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白宫发布声明称，拜登决定提名伯恩斯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自2001年起，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在2005至2008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院政务副国务卿。在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伯恩斯曾是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现年65岁的伯恩斯在美国联邦政府任职27年，有着丰富的外交事务经验。路透社认为，白宫的这一选择标志着驻北京大使角色的转变。过去十年，驻华大使的职位由前政界人士担任，而非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伯恩斯说，如果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他期待重返公职，并致力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我们在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所面临的其他困难和复杂挑战"。
据悉，自2020年10月美国前驻华大使离职后，美驻华大使一职至今已空缺超过10个月，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但也反映出中美两国关系很复杂、很微妙、很严峻。随着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的不断恶化，中美在很多问题上都需要双方大使去处理和调节，不难想象，两国大使的工作一定非常艰难。因此，派出一位经验和能力都非常丰富的大使，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至关重要。拜登上台以后，之所以迟迟没有提名驻华大使，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大使不但要负担起重要使命，还要有足够的智慧，不然只会给中美关系更加添堵。
毋庸置疑，拜登提名驻华大使人选，对于中美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作为一位有27年外交工作经历，年龄为65岁的美国外交官，更是拜登团队的外交顾问，还当过美国副国务卿的伯恩斯，不管是从工作能力来说，还是从政治经验上讲，有理由相信，这些都可以不用去质疑，因为他绝对是专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信号，说明拜登也想把中美之间的问题，交给专业人士去处理，而不是只会炒作的政客。
此外，美国驻华大使岗位非常关键，这个岗位的长时间空缺，对于美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只能说明中美关系在持续恶化，而且责任肯定在于美国，因为中国在外交上一直很主动，如果美国不能积极回应，那么只会让其很被动。况且，中美之间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这一点美国自己也很清楚，而且这些问题总是堆着也不是办法，迟早要解决，那么早解决总比晚解决强，即便是美国向中国摊牌，也需要一个得力的驻华大使。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国指派的驻华大使有几个特点。一方面，美国是按照对等原则派驻大使的，此前我们向美国派驻的大使秦刚是位副部级干部，因此美国此次派出的大使也是有过美国副国务卿经历的官员，这说明美国对华在派驻大使上，最起码是非常尊重中国这个对手的。另一方面，拜登派驻的大使伯恩斯，一直在外交领域工作，这与此前有很大不同。
这次，如果伯恩斯能够顺利通过参议院确认，来华担任大使一职，那么，中美关系可能有望迎来新的局面。实际上，关于中美关系问题，大使在其中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还是要看拜登对华如何决策。而中国对美态度一直是明确的，那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美国派驻一位懂外交的大使，就轻易地下结论，认为中美关系有缓和的迹象，我们还要看这位大使的表现，更要看这位大使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正能量。
总之，拜登在派驻大使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因为总比大使位置空缺好，有积极的协商和沟通总比没有交流强，毕竟，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这种沟通和交流还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为何是他？
8月20日，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决定提名65岁的尼古拉斯·伯恩斯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
自2020年10月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离任返美以来，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职位已罕见地空缺了10个月。
实际上，早在今年4月拜登就已圈定了伯恩斯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人选。但由于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评估一直在进行中，所以没有正式提名。直到6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明确提出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是“竞争—合作—对抗”。
当然，美国这一“三分法”对华政策框架已遭中方驳斥。中美关系也仍处于剧烈的动态调整过程当中，驻华大使因此成为美国政府中最关键岗位之一。为此，拜登提名伯恩斯为新任驻华大使，颇受各方关注。
伯恩斯是目前美国最资深外交官之一
从资历来看，目前在美国国务院能和伯恩斯相比的，已寥寥无几。
伯恩斯硕士毕业后就进入美国国务院，老布什时期曾以苏联问题专家的身份进入美国外交界，陪同老布什参加了苏联末期美国与苏联举行的所有峰会，目睹了苏联瓦解。随后转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克林顿时期，伯恩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美国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如何打交道的政策。随后出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美国驻希腊大使。
小布什时期，伯恩斯成为美国驻北约大使，并于2005年至2008年成为美国国务院的第三号人物。就在担任副国务卿期间，伯恩斯代表美国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协议——等于事实上承认了印度拥核的合法性。
上台后，伯恩斯离开政界去了学界。
伯恩斯在外交界时，同时受到共和党、民主党两党重用，而去了学界后则与民主党迅速走近。他是过去两届民主党的竞选顾问，与、拜登、克里、布林肯渊源很深。有媒体报道，他曾表示对拜登“绝对忠诚”，这为拜登提名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埋下了伏笔。
伯恩斯或参与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评估
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竞选活动中，伯恩斯曾为拜登提供外交政策建议。 伯恩斯还和拜登政府多名核心人物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以及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等。2014年至2017年，伯恩斯曾在克里的外交事务政策委员会工作。
分析人士认为，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时期，作为美国经验最丰富、最受尊重的职业外交官之一，伯恩斯是美国驻华大使的最佳人选，同时也凸显了拜登政府对美中关系的重视。
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财政部驻华经济金融特使的杜大伟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这可能是向中国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表明拜登正在认真对待这种（中美之间的）互动”，“他（伯恩斯）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还是一个有政策背景的人。”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拜登提名伯恩斯为新任驻华大使传了很久，所以目前公布这一消息毫不意外。伯恩斯作为美国老牌外交官，和拜登政府的理念是比较一致的，他本人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因此不会出现太不可预估的情况。
“但是，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而言，美国驻华大使这样的职务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他只是一个外派的代表，本身仍然受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的控制。”刘卫东称，所以对于伯恩斯的提名任命，不用过分高估其可能发挥的作用。
作为资深外交官，伯恩斯自然在对华问题上有过表态。
2019年，伯恩斯曾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但不是“敌人”。他说，当你用到“敌人”一词时，表示要与这个人战斗。那不是我们对中国的感觉。他还批评当时政府鹰派高官纳瓦罗、班农的对华经济脱钩政策，“让人感觉回到了1819年而不是2019年”。
2020年，伯恩斯再次谈到对华关系时表示，中美关系“可能处于1971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但也提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疫情和其他全球重大事务上，仍存在合作空间。
但今年以来，伯恩斯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表态趋于强硬。
今年4月，传出伯恩斯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伯恩斯表示美中关系“主要是竞争关系”。他还曾在涉港、涉疆问题上大放厥词，呼吁美欧日联手在贸易问题上对华施压，反对欧盟与中国签署投资协定，声称“不能允许中国人分裂我们”。
伯恩斯这些表态或许是在为重返政界铺路。但他的表态与拜登政府上台后的对华表态高度一致，这或许反映出，伯恩斯极可能参与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评估。
多次参与对华事务
据白宫声明介绍，伯恩斯曾多次参与美国对华工作。
在担任副国务卿时，伯恩斯曾推动美国和中国就阿富汗问题、伊朗问题、朝鲜问题进行了合作。在阿斯彭学会担任执行董事时，他组织了一场和中国中央党校的政策对话。
多年来，伯恩斯就美中关系教课、写作、发声，对美中关系有深刻的理解。他法语流利，并熟悉阿拉伯语和希腊语。
CNN指出，在对华问题上，拜登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拜登也多次声称中国是美国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和“一个不断凸显的国家安全担忧”。选择伯恩斯，是把拜登政府中最关键的一个大使职位交给了他。
但值得关注的是，伯恩斯曾对中国有强硬表态。
据CNN报道，伯恩斯今年2月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美中关系对美国来说是“最重要也最具挑战的关系”。“我们正处在一个竞争模式……我们不想把自二战以来在印太地区获得的军事主导地位让给中国”。
他还呼吁建立一个包含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北约、欧盟的联盟，“然后对中国说，你们必须按照贸易规则行事，否则将受到惩罚”。
此外，在杜克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伯恩斯还表示，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更大的联盟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暗示要联合盟国共同应对威胁。
今年4月15日，伯恩斯参加了欧洲政策中心举行的线上研讨会。他在会上称，欧盟和中国达成投资协议是一个“战略错误”，呼吁美国、欧洲、日本团结起来采取更强有力的举措“限制中国，和中国竞争”，“我们不能让中国分裂我们”。
不过，伯恩斯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双方应该在特定领域推动合作。
刘卫东认为，大使作为两国关系前方代表，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但伯恩斯作为职业外交官，履职后应该会对中国、对中国人民作出一些相对温和的表态。“作为大使，重要的是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行让两国关系受到伤害，这一点伯恩斯是可以做到的。”
大使身处中美关系第一线需更多建设性
伯恩斯从未在中国工作，自然算不上“知华派”。
许多人习惯于用是不是“知华派”来评价派驻中国的外国大使，以此判断双边关系的质量如何。但实际上，“知华派”不一定就有建设性，非“知华派”不一定就是有破坏性。
以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而言，拜登选择伯恩斯这样的拥有丰富经验、与民主党渊源颇深的外交官，有助于忠实履行拜登赋予的“美国外交回来了”的使命。
此外，伯恩斯曾为两党政府服务的履历，也有助于这一提名在参议院通过。
同时也要看到，当下中美关系走向建设性轨道的关键点，不在于营造表面上的友善氛围，而在于双方能够完整、真实地传递关切，寻找并拓展可以展开合作的新空间。
就伯恩斯获得此次提名，CNN评论道，当前，中国出现在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中的讨论中，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驻华大使将是美国政府中最关键的岗位之一。
事实也确实如此。驻华大使能否在中美关系的第一线展现出建设性，不仅涉及两国关系的走向，也涉及美国自身的重大利益。尽管身为资深外交官，但伯恩斯能否担此重任，也尚待观察。
伯恩斯缺乏中国经验 但他是职业大使而非政客
这个传闻四个月前在华盛顿就已经不是秘密，如今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提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
自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去年10月离任以来，这一岗位已空缺了近一年。
今年6月下旬，伯恩斯在华“新班底”已经完成组建。使团副团长从美国抵达，新任使馆发言人更早到岗。时任临时代办傅德恩和前任发言人、商务公使等高级官员已在7月初调离中国。但此后，新大使却姗姗来迟。
获得提名后，伯恩斯还需等待参加参议院听证会。外界估计，等一系列流程走完后，他的正式上任时间可能要到今年年底。
一位熟悉伯恩斯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考虑到伯恩斯与拜登团队的密切关系，拜登胜选后“（哈佛的）人们都知道他会出任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要职”，但又因为他此前已担任过国务院“三把手”，即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因而留给他的选项只有少数几个职位，其中就包括美国驻华大使。
不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指出，这位即将赴任的新大使并不熟悉中国语言和文化，这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这个需要双方努力不让两国关系滑向深渊的时刻”。
“职业大使”VS“政客大使”
现年65岁的伯恩斯年幼时因越南战争对外交产生兴趣。据他回忆，1973年停战协议签署时，越南战争“走进了我们的客厅和餐桌”，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伯恩斯在地图上找寻越南的位置，由此希望学习外语，变成一个对世界了解更多的人。
1980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伯恩斯短暂投身非政府组织，很快于1983年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出任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驻希腊大使、驻北约大使等要职，并短暂出任小布什政府的政务副国务卿。
据伯恩斯回忆，两件事对他的外交生涯产生了关键影响。他曾作为年轻外交官派驻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区事务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在巴以冲突中公开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不信任这位美国年轻人。伯恩斯的办法是与来自不同领域当地人建立私人联系，“敲开门，坐下来，倾听对方的故事”。
90年代，已成为高级外交官的伯恩斯遇到了他尊崇的外交前辈霍尔布鲁克大使。他随同霍尔布鲁克参与了巴尔干半岛的停战工作，目睹了霍尔布鲁克如何敲开房门与战争各方的领导人坐下来一对一面谈，最终实现了和平。
伯恩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性外交思维”。2008年结束外交生涯到哈佛大学任教后，他专门研究新时代职业外交官的综合素养问题，并将之概括为：外交官不仅要有充分的历史、经济、地理知识，更要懂得如何了解人；既要有全局性的战略思维，也要能成为美国社会与驻在国间加深了解的桥梁。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伯恩斯坚定支持美国国务院重启与伊朗中断30年的外交接触，花了很多时间在华盛顿游说，强调“外交本来就不只是和朋友对话，而是要和对手对话”。他也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支持“接触策略”。
2016年11月，尼古拉斯·伯恩斯在美国亚洲协会参加中国政策研讨会。（图片来源：亚洲协会视频截屏）
今年早些时候，伯恩斯还在讲座中强调：“信息化时代，我们为何还需要外交官？因为我们需要外交官去进行人与人的沟通、建立人与人的交流，这不能通过邮件或社交媒体去完成。”
伯恩斯的校友、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伯恩斯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职业大使的优点”。“职业大使”指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大使，是与参议员、州长等政客出身的“政客大使”相对的概念。在伯恩斯之前，最近十年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博卡斯和布兰斯塔德都是政客大使。
佐佐木文子指出，职业大使一般不太看重意识形态或总统的个人意志，知道妥协的价值以及如何妥协，明白外交需要双赢。而政客出身的大使多是因为与总统的个人关系而得到任命，而且有自己的政治需求，因而一般被认为缺乏这些特质。
伯恩斯反对政客大使。他在哈佛大学撰写的研究报告指出，自肯尼迪时代以来，美国的政客大使、职业大使比例是“三七开”，他建议改变为“二八开”，尤其是关键国家的大使岗位应当由“终生献身外交事业的人”出任。
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一些特殊朋友的支持。2017年，大批刚刚离任的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加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贝尔佛研究中心，伯恩斯是该中心的领导者之一。中心的“新人”多是他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时就结识的老朋友。其中，他亲自领导的、鼓吹职业大使的“外交未来”项目新增了两名高级研究员：沙利文和舍伍德-兰德尔。
2020年总统选举中，贝尔佛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拜登影子国务院”。大选结束后，沙利文和舍伍德-兰德尔分别被拜登提名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除伯恩斯，目前有至少8名贝尔佛中心研究员获得了拜登新政府的副部长级以上职位提名。
包道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不论拜登是否接受了伯恩斯关于职业大使的观点，伯恩斯与拜登团队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消除了提名政客担任驻华大使的必要性。“政客之所以被选为大使，就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意味着他们有上层渠道，可以直接与总统、国务卿打交道。可是现在，为什么不直接选一位和总统团队有特殊关系的职业大使呢？”
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博卡斯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伯恩斯得到提名的关键原因是他和拜登、布林肯、沙利文等人之间彼此充分了解，“拜登知道伯恩斯会尽自己所能为他工作，接受他和白宫的指示。”
在美国参议院两党分裂、势均力敌的背景下，伯恩斯此前是小布什总统身边最重要的职业外交官，也成为加分项。“如果拜登想要的是能够轻易被参议院共和党人批准的大使，选择民主党政客显然不如选择伯恩斯。”佐佐木文子说。
“在美国的关系网比拥有中国经验更重要”
被提名前，伯恩斯外交生涯的关键词还不包括“中国”。离开国务院前的最后两年，他担任“雾谷”的三号人物，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事务。
当时，包道格是他属下处理涉华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但包道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印象中不记得这位上级对中国和亚洲有特别的了解，“据我所知他到哈佛之后学到了很多（中国知识）。”
在哈佛大学任教时，伯恩斯开设了一门名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竞争”的课程，目标是通过研究中美等大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讨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们是否能够合作应对当前人类最重要的挑战。
课堂上，伯恩斯总告诫学生不要轻视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但最初，他对中美关系的认知相对乐观。2016年初，伯恩斯主持了一场与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的对话。“中国通”洪博培在讲话中提及大量中国近现代史人物，伯恩斯不仅能跟上洪博培的思路，还屡屡打断洪博培，向观众补充这些人物的基本信息。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带一路倡议，他也如数家珍。不过伯恩斯并没有学会中文，在提及具体的地名时也偶有失误。
有观点认为，伯恩斯的对华政策理念与民主党的对华政策构想相互影响，最终汇聚一体。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作为希拉里和拜登竞选总统时的外交政策顾问，伯恩斯在决策团队接触到了“最高级别的中国信息和有关中国的最高层级讨论”。
另一方面，作为北约和欧洲事务专家进入决策团队，伯恩斯本身就肩负两项使命：就如何团结欧盟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向民主党高层提供建议；以及将遏制前苏联的战略得失应用于制订民主党的印太战略上。
今年2月，伯恩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的观点已经较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强调，中美关系是“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而美国不能把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让给中国。
伯恩斯给出的“美国方案”是，一方面保持与中国接触对话，一方面则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和欧洲国家建立统一战线，一起向中国施压。而这也确实是拜登上任之后所展现出的对华政策思路。
“既然伯恩斯是拜登印太战略的制订者之一，由他亲自前往北京执行战略，也在情理之中。”前述熟悉伯恩斯的人士指出。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伯恩斯就任美国驻北约大使才十天。在小布什总统发表公开讲话前，伯恩斯已经召集北约成员国大使紧急磋商，并迅速就动用集体自卫权达成共识。“在中国，伯恩斯是否会试图团结美国盟友国家大使一致发声，值得注意。”
佐佐木文子指出，一个更严峻的事实是，伯恩斯“缺乏中国经验”，可能也是他获得驻华大使提名的原因之一。自2014年博卡斯接任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华盛顿已经舍弃了任命“中国通”出使中国的旧惯例，最近三任驻华大使：奥巴马任命的博卡斯、特朗普任命的布兰斯塔德以及拜登提名的伯恩斯，都不会说中文。
“这种趋势反映了华盛顿的氛围：对中国非常强硬。”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很多了解中国的官员及学人都试图保持客观，包括联名写信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这导致的结果是，现在美国政客们怀疑会说中文的人对中国存在‘泛滥的同情心’。”
她进一步强调，不论拜登如何考虑，任命伯恩斯显然比任命“中国通”更能让分裂的国会满意。前述熟悉伯恩斯的人士则表示：“在当下，对于美国驻华大使来说，在美国的关系网比拥有中国经验更重要。”
“有了大使，总是一件好事”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两位前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和博卡斯都向伯恩斯提出了“如何做好驻华大使”的建议。布兰斯塔德建议伯恩斯将重点放在中美经贸谈判上，因为那能做出实际的成果。博卡斯则强调，伯恩斯应当学习自己拜访中国的每个省的做法，“尽自己所能去学习和倾听，以想出办法重新获得我们间失去的信任”。
拜登欧洲之行结束后，伯恩斯此前为拜登开出的“印太-欧洲统一战线”方案已被证明不能奏效，德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等国领导人都表现出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态度。
除拉拢盟友外，伯恩斯更强调美国自身实力的提升。他今年5月曾指出，中美的“竞争”并不是“新冷战”，军事竞争虽然重要，但未来数十年两国主要的竞争领域仍是经济和科技领域，“加强我们国际影响力的方式，是加强国内竞争力”。
五年前与洪博培对话时，伯恩斯曾说，他担任小布什政府高级职务时，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如今中国——在我看来——负起了责任，建立亚投行，向周边国家提供大量贷款，美国却反对这项计划。”他问洪博培，“这是我们的错误吗？”洪博培回答：“是的，一个巨大的错误。”
前述熟悉伯恩斯的人士分析，考虑到伯恩斯对经贸事务的关注和对人际接触的重视，布兰斯塔德和博卡斯的建议很可能就是他的工作方向。“但要注意的是，虽然伯恩斯不一定支持当前中美关系某些方面的发展，但他更强调外交官的首要使命是忠诚，他会忠诚于白宫的政策，不论其个人学术观点异同。”
目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仍在审议中。7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天津与来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随后会见了舍曼。会议上，舍曼透露了拜登政府最新的对华政策基调。
有分析人士指出，不论未来如何，美国驻华大使能得到任命，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自安克雷奇对话以来的半年，与中方接触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布林肯、沙利文、舍曼都并非专注于中美关系事务，而克里则只负责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谈判。“当务之急，是将大多数事务集中于一个稳定、专业的渠道，总派‘特使’是低效的。”包道格说。
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提名伯恩斯，本身就意味着拜登的对华政策还存在调整的空间，“提名职业外交官，象征着拜登还是想‘做些事情’，而非一昧追求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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