他既不组织明军进行抵抗，也不收拾准备逃跑，反而命人关闭城门，并贴出告示安民，告示十分简单，只有九个大字——此土已致大清国大帅，简单扼要地表明了赵之龙的意图，这块土地已经被奉送给大清国的大帅了。确实，对于赵之龙这样的无耻之徒来说，南京城不仅没有成为他的累赘，反而成为了他向清军邀功的筹码。
群龙无首的南京城，只能静静地等待清朝大军的到来了，数日后清军入城，城门外跪了一地的明朝高官和达官贵人。
先看一篇对朱由崧的批判：
明朝的废物皇帝朱由崧：断送了大明的最后希望
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大明正牌儿皇帝明思宗朱由检上吊殉国后，南京留守摆样子的几大班子领导迅速成为大明复国的希望。照比南宋半壁江山支撑100多年的历史，此时的南明可算是得天独厚，条件优越，复国希望极大，但是事情的成败与否，还真不是条件决定的，而是掌握机会的人决定的。
南京留守的大臣在机会到来之时，他们并不是齐心协力为国家办事，而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各执己见。单为了找一个精神领袖来当皇帝就搞得鸡飞狗跳，私欲横行。在政治投机者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和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支持下，身在淮安的福王朱由崧被立为皇帝，年号弘光，史称弘光帝（看到这名字我想到了回光返照，不吉利），又称南明小朝廷。这朱由崧称帝后，远的可以学刘秀光武中兴，近的可以学赵构偏安一隅，可偏偏这位朱由崧却学了蜀后主刘禅。当上皇帝后正事不做，只一味在后宫享乐，将所有军国大事皆托于内阁首府马士英管理。可惜他想做蜀后主也不成，刘禅不管事是因为不需要管，手下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为他包揽了一切军国大事，朱由崧手下的这位马士英却连诸葛亮的一个脚趾头都不如，完全就是一个只图私利，至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大奸臣。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朱由崧的结果果然不如刘禅。同样是亡国之君，刘禅落得个“此间乐，不思蜀”安乐公作，而朱由崧在清兵逼近南京时，偷偷出逃，后被清兵捉获，竟被凌迟处死，可算对他的惩罚。
朱由崧在位，昏聩无比，明朝只剩半壁江山，可是他刚到南京就想着修宫殿，选秀女，在位期间只知道喝酒，搞女人，和他高祖父明神宗一样喜欢搞幼女。据史载，朱由崧即位后，下令选淑女入宫，派宦官于南京城中四出搜巷，凡是有女之家，必以黄纸贴额，持之而去，南京城中骚动。朱由崧又下令修西宫西一路为慈禧殿，以安置继母邹太后。当年八月邹太后自河南至南京，八月十四日谕户、兵、工三部"太后光临，限三日内搜括万金，以备赏赐"。八月十六日御用监又令造龙凤床座、床顶架、宫殿陈设金玉等项，越数十万两。造皇后冠，命内臣采购猫儿眼、祖母绿及大珠重一钱以上者百余颗。崇祯十七年除夕，弘光帝独坐兴宁宫中，愀然不乐。太监韩赞周问道:"宫殿新落成，皇上应当欢喜，而闷闷不乐，是思念皇兄吗?"弘光帝不应，继而回答说:"梨园殊少佳者"。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弘光帝又下令修南京奉先殿、午门及左右掖门，并派太监田成至杭州、嘉兴二府选淑女。四月甲子，弘光帝在南京贡院选淑女，七十人中选中一人，即阮大铖的侄女。四月壬戌，杭州送来淑女五十人，弘光帝选中周姓一人，王姓一人。他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年）除夕，当清军南下之际，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
既然历史的机遇摆在面前，朱由崧不去主动抓住，那覆灭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史载，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失守，史可法战死。消息传到南京，朱由崧方寸大乱，顾不上其他人，带上身边的少数人便仓皇出逃，一路辗转来到芜湖。芜湖守将正是拥立有功的江北四镇之一--黄得功，他尚对京城变故一无所知。当知道天子是张惶失措，弃都而来时。内心不胜感慨，但仍然决定以死报国，对这位朱由菘效忠到底。五月二十八日，在尾随而来的清兵重兵压迫下，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策谋降清。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黄得功被暗箭射中，随即自刎而死。弘光帝则被田雄活捉，献给清军邀功，解至北京，弘光政权覆灭。据郑达《野史无文》记载:当时田雄背着朱由崧，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抱着朱由崧的双脚，生怕这个活宝贝飞掉，朱由崧痛哭流涕的哀求两人，却毫无效果，于是恨得咬住田雄的脖子，血流满衣。但亡国之君，总是难逃一死。次年五月，这位南明天子，就在北京被加以谋为不轨的罪名凌迟处死，时年四十岁。
朱由崧被四镇总兵拥立为皇帝，本来是大明翻身的一次大好机会，只要他能有朱元璋或朱棣一半的智谋，甚至能有康王赵构那两下子，也不止于落得凌迟处死的结局。当然，南明不光是亡在了朱由崧的昏庸无能上，还亡在那些只图眼前利益，空谈妄想的庸臣手里，更是亡在了明王朝腐朽没落的统治机制上。朱由崧放着建功立业的机会不好好把握，而只是贪图一时的享乐，实在是有辱朱元璋的威名！其实朱元璋子孙没出息的多了……明朝大难临头朱胡子真庸儿 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
看看辩解：
朱由崧是被污名化的皇帝
朱由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关键你是从什么角度去看，你不能老是定势在他是一个帝王。帝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研究它实在是件毫无意义的事。
朱由崧是个历史人物，作为一个人物，他至少是个脾气不错的人。朱由崧被迎到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谒孝陵，然后追谥朱标、朱允炆及靖难之役中的死难者，伸张正义。朱标即朱元璋长子懿文太子，朱允炆即朱标次子建文帝。
朱由崧对自己直系祖宗朱棣的政敌如此，对自己的反对者也很宽容。登上帝位，朱由崧靠的是四镇及马士英之力。当初反对自己而力主立潞王的，是姜曰广、吕大器、张慎言、钱谦益、史可法等一批东林党人，这几个人中现在找几个杀杀，那也是早有前朝旧例的。但朱由崧对他们不仅未加谴责，反而提拔重用。他们能当弘光朝大官，自己的机灵是假的，领导的厚道才是真的。
“顺案”，又称“从逆”或“从贼诸臣案”，即追究北京陷落后投降大顺政权的官员罪责，兼及肃反。亡国之恨不说，自己的父亲被杀了，皇上也被逼上煤山做了吊死鬼，没有血海也不足见深仇，要是换上朱元璋，也杀个30万估计没问题。朱由崧杀了多少？3人。并且，是依法进行。阮大铖等人书面报告，朱由崧览奏，科道官再逐名核奏，再相关部门启动司法程序。最后，朱由崧批准执行。
被杀“从贼者”三人，即光时亨、周锺及武。光时亨，阮大铖的老乡，后面将单独说说他。
朱由崧，就是末日来临时，脾气也是挺温和的。清兵攻破南京，朱由崧仓皇出逃前，不忘下令“淑女在经厂者，放还母家。”
选淑女筹大婚，曾成为攻击者指斥朱由崧荒淫的铁证。这场被炒作渲染得无以复加的选妃运动，其实只选了三个人：阮姓一人，王姓一人，周书办自献女一人。更让人意外的是，朱由崧直到逃出南京，也没动过她们，因为婚礼没有开始，朱由崧不主张婚前性行为。
国家危难之际，大家艰苦奋斗没错，朱由崧想结婚也没错——毕竟事业要可持续发展，国家也要后续有人。虽说眼前并不富裕，但国家再穷，你让“一把手”打光棍，这个也算不上是公允。
朱由崧唯一大发脾气只有一次——叛将田雄背其献俘时，朱由崧“恨甚，啮其肩”。
在叛徒的肩上咬一口，毕竟不是小贩咬城管，也不是农民工咬警察，大家应该给予理解……
悲催的南明皇帝朱由崧被满清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崇祯帝自杀后，同年五月朱由崧被四镇拥立于南京，改元“弘光”，建立弘光政权，在位仅八个月。
1645年（弘光元年，顺治二年），清军兵临江南，南京城门大开，众叛亲离的朱由崧只好和爱妃逃到芜湖，多铎命降将刘良佐带清兵追击弘光帝。清军追来，朱由崧只好与清军作战。明军支架不住。五月二十二日，总兵田雄、马得功、丘钺、张杰、黄名、陈献策冲上御舟，劫持弘光帝，将其献给清军。豫王多铎命去锁链，以红绳捆绑。五月二十五日，朱由崧乘无幔小轿入南京聚宝门，头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扇掩面，两妃乘驴随后，沿途被百姓唾骂，百姓捡起石头把他丢的鼻青脸肿，可见朱由崧连汉族百姓都对他唾弃。多铎在灵璧侯府设宴，命朱由崧居于北来太子之下。
1646年（隆武二年，顺治三年）四月九日，有人向摄政王多尔衮进言，称在京居住的故明衡王、荆王欲起兵反清。五月，弘光帝与秦王朱存极、晋王朱审烜、潞王朱常淓、荆王朱慈煃、德王朱由栎、衡王朱由棷和“太子”王之明被杀。
据悉朱由崧被千刀万剐凌迟处死，满清本来不打算杀朱由崧，可是想到他始终是嫡系，于是故意找了个借口他谋反，朱由崧本来想做个安乐公结果还是不行。明朝特喜欢凌迟别人，可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居然被蛮夷鞑子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虽然恶心满清，但凌迟朱由崧还可以。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之死
1645年5月25日，在一顶没有帷幔的小轿中，弘光被人颤颤巍巍地抬着，回到了沦丧多日的南京。两位妃子木然骑在驴背上，看着石块和砖瓦向昔日的皇帝飞去。
一年前，弘光贵为天子，周围也尽是投其所好的臣僚，但现在，在同一个地方，迎接他们的只剩下谩骂和诅咒。在这颓唐的景象中，南明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正在众人的视野里渐行渐远——他的生平，也如发生在南京的这一幕，充满了尴尬、辛酸和讽刺。
半灭，半明
朱由崧被抛向前台，完全是历史的巧合。他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日，换成公历则是1607年9月5日，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福王朱常洵。
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皇亲国戚一样，如果不是明末的动荡，他可能会一直在洛阳，做他的世子，甚至有朝一日承袭乃父的封号。如果不是莫名其妙的两京制，那么在后来崇祯自尽之日，明朝便不会再有新的皇帝诞生。
他在登基之前如此默默无闻，以致记录一片空白，只知道1641年，当兵刃降临到老福王身上时，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从陷落的洛阳“缒城而出”。
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风餐露宿、寄人篱下，他的逃脱和流浪，俨然成为时局纷乱的一个写照。当消息传到北京时，崇祯不由神色凄凉：既然皇亲国戚尚不能幸免，那么大明江山的命运，又将以怎样的形式终结？
历史并没有给这位皇帝太多时间去思考，他的生命止于煤山，但是，北京政权的灭亡，并没有终结动荡的岁月。在那个祸乱横行的时代，江南得以置身事外，桑梓仍旧。在南京，官员做了另立朝廷的准备，等待太子朱慈烺到来，但是，金色的銮驾并没有南下。
事实上，李自成从北京败走之后，不仅太子的身影消失在乾清宫中，连相关记载也一并荡然无存。于是，臣僚陷入了疑问：既然要“勤王”，那要勤的“王”究竟身在何处？
当新皇人选成为斗争焦点时，宗藩、宦官和官员便彼此纠合，向东林、复社为首的“清流”宣战，每一方都宣称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背后又是赤裸裸的一己之私。权力的荒原上野心肆意狂长。恰在此时，朱由崧被马士英找到，经过劝说参与皇位的竞争。
就这样，在马士英和众武将拥戴下，他怀着心理上的弱势进入了南京，靠数量可观的军队压制着臣僚，但政治上的咄咄逼人，并不能换取下属的信任。
漠然的人偶
对最初的争斗与内讧，朱由崧做何反应，史料没能提供太多的细节，只知道无论是初来南京，还是议定即位，他似乎都带着一种病态的冷漠。他看着臣子们吵得地覆天翻、不可开交，自己却木然地坐于卧榻之上，想着莫名其妙的心事。
当百官聚集、行礼如仪、向明朝列祖列宗禀告新君继承大位，而马士英的心腹、给事中李沾却在殿堂上高声咆哮“今日尚不立福王耶，吾撞死于此”时；或是操江提督刘孔昭愤愤然拔出佩剑，向东林党人、翰林院掌院学士姜曰广砍去时，最令旁人震惊的，也许不是庙堂之上的喧嚣和暴力，而是朱由崧的茫然：他对闹剧做何反应，各方竟然没有留下一丝记录。
大典上的混乱只是一个开端，从弘光即位到覆亡，朝臣间的内讧有增无减。东林党人用道德作为武器，而马士英则针锋相对广结党羽，他运用政治手腕毫无底线可循，于是围绕在身旁的，也必然是众多既无品德又无节操的小人。
马士英书法
当勾心斗角演变为残暴的复仇时，朝廷的事业也日渐衰败。接踵而至的政治疑案，则让不为人知的矛盾大白于天下，甚至平民百姓也开始相信，皇帝不仅缺乏即位的合法性，连真实身份也值得讨论。
一位叫大悲的疯僧，宣称自己是在战乱中出家的亲王，公开表示“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接着是“崇祯太子”以及假王妃童氏的到来，他们都试图讨要“理所应当”的权力。
街谈巷议当然不足为凭。在精心炮制的伪太子案中，大学士王铎亲自参加了审问，他发现一切不过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臣同旧礼部尚书北京端敬殿中侍班三年……尚记先帝东宫大目方颡，高声宽颐，厚背首昂，行步庄，立度肃。今臣立于面前曰：“汝识我不？”应曰：“不也。”曾谓三年侍班几之离者二尺有咫而不识臣为谁耶……臣又问：“讲书在何殿？”曰：“文华。”岂知其在端敬殿也……臣大怒……大咤曰锦衣卫命左右即缚之。无几何，此子乃垂涕长跪以求，哀愍曰：“小人原是赝质，不过为人所玩弄，徒以此恐吓于诸侯耳。”
但问题是，除了皇帝之外，很少有人相信他的辩驳——公众容易被舆论左右，尤其是舆论还打着道义的幌子。当弘光政权因马士英、阮大铖的专横失去支持时，一切便顺理成章地同它的合法性联系起来。
很多人看到了机会：谁给朝廷制造麻烦，就能给自己聚敛政治资本。和东林党关系密切的钱秉镫曾就童妃案写讽刺诗《假后》云：“福国昔破散，骨肉如飘蓬。诸王更衣遁，妃主不得从……不知今上谁，空死囹圄中。”疑朱由崧而不疑童妃，其立场昭然若揭，朝野上下，弥漫着对弘光的不信任。
遁入深宫
此时的朱由崧只能坐观局势，他要么与马士英短暂交流，询问有何切实有效的对策，要么就是做一些无关痛痒的批示。
在行政上，当局为保证收入不断提高税收，导致淮河地区的米税增长了12%，酒类税、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相继开征。而谁都记得，正是这个朝廷，曾经取消了崇祯时期的苛捐，信誓旦旦要体恤百姓。
明弘光帝朱由崧当政时期铸造的钱币
于是，皇帝的威信扫地，而党争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史可法离开京城，督师江北；高弘图心灰意懒，上疏乞休；姜曰广为权臣所忌，离职返乡，忠直之士于朝堂之上荡然无存。
作为权力赌桌的最大赢家，马士英卖官鬻爵，极尽搜刮之能事，并因拥立之功而有恃无恐。以贿得官是如此猖獗，几乎人人趋而行之。
于是，从1644年仲秋，朱由崧便放弃了对政治的关心，将自己隔绝起来。朝议不是被取消，就是交给马士英、阮大铖处理。
司徒琳的《南明史》中写道：“大臣们不是对他失望，就是对他欺瞒；对朝臣的争执，他束手无策；谁支持，谁反对他登基，他气量宽宏，或不予注意；但现在这些问题一再提出，让他深感不快，却也没有坚强的意志去制止争端；这些刺激，加上‘清流’人物的道德训诫，只能使他迫不及待地躲进深宫。”
弘光的作为没有引来好评，于是他选择了不作为。当然，他也不是苦行僧式的隐修者，按《南渡录》的说法，其虽然“于吴姬罕近也”，但仍有普通人的爱好与耽迷：他非常贪杯，群臣进谏无济于事，在做出“只饮一杯”的保证之后，他便自欺欺人地把小杯换成了大杯。
而阮大铖高水平的私人剧团，则令他的南京生涯成为一次跨年度的戏剧狂欢。他头顶王冠，不能承其重量，于是靠物质和精神的刺激寻求解脱。在放浪形骸的日子里，他很快乐，告别了心系天下的苦恼，只是围绕着江山社稷，许多变化已经发生。
大厦将倾
南京的勾心斗角助长了满清的野心，而在这关键时刻，弘光和他的臣子们，并没有做好长远的考虑。将军们勇于虐民，怯于斗战，各怀鬼胎；文官则一厢情愿，试图靠“礼义廉耻”来重整山河。
左懋第使团徒劳地前往北京，准备通过缴纳“岁币”换取和平——作为一次与虎谋皮的尝试，这趟奔波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更大的危机出现于内部。在武昌一带，左良玉的部队正蠢蠢欲动。在政治上，这位将军倾向于东林党人，军事上则长期拥兵割据，他一直在寻找借口进攻南京，这样就可以铲灭在那里的政敌。
阮大铖对军需的克扣和东林党人的境遇成了最好的口实，其大军号称八十万，以“奉太子传国密诏”“清君侧”为名，先焚毁武昌，又沿途抢掠，留下一片衰败凋残。史可法调动大军前去防备，但在预想的决战发生前，左良玉重病缠身，呕血数升而死。
左良玉兵变为清军南下创造了条件。四月的江南战火纷飞、铁骑纵横，也让摆脱了内忧的南明面临新的考验。扬州城被大炮轰开，大学士史可法死于乱军，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太理想化，太想做圣人，而又没有与其相得益彰的君主。
扬州的屠杀惨绝人寰，鲜血充溢了街道，尸臭百里外依旧清晰可闻。硝烟、恶战、杀戮、殉节……一切没能传入朱由崧的耳廓，他所知道的，只是左良玉的叛军已经逃走。
1645年6月在一个平静的夜晚中开始，然而随着雾气向南岸飘散，祥和的景象突然消失。沿岸守备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完全被清军的突袭震惊。
传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史》写道：“在长江对岸驻扎着众多中国军队，他们脱下的靴子可建成一道壁垒……但鞑靼人甫一上船，中国军队便一齐奔逃，留下的是一整片无人防守的江岸。”
直到此时，朱由崧才体察到人心惶惶的原因所在，接下来的一幕极其尴尬，《明季南略》写道：“上召对君臣，俱无言。上曰：‘外人云朕欲出幸。’王铎请其语何自，上指一小阉。”
说罢，弘光回到内院，那里上演着他最喜爱的剧目，显然在逃离之前，他仍然很珍惜宫廷赋予的、享乐上的便捷。6月3日深夜，在1000名骑兵的簇拥下，他从通济门离开了京城。
消失的銮驾
皇帝的銮驾径直奔向芜湖东南的黄得功军营，那里有一支可靠的部队，只是他的臣子们对此已漠不关心，他们宁可在瓢泼大雨中，等待新的主宰——豫郡王多铎来临。
追兵很快赶上，惨烈的战斗中，主将黄得功死于阵前。接着，讽刺的一幕发生了，黄得功的部将蜂拥赶来将朱由崧擒获——于是，和最初拥立时一样，武夫们再次利用了他，只是这次拿他作为背叛的资本。
朱由崧没有抵抗，但他的确感到哀痛和愤然，毕竟他曾据有半边天下，而毁掉它的，不仅是他自己。据郑达《野史无文》记载，当时叛将田雄背着朱由崧，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抱着朱由崧的双脚，生怕这个活宝贝飞掉。
朱由崧痛哭流涕哀求二人，也毫无效果，于是恨得咬住田雄的脖子，血流满衣，其面色则如阴云般，笼罩了江南六月的天幕。
然后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然后他就这样，永远地保持着远去的姿态。接下来，他应是一路与潞王和伪太子同行，在绝密的情况下入了北京。当再被史家提及时，他已不在人世。
钱海岳《南明史》写道：“二年五月甲子（此弘光二年，1646年），清以弓弦勒令自尽，崩年四十。是日大风，凶问至南京，父老皆为流涕。后合葬河南孝哲皇后陵……永历十一年四月，改上今谥曰简皇帝，庙号安宗。”
而《清世祖实录》中，则提供了另一种结局：“壬戌，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
“福王”没有提及。显然，满清虽未承认他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实际仍忌之甚深，“私匿印信”等更不必说，自然是掩人耳目的幌子。
不愿成为皇帝的弘光成为皇帝，最终下场凄凉，无疑是一个悲剧：天下曾对他寄以希望，但他的能力又如此平庸；至于臣子们，对他完全是利用而不是尊重，他们或以道义为幌子对其进行诋毁，捞取政治资本；或是借助其赋予的权力打压异己，尽管这些和赤裸裸的抢夺不同，但在破坏力上，却和满清军队的暴力毫无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