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4日凌晨，第76届联合国大会批准总额约为31.22亿美元的联合国2022年度常规预算，略低于2021年度预算。联合国2021年度常规预算约为32.31亿美元。
根据这份报告，2022年-2024年，以下十个国家承担的联合国会费如下：1、美国22%（693,417,088美元）；2、中国15.254%（480,790,194）；3、日本8.033%（253,191,794美元）；4、德国6.111%（192,612,355美元） ；5、英国4.375（137,895,443美元）、6、法国4.318（136,098,863）、7、意大利3.189%（100,513 ,959美元）、8、加拿大2.628%（82,831,823美元）、9、韩国2.574%（81,129,799美元）、10、西班牙2.134%（67,261,457美元）；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在国际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近10年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量也逐步增加。
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每3年重新分布一次。
2010年-2012年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比例为3.19%，约为0.8亿美元，位列世界第8。
2013年-2015年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比例为5.15%，约为1.3亿美元，位列世界第6。
2016年-2018年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比例为7.92%，约为2.59亿美元，位列世界第3。
2019年-2021年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比例为12.01%，约为3.473亿美元，位列世界第2。
2022年-2024年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比例为15.25%，约为4.381亿美元，位列世界第2。
从2010年到2022年，十年间中国承担的会费量涨了5.5倍，承担的比例也涨了近5倍。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联合国会费承担者。美国分配到的份额依旧保持22%不变，且这一比例已维持很多年了。
联合国分配会费比例的细分规则有很多，但整体可归为如下三点：首先是各国的实际财政支付能力。通常情况下，各个成员国都是需要缴纳会费的，但如果某些国家遭遇重大困难。
暂时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那就可以获得豁免权——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联合国大会可以对某会员国可以讨论，如果“由于该会员国无法控制之情形者”，即使不缴纳会费也“准许该会员国不丧失投票权”。
换言之，没有得到联合国大会的正式批准，某会员国是不可以不缴纳会费的。一旦拖欠金额达到或超过前两年应该承担的数额，那就会受到惩罚——丧失投票权，直到补缴所拖欠的会费后，才能再度获得投票权。
其次是最高、最低原则。这是因为，全球各国的经济规模是极不均衡的，美国的GDP超过了20万亿美元，全球占比在四分之一左右。而有些微型经济体的GDP只是几十亿美元罢了，连百万分之一都不到。为了让所有成员国都能承担义务，就规定了上限和下限。
按规定，会员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下限为0.001%，比如格林纳达、吉布提、基里巴斯、科摩罗、马绍尔群岛、瑙鲁等承担的会费比例就是0.001%。美国则由于上限的限制，承担的比例长期是22%。
第三是参考各国的经济总量、人均数值。在不考虑上限、下限的情况下，人均GDP与全球人均水平相当的国家，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与其GDP在全球的比例大致相当。202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全球人均的九成。
我国2021年的人均GDP预计将接近全球人均水平，那我国新分配到的会费比例就是接近“我国GDP在全球的比例”——当前通过的2022年比例为15.25%，已接近我国GDP在全球的份额了。
那些人均GDP大幅低于全球人均水平的国家，他们承担的会费比例会远远低于“其经济规模在全球的比例”；反之，那些人均GDP远远超过全球人均水平的国家，分配到的会费比例就比“其经济规模在全球的比例更高”。
比如日本，其2020年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为8.564%，但其GDP全球占比已低于6%了；到了2021年，日本承担的会费比例虽然降至8.03%，但仍比其GDP在全球的份额更高——因为其人均GDP，比全球人均高很多嘛。
及时、足额缴纳联合国会费是义务，也是责任。
截止目前2022年2月，联合国共有193个会员国。联合国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机构，联合国在全世界的全职雇员多达五万人。根据联合国网站公布的支出情况，联合国的支出主要包括日常的运营支出，包括人员的工资，办公经费等等，还有人道主义援助支出，发展援助支出，还有就是维和行动支出。在这些支出当中，占比例最大的就是日常的运营支出，这块支出占到了联合国总支出的近6成。也难怪，联合国在全世界的全职雇员多达五万人，而且联合国雇员的薪资和待遇都非常高。
据悉联合国秘书长公开的年薪金毛额约为22.7万美元，至于职员待遇,可以说考虑得十分周全。薪资级别从一级到副秘书长共9级,最高和最低-级实际收入的差别约为4倍。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只有一一个档次,任期内工资标准不变。从正司级到专业一级的每个级别有4到13个档次,正司有4档，副司7档 ,专业五级10档，专业四级12档，专业三级13档,专业_级11档,专业一级10档。每升-等按比例增加工资额,因此,专业五.级10档的月薪比副司1等高,相当于副司4档,而专业三级8档相当于专业四级1档。这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职位越高职位的数量越少,不可能每一 个专业一级的职员都升到副司、正司,更不要说助理秘书长或副秘书长了。正因为此,在专业级别里分较多的档次,便可以在级别不变的情况下做到实际收入的递增。据悉，目前联合国秘书长的薪金约为22.7万美元。即使是新入职的职员,在这里的起薪是5.1万美元至5.4万美元。此外还有孩子.上学补贴、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带薪假期等等。而对于一个刚工作的单身职员来说,其税后的起薪数也能达到6万美元，此外还能加上地区调薪1.3万至1.7万美元。如此好的待遇自然使得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都比较安心,辞职与辞退的现象都很少发生。
联合国既然有这么多支出，那收入从哪儿来呢？当然是从193个成员国征收会费。联合国会费是由各会员国缴纳，联合国会费是联合国主要的经费和正常预算的来源，用于支付维持联合国机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经常性开支。
联合国常规预算每两年制定一次，首先由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大五委提交了预算案（用于支付维持机构正常运转所需的经常性开支），通过了五委的审查之后，最后还得交由联大进行审批。每到这个时候，各成员国和区域集团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总是会公布预算的额度、计划和投放重点，进行一番争论和“较量”。
2021年12月24日凌晨，第76届联合国大会批准总额约为31.22亿美元的联合国2022年度常规预算，略低于2021年度预算。联合国2021年度常规预算约为32.31亿美元。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公平，哪怕是在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其背后的权属比例同样天悬地隔。
联合国会费是由所有会员国共同承担的，当然了，这些钱并非平均分摊到每一个会员国身上，一些国家承担的比例比较高，而一些国家承担的比例比较低，要是平摊的话，很多国家根本就承担不起。
再看看联合国193个国家分别承担多少会费。
2021年4月13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媒体表示，中国当天向联合国足额缴纳2021年会费与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摊款。此前，中国已向联合国缴纳2020/2021年度安理会已授权期间（截至2月28日）7项维和行动摊款余款。至此中国已全额缴纳目前阶段各项联合国会费与摊款。
与之相反的是美国，截止2021年12月美国拖欠超10亿美元会费。美国政府过去仍拖欠联合国3.81亿美元，今年的欠款为6.74亿美元，总额已超过10亿美元。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央求美国等国赶紧交费吧，联合国很快没钱发工资了。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美国应是缴纳联合国会费最多的国家。因为美国不交钱，导致很多国家效仿美国拒绝缴费。最多的时候有77个国家不交会费。老大都不交钱，凭什么要我们交钱？
会费分摊怎么变？
事实上，中国的会费分摊比例提升到多少，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一拍脑袋就决定的。分摊比例的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角色变化。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长期的做法，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坚持支付能力原则，实行比额计算方法，即根据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确定各国分摊比例。会费分摊还坚持多边主义原则，每个国家都要交纳，最少0.001%，最高22%。同时，考虑“低人均收入宽减”和债务调整这两个要素，对人均国民收入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国家给予一定的宽减。
在维和经费分摊方面，则实行集体责任和特殊责任，即会员国有承担维和经费的共同责任，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超出会费比额的特殊责任，经济发达国家自愿承担更多摊款，发展中国家则享受必要的宽减。
回顾历史，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第二年恢复缴纳会费。1974年至1979年，中国的会费比例增至5.5%。1980年中国的比例下调为1.62%，随后一路到1995年下降为最低的0.72%。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分摊的会费比例持续较快上升。中国的会费比例从2000年的0。 995%，上升到2001年—2003年的1。 541%，然后每三年一个台阶上升到2016—2018年的7.921%，2019—2021年的12.01%。中国的会费比例在过去的近20年里增加了12倍，是会员国中增长最多最快的。其中原因，除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由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接近世界平均值，能享受的宽减越来越少。
应该看到，按核定的比例缴纳会费是各个会员国的义务。中国一直按时、足额缴纳会费。然而，每年都有50个左右的国家拖欠会费，其中美国拖欠最多、最久。2018年，美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不到6亿美元，只是其该年度6000多亿美元军费的1‰，却至今未缴。
会费不等于影响力
随着缴纳会费的提升，当然也会有一些权益上的变化，中国未来在联合国秘书处的职位数量也将相应增加。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职员的比例只有1%多一点，属于代表性不足的国家。随着我国对推送和选派工作的加强，预计在联合国的中国籍职员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但是，这也对我们在国际组织人才方面的储备是一个考验。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不仅对各种语言的熟练程度要求非常高，而且要对联合国繁杂的规章制度、各种决议案非常熟悉。此外，在国际组织中，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如何实现和谐、高效的配合，考验的不仅仅是工作能力，更考验工作技巧和情商。过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年轻人有不少具备在跨国企业、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的背景，比较容易适应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工作。相信这里未来也可以成为中国年轻人的舞台。
会费的增加有利于扩大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但不是根本因素。会费也不能自动转化为影响力。有的国家曾提出“支付责任”概念，将权力与会费挂钩。即谁交钱多，谁就应拥有更大的权力。这实际上违背了联合国遵循的主权平等原则。但这与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不矛盾，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更大和更特殊的权力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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