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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难临头朱胡子真庸儿 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

news.xixik.com   2021-1-5 17:16:16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明末农民战争年间中,在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纵横南北,革命的重要对象是皇族,然而朱元璋的子嗣们面对国破家亡竟然一毛不拔,既荒唐可笑,乞丐皇帝朱元璋基因真的是让下一代子孙完美继承了,他们嗜财如命,抠门无比,大难临头不自知,最后人没了,钱也没了。

图:朱元璋晚年画像,看似面目慈祥,但是他确实内心残酷,不谈功绩只谈人品与畜生无异(对子孙除外)

明太祖朱元璋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冷酷残暴的开国皇帝,他对功臣、故交、甚至对妃妾都是冷血无情的,完全是无情无义的畜生。屠杀功臣,兔死狗烹这事做的淋漓尽致。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过河拆桥大杀开国功臣?唯有在自己朱家子孙面前,温柔的无以复加。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为了保证朱家江山千秋万代掌控在自己人手里,把朱氏皇族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为王,世袭罔替,以期朱氏子孙们用绥禄位,藩屏帝室,特别是在中央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各地子孙能够以藩兵勤王。明朝天下初定,朱元璋一口气就在全国各地封了62个藩王,建了50座王府。这些朱姓亲王世代传承,与国同休,明朝实行厚养宗室的政策,其中有封号的亲王、郡王多达数十位,这些大大小小的王爷们,一边伸手向朝廷讨取优厚的俸禄,一边通过强取豪夺积聚起大量财富。

中国历史朝代表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的工资标准是中国历朝历代官吏们最低的,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却唯恐不厚。朱元璋此人向来节俭,唯独对自己子孙无比大方。他规定但逢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这可是最高官吏俸禄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封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朱家后代们充分享受,他还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朱家皇室后人的所有日常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并且从10岁起就可以开始领俸禄;结婚时国家配发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但这样的安排让这批皇子皇孙们饱暖思淫欲,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达20万,加上家眷服侍的家丁已至100万人之多。

明朝宗室子嗣分等级,享受相应的待遇

他把宗室子嗣分为亲王(分镇各地的藩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8个等级;女子封为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夫婿都叫仪宾。

其中,在对应的爵位上,王是二等,将军是三等,中尉四等,女封主、君是五等。

具体的标准是:皇帝的儿子,除太子外,其他人都封为亲王;亲王的嫡长子,满10岁时,册封为王世子,世子的儿子立为世孙;亲王的其他儿子,年满10岁被封为郡王。

郡王的嫡长子是郡王世子,其他儿子被封为镇国将军,孙子为辅国将军,曾孙为奉国将军,四世孙为镇国中尉,五世孙为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都是奉国中尉。

对于女子,亲王的女儿都叫郡主;郡王的女儿叫县主,孙女叫郡君,曾孙女叫县君,玄孙女叫乡君。

这么分等级的目的何在?为方便享受待遇。

朱元璋是穷苦人出身,好不容易“祖宗埋正”了夺得天下。为人父母,心疼子孙后代,其心可鉴。朱元璋对子孙后代的疼爱方式是:不让后代吃苦,包养一切!后代对应的等级,就在生活的各方面享受相应的待遇标准。

宗室享受的待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上”是指王室,“下”是指文武百官。

三品的镇国将军俸禄,与正一品的文武官员相当;四品的辅国将军,相当于正二品的官员。

在享受的待遇中,最主要的是岁禄(相当于是年薪),以实物米为标准,以石为单位。

这里的“石”不是石头的“石”,而是古代计量单位,念dàn,10斗为一石,10升为一斗。

古代计量单位容积变化较大,明朝的一石米,相当于现在的60公斤。

洪武9年(1376),朱元璋定下标准:

亲王岁禄为米5万石,钞2.5万贯,锦40匹,紵丝300匹,纱罗各100匹,绢500匹,冬夏布各1000匹,棉2000两,盐200引,茶1000斤,马匹草料月支50匹。

郡王岁禄6000石,钞2800贯,锦10匹,紵丝50匹,罗25匹,纱25匹,绢100匹,夏布100匹,木棉布100匹,棉500两,盐50引,茶300斤,马匹草料月支10匹。

亲王世子待遇与郡王相同,郡王的世子,待遇减半。

5万石米的岁禄,换成现在,是什么概念呢?

5万石米,就是300万公斤米。按现在普通散装大米每公斤4元计算,300万公斤米就是1200万元。

1200万元,养活一大家人,没有房租(王府都是朝廷出钱修建的)、水电气视讯网络等费用,更没有交通旅游费用,王府的其他大小官员、杂役等,都是朝廷发工资,没有别的经济负担,日子过得还是非常舒坦的。你说多么荒唐吧?国家的田税收要交给他们,他们开销又从国家那里拿,文盲出身的朱元璋是不懂数学和统计学的,他不知道这样做后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从万历时期开始,明朝内部危机四伏,农民起义不断,到了明崇祯时期就已经开始越发不可收拾,并且此时明朝天灾连连百姓们是苦不堪言啊,自古百姓就是一条命,只要你让他们好好活是不会造反的,但是你要逼迫他们到连吃口饱饭都没有,横竖都是死,索性就造反了,这是从始皇帝开始就一直存在的规律。崇祯皇帝虽然励精图治,可是他本人并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和运气,为了节省开支,他听从文官的建议取消了部分地区信差这个职务的编制,造成很多人下岗失去了饭碗,李自成就是其中一位,他不像刘邦,项羽,那样生来就立志要王天下,他只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吃饱饭,睡好觉,偶尔喝喝小酒侃侃大山,可是国家连最后这点希望都剥夺了,李自成走投无路开始了造反之路,随后的事情大家都很了解。

明朝初年,宗室贵族人数还不算多,国家财政尚能支付。然而朱元璋没有想到,他前脚刚走,后脚皇孙建文帝就被藩王朱棣等人一场“靖难之役”夺了皇位。为了避免“靖难之役”从自己这一支帝系中再次发生,朱棣保留了藩王“永绥禄位”,但却将兵权尽数收回,并规定“二王不得相见”。这些藩王们在军事、政治上不能有丝毫发展,又不能外出散心,不能参加科举,更不能结交朝臣。未经皇帝批准不能出王府半步……这一堆限制下来,藩王们就成了住在金丝笼中的高级囚徒。朱棣自身帝位来路不正和忧心子孙后代上行下效,成为朱棣继位后的隐痛。于是从永乐朝开始,明朝的藩王们就成了一群只准吃喝玩乐,不准无诏进京更不准豢养甲兵的“行尸走肉”,这些囚徒不能有任何政治抱负,除了少数有文艺细胞的之外,大部分的追求就只剩下及时享乐了,要么待在王府生儿育女,要么疯狂扩充庄田,搜刮民脂民膏疯狂聚敛财富。另一方面也在地方上做了不少奸淫掳掠的坏事。结果到了明朝末年,原本被朱元璋设想用来“藩屏帝室”的众多藩王们不仅对拱卫朝廷毫无裨益,反而成了朝廷的巨大拖累。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敲响了明朝灭亡的丧钟,这些藩王们又如同守财奴一般,刀架脖子上依然一毛不拔,最终将几辈子的积攒如数交给了起义军。

因此,明朝的藩王们别的本事没有,传宗接代可是一个比一个用心。因为多生孩子就是创造财富!所以明末一个亲王几十个孩子很正常,庆成王生了一百多个孩子,孩子们相互之间是陌生人,他也不熟悉,在大家一起聚餐吃饭的时候,还要别人相互介绍。是不是感觉非常有意思?兄弟姐妹之间都不认识,原因竟然是数量太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明亡前夕,宗室人口已经膨胀到数十万之巨。仅供养亲王一级的藩王,明朝财政就已经捉襟见肘了,藩王是明朝灭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嘉靖后期,御史林润上疏朝廷说:“今天下之事让人忧虑的最大弊端,莫过于宗藩。山西,河南两省进贡的粮食不够宗室吃得,何况官员的俸禄和部队的军饷。”《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朝宗室人口已经超过了15万,万历朝有30%的税赋用来支付宗室开支。

天启四年,大体算了一下,藩王及其子女共需支付禄米约400万石,但当年全国田赋收入一共才只有260万石,这是他们吃饭的花销。如果算一下的话,每年就是差140万石,赤字高达54%。这是一年的赤字情况,那么两年呢,三年呢,几十年呢?可以想象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有明200余年间,藩王及其子女作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体系之上的特权阶层。可以说大明朝被朱元璋的子孙,也就是这些藩王就给掏空了。

在历史唯一全部宗室世袭罔替制度下,明朝皇族耗费着大量财政支出。明朝是历史唯一宗室世袭罔替的朝代,明朝所有皇子全部封世袭罔替亲王、亲王的世子不降档承袭世袭罔替亲王。更可怕的是,亲王其他儿子无论多少,哪怕生50个、100个全部封世袭罔替郡王,大明宗室全部爵位世袭罔替。朱元璋多个儿子的亲王爵位从明初一直传到明末,近300年时间,一代又一代制造了无数世袭罔替郡王。

这里讲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拿明朝庆成王一支来说。第三代庆成王朱钟镒妃妾24人,生儿女多达100多人,老子英雄儿好汉,第四代庆成王朱奇浈所生的光儿子便多达70个。另一位庆成王更狠,光儿子就达100人,甚至出现了这样尴尬的场面:“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

藩王特权泛滥

明朝建立时,朱元璋有10个儿子、1个侄孙,算上朱元璋本人一共12人,到洪武朝末期一共58人,到明万历三十三年,宗室人口已达157000余人。而万历三十三年(1602年)到明朝灭亡还有将近半个世纪,此后明朝宗室还在快速增长。

丁丑,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题:“万历三十三年, 玉牒宗支共计一十五万七千(157000)余位”

对比一下,清朝爵位,亲王世子袭爵降一档为郡王,而更大的区别在于亲王其他儿子,要通过考试来获取基础爵位,考试不合格直接就是无爵位的闲散宗室,一科不为优则降一档,两科降两档称为考封。嫡系所生,考试全优,最高不入八分辅国公,别室所生最高三等辅国将军,再传一代就是闲散宗室了。

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于1521年,这时明朝的藩王制度,经过尽两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大负担。这个负担多沉重,说几个当时的情况就知道:

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

到明末明朝支出中宗室支出占比超过52%。而明朝想维持正常开支,税收必然要收支平衡,必然要增加税收,而同时占着超过天下大半土地的皇族却不交税,税收的压力全部转移到百姓身上。在遇着灾害,还不救济百姓不造反就怪了。

而且,皇族特权的膨胀也导致政权性质的急剧恶化。

皇明祖训:“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封疆大吏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

王府管家连封疆大吏都敢打,那就别说一般小官,比如: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够低级的宗室吧),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

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

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部分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

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中国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宗室有如此待遇,故明朝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藩王扎推的河南后来成为了流寇的重灾区,光是河南一省,就有麓王、福王、周王、赵王、唐王、伊王、郑王、崇王和徽王等九个藩王(明朝在河南一共封了十一位藩王 五个传到明末),这些金疙瘩们所占的庄田占据了河南田地的十分之一还多。在河南地区白吃白住了两百多年的朱家寄生虫子孙在明末很快就遭到了报应——由于藩王的强取豪夺,贫困不堪的河南很快就成为了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兵源所在地。如果没有河南“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的饥民,威震天下的闯王李自成别说和明王朝夺取天下,就连能不能躲过朝廷大军的追杀都成为了问题。而那些所谓“生不逢时”的明朝宗室子孙,在用光了两百多年的运气后,终于成为了李自成、张献忠和清军的刀下亡魂。他们真的是活该,不值得同情。

明末天灾人祸交织,民不聊生,被逼到生死边缘的贫苦农民,决定用刀剑和献血为自己拼出一条生存之路,农民起义如惊涛骇浪席卷天下。这些分封在各地的朱姓亲王作为朱家皇权的代表,他们显赫的皇家身份成了农民军倾泻刻骨仇恨的对象,成为了待宰的羔羊。明朝宗室亲王王府中堆积如山的财富,使他们首当其冲成为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朱元璋的子孙们毫无例外成为各地农民军屠戮的首要目标。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原先作为各地标志性建筑的最壮丽的亲王府,连同它们的主人,在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几乎全部灰飞烟灭。

明末农民起义队伍中,无论是素有仁义之名的李自成,还是一向以残暴著称的张献忠,不管他们对官绅士民态度如何,只要抓住明朝宗室,就只有一个字——杀!所以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他们对待皇族中人有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手软,只要是和皇族有一点点联系的,都会一律被处死。”只要是属于明太祖的后辈,不管你是被敌军俘获,还是自己主动投诚;不管你是跪地求生还是顽强抵抗;不管你是为了保命而将全部的财富都交出,还是一直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刻。最后的下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统统都会被诛杀。在这些史料里面只要是提及到了皇族在被起义军俘获后的情况,都是用的“全”“尽”“都”等字眼。确实朱元璋子孙们成为了中国的寄生虫,实在是骑在国民头上最大的敌人。藩王们不是望风而逃就是束手就擒。比如长沙的吉王、襄阳的襄王、太原的晋王等,都是“一闻贼至,望风而溃”。

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等十四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起义军每当攻下一座城市,就会杀掉当地的明朝贵族,分掉他们的财产。而他们的被杀又能引起民众对流寇般农军的拥戴。首先是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对皇族的屠杀。据记载,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克太原后,“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皇族。接着,因为“恐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最后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人几乎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其在6天之内将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尽数杀害。最终李自成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10000多人。在张献忠将常德占领之后,所有的宗亲王室都被悉数诛杀了。在将重庆攻陷之后,蜀王朱常浩和他的一家都基本上被杀光了;领地在成都的朱至澎,他的一家也基本上被起义军杀了。史料中总结到,只要是皇族的宗支,不分是顺还是逆,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在职高官,只要是姓朱的,就一律诛杀,绝不留情,可见其下场之凄惨。

就藩西安的秦王朱存极投降大顺李自成,没发一分粮饷资军,最终被李自成直接夺去,换了个将军职位回来,后被清军处死。

就藩太原的晋王朱审烜,降李自成再降清,与朱存极同一时间被处死。

周王朱恭枵拿出五十万军饷劳军战李自成,败亡后病逝逃亡途中。其孙朱伦奎降清也被处死。

楚王朱华奎宁死不愿助军饷抵御即将到来的张献忠,城破后张献忠“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朱华奎本人也被淹死在长江。

鲁王朱以派抗清失败上吊自杀,蜀王朱至澍被张献忠逼的跳井自杀,代王朱传(火齐)全家被李自成杀,肃王朱识鋐被李自成处死,辽王朱术堣被张献忠所杀,庆王朱倬纮被李自成所杀。靖江王朱亨嘉和南明小朝廷反着来,被明廷处死。

赵王朱常(氵臾)被李自成部将刘芳亮所杀,郑王朱翊钟违法的事做太多被崇祯处死,襄王朱翊铭被张献忠俘虏后跪地乞生还是被处死了,荆王朱慈煃降清被处死,淮王朱常清对抗南明病死,德王朱由枢被清军掳走病死,崇王朱由樻降李自成被处死,吉王朱慈煃死缅军手上。

徽王朱常渰被义军孙可望所杀,益王朱慈炲被清军俘杀,衡王朱由棷两次降清被清军处死,荣王朱慈照失踪,潞王朱常淓降清被处死。等等。这些明末藩王,大部分都是人渣,降清降起义军被杀,没人看得起。他们是代表的是大部分明朝统治者。

1641年,张献忠谋划攻占湖广重镇襄阳。二月初五,张献忠部下骁将李定国率27名骑兵,换上明军盔甲,混入了防守严密的襄阳城。夜半时分,李定国率部在城内四处放火,满城军民惊扰不安,以为张献忠已经占领襄阳,满街人潮汹涌出城逃命。早已侯在城外的张献忠大部队不伤一兵一卒,乘机攻克襄阳。襄王朱翊铭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成了俘虏。张献忠在南城楼上“接见”了这位亲王,给他倒了一杯酒,说“我本来想杀杨嗣昌(明朝大帅),但太远够不着,借你的脑袋用一下。”命人把襄王斩首,点燃了城楼,把襄王尸首投入火中。

1643年,陕西汉中的瑞王朱常浩,为了躲避李自成的兵锋,拉家带口躲进了四川重庆府。悲催的是,不到一年,1644年,重庆就被张献忠攻破,瑞王被擒。据说这个瑞王虽非什么圣贤之辈,为人还算不错,除了贪财,其他坏事倒没怎么干过。张献忠也没有过多难为他,把他和一批明朝官员一起押赴刑场斩首。史书记载,当时天气晴朗无云,却突然打起了雷声。

哪位藩王不好好做他的米虫,来资军练兵勤王,那就是心怀鬼胎,想抢我皇位的。那就别怪我崇祯不客气了。崇祯九年(1636年),唐王朱聿键率军倡义勤王,却被勒令回国,废为庶人,幽之凤阳,改封其弟朱聿镆为唐王。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陷南阳,朱聿镆被杀。崇祯十七年(1644年),北京沦陷,福王朱由崧立于南京,释放了朱聿键。顺治二年五月,南京被清军攻破,朱聿键行至杭州,南安伯郑芝龙等人拥立他为监国,立政权于福州,年号隆武。顺治三年,清军克绍兴,鲁王朱以海逃往海上,福建大乱,郑芝龙假言海寇至,率兵航海逃去。清军入福建,俘虏唐王朱聿键,绝食而死,算是为唐王一系光彩谢幕,也是稍有有骨气的朱元璋子孙。南明隆武帝半生牢狱 满腔热血却无力扭转乾坤

明朝政府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穷的封建大一统王朝政府,这种穷体现不受商业税和对于藩王的巨额补贴之上,明后期仅是用于宗室供养所花费的费用就几乎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明朝后期穷到无法提供粮饷,无法救济百姓,甚至裁撤很多政府部门都是因为穷,明亡于宗室们的吸血也是有道理的。而这些藩王天天除了生孩子几乎无事可做,造就了能力低下的结果,特别是明末晚期,那些藩王眼光短浅,自私自利,极其吝啬,哪怕国家已经到了为难之时依然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快活着,富得流油的王爷们往往吝啬至极,即使在大难临头之际都不肯花钱消灾,实在是愚蠢至极。结果就是城破人亡,大笔财产成为了起义军的军饷。正是由于各地藩王积攒的巨额财富,李自成百万起义军才可以四处游击作战,所到之处全部免除三年赋税,声势日益浩大。百姓也纷纷传唱:“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丈人也是一毛不拔,最后李自成给逼出来的

除了朱家人之外,还有很多依附于皇室的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宦官等集团也聚敛了不少钱财。但是,古语有云:“多藏厚亡,乱世每见之。”在乱世之中,这些财产反而成了他们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源。

地处武昌的楚王不愿出银子募兵,而身处北京的崇祯老丈人、嘉定伯周奎也差不多。崇祯十七年(1644年),国库早就入不敷出,已经无力支出战争的费用了。为了堵住窟窿,崇祯皇帝下诏,命在京的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们捐款助饷。崇祯皇帝并没有为他们明码标价,而是希望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为国分忧,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圣旨一下,原本家财万贯的达官贵人们就纷纷开始哭穷,表示自己“两袖清风”,根本没有那么多银两,但是为了共度国难,愿意卖房捐款,崇祯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做给自己看的。别的人不出也罢了,崇祯皇帝寄希望于自己的老丈人、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毕竟没有了自己这个女婿,周奎这个国丈就变得一文不值了,甚至还会被李自成杀掉。真的很奇怪这些人宁愿被敌人清剿也不愿为了守住自己的地位而努力!覆巢之下 复有完卵乎?他们都是啥子嘛?也不是没有原因,明朝给他们的俸禄很低,如果拿钱出来,证实自己贪污,明朝皇帝的德行大家都知道,他不会感激你帮了他,而是想你这么有钱,搞死你钱就是我的了,所以他们不拿出钱是对的,帮了他铁定死,不帮他也不一定被清剿,综合下来,不帮他好处还多一点,至少保命了。

看到周奎没有表态之后,崇祯皇帝便专门派太监前去向周奎单独传话,希望他带头捐款,以便让自己度过难关。但是,无论太监怎么哭诉请求,周奎就像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连老丈人都不带头,其他人可想而知,崇祯皇帝最后筹措军饷的努力也宣告失败。不久之后,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尽,而周奎的万贯家财也就成李自成的了,因为大顺军对明朝的达官贵人执行“追赃助饷”的运动,周奎为了保住性命,吐出了三百万两白银。他宁可被李自成打一顿,逃出所有家产,也不愿意拿出哪怕一点点来救自己的女婿,这样的皇亲可谓愚蠢至极。“多藏厚亡,乱世每见之。”在乱世之中如果这些人拥有着无尽的财富,却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最终这些财富只会成为他们败亡的追命符。

比崇祯还有钱的福王,痛骂李自成,自杀而死

一般来说皇帝是天底下,最有钱,最有权势的人,然而在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显然不是这种情况,相反这个亡国之君是很穷的,龙袍是破的,只能打补丁,打仗没钱要逼捐太监和太大臣,而太监和大臣还不理他,最重要连税都收不上来。而福王,朱常洵,神宗皇帝第三子,母郑皇贵妃,这位差点把明光宗挤下皇位的藩王,显然是比崇祯皇帝有钱,跟崇祯皇帝相比,还整天啥事不干,最终因为抠门,兵败被杀。

这位福王从出生开始就受到了,万历皇帝的优待,不知朱常洵哪点好,也许是和万历皇帝臭味相投,所以从小深得万历皇帝宠爱。朱常洵不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但万历皇帝为了改立他为太子,几十年如一日地与朝臣对抗。最后,碍于祖宗家法与朝野上下的压力,万历皇帝没能立朱常洵为太子,但他却将朱常洵封到了繁华的洛阳,赐庄田四万顷。朱常洵和他不成器的爹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财迷,极其贪婪。朱翊钧赐给他四万顷地,他仍然不够,又大肆向朝廷索取,索取不成便公然霸占民田。朱翊钧在位时,对朱常洵有求必应,以至于朱常洵的封地虽在洛阳,但整个河南省都已养不起朱常洵,于是只能“取山东、湖广田益之”。但朱常洵仍不满足,又索取“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连国家专营的盐业他也要涉足(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明朝末年,民生凋敝,朝廷本就入不敷出,还要供养这些贪得无厌的藩王无异于雪上加霜。

这还不算啥,天启皇帝一次赏桂王、惠王、瑞王每人三万顷(300万亩)良田。还有景王、潞王四万顷(400万亩)良田。成都附近70%土地归蜀王,河南一半土地归王爷。光这几位王爷就圈地就超过二十万顷(两千万亩地)了。对比下被吐槽的清朝,清朝只有清初八旗圈地,加在一起还没这几个王爷多,而且清初就禁止了,并且清初还免费给百姓分地(更名田),而明朝都到明末了皇室还在圈地。

万历皇帝死后,到明熹宗、崇祯时期,朱常洵仗着自己是皇族长辈,更加有恃无恐,极力敛财。朱常洵的财产,富可敌国,可他仍然伸手向财政早已赤字的朝廷要钱。朱常洵不仅贪婪,而且极其吝啬,一毛不拔。河南境内发生严重的旱灾,饥荒蔓延,百姓愁苦,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朱常洵搜刮了河南百姓那么多财产,在河南人民水深火热之际,他却熟视无睹,更遑论出钱出力赈灾。河南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民之蟊贼,连官兵也忍无可忍: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寇乎

朱常洵极度自私,根本不管外界洪水滔天,只顾个人享受。他沉湎酒色,外界哀鸿遍野,而他的王府,却日夜笙歌燕舞。他除了贪婪享受,更无人生追求,简直将自己当猪养。他的体型也真对得起猪,他是个三百斤的大胖子,走起路来浑身肥肉翻滚,犹如一个松松垮垮的肉球。

《南明史》记载结婚时候,“婚费至三十万,营雒阳王邸至二十八万,十倍于恒制——就藩后“时海内全盛,列朝存帑瓌宝他赢羡亿万计,皆以资之,诏赐庄田四万顷,以中州为不足,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请籍没张居正产及扬州至太平沿江荻州杂税与四川盐井榷茶银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肆雒阳,与民为市”。一生最大的爱好是日惟“闭门醇酒妇人为乐”。

万历年间的时候,天子和百姓争利益的事情在史册中常有记载。当时万历帝四处派人在百姓家中搜刮,还派了大量的矿税监制。这种行为让百姓叫苦不堪,并且还闹了饥荒。但是万历帝并没有拿出国库中的钱来为百姓赈灾,他舍不得。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抠门的皇帝,却在他的小儿子,也就是福王大婚的时候,一下子就拿出来三十万两白银,来为他的小儿子筹办婚宴。他为福王在洛阳修建了一座府邸,并且只是修建了这座府邸就花费了二十八万两白银,这远远超过了祖辈规定花费的十倍。并且福王在“就藩”的时候,他还立马就赐予了他上等的数万亩的良田。

这个肉球也很没脑子,就是这样一位被史书称:“为耗天下以肥王,雒阳富于大内”的家伙。遇到李自成大军居然不肯出钱剿寇,当时正在洛阳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劝他出钱鼓励将士、招募士卒,理由实在很充分:大王这么多钱,拿出一点也无关紧要。再说了,这也不是为了别人,将士们拼死拼活,不也是为了守护您的家产吗?如果让义军杀入洛阳,您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

可朱常洵这个缺心眼,居然对吕维祺不以为意,继续他的酒色之欢,继续他的笙歌燕舞。直到农民军即将攻破洛阳,朱常洵吓得魂飞魄散,才想到出钱招募勇士,但为时已晚。最终李闯大军打到洛阳城下,这位抠门的藩王才出千金守城,而到半夜被自己的总兵王紹禹开门把李闯放了进来。

破城后,这位富可敌国的藩王,一路跑到了城外的迎恩寺中躲了起来,但是被李自成发现。到了这危急关头,身边的人都在劝他“名义至重,毋自辱”,宁死毋屈”。

最终朱常洵没有向李自成摇尾乞怜,苟且偷生!拿过李自成送来的绳子,痛骂“任汝杀我”!自杀而亡。

虽然有些说法,说李自成把朱常洵和梅花鹿一起炖了做成福祿羹,三百斤重的朱常洵还在锅里面上下翻腾,但是这明显是不可信的!只能说当时人痛恨朱常洵,朱门酒肉臭,门有冻死骨,而编纂出来的故事。

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事后,李军火烧福王宫,大火持续三日不绝。

张献忠兵临城下,楚王朱华奎打死不肯出钱犒军

楚王朱华奎是朱元璋第九子朱桢一脉,早在晚明党争一地鸡毛的万历年间,就是个出名的话题人物:他在万历八年(1580)登上楚王位,曾经因为身份问题,闹出万历三十一年(1603)震撼朝野的“楚宗案”。以学者张建民《明代两湖地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一文考证,此案不但导致楚宗室冲击楚王府,还被当时首辅沈一贯,当做了排斥异己的由头。借题发挥掀起了党争。明末王爷里,这位,算是个“招事”的人物。

朱华奎是明朝第九任楚王,楚恭王朱英烍的遗腹子,生母为宫人胡氏。朱英烍于隆庆五年(1571年)薨逝后,朱华奎才呱呱坠地,由于年纪太小没能即刻承袭爵位,王府的事务便交由叔父、武冈王朱显槐代为管理,直到万历八年(1580年才被册封为楚王。

然而从朱华奎降生的那刻起,对于他的真实身份便遭到质疑。当确定由朱华奎袭爵的时候,府内仪宾汪若泉便向朝廷上奏,说朱华奎并非恭王所生,但却没能引起朝廷重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质疑朱华奎身份的声音更盛,宗人朱华趆甚至还纠结大批亲属,向朝廷告了御状,轰动一时的“伪楚王案”就此爆发。

按照朱华趆的说法,朱华奎乃是楚恭王妃王氏兄长王如言之子。由于藩王养育异姓、冒充己子属于重罪,一旦败露受罚极重,所以朱华趆的检举信刚刚呈递进京,害怕家丑外扬的朱华奎便用重金贿赂首辅沈一贯、通政使沈子木,恳求二人帮助压下信件,后者满口答应。

然而跟沈一贯不和的次辅沈鲤、礼部侍郎郭正域得到消息后,便上书弹劾沈一贯、沈子木,并请求皇帝派人严查,由此该案在朝中引发激烈的党争。万历帝感觉事情重大,便派湖广巡抚赵可怀等人审讯楚王府人员,但终究查无实据,此案遂不了了之。事后,朱华趆等人或革爵幽禁,或充军流放,而郭正域也被迫辞职。

“伪楚王案”结案三个月后,对结果不满的宗室们聚众冲毁王府、抢掠财物(“劫杠案”),直到万历帝出面干预,事件才得以平息。此后40年间,仗着有朝廷撑腰,朱华奎不仅坐稳了王位,而且气焰日益嚣张,在驻地武昌擅作威褔,俨然成为当地一害。

朱华奎身居王位63年,凭借着朝廷的恩赏和强取豪夺,积聚起数量惊人的财富,跟万历皇帝的爱子、福王朱常洵一起,被视为最富有的两位藩王。然而无论是朱常洵,还是朱华奎,皆是贪婪吝啬、为富不仁的典型,并都因此而遭遇厄运。

楚藩与秦藩、周藩、蜀藩并称为明代富甲天下的四大藩。关于楚藩的富甲天下,我们可以从末代楚王朱华奎嫁女中窥斑见豹。

崇祯十六年五月,四川总兵官方国安率领七千官兵进入蕲州,张献忠率军沿江而上,首先瞄准了汉阳。汉阳在长江北岸,与长江南岸的武昌隔江相望。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楚王朱华奎最小的女儿朱凤德郡主与参加当年湖广乡试的考生王国梓成婚。婚后仅九天,张献忠率军逼近明朝江汉重镇武昌,朱凤德奉朱华奎之命自缢,王国梓出逃。三个月后,张献忠放弃武昌、南下湖南,明军收复武昌。王国梓返回楚王府,从郡主侍女那里得到了“镂金龙凤大箱十口、大柜两口、大桶两口(《一梦缘》),打开一看,里边放满了金银、珠玉、锦缎、衣物”。

这些足够一个普通人衣食无忧一辈子的财物,仅仅只是郡主侍女设法保护起来、没有被张献忠夺去的一小部分郡主嫁妆而已。凭着这些嫁妆,王国梓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直到七十六岁高龄才去世。晚年,王国梓根据自己在楚王府中当郡马的经历写出一本回忆录——《一梦缘》。由此可知,楚王府中积攒的财富定是相当惊人的。况且楚王府可是明朝最有钱的两个藩王之一(另一个就是万历皇帝的宝贝儿子,崇祯皇帝的叔叔福王朱常洵),经过百年的土地兼并,楚王府每年仅田租收入一项,就有白银两万多两入账,这还没有算上其他铺面,店铺垄断带来的财富。如果把楚王府中的财宝拿出一半来助军,武昌城是一定能守得住的。

但是,拥有这么多财富的做了六十三年楚王朱华奎摊上大事了,崇祯十六年(1643)仲春,西面是李自成部重兵压境,东面是张献忠部兼程而来,而当时明朝南方官军主力左良玉畏敌逃往南直隶(安徽)的池州,根本不敢和张献忠交锋。武昌城城内一片混乱,眼看到兵穷粮尽的地步。民饥兵饿,形势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湖广各级官吏眼见国库空竭(国库里的钱粮基本转移到了楚王家里)《绥寇纪略》记载下的朱华奎,却上演了极度荒唐无耻的一幕:当急红了眼的湖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们齐集王府,磨破嘴皮子求着朱华奎请他借给几十万两银子充作军饷保卫大明时,家居的原任东阁大学士贺逢圣也面见朱华奎,商量措饷事宜。面对一帮文武“捐资助饷”的请求,朱华奎那可是个标准的铁公鸡,一毛不拔,听说要让他出钱,心里那是老大的不乐意,朱华奎只是淡定的指着楚王府那把裹金椅子(洪武皇帝所赐),外加轻飘飘一句“此可佐军,他无有”——我这没钱,就一把裹金椅子,要就拿去。说出这种话的楚王朱华奎明显是在耍无赖,因为这把镶金交椅是当年明太祖朱元璋赐予第一代楚王朱桢的,这种东西贺逢圣怎么敢要?要了又有什么用?兵荒马乱的卖给谁去?所以说楚王朱华奎就是想通过这句话来拒绝南昌众文武“捐资助饷”的请求。贺逢圣绝了指望,哭着出府。如果楚王愿意出资,凭着楚王府的财富和官府的声望,且不说击退张献忠的进攻势头,守住武昌城几个月还是没有问题的。到时候朝廷再调大军围剿张献忠,就算灭不了他,把他赶出湖广起码还是能做到的。

按理说,前有福王朱常洵拒绝捐资助饷导致城陷身死的前车之鉴,后有周王朱恭枵捐资助饷保全了王府上下和开封城的榜样,此时的楚王朱华奎应该明白如何取舍。那么,他拒绝“捐资助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原因主要有四点:

1、武昌具有扼守南京上游的重要作用,城池修的高大坚固,所以楚王朱华奎在张献忠尚未兵临城下之时想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做打算:如果武昌能守住,他就可以不用“捐资助饷”;如果武昌城防到了危急的时刻,他才会捐资助饷;

2、在敌情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朱华奎害怕露富。崇祯十五年,朱仙镇会战失败后,逃至武昌的左良玉就曾向他提出过“捐资助饷”的请求,被他拒绝了。此时若他贸然应允,难保此后不会再有其他人以城防、剿贼为借口请求他“捐资助饷”,真到那个时候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3、武昌地位极其重要,明末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有言:“湖广居八省之中,最为闳衍,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中原有事,盖必争之地也。”大明朝廷一定不会坐视武昌失陷,并且在离武昌不远的九江还有左良玉二十万大军,如果武昌危急,大明朝廷必会严令左良玉出兵救援,一旦左良玉出兵,武昌就可能会保住;

4、楚王朱华奎不信任武昌城中的文武官吏。他继任楚王之初,曾有武昌官吏告发他不是楚恭王的儿子,掀起了“伪楚王案”。此案又引发了朝中楚、浙、齐等党同东林党的党争,差一点导致他王位不保。后来,为了泄愤,他又指使人殴死了“伪楚王案”的主谋湖广巡抚赵可怀。所以,他将守卫武昌的希望寄托到了他自己招募的“楚藩新军”上。

只是,楚王朱华奎千算万算都没算到武昌会陷落的那么快。张献忠刚率军抵达武昌,部分“楚藩新军”和张献忠事先安插进武昌的奸细就打开城门接应张献忠,武昌随即失陷。

楚王对于武昌城防之事丝毫不不屑,却对15岁女儿的婚事非常上心。楚府郡主朱凤德当年已经十五岁,按照规定到了出嫁的年龄,虽然当时根本不是结婚的好时候,不过楚王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给东林党首领高攀龙之子,湖广提学道高世泰下令,要其在民间为自己选取女婿。

由于明朝规定外戚不得干政,因此无论是皇帝驸马,还是各大王府的仪宾(这里说明一下,明朝亲王的女婿统称为宗人府仪宾,简称仪宾,并非传闻的郡马,郡马是民间流传的称呼,并非正式的称谓)往往是从中下级官僚和平民百姓家庭中去挑。

作为学道的高世泰自然清楚规定,王府夫婿自然要从贫寒读书人中选,除了身份贫寒外,有文化也非常加分。毕竟和这些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交往,琴棋书画就是最好的沟通桥梁。

而且这个人还要年轻,和郡主的年龄差距不能过大。选来选去,高学道选中了当时年仅17岁的江夏生员(秀才)王国梓。

这个王国梓不仅长得帅,有文化,而且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家里还非常穷,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非常符合仪宾的选举条件。

四月十日,王国梓坐轿子随高世泰进楚王府。

对于高学道选举的准女婿,楚王非常满意,不但命钦天监选定吉日完婚,还赐给王国梓王府服饰和肆筵,完全不顾武昌城当时已经是岌岌可危的状态。

而到了四月十一号婚礼的那一天,武昌城中上至湖广巡抚下至知府,知县都要跟在迎王国梓入楚王府的彩车后相送。

从四月十二日至十六日,还得大庆五天,这短短的五天,是仪宾王国梓与郡主朱凤德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吟诗作赋,六日合欢,两人完全处在初婚的打情骂俏之中。

但对于武昌城内的大小官员来说,却是非常要命的。楚王什么时候招女婿不好,非要在这种要命的时刻进行,这还不算,这些官员还必须放下手头的公务和军务,陪着楚王走完婚礼的全过程。从末代楚王朱华奎嫁女,来看明代郡主与郡马的婚礼流程

助饷一毛不拔,婚礼一掷千金,楚王在两种态势面前完全是不同的嘴脸。

而这种自私冷漠的态度,早就伤透了武昌全城军民的心了。我们在前线卖命守城打仗,楚王却在大肆办婚礼,我们究竟是为谁而战?这样的武昌城,这样的藩王,还有必要守住吗?

大家讨论武昌的守卫策略,主流的观点是撤掉长江上的守军,集中力量守城。只有一位参将崔文荣提出不同的观点:“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汉。磨盘、煤炭诸洲,浅不过马腹,纵之飞渡,而婴城坐困,非策也。”崔文荣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对岸的汉阳失守,武昌最终也难以保全,可惜没有被采纳。于是崔文荣自己带着一批勇士渡江到汉阳,与张献忠厮杀,斩杀六百余级,却无济于事,只好退回武昌。实际上,早在五月初,已经有一支农民军在团风一带渡过长江,沿着长江南岸向武昌进发,逼近洪山。张献忠的主力在江北,楚王府里有一位募兵官,名叫张其在,因为过错被打了一顿,悄悄渡江投奔张献忠,把武昌的城防情况全部泄露出去。

直到形势十分危急之时,朱华奎才拿出金钱来,收募从承天、德安逃窜而来的散兵游勇,指定楚府长史徐学颜统领,号称楚府新兵,不让其他文武官员插手(这个抠门王爷怕别人贪污了钱财)。实际上这批“新兵”,全是败在李自成义军手下的惊弓之鸟,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五月初五日,张献忠部义军的先头部队从团风洲渡江,克武昌县。二十三日,献忠全军自鸭蛋洲南渡。二十九日进攻武昌府城(《绥寇纪略》记载:“五月二十九日,于煤炭洲以二十艘轻军潜渡。”)崔文荣率军拒敌,多有杀伤,大学士贺逢圣也在武胜门上协助守城。明道臣王扬基眼看形势不妙,同武昌府推官傅上瑞弃城逃跑。楚府新兵随即大开保安、文昌二门投降。崔文荣跃马迎敌,渐渐不支,退回城中,来不及关上城门。崔文荣退到凤凰山,持矛杀死三个贼兵之后,自己也被长矛刺穿腋下,落马而死。混战当中,楚王府长史徐学颜的左臂被砍断,依然右手持刀战斗,最后被肢解。武昌陷落,大学士贺逢圣匆匆赶回家中,穿戴好衣冠,北向叩拜,然后一家人坐上一条船,驶向墩子湖,在深水处凿穿船底,全家十二人淹死在水中。这些人完全没必要为贪婪的朱家大明而战的,他们到死都只为自己朱家,而不是天下。

他是真没钱?当然不是,在朱华奎这类藩王看来,钱是大明皇家赐给他的,打仗剿贼则是官员军队的事,我只是负责享受的,打张献忠与我何干?但现实却是紧接着打脸:弹尽粮绝的武昌城失陷后,捂着钱包蹦子不掏的朱华奎,也就成了张献忠案板上的弱肉。他号称“没钱”的楚王宫里,被张献忠前后搂走了“金银各百万”,以至于“辇载数百车不尽”,抢掠楚王宫中金银数百万两,车子几天几夜载不完,简直一通大补血。

“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见《绥寇纪略·卷一》

武昌城破后,除了少部分人比如楚王府长史敢于反抗外,很多大户包括楚王都唯唯若若,压根不敢反抗,甚至自杀殉国。特别是楚王朱华奎呢,作为当朝皇帝曾祖父级别的宗室(楚王朱华奎和明穆宗朱载坖同辈),七十多岁的藩王,居然向比自己小得多的张献忠叩头求生,求其放过自己一条命。张献忠令兵卒用小竹轿子强塞进挣扎不休的朱华奎,扑通一声抛在湖中溺毙……这打脸,命都“打没”了。

“陷武昌,执楚王华奎,笼而沈诸江,尽杀楚宗室。”见《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

楚王朱华奎活了73岁,当上楚王也有63年了。按道理来说,活到这个年纪,很多事情都看得很开了,对于事情的轻重急缓都有一个很好的标杆。

不过楚王白活了这么多年,上不能报国,下不能安民,连事情的轻重急缓都分不清,活该最终落得一个沉江的下场。

只是可惜了郡主朱凤德和她的丈夫王国梓,只做了九天的夫妻,便在这种乱世中阴阳相隔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当然这些货色都是吸取了大明百年血液的寄生虫,死了也罢。

“陷武昌,执楚王华奎,笼而沈诸江,尽杀楚宗室。

做完这一切的张献忠,还来了一句生动补刀:“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有这么多钱,你都没守住武昌城,不宰你宰谁?而这一句话,何尝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呢?来模拟一下当时的场景吧!张献忠当时是这样骂楚王的,这狗拾的真们有钱的,都舍不得花钱守城,真是个瓜皮,士兵问,乃大王把真伙姓朱的咋办呀!张献忠说包这狗拾的装到猪笼子里头撇活(河)里头起(去),把这货姓朱全部推活(河)里头去。那些明宗室有的求饶,张献忠大骂 ,饶你妈地个皮,你这货狗拾的 拾你妈的 农民饿的啃树皮,都是你这货狗拾的害的,都给爷跳活(河)小心爷把你都剐了。是啊!这么多财宝如果都拿来守城的话,且不说武昌城能守个一年半载,就算城破了,楚王也能被其拥护的士兵安全护送到安全地带,何至于沦为这个下场。而湖北百姓则都痛骂楚王之愚顽。 张献忠随后驱赶武昌城内的朱姓宗室全部驱赶到江边,令其投水。一时长江岸边哭声震天,浮尸顺流而下。有位叫朱盛浗的宗室顺流漂下三十余里而幸免,逃入梁子山中,改名谢世仁。其子朱容栋通医术,清朝时被举荐为太医,不受,享年九十岁。

《绥寇纪略》中说:“献忠见其库中金,叹曰:‘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

《明史纪事本末》中说:“贼执楚王,尽取宫中积金百余万,辇载数百车不尽,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

《明史纪事本末》中说:“贼以箯舆笼王,沉之西湖。”箯舆是一种竹编的轿子,《明史》中的说法稍有不同:“陷武昌,执楚王华奎,笼而沉诸江,尽杀楚宗室。”

笼子也好,竹轿也罢,楚王的死法比福王和襄王文明了一些。当他坐在那个封闭的空间中,一点点沉入水中时,一定非常后悔半年前没有答应左良玉的要求,留下他们守卫武昌。左良玉也许打不过李自成,但是对付张献忠却是绰绰有余。

张献忠把楚王府的钱粮拿出来,赈济穷人,一时之间,蕲、黄等二十一州县都归附到麾下。而对于楚王府那“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的财宝,自然被张献忠全部笑纳了,作为其招兵买马,逐鹿中原的强大资本。就在攻陷武昌后不久,张献忠正式创建大西政权,并在次年攻取四川后称帝。可怜这朱华奎汲汲营营一生,积聚起令人咋舌的财富,一毛不拔,一味敛财,到头来却为张献忠做了嫁衣,实在是可悲、可笑。这个傻逼楚王乃明末自私藩王的最佳表率。

屠伯至矣!

关于张献忠在武昌的杀戮情况,文献中的记载大致相同。

首先是对朱明宗室的屠杀,《绥寇纪略》记载,武昌陷落之前,曾经有人在大路上高喊:“一群猪,屠伯至矣!”

张献忠最早发布命令说,宗室成员只要投降就不杀,所以宗室全部投牒愿降,结果被杀得一个不剩。有些人冒充宗室后代,聪明反被聪明误,“白刃交下,欲自辩,头已落。”

更大规模的屠杀由此开始:

“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鼈不可食。”

《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说法也差不多:“屠夷士民数万,投尸于江。尚余数万人,纵之出城,以铁骑围而蹙之江中。浮尸蔽江而下,武昌鱼几不可食。其遗民数百,多刖断手足,凿毁目鼻,无一全角者。”

但《绥寇纪略》中也说,对于武昌周边地区,张献忠要仁慈许多:“初献忠踞武昌,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

蜀王朱至澍:不给我做监国 我就不捐

明朝第一代蜀王名叫朱椿,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一皇子。或许是朱椿特别受朱元璋的偏爱,所有宗藩里,只有他是一家独占一省,偌大一个天府之国,名义上全是蜀王的封地。(注:后来四川各地的郡王,都是蜀王的支系。)

张献忠之所以能轻松夺取四川有一条重要原因是蜀王朱至澍不作为。他宁愿抱着金钱美女等死,也不肯出钱救民于危难。换句话说,是蜀王的财迷心窍,葬送了四川的锦秀河山,也害了他自己的命。

蜀王朱至澍,是朱元璋的十世孙,蜀恭王朱奉铨长子,万历四十三年(1602年)受封。毫不夸张地说,这家伙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一落地就享受荣华富贵。

蜀王从小不学无术、游手好闲,长大后成了贪财好色之徒,其作派有点像后来的八旗子弟。他用从四川搜刮的大量民脂民膏,把蜀王府建造得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并在宫中养了300多名宫娥彩女和数百名太监,整日嗜酒耽色,过着土皇帝生活。而对四川军政事务,他却不管不问。

尤为可气的是,这家伙爱财如命,是个超级守财奴。下面给他进贡,他来者不拒,有多少收多少。但要让他出钱,那比要他命还难。实在逼急了,他便耍赖,其言行酷似当今一些社会无赖:“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在四川当藩王,算得上是一份美差。明朝300年,川中各地的进贡源源不断,加上朝廷不菲的俸禄,蜀王简直就是土豪,蜀王府更是金窝银窝。蜀地第一大财主

据考证,蜀王府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足可武装10万精兵坚守成都3年。可直到张献忠打入四川,蜀王仍不肯出一分钱用于军备。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张献忠率60万大军从湖广进攻四川,一场大难眼看就要降临到川人头上。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华阳知县沈云祚、成都知县吴继善等官员紧急前往蜀王府,请求蜀王发库银、放陈粮,招兵买马,加紧备战,以保四川安全。

蜀王还没听完汇报,就不耐烦了:“时局危急,正是你们报国的好时机呀,找我干什么?明朝祖制有规定,藩王只可监察官吏,不可干预地方政务,更不能养兵,否则会有谋反之嫌。我有几个脑袋,敢违背祖制?”

当时蜀王府积帑数百万,朱至澍却一口回绝,还耍起了无赖:“孤府库中钱粮不多,只有承运殿一所,尔等可拆去变卖充饷。”负责城防的刘之勃大怒:“殿下,承运殿无人买得起,只有李自成可以。”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结果蜀王朱至澍还是不肯掏钱。

一番话,气得刘之勃差点吐血。为了说服蜀王,他列举张献忠攻打武昌时,楚王不肯出钱御敌,结果被张献忠破城后抛入长江淹死,府中百万两金银被抢劫一空的事,希望蜀王懂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道理,不要成为张献忠猎杀的最后一个藩王。

哪知,蜀王觉得这是在羞辱他,当即把刘之勃一顿臭骂。

沈云祚、吴继善跪在地上,几乎声泪俱下地苦苦哀求道:“王爷啊,你是知道的,蜀中战乱多年,国库早已空虚,现如今只有王府有存粮积银。恳求王爷拿出历年所蓄钱粮,招募民兵,加强防守,保境安民!”

蜀王皮笑肉不笑地回答:“我这里哪有钱粮,你们该向朝廷要去。”

见蜀王如此冷漠,吴继善禁不住号啕大哭:“四川危矣。”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底,李自成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逼得崇祯皇帝上吊自尽。此时,张献忠已逼近重庆,成都危在旦夕。

见形势愈发紧迫,蜀地局势危急,而地方政府无粮无饷,无力抵抗。内江王朱至沂(朱至澍弟弟)带领群臣赶到蜀王府,再次请蜀王发放钱粮,招募义兵防卫全川。激励将士们守卫成都,蜀地就还有希望。没想到,蜀王又搬出“祖制”,仍不肯出一分钱。

内江王想了想说:“刚才我与众臣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既然皇帝已殉国,不如你来让监国,号令天下,抵御献贼,光复大明。”

蜀王一听,顿时睁大了眼睛:“监国后是不是就可以称帝了?”

吴继善接过话茬:“监国后当然能称帝,历史上早有先例。”

蜀王哈哈大笑:“这样说来,这个监国我还是可以当的。如果你们能让我监国,我愿意散财救川!”

不料,刘之勃这时赶来了。刘之勃绰号“陕西骡子”,是个直肠子,说话从不拐弯。他一看大家都在给蜀王灌“迷魂汤”、上“眼药”,毫不客气地把众臣教训了一顿。

刘之勃说:“先帝虽死,但先帝之子尚有幸存者,理应由他们来继承皇位。现各地藩王很多,如果藩王个个都来监国,哪岂不天下大乱?按照大明律规,藩王僭位,乃谋反灭族之罪,你们是想陷蜀王于不义吗?”

蜀王一听,一下泄了气:“既然当不了监国,我还散财干嘛?我不干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见蜀王又打退堂鼓,众臣恨得直跺脚。刘之勃摇头叹息:“蜀王见死不救,太自私了,他会成为千古罪人的。”

按说,蜀王富甲一方,有钱有势,完全有能力组织一支武装力量抵抗张献忠。可生死关头,他却作出令人失望透顶的决定:

1、逃跑

1644年8月,见张献忠快打到成都,蜀王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可明朝灭亡了,到处兵荒马乱,该往哪里逃呢?

有心腹对他说,现在只有云南相对安全,不如走汉源,经西昌,然后到云南去。

此时,成都城内一片混乱,有不少人正拖家带口出城逃亡。如果蜀王这时换上老百姓衣服,再化个妆混入人群,说不定还真能逃脱。

但蜀王毕竟是蜀王,他哪舍得那些金银财宝?哪舍得那些宠妃娇妾?即使要走,也要带着金钱美女走。

1644年8月6日,蜀王动用几十辆马车,拉着蜀王府宗室成员、嫔妃宫女及大量的金银财宝,浩浩荡荡穿城而过,向南驰去。

这动静似乎太大了,连傻子都能看出他要干什么,岂能瞒天过海?

果然,刚出蜀王府,就有老百姓拦着蜀王的马车。街上的百姓听说蜀王要弃城逃跑,迅速围拢过来,将车队围得水泄不通。不少百姓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王爷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呀!你要是走了,我们的小命就不保了!”

守城的官兵听说蜀王要逃,立即关闭城门。“蜀王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想让我们留下来给他卖命,门都没有!绝不能让他逃走!”一名守将愤怒地说。

消息很快惊动了成都文武官员,众官员一齐赶到现场拦阻。有的说:“王爷可千万不能走!现在正是万众一心保卫成都的关键时候,气只可鼓不可泄,你要是走了,民心军心就会动摇,你不能帮敌人的忙啊!”有的说:“你是藩王,是民心所系,理应与臣民同生共死,岂能苟且偷生!”

一向说话直率、脾气火爆的四川巡按御使刘之勃说:“王爷要是这么走了,有何脸面面对四川百姓?你再逃跑,休怪愚臣不忠!”

众臣你一言我一语,说得蜀王无地自容。见无路可逃,蜀王只好打道回府。

2、投井

1644年9月9日下午,张献忠攻陷成都。

时年51岁、身材矮胖的蜀王,蜷缩在承运殿内(就是之前扬言让人拿去卖掉的那座),连连叹息:“四川完了,我命休矣!可惜我那么多金银财宝,就要落到张献忠这个逆贼手里。都是四川这些臣子们害我,阻拦我去云南,我才会有今天的大难啊!”

见走投无路,蜀王最终决定投井自杀。他知道,张献忠心狠手辣,凡是被他抓住的藩王不是丢进江里喂鱼就是活剐,没一个有好下场,与其被张献忠抓到千刀万剐,还不如自己了断落个全尸。

不过,蜀王不甘心就这么去死,就是死也要多拉几个心爱的美女陪葬,那样的话,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孤独。

他召集嫔妃和宫女到承运殿,对她们说:“平时你们享尽荣华富贵,今天该是以身殉国的时候了,你们都愿意同我一起去吗?”

几位十六七岁的嫔妃见蜀王要拉着她们陪葬,哭哭啼啼地说:“臣妾年幼,不想死啊!”

蜀王恶狠狠地说:“不想死也得死。先帝殉国时,皇后嫔妃跟随先帝赴黄泉,难道你们的命比皇后皇妃值钱?有谁违抗命令,我先杀了谁!”话音一落,嫔妃宫女们哭成一片。

这时,宫外响起了一阵喊杀声。太监来报:“张献忠军队已经杀进宫了,王爷赶快逃命吧!”

蜀王起身整了整衣冠,口中喃喃道:“我堂堂藩王,千岁之尊,岂能受流贼污辱?”说完便走向王府的八角井。

站在井边,他回头一望,身后只有两三个人,其余都在各自逃命,估计他内心顿如针扎般难受。

正在仰天长叹时,耳边再次响起喊杀声:“蜀王在那儿,活捉蜀王!”蜀王闭上眼睛,一头栽进八角井。只听“扑通”一声,蜀王命丧黄泉。

蜀王原配邱妃、宫女素馨、蜀王四弟太平王朱至渌也跟着跳入八角井身亡,周贵妃上吊自尽,其余宫中人有的逃散,有的被张献忠活捉。

可怜的蜀王,一生被金钱美色所困,到头来却发现什么什么都没带走,只落下一世骂名。

张献忠打下成都后,成为蜀王府的新主人。

张献忠听说蜀王投井自杀,觉得不解气,命人将朱至澍的浮尸捞起来,连戳三刀,再抛到江中喂鱼。

张献忠打开蜀王府银库,尽取库中百万两金银,张献忠一阵狂笑:“蜀王有这么多金银财宝不招兵买马,白白送给老子,真是头蠢驴!”蜀王抠抠逼逼敛来的财宝全成了张献忠的了,“江口沉银”和“蜀王世子金印”就是来自蜀王朱至澍的府库。逃了的宗室被俘后都被杀了被害。川中百姓得知蜀王死讯,都骂他死有余辜。

蜀王朱至澍没有他先辈的运气,没能埋在蜀王陵的风水宝地中。他的悲剧,有他自己的愚蠢和吝啬的因素,但实际上,他和明末其他惨遭屠戮的藩王一样,是为几百年来贪欲无止境的宗室还债。这样的悲剧,心疼儿孙的朱元璋倘使看见,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大明福布斯首富蜀王 

在中国已经发掘的历代帝王陵墓中,如果抛开规模,只说“豪奢”二字,明代蜀王陵完全有资格竞争头列。这片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正觉山麓的墓葬群,集中了十多代蜀王家族的陵寝,拥有富丽堂皇的地宫建筑、精美绝伦的壁画、巧夺天工的雕刻,被专家誉为“中国古代陵墓中最精美的地下宫殿”,历来都有“北有十三陵,南有蜀王陵”的美誉。

蜀王陵的豪华地宫

众所周知,北京十三陵是明朝历代皇帝的陵墓,位于成都的蜀王陵凭什么能建得跟十三陵相提并论?原因很简单——明朝的蜀王太有钱了。

按照朱元璋的设想,藩王从生到死的一切开支都要由朝廷承担,所以藩王的岁禄(相当于年薪)极为丰厚。作为藩王中等级最高的亲王,蜀王每年能拿到5万石米、2.5万贯钞,以及丝、盐、茶等名目繁多的杂项。

用今天的购买力来计算,仅“米”这一项,就相当于1200万元人民币。而且岁禄用在生活开支上的少之又少,因为藩王不用交房租(王府都是朝廷出钱修建的),也没有交通旅游费用(明朝严格限制藩王外出),王府的其他大小官员、杂役等,都是朝廷发工资…

你以为这些岁禄就是蜀王府的全部收入?大错特错!这只是蜀王一个人的工资而已,蜀王的每个儿女与子孙,朝廷照样要发工资!所以,尽管在明朝中后期,蜀王个人的岁禄已经缩减到1万石米,但整个蜀王府的岁禄却高达27万石,相当于人民币6500万元!

藩王:岁禄哪里够?土地才是硬通货!

更让人眼红的是,前面所说的岁禄,可能只占蜀王府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

封建社会,最值钱的是什么?答案是:土地。而蜀王,就是全四川最大、在全国都位居前列的大地主!

蜀王的土地,最开始都是皇帝赏赐的,而且这种赏赐通常都很大方。第一代蜀王朱椿,仅受赏的“王庄”就有300多个,每天由一个王庄提供膳食,一年才轮换一遍。但这些赏赐的土地从哪里来?肯定不是“无主地”就是了。

到了后来,历代蜀王就不满足于仅仅靠赏赐攫取土地了。他们有一种非常“高明”的攫取土地的手段——通过修建寺庙的方式,让土地归为王府所有。朱椿到成都就藩不久,听闻灌县秀峰山(今都江堰市赵公山)风景如画,遂捐钱让工匠在山上修建道观寺庙,又建一亭子,取名“蜀府官山”。如此一来,这座山就成了蜀王府的私有财产。而他的后代,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的土地更多。

此外,他们还接受百姓的“投献”,也就是百姓主动把土地转让到王府名下,自己“租种”。原因在于,明朝中后期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沉重,而王府的田地是不用承担朝廷赋税的。所以老百姓与其给朝廷缴纳沉重的赋税,不如给蜀王交地租。但投献其实是老百姓走投无路的办法,往往一两代人之后,投献的土地就会彻底被王府侵吞。

以上种种,再加上一些更加见不得光的手段,蜀王府名下的土地飞速扩张。到了万历年间(16世纪末),成都府11个州县的良田沃土,蜀王府竟然独占了70%!

明朝地契

大奸臣严世蕃曾做了个“天下富豪榜”,结果蜀王众望所归,压倒一众藩王、太监、土司,成为大明版“福布斯首富”。不仅严世蕃,同时代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蜀府之富,甲于天下”。

如此看来,天下首富的蜀王府,建起堪比十三陵的豪华陵寝,确实是“顺理成章”。但蜀王以及其他藩王们生前死后皆享尽荣华,背后却是大明财政逐渐走向崩坏,普通百姓利益不断被侵占,暗地里的仇恨不可抑止地蔓延……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到了王朝覆灭的时候,蜀王府积累的巨量财富,终将以极为惨烈的方式全部吐出来。

也有例外……

崇祯末年,面对李自成、张献忠的大军,大明的藩王们,多数是逃的逃,死的死,而周王朱恭枵却恰恰是个例外。他不仅仅在两年间,抵挡住了李自成大军的三次攻击,甚至还射伤了李自成。哪怕是开封城陷,他还是得以全身而退,创造了一个奇迹。

那就是周王朱恭枵,他散尽家财用以支援前线,亲力亲为,使李自成前后动用数十万部队攻打开封三次最后是挖开黄河河道才得以攻进开封府。

周王朱恭枵为何如此勇猛,能抵挡李自成的三次攻城全身而退

河南这个地方地处中原,因为黄河流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聚天下之中,汇集各地物产,所以明朝很多得宠的皇子封底就安排在这,共有7名藩王就藩河南,他们凭借自身的地位和关系吞并土地加上天灾连连,河南的人民们苦不堪言。河南的藩王中最出名的就数福王朱常洵和周王朱恭枵,福王是万历三子,十分得宠,万历为了他还和百官 有一场国本之争就是想废弃大儿子立这个三儿子为太子,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这个事件前后历经十余年,最终以万历的失败告终,万历也因此心灰意冷,从此不再上朝。万历随后让福王就藩可以说当时最富有的洛阳地区,洛阳是古都,不管是地理位置还只政治地位都高于其他藩王,并上次良田万顷,甚至都覆盖了其他藩王的领土,为此万历甚至扩编的洛阳的边境,福王也是任性,还要求将巴蜀的盐税收入赏赐给他,万历也答应了,随后福王要求将淮水的盐税给他也都答应了,福王王府金碧辉煌,远超皇宫,可以说富可敌国,当时的将是都好说皇帝把天下财富都赏赐给福王,却让他们为国家拼命,是十分不公平的,这也为日后福王的悲惨下场埋下伏笔。李自成初入河南本无人跟随,但是河南被宗室们压迫得太惨了,李自成一句免赋税,分土地,瞬间聚拢数万流民,于是逐渐成为一方势力,并攻打洛阳,但是有人给福王提意见说你把财产拿出来赏赐给那些悲惨的农民们,他们会感恩的,福王不听,随后洛阳城被破,福王急忙逃走依然被抓获,历史上甚至有李自成亲自烹煮福王的传说,可见百姓有多疼恨他。和福王相比周王就聪明和有远见很多。周王朱恭枵就坚决不愿意做起义军的“仓库保管员”,而且与其他藩王临死前拼命挥霍不同,这位周王非常清楚钱应该花在刀刃上。正是他的出资出力,让一生攻打名藩大镇无数的李自成在开封城下屡遭挫折。

周王散尽家财为开封保卫战立下功劳,可以说如果明宗室皆是周王这般大明哪会如此迅速灭亡?

朱恭枵是明朝开国之初周王朱橚的后代。建文帝因为害怕朱橚支持他的同胞哥哥燕王朱棣,将朱橚贬为庶人,徙居云南,后又被召回应天府禁锢。幸好,朱棣靖难起兵,攻入了应天,才将朱橚救出,恢复了周王爵位,命其重返封地开封。自此,周王世袭罔替,久居开封,传到朱恭枵,已经是第十一代周王。朱恭枵生于万历八年,万历十七年封为世子,天启元年(1621年)承继周王爵位,共计在位二十四年。他在位的时间,正好是明朝震动,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爆发的时期,二十四年间是大明朝最风雨飘摇的二十四年。周王的封地,曾经的宋都开封城,“图书文物之盛甲他藩,士大夫垔富,蓄积充牣”,成了李自成誓必拔之的富庶重镇。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福王,消息一出满朝震惊,对于那些已经智力退化的王爷们来说,也只是震惊,甚至还有羡慕嫉妒恨的会鼓掌称快,对于周王来说,他无疑意识到国家他们的大明朝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此时如果在抱着自己的那点家财,可真的会死得不能再死。

洛阳的城池比开封打得过,坚固的多,但是周王相信一切还是要看人,于是亲自拿出库金五十万,饷守者军士,并悬下赏格,杀一贼给五十金,这就意味着杀死一名起义军就是一个金元宝,这是极大的诱惑。并发布悬赏,但凡能击退农民军者赏银十万两,并保奏朝廷加官晋爵。他还自己出资来加筑开封城,以防御起义军。当李自成攻城时,守城者投以火,贼被烧死者不可胜计,乃解围。此乃第一次开封保卫战,介绍的简短,但是过程必然是很是不容易的,起义军必然是看其他城池轻易被攻破,没有把开封当回事,结果被当场教训,死伤惨重只得退去。保城之战开始之后,城中留守的官员分别负责把守各门,具体分工如下:东门:左布政使梁炳负责守卫。曹门:开封城的东面共有两座城门,即东门和东门以北曹门,由右布政使蔡懋德守卫。北门:管河同知桑开第守卫。南门:开封府知府吴士讲负责守卫。西门:是农民军围攻的重点,由巡按高名衡负责守卫,守道苏壮、推官黄澍等人协守。此外,祥符县知县王燮率领衙役守卫西城,周王府的承奉官曹坤、左长史李映春率领王府的八百勇士登上西城城墙参战。

攻城方面,主力是李自成的军队,而且联合河南当地的农民军,如《流寇志》中说:“戊午十三,寇将纠土寇瓦罐子、一斗谷等攻开封。”

瓦罐子、一斗谷都是河南农民军的将领,名字很接地气,一望可知他们都来自社会的底层。

《守汴日志》中给出了农民军具体的数字:总数是三万多人,其中的精兵不到三千,其余都是胁从之众。

这里所谓的精兵,大概就是李自成的军队,胁从之众就是瓦罐子他们率领的河南本地的土寇。

此役的胜利使崇祯皇帝视周王为最佳,进行宣扬,崇祯下诏褒奖,曰:“此高皇帝神灵悯宗室子孙维城莫固,启王心而降之福也。”但此时众朝臣皆知大明这艘破落船是一个周王所不能拯救的。

第二年正月李自成再度发兵攻打开封,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决定这次稳扎稳打,使用木板和盾牌遮挡,随后起义军用铁锹等物挖城墙,企图挖穿城墙,这个办法还是十分管用的,城上守军确实没有办法,城墙几乎要被挖穿。

《汴围湿襟录》记载,农民军的攻城战术很简单,就是“剜城”、“挖城”:首先是驱使大批乡民,把门板、大车之类送到城下,竖立起来,遮挡城上打下来的矢石。农民军混杂在乡民中间,冲到城下,凿下城墙外表的砖石,向城墙内部掏挖成一个洞,人躲进洞中,“贼匿洞中,矢石不能加,昼夜筑掘,无法可退,合城甚危。”很快,开封的城墙下面就被挖出来许多洞。

此时天气寒冷,城上守军衣着不足以取暖,并且食不果腹,但是大家都不好意思向周王掌嘴了要钱了,王燮于是毛遂自荐去周王府要钱粮,周王毫不迟疑的又捐出白银数万粮以资军用。在周王的带动下,官府也动员民间捐出棉被、毛毯,为守城士兵取暖所用,一天之内便筹集到两万多件。另外由乡绅们提供的粮食,在上方寺摆起数百口大锅,为守军提供饮食。

巡抚高名衡为此向城中百姓表示了感谢。有了周王积极支持,文臣武将的指挥若定,全城官兵士气高涨,开封城注定成为一座难以轻易攻破的铜墙铁壁。

为了坚守开封城,众文武官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守备高尚仁为鼓舞军心民心,在夜里偷偷将两尊大炮埋入地下。然后白天带人修补城墙时,故意在埋藏大炮的位置取土。

当这两尊大炮再度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喜讯速度传遍全城,传言也越传越神,两门铁炮也被说成是刘伯温当年埋下,专为平剿反贼所用。为此还将两尊大炮披红挂彩,游街示众,众人皆深信不疑,深受鼓舞。

也有人劝说周王,如此接济是不行的要为自己着想,他的回答是:“城垣既陷,身且不有,而况于金乎?城苟得保,何患乎无金”可见其觉悟。朱元璋其他子孙如此窝囊,这位着实让人佩服。

为了解决起义军挖城墙的战术,巡按御史任浚便直接摆出2000两银子,用红笔书写下“能夺此洞,赏银2000两。”如此巨额奖赏使守军将领们都红了眼,纷纷绞尽脑汁,想策解决,名叫朱呈祥的将官带兵自告奋勇出击,他的办法就是使用火攻,将点燃的药草扔进被掏空的城墙中,将其中作业的起义军熏出,朱呈祥趁民军退出间隙,迅速命人将准备好的大量水倾倒入洞灭火降温,尔后率领敢死队跳入洞穴中,很快将巨洞夺取。照这个办法三十几处巨洞都被夺回,起义军十几日的进攻化为破影,士气大损,正月初八,巡按任浚率500精兵由水门潜出,突然将民军大营突袭。连日进攻起义军是又冷又饿,他们起义本就是为了吃饭活命,如此待遇,还有背负一个造反的名义很多人内心开始动摇,于是城内官兵借此机会,拜上大锅,开始对他们进行心理战,来了就有肉吃,既往不咎。发起情感攻势,并往给洞内的民军投送大饼,使得不少民军调转枪头,转而向明军投降。

心理战能削弱并影响民军士气,但有李自成嫡系3万老营督战,民军攻势仍持续进行。而火攻对守军也说仍是对付凿墙掘洞民军的最有效手段。官府在民间收集大量柴草,而周王府也贡献尤多,到初九这一天,曹门城上已囤积了10余万束柴草。守军正枕戈待旦等待民军的下一波攻势。混战中,亲临一线指挥攻城的李自成本人也被总兵陈永福一箭射中左眼(后明史将李自成称为“瞎贼”),遂无奈主动撤军,这是第二次开封保卫战。李自成也因此对开封怀恨在心

崇祯十五年夏季,开封地区雨季,黄河水位上涨,李自成知道这是进攻开封的好时候,于是包围开封,将成为即将成熟的粮食收割走,包围城池,随后挖开黄河,引黄河水冲击开封城池,也有说法是明军自己挖黄河水企图冲击起义军,我相信是双发都在挖,因为黄河决堤的太快了,洪水不仅冲垮了城墙,也冲击了起义军。

开封府有三十万百姓,被洪水冲击后,只剩下不足七万,周王也在众人的保护下仓皇离开,但是周王也因此一蹶不振,随后病逝。

开封相对于,洛阳和西安城池坚固上司相差巨大的,但为何开封能坚持如此之久,和周王的倾尽家财奋力保护有关,那时还是家天下的时代,你老朱家自己都不在和这个天下,让士兵和百姓白白牺牲,显然古人不是傻人,也知道谁当皇帝不是当,为了你我凭啥。这就是蜀王,秦王,王,福王,坐拥万贯家财,坚固的城池,却依然失败的原因。这就是朱家养猪政策的后果,藩王们一个个除了在房事中能像个男人,在生活里估计连鸡都不敢杀。

朱恭枵,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冬,李自成攻开封,最后一代周王朱恭枵,亲自拿出库金五十万,饷守者军士,并悬下赏格,杀一贼给五十金。当李自成功城时,守城者投以火,贼被烧死者不可胜计,乃解围。明年正月,崇祯下诏褒奖,曰:“此高皇帝神灵悯宗室子孙维城莫固,启王心而降之福也。”其年四月,自成再围开封,长围开封,“城中樵采路绝。”九月,贼决黄河灌城,城破,恭枵从后山登城楼,率宫妃及诸王露栖雨中数日。援军来到河北,以船来迎,总算逃脱。崇祯知道后,赐书慰劳,并赐帑金文绮,命寄居彰德。不久,王薨,赠谥未行,国亡。其孙南走,后被清兵所杀,死于广州。

周王一战取胜李自成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陷了洛阳,杀死万历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一时间,朝野震动。李自成则趁势,在当年二月率军围困开封城。

朱恭枵闻讯,“发库金百万两,募死士杀贼”。周王杀牛宰羊,蒸米,蒸馒头,饷军七日,鼓舞士气。守城军队则由右佥都御史高名衡指挥,力据贼军。时在河北的河南巡抚李仙风,闻讯也率军驰援开封。副将陈永福从城内杀出,游击高谦在外夹击,一战斩贼近三千。李自成兵败,随即率军撤去。

周王二战再胜李自成

当年冬十二月,李自成再围开封。

朱恭枵毫不吝啬府库钱粮,再出“库金五十万,饷守陴者,悬赏格,殪一贼予五十金”。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杀一贼可得五十金,众将士皆斗志昂扬。

此时,右佥都御史高名衡已经升任河南巡抚都御史,副将陈永福也升任总兵官都督佥事,负责镇守河南。期间,李自成率军攻城,被陈永福射伤左目。李自成大怒,命大军猛攻。守军使用火攻计,杀敌无数。恰逢保定总督侍郎杨文岳率军来援。李自成无奈,再次率军撤退。

崇祯得知朱恭枵两次击退李自成大军,大喜,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亲自下诏褒奖:“此高皇帝神灵悯宗室子孙维城莫固,启王心而降之福也。”此乃是祖宗护佑呀,才降福周王,守住了开封城。

周王三战李自成,开封陷落,全身而退

不过,大厦将倾之际,真的是独木难支呀。

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再次率军围困开封。而且,这次李自成改变了策略,准备围而不攻,困死朱恭枵等人。他下令筑起了长长的围城工事,断绝一切与城外联系的道路。

这次,崇祯闻讯,知道事态严重,也急调各路援军赶往开封解围。总兵许定国军溃于沁水。督师丁启睿、保定都督杨文岳,合同左良玉诸军,兵至朱仙镇。结果,左良玉跑了,诸军皆溃。崇祯再令山东总兵刘泽清救援,与李自成战于黄河岸边三昼夜,不克,只得暂退,等待关中的孙传庭率军来援。

此时,开封城中粮尽,还好高名衡等将领,在朱恭枵的激励之下,守城意志坚定。他们为了自救,决定水淹李自成。朱恭枵募民,修筑了厚厚的阻水墙,“坚厚如高岸”。然后,准备凿开朱家寨黄河堤岸。

结果,消息被李自成得知,反而强迫数万民夫掘开了马家口的河堤,水淹开封城。百姓、丁夫漂没数十万,李自成的大军也被淹死数万人。城中的周王无奈,只得率守城将领、宫眷、诸郡王避水城头,“坐雨绝食者七日”。

幸得驻扎在黄河北岸的援军刘泽清,派御史王燮乘船救援,才将朱恭枵、高名衡等两万余人救出。一同守城的同知苏茂灼,通判彭士奇,因为饥饿,无法行动,落水而亡。

李自成乘船进入开封城,发现城中房屋尽没,百姓早已逃亡殆尽,无奈之下,只得弃城而去。繁华了数百年的开封,再经一次劫难。所以说李自成等农民军是贼寇,不是义军。

李自成虽然撤走了,但开封城内已被大水泡的一塌糊涂,王府、宫殿都被淹没,恭枵等人只好暂时寄居到彰德府(今河南安阳市)。经历此劫,年逾六旬的恭枵已心力交瘁。不久,恭枵便病死。“王薨,赠谥未行,国亡”。其孙南走,后被清兵所杀,死于广州。

一代名将高名衡夫妇,也在与清军作战中,自杀殉国。保定都督杨文岳在兵败朱仙镇后,被李自成追击,死于乱军。李自成以其忠勇,收敛安葬。曾经射伤李自成的陈永福后来投降李自成。而未来得及救援的孙传庭,也在汝州兵败之后,与李自成血战到底,战死疆场。

朱恭枵之所以“勇猛”的原因

李自成攻打开封时,朱恭枵已经六十多岁,让他持兵刃,临战杀敌,的确有点强人所难。但是,朱恭枵两次击退李自成,的确够“勇猛”。他之所以能够“勇猛”起来,应该有几个因素。

其一、朱恭枵明大义,慷慨不惜财。

朱恭枵前两次抵御李自成,应该已经尽出王府资财,到第三次,应该是粮食也都贡献出来了。所以,他的举动能够积聚人心,鼓舞士气,同仇敌忾,一起抗敌。

朱恭枵的慷慨,绝对是最关键的取胜原因。

再看看其他一些藩王。秦王朱存枢,因为不肯为驰援的川军将士添置冬衣,导致川军哗变,直接开了城门迎李自成入城。福王朱常洵,富可敌国,就是不肯出钱犒军,最终导致军队哗变、倒戈,让李自成轻松进入了洛阳城,他自己也被烹杀。而蜀王朱至澍也是个吝啬鬼,张献忠大军压境,也不肯出一分钱。等到危机时,再出钱招募死士,已经无人响应,最终,只能投井而亡。而他的亿万家财,也悉数归了张献忠。

其二、朱恭枵有领导才能,与诸将关系融洽。

只靠朱恭枵是守不住开封城的,但是,得到了高名衡、陈永福、杨文岳等等将领的支持,李自成也只能接受两次败北的命运。

即使是第三次被困开封,城内的将士,也是视死如归,坚守到了最后一刻。

其三、朱恭枵临危不乱,敢于亮剑,善用计谋。

明末诸藩王中,敢于公开支持抵抗起义军的原本就很少。而朱恭枵敢,这就赢了第一步。作战中,他与诸将,群力群策,使用夹击、火攻等计谋,两次击败李自成。虽然最后的水攻没能成功,却也同样充满了智慧。

不惧怕,敢出手,不正是朱恭枵“勇猛”的表现。

朱恭枵身为周王,其实,就是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他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守城将士的意志。正是因为朱恭枵的慷慨,无畏与睿智,让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大明众将士的拥护与拼死奋战之下,才挡住了李自成的多次进攻,最终造就了一个“勇猛”的朱恭枵。

为秦王朱存枢平凡

在闯王李自成的军事生涯中,定都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无疑是一个高峰。而在明朝藩王体系中,秦王的封地就在此处。

那么,此时的秦王在哪儿呢?根据《明史》的记载是,“李自成破西安,存枢降于贼”。这里的“存枢”指的是末代秦王朱存枢。不仅如此,在《明史》中还记载了秦王被李自成任命为“权将军”,而后更是被带到北京,不知所终。这些记载还分布在不同人的传记中。

《明史·列传·卷四》: 无子,弟谊漶由紫阳王嗣。薨,子存枢嗣。李自成破西安,存枢降于贼,伪授权将军,妃刘氏死之。

如果单从《明史》的记载看,似乎秦王的结局可以预见,连北京城都被攻下来了,崇祯皇帝都死了,那么,藩王也就没用了,很可能不知道死在哪儿个角落里了。这么多年来没几个人怀疑,但是,1978年,陕西西安南郊出土的一块儿墓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认识。

这块儿墓碑全名是《大明宗室秦世子暨妃张氏合葬圹志》,主要记述了秦王一脉的一位世子生平。正是这块儿墓志铭,颠覆了正史的记载。墓志铭开篇就是“世子讳存枢”,这已经明确告诉了我们,朱存枢只是一位世子,根本没有继承秦王爵位。

不仅如此,墓志铭上还写明了这位秦王世子的逝世时间,“世子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初五日以疾薨逝,享年四十。妃张氏,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六日薨逝,无出。崇祯三年十月初十日良吉,合葬西安府成宁县鸿固原之次。”崇祯二年,这是李自成刚刚参加起义的时间,距离大明王朝的灭亡还有十五年之久。1629年,李自成刚刚参加起义,朱存枢就已经去世了,又怎么会在1643年投降李自成?可见,明史这一段记载100%错误。

在墓志铭中,还有一句话“世子以宗室至亲,享有储位,允为藩辅,富贵兼隆,宜永寿年。溘焉长逝,岂非命耶”。”这句话则明确说了,“享有储位”,也就是说,他只是世子,不是秦王。朱存枢没有后代。

比较两则史料,墓志铭无疑更具有说服力。墓志铭是当时人所撰写的,而且是为一位秦王世子写的,最基本的情况是不会出错的。《明史》是清朝人编写的,可靠性较墓志铭差。既然如此,那后来继承继承秦王爵位的是谁呢?

这个人是朱存极。根据明朝宗室起名字的规则可以推出,朱存极很可能与朱存枢是同辈分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他弟弟。正所谓“孤证不立”,当时的《明实录》就有朱存极袭封爵位的记载,《陕西通志》中不仅有类似的记载,更有秦王朱存极被俘的结局。

秦王朱存极(?-1646年)是明朝秦王朱谊漶之庶三子,为第十五任秦王。《明史》未有记载他的袭封,但在《明实录》中有他封郡王的记录,而《明史》及《南明史》均误作为其兄长秦世子的名字朱存枢。据《陕西通志》,他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袭封秦王,崇祯十六年降李自成,崇祯十七年降清。朱存极在隆武二年五月死,后其弟朱存(木釜)由赵荣贵立为秦王。

据《崇祯实录》记载,“自成东行,以秦王、韩王、庆王从,四月杀诸王于山西”。准此,末代秦王朱存极很有可能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兵败山海关之后,在撤出北京返回西安的途中,被大顺军处死在山西境内。

可见,正史也不是完全的可信。

对于清修《明史》,《剑桥中国史》指出了两个问题。 正史编纂者可以得到的许多资料如今已不复存在(主要是乾隆毁掉) 。凡是涉及晚明时期明帝国与满洲和蒙古的关系的题目,其论述必然是偏颇的。《明史》虽然修了百余年,却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不过,随着各种资料和地下文物的挺身而出,明史记载的内容已有多次被推翻。

一切都是朱元璋埋下的祸根

叫人心痛的原因:晚明为什么穷得叮当响,还不就是因为这些如蛀虫一样的藩王?明朝宗室为何成了是历朝历代最可恨的宗室?

明朝藩王制度的槽点,许多学者早已大书特书,而发展到明末时,这积弊了近三个世纪的制度,更变成了大累赘: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里做出统计,单是嘉靖四十一年(1561)这一年,明王朝“恩养”宗室藩王禄米的支出,就多达853万石。这是什么概念,就以当时的河南省为例,河南全省的存粮只有84万石,而养活河南一省的宗室藩王,却需要粮食192万石,属于严重的入不敷出。

距离明朝灭亡七十七年前尚且如此,再参考明朝宗室们狂飙突进的繁衍速度。到了内忧外患的明末崇祯年间,藩王消耗的国家开支,那是只重不轻。宗室兼并土地,与国家争夺田赋税收,还是以河南省来说,当时有“中州地半入藩府”之说。也就是一半的土地,都掌握在宗室藩王手里。

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华奎被俘后,能给张献忠如此巨大的补血。他的生活水平,放在明末藩王里,就是个缩影。

一边是国库空虚,一边是内外交困,八旗与农民军来回折腾。但还有一边,是藩王们家家花天酒地,依然年年消耗国家巨额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生活。如此大明,怎还有救?

而到了明王朝大厦将倾,农民起义如烈火燃遍时,占有巨额财富的藩王们,作为大明王朝的重要既得利益者,却纷纷上演了“神补刀”表现。诸如朱华奎这样,大兵压境还一毛不拔者,更是好些位。

比如身在洛阳的福王,表现就与朱华奎半斤八两。以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记载:当李自成农民军迫近洛阳城时,洛阳城里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就给福王朱常洵写了一封振聋发聩的书信,信中描述了河南“三载奇荒,亘古未闻”的惨状,那“城头垛夫又皆鬼形鸠面而垂毙者”的惨状,叫几百年后的后人都忍不住叹息。但家中金山银山的福王呢?却是置若罔闻,一分钱也不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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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李自成农民军即将攻城时,那些饿着肚子作战的明军们,也是纷纷倒戈。活捉了福王的李自成,也面对这个大腹便便的王爷,发出一声响彻晚明乱世的怒斥:“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然后,又是处死王爷,把王爷家的家产“大补血”。这一套操作,是明末农民战争最后几年里,常见的“操作套路”。

财富惊人的藩王们,就以他们鼠目寸光的眼光,守财奴般的脾气,一个接着一个,给农民军当了“运输大队长”,终于“补”得李自成们兵强马壮,朝着风雨飘摇的北京城杀去。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晚明末世,这些最享受“幸福生活”的王爷们,这些当年朱元璋给予厚望的“龙子龙孙”们,这些号称拱卫大明社稷的“宗藩”们,他们的荒唐与无情结局,几百年后,依然当得一声叹息,还有叹息后的长思。

参考资料:谈迁《国榷》、吴伟业《绥寇纪略》 、张建民《明代两湖地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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