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
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眼下倍显金贵的收益，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
2010年12月5日，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公务员招录笔试开考。考生在南京考点等候入场。 （卡塔西/CFP/图）
2月14号，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一天是情人节；对于31岁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沈娜来说，这只是她备战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漫长经历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学毕业后，她连续参加了八次国考。她的世界简单而明确：考上公务员。
没有任何邀约安排，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页的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她周而复始地精读了八年。
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沈娜连续八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记录：人数逾14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扩大至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份调研数据就显示，想进国企的毕业生由2007年的14.6％增至19.2％，想进外企的则由50.2％降为42.4％。
2011年，5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2008、2009届毕业生中各随机抽取两个班级作为样本，发现近九成的学生都报考了国考。
沈娜的“同路人”数量正在爆炸性增长，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与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这支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2010年辽宁省各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面试场地外，一位被录取的考生喜极而涕，给家里电话报喜。 （卡塔西/CFP/图）
我为“国”狂
挤进体制内，“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清华本科，人大硕士，现供职于北京某金融机构下属企业——生于1981年的李鸿君显然属于大有可为的青年精英，尽管他并不这么认为。
在连续四年参加国考落榜后，李鸿君总结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败笔是，2004年本科毕业时没参加国考。念中学时就精读过《史记》与《毛泽东选集》的他从小立志从政，高考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
这一步在他进入仕途的人生规划之中：上北京顶尖名校，先读工科，再读文科，再凭完美的教育背景考入公务员序列。
2004年毕业前夕，李鸿君在自习教室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发现周围已有不少同学在看国考复习资料。权衡再三，李鸿君相信还是得放长眼光，“完美履历”更为重要。
三年后硕士毕业时，李鸿君才发现自己失算了，“国考已经疯了”。
2007年国考，报名人数达60万，比2004年翻了近5倍。当年，全国有近五百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整个毕业班——尤其是文科专业——同学几乎全体出动参加国考成为常态。
为帮助学生提高国考竞争力，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还将《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项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科目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
围绕国考的经济链已然成型。全国各大高校校园里，各类国考培训的广告铺天盖地，就连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闻名的新东方，也在2006年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培训中心。业内人士估算，2009年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产值高达10亿元。
广东省的国考考场分别设于广州、东莞、佛山三地。一些市场嗅觉灵敏的旅行社量身定制了国考线路，为考生提供往返巴士、住宿与餐饮一条龙服务。
据同程网酒店项目负责人介绍，国考当日，考点所在城市订单上浮50％左右。
这实在是中国当下的一大奇观，越来越多人对“国”字开头的产品避之不及，却同时又一窝蜂地对带“国”字的地方趋之若鹜。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offer，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PHD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充足得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这越来越成为毕业生择业时毋庸置疑的标准答案。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华一2005届毕业生在拿到中宣部的最终录取通知书前，就断然拒绝了香港大学的PHD全奖offer；人大一2010届毕业生在家人及同学的强烈建议下，放弃普华永道，进入某中直机关做公务员……
李鸿君至今对当初“选错了答案”后悔不已，在一次饭局上，他对领导酒后吐真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混日子，准备国考，去做公务员的”。领导对他的表态相当赞同，拍拍他肩膀说：“好好考！”“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李鸿君回忆这一幕时说，“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体制”汹涌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01年赵鑫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一声不吭去了某中直机关报到。在当时，这个工作显得平淡无比，起薪不过千元，虽说迟早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钱买到一套房子，可那时北京的商品房价格也就四千元左右。这一福利还没太大吸引力。
那是国考开启网上报名的前一年。当时中直机关、国家部委、省市政府机构的招聘方式，还只是到几所知名高校请院系老师推荐学生，然后与被推荐者约见面谈；或是到高校组织专场招聘。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1997届本科毕业生陶亮印象中，当时最优秀的同学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1994年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才不过4万余人。
国企的竞争力也不大。1997年，约2/3国企还陷于亏损，同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
尽管围绕这一目标，国家开始出台多项配套措施剥离国企负担，但当时仍然处于1993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半以上GDP总值以来“国退民进”的红利期。外企、私企等高收入行业仍是高校毕业生的首选。
但国企“脱贫”的速度超出几乎所有人想象。
2000年，陶亮北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国企开始在高校高调网罗技术精英，“像中国电力、中国核能集团，这些原本不怎么来的企业，都一股脑地拥进北大清华捞人。”其时是国企“三年脱困”的收官年，许多国企走出低谷，1997年亏损的近七千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已减少了七成以上。
2004年陶亮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周围的同学开始花心思掂量手头的国企offer是否值得。就在此前一年，国家成立了国资委，其后三年，尽管其所管辖的央企虽然削减了近四成，但“瘦身”后的利润在2006年井喷至一万亿。这是十年前国企全部身家的50倍。
在陶亮毕业 5年后的2009年，国企在中华英才网公布的“最佳雇主50强”中占据29席，一年后升至33家。外企则只获3席。
在媒体上，关于央企与大型国企高歌猛进的报道随处可见：央企集体进军房产、煤矿，并广泛收购民营企业；奔赴沪深、香港、海外上市融资；2008年，中石油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移动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同年，国家为刺激经济投入四万亿，其投资的近九成项目被国企拿到。
“从捉襟见肘到财大气粗，‘国’字开头的企业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个势头还在持续猛涨，精英们自然趋之若鹜。”陶亮说。
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路飙升。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财政收入增速在 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续高速增长至今。陶亮博士毕业当年（2004年），财政收入较十年前（1994年）增长了505％，而GDP的增幅为342％。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两倍于GDP增速。财政收入的大头是个人与企业纳税。
2008年，当央企在金融危机寒冬中逆市突飞猛进之时，吴晓丹失业了，她开始重新加入国考大军。2006年从山东大学毕业时，她不顾家人强烈反对，放弃某大型国企的offer，加盟一家发展蓬勃的民营企业。一年后，老板卖掉企业，转行投入房地产业，她随后跳槽的另一家民企，因向银行申请贷款失败，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
显然，始终未获得与央企、外企同等超国民待遇的民企在这股“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已然沦为弱势群体。许多民营企业家要么转向房地产等性价比更高的暴利行业；要么等待被大型国企收购，戴上“红顶安全帽”；要么去做加工制造等低端产业，这是央企尚未，也许也是不屑蚕食的领域。
当年“追求超拔，拒绝庸常”的想法，早已被吴晓丹抛于脑后。她现在只想顺利通过考试，回到“体制内”去，否则，没有保障，没有编制，没有户籍，“能‘超拔’到哪儿去？”
时间的推移才能显示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们的“远见”。毕业8年后，赵鑫杰邀请同学们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羡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在同学们的脸”，这些在体制外梦想“超拔”的同学，至今少有人在北京买得起房子。
赵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环内，2009年以不到30万的价格买下，彼时，其周边商品房价已飙升至2万元/平方米左右。赵鑫杰单位食堂菜品丰盛，荤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顿自助餐仅一元钱。这个价格在他2001年进单位至今从没变过。
在老同学惊奇地感叹一块钱如今在市场上连一块姜都买不起时，轮到赵鑫杰惊诧了：是吗？物价都已经通胀成这样了？我都没注意到！
他的收入其实不高，一个月四千元左右，但平时不怎么用得上，在通货膨胀与房价飙升的当下，他所获得的非货币福利，用他同学的话说，“立马让月入万元但无其他福利的人想找块豆腐撞死”。
根据2月18日的媒体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去年完成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在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赵鑫杰可以在这个平稳而充满幸福感的中直机关干一辈子，只要他愿意。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赵鑫杰的幸福生活只是公务员与有编制的央企和大型国企员工的缩影。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
当年“最求超拔，拒绝庸常”，如今“没有户籍，没有保障，能超拔到哪去？” 宁舟浩摄影作品《单位》 （宁舟浩/图）
“体制内”生存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每年回家过年，赵鑫杰尽可能地低调，不出门，也不串门。他所在的中直机关尽管在权力序列中排名靠后，但是家乡亲友只认定他是“中央下来的干部”，登门托他办事的人一度络绎不绝。
国家实权部门是李鸿君过去四年始终坚定的国考目标，尽管考中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门，大多是为了在‘体制内’过安稳生活，但一心想进实权部门的，肯定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顿了一会，“坦白说，就是求贵。”
备考期间，李鸿君在家乡开煤矿的老板亲友听闻他的理想后，立即打电话问他“需要多少钱打点，多少都成”。当然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国考的透明公正也是逾百万人报考的原因之一。
“但公务员头上的权力光环，不得不说，很有魅力。”李鸿君说。
这个不太能摆上台面说的诱惑是黄丘伟连考五年国考的直接原因。从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黄丘伟进入了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在家务农的父母问，我们以后再被人欺负，你的单位能管吗？黄丘伟说不能，父母沉默了一会说，那你能不能调到能说得上话的单位？
李乐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实权部门，2007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是年级的就业明星，刚进单位时，他仍处在不可抑制的膨胀期，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求他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且态度谦卑。
这种优越感与女朋友在考虑买房问题上终于消停。李乐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5元一顿的食堂餐，单位自留地低价供应的有机蔬菜，洗衣券及年终多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外，没有其他福利，房子据说也“希望渺茫”。并且，李乐入职那年，正好赶上“阳光工资”开始严格执行，之前名目繁多的补贴都被取消了。
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50年才能买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还是按照当前的房价折算的。在福利房越来越稀少的现实面前，这是中国基层公务员集体面临的问题。
女友建议跳槽，换座“便宜点”的城市过小日子，李乐坚决不同意。
“一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每天总有那么多人来求我办事，一旦出了体制，就得变成我去求别人。我接受不了。”他说，“二是……坦白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套工序，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放弃留英机会，入职南方电网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机械化”的焦虑当中。作为一名北大硕士研究生，他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最繁忙，因为要赶各种年终总结。
最近，他正在制定一个员工辅导计划，让在变电站看护设备的同事不那么无聊，比如，申请在他们的办公室添置音响，每周为他们安排场地打篮球与羽毛球，而这些员工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名校。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他说，“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曹亮生于1984年，在他2010年毕业这年，绝大多数80后正式告别校园。在“国进民退”趋势刺激下形成的这一重返“体制内”大潮中，曾经贴在他们身上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的标签，开始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与概括力。
他们其实与任何年代生于中国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进行自我分析，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头脑，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
眼下对体制所带来的安稳的向往与自觉维护，在这一代年轻精英阶层里已然并还将持续深入人心。
吴晓丹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深圳市某机关单位，眼下的工作是给单位写宣传稿与新闻通稿。她开始越来越抵触与少数还在体制外混的同学在网上聊天，稍一深入就不欢而散。
“为什么总是在批评？为什么总要去反思？”她反问道，“难道就不能重点看主流、光明的一面吗？”
总体上，吴晓丹是个平和的人，每天在平和的单位里按模版完成平和的通稿，她总习惯性地吞服四粒维生素，这是单位发的福利。瓶子里的药丸一天天少下去，是这位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眼下日常生活中少数还存在变数的细节之一。
而已经连续参加八次国考的沈娜，仍在准备今年11月参加第九次考试。根据最新规定，从明年起，中央和省级以上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这或许终于将为这名当代“女范进”减少一些竞争对手。这会是她最后的机会么？（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名字皆为化名）（雷磊、李顺对本文有贡献）
不再做“特立独行的一小撮”
作者： 杨敏(化名) 口述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采访整理
体制外的经历让杨敏“明白了清闲和稳定的价值”。 宁舟浩摄影作品《单位》 （宁舟浩/图）
2006年从人大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在导师的推荐下，我进了北京一家事业单位。老师们很多在国外做过访问学者，但在学生找工作问题上，却更支持我们找体制内的工作。
不进体制，就没有编制；没有编制，就没有北京市户口；没有北京市户口，孩子将来考北大清华怎么办？现在没北京户口，连房子都不让买了。
国考肯定是参加了的，我们班90%的同学都报了，除了独立还特行的一小撮，“若为自由故，户口皆可抛”的那种。
那几个进了发改委、人民日报和中粮的同学，最让人羡慕妒忌恨。而像南方报业集团的offer，坦白说，性价比实在不高，招人条件高，但工作地点不在北京，即使在北京，也不能解决北京市户口。
在北京念过书的孩子，基本都想留在北京。谁让这座城市集中了全国各领域最优质的资源、财富、人才与机遇呢？
虽然没考取公务员，但好歹在那家事业单位混到了北京户口。我的工作很清闲，闲得危机感越来越强烈地压来。
我们单位后面是个菜市场，办公室的大叔大妈一下班就去买菜，虽然不会夸张到带菜上办公室摘，但又有什么区别呢？看看周围同一批进单位的小年轻，北大的、清华的、复旦的，所有人每天都在重复着不念大学都能做的活……
我当时感觉自己就在深潭里腐烂了，连一个泡都不会冒。
随之而来的打击是听说单位要改制，这个再不济都可以心安理得混日子的“体制”也快要没了。
作为一个“体制内”人，辞职的风险实在太大，和长期生活在温室中，一下子无法适应外面的台风同理。犹豫再三，男友说的一句话最终打动了我，“我们热爱婴儿是因为他们的未来是未知数”。
当年坚决不考国考的一男同学收留了我，他就职于北京一家体制外杂志。原想着可以重新拾起新闻理想了，反正户口也解决了，哪知出差费用苛刻不算，工资还经常拖欠，稿费也少得离谱。
雪上加霜的是，一位继续留在那家事业单位的前同事工作第二年就拿到了6万元年终奖，比我在这本破杂志一年的收入还多。
半年后，我跳到了另一家市场化报纸，生活没规律，全国各地出差，接触的大多是些弱势群体。一次采访过程中我和基层的干部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阻止我采访我们扭打起来了。
整天想去为别人伸张正义，其实我自己就是个弱势群体啊！工作奔波，还被人打；工作6年了也买不起房；因房东要涨租金被迫搬了几次家……
我在体制内时，我师姐当记者，她说，她去各部委采访，一眼望去长长走廊两侧都是门，推开任何一扇沉重的门，里面都有几个年轻人。体制啊，就是人肉金字塔啊，升一层就要挤掉好多人。
从“体制内”出来前，我还喜欢去水木worklife版抱怨工作无聊，一下可以看到30年后的自己什么的。
但现在，我开始去劝阻那些抱有我当年想法的人千万别跳出来。“体制外”的一年经历，我总算彻底明白清闲和稳定的价值了。
我开始重新考公务员，每年都报，有时出差错过了考试，那就下一年。我只挑最高院、发改委这样的单位报，国考每年题目大同小异，万一哪次撞了大运，被发改委的offer砸中，立马分到一套房子呢？
阅读延伸：
“最烫饭碗”背后的体制内诱惑
东方网2012年10月25日消息：据《劳动报》报道，今天，最热得发烫的职位是什么？是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南川调查队科员”，在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该岗位竞争比居然已达6847比1。真是匪夷所思。
公务员考试报名10月24日结束，截至23日16时的统计数据显示，已有超过百万的考生通过报名审核，国考热再度井喷已成定局，冷热不均的现象亦变本加厉，一边是近七千争一，另一边则有400多个岗位乏人问津。
这让我们再度警觉，对年轻人而言，体制内诱惑的欲罢不能，其害莫大焉。
曾经有媒体以《到体制内去》为醒目标题，报道大学生毕业选择的一窝蜂体制内就业成了年轻人最为垂涎的“香饽饽”，这和几年前“到外企去”的跟风热迥然有别。
“体制内”诱惑究竟何在？很多人会掰着手指头告诉你:福利好、职业幸福感强，或许还不乏体制内权力“世袭”的机会……这种种诱惑，远远大过创业激情。20年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体制外空间曾经充满活力与机会，敢冒险的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下海”，走创业之途，成为市场经济弄潮儿，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然而，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是整体转身，重新向“体制内”钻去。
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我们一直被告诫，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而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却为国内最优秀的年轻人所不屑，失去了最有活力的新鲜血液。失血的企业，会失去激励的创业冲动，会失去创新的巨大动力。
体制内诱惑使人趋之若骛，更使中国的行政机构日愈臃肿。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引用2007年的数据，时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为51321亿元，税费用于党政事业在编和临编人员的工资、退休、医疗、公招、公车、公出、办公等支出，为29425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57%；与此同时，用于公共服务的开支还不到30%。而在有些国家，这个数字是倒置的，行政开支占一成，公共服务占七成。
当然，针对这些年不断膨胀的行政机构，大刀阔斧的改革正在进入可操作层面。比如，多达9800多个事业单位的北京，去年决定冻结事业单位总量与事业单位编制，禁止新增，北京市委常委会也审核通过了《关于北京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实施意见》。
但是，这个触及众多公务员既得利益，触及人的身份变革的改革，意味着空前的阻力和前所未有的压力，进展也相当迟缓。眼下的国考热继续井喷，也印证着改革的效果不彰。
当中国所谓“智商最高”的人群，最会考试的人群，沉迷于国考、向往着体制内坦途的时候，试想，彼岸的乔布斯、比尔·盖茨们又在做着什么？
国考热度逐年递增，几成华山一条路，仿佛民企创业、高校创新之路，倒成了失意者的不得已而为之。“官场”生存模式已经前移到了中小学，甚至幼儿园……这难免让人忧心如焚。
倘有一天，国考不再热，或许能说明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到位了。
为何年轻人追捧“体制内”工作？
2月25日《南方周末》刊发述评报道《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机关人员幸福感高》。报道叙述了多个屡败屡考的个例，引据多项报道和专家社会调查结果而指出，参加国考、努力挤进体制内，已经被全社会承认为有上进心的表现。性质、待遇、稳定性与机关公务员类似的央企和事业单位职员工作，也为年轻人所普遍追捧。
正如《南方周末》报道所指出的，“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这四个收益特点中，前三个是“体制内”一直存在，在前些年国考不那么热门，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远不如现在大的时候，也是有的。在世界其他政局稳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起码过得去的国家和地区，此三点也是公务员职业所具备的。
这就是说，单是稳定的、高福利、有保障的“体制内”工作，并不足以改变巨大人群的选择。与之同时，有渠道认识和了解机关工作的人也都知道，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员，前述三个特点，一定是相对的：
对于绝大多数“体制内”人士而言，“稳定”只是长期稳定在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底端，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晋升，除了少数已灭了升官愿望的“逍遥派”之外，这样的“稳定”等于煎熬；
“高福利”同样具有反讽含义，各种外在和隐形的福利累计在一起，因“体制内”而具有神秘性，但却是极大不平衡和公正的，掌管仕途升迁的人也握有阐释福利分配规则的权力和具体操作的权力；
“有保障”跟“稳定”一样，只能保障“体制内”的人被锁在范畴内，得到一份兜底（当然这是老百姓所没有的），但不能保障其他。越是发展落后和观念落后的地方，“有保障”与单位内部高频率“折腾”是并存的。事实上，一些领导正是看准了大部分下属不可能具有挂冠而去的勇气和越级告状的智慧，才放心大胆的瞎指挥折腾。尽管机关内部设置了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的配套制约机制，如单位职员对领导的年终测评，然而测评并不阳光操作，且上级单位甚至领导本人可以自行修改规则，比如将无记名投票改为举手、鼓掌投票。
至于第四个特点“安全感”，如果孤立的审视“体制内”人群来看，是很难成立的，报纸上不是经常说官员、公务员压力巨大，很多人为此还得了忧郁症，甚至自寻短见吗？抛开极端的例子不谈，公务员多数在基层，而基层面临的政绩考核负担沉重，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别于过去几十年、十几年“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机关常态，现在各级各部门都忙得很，新职员、新设备越来越多，负荷却一点儿没减轻。很多年轻公务员在论坛和微博上发出的抱怨，常常招致群起嘲讽，却未必是变相炫耀。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年轻人，哭着喊着朝着“体制内”奔去，宁可牺牲曾经所谓的理想，也要勉为其难的“为人民服务”呢？上段所述的公务员工作繁忙的现状，其实就揭示出最关键的答案：以往，公务员队伍并不如今天庞大，还可以让很多人看报纸的混日子；今天，公务员队伍每年急剧扩容，再加上以财政资金供养的等同于公务员的其他身份性质的雇员、临聘职工、事业编制人员，累死累活仍不足以负担本职——这一方面说明要达到政府揽下的职能，还需要招很多人，另一方面印证出“体制内”管辖、承接、直接操作的事情太多了，由此将市场空间和社会空间压缩到无法按照自身规律运转的狭窄形态，这正是为什么当前国内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可能按照其他国家通行的市场法则和社会学原理解释、解答的答案。
政府管得太多了，事业单位改革迟滞，而央企又不断在固有范畴内强化控制力、同时不断突破新边界介入新领域，让民企、社会组织和个人所可能施展的空间一步步萎缩。如此一来，“体制外”生存对于年轻人而言，就变成了一件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事情，自然也没有稳定性、“高福利”和保障，其状态远远差于怨天尤人、自怨自艾的“体制内”同龄人。（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年轻人热衷"体制内"，亟需打破"体制内"特殊利益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编者按：日前，《南方周末》刊发报道《年轻人，到“体制内”去》，再次引发人们对“体制”问题的关注，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公务员考试热，以及垄断国企高工资、高福利问题，一直是社会热点，暴露出诸多问题。“体制”一词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体制”内外之分？未来的改革思路是什么？本报专访社会学家李强。
所谓“体制”，实际上是指传统体制。具体而言，这个“传统体制”是从1949年以后逐渐形成的一套制度、机制。
溯源
曾经每个人都在体制内
新京报：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是“年轻人倾向于选择‘体制内’就业”。“体制内”这个概念我们平时也经常使用，但是这个“体制”究竟指什么？
李强：所谓“体制”，实际上是指传统体制。具体而言，这个“传统体制”是从1949年以后逐渐形成的一套制度、机制，比如说当时把国有、集体作为社会主体，就每一个人的生活而言，都叫做工作单位。所以一般说“体制内”、“体制外”，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工作单位。
新京报：当时的“单位”这个概念和今天相比，肯定也不一样。
李强：对，这个“单位”已经不是一个简单概念的单位了，它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从学理研究上叫做“单位制”，这个“单位制”很有名，国内、国际很多著作论文都是研究中国“单位制”的。
新京报：能否给“体制内”下个定义？
李强：实际上，这个体制大体上是以国有、集体企业和政府机关等为主体的职工的终身就业制。它包括：政府、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研究机构、机关、学校、医院、场馆等，它们在所有制性质上都是“公有的”，而不是私有的，所以与个体、私营、民间完全不同。
新京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单位制”式的体制的最大特征是什么？
李强：这个体制它有一系列的特点，比如说它是大包干性质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单位，那就几乎一切都归单位包了，包括他的医疗、住房、保障、养老、子女入学等，就是过去常说的“单位办社会”。简而言之，就是说他从吃喝拉撒睡，一直到开追悼会，等于说几乎把这个人的一生全都包了。
当然了，既然单位对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责任，那么反过来，这个人也就向他的单位让渡了相当多的权利。
新京报：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单位和个人“捆绑”在一起的？
李强：实际上，你仔细想想，你要是去申请个驾照需要单位批准，你结婚需要单位开证明，你要是出了什么事需要单位“领人”，可以说就是把个人和单位“捆绑”在一起了，形成一个牢固的依赖关系。从就业角度看，单位基本上没有办法来开除一个人，是不能解雇的，所以传统体制基本上就叫做“终身就业制”。
新京报：曾有学者说“体制意味着一切，体制外什么也不是”。
李强：在当时社会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动员所有的劳动力都去工作了，那个时候等于说社会分配工作，当时找工作不用个人去做，从学校毕业就包分配，街道也管给你分配工作，反正每个人都有工作，那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在体制内，那个时候没有体制外的人。
一句话，这个体制在当时是一个总体的、全方位的体制。
改革以后，多种经营出现了，允许私营、个体私营，人们就把传统体制中那些具有传统体制特征的单位称作“体制内”，把后来这些新生机构都称之为“体制外”。
范畴
改革越深入，“体制内”越小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与“体制内”相对应的“体制外”？
李强：“体制外”的发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逐渐才有这个概念。
改革前，所有人都在“体制内”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太意识到“体制内”的作用，所以改革以前没有“体制内”、“体制外”这概念，是改革以后创造了一些和原体制不太一样的制度，这些就被叫做“体制外”了。
新京报：哪些和原体制不一样的制度呢？
李强：首先就是改革以后，多种经营出现了，允许私营，个体私营就开始慢慢多起来了，股份制、外资、外企等多种经营方式逐步实现多元化。尤其是1994年施行《公司法》以后，公司变成很普通的现象了，人人可以建公司，这些都不在原体制之内。
这样一来，人们就把传统体制中那些具有传统体制特征的单位称作“体制内”，把后来这些新生机构都称之为“体制外”。
新京报：目前的社会结构中，“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比例怎样？
李强：从职工的人数来看，改革以前城镇就业者几乎全都是传统体制，后来它就下降了，慢慢降成60%、50%、40%、3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真正在国有和集体传统体制内工作的就业者占城镇全体就业者的比例明显低于25%，换句话说，75%以上的人都不在传统体制里面了，所以这个时候，“体制内”才开始被社会高度关注。
当然，如果包括农民、农民工的话，现在中国全部就业者大概有8亿人，其中在“体制内”就业的比例就更是低得多了。
新京报：我们不妨梳理一下，目前还有哪些单位属于“体制内”生存？
李强：最典型的“体制内”就是两种，一种叫做政府机关，各级政府的国家公务员；还有一种叫做事业单位，这个比较复杂，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研究机构：中科院、社科院、医院、学校等，我们一般管它叫做事业单位，它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体制。
比如说你去大学看看，大学还继续有幼儿园、附小、附中，职工形式上是合同制了，但多数基本上还是铁饭碗，有些单位提出了一些改革，但是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还在传承体制，至于机关就更传承了。
至于国有企业，则呈现为过渡状态，一方面，企业现在是解雇员工不留情面的，但是，国企还保有传统体制的某些因素。
新京报：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李强：对，因为它是最典型的“体制内”，实行的是“终身就业制”。
假如说把“体制内”画一个大圆圈的话，里面分三个层次，政府保留传统特征最突出，是最典型的“体制内”，处于最核心圈；处在中间状态的就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相对保留传统特征明显比政府少多了，处于最外围。这三种目前还可以称之为“体制内”。
新京报：企业处于最外围，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有关吧。
李强：在经济层面，新生的“体制外”实际上是越来越大，特别是国企改革以后，当时叫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按照跟国际接轨的思路做体制变革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大的转型，传统上都是由国企、集体企业包下来的职工就大大分化了。
当然，有一点重大变化，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制，传统体制是把社保放在体制内，人们整个的医疗、看病都是单位来包的。从改革以后，新体制特别是企业，已经将职工的保障推向社会保障了，也就是说它这个保障是社会的而不是企业的，由企业和职工支付一定比例的钱，购买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兑现保障的时候是由社会机构来发放的。
新京报：也就是说，一旦走向社会，“体制内”的范围越来越小，这种步伐是与这个领域改革的步伐相对应的。
李强：所以要理解中国的改革，从方向来说，中国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建设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社会福利体制，而不是单位保障体制。
我刚才解释那些最典型的单位，大包干、铁饭碗，虽然改制把企业的铁饭碗基本上改掉了，但是其他单位还基本上没有动。所以中央一直在推动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但难度很大。
体制内外的待遇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纯粹工资性质、收益性质方面的差异；第二类是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差异；第三类包括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
比较
“内外”差异导致差距拉大
新京报：据报道，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从以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到现在的“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您认为“体制内”的诱惑体现在哪里？
李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异，笼统讲的话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有不同单位都会有差异，即使是“体制内”的单位其内部也有差异。现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来看待公务员等几个特殊群体。最近这几年考公务员变得很热，原因有很多种，但是有一点，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那就是公务员能带来的好处很多。
换句话说，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公务员相对来说虽然收入不算很高，但是福利会好一些，比如能够得到低价位的房子呀等等，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差距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新京报：这种“差距”体现在哪些环节，能否细化？
李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纯粹工资性质、收益性质方面的差异，这方面不是很明显；第二类是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差异，也就是“体制内”能享受到特殊的医疗、就业、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便利；第三类是因为工作性质、工作特点所带来的，甚至包括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社会关系，这一类比较特殊，但是这一类也是事实，不能否认。比如说公务员处在这个特殊位置上，别人办事都要求着他。
新京报：曾有一份报告中指出，户籍和出身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推手。是否在“体制内”生存，也在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推手？
李强：其实，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同样的结论，就是在影响中国人收入的因素中，出生地特别重要，就是你在哪出生直接影响你未来的收入。
在这里，需要提出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先天因素，一个叫后天因素。人们往往把因先天因素而获得资源的这种现象视为不公平，把因后天自己努力因素而获得资源的现象看作是公平。实际上，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应该让那些积极努力、贡献大的人，获得更多的资源，让那些不积极、不努力、没贡献或小贡献的人获得的资源少一些。
如果一个社会让那些不积极、不努力、没贡献的人，获得更大的资源，那就是不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地，按出生地定户籍的制度具有不公平的特点。
新京报：户籍和“体制内”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互为条件，互为结果。
李强：但是为了理清思路，最好不要把二者放在一起，不然容易搞糊涂。户籍制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当然，户籍和“体制内”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就是说它是利用这套制度来决定谁能得到资源，和谁不能得到资源，体制内、体制外也是这样。
所以，问题的核心还是资源占有，如果户籍不跟资源占有结合的话，户籍就失去意义了。包括这次买车摇号，必须得是北京户籍，外地人就有纳税时间限制。“体制内”同样如此。
新京报：大量的年轻人都奔向“体制内”，尽管对个人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有媒体称这是中国人才的巨大浪费。
李强：我曾经在文章中引用法国思想家圣西门的一段名言：“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50名优秀的物理学家、50名优秀的化学家、50名优秀的数学家、50名优秀的音乐家、50名优秀的作家、50名优秀的工程师，将使法国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假如突然失去的是没有用自己的劳动促进科学、艺术、工业进步的王公、议员、省长、主教等，这并不会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有这个涵义，一个社会如果在择业上引导人们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价值，那么将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福祉。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机关人员膨胀过快，增加了全社会负担，如果“挤入公门”的就业选择继续推波助澜，是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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