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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凭啥不招恨甚至有同情

news.xixik.com   2016-11-24 16:12:18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崇祯是个亡国皇帝,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 在明代诸帝中,崇祯是个比较注意恭俭并颇为勤政的皇帝。即位后做了很多实事,先是清除擅权乱政的太监魏忠贤,调整“内阁”班底。后以封疆多事,“罢苏杭织造”,又“禁衣饰侈僭及妇女金冠袍带”。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并且率领大军渡过黄河,浩浩荡荡的向北京杀来。而反观明军这面,军心涣散,面对大顺农民军是一触即溃,还有不少地方的明朝守军选择望风而降,这也使得李自成的大军迅速占领山西全省,兵峰不断逼近北京城。

此时的大明王朝彻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然无兵可用,无饷可派的崇祯皇帝,选择就此放下帝王颜面,用近乎于“乞讨”的方式,向朝臣们借款以充作军饷,从而能够重新集结部队,抵挡李自成。然而,面对崇祯皇帝自降身份、苦口婆心的劝说,朝臣们却不为之所动,都只是象征性的拿出了少许银两,而这些钱自然是远远无法解决眼前的危机局面。

最终,深知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在绝望中自缢殉国,而在他临终前,也对于朝臣进行了痛彻心底的咒骂:

赴美生子利与弊

“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然而,造成如此的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的局面,并不仅仅全都是大臣们的原因,崇祯也应该为此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崇祯向大臣们“借钱”,纯属迫不得已。

明朝的财政窘境自万历朝时期的“万历三大征”之后开始,就已经显露无疑。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这一年明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为白银3000万两,勉强能够维持财政的收支平衡。而到了万历朝末期,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明朝开始在辽东战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得国家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朝仅军费一项的开支就高达2300万两,整个国家已经难以为继了。

到了崇祯皇帝登基后,明朝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一方面,崇祯皇帝在代表江南地主和商业士绅的利益的东林党人的劝谏下,废黜了矿业税和商业税,直接导致了明朝财政收入的进一步缩减,再加上灾患不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北方各地遭受清军不断南下劫掠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当时的北方地区一片糜烂,朝廷的征税能力也在持续减弱,岁入银两已经不足2500万两,远远赶不上支出与消耗。

另一方面,崇祯除了要面对关外的清军外,还要面对着西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这也使得整个国家处于两线作战的局面,财政状况日趋捉襟见肘。

而单单是为了对付关外的清军,崇祯皇帝光“辽饷”就加征了五次,每次都在百万两之巨,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整个国家也处在财政崩盘的边缘。

而由于国家缺钱,受到影响最大的无疑便是明朝的军队了。

明清之间有决定性意义的“松锦大战”,正是因为崇祯皇帝迫于国家财政紧缺的制约,急于结束战争,所以一再催促洪承畴出兵进攻,从而使得洪承畴彻底放弃了“且战且守”的“持久之策”,最终在松山被清军围歼,洪承畴本人也在被俘后选择投降清朝。

同样“惨剧”也发生在了孙传庭身上。由于粮饷的短缺,孙传庭所部在辎重、兵器、粮草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被崇祯催促着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最终军心涣散、军备不整的明军被打败,孙传庭也战死沙场,从而留下了“传庭死而明亡矣”的遗憾。

所以,当李自成大军逐渐逼近北京的时候,国库早已是空空如野,于是崇祯只能选择用朝臣“借款”的方式来筹集军饷,以抵御李自成的进攻,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令崇祯失望透顶。

朝臣们荒唐而又滑稽的表现,正是此时明朝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的真实写照。

为了让大臣们“慷慨解囊”,崇祯可以说是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谏,甚至一再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并且希望每位朝臣能够拿出3万两白银,来帮助国家挽救危局。

然而,大臣们的表现却只能用“啼笑皆非”来形容。

内阁首辅魏德藻,竟然只拿出了500两,并且还跪在崇祯面前痛哭流涕,一再哭穷。而有的大臣为了躲避掏钱,竟然身着破衣烂衫,把家里的家具、摆设,甚至是锅碗瓢盆,统统拿到大街上叫卖。还有的官员更为过分,他们在自家门外贴上廉价出售的红纸,表示要举家搬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反而是宫中的太监们,这其中王之心捐款的最多,他一人就拿出了白银1万两。

面对此情此景,崇祯皇帝可以说是失望至极,而最让他感到无奈与愤恨的,还要当属他的岳父、周皇后的父亲周奎了。

崇祯非常清楚自己岳父的实力,所以他希望周奎能拿出来10万两白银,也算是给朝臣们做个表率,从而带动其他人捐钱。可周奎在崇祯面前,除了哭穷,还是哭穷,在崇祯的一再“哀求”下,才勉强同意拿出1万两。

可即便是如此,周奎还要跑到后宫找自己的女儿周皇后诉苦。周皇后是明朝有名的贤后,她对父亲周奎是好言相劝,并且还拿出自己体己的5000两给到周奎,希望周奎以自己的名义捐出来,以不至于让崇祯和周奎都过于难堪。可不曾想,周奎还要从这5000两中扣下2000两,最后只是将13000两白银捐了出来。

朝臣们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多年的党争,使得这些官员已经将党派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

先是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之间进行党争,随后又是东林党与阉党相互倾轧、攻伐、报复,朝堂上早已是乌烟瘴气。而在这长时间的激烈党争中,官员们已然抛弃了正确与否的判断,同时更加放弃了一直遵循的“礼义廉耻”之道。

正如《雍正王朝》中对于“朋党”进行评价时所说的:

“朋比胶固,牢不可破,祸端丛生是其党者。不管贤与不贤就百般庇护,不是一党,不管好与不好就百般攻击,视朋党荣枯为性命,置事实大局于不顾。”

也正是因为如此,官员们想到的只有自身的利益,从而至整个朝廷大局与不顾。

况且,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这些朝臣们也不愿再为这个即将覆亡的王朝再进行付出,甚至为之陪葬。

所以,他们想要的首先是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性命,保全自己的财产,保全自己的官位职级与荣华富贵,以至于当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官员们选择的不是以死殉国,而是排着队的向李自成投降效忠。到了在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又是这些人再一次排着队的向清朝效忠,场面可谓是极度的滑稽与讽刺。

尤其是周奎,身为国丈,因为女儿嫁给了崇祯皇帝而倍受恩赏与提拔,而他不仅在紧要的关头不肯出钱帮助崇祯,挽救国家,甚至为了自保还主动将前来避难的崇祯太子以及其他皇子亲手交给了李自成。自己的岳父尚且如此,由此也可见,那么崇祯与朝臣之间的离心离德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

当然,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仅仅是明朝官员的责任,崇祯皇帝自己同样是难辞其咎。

首先,崇祯刚愎自用,性格多疑,并且的极不愿承担责任,被他“坑”死的文臣武将不在少数。

崇祯在位十七年,光兵部尚书就换了十五人,其中有两位是让人感觉最“冤”的。

第一位是王洽,“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兵破关而入包围北京,崇祯不由分说直接将王洽下狱,王洽可谓是莫名其妙的就直接“躺枪”了。第二位陈新甲则更加的可惜,他本是按照崇祯的意图与皇太极议和,结果因为疏忽消息为朝臣所知,随即遭到了极力的反对,崇祯立马“翻脸”不认账,并且将所有责任推卸给了陈新甲,进而将其处死。

实际上,不光是王洽和陈新甲,包括孙传庭、袁崇焕等人都是死在了崇祯的性格缺陷之下,而这也难怪满朝文武会与崇祯离心离德。

其次,就是崇祯自己太过于“抠门”了。

其实崇祯的“抠门”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国家确实没有钱,于是崇祯自己保持了极为简朴的生活习惯,非常的节约,这一点还是很值得肯定的;而另一方面,就是崇祯太过于看重自己的内帑,根本不舍得花他自己的钱。

李自成逼近北京时,李明睿曾向崇祯提出,让其以祭祀孔庙为由前往山东,随后安排史可法接应,就此完成南迁,而因为担心朝臣们反对,李明睿还要崇祯不要通过户部拨款,而是从大内出钱。这个方案随即遭到了崇祯的拒绝,他要的是朝臣们恳请他南迁,再由户部出钱执行,这样一来崇祯就不会背负逃跑的“骂名”,也不用承担这份责任,同时还能省下来这笔钱。结果,朝堂上无人支持崇祯南迁,全部劝谏其要“君王死社稷”,崇祯不仅没有走成,反而因为想要推卸责任,险些让李明睿成为第二个陈新甲。

于是乎,崇祯由于本身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的“抠门”,这样极度自私且反复无常的表现,让朝臣们产生了后怕,进而愈发的自私与顾及自保,从而才会出现国家在危难关头崇祯向朝臣借钱,文武百官却无人愿意倾囊为国,反而在此之后纷纷倒戈,拥戴新主的场景。

最终,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面对已经将北京城重重包围的李自成大军,带着对于满朝官员们的极度愤恨,在煤山自缢,正统明朝就此灭亡。

然而,尽管这些朝廷官员们逃过了崇祯的“借钱”,却没有逃过李自成残酷的拷掠。

就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随即封刘宗敏为汝侯,并安排其主持对明朝官吏拷掠索饷。

整个拷掠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刘宗敏命人特别赶制了五千副夹棍,夹棍上有棱,有铁钉相连,凡不从者,则夹碎手足,同时,命人在门口树立了两根柱子,作为凌迟专用,不少明朝的官员都惨死在了拷掠过程中。前文中提到的崇祯岳父周奎,被严酷拷掠出了足足57万两白银,即便如此,也还是丢掉了性命。

于是,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之下,明朝的大臣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拿了出来。最终,刘宗敏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拷掠出7000万两白银,并随即铸成数万块银饼,后用骡车运至西安。

要知道7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明朝三年多的财政收入,试想下,如果这些朝臣们能够将其中的一半拿出,来支持崇祯皇帝,来挽救整个大明王朝,那么明朝最后的结局或许真的有可能被改写了,可最终却是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不由得让人倍感惋惜。

这个不让人痛恨 却还有些同情的亡国皇帝

“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这是崇祯帝在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于煤山自缢前,留在衣服上的那份遗诏。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

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

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的。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的: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同为亡国之君,崇祯到底有啥能耐,可以赢得死对头的同情?

崇祯,十七岁即位,三十四岁殉国。在位十七年,饱受后人非议。是睿智,还是无能?是真相,还是阴谋?

在明代诸帝中,崇祯是个比较注意恭俭并颇为勤政的皇帝。

文献记载,崇祯即位后做了很多实事,先是清除擅权乱政的太监魏忠贤,调整“内阁”班底。后以封疆多事,“罢苏杭织造”,又“禁衣饰侈僭及妇女金冠袍带”。他白天上朝,晚上加班,常召对群臣开会议政至深夜。

明朝这位亡国之君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却终于没能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是当时民间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些史学家认为,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有君无臣,祸贻邦国”所致。就连崇祯自己也认为,他并非“亡国之君”,而大臣们都是“亡国之臣”。他在遗书中道: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之误朕也……”

然而,在郭沫若眼中,崇祯帝的性格确是十足的“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有言:

崇祯皇帝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

大明祖训曰: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无论如何,崇祯帝还是守住了这最后的底线。他的离去,无声无息。煤山之上,仅留下那棵“罪槐”,几百年来默默地诉说着他的满腔愤懑与不甘。

崇祯帝于煤山自缢的情节颇为著名,如今,北京景山公园里的那颗歪脖树仍是众人探寻的一景。然而,崇祯帝的尸骨并未出现在乱坟岗,而是被葬于明十三陵的思陵内。乱世之中,是谁料理了他的身后事?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景山公园中崇祯自缢的歪脖树复制版,原树被江青要求铲掉

这棵歪脖树见证了历史,那么它的命运如何呢?清顺治皇帝定都北京后,对曾经吊死过前朝皇帝的这棵古槐妄加罪名,认为是棵“罪树”,让人用铁链将其锁了起来。后人为此撰写过一副对联予以嘲讽:“君王有罪无人问,古树无辜受锁枷。”如果这棵树能够说话的话,他一定会说:我冤枉啊,分明是你和李自成内外夹攻逼死了崇祯。其实大树何其无辜也!

  这棵可能是中国历史唯一一颗吊死过皇帝的歪脖树,保存了几百年已经成了活文物了。但是到了1971年的时候,第一夫人看到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立着一块介绍崇祯上吊的牌子。立刻大怒:“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你们还留着它,像老祖宗一样供奉它,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你们是要封建的,还是要社会主义的?给我马上刨掉。”于是这棵几百年的老树就被刨掉了。

话说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皇宫,在清宫过程中,没有找到崇祯,遂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

二十日中午,才发现崇祯帝已自缢身亡。李自成命人用两扇门板将帝后尸体停在东华门侧,装入柳木棺内,搭盖了临时灵棚。

三日后重新改殡,以红漆棺殡帝,黝漆棺殡周后。帝后棺椁在东华门所设灵棚连停数日,明朝的官员都不敢去看。

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泥首去帻,踉跄奔赴,跪梓宫前大哭”。农民军将他抓住去见李自成,他“以头触阶,血流被面”。李自成劝其投降,李国桢回说:

让我投降必须答应三件事:

一是明代帝王陵寝不能发掘破坏;二是用天子礼葬崇祯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应。

难办的是,崇祯帝生前并没有预建陵寝。思陵,在明朝时只是一座妃子坟——皇贵妃田氏(于崇祯十五年去世)之墓。于是,只好将崇祯葬入田贵妃的墓中。

许是应了他生前的恭俭,崇祯帝的下葬经费少得可怜。当时昌平州“钞库如洗”,葬期紧迫,只得靠“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

据悉,先后有十人捐钱共350千文(当时约合银233.6 两)。几乎只有这点钱钞,完成了崇祯帝后的整个葬仪。

思陵石五供。正中为香炉,四足两耳方鼎形,左右为烛台,两边是花瓶。然而因为文物部门管理不善,已经被盗……

四月初四申时,帝后棺木送到,停放祭棚内,棺木前陈设猪羊金银纸等祭品,众人举哀祭奠。

祭毕,打开田妃椁(棺外木套),先将田妃棺移于石床右侧,次安周后棺于石床左侧,最后将崇祯帝的棺木放入田妃椁中,停放在石床正中位置。棺椁之前各设香案祭器,点起万年灯,遂将两座石门关闭,将隧道填平。

崇祯帝后,在大顺农民军政权的命令下就这样葬入了田妃墓中。

清朝入主中原后,为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士人为清廷效力,始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并改葬崇祯帝后,营建了地上园寝建筑。

思陵,虽然终清之世一直是崇祯皇帝的陵名,但在顺治、康熙年间,一些知识分子却不称其为思陵,而称之为“攒宫”。

如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就直称思陵为“攒宫”,并加以解释说:

“昔宋之南渡,会稽诸陵皆曰攒宫,实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杀,贼不讨不书葬’,实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实也。实未葬而名葬,臣子之义所不敢出也”。

显然,他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认为明朝的国耻未雪、君父之仇未报,因此,崇祯帝虽葬于田妃墓中,但却不能称“葬”,思陵也不能称“陵”。

思陵石五供香炉细部

清朝灭亡后,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蹂躏了祖国大好河山,思陵屡逢劫难,残毁十分严重。地下墓室曾先后两次被当地土匪盗发。

1947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炮楼,又大规模地拆毁陵园地面建筑。至中共建政成立前夕,思陵已是满目凄凉,只有坟冢、楼殿遗址、石雕五供、碑石作为珍贵文物保存下来。

崇祯死后之丧事

明思陵位于十三陵陵区西南隅的鹿马山(又名锦屏山或锦壁山)南麓,是明朝最后一帝崇祯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

思陵虽为帝陵,但这却是清朝时的事,明朝时它只是一座妃墓——皇贵妃田氏之墓。一座皇贵妃墓是怎样升格为帝陵的呢?这还要从崇祯帝自缢身亡那段史事开始谈起。

明朝自朱元璋开国历270余年,到了崇祯年间社会已极度不安。后金政权崛起东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到北京城。十八日,太监开彰义门投降。当天夜里,崇祯帝登万岁山(即今景山)四望,见大势已去,易服带佩刀,欲夺正阳门而出。守门军不明情况,以为皇宫内变,遂返炮拒击,崇祯帝未能出城,返回皇宫,对皇后周氏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皇后也相对恸哭说:“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所恨。”皇后周氏遂自缢而死。崇祯帝自知日暮途穷,连喝数杯酒,下令两宫及懿安皇后自尽,传太子及二王改装出走,又人寿宁宫,剑砍长平公主左臂,杀昭仁公主于昭仁殿。天将曙明,崇祯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想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但大臣们一个也没到。崇祯帝走投无路,只好登上万岁山,在寿皇亭旁的树下自缢而死。死时“披发跣左足,右朱履,衣前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联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之误联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联尸,勿伤百姓一人。”太监王承恩随崇祯帝一同上山,遂再拜恸哭,在崇祯帝前跪缢而死。

十九日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皇宫,在清宫过程中,没有找到崇祯帝。李自成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二十日午,才发现崇祯帝己自缢身亡。李自成命人用两扇门板将帝后尸体停在东华门侧,装入柳木棺内,搭盖了临时灵棚。二十三日重新改殡,以红漆棺殡帝,黝漆棺殡周后。崇祯帝头戴翼善冠,身着衮玉渗金袍,周后亦依制加袍带。

帝后棺椁在东华门所设灵棚连停数日,明朝的官员都不敢去看。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泥首去帻,踉跄奔赴,跪梓宫前大哭”。农民军将他抓住见李自成。他“以头触阶,血流被面”。李自成劝李国桢投降。李国桢说:让我投降必须答应三件事:一是明代帝王陵寝不能发掘破坏;二是用天子礼葬崇祯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应。但难办的是崇祯帝生前并没有预建陵寝。其原因按清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是这样的:“崇祯初年,徧求天寿,无吉壤。至十三年,始召刘诚意孔昭(诚意伯刘孔昭)及张真人甲(真人张甲),协视地,得蓟州凤台山(清代又作“昌瑞山”或“丰台岭”,即今河北遵化清东陵所在地)。云地善而难得治陵起工之吉,吉在甲申(崇祯十七年)以后,不及事。”于是李自成农民军只好决定将崇祯帝、后葬入田贵妃的墓中。

田贵妃,即前述的皇贵妃田氏,其坟园建筑由工部待郎陈必谦负责营建。但地面建筑未成,而明朝已经灭亡。

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顺天府官李票(或作李纸票,文献记不一)为开田贵妃墓室一事,责令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催夫速开田妃圹,合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可是,因为当时昌平州“钞库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紧迫,时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赵一桂,只好与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商议,带上工房人员冯朝锦入京禀报顺天府。经再三请示,府官始朱批:“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事完再议。”

赵一桂回州后,随即组织募捐。先后有十人捐钱共350千文(约合银233.6两)。其中,刘汝朴60千文,王汝朴50千文,白绅30千文,邓科50千文,徐魁30千文,李某(佚名)50千文,赵永健20千文,刘应元20千文,杨道20千文,王政行20千文。

几乎只有这点钱钞,就完成了崇祯帝后的整个葬仪。其中,雇夫头杨文包揽开挖、掩埋隧道,用银200两;搭盖薄棚三间、小棚两间,用银四两五钱;从纸铺买纸用银一两八钱;从猪户买猪用银四两五钱;从羊户买汤羊二只,用银一两六钱;从攒盒铺买素供二桌,用银一两;从饭铺买面及大米饭,用银一两;犒赏夫役,用银二两四钱;打造开启玄宫石门用的拐钉钥匙及石匠开门,用银五钱;伺候送柩员役酒饭等,用银五两五钱;买细连绳用银四钱;木匠工价用银四钱;打扫灵棚人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来人饭钱用银一两一钱。

田妃墓隧道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昼夜至初四日寅时始见地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头层石门,里面是三开间的香殿,中间悬挂两盏万年灯,内灯油仅二三寸深,缸底都是水。陈设的祭品,前有石香案,两边列五彩绸缎侍从宫人。田妃生前所用器物衣服盛贮在大红箱内。东间石寝床上铺裁羢膻,上面叠放着被、褥、龙枕等物。由于地宫内潮湿,衣、被等物多浸泡黬黑,被褥仅一面用锦绣,其余都用布缝合,金、银器皿也都是用铅铜冒充。打开第二层石门,里面是通长大殿九间,石床长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阔一丈,上面停放着田妃棺椁。

初四日申时,帝后棺木送到,停放祭棚内,棺木前陈设猪羊金银纸札等祭品,众人举哀祭奠。祭毕,将田妃椁(棺外木套)打开,先将田妃棺移于石床右侧,次安周后棺于石床左侧,最后将崇祯帝的棺木放入田妃椁中,停放在石床正中位置。棺椁之前各设香案祭器,点起万年灯,遂将两座石门关闭,将隧道填平。

初六日,赵一桂率捐葬乡耆人等再赴葬所祭奠。祭毕,于附近西山口等三村拨夫百名,各备锨筐,舁土为崇祯帝堆起了坟冢。赵一桂、孙繁祉又捐银五两,买砖在冢周修筑了五尺高的围墙。

崇祯帝后,在大顺农民军政权的命令下就这样葬入了田妃墓中。

清朝人主中原后,为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清廷效力,始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并改葬崇祯帝后,营建了地上园寝建筑。

按《清世祖实录》记载,清廷下令以礼改葬崇祯帝后,并营建思陵建筑,时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思陵的改葬开隧和营建却是举步维艰。首先是工程组织不能迅速落实。该工程本应由工部及内官监负责,但工部却因缺员而不能分任。内官监虽已责成总理冉维肇,管理高推、王应聘三员内官专司督理,但大概是由于“故君之事,既无赏可冀,又无罚可畏”,所以,虽经原任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化淳屡次劝勉,三人却总是置若罔闻,三秋已过,冬至将临,开工仍杳无日期。为此曹化淳不得不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上奏说:“礼,为旧君有服,不知诸臣何以置念?且时虽寒冱,地气尚暖,及今犹可开挖隧道,先妥梓宫,其立碑建亭,姑俟来春举行,倘再悠忽,是迟一日之工作,即虚一日之旷典,如作速报竣之明纶何?伏乞夭语严饬该监刻期赴陵,先开隧道,来春亟建亭碑,万勿藉词缓诿沉阁(搁)……庶恩旨信而大义昭垂,芳万世而无斁矣。”顺治皇帝览奏朱批:“思陵作速经营,已奉有旨,该监何得玩泄?冉维肇等姑且不究,著即刻期赴工,先开隧道,其余俟来春报竣。如再延诿,定行重治。”

其次是工程所需银两不能及时到位。在顺治帝的严旨切责下,负责思陵营建的冉维肇等人只得尽快趋赴工所,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兴工开挖隧道,思陵采石等工也正式开始。十二月初,思陵营建所需石碑、石座,均运至北京城北安门外西步梁桥东,并号有“锦壁山(鹿马山别名)工用”字样。当时,本应同时并举的工程计有三项:一是思陵营建,二是葬张皇后于德陵,三是葬万历妃刘氏于银钱山。三项工程估价为3000两白银。银两的来源,原奉旨赐陵地租银1500两,文武百官及内臣捐助1500两。但事实上,直到该年十二月,陵租虽已征收,但工程所须银两却不知从何处关领。多方劝捐的650两虽早在九月初四汇交给工部营缮司,但文武大臣捐助之银却差一半有余。所以,工程开始时,工部所掌握的银两只有1000两,而开工时督送至工所的银两又只有110两。为此,曹化淳以及原任秉笔太监车应魁、王德化,随堂太监王之俊、卢维宁等人只得于该年十二月移文内院,催办银两解送事宜。他们在移内院文中说:“工饭乃日用必需, 似此零星接续不及,何以措用。乞为总解,方能克济。今值暮冬,时日有限,倘工饭银迟滞,束手停工,无米难炊,必致稽误。……所有石碑、石座……趁此地气坚固,必需车价觅运到工,不误明春建立之用。……人匠毕集,工饭诸费,每日必需,势难停手,矧起运碑石,值兹地坚,正可拉运,所欠捐数仍望内院一为传谕。至于此工所注赖者尤在一千五百之陵租……伏乞垂念急需,万难少缓。”

在曹化淳等人的催促下,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改葬等工终于完成。十日,工部尚书兴能上奏,请示以余剩银两,建造香殿。十二日,顺治皇帝批示:“知道了,余银修造事宜,工部看议具奏,钦此。”十月二十七日,平西王吴三桂又捐银千两,助建思陵,思陵的工程才暂告一段落。顺治十一年八月,清代著名学者谈迁曾赴思陵拜谒,他在《北游录》一书中记述了当时思陵的建筑规制:“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门丈有二尺,左右各户而钥其右。……垣以内左右庑三楹,崇不三丈。几案供奉明怀宗端皇帝神位(此处当指享殿内)。循壁而北,又垣。其门、左右庑如前。中为碑亭,云‘怀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进此垣,除地五丈则石坎,浅五寸、方数尺,焚帛处。坎北炉瓶五事,并琢以石。稍进五尺,横石几,盘果五之,俱石也。蜕龙之藏,涌土曰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枣数本。”同书《纪文·思陵记》又谓,思陵享殿为“三楹”(三间),“奉先帝木主”;碑亭(文中称“内殿”)有额,有金书“思陵”二字。亭内石碑“大明”亦为金字。碑刻“怀宗端皇帝陵”。

顺治十六年,思陵的建筑又稍有变化。该年三月,陵前增碑亭一座。十一月,去崇祯帝“怀宗”庙号。并改谥“庄烈愍皇帝”。陵内石碑、神牌字迹随之而改。十二月,顺治皇帝下《谕修明崇祯帝陵诏》,其具体修建项目不详于文。但从康熙年间谭吉璁《肃松录》所记思陵制度看,思陵虽经顺治十六年的修建,但并无大的变化。该书所记思陵的建筑情况是:“碑亭南北四丈八尺,修三丈。享殿,距门十三步,阶三,无台,殿三楹,广七丈二尺,修四丈二尺,内香案一,青琉璃五,器全设。一神牌,高二尺五寸,石青地,雕龙边,以金泥之,题曰‘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宏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中楹为暖阁,长槅六扇,中供木主三,中则庄烈愍皇帝,左则周后,右则田妃,外俱用椟冒之。周后神主题曰 ‘大明孝敬贞烈慈惠庄敏承天配圣端黄后’,田妃神主仅存‘恭懿'二字,余被人磨去矣。配殿三楹,俱黑瓦。殿前大杏树一株。陵寝门三,距殿址四步,穴墙为门,中广二丈四尺,修一丈二尺,傍则户矣。明楼距门十一步,不起楼,阶四,中开一门,左右夹窗二。碑石广一丈六尺,修六尺,雕龙,方座,高丈许,题曰‘庄烈愍皇帝之陵'。石几距楼十步,长五尺,博二尺。几前石器五,俱高八尺,方式雕龙。中一方鼎,与诸陵异,皆列于地。宝城距几甚近,无城,周围用墙,高六尺。中以石灰起冢,高四尺,缭以短垣,左松八株,右松七株。”

清乾隆年间,思陵先后两次修缮,陵园建筑规制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刑部左侍郎钱陈群奉命祭祀思陵,发现思陵因长期失修,风雨剥落,殿庑倾圮严重,遂奏请修葺,并提出:遵世祖章皇帝奢靡不尚之谕旨办理。乾隆帝从其所请,下诏修缮思陵。直隶总督那苏图奉命督办该项工程。昌平州知州胡大化估报,修缮享殿三间,建造配殿六间,加上大门、二门、碑亭、甬路等工程共需工料银及烧造琉璃瓦银13900余两。后又经保定府同知永寿实地复核,认为“享殿三间虽久已倒塌,旧存木植砖块尚敷凑用,似应添补修葺,其余墙垣等项酌量粘补。其配殿六间久经倾圮,且地基窄狭,毋庸重修,以省靡费”。此议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经那苏图奏请乾隆皇帝同意后遂只将思陵享殿、垣墙修好,配殿废而未修。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修葺十三陵,思陵是其中之一。因“顺治年间改建思陵,而一切明楼、享殿之制未大备”,特命“重为修葺,悉如别陵。并普立神牌木主供奉,以妥享祀”。

修陵大臣工部尚书金简等人经实地勘察提出,思陵“仅有享殿三间、碑亭一座,规制颇觉狭小。伏思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命以帝礼改葬,兹复仰奉谕旨,不惜帑金修葺诸明陵寝,似应就现在地势加筑月台,将旧碑亭移建月台之上,后墙略为加高,宝顶随墙添土,并将原建享殿三间改造五间,宫门一间改造三间。用彰恩施优渥”。于是,思陵的陵门改建成了硬山顶式的三间门楼,享殿建成了面阔五间(通阔17。3米),进深三间(通深8。5米)的单檐歇山顶式建筑。石雕五供之后也建起了无马道、宇墙的单面墙式的宝城墙,和城台及重檐歇山顶式的明楼。

在陵园的管理上,思陵和其他明陵一样,在清代设置有司香内使(守陵太监)二名、陵夫八名,照役给予香火地亩。每年春秋二季,分由太常寺差官至陵致祭。清廷每年还委派工部堂官一员,赴陵检查陵园建筑,时加修葺。

思陵,虽然终清之世一直是崇祯皇帝的陵名,但在顺治、康熙年间,一些知识分子却不称其为思陵而称之为“攒宫”。

如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就直称思陵为“攒宫”,并加以解释说:“昔宋之南渡,会稽诸陵皆曰攒宫,实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杀,贼不讨不书葬',实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实也。实未葬而名葬,臣子之义所不敢出也”。《帝陵图说》的作者梁份亦云:“烈皇帝殡于田妃墓,国耻未雪,不谓之攒宫不可也!以陵称不可也!以思称尤不可也!”显然,他们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认为明朝的国耻未雪、君父之仇未报,因此,崇祯帝虽葬于田妃墓中,但却不能称“葬”,思陵也不能称“陵”。他们拒不接受清朝为崇祯帝墓所定的陵名,反映了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和对明朝的怀念。

清朝灭亡后,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蹂躏了祖国大好河山,思陵屡逢劫难,残毁十分严重。地下墓室曾先后两次被当地土匪盗发。 1947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炮楼,又大规模地拆毁陵园地面建筑。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思陵已是满目凄凉,只有坟冢、楼殿遗址、石雕五供、碑石作为珍贵文物保存下来。

现在的明思陵,虽然没有金碧辉煌的殿宇楼台,但古陵残碑,松涛阵阵,仍别有一番意境。特别是残存下来的石雕艺术品,构思奇妙,雕工精细,颇引人入胜。

石五供,分为前后两套。前一套,是五个相互独立的供器,正中为香炉,雕为四足两耳的方鼎形,上面浮雕饕餮纹。左右为烛台,台腹四面雕刻人物故事;最两边的是花瓶,瓶腹、瓶项略呈圆形,亦浮雕饕餮纹。五供器各施以石座,与明代其他各陵共用一祭台不同。后面的一套,祭案的案端作翘头式,案面浮雕绳纹,下作闷户橱形状,四腿因项部内收而随势弯曲,足部外翻,还保留着明式家具线脚优美、雄浑大方的特色。案上放有石雕供果五盘,一盘为桔,一盘为柿,一盘为石榴,另外两盘分别为寿桃和佛手,形象十分逼真。碑石雕刻也别有风趣。碑首作“四螭下垂”式,碑身左右雕升龙,碑座前雕五龙,后雕五麒麟,左右雕母狮背负小狮图案,母狮前还有小狮或作戏球状,或伏于母狮身下作哺乳状,形态极为生动,据说,这是象征古代官爵中“太师、少师”的一种吉祥图案。明楼内的圣号碑碑阳篆额“大明”二字,下刻“庄烈愍皇帝之陵”七个大字。前面的神道碑碑阳篆额“欶建”,下刻清顺治年间大学士金之俊奉欶撰写的碑文。

崇祯皇帝的庙号不应当叫满清谥号思宗,当叫南明谥号毅宗

崇祯不应当叫明思宗,应当叫明毅宗,明毅宗是南明给崇祯的谥号,明思宗是满清给崇祯的谥号。满清把崇祯追谥为思宗,这是一个阴谋,意思是明朝遗民包括满清都思念崇祯,以此驱动满清控制下的汉人去屠杀无辜的汉人,满清把这些无辜的汉人都污蔑为流寇,是害死崇祯的罪魁祸首,对他们进行大屠杀,以夺取明朝的天下。满清驱动他们掌握的汉人,以剿灭屠杀无辜的汉人,这一方面说明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不得人心,大明百姓对李自成、张献忠恨之入骨,要不然满清不会这么操作。一方面说明满清极其恶毒,老百姓极其愚蠢,居然会相信满清会为崇祯报仇雪恨。其实明朝最大最凶恶的敌人就是满清。如果不是驱动他们掌握下的汉人为他们打天下,满清那几个鸟人根本无法取明朝的天下。

满清入驻北京头几十年,年年祭祀崇祯,规模都很宏伟,势头都很大,势必造成影响。为什么这样做?就是把崇祯当道具耍。还有很多私人去祭祀崇祯,满清从来不禁止。有个朝鲜人还痛哭了崇祯一场,最后吊死在崇祯墓前。但是,满清捉住崇祯的儿子,丝毫不留情,务必斩尽杀绝。

到了乾隆年间,崇祯对于满清没有任何作用了,反而成了汉人老百姓追思明朝,反清复明旗帜,于是各种污蔑崇祯的编造历史文献也就出笼了,原来没别任何缺点明君崇祯成了面目可憎的薄情寡恩,屠杀大臣,刚愎自用……..不一而论的昏君。袁崇焕的冤案也从此出笼,该千刀万剐的袁贼崇焕成了忠于大明王朝的英雄人物,是崇祯冤杀了袁崇焕。后来的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也添油加醋,进行艺术夸张,把袁崇焕的冤案坐实了。

崇祯皇帝和皇嫂关系 全都是野史的编排两人清清白白

崇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虽然明朝是在他手上灭亡的,但实际上,崇祯皇帝并非是昏庸无能之辈,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好色昏庸的人。崇祯皇帝和皇嫂张嫣关系纯属后来影视剧在胡乱编排。虽然朱由校死的早,但是,朱由检继位之后,对于哥哥朱由校生前的那些后宫嫔妃都是礼遇有加的,并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明熹宗朱由校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五位皇帝,也是明朝倒数第二位皇帝。朱由校二十岁出头就死了,朱由校死后,因为没有子嗣,所以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朱由检。朱由校跟朱由检兄弟二人感情本就深厚,朱由检从兄长那里接过皇位之后,也一心想着做好这个皇帝,将一门心思都扑在江山社稷上,没心思想别的。

也许朱由检不是百分百合格的皇帝,但是从大方面来讲他绝对是个好皇帝,至少他在位的时候,并没有做过什么让人戳脊梁骨的事。不知道后来的一些影视作品,为什么要编排朱由检和他皇嫂之间的关系。大概是因为张嫣五千名美女中选出的第一美女,中国古代五大艳后之一。天启元年,时年十五岁(虚岁)的张嫣,从全国初选的五千名美女中,连过“八关”选出的第一美女,同年四月被册立为皇后。

在真实历史上,朱由校死的早,他的后宫嫔妃们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但是,朱由检并不是个热衷于美色的人,他当上皇帝之后,为了避免让人说闲话,他几乎很少跟朱由校的后妃有交集。

朱由检对以皇嫂懿安皇后也是敬重有加,将她当长辈一样。除了一些重要的节日,或者是懿安皇后的寿辰的时候,朱由校会见皇嫂一面,跟她叙叙家常,平日里,两人基本上是没有交集的。

别的不说,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个人并不好色,他后宫妃子很少,他可是一个连陈圆圆都拒绝的人,又怎么可能跟自己的皇嫂有什么关系呢?可见现在的一些古装电视剧,编排起历史来,越来越不负责任了。

在古代乱伦长的有但是绝对很少,古代的道德约束力绝对不是我们经历过十年文化断代已经没有文化没有道德的我们能理解的。崇祯虽然能力不行但是从人品来说绝对算是一个好皇帝。张皇后虽然他老公朱由校人品有问题,但是她是贤后。古代特别是明清不要说乱伦常很多寡妇还要为丈夫守洁,这里不仅包括结婚后的寡妇,还有有婚约没结婚就死了的一样守洁,那时候每个地方都有贞洁牌坊,今天贞洁牌坊保存最好的地方就是四川隆昌县,明朝有一个秀才被人诬告和自己妹妹乱伦常,最后这个秀才被凌迟,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当时社会道德约束力。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帝眼见国破家亡,派人将儿子送出宫外之后,返回后宫亲手砍杀了长平公主、昭仁公主,然后令后后妃们自尽,自己则带着太监王承恩到煤山上自缢而亡。但是,对于皇嫂张皇后的下落却没有记载。以至于几百年来,后世史家对张皇后的下落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成为明末清初的一大历史谜案。

有关熹宗张皇后的下落,大致有这么几种说法。据赵士锦的《甲申纪事》记载,张皇后最终是投降了李自成的起义军。张皇后因为屡次力劝昏庸的熹宗, 保全被魏忠贤迫害的大臣。民间对张皇后的看法也很不错。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声望也很高,李自成称其为后宫贤主,据说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城之后,军师曾经命令义军不可伤害张皇后。

他们进宫之后,遇到没来的及逃走的张皇后,让宫女扶之上座,并派专人护卫。张皇后感激之下,就投降了李自成的义军。后来,在李自成兵败撤退之时没了下落。

但是,也有史家对此说提出了异议。赵士锦虽然是明清易代的当事人之一,书中记载大都是自己的耳闻目睹。但是,他作为一名亡明官 员,在城破之后,就被李自成的起义军关押,所以,张皇后投降的事情并非其亲眼所见。所以后人很快就对他的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熹宗张皇后“严正有丈 夫气”,不可能屈膝投降灭亡自己的起义军。  

还有一种说法说,张皇后在城破之后,被李自成的义军杀死,这一说法来自王源的《居业堂集》中的记载。书中称:“河南尉氏人王大本为义军将领,攻克北 京后王与其他四人共同俘获了懿安皇后,有人对皇后不逊,王大本大怒:这是一代国母,怎能胡来?当即抽刀将皇后杀死,使其虽死却未受辱。

此外,还有说法认为,张皇后没有投降义军,而是化妆逃出了北京城。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计六奇《明季北略》、谈迁《国榷》等书记载。崇 祯帝在义军攻破京城之际,派人到张皇后的住所,劝她自裁。但张皇后没有这么做。而是趁着宫中大乱之机,用一件破衣服蒙了头,逃入了成国公府。据说后来还有人见过从宫中逃出来的张皇后。

这些说法哪些才是真实的呢?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张皇后的个性,她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尽了。据贺宿《懿安事略》记载,起义军攻入京城后,“宫中鼎沸,后闻变自缢”。在周同谷《霜猿集》中也记载说“西安张孟坚从贼入宫,亲见后死,曾为予言之。”

此外,在官方正史《明史》、《清史稿》等书中也认为张 皇后是在城破之际自缢身亡,并且记载了清朝入城之后,将其合葬于熹宗德陵的经过。

不过这也是猜测。也许只有等到日后考古发掘熹宗德陵的那一天,这个历史谜 案才能有一个最终的定论。

太监王承恩为什么能葬入皇陵

众所周知,太监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种职业,他们服侍皇家、伴君左右,自然也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事实上,古代就有很多大太监靠着的宠信而祸乱朝纲、为非作歹,为人薄情寡义,比如、赵高、张让、王振、刘瑾、魏忠贤、李莲英之流。不过也有一些太监谦逊本分,给后世留下正面形象,比如:郑和、以及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王承恩。

王承恩,末期出生于河北邢台白岸村的一户农家,因自幼父母双亡,被人卖进皇宫做了太监。天二年(公元1622年)经过一番严格的宫廷礼仪训练后,他被安排到了信王身边侍奉,此时的朱由检还只有11岁,父母都已不在,王承恩和他年纪相仿又有相似的身世,很快两个人就亲近起来。

王承恩,太监曹化淳名下也,累官司礼秉笔太监。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阙,帝命承恩提督京营。是时,事势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贼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三门。承恩见贼坎墙,急发炮击之,连毙数人,而诸珰泄泄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内官,备亲征。夜分,内城陷。天将曙,帝崩于寿皇亭,承恩即自缢其下。福王时,谥忠愍。本朝赐地六十亩,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侧。摘录:《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王承恩越来越受朱由检的信任,这令他的内心愈发为难——他其实是魏忠贤安插到朱由检身边的内应。思来想去,他最终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得到了朱由检的信任与宽恕,于是他彻底忠诚于后者,并在偶然得知魏忠贤的谋反心思后主动划清界限,还暗中帮助信王朱由检传递信息,替他出谋划策,为朱由检登上帝位立下了重要贡献。他也成了司礼监秉笔太监,深得信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提拔王承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一时风光无限。经过对和魏忠贤的清洗,统治权终于又回到了崇祯皇帝手中,而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行动都少不了王承恩的帮衬。遗憾的是,崇祯在位期间虽然励精图治,但是依然没有阻挡住明王朝覆灭的脚步,内有官员拉帮结派、外有农民领袖揭竿起义,边疆还有的后金,他纵有一腔壮志却也晚了。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带领起义军即将攻进皇城,这时的崇祯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朝廷已无可用之人,只剩下死忠于他的王承恩还在指挥着余下的苦苦守护着皇宫。《明史》记载:“(王)承恩见贼坎墙,急发炮击之,连毙数人,而诸珰泄泄自如。”可是王承恩力量再大,也阻不住人数众多的起义军。3月27日,崇祯皇帝彻底陷入绝望,纵然他十分不想做一个亡国之君,可是先帝撂给他的烂摊子终是保不住了。

为防止丢失皇家脸面,他将后宫妃嫔和女儿全都赐死,然后带着陪伴其大半生的老奴王承恩跌跌撞撞的登上煤山。一尺白绫,一颗歪脖老树,就终结了大明皇帝的生命,王承恩见状跪下以头撞地,留下浊泪两行,也随即自缢而去。李自成攻入紫禁城下令搜寻崇祯,直到三天后才有士兵在煤山看到自缢的主仆二人。明朝遗老得知后,将他们装殓后送到了安葬明朝历代帝王的十三陵草草安葬。

与刘瑾、魏忠贤相比,王承恩的殉葬光辉得多。在一个朝代即将覆亡、几十万人“解甲”的时候能够护佑君主,不畏强敌,这表现了强烈的忠贞性格。于是他的死充满了悲壮的意义。

赴美生子多少钱

清朝打着“仰承天命,吊民伐罪”的旗号入主中原。入关后为争取人心,满清皇帝在顺治二年为崇祯皇帝发丧的同时有感于王承恩的忠心侍主,皇帝将他葬于崇祯帝的思陵之中,并将他葬在崇祯皇帝思陵门外,让他“守护”皇陵。并专门为其撰写了八百字的碑文以示褒扬。到康熙皇帝即位后,他也亲自为王承恩,还曾亲自前往思陵专程祭奠。其实,表彰王承恩也是有清王朝有目的的,但是,他本人得到了顺治,还有康熙两位皇帝的称颂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明思陵规模小,但是葬入皇陵的,也唯有王承恩这一位太监。

▲王承恩墓

现存的王承恩墓保留仍旧比较完好。墓只剩一个直径6米的土堆,但却完整地保留了三通石碑。王承恩墓坐西朝东,东侧第一通碑高2米,正面由吴下倪钦题行书刻“王承恩墓”。此碑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基座四周浮雕十分生动,表现题材为“龙马负书”、“犀牛望月”等神话传说。第二通碑高4米,螭首龟趺,碑首有“敕建”字样,碑文800字,为清顺治帝(顺治17年)亲自撰写。紧靠墓前的碑高2米,螭首方趺,碑首有“御制旌忠”四字,碑文240字,是顺治二年营建思陵时,顺治帝为褒奖王承恩“贞臣为主,捐躯以从”撰写的。

虽然王承恩在清朝统治者的操作下,成了第一位葬进皇家陵寝的太监,不过崇祯皇帝要是泉下有知,估计也不会反对,毕竟这也算是他的。王承恩的,能够让后来的统治者也放下了身份和政见来祭奠,可见其精神之感人。当然,这也是每一个统治阶层都乐于做的,毕竟赞扬王承恩就是推崇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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