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年，后周归德节度使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大宋，史称宋朝，此后定都开封。但是就当时的情形来说，开封并不合适，原因在于北方的契丹一直虎视眈眈，燕云十六州门户大开，大宋防守力量倍增。为此，太祖曾经计划迁都洛阳，但是不幸的是这项计划被群臣反对而搁浅，北宋的灭亡从此被埋下了祸根。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定都河南开封。考虑到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赵匡胤曾拟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但遭到群臣及晋王赵光义极力反对，迁都计划搁浅。自古统治者选择都城主要根据军事、经济、地理位置三方面条件来考虑。军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制内，又利于御外;经济上要求都城附近地区经济发达，能基本解决都城的物质需要，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位于王朝管辖范围的中心地区，或有通畅的水陆交通线路通向四面八方。
开封府主要的优势是居“天下之要会”，汴水河渠连接江淮等地，经济富庶，但其缺点是军事上无险可守，难以御外，必须常驻数十万大军以代替山河之险。赵匡胤考虑得比较全面，比群臣和赵光义更有眼光，他认为如继续以开封为都城，“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结果不幸而言中。
宋太祖曾拟迁都
欲西迁据形胜之地 开封位于黄河中游的南岸，地处中原和华北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它北据燕赵，南通江淮，西峙嵩岳，东接青齐。河流在这里作放射状向南北分流，可开凿运河，连接南北河流。因战国时的魏国，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朝后期，都曾建都于开封，所以开封素有“七朝古都”之称。就地理环境而言，自古统治者择都大多选取龙盘虎踞、山河四塞、有险可守的形胜之地，很少选择地势平坦、难以防守之地。而开封偏偏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地方。它之所以被统治者看中，关键在于它处在四通八达的“天下之冲”，交通方便，经济富庶，有利于“居中御远”。
早在战国后期，纵横家张仪曾对魏哀王说：“魏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限。”楚汉相争期间，谋士郦食其对刘邦说：“陈留（今开封一带）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于是刘邦置陈留郡。唐末和五代时，群雄逐鹿中原，开封的地理位置显得更加重要。唐人韩宏说：“大梁（今开封）襟带河汴，控引淮泗，足以禁制山东。”后唐郭崇韬说：“汴州关东冲要，地富人繁”。石敬瑭对后唐皇帝李嗣源说：“大梁，天下之要会也。”公元936年，石敬瑭灭后唐，建立后晋，两年后便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定为首都。
随后，后汉、后周相继建都于开封。宋太祖赵匡胤登上帝位时，沿用后周旧制，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赵匡胤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在基本平定南方诸国及地方割据势力后，他考虑到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曾拟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他说：“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但这一打算遭到群臣和其弟赵光义极力反对。
反对迁都理由之一：洛阳凋敝军食不充
赵匡胤于公元927年在洛阳夹马营出生，因而对洛阳有特殊感情。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赵匡胤下诏西幸洛阳祭祀天地，并打算从此留在洛阳。起居郎李符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上书“陈八难”，书中称：“京邑凋敝，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赵匡胤思乡心切，根本不管西行难不难，于同年三月丙子日从开封出发，在众大臣和卫兵簇拥下，浩浩荡荡前往洛阳。
四月，赵匡胤一行到达洛阳，在南郊举行合祭天地大典。此前洛阳地区连续一个月大雨不止，赵匡胤到达后，雨就停了下来，举行合祭大典时晴空万里。大典结束后，当地父老说：“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见太平天子!”还有人激动得泪流满面。赵匡胤见天公作美，百姓归心，又见洛阳经过重建后宫室壮丽，心情非常愉快，当日下诏大赦，并当面奖励建设洛阳有功的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
两天后，赵匡胤大宴群臣，随意赏赐，君臣共欢。在言谈中，赵匡胤屡称洛阳为形胜之地，居天下之中，流露出欲留居洛阳之意，群臣见皇上兴致正浓，不敢扫他的兴，当时没有谁开口进谏。赵匡胤见大家都不反对，以为迁都之事可如愿进行，却不知群臣虽表面不反对，但大多数人仍不乐意迁都。
反对迁都理由之二：开封漕运四通八达
迁都是牵涉到国家命运的大事，群臣有意见不可能不提，况且他们知道赵匡胤是非常尊重臣下意见的明君，所以便利用各种机会向赵匡胤进谏。一天，赵匡胤的老部下李怀忠见皇上略有闲暇，便上前进言，他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
就当时形势而言，李怀忠这一番话的理由是很充足的，自后梁建都开封以来，几代统治者便不断开挖运河，以通漕运。尤其是后周世宗柴荣，屡次下诏开挖运河。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四月，世宗下诏疏导汴水北入开封五丈河，使齐鲁舟楫都能到达开封;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下诏开挖汴水口，引导河水达于淮水，使江、淮舟楫畅通无阻;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二月，柴荣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在开封东面疏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颖之漕”，又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后，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就着手在开封周围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他首先下令开挖蔡河，使河流直达许镇，以通淮右之漕。第二年，又调集数万民工，从新郑引闵水与蔡河汇合，使蔡河经陈、颖直达寿春。同年，又在开封城北进一步开挖五丈河和金水河，增加流量。
经不断疏浚和开凿后，基本形成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江南之粟由江入淮，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地区入五丈河达京。使开封便于取得全国各地的粮食和物资，解决首都开封数十万禁军和百万居民的粮食和物资供给问题。这在当时是建都长安或洛阳都无法办到的。所以赵匡胤认为李怀忠的意见确实有道理，但即便如此，仍改变不了赵匡胤迁都的决心。
反对迁都理由之三：安邦“在德不在险”
群臣的意见赵匡胤可以不听，可晋王赵光义的意见赵匡胤却不得不听，因赵光义是他的皇位继承人。当赵匡胤把迁都洛阳和长安利在有险可守的想法告诉赵光义时，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赵匡胤一时语塞。赵光义离开后，赵匡胤对左右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光义反驳赵匡胤引用了吴起的故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事魏武候。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在船上，吴起与魏武侯讨论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对国家安全哪一方面更重要的问题，吴起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时代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所以说安邦治国“在德不在险”。眼看晋王和群臣都持反对意见，赵匡胤只好放弃了迁都的计划。
安邦“在德不在险”，吴起在魏国变法，同士兵同睡同住，吸士兵毒疽，士兵对他死心塌地，魏国军事实力大增，成为战国时期第一大强国。赵匡胤只能默然。但是殊不知，历史是变化的，还记得三家分智吗？智氏被黄河之水倒灌军营，最终灭亡。而此时的开封就位于黄河之旁！危险可想而知。可叹的是，群臣不肯迁都。于是，北宋就在开国之初就埋下了祸根。
从地理因素为何要选择开封 而不是洛阳
一、交通漕运优势。隋朝开通大运河，其中的通济渠（汴河）途经开封，最后入淮入江。因而开封便成为锁控江淮的咽喉重地。特别是唐中期以来，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频。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相对稳定的南方地区，中央对南方依赖增强，故而苦心经营开封，使它在战乱的环境中迅速崛起。延至五代后周时，开封交通更加便利。从水路有通往南方广大地区的汴河，通往齐鲁的五丈河，通往陈蔡颖许的蔡河。陆路更是四通八达。所谓：“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荆湖之运漕”。便利的交通能将物资快捷地运往开封。而此时的长安和洛阳，由于一直是各派军阀争斗的战场，受到较大破坏，特别是关中地区，经济更是凋弊不堪，以至皇帝也不得不率臣下就食于洛阳。物资运至开封易，转运洛阳尚有相当难度，更不要说关河遥遥的长安了。另外一个方面，赵家政权吸取中唐以来的教训，对待地方采取弱枝强干的中央集权政策，京城驻有大量的精锐部队。解决城市人口和如此众多军队的消费问题，当是首要问题，开封以其便利的地理交通成为建都的首选城市。
二、政治地理优势。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开封地处中原，无山川之险，四战之地，形势涣散，不利于守。这是定都的不利因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当政权强大时，它的位置却是有利控制中原的。开封“西索温洛，东镇齐鲁，背依燕赵，面控江淮”，战国梁惠王据此而霸中原。而且经过周世宗的改革和夺取江淮，开封的地位更加巩固。从北宋代周到宋太宗二次北伐，这一时期宋政权在战略上是攻势而非守势，要着手一系列的统一战争：南方仍存在若干名义上臣服的割据政权，无论南下还是北上，开封的位置都比洛阳优越得多。以开封为都利兵利战。从后勤保障上讲则可节省民力。即使统一完成后，赵宋王朝削弱地方的守内政策也客观上要求以开封为首都。一旦出现反叛可以从开封出发，迅速地予以镇压。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下，以开封为都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都是很重要的。
三、历史和城建优势。五代以前，首都设置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随着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开封城的崛起，五代以来，都城则在开封和洛阳之间交替。开封先后成为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首都。历代悉心经营，特别是后周世宗时期，一方面，取土虎牢修筑开封外城，使开封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三重城墙的城市，城高池深，有效地弥补了不利于守的缺憾。另外一方面，令王朴经营规化城内，拓宽道路，绿化环境，又允许临街开店，取消了坊市分离制度，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至宋取代后周前夕，人口已达百万，实际上已成为全国第一大城市。此时的开封已经初步具备了帝都的风范。而洛阳则因战火频仍，面目已非往日。因而选择首都，开封自然是当仁不让。
四、官僚群体意识的有力影响。宋代周是以兵变形式实现的较为平和的政权更替，赵匡胤再三告诫兵将不得擅劫府库，凌暴后帝。一改往昔兵变恶习，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民心的政策，不仅稳定了政局和社会生活，而且对开封的发展也起了有益的作用。所以在赵匡胤欲西迁洛阳时，晋王赵光义敢于提出“在德不在险”的定都方略。另外，追随赵宋起家的将相也多为后周旧臣，他们大多在开封安家多年，安土重迁的意识无疑应占主流，所以定都开封更符合他们的群体利益，受到他们的支持。
总之，以开封为都固然有较大的缺憾，同时也并非太祖本意，但却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诸历史因素积累的必然。所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开封为都应该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