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并且率领大军渡过黄河，浩浩荡荡的向北京杀来。而反观明军这面，军心涣散，面对大顺农民军是一触即溃，还有不少地方的明朝守军选择望风而降，这也使得李自成的大军迅速占领山西全省，兵峰不断逼近北京城。
此时的大明王朝彻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然无兵可用，无饷可派的崇祯皇帝，选择就此放下帝王颜面，用近乎于“乞讨”的方式，向朝臣们借款以充作军饷，从而能够重新集结部队，抵挡李自成。然而，面对崇祯皇帝自降身份、苦口婆心的劝说，朝臣们却不为之所动，都只是象征性的拿出了少许银两，而这些钱自然是远远无法解决眼前的危机局面。
最终，深知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在绝望中自缢殉国，而在他临终前，也对于朝臣进行了痛彻心底的咒骂：
“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然而，造成如此的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的局面，并不仅仅全都是大臣们的原因，崇祯也应该为此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崇祯向大臣们“借钱”，纯属迫不得已。
明朝的财政窘境自万历朝时期的“万历三大征”之后开始，就已经显露无疑。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这一年明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为白银3000万两，勉强能够维持财政的收支平衡。而到了万历朝末期，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明朝开始在辽东战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得国家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朝仅军费一项的开支就高达2300万两，整个国家已经难以为继了。
到了崇祯皇帝登基后，明朝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一方面，崇祯皇帝在代表江南地主和商业士绅的利益的东林党人的劝谏下，废黜了矿业税和商业税，直接导致了明朝财政收入的进一步缩减，再加上灾患不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北方各地遭受清军不断南下劫掠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当时的北方地区一片糜烂，朝廷的征税能力也在持续减弱，岁入银两已经不足2500万两，远远赶不上支出与消耗。
另一方面，崇祯除了要面对关外的清军外，还要面对着西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这也使得整个国家处于两线作战的局面，财政状况日趋捉襟见肘。
而单单是为了对付关外的清军，崇祯皇帝光“辽饷”就加征了五次，每次都在百万两之巨，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整个国家也处在财政崩盘的边缘。
而由于国家缺钱，受到影响最大的无疑便是明朝的军队了。
明清之间有决定性意义的“松锦大战”，正是因为崇祯皇帝迫于国家财政紧缺的制约，急于结束战争，所以一再催促洪承畴出兵进攻，从而使得洪承畴彻底放弃了“且战且守”的“持久之策”，最终在松山被清军围歼，洪承畴本人也在被俘后选择投降清朝。
同样“惨剧”也发生在了孙传庭身上。由于粮饷的短缺，孙传庭所部在辎重、兵器、粮草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被崇祯催促着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最终军心涣散、军备不整的明军被打败，孙传庭也战死沙场，从而留下了“传庭死而明亡矣”的遗憾。
所以，当李自成大军逐渐逼近北京的时候，国库早已是空空如野，于是崇祯只能选择用朝臣“借款”的方式来筹集军饷，以抵御李自成的进攻，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令崇祯失望透顶。
朝臣们荒唐而又滑稽的表现，正是此时明朝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的真实写照。
为了让大臣们“慷慨解囊”，崇祯可以说是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谏，甚至一再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并且希望每位朝臣能够拿出3万两白银，来帮助国家挽救危局。
然而，大臣们的表现却只能用“啼笑皆非”来形容。
内阁首辅魏德藻，竟然只拿出了500两，并且还跪在崇祯面前痛哭流涕，一再哭穷。而有的大臣为了躲避掏钱，竟然身着破衣烂衫，把家里的家具、摆设，甚至是锅碗瓢盆，统统拿到大街上叫卖。还有的官员更为过分，他们在自家门外贴上廉价出售的红纸，表示要举家搬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反而是宫中的太监们，这其中王之心捐款的最多，他一人就拿出了白银1万两。
面对此情此景，崇祯皇帝可以说是失望至极，而最让他感到无奈与愤恨的，还要当属他的岳父、周皇后的父亲周奎了。
崇祯非常清楚自己岳父的实力，所以他希望周奎能拿出来10万两白银，也算是给朝臣们做个表率，从而带动其他人捐钱。可周奎在崇祯面前，除了哭穷，还是哭穷，在崇祯的一再“哀求”下，才勉强同意拿出1万两。
可即便是如此，周奎还要跑到后宫找自己的女儿周皇后诉苦。周皇后是明朝有名的贤后，她对父亲周奎是好言相劝，并且还拿出自己体己的5000两给到周奎，希望周奎以自己的名义捐出来，以不至于让崇祯和周奎都过于难堪。可不曾想，周奎还要从这5000两中扣下2000两，最后只是将13000两白银捐了出来。
朝臣们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多年的党争，使得这些官员已经将党派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
先是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之间进行党争，随后又是东林党与阉党相互倾轧、攻伐、报复，朝堂上早已是乌烟瘴气。而在这长时间的激烈党争中，官员们已然抛弃了正确与否的判断，同时更加放弃了一直遵循的“礼义廉耻”之道。
正如《雍正王朝》中对于“朋党”进行评价时所说的：
“朋比胶固，牢不可破，祸端丛生是其党者。不管贤与不贤就百般庇护，不是一党，不管好与不好就百般攻击，视朋党荣枯为性命，置事实大局于不顾。”
也正是因为如此，官员们想到的只有自身的利益，从而至整个朝廷大局与不顾。
况且，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这些朝臣们也不愿再为这个即将覆亡的王朝再进行付出，甚至为之陪葬。
所以，他们想要的首先是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性命，保全自己的财产，保全自己的官位职级与荣华富贵，以至于当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官员们选择的不是以死殉国，而是排着队的向李自成投降效忠。到了在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又是这些人再一次排着队的向清朝效忠，场面可谓是极度的滑稽与讽刺。
尤其是周奎，身为国丈，因为女儿嫁给了崇祯皇帝而倍受恩赏与提拔，而他不仅在紧要的关头不肯出钱帮助崇祯，挽救国家，甚至为了自保还主动将前来避难的崇祯太子以及其他皇子亲手交给了李自成。自己的岳父尚且如此，由此也可见，那么崇祯与朝臣之间的离心离德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
当然，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仅仅是明朝官员的责任，崇祯皇帝自己同样是难辞其咎。
首先，崇祯刚愎自用，性格多疑，并且的极不愿承担责任，被他“坑”死的文臣武将不在少数。
崇祯在位十七年，光兵部尚书就换了十五人，其中有两位是让人感觉最“冤”的。
第一位是王洽，“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兵破关而入包围北京，崇祯不由分说直接将王洽下狱，王洽可谓是莫名其妙的就直接“躺枪”了。第二位陈新甲则更加的可惜，他本是按照崇祯的意图与皇太极议和，结果因为疏忽消息为朝臣所知，随即遭到了极力的反对，崇祯立马“翻脸”不认账，并且将所有责任推卸给了陈新甲，进而将其处死。
实际上，不光是王洽和陈新甲，包括孙传庭、袁崇焕等人都是死在了崇祯的性格缺陷之下，而这也难怪满朝文武会与崇祯离心离德。
其次，就是崇祯自己太过于“抠门”了。
其实崇祯的“抠门”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国家确实没有钱，于是崇祯自己保持了极为简朴的生活习惯，非常的节约，这一点还是很值得肯定的；而另一方面，就是崇祯太过于看重自己的内帑，根本不舍得花他自己的钱。朱元璋祖传的乞丐作风显现……
李自成逼近北京时，李明睿曾向崇祯提出，让其以祭祀孔庙为由前往山东，随后安排史可法接应，就此完成南迁，而因为担心朝臣们反对，李明睿还要崇祯不要通过户部拨款，而是从大内出钱。这个方案随即遭到了崇祯的拒绝，他要的是朝臣们恳请他南迁，再由户部出钱执行，这样一来崇祯就不会背负逃跑的“骂名”，也不用承担这份责任，同时还能省下来这笔钱。结果，朝堂上无人支持崇祯南迁，全部劝谏其要“君王死社稷”，崇祯不仅没有走成，反而因为想要推卸责任，险些让李明睿成为第二个陈新甲。
于是乎，崇祯由于本身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的“抠门”，这样极度自私且反复无常的表现，让朝臣们产生了后怕，进而愈发的自私与顾及自保，从而才会出现国家在危难关头崇祯向朝臣借钱，文武百官却无人愿意倾囊为国，反而在此之后纷纷倒戈，拥戴新主的场景。
最终，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面对已经将北京城重重包围的李自成大军，带着对于满朝官员们的极度愤恨，在煤山自缢，正统明朝就此灭亡。
然而，尽管这些朝廷官员们逃过了崇祯的“借钱”，却没有逃过李自成残酷的拷掠。
就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随即封刘宗敏为汝侯，并安排其主持对明朝官吏拷掠索饷。
整个拷掠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刘宗敏命人特别赶制了五千副夹棍，夹棍上有棱，有铁钉相连，凡不从者，则夹碎手足，同时，命人在门口树立了两根柱子，作为凌迟专用，不少明朝的官员都惨死在了拷掠过程中。前文中提到的崇祯岳父周奎，被严酷拷掠出了足足57万两白银，即便如此，也还是丢掉了性命。
于是，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之下，明朝的大臣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拿了出来。最终，刘宗敏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拷掠出7000万两白银，并随即铸成数万块银饼，后用骡车运至西安。
要知道7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明朝三年多的财政收入，试想下，如果这些朝臣们能够将其中的一半拿出，来支持崇祯皇帝，来挽救整个大明王朝，那么明朝最后的结局或许真的有可能被改写了，可最终却是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不由得让人倍感惋惜。
看来大家都知道，命比钱重要。可是，国家都没了，有谁还能笃定自己的性命一定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满清入关后，在随后的南下战役中，更多采用的则是屠城方式来宣告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主宰。难道这些读了很多年书的官员们就不明白一个道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都不存在了，还用什么来保护臣民？
只是，一个国家不将百姓的利益放于心间，又怎能获取百姓的拥戴？到头来都是各自忙着数自己的钱，在性命受到威胁时，拿钱来买个平安罢了。
为什么崇祯皇帝没有同意李自成的和谈条件？
1.兵临城下
公元1644年农历3月17日，黑压压的农民起义军包围了北京城，李自成坐在阜成门外的大帐里，看着眼前巍峨高大的北京城墙，内心感慨万千。
回想自己这几年的征战生涯，李自成也没想到今日自己可以带领农民起义军包围大明王朝的都城北京，将大明王朝的皇帝崇祯帝围困于北京城之中。
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北京城，李自成内心兴奋不已，但在兴奋之余他也有一点点的担心，这点担心主要是来自于之前的一场战斗，当时他带领大军经过宁武关，遭到了守关明军的顽强抵抗。
几千人守卫的宁武竟然生生让李自成伤亡了数万人才拿下，经此一役，李自成萌生退意，原本想退回西安，谁成想大同和宣府的明朝总兵竟然派人送来降表，这让李自成大喜过望，于是决定继续向北京进发！
但是对于拿下北京，李自成内心还是有点担忧，一方面是因为北京作为大明王朝的核心，肯定会有重兵守卫，一个宁武尚且如此抵抗，北京城若有重兵，恐怕自己也占不到多大的便宜。
更重要的是，一旦北京被围，明朝各地勤王之师肯定会源源不断向北京袭来，到时候来个反包围，自己岂不危险了，所以面对近在咫尺的北京城，李自成反而有点犹豫了，他决定先派人去和崇祯帝和谈！
2.派人和谈
为了和谈，李自成派人向北京城城头上射了几封请求和谈的信件，随后李自成找到了投降自己的一位明朝太监杜勋，向他交代了自己和谈的条件，杜勋随后来到北京城下，守城士兵用吊篮将杜勋吊入北京城内！
此时的紫禁城内，崇祯帝心急如焚，面对着李自成射入城内的信件，他自然也是看过了，后来又听说太监杜勋带着李自成的和谈条件已经进入城内，于是便召集文武百官商讨此事。
杜勋见到了崇祯帝，朱由检虽然生气他没有“尽忠王事”而投降了敌人，但这个时候也没心情追究，连忙问他李自成到底要怎样才能退兵，于是杜勋就转达了这三个条件：割让西北土地给李自成，允许他称王，但是不奉诏，不觐见。明朝要给李自成100万两白银，算是给起义军的军费，如果崇祯帝答应这两个条件，起义军可以退回河南！
一 划地封王
李自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崇祯承认自己占领地的合法统治权，并封为王爵，世袭罔替。我们知道，李自成的军队中绝大多数是由农民和各地的流民组成，他们之所以会起兵造反，起初的原因是因为活不下去不得已为之，可是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起义军所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军队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尤其是各路头领慢慢的开始滋生出官僚主义的作风，现如今他们自己虽然也建立了政权，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名流和士大夫眼中，他们不过是一群造反的草寇而已，现在他们已经占领了西北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如果能够得到朝廷的正式任命，就能获得非常大的政治资本，暂时性的退兵当然就不在话下了。
二 饷银百万两
第二个条件，李自成借口自己军队人数众多，而且还有很多投奔的流民需要安排，这次趁机向明廷狮子大张口，说是需要饷银100多万两。这个条件崇祯也是不可能答应的，因为自从各地起事以来，连年征战，加上关外后金的部队虎视眈眈，朝廷的钱光是应付这些都已经捉襟见肘，现在从哪里来弄这么一大笔钱。
三 听调不听宣
李自成还表示，如果上述的两个条件崇祯都答应的话，他还可以率领部队协助朝廷平息内乱，剿灭其他的地方割据势力，甚至可以出关抵抗辽东的后金部队，但是军队却不受明廷的指挥，本人也不奉诏，自己建立的地方政权从此成为一个“国中之国”。
大殿之上的崇祯听完杜勋的话之后，气的一脚踢翻了龙椅，但冷静之后又沉默了。没错， 李自成提出的条件虽然非常的苛刻，但现在起义军已经将京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各路的勤王部队又迟迟的不见踪影，现在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这些条件，要么成为亡国之君，没有其它的选择。可惜的是，崇祯皇帝最终还是没能答应李自成的要求，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京城，曾经威震天下的大明王朝从此灭亡！
客观来说，这样的条件对于崇祯帝来说，算不上非常过分，毕竟起义军已经被围困，封李自成为西北王，事实上李自成自从占领西安，已经是名义上的西北王了，如今不过是想得到明朝正式的允许罢了！
至于说100万两白银，看上去很多，但对于偌大的大明朝来说，这点钱根本算不上什么（老丈人从崇祯岳父身上打出了300万），拿100万两白银，换农民军离开北京，解决北京被围困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了！
3.拒绝条件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崇祯帝最后的机会了，也是大明朝最后的机会了，但是自尊心极强，又不想承担责任的崇祯帝却不想爽快的答应，他希望自己的大臣能站出来说服自己答应李自成和谈的条件。
但很可惜，满朝的大臣没有一个肯站出来说话，一个个沉默不语，生怕自己说了话，日后会被崇祯帝秋后算账，毕竟崇祯帝甩锅大臣不是一次两次了，而被甩锅的大臣不是被流放千里就是满门抄斩！
面对无人肯出头的局面，崇祯帝内心崩溃了，果然满朝文武皆是不堪重用，难道要自己亲口答应贼人的条件，但是内心一向自负的他怎可能允许自己答应，更不用说自己一旦答应，那么自己这个皇帝还不得被天下人耻笑！
于是乎，崇祯帝最终还是拒绝了李自成的和谈条件，放杜勋回去复命，望着杜勋远去的北京，崇祯帝知道大明王朝的末日马上就要来了，而自己终究还是亲手埋葬了大明王朝，成了亡国之君！
4.城破亡国
对于崇祯帝的拒绝，李自成是有点意外的，因为就连李自成自己都觉得自己提得两个条件并不过分，给自己封王，打赏一百万两白银，对于明朝来说都不算难事，怎么崇祯帝还拒绝呢？
想不通的李自成于是下令起义军攻城，没想到开始攻城没多久，城门就自己打开了，原来是守城的太监让士兵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于是乎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人马浩浩荡荡的进入了北京城。
这个不让人痛恨 却还有些同情的亡国皇帝
“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这是崇祯帝在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于煤山自缢前，留在衣服上的那份遗诏。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
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
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的。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的：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同为亡国之君，崇祯到底有啥能耐，可以赢得死对头的同情?
崇祯，十七岁即位，三十四岁殉国。在位十七年，饱受后人非议。是睿智，还是无能?是真相，还是阴谋?
在明代诸帝中，崇祯是个比较注意恭俭并颇为勤政的皇帝。
文献记载，崇祯即位后做了很多实事，先是清除擅权乱政的太监魏忠贤，调整“内阁”班底。后以封疆多事，“罢苏杭织造”，又“禁衣饰侈僭及妇女金冠袍带”。他白天上朝，晚上加班，常召对群臣开会议政至深夜。
明朝这位亡国之君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却终于没能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是当时民间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些史学家认为，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有君无臣，祸贻邦国”所致。就连崇祯自己也认为，他并非“亡国之君”，而大臣们都是“亡国之臣”。他在遗书中道：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之误朕也……”
然而，在郭沫若眼中，崇祯帝的性格确是十足的“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有言：
崇祯皇帝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
大明祖训曰：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无论如何，崇祯帝还是守住了这最后的底线。他的离去，无声无息。煤山之上，仅留下那棵“罪槐”，几百年来默默地诉说着他的满腔愤懑与不甘。
崇祯帝于煤山自缢的情节颇为著名，如今，北京景山公园里的那颗歪脖树仍是众人探寻的一景。然而，崇祯帝的尸骨并未出现在乱坟岗，而是被葬于明十三陵的思陵内。乱世之中，是谁料理了他的身后事?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景山公园中崇祯自缢的歪脖树复制版，原树被江青要求铲掉。
这棵歪脖树见证了历史，那么它的命运如何呢？清顺治皇帝定都北京后，对曾经吊死过前朝皇帝的这棵古槐妄加罪名，认为是棵“罪树”，让人用铁链将其锁了起来。后人为此撰写过一副对联予以嘲讽：“君王有罪无人问，古树无辜受锁枷。”如果这棵树能够说话的话，他一定会说：我冤枉啊，分明是你和李自成内外夹攻逼死了崇祯。其实大树何其无辜也！
这棵可能是中国历史唯一一颗吊死过皇帝的歪脖树，保存了几百年已经成了活文物了。但是到了1971年的时候，第一夫人看到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立着一块介绍崇祯上吊的牌子。立刻大怒：“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你们还留着它，像老祖宗一样供奉它，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你们是要封建的，还是要社会主义的？给我马上刨掉。”于是这棵几百年的老树就被刨掉了。
话说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皇宫，在清宫过程中，没有找到崇祯，遂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
二十日中午，才发现崇祯帝已自缢身亡。李自成命人用两扇门板将帝后尸体停在东华门侧，装入柳木棺内，搭盖了临时灵棚。
三日后重新改殡，以红漆棺殡帝，黝漆棺殡周后。帝后棺椁在东华门所设灵棚连停数日，明朝的官员都不敢去看。
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泥首去帻，踉跄奔赴，跪梓宫前大哭”。农民军将他抓住去见李自成，他“以头触阶，血流被面”。李自成劝其投降，李国桢回说：
让我投降必须答应三件事：
一是明代帝王陵寝不能发掘破坏;二是用天子礼葬崇祯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应。
难办的是，崇祯帝生前并没有预建陵寝。思陵，在明朝时只是一座妃子坟——皇贵妃田氏（于崇祯十五年去世）之墓。于是，只好将崇祯葬入田贵妃的墓中。
许是应了他生前的恭俭，崇祯帝的下葬经费少得可怜。当时昌平州“钞库如洗”，葬期紧迫，只得靠“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
据悉，先后有十人捐钱共350千文（当时约合银233.6 两）。几乎只有这点钱钞，完成了崇祯帝后的整个葬仪。
思陵石五供。正中为香炉，四足两耳方鼎形，左右为烛台，两边是花瓶。然而因为文物部门管理不善，已经被盗……
四月初四申时，帝后棺木送到，停放祭棚内，棺木前陈设猪羊金银纸等祭品，众人举哀祭奠。
祭毕，打开田妃椁（棺外木套），先将田妃棺移于石床右侧，次安周后棺于石床左侧，最后将崇祯帝的棺木放入田妃椁中，停放在石床正中位置。棺椁之前各设香案祭器，点起万年灯，遂将两座石门关闭，将隧道填平。
崇祯帝后，在大顺农民军政权的命令下就这样葬入了田妃墓中。
清朝入主中原后，为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士人为清廷效力，始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并改葬崇祯帝后，营建了地上园寝建筑。
思陵，虽然终清之世一直是崇祯皇帝的陵名，但在顺治、康熙年间，一些知识分子却不称其为思陵，而称之为“攒宫”。
如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就直称思陵为“攒宫”，并加以解释说：
“昔宋之南渡，会稽诸陵皆曰攒宫，实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杀，贼不讨不书葬’，实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实也。实未葬而名葬，臣子之义所不敢出也”。
显然，他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认为明朝的国耻未雪、君父之仇未报，因此，崇祯帝虽葬于田妃墓中，但却不能称“葬”，思陵也不能称“陵”。
思陵石五供香炉细部
清朝灭亡后，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蹂躏了祖国大好河山，思陵屡逢劫难，残毁十分严重。地下墓室曾先后两次被当地土匪盗发。
1947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炮楼，又大规模地拆毁陵园地面建筑。至中共建政成立前夕，思陵已是满目凄凉，只有坟冢、楼殿遗址、石雕五供、碑石作为珍贵文物保存下来。
崇祯死后之丧事
明思陵位于十三陵陵区西南隅的鹿马山（又名锦屏山或锦壁山）南麓，是明朝最后一帝崇祯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
思陵虽为帝陵，但这却是清朝时的事，明朝时它只是一座妃墓——皇贵妃田氏之墓。一座皇贵妃墓是怎样升格为帝陵的呢？这还要从崇祯帝自缢身亡那段史事开始谈起。
明朝自朱元璋开国历270余年，到了崇祯年间社会已极度不安。后金政权崛起东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到北京城。十八日，太监开彰义门投降。当天夜里，崇祯帝登万岁山（即今景山）四望，见大势已去，易服带佩刀，欲夺正阳门而出。守门军不明情况，以为皇宫内变，遂返炮拒击，崇祯帝未能出城，返回皇宫，对皇后周氏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皇后也相对恸哭说：“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所恨。”皇后周氏遂自缢而死。崇祯帝自知日暮途穷，连喝数杯酒，下令两宫及懿安皇后自尽，传太子及二王改装出走，又人寿宁宫，剑砍长平公主左臂，杀昭仁公主于昭仁殿。天将曙明，崇祯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想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但大臣们一个也没到。崇祯帝走投无路，只好登上万岁山，在寿皇亭旁的树下自缢而死。死时“披发跣左足，右朱履，衣前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联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之误联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联尸，勿伤百姓一人。”太监王承恩随崇祯帝一同上山，遂再拜恸哭，在崇祯帝前跪缢而死。
十九日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皇宫，在清宫过程中，没有找到崇祯帝。李自成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二十日午，才发现崇祯帝己自缢身亡。李自成命人用两扇门板将帝后尸体停在东华门侧，装入柳木棺内，搭盖了临时灵棚。二十三日重新改殡，以红漆棺殡帝，黝漆棺殡周后。崇祯帝头戴翼善冠，身着衮玉渗金袍，周后亦依制加袍带。
帝后棺椁在东华门所设灵棚连停数日，明朝的官员都不敢去看。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泥首去帻，踉跄奔赴，跪梓宫前大哭”。农民军将他抓住见李自成。他“以头触阶，血流被面”。李自成劝李国桢投降。李国桢说:让我投降必须答应三件事:一是明代帝王陵寝不能发掘破坏；二是用天子礼葬崇祯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应。但难办的是崇祯帝生前并没有预建陵寝。其原因按清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是这样的：“崇祯初年，徧求天寿，无吉壤。至十三年，始召刘诚意孔昭（诚意伯刘孔昭）及张真人甲（真人张甲），协视地，得蓟州凤台山（清代又作“昌瑞山”或“丰台岭”，即今河北遵化清东陵所在地）。云地善而难得治陵起工之吉，吉在甲申（崇祯十七年）以后，不及事。”于是李自成农民军只好决定将崇祯帝、后葬入田贵妃的墓中。
田贵妃，即前述的皇贵妃田氏，其坟园建筑由工部待郎陈必谦负责营建。但地面建筑未成，而明朝已经灭亡。
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顺天府官李票（或作李纸票，文献记不一）为开田贵妃墓室一事，责令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催夫速开田妃圹，合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可是，因为当时昌平州“钞库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紧迫，时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赵一桂，只好与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商议，带上工房人员冯朝锦入京禀报顺天府。经再三请示，府官始朱批:“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事完再议。”
赵一桂回州后，随即组织募捐。先后有十人捐钱共350千文（约合银233.6两）。其中，刘汝朴60千文，王汝朴50千文，白绅30千文，邓科50千文，徐魁30千文，李某（佚名）50千文，赵永健20千文，刘应元20千文，杨道20千文，王政行20千文。
几乎只有这点钱钞，就完成了崇祯帝后的整个葬仪。其中，雇夫头杨文包揽开挖、掩埋隧道，用银200两;搭盖薄棚三间、小棚两间，用银四两五钱；从纸铺买纸用银一两八钱；从猪户买猪用银四两五钱；从羊户买汤羊二只，用银一两六钱；从攒盒铺买素供二桌，用银一两；从饭铺买面及大米饭，用银一两；犒赏夫役，用银二两四钱；打造开启玄宫石门用的拐钉钥匙及石匠开门，用银五钱；伺候送柩员役酒饭等，用银五两五钱；买细连绳用银四钱；木匠工价用银四钱；打扫灵棚人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来人饭钱用银一两一钱。
田妃墓隧道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昼夜至初四日寅时始见地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头层石门，里面是三开间的香殿，中间悬挂两盏万年灯，内灯油仅二三寸深，缸底都是水。陈设的祭品，前有石香案，两边列五彩绸缎侍从宫人。田妃生前所用器物衣服盛贮在大红箱内。东间石寝床上铺裁羢膻，上面叠放着被、褥、龙枕等物。由于地宫内潮湿，衣、被等物多浸泡黬黑，被褥仅一面用锦绣，其余都用布缝合，金、银器皿也都是用铅铜冒充。打开第二层石门，里面是通长大殿九间，石床长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阔一丈，上面停放着田妃棺椁。
初四日申时，帝后棺木送到，停放祭棚内，棺木前陈设猪羊金银纸札等祭品，众人举哀祭奠。祭毕，将田妃椁（棺外木套）打开，先将田妃棺移于石床右侧，次安周后棺于石床左侧，最后将崇祯帝的棺木放入田妃椁中，停放在石床正中位置。棺椁之前各设香案祭器，点起万年灯，遂将两座石门关闭，将隧道填平。
初六日，赵一桂率捐葬乡耆人等再赴葬所祭奠。祭毕，于附近西山口等三村拨夫百名，各备锨筐，舁土为崇祯帝堆起了坟冢。赵一桂、孙繁祉又捐银五两，买砖在冢周修筑了五尺高的围墙。
崇祯帝后，在大顺农民军政权的命令下就这样葬入了田妃墓中。
清朝人主中原后，为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清廷效力，始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并改葬崇祯帝后，营建了地上园寝建筑。
按《清世祖实录》记载，清廷下令以礼改葬崇祯帝后，并营建思陵建筑，时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思陵的改葬开隧和营建却是举步维艰。首先是工程组织不能迅速落实。该工程本应由工部及内官监负责，但工部却因缺员而不能分任。内官监虽已责成总理冉维肇，管理高推、王应聘三员内官专司督理，但大概是由于“故君之事，既无赏可冀，又无罚可畏”，所以，虽经原任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化淳屡次劝勉，三人却总是置若罔闻，三秋已过，冬至将临，开工仍杳无日期。为此曹化淳不得不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上奏说：“礼，为旧君有服，不知诸臣何以置念?且时虽寒冱，地气尚暖，及今犹可开挖隧道，先妥梓宫，其立碑建亭，姑俟来春举行，倘再悠忽，是迟一日之工作，即虚一日之旷典，如作速报竣之明纶何？伏乞夭语严饬该监刻期赴陵，先开隧道，来春亟建亭碑，万勿藉词缓诿沉阁（搁）……庶恩旨信而大义昭垂，芳万世而无斁矣。”顺治皇帝览奏朱批:“思陵作速经营，已奉有旨，该监何得玩泄？冉维肇等姑且不究，著即刻期赴工，先开隧道，其余俟来春报竣。如再延诿，定行重治。”
其次是工程所需银两不能及时到位。在顺治帝的严旨切责下，负责思陵营建的冉维肇等人只得尽快趋赴工所，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兴工开挖隧道，思陵采石等工也正式开始。十二月初，思陵营建所需石碑、石座，均运至北京城北安门外西步梁桥东，并号有“锦壁山（鹿马山别名）工用”字样。当时，本应同时并举的工程计有三项：一是思陵营建，二是葬张皇后于德陵，三是葬万历妃刘氏于银钱山。三项工程估价为3000两白银。银两的来源，原奉旨赐陵地租银1500两，文武百官及内臣捐助1500两。但事实上，直到该年十二月，陵租虽已征收，但工程所须银两却不知从何处关领。多方劝捐的650两虽早在九月初四汇交给工部营缮司，但文武大臣捐助之银却差一半有余。所以，工程开始时，工部所掌握的银两只有1000两，而开工时督送至工所的银两又只有110两。为此，曹化淳以及原任秉笔太监车应魁、王德化，随堂太监王之俊、卢维宁等人只得于该年十二月移文内院，催办银两解送事宜。他们在移内院文中说:“工饭乃日用必需， 似此零星接续不及，何以措用。乞为总解，方能克济。今值暮冬，时日有限，倘工饭银迟滞，束手停工，无米难炊，必致稽误。……所有石碑、石座……趁此地气坚固，必需车价觅运到工，不误明春建立之用。……人匠毕集，工饭诸费，每日必需，势难停手，矧起运碑石，值兹地坚，正可拉运，所欠捐数仍望内院一为传谕。至于此工所注赖者尤在一千五百之陵租……伏乞垂念急需，万难少缓。”
在曹化淳等人的催促下，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改葬等工终于完成。十日，工部尚书兴能上奏，请示以余剩银两，建造香殿。十二日，顺治皇帝批示:“知道了，余银修造事宜，工部看议具奏，钦此。”十月二十七日，平西王吴三桂又捐银千两，助建思陵，思陵的工程才暂告一段落。顺治十一年八月，清代著名学者谈迁曾赴思陵拜谒，他在《北游录》一书中记述了当时思陵的建筑规制:“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门丈有二尺，左右各户而钥其右。……垣以内左右庑三楹，崇不三丈。几案供奉明怀宗端皇帝神位（此处当指享殿内）。循壁而北，又垣。其门、左右庑如前。中为碑亭，云‘怀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进此垣，除地五丈则石坎，浅五寸、方数尺，焚帛处。坎北炉瓶五事，并琢以石。稍进五尺，横石几，盘果五之，俱石也。蜕龙之藏，涌土曰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枣数本。”同书《纪文·思陵记》又谓，思陵享殿为“三楹”（三间），“奉先帝木主”；碑亭（文中称“内殿”）有额，有金书“思陵”二字。亭内石碑“大明”亦为金字。碑刻“怀宗端皇帝陵”。
顺治十六年，思陵的建筑又稍有变化。该年三月，陵前增碑亭一座。十一月，去崇祯帝“怀宗”庙号。并改谥“庄烈愍皇帝”。陵内石碑、神牌字迹随之而改。十二月，顺治皇帝下《谕修明崇祯帝陵诏》，其具体修建项目不详于文。但从康熙年间谭吉璁《肃松录》所记思陵制度看，思陵虽经顺治十六年的修建，但并无大的变化。该书所记思陵的建筑情况是:“碑亭南北四丈八尺，修三丈。享殿，距门十三步，阶三，无台，殿三楹，广七丈二尺，修四丈二尺，内香案一，青琉璃五，器全设。一神牌，高二尺五寸，石青地，雕龙边，以金泥之，题曰‘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宏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中楹为暖阁，长槅六扇，中供木主三，中则庄烈愍皇帝，左则周后，右则田妃，外俱用椟冒之。周后神主题曰 ‘大明孝敬贞烈慈惠庄敏承天配圣端黄后’，田妃神主仅存‘恭懿'二字，余被人磨去矣。配殿三楹，俱黑瓦。殿前大杏树一株。陵寝门三，距殿址四步，穴墙为门，中广二丈四尺，修一丈二尺，傍则户矣。明楼距门十一步，不起楼，阶四，中开一门，左右夹窗二。碑石广一丈六尺，修六尺，雕龙，方座，高丈许，题曰‘庄烈愍皇帝之陵'。石几距楼十步，长五尺，博二尺。几前石器五，俱高八尺，方式雕龙。中一方鼎，与诸陵异，皆列于地。宝城距几甚近，无城，周围用墙，高六尺。中以石灰起冢，高四尺，缭以短垣，左松八株，右松七株。”
清乾隆年间，思陵先后两次修缮，陵园建筑规制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刑部左侍郎钱陈群奉命祭祀思陵，发现思陵因长期失修，风雨剥落，殿庑倾圮严重，遂奏请修葺，并提出：遵世祖章皇帝奢靡不尚之谕旨办理。乾隆帝从其所请，下诏修缮思陵。直隶总督那苏图奉命督办该项工程。昌平州知州胡大化估报，修缮享殿三间，建造配殿六间，加上大门、二门、碑亭、甬路等工程共需工料银及烧造琉璃瓦银13900余两。后又经保定府同知永寿实地复核，认为“享殿三间虽久已倒塌，旧存木植砖块尚敷凑用，似应添补修葺，其余墙垣等项酌量粘补。其配殿六间久经倾圮，且地基窄狭，毋庸重修，以省靡费”。此议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经那苏图奏请乾隆皇帝同意后遂只将思陵享殿、垣墙修好，配殿废而未修。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修葺十三陵，思陵是其中之一。因“顺治年间改建思陵，而一切明楼、享殿之制未大备”，特命“重为修葺，悉如别陵。并普立神牌木主供奉，以妥享祀”。
修陵大臣工部尚书金简等人经实地勘察提出，思陵“仅有享殿三间、碑亭一座，规制颇觉狭小。伏思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命以帝礼改葬，兹复仰奉谕旨，不惜帑金修葺诸明陵寝，似应就现在地势加筑月台，将旧碑亭移建月台之上，后墙略为加高，宝顶随墙添土，并将原建享殿三间改造五间，宫门一间改造三间。用彰恩施优渥”。于是，思陵的陵门改建成了硬山顶式的三间门楼，享殿建成了面阔五间（通阔17。3米），进深三间（通深8。5米）的单檐歇山顶式建筑。石雕五供之后也建起了无马道、宇墙的单面墙式的宝城墙，和城台及重檐歇山顶式的明楼。
在陵园的管理上，思陵和其他明陵一样，在清代设置有司香内使（守陵太监）二名、陵夫八名，照役给予香火地亩。每年春秋二季，分由太常寺差官至陵致祭。清廷每年还委派工部堂官一员，赴陵检查陵园建筑，时加修葺。
思陵，虽然终清之世一直是崇祯皇帝的陵名，但在顺治、康熙年间，一些知识分子却不称其为思陵而称之为“攒宫”。
如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就直称思陵为“攒宫”，并加以解释说:“昔宋之南渡，会稽诸陵皆曰攒宫，实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杀，贼不讨不书葬'，实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实也。实未葬而名葬，臣子之义所不敢出也”。《帝陵图说》的作者梁份亦云:“烈皇帝殡于田妃墓，国耻未雪，不谓之攒宫不可也!以陵称不可也!以思称尤不可也!”显然，他们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认为明朝的国耻未雪、君父之仇未报，因此，崇祯帝虽葬于田妃墓中，但却不能称“葬”，思陵也不能称“陵”。他们拒不接受清朝为崇祯帝墓所定的陵名，反映了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和对明朝的怀念。
清朝灭亡后，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蹂躏了祖国大好河山，思陵屡逢劫难，残毁十分严重。地下墓室曾先后两次被当地土匪盗发。 1947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炮楼，又大规模地拆毁陵园地面建筑。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思陵已是满目凄凉，只有坟冢、楼殿遗址、石雕五供、碑石作为珍贵文物保存下来。
现在的明思陵，虽然没有金碧辉煌的殿宇楼台，但古陵残碑，松涛阵阵，仍别有一番意境。特别是残存下来的石雕艺术品，构思奇妙，雕工精细，颇引人入胜。
石五供，分为前后两套。前一套，是五个相互独立的供器，正中为香炉，雕为四足两耳的方鼎形，上面浮雕饕餮纹。左右为烛台，台腹四面雕刻人物故事；最两边的是花瓶，瓶腹、瓶项略呈圆形，亦浮雕饕餮纹。五供器各施以石座，与明代其他各陵共用一祭台不同。后面的一套，祭案的案端作翘头式，案面浮雕绳纹，下作闷户橱形状，四腿因项部内收而随势弯曲，足部外翻，还保留着明式家具线脚优美、雄浑大方的特色。案上放有石雕供果五盘，一盘为桔，一盘为柿，一盘为石榴，另外两盘分别为寿桃和佛手，形象十分逼真。碑石雕刻也别有风趣。碑首作“四螭下垂”式，碑身左右雕升龙，碑座前雕五龙，后雕五麒麟，左右雕母狮背负小狮图案，母狮前还有小狮或作戏球状，或伏于母狮身下作哺乳状，形态极为生动，据说，这是象征古代官爵中“太师、少师”的一种吉祥图案。明楼内的圣号碑碑阳篆额“大明”二字，下刻“庄烈愍皇帝之陵”七个大字。前面的神道碑碑阳篆额“欶建”，下刻清顺治年间大学士金之俊奉欶撰写的碑文。
崇祯不应当叫明思宗，应当叫明毅宗，明毅宗是南明给崇祯的谥号，明思宗是满清给崇祯的谥号。满清把崇祯追谥为思宗，这是一个阴谋，意思是明朝遗民包括满清都思念崇祯，以此驱动满清控制下的汉人去屠杀无辜的汉人，满清把这些无辜的汉人都污蔑为流寇，是害死崇祯的罪魁祸首，对他们进行大屠杀，以夺取明朝的天下。满清驱动他们掌握的汉人，以剿灭屠杀无辜的汉人，这一方面说明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不得人心，大明百姓对李自成、张献忠恨之入骨，要不然满清不会这么操作。一方面说明满清极其恶毒，老百姓极其愚蠢，居然会相信满清会为崇祯报仇雪恨。其实明朝最大最凶恶的敌人就是满清。如果不是驱动他们掌握下的汉人为他们打天下，满清那几个鸟人根本无法取明朝的天下。
满清入驻北京头几十年，年年祭祀崇祯，规模都很宏伟，势头都很大，势必造成影响。为什么这样做？就是把崇祯当道具耍。还有很多私人去祭祀崇祯，满清从来不禁止。有个朝鲜人还痛哭了崇祯一场，最后吊死在崇祯墓前。但是，满清捉住崇祯的儿子，丝毫不留情，务必斩尽杀绝。
到了乾隆年间，崇祯对于满清没有任何作用了，反而成了汉人老百姓追思明朝，反清复明旗帜，于是各种污蔑崇祯的编造历史文献也就出笼了，原来没别任何缺点明君崇祯成了面目可憎的薄情寡恩，屠杀大臣，刚愎自用……..不一而论的昏君。袁崇焕的冤案也从此出笼，该千刀万剐的袁贼崇焕成了忠于大明王朝的英雄人物，是崇祯冤杀了袁崇焕。后来的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也添油加醋，进行艺术夸张，把袁崇焕的冤案坐实了。
崇祯皇帝和皇嫂关系 全都是野史的编排两人清清白白
崇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虽然明朝是在他手上灭亡的，但实际上，崇祯皇帝并非是昏庸无能之辈，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好色昏庸的人。崇祯皇帝和皇嫂张嫣关系纯属后来影视剧在胡乱编排。虽然朱由校死的早，但是，朱由检继位之后，对于哥哥朱由校生前的那些后宫嫔妃都是礼遇有加的，并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明熹宗朱由校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五位皇帝，也是明朝倒数第二位皇帝。朱由校二十岁出头就死了，朱由校死后，因为没有子嗣，所以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朱由检。朱由校跟朱由检兄弟二人感情本就深厚，朱由检从兄长那里接过皇位之后，也一心想着做好这个皇帝，将一门心思都扑在江山社稷上，没心思想别的。
也许朱由检不是百分百合格的皇帝，但是从大方面来讲他绝对是个好皇帝，至少他在位的时候，并没有做过什么让人戳脊梁骨的事。不知道后来的一些影视作品，为什么要编排朱由检和他皇嫂之间的关系。大概是因为张嫣五千名美女中选出的第一美女，中国古代五大艳后之一。天启元年，时年十五岁(虚岁)的张嫣，从全国初选的五千名美女中，连过“八关”选出的第一美女，同年四月被册立为皇后。
在真实历史上，朱由校死的早，他的后宫嫔妃们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但是，朱由检并不是个热衷于美色的人，他当上皇帝之后，为了避免让人说闲话，他几乎很少跟朱由校的后妃有交集。
朱由检对以皇嫂懿安皇后也是敬重有加，将她当长辈一样。除了一些重要的节日，或者是懿安皇后的寿辰的时候，朱由校会见皇嫂一面，跟她叙叙家常，平日里，两人基本上是没有交集的。
别的不说，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个人并不好色，他后宫妃子很少，他可是一个连陈圆圆都拒绝的人，又怎么可能跟自己的皇嫂有什么关系呢？可见现在的一些古装电视剧，编排起历史来，越来越不负责任了。
在古代乱伦长的有但是绝对很少，古代的道德约束力绝对不是我们经历过十年文化断代已经没有文化没有道德的我们能理解的。崇祯虽然能力不行但是从人品来说绝对算是一个好皇帝。张皇后虽然他老公朱由校人品有问题，但是她是贤后。古代特别是明清不要说乱伦常很多寡妇还要为丈夫守洁，这里不仅包括结婚后的寡妇，还有有婚约没结婚就死了的一样守洁，那时候每个地方都有贞洁牌坊，今天贞洁牌坊保存最好的地方就是四川隆昌县，明朝有一个秀才被人诬告和自己妹妹乱伦常，最后这个秀才被凌迟，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当时社会道德约束力。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帝眼见国破家亡，派人将儿子送出宫外之后，返回后宫亲手砍杀了长平公主、昭仁公主，然后令后后妃们自尽，自己则带着太监王承恩到煤山上自缢而亡。但是，对于皇嫂张皇后的下落却没有记载。以至于几百年来，后世史家对张皇后的下落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成为明末清初的一大历史谜案。
有关熹宗张皇后的下落，大致有这么几种说法。据赵士锦的《甲申纪事》记载，张皇后最终是投降了李自成的起义军。张皇后因为屡次力劝昏庸的熹宗， 保全被魏忠贤迫害的大臣。民间对张皇后的看法也很不错。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声望也很高，李自成称其为后宫贤主，据说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城之后，军师曾经命令义军不可伤害张皇后。
他们进宫之后，遇到没来的及逃走的张皇后，让宫女扶之上座，并派专人护卫。张皇后感激之下，就投降了李自成的义军。后来，在李自成兵败撤退之时没了下落。
但是，也有史家对此说提出了异议。赵士锦虽然是明清易代的当事人之一，书中记载大都是自己的耳闻目睹。但是，他作为一名亡明官 员，在城破之后，就被李自成的起义军关押，所以，张皇后投降的事情并非其亲眼所见。所以后人很快就对他的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熹宗张皇后“严正有丈 夫气”，不可能屈膝投降灭亡自己的起义军。
还有一种说法说，张皇后在城破之后，被李自成的义军杀死，这一说法来自王源的《居业堂集》中的记载。书中称：“河南尉氏人王大本为义军将领，攻克北 京后王与其他四人共同俘获了懿安皇后，有人对皇后不逊，王大本大怒：这是一代国母，怎能胡来?当即抽刀将皇后杀死，使其虽死却未受辱。
此外，还有说法认为，张皇后没有投降义军，而是化妆逃出了北京城。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计六奇《明季北略》、谈迁《国榷》等书记载。崇 祯帝在义军攻破京城之际，派人到张皇后的住所，劝她自裁。但张皇后没有这么做。而是趁着宫中大乱之机，用一件破衣服蒙了头，逃入了成国公府。据说后来还有人见过从宫中逃出来的张皇后。
这些说法哪些才是真实的呢?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张皇后的个性，她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尽了。据贺宿《懿安事略》记载，起义军攻入京城后，“宫中鼎沸，后闻变自缢”。在周同谷《霜猿集》中也记载说“西安张孟坚从贼入宫，亲见后死，曾为予言之。”
此外，在官方正史《明史》、《清史稿》等书中也认为张 皇后是在城破之际自缢身亡，并且记载了清朝入城之后，将其合葬于熹宗德陵的经过。
不过这也是猜测。也许只有等到日后考古发掘熹宗德陵的那一天，这个历史谜 案才能有一个最终的定论。
太监王承恩为什么能葬入皇陵
众所周知，太监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种职业，他们服侍皇家、伴君左右，自然也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事实上，古代就有很多大太监靠着的宠信而祸乱朝纲、为非作歹，为人薄情寡义，比如、赵高、张让、王振、刘瑾、魏忠贤、李莲英之流。不过也有一些太监谦逊本分，给后世留下正面形象，比如：郑和、以及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王承恩。
王承恩，末期出生于河北邢台白岸村的一户农家，因自幼父母双亡，被人卖进皇宫做了太监。天二年(公元1622年)经过一番严格的宫廷礼仪训练后，他被安排到了信王身边侍奉，此时的朱由检还只有11岁，父母都已不在，王承恩和他年纪相仿又有相似的身世，很快两个人就亲近起来。
王承恩，太监曹化淳名下也，累官司礼秉笔太监。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阙，帝命承恩提督京营。是时，事势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贼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三门。承恩见贼坎墙，急发炮击之，连毙数人，而诸珰泄泄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内官，备亲征。夜分，内城陷。天将曙，帝崩于寿皇亭，承恩即自缢其下。福王时，谥忠愍。本朝赐地六十亩，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侧。摘录：《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王承恩越来越受朱由检的信任，这令他的内心愈发为难——他其实是魏忠贤安插到朱由检身边的内应。思来想去，他最终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得到了朱由检的信任与宽恕，于是他彻底忠诚于后者，并在偶然得知魏忠贤的谋反心思后主动划清界限，还暗中帮助信王朱由检传递信息，替他出谋划策，为朱由检登上帝位立下了重要贡献。他也成了司礼监秉笔太监，深得信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提拔王承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一时风光无限。经过对和魏忠贤的清洗，统治权终于又回到了崇祯皇帝手中，而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行动都少不了王承恩的帮衬。遗憾的是，崇祯在位期间虽然励精图治，但是依然没有阻挡住明王朝覆灭的脚步，内有官员拉帮结派、外有农民领袖揭竿起义，边疆还有的后金，他纵有一腔壮志却也晚了。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带领起义军即将攻进皇城，这时的崇祯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朝廷已无可用之人，只剩下死忠于他的王承恩还在指挥着余下的苦苦守护着皇宫。《明史》记载：“(王)承恩见贼坎墙，急发炮击之，连毙数人，而诸珰泄泄自如。”可是王承恩力量再大，也阻不住人数众多的起义军。3月27日，崇祯皇帝彻底陷入绝望，纵然他十分不想做一个亡国之君，可是先帝撂给他的烂摊子终是保不住了。
为防止丢失皇家脸面，他将后宫妃嫔和女儿全都赐死，然后带着陪伴其大半生的老奴王承恩跌跌撞撞的登上煤山。一尺白绫，一颗歪脖老树，就终结了大明皇帝的生命，王承恩见状跪下以头撞地，留下浊泪两行，也随即自缢而去。李自成攻入紫禁城下令搜寻崇祯，直到三天后才有士兵在煤山看到自缢的主仆二人。明朝遗老得知后，将他们装殓后送到了安葬明朝历代帝王的十三陵草草安葬。
与刘瑾、魏忠贤相比，王承恩的殉葬光辉得多。在一个朝代即将覆亡、几十万人“解甲”的时候能够护佑君主，不畏强敌，这表现了强烈的忠贞性格。于是他的死充满了悲壮的意义。
清朝打着“仰承天命，吊民伐罪”的旗号入主中原。入关后为争取人心，满清皇帝在顺治二年为崇祯皇帝发丧的同时有感于王承恩的忠心侍主，皇帝将他葬于崇祯帝的思陵之中，并将他葬在崇祯皇帝思陵门外，让他“守护”皇陵。并专门为其撰写了八百字的碑文以示褒扬。到康熙皇帝即位后，他也亲自为王承恩，还曾亲自前往思陵专程祭奠。其实，表彰王承恩也是有清王朝有目的的，但是，他本人得到了顺治，还有康熙两位皇帝的称颂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明思陵规模小，但是葬入皇陵的，也唯有王承恩这一位太监。
▲王承恩墓
现存的王承恩墓保留仍旧比较完好。墓只剩一个直径6米的土堆，但却完整地保留了三通石碑。王承恩墓坐西朝东，东侧第一通碑高2米，正面由吴下倪钦题行书刻“王承恩墓”。此碑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基座四周浮雕十分生动，表现题材为“龙马负书”、“犀牛望月”等神话传说。第二通碑高4米，螭首龟趺，碑首有“敕建”字样，碑文800字，为清顺治帝(顺治17年)亲自撰写。紧靠墓前的碑高2米，螭首方趺，碑首有“御制旌忠”四字，碑文240字，是顺治二年营建思陵时，顺治帝为褒奖王承恩“贞臣为主，捐躯以从”撰写的。
虽然王承恩在清朝统治者的操作下，成了第一位葬进皇家陵寝的太监，不过崇祯皇帝要是泉下有知，估计也不会反对，毕竟这也算是他的。王承恩的，能够让后来的统治者也放下了身份和政见来祭奠，可见其精神之感人。当然，这也是每一个统治阶层都乐于做的，毕竟赞扬王承恩就是推崇忠诚。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创作的一篇史学论述，1944年3月19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主要讲述了明朝灭亡的经过以及原因，供后人借鉴。
3月2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抨击《新华日报》，污称郭文是影射史学，散播失败主义，攻击政府当局。此后，《商务日报》《政治月刊》等一些报刊亦步亦趋，异口同声地发文攻击。
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流寇”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者。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槖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十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书”全文不可见，照钱十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富者兼并小民”，而“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季北略》与《明亡述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切责士升”，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要誉”方式，“放之已足”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像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流寇”，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
“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北略》卷十九)
这也实在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
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他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祥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特别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一个转机也是由于大灾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一次蝗旱，闹到“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烈皇小识》)。但你要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土寇”了。“土寇”之所以并起，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李自成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儿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流寇”首领们也大有悬异。上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力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而作风的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参加。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想来不必一定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吧。同样的读书人跟着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事迹摘录在下边。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尘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这节文字叙述在十三年与十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约认为李、牛、宋之归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见解，此书或许即为《明史》所本。
“当是时(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饥民多从自成。举人李信、牛金星皆归焉。金星荐卜者宋献策陈图谶，言'十八子当主神器’。李信因说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为更名曰岩，其信任之。”
然而牛、宋的归自成其实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识》和《明季北略》，叙述得较为详细。《烈皇小识》是这样叙述着的：
“(十四年)四月，……自成屯卢氏。卢氏举人牛金星迎降。又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首陈图谶云：'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自成大喜，奉为军师。”
《明季北略》叙述得更详细，卷十七《牛宋降自成》条下云：
“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卢氏县贡生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李岩荐其有计略，金星遂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启丁卯举人，与岩同年，故荐之’。金星引故刘宗敏为将军，又荐术士宋献策。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见自成，袖出一数进曰：'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仗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自成，贼之羽翼益众矣。”
牛、宋归自成之年月与《烈皇小识》所述同，宋出牛荐，牛出李荐，则李之入伙自当在宋之前。惟关于李岩入伙，《北略》叙在崇祯十年，未免为时过早。
“李岩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弟牟，庠士。父某，进士。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进白，劝宋暂休征比，设法赈给。宋令曰：'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子闻之，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令急邀岩议。岩曰：'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众曰：'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宋闻之而惧，谓岩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其奈之何?遂申报按察司云：'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难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李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曰：'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岩走自成，即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复荐同年牛金星，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不纳粮。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岩也。故详志之。”
这是卷十三《李岩归自成》条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祯十年事，在作者的计六奇自以李岩之归自成是在这一年了。但既言“频年旱饥”，与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称“杨阁部飞檄雨下”亦当在杨嗣昌于十二年十月“督师讨贼”以后。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劝赈歌》条下云：
“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劝赈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
看这开首一句“年来蝗旱苦频仍”，便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于十年，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并发。八年以前，河南并无蝗旱的记载。因此所谓“崇祯八年”断然是错误，据我揣想，大约是“庚辰年”的蠹蚀坏字，由抄者以意补成的吧。劝宋令劝赈既在庚辰年七月初四，入狱自在其后，被红娘子和饥民的劫救，更进而与自成合伙，自当得在十月左右了。同书卷十六《李自成败而复振》条下云：“庚辰(十三年)……十二月自成攻永宁陷之。杀万安王朱(应为朱采)，连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阳，众至数十万。李岩为之谋主。贼每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附之，势益盛”。在十三年底，李岩在做自成的谋主，这倒是可能的事。
李岩无疑早就是同情于“流寇”的人，我们单从这《劝赈歌》里面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而却没有说到当时的“寇贼”怎样怎样。他这歌是拿去“各家劝勉”的。受了骂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报他“图谋不轨”，一定也是曾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状的。
红娘子的一段插话最为动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无考见最近得见一种《剿闯小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不久将由说文社印行那是一种演义式的小说，共十卷，一开始便写《李公子民变聚众》，最后是写到《吴平西孤忠受封拜》为止的。作者对于李岩也颇表同情，所叙事迹和《明季北略》相近，有些地方据我看来还是《北略》抄袭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说，不一定全据事实，但如红娘子的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而《小史》中也没有提到。《明史》自必确有根据，可惜目前书少，无从查考出别的资料。
其次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玉和沈云英为主人翁的院本，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处理着李、牛奔自成的故事。这位作者却未免太忍心了，竟把李岩作为丑角，红娘子作为彩旦，李岩的“出粟赈饥”，被解释为“勉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诬蔑的事，由私家的曲笔，歪解得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据也只是《李自成传》，把牛、李人伙写在一起。又写牛金星携女同逃，此女后为李自成妻，更是完全胡谄。牛金星归自成时，有他儿子生员牛诠同行，倒是事实，可见作者是连《甲申传信录》都没有参考过的。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金星，亦不可信。盖自成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应该比金星还要年青，以女妻牛诠，倒有可能。
李岩本人虽然有“好施尚义”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的事实。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强委身焉”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得多。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当时的“流寇”领袖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一定如《剿闯小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今闯王强盛，现在本省邻府”的原故。《北略》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像旧戏中的科白，想亦不尽子虚。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
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
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
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
遂相得甚欢。”
二李相见，写得大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饰，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如鱼得水，倒也并非违背事实。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划自不会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
“自成既定伪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自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
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年所定逆案中“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中之一。他和客、魏“交结”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逆”中，而自己却仍然倚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逆案”乃更蒙曲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军”。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所至风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天祐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二品为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故知”，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见《疆场裹革李闯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其归附在牛、李之前。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
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铁冶刘敏政”而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人田苗者斩之”(《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磔，或割掌，或割势”(《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李自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北略》)。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分得势的时候，“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李自成传》)。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
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宫，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剿闯小史》是比较同情李岩的，对于李岩的动静时有叙述。“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贼害者，闻其公明，往赴禀，颇为申究。凡贼兵闻李将军名，便稍收敛。岩每出私行，即访问民间情弊，如遇冤屈必予安抚。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
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实吧。最要紧的是他曾谏自成四事，《小史》叙述到，《北略》也有记载，内容大抵相同，兹录从《北略》。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
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二、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三、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四、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顿军纪——“杀人无虚日”，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别是他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
《剿闯小史》还载有李岩入京后的几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他的和牛、刘辈的作风确实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护懿安太后的事。
“张太后，河南人。闻先帝已崩，将自缢，贼众已入。伪将军李岩亦河南人，入宫见之，知是太后，戒众不得侵犯。随着贼兵同老宫人以肩舆送归其母家。至是，又缢死。”
这张太后据《明史·后传》，是河南祥符县人，他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安皇后的便是。她具有“严正”的性格，与魏忠贤和客氏对立，崇祯得承大统也是出于她的力量。此外贺宿有《懿安后事略》，又纪昀有《明懿安皇后外传》。目前手中无书，无从引证。
第二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
“中允刘理顺，贼差令箭传觅，闭门不应，具酒题诗，妻妾阖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箭至，数十人踵其门。曰：'此吾河南杞县绅也，居乡极善，里人无不沐其德者。奉李公子将令正来护卫，以报厚德。不料早已全家尽节矣’。乃下马罗拜，痛哭而去。”
《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生平事迹甚详，晚年中状元(崇祯七年)，死时年六十三岁。亦载李岩派兵护卫事，《明史·刘理顺传》(《列传》一五四)则仅言“群盗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李岩护卫的一节却被抹杀了。这正是所谓“史笔”，假使让“盗”或“贼”附骥尾而名益显的时候，岂不糟糕!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
“河南有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儿女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选，日久资斧罄然。值贼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郁郁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宝物贿王旗鼓求选伪职，孝廉遂愤闷而死。其子以穷不能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亲事。贼将制将军李岩缉知，缚周某于营房，拷打三日而死。”
这样的事是不会上正史的，然毫无疑问决不会是虚构。看来李岩也是在“拷打”人，但他所“拷打”的是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以敛钱为目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要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评明政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足以考见他们两人的思想。同样的话亦为《北略》所收录，但文字多夺佚，不及《小史》完整。今从《小史》摘录：
“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枢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
宋曰：'彼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
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
宋曰：'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曰：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悌，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
岩曰：'适见僧人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欤?’
宋曰：'释氏本夷狄之裔，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
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
当牛金星和宋企郊辈正在大考举人的时候，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小说的作者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至少在两人的行事和主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位策士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说他像猴子，又说他像鬼。——“宋献策面如猿猴”，“宋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俱见《北略》。通天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出鬼没，但其实这人是很有点道理的。《甲申传信录》载有下列事项：
“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
接着在初九日又载：
“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院，每夹百余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宗敏以数对。闯曰：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
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故而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怕也只是一种烟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人北京前，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公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这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像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像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干也尽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发。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成自己也带了箭伤。在这时河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复了，而悲剧人物李岩，也到了他完成悲剧的时候。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入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明史·李自成传》)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闯小史》都同样叙述到这件事。唯后二种言李岩与李牟兄弟二人同时被杀，而在二李被杀之后，还说到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应。
“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现出了“解体”的形势。李岩与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出入，在此不愿涉及。献策与宗敏，据《李自成传》，后为清兵所擒，遭了杀戮。自成虽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关失守，于是又恢复了从前“流寇”的姿态，窜入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九月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死时年仅三十九岁(一六〇六—一六四五)。余部归降何腾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队伍。牛金星不知所终。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1944年3月10日脱稿
〔附识〕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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