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最高权力的只能有一个人，而所有参与竞争最高权力而又不幸失败的，或是仅仅可能威胁到最高权力的人，他们的结局也只能是粉身碎骨。”
不论从什么角度讲，入关后，满清仅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一统天下，这个过程太过魔幻；而从事后诸葛的角度看，坐拥半壁江山的南明政权都有机会翻盘，但皇权下的残酷逻辑让南明一次次的断送大好机会，最终彻底失败。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按照史学界的划分，把公元1368年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登基，作为明朝的开始，把公元1644年思宗皇帝朱由检自杀，作为明朝的灭亡。明朝到底灭亡于何时？是1644年？还是1662年？
不过按照严谨的辩证思维，明朝没有因为明思宗朱由检自杀就灭亡了，因为幸存的皇室成员逃到了中国南方，建立了偏安朝廷，这时候中国南方仍然在明朝的统治下，但是后世为了做更细的划分，就称为南明。
南明在历史上的知名度相当低，与南宋政权一百多年的国祚相比，南明犹如昙花一现。南明包括弘光、鲁王监国、隆武、邵武、永历等先后建立的多个政权。从大顺军占领北京大明皇宫，崇祯帝自缢，福王朱由菘被推举为弘光帝算起到永历帝朱由榔于缅甸被清军抓获在云南勒死，一共经历了18年而已，即（1644年四月到1662年五月）。即使算上偏居一隅的郑明（1683年，郑克塽降清），也只有39年。
南明并非一个单一政权，而是在崇祯煤山自尽后，出现在中国南方地区一系列以复明为口号的地方政权。
就在吴三桂借助清廷，赶跑李自成，控制北方不久。明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于崇祯十七（公元1644年）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称帝，建立弘光政权。作为南明第一位皇帝，朱由崧胸无大志，荒淫无度，朝廷党争不断，政局飘摇，在清军的进攻和群臣的内讧中，弘光政权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五月二十二日终结。
当年闰六月二十七日，明太祖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建立隆武政权。朱聿键虽有光复大明之志，但军政大权被地方实力派郑芝龙所掌控，朱聿键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处处受到挟制；政权内部，文官、武官矛盾激化，内讧不断，郑芝龙选择了投降清廷。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清军的进攻下，朱聿键在逃亡途中被擒，隆武政权灭亡。
1644年南京的弘光政权（皇帝为前福王朱由菘），1645年福建的隆武政权（皇帝为前唐王朱聿键）和1646年在广东称帝，但主要在西南活动的永历政权（皇帝为前桂王朱由榔）。
从后来看，这三个小政权似乎都有翻盘的机会，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南明亡于内斗已经是定论，但问题来了：为何南明各方势力不能团结一致抗敌？
同样是偏安朝代，南明与南宋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宋朝是出了名的重文轻武，算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实力较弱的朝代了，但是多年来还能持续抵抗辽朝、西夏、金朝等外族入侵，即使是跑到南方建立偏安朝廷南宋，还是挡住了金朝、元朝等外族数十年来的进攻，这一点不得不佩服南宋。
反观南明，本来半壁江山已经落到外族清朝手中，南明君臣不仅没有同心同力去抵抗清朝一再逼近，反而两位明朝藩王还为了争夺正统明朝皇位而发生内战，导致本来总体实力就比清朝弱的南明更加衰弱，埋葬了明朝复国的最后机会。
“海上天子”朱以海和隆武帝相互倾轧
其实，隆武政权的混乱远没有这么简单，朱聿键曾多次面临同宗的挑衅和威胁，首先跳出来的是鲁王朱以海（1618年7月6日－1662年12月23日）。朱以海出生在山东省兖州府滋阳县（今山东省济宁市），是明太祖朱元璋十世孙，第一代鲁王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九世孙，鲁恭王朱颐坦之孙，当时藩封于山东兖州。等鲁王爵位传到朱以海的父亲朱寿镛（朱颐坦四子）时，已经是第八代了，被嗣封为鲁王。朱以海是鲁肃王朱寿镛的第五子，朱寿镛死后，朱以海的哥哥朱以派被嗣封为鲁王。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挥师南下，攻破山东兖州后，朱以派遇难，死里逃生的朱以海于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袭封鲁王成为明朝第十一代鲁王（1644年－1662年）。但在位不到一月之久，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只得南逃，在弘光帝朱由崧时期寓居于浙江台州。朱以海坐拥浙江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颇有实力。
在那个时候，浙江东部各地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于是，明朝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等人商议，要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而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中，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这样，朱以海就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合适人选。
清顺治二年、隆武元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八日，朱以海在张国维、方逢年等人的拥护下，从台州来到绍兴，就任监国，立张氏为元妃，同时改次年为监国元年。这样，在强敌压境之时，朱以海被推上了监国之位。令人失望的是，这位毅然肩负起抗清大旗的皇室后裔，却没有励精图治的才能，不仅政权腐败，而且在即位后不久便开始了极为荒淫的生活。
在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西施山戏占》诗中，详实地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
朱以海在对待清兵上并没有太有效的抵抗，在大敌来临之际，抗清力量极为薄弱地情况下，为了所谓的正统地位却与福建隆武帝朱聿键的政权相互倾轧，势同水火，争斗不已。
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实在是可笑之极。其实，早在朱以海出任监国前，唐王朱聿键就已经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六月初七日在福州称帝。清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已称隆武帝的朱聿键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让鲁王做皇太侄，别要监国的名号，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这样有利于南明的统一。
然而，在熊汝霖、张妃的兄长张国维等人的坚持下，终于决定拒绝接受隆武政权诏书，重新迎回朱以海。这样，唐、鲁争立从此愈演愈烈，最后兵戎相见。
就在唐、鲁为互争正统杀得难解难分之际，清兵大军压境。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贝勒博洛乘朱以海主力与隆武帝朱聿键作战的机会，渡过钱塘江大举进攻，绍兴、杭州、义乌、金华等城相继失守，张国维兵败身亡。前来投靠朱以海的原弘光帝佞臣马士英、阮大铖，乘机唆使部将劫持朱以海降清。朱以海察觉后，慌忙单身一人逃到石浦，遇到了定西侯张名振。
在定西侯张名振的护卫下，朱以海逃亡海上，后辗转于浙江、福建海上，过着“水上为金汤，舟楫为宫殿”的艰苦生活，时人称之为“海上天子”。
鲁王政权并不是一帆风顺，鲁王在绍兴监国之后，曾遭到一次重创，他被自己部下方安国抓了，准备送给清朝，作为投降的见面礼。方安国之所以有机会下手，皆是因为当时鲁王手下忙于内讧，为了争钱争地盘，一个个拥兵自重 、不听鲁王号令，让方安国有了可乘之机。从方安国手中逃走之后，鲁王到了福建，这次他又得到人拥戴，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郑芝龙的族人郑彩，郑彩的独断专权 、滥杀大臣，文武官员之间也是自相残杀，严重削弱了鲁王抗清的力量。
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朱以海在张名振等保护下乘船渡海到达舟山。驻守在这里的肃虏侯黄斌卿借口自己是隆武朝廷所封，不承认鲁监国的合法性，拒绝朱以海进城。于是，朱以海在舟山群岛上借住了两三个月。九月间，据守金门、厦门一带的永胜伯郑彩、定波将军周瑞带领舟师四百艘来到舟山，见朱以海处境困难，决定把他迎往福建。十月二十五日从舟山出发，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厦门，朱以海才得以在郑彩军驻地安顿下来。
从顺治四年（1647年）开始，尽管东南沿海抗清武装中还有郑鸿逵、郑成功、黄斌卿等人以尊奉业已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不接受朱以海的领导，但大多数文官武将和浙江、福建绅民都以他作为抗清复明的旗帜。当时，博洛已率清军主力返回北京，东南兵力薄弱，抗清运动在他领导下风起云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到顺治五年（1648年）上半年，以鲁监国为首的明朝义师已经收复了福建建宁、邵武、兴化三个州及漳浦、海澄等二十七个县。事实表明，闽浙各地百姓迫于清朝暴虐统治，如火如荼地掀起反抗斗争，朱以海不失时宜地组织抗清，颇有一番作为。特别是顺治五年（1648年），江西、广东相继反正，整个南方的抗清运动一度进入高潮，南明复兴的形势相当可观。
然而，南明各派势力之间的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终致错失良机，使清廷得以凭借有限的兵力各个击破，所复州县重新落入清军之手。清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张名振和荡胡伯阮进杀黄斌卿，并接朱以海至舟山，建立鲁王行宫，张名振和阮进等主持军事，重新整顿朝政。从这时起到顺治八年（1651年），舟山群岛成为鲁监国领导下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量清军，为郑成功部在福建沿海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清朝总督陈锦等率兵攻舟山。九月初二城陷，朱以海又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郑成功原为隆武帝政权的坚决支持者，不满朱以海大敌当前还与隆武帝自相残杀，削弱了抗清的力量，但念朱以海是明朝宗室，还是以礼相待，安排他居住于金门。次年三月，朱以海取消监国称号，在海上与郑成功联合各部义军，坚持抗清多年，直到康熙元年（1662年）九月十七日在金门去世，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绍武帝和永历帝的决斗
1646年八月，在福州登基的隆武帝在福建汀州被俘，随后绝食自尽，大明朝又一次陷入了无主的境地，但是却不缺乏继承人，这次一下子又出了两个，一个是隆武帝的弟弟唐王朱聿鐭（钅粤），朱元璋的九世孙，唐王朱桱八世孙，另一个则是神宗万历皇帝的嫡孙、崇祯皇帝的堂弟桂王朱由榔。
其实按照当时的形势来说，朱由榔继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朱由榔的血统在南明诸王之中最为纯正，远远超过了之前已经成为皇帝的朱聿键，只不过因为朱聿键被拥立时，朱由榔远在广西，原离抗清斗争的中心。朱由榔继位的正当性连隆武帝都不予否认，据《明季南略》记载，隆武帝在位时曾对群臣说：“永明，神宗嫡孙，正统所系。朕无子，后当属诸。”永明王，是永历帝朱由榔做藩王时的封号，他是桂王的次子，所以当时只能封二字王，从这段记载可见朱由榔的正统性十分之高，连隆武帝都不得不承认。
但是，即使隆武帝承认朱由榔的正统性，仍然有人不愿意承认，因为隆武帝是既得利益者，他已经登上了皇位，这个不同意的人正是隆武帝的弟弟、续封唐王朱聿鐭（钅粤），原本朱聿键被俘，他可以引用“兄终弟及”的原则登上大明的皇位，过一把皇帝瘾。
当然，也许继承皇位并不是朱聿鐭（钅粤）的本意，但是原本隆武朝的大臣们不想到新立的永历朝廷去做官，毕竟他们对于永历帝来说是外人，没有了拥立之功，自然当不了大官，所以有个别官员就动了拥立绍武帝的心思，即使此时桂王朱由榔已经在肇庆监国了。
《明季南略》记载，昔日福建内阁大学士苏观生曾经与拥立永历帝的朝臣丁魁楚联系，希望自己也能够参与到永历帝的拥立序列中，但是丁魁楚向来与苏观生不和，不出意外苏观生被拒绝了。
苏观生返回广州，恰好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钅粤）经海路来到了广州，按照礼制，不是有“兄终弟及”这一条吗？！于是苏观生联合布政使顾元镜、总兵林察，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于十一月初二日在广州奉拥戴朱聿鐭监国，并且抢在朱由榔之前，在同月初五日正式称帝，就都司署为行宫，改明年为绍武元年，史称绍武帝。由于先前没有做准备，所以朱聿鐭的登基大典办得极其仓促，因为来不及赶制龙袍，他所穿的龙袍和百官的朝服，竟然都是向粤剧伶人借来的戏服，看上去无比滑稽。与此同时，苏观生因拥戴之功，被任命为首席大学士，封建明伯，执掌兵部，何吾驺、顾元镜等人则升官进爵不等。
朱聿鐭虽然当上了皇帝，但手中的实力堪忧，唯一值得依靠的，只有广东总兵林察统辖的数万兵马，根本无力对抗清军或拥护朱由榔的军队。有鉴于此，苏观生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招安了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等4股大海盗，将他们的部众收编进正规军，由此增强绍武政权的兵力。
三日之后，朱聿鐭在广州即位的消息传至梧州，朱由榔和廷臣丁魁楚等人傻了。朱由榔本人手足无措，丁魁楚则是计无所出。为了重新争取广东民心，朱由榔只好在十一月十二日东返肇庆，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同时，为隆武上尊号称思文皇帝，追尊其父朱常瀛为端皇帝，兄朱由楥为桂恭王；嫡母王氏为慈圣皇太后，生母马氏为昭圣皇太后。
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一下子就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百里之内，两君抗拒”（戴笠：《行在阳秋》卷上），前年闽、浙相争的故事又开始重演。
广西巡抚瞿式耜在给友人的信中慨叹道：“自从唐王僭号称帝之后，则广东全省所征赋税全部为其所得，广东境内全部州县及相邻郡属都被其所煽动，我监国的诏书还没向全国下达，而他们登极的诏书已先颁于天下。先着已失，以后，凡是征钱粮、募兵马，全被他们所牵制和阻碍。”（“自唐僭号而广之府库尽为所有，广之属邑并邻郡皆为所煽。我监国之诏未达，而彼登极之诏先颁。凡吊钱粮、征兵马，动辄牵碍。”《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不过，永历政权毕竟有血统上的优势，有过硬的法理依据，底气还在，永历帝听从了群臣的建议，决定“先礼后兵，派遣官员让他们退位，等他们明确表示拒绝时，再发兵征讨。”（“先遣官谕之，俟其拒命，讨之未晚也。”戴笠：《行在阳秋》卷上）派兵科给事中彭燿、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嘉谟前往广州，劝说朱聿鐭取消帝号，退位归藩。
彭燿算得上一个优秀的演讲家，到了广州，他就对苏观生展开了苦口婆心的劝说：“监国乃是神宗皇帝的嫡系子孙，有帝王的德泽庇佑，神采奕奕，而且大统已定，谁还敢和他争位？现在闽州、虔州已经失陷，强敌侵逼，犹如身体遭受到剥肤之痛。你不思协心戮力共保社稷，而同室操戈，这就是当年袁尚、袁谭兄弟死于曹操之手的原因。你受国家厚恩，因为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天下万世，会怎么评论你的为人？”（“今上神宗嫡胤，奕然灵光，大统已定，谁敢复争？且闽、虔既陷， 强敌日逼，势已剥肤。公不协心戮力，为社稷卫，而同室操戈，此袁谭兄弟卒并于曹瞒也。公受国家厚恩，乃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天下万世，将以公为何如人也？”瞿共美《粤游见闻》）
另立山头、搞分裂主义这种事，从来都不可能回头的，回头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何况彪悍如苏观生。对苏观生而言，已经决定好的事，绝无商量余地。他让人把彭燿、陈嘉谟推出处斩，随即调动军队向肇庆进攻。广州方面既已毁书斩使，又发兵相向，永历政权也只好调兵相对，一场内战就此爆发。
广州绍武帝的与肇庆的永历帝唱起了对台戏，两个政权之间互相争斗，都认为自己是正统，双方只顾着内斗，统率永历政权大军的是兵部右侍郎林佳鼎，他在广东三水县城西一击得手，打败了绍武政权发来的军队。得到捷报，永历帝放下心了。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把广州新成立的伪政府扼杀在摇篮中，遂命令林佳鼎乘胜追击，直取广州。反而置从福建尾追而来的清军于不顾。
绍武军仗着军势强大，对永历朝发起了进攻，双方在广东三水相遇，最终永历军先胜后败，最终全军覆没，身在肇庆的永历帝闻讯大惊，生怕自己被绍武帝的军队一鼓作气的消灭掉，收拾行李准备逃跑。
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绍武军在前线内战中奏捷之时，绍武帝也高兴得在短短十几天时间内举行了幸学、大阅、郊天、祭地等数番大典。绍武朝的大后方广州就被佟养甲、李成栋（由明降清的杀人狂魔）率领的清军于十二月十五日攻破了，正在广州的绍武帝朱聿鐭反应奇快，扯下龙袍，披了一条破被絮，化装成乞丐混在难民之中向城外逃去逃跑却被清军抓获。李成栋在汀州射杀了隆武帝，错失了向清廷头子献俘的机会，这次抓到了绍武帝，就让人好生喂着养着，准备押解京师讨一份丰厚的封赏。绍武帝的骨气不在崇祯帝和兄长隆武帝之下，鉴于弘光、隆武两位皇帝的下场，绍武帝很清楚自己也绝不会有活路，因此断然拒绝清军送来的饮食，傲然说道：“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沈佳《存信编》卷一）趁看守不严之际从容自缢而死。终年43岁，成为中国史上最后一位自杀的皇帝，时在同年腊月十五日。选择了自缢算是保持了最后的尊严。如此一来，佟养甲便害死了南明两位皇帝。绍武帝自杀后，重臣何吾驺、顾元镜等人降清，而留在广州城内的24个藩王则悉数被佟养甲下令处决。苏观生的表现也不比绍武帝逊色，听说清军已经入城，他既不躲，也不逃，闭门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于墙（梅村：《鹿樵纪闻》卷中；黄宗羲：《行朝录》；邵廷采：《东南纪事》卷 4），投环而死。也就是说，成立不足两个月的绍武政权也遭遇突然死亡！
而清军的这一战，也无意之中帮助了永历帝，让他在南明帝位之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在之后的十几年中，这些“帮助”他巩固了帝位的清军却成了他后半生的梦魇。
大清王朝灭掉了绍武朝廷，意味着南明王朝的内战结束，随后大清向仅存的永历朝廷进攻，永历朝廷不得不放弃广东，继续逃往广西和云南一带。
永历朝廷是南明四个朝廷当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从公元1646年到公元1662年，皆因永历朝廷有大西余部李定国和孙可望等人的支援，他们同仇敌忾，把清朝视为共同敌人，在西南一带坚持抗清。
但是实力终究悬殊，公元1661年，清军攻占广西全境，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请求昔日明朝的藩属国缅甸东吁王朝的保护，但是不久之后就被缅甸东吁王朝国王莽白出卖而献给清军，这就是著名的“咒水之难”，次年永历帝朱由榔被清朝处死，南明至此覆灭。
为了争夺明朝正统皇位而发生内战，严重削弱了南明的总体实力，是南明短短几十年里最荒唐的一幕。
朱元璋大哥后人朱亨嘉也加入南明皇帝之争
就在唐、鲁二藩，狗撕猫咬之时，靖江王朱亨嘉也不甘寂寞，也想过一把皇帝的瘾。论起来，朱亨嘉远不能跟朱聿键、朱以海比，因为他不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朱亨嘉的先祖是朱元璋的胞兄朱兴隆，朱兴隆早死，被朱元璋追谥为南昌王。朱兴隆的儿子朱文正有过造反行为，事泄，被朱元璋囚死。朱元璋虽然处死了朱文正，但念及其有开国之功，并未赶尽杀绝。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封朱兴隆的孙子，朱文正的儿子七岁的朱守谦为靖江王，封地为广西桂林。历经二百多年后，朱亨嘉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承袭靖江王，已经是第十四代。
在宗室诸王仲，朱亨嘉谱系最远，别人是一字王，他是二字王（“一字王”和“二字王”区别），地位也不高。虽然身份不占优势，不具备继统的资格，在这大明山河破碎之际，但朱亨嘉却有一颗骚动的心，又萌生了类似于先祖朱文正谋取大位的野心。弘光政权灭亡后，时局大乱，远在广西的朱亨嘉“即借勤王为名，有妄窥神器之心”。当然，朱亨嘉有野心膨胀的理由，当年朱守谦分封广西时，“马皇后……以东宫仪卫赐之。目今东宫无人，予不俨然东宫乎！”确实够雷人的。1645 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帝被俘，七月间消息传到广西，朱亨嘉“即借勤王为名，有妄窥神器之心”（ 瞿式耜《丙戌九月二十日书寄》，见《瞿式耜集》卷三，书牍）。
朱亨嘉对左右亲信孙金鼎等人强词夺理地说：“现在天下无主，想当年，我祖上不愿就封到广西荒芜瘴厉之地，马皇后再三劝慰，以东宫太子规格的仪卫相赐，如今太子朱慈烺不知下落，那我岂不就俨然为东宫太子了？！太子监国乃是祖宗成例，我当作监国，有什么不可以的？！”（“方今天下无主，予祖向于分封之日以粤西烟瘴不愿就封，马皇后慰之使行，于是以东宫仪卫赐之。目今东宫无人，予不俨然东宫乎！太子监国自是祖宗成宪， 有何不可？”雷亮功《桂林田海记》）
朱亨嘉为靖江王多年，在广西很有人望，也很有影响力。他觊觎皇位的想法，得到了广西总兵杨国威、桂林府推官顾奕等人的支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此好事，一拍即合。为了演好这出戏，杨国威等人三次上章劝进，朱亨嘉半推半就，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八月初三日（1645年9月12日），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改元“洪武二百七十八年”，改桂林为西京，成为继鲁王朱以海之后，又一个与隆武帝朱聿键分庭抗礼的政权首脑。朱聿键称帝在前，朱亨嘉监国在后，很明显后者是不法政权。为了表明自家政权的合法性，朱亨嘉想起了明太祖、建文帝和明成祖。前人之辙，后人之鉴，明太祖于洪武三十一年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以明年为建文元年，洪武年号终结。而后，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造反，不承认建文政权，称当年为“洪武三十二年”，并于“洪武三十五年”抢得帝位。旨在效仿当年的明成祖，与隆武帝朱聿键抗争到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自己不是朱元璋的后代，为了能够名正言顺，于是自封洪武，意为否决掉朱元璋之后的所有明朝皇帝，将自己当成朱元璋的唯一继承人。为了扩大影响，争取多方支持，朱亨嘉还派使者前往湖南、贵州等地颁诏授官，檄调柳州、庆远、左江、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标勇”，以增加自身兵力。考虑到广西土地贫瘠、文化落后，兵马钱粮件件有限，难以为守，朱亨嘉提师广东，拟“先到肇庆会同两广商议而行，以观天下形势，以为保守之资”（ 雷亮功《桂林田海记》）。他命杨国威留守桂林，自己带领兵马御驾亲征，由水路出平乐、梧州。
朱亨嘉听说广西巡抚瞿式耜不肯向隆武帝奉表劝进，以为瞿式耜是不认同隆武帝的人品，便许以官爵，刻意拉拢瞿式耜。岂料，瞿式耜看重的只是血统，对朱亨嘉这个非太祖后裔的人并不放在眼里，怒斥道：“两京相继沦陷，国家命悬于一线，天下纷争、群雄逐鹿，福建唐王既已颁诏登位，你又怎么可以胡乱起哄自乱而让别人坐收渔翁之利!”（“两京相继陷，大统悬于一发，豪杰睥睨逐鹿，闽诏既颁，何可自兴内难为渔人利!”瞿共美：《粤游见闻》）
朱亨嘉自立后，朱聿键大怒，但力不从心，只好通过加封大学士等手段，笼络两广总督丁魁楚，想借助丁魁楚干掉朱亨嘉。丁魁楚是个明白人，经过衡量后，他认为朱聿键比朱亨嘉更靠谱，也会更长久。当年八月二十二日，丁魁楚派出数千精兵偷袭广西东大门梧州，朱亨嘉仓惶迎战，一败涂地后灰溜溜逃回桂林。九月初五日，丁魁楚亲临梧州，命部将向桂林发起总攻。九月二十五日，靖江王邸被攻陷，朱亨嘉被活捉，“伪洪武政权”灭亡，前后共存活了五十二天。
十月下旬，朱亨嘉被押解到广东肇庆。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二月，丁魁楚派人将朱亨嘉押抵福建福州。隆武帝朱聿键想杀朱亨嘉，却担心落得屠杀宗室的骂名，于是，下诏废朱亨嘉为庶人，并“命锦衣卫王之臣用心防护，无得疏虞”。同年四月，朱聿键“安置靖庶人于连江（今福州市连江县），敕奉新王严加钤束，不许令见一人，透出一字”。为了灭绝后患，不久，朱聿键派锦衣卫将朱亨嘉勒死，“托言暴疾死”。就在南明政权的内讧中，光复大明的机会也丧失了。
另外说明一点，朱亨嘉被俘时，其年仅四岁的长子朱若极逃出，后出家为僧，自称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陈人等，后化名石涛，成为清初著名山水画家。半世云游，饱览名山大川，是以所画山水，笔法恣肆，离奇苍古而又能细秀妥帖，画花卉也别有生趣。著有《画语录》。
平定朱亨嘉的僭乱后，隆武帝加封两广总督丁魁楚为平粤伯，陈邦傅为富川伯挂征蛮将军印。在给丁魁楚的诰敕中说：“卿有闻檄拥戴之大志，又有迅平逆寇之巨绩。王守仁当全盛之时，无推举之事，以卿比之，功实为过。”这种过誉之词反映了朱聿键渴望得到两广官员的支持。又令朱亨嘉的从兄朱亨歅袭封靖江王。瞿式耜却因有意拥立桂藩受到隆武帝猜忌，被解除广西巡抚职务，调任行在兵部添注左侍郎；广西巡抚一职由晏日曙接替。
靖江王之变固然暴露了朱亨嘉觊觎大位的野心，隆武帝为稳定自己的地位而表现出来的私心自用也是很明显的。丁魁楚、陈邦傅仅因投机有功，就加升伯爵，掌握了两广地区的实权，后来在永历朝争权夺利，紊乱朝政，又先后投降清朝，基本上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可谓奖赏失当。真正忠于明室的瞿式耜却因认为隆武帝的血统太疏，有意拥立桂藩而遭到排挤。隆武帝解除了其广西巡抚职务，调任行在兵部添注左侍郎。《思文大纪》卷六记载，直到隆武二年五月即朱亨嘉之乱平息半年以后，“广西桂林府、全州等州，进贡监国登极表笺四十六通。上虽嫌其迟，然亦念路远阻滞也”。这自然是表面文章，正如瞿式耜自己所说：“然余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其逼辱者，非为唐王也，为桂之安仁王也。（我之所以不肯服从靖江王而甘受其逼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唐王，而是为桂王。）六月到广西梧州。八月随遘靖藩之祸，时闽中已立思文矣。弟心心在神宗之孙，故既受靖祸，而又见疏于隆武。比夺西抚与晏公，遂坚意不赴佐枢之命。”瞿式耜卸任后拒不赴闽就任，在广西梧州、广东肇庆一带留连赋闲。当隆武朝即已灭亡，瞿式耜立刻向两广总督丁魁楚建议，拥立桂王朱由榔承继大统。
想趁乱自立的决不止靖江王朱亨嘉一个，抚州的益王朱慈炲也跟着效仿。1645年11月被当地士绅拥立为监国，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朱聿键下诏禁止益王在浙江龙游、遂昌一带私授知县。其中说到益王“借受慈禧（即弘光太后邹氏）之命，又借勋镇方国安之推奉，近日表奏虽来，公然用监国之宝，不知此宝授自何人？”很快益王就被降清的明将李成栋击败俘虏，随后又被部下赵民怀救出逃到广州，但终因城陷死于乱军中。还有以金有鉴为首的一众长兴县平民拥立通城王朱盛澄起兵复湖州，攻长兴，行大将军事，“居然帝制，派饷、卖札、强夺民女，为两山（指太湖中的东、西洞庭山）百姓不容”，结果在当地站不住脚逃入福建；中书舍人卢象观奉明宗室朱盛沥起兵袭南京、攻溧阳……唐王、鲁王、桂王这些小朝廷和其他妄图自立的宗室在行径上都是半斤八两，只在意是否有机会当皇帝，往往以高官显爵酬谢拥戴者，大量官绅、武将甚至平民为得“定策”大功争相拥立不同宗室，导致南明内乱不已，文官武将的升迁也深受这种风气影响。在面临国破家亡之际，爵禄只发给拥戴自己的而不奖励作战有功者。南明之不竞，与此颇有关系。
南明的三帝一监国和崇祯是什么关系？
两个堂兄弟，两个远房长辈
南明一共存在了18年，大致经历了三帝一监国，而这些南明的皇帝大多是崇祯皇帝的堂兄弟，因为崇祯皇帝的儿子和亲兄弟都没有了，所以堂兄弟关系最近。
明朝的灭亡的原因公元1644年，传了276年的大明王朝进入了灭亡倒计时，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整天愁眉苦脸。因为这时候，李自成的起义军已经在北方地区打的顺风顺水，马上就有攻入北京之势。而南方的张献忠也是所向披靡，张献忠进入湖北后，明将左良玉逃到安徽，再加上关外的后金对明朝形成强大的威胁，牵制了明朝的军事实力，大明王朝的形势急转急下。
崇祯皇帝是一个勤劳的皇帝，只是他接手的是个烂摊子，继位之初，虽然有魏忠贤这样的大太监专权，但是很显然魏忠贤并不可怕，毕竟他只是家奴，崇祯三加五除二就把魏忠贤拿下，掌握了大权。明朝末期的可怕之处是天灾人祸，首先崇祯在位时期数次发生灾害，先是北方大旱，然后就是蝗灾，最后是瘟疫，当时陕西十室九空，百姓流离失所。
然而，关外的后金可不管明朝的天灾，数次打进关内，为了抵挡后金，崇祯花大价钱建立了关外防线。可是建防线是需要钱的，每年的军费开资让明朝财政年年赤字，为了维持战争，只能向穷苦的老百姓摊派人头税，这样一来民怨四起，百姓揭竿而起。所以无论崇祯怎么样努力，都无济于事，关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后金强势崛起，数次打进关内，内部农民起义不断，数次镇压仍然死灰复燃。
明朝的两线作战更加需要财政的支持，抵抗后金需要钱，镇压起义仍然需要钱，并且有的军队都发不出来军饷了，这样的部队怎么会有战斗力。崇祯皇帝迫于无奈，不得不向大臣们求助募捐，但是大臣们根本没人愿意掏钱，就连崇祯皇帝的岳父都只捐钱几百两。最后还没等钱筹够，崇祯皇帝就在煤山上吊死了。
很多人觉得明朝财政困难是因为崇祯不向江南征收商业税导致的，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可是明朝财政困难的根本还是在于藩王制度和腐败的朝政。朱元璋当上皇帝，可能是他穷日子过怕了，所以他给自己的后代制定了奢侈的藩王制度。皇帝的儿子一律是亲王，亲王的儿子有一个世袭的，剩下的都是郡王，并且这些王爷都会有封地和俸禄。
明朝初期没有感觉，毕竟这时候朱元璋的后代还不是很多，可等到中后期，由于藩王不参与朝政，闷头生孩子，有的王爷可以生一百多个孩子，这些皇室后代都是有俸禄的，藩王制度给明朝的财政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其次，朝政腐败也会导致财政紧张，官员在征收税收时，会中饱私囊，这样征收的钱都进了官员手里，所以明朝国家和农民很穷，官员和藩王却富得流油。
李自成攻入北京，就在官员身上收刮了好几千万两银子，这些钱如果用于明朝，那么明朝为不会灭亡。所以，崇祯皇帝如果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明主，通过改革除弊或许可以挽救明朝，但是很不幸崇祯皇帝是不具备这些才能的。崇祯皇帝是个死要面子和疑心很重的人，他面对起义军，数次换将，导致李自成每次都可以东山再起。
面对后金，崇祯也是想议和，可是迫于面子，一直没有促成。反正明朝的灭亡原因很多，但是总结一句话就是烂摊子遇到能力弱的皇帝，灭亡是迟早的事。
南明的几位皇帝和崇祯皇帝的关系？
李自成攻入北京时，崇祯皇帝是选择过突围的，不过根本出不了皇宫，最后崇祯皇帝没有办法，只能砍杀女儿、逼死嫔妃和皇后，选择在煤山吊死，自杀殉国。不过崇祯皇帝临死前还是给了儿子们一条生路，他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和辅助太子朱慈烺，还让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三个在世的儿子藏在老丈人家里。
只是没想到，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朱纯臣直接献门投降，崇祯的老丈人周奎和田弘遇把崇祯的三个儿子都献了出来。李自成为了收揽人心，并没有杀崇祯的三个儿子，但是起义军兵败退出北京时，崇祯的三个儿子不知所踪，虽然后来发生了“南北太子案”，据说“北太子”是真的，被满清当做假冒的给杀了，南太子本来就是假的，叫王之明，后来也被杀了。
至于永王和定王一直没有下落，当时满清虽然占领了北方地区，但是南方还在汉人手里，并且明朝藩王这么多，当然要选择近支的藩王为帝，继续领导明朝遗臣抗清。这样一来，南明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南明一共存在了十八年，主要经历了三帝一监国。
南明第一帝——弘光帝（崇祯的堂兄）
崇祯皇帝吊死后，李自成也没有在北京待住，仅仅一个月就被吴三桂和满清赶出了北京，满清对大顺农民起义军紧追不舍。这时候在南方还有半壁江山在明朝手里，所以趁着满清对付李自成时，南方的明朝宗室急需选择一个继承人，继续领导对抗满清。福王朱由崧、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等等都是几个比较热门的候选人。明朝实行的两京制度，所以明朝宗室在南京城准备建立政权，号令天下。当时桂王和惠王在广西，瑞王在重庆，距离南京城都比较遥远，所以摆在大家面前的只有逃往到南京城的有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双方之间发生了皇位斗争。
其中福王朱由崧和崇祯皇帝的血缘比较近，他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当年明神宗宠幸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最后还是追寻了长子继位制立了朱常洛为帝。明光宗朱常洛在位时间很短就驾崩了，他有天启帝朱由校和崇祯帝朱由检两个儿子，其中天启帝朱由校没有子嗣，崇祯皇帝的儿子要么落入清军之手，要么下落不明，理论上皇位只能从明光宗朱常洛的兄弟里面选择。
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三子，明光宗朱常洛异母弟，明安宗（即弘光帝）朱由崧之父，母郑贵妃。李自成攻克洛阳后，朱常洵被杀，新福王朱由崧是朱常洵的长子，是继位帝位的第一人选。但是南京附近的东林党和老福王朱常洵有嫌隙，所以东林党是不支持朱由崧继位的，他们以立贤为由，主张立明神宗之侄潞王朱常淓为帝，朱常淓是明朝的第二代潞王，穆宗皇帝朱载坖的孙子，第一代潞王朱翊镠的第三子，其生母为杨次妃，是明神宗的侄子，崇祯皇帝的堂叔，血缘关系远一点。
潞王朱常洵是隆庆皇帝的孙子，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孙子，所以按照正常顺位的话，福王朱由崧的合法性高于潞王朱常淓。
朱常淓是一个喜欢弹琴、下棋的儒雅藩王，还写有《古音正宗》和《潞藩辑纂万汇仙机棋谱》这样的专业性著作。如果他不是生活在明末的话，估计可以成为一个颇具贤明的好藩王。
可当时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却觉得新君应该立比较贤明的，福王朱由崧在封地时所展现出来的人品就不好，做不好不法的事情，相比之下潞王朱常淓就儒雅得多，所以应该立朱常淓为新君。
最后朱由崧还是在高杰，黄得功等流窜军阀的支持下，武力继位，
正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军方都支持福王，潞王就算得到再多文臣的支持都无济于事，就这样福王朱由崧继位登基，年号弘光，史称弘光帝。朱由崧这个人能力确实比较弱，他能借助军阀继位就是超常发挥了，让他平衡各方势力，发动新一轮的北伐，振兴大明，根本不可能。朱由崧在位时期，沉湎于酒色之中，重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放任军阀各自为战。
清军收拾完大顺军后，立马南下攻打扬州，扬州百姓在史可法的领导下英勇抵抗，但是弘光帝根本不去救援史可法，继续选妃听戏，扬州城破，南京危急。面对此情况，弘光帝的大臣们一点主意都没有，最后大臣们出城投降，弘光帝带着爱妃逃到芜湖。清军进入南京，继续追击弘光帝，弘光帝被俘，押送北京被杀，弘光政权只存在了不到一年就结束了。
其实弘光帝当时有着不错的局面，因为当时南方对他的正统性还是很认可的，如果他能锐意进取，或许真的可以振兴大明。弘光帝被俘后，杭州的潞王朱常淓原来就是皇帝的人选，所以大臣们继续选他为皇帝带领大家，可是朱常淓却不干了，因为形势太差了，当这个皇帝有什么意思，死路一条。
但是耐不住大臣们的劝诫，在群臣的热烈拥护下，虽然几度推脱，朱常淓还是勉强地成为了一个监国。
第二天，黄道周便建议朱常淓于十日之内称帝，以免组织力量，抵挡清军。然而，朱常淓心里更愿意去当一个投降派，听从马士英的意见，派人同清军和谈。谈妥后，便麻溜地开城纳降了。
当年九月，他便同朱由崧一起被清军押往北京城囚禁，第二年四月份，他们两人连同其他七个王都被清军无情杀害。
这些投降派，终究还是为他们的屈膝投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南明第二帝——隆武帝（崇祯的远房爷爷）
朱由崧被清军俘虏后，南方的明朝宗室都暗指窃喜，因为这样一来，又可以争夺一下皇位了。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在福州监国称帝，年号隆武，史称隆武帝，并且迅速得到很多省份的认可。
但是由于消息闭塞，唐王监国后四十天，鲁王朱以海也在绍兴监国。当隆武帝知道鲁王朱以海监国后，立马派人去游说鲁王，希望他能够放弃称帝，继续为藩王。鲁王朱以海陷入两难的情况，就血缘关系来讲，鲁王朱以海和唐王朱聿键都是朱元璋的后代，都不是朱棣一脉，都属于远支藩王。
唐王朱聿键比自己早称帝40天，并且隆武帝的统治地区要比鲁王朱以海大多了，鲁王朱以海只有浙东一地，而隆武帝得到好几个地区的认可。但是面对隆武帝派来的使者，鲁王有点两难，隆武帝表示只要鲁王退出，认他为天下共主，那么鲁王手下也可以加官晋爵。但是鲁王手下张国维等人不同意，左右了鲁王的决定，在回信中称隆武帝为“皇叔父”，很显然他不承认隆武帝的正统性，最后两方阵营大打出手。
隆武帝和鲁王朱以海各自为政，这样一来也使南明陷入混乱，各地藩王趁着满清无力南下之际，都出来当皇帝，比如分封于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也监国了，他是朱元璋侄子朱文正的后人，关系太远，根本不具备继位资格。靖江王朱亨嘉最有意思的是，他采用洪武278年，直接否定了朱棣以下所有皇帝，真是不得民心。
隆武帝其实是这几个监国里面最有帝王像的，他本人也是非常给力，任藩王的时候就自己组建军队帮助崇祯打击起义军，但是他犯了藩王不可以为政的大忌，被崇祯关了起来。明朝灭亡后，隆武帝才被放了出来，他是个能力比较强的君主，只是时不我待，当时的大军阀郑芝龙根本就不想和清军拼杀，清军先击败了鲁王朱以海，然后进军福建。朱以海流亡海上，1662年，病逝于金门。
公元1646年（隆武二年），在位仅仅一年的隆武帝在逃亡过程中，被清军乱箭射杀，郑芝龙不顾儿子郑成功的劝说投降清军。至于隆武帝和鲁王和崇祯皇帝的关系，只能说太远了。唐王朱聿键是朱元璋第23个儿子唐定王朱桱的八世孙，按照辈分是崇祯皇帝的爷爷。鲁王朱以海是朱元璋第十子鲁荒王朱檀的九世孙，所以朱以海是崇祯皇帝的叔叔，不过关系太远了，农村这样的关系属于“出五服”了。
南明第三帝——永历帝（崇祯的堂兄）
正是由于隆武帝和鲁王朱以海之间相互不承认对方，所以隆武帝执政时期，南方有很多藩王监国，比如抚州的益王朱慈炲（崇祯的远房侄子，可以追溯到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六子），还有前面说的桂林靖江王朱亨嘉，但是都属于昙花一现。
隆武帝驾崩后，国不可一日无主，当时明神宗的后人只剩下桂王朱由榔，大臣们拥护朱由榔于1646年十月初十监国于肇庆（今属广东），监国七天之后清军攻陷赣州（今属江西），消息传过来，朱由榔想着逃跑，逃到梧州。这也导致朱由榔在广东人心尽失。
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初二日，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同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在广州奉请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鐭监国，年号绍武，朱聿鐭认为自己是“兄终弟及”，合情合理，十一月五日，他抢在朱由榔之前称帝。朱由榔知道后，赶回肇庆，收揽广东人心，于十一月十八日宣布称帝，年号永历，史称永历帝。
绍武帝和永历帝也相互之间不服对方，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大动干戈，结果清军趁机出兵，朱聿鐭仅当了40天皇帝即被清军俘虏，朱聿鐭后来自缢而死。永历帝朱由榔逃到了广西，这样一来，南明只剩下朱由榔一支独苗，说来也怪，只剩下永历帝，南明的形势倒是好转了，这也充分说明，南明是内斗把自己斗死的。
1646年底的南明地图
永历帝采用联合大顺军余部的策略抗击清军，李自成的余部分为两个派系抗击清军，收复湖南。永历二年（公元1648年），南方很多省的抗清力量再次崛起，很多清军占领的地方再次反正回归明朝。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还包括北方山西、陕西、甘肃三省一部以及东南福建和浙江两省的沿海岛屿。
但是好的形势没有长久，永历政权内部派系众多，给了清军喘息的机会，清军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结果永历政权收复的失地又再次落入清军之手。后来张献忠的大西军加盟永历政权，形势才得到缓解，尤其是大西军的李定国，他出征不到一年，两蹶名王，收复了很多省份。与此同时，郑成功也在东南沿海抗击清军，收获了一系列的胜利，并且他尊永历帝为正统。
正当形势大好时，南明再次诠释了“内斗”的危害，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发生争斗，李定国虽然打败孙可望，可是孙可望投降清军，并且把西南的军事部署告诉清军。永历十二年（1658年），吴三桂攻入云南，永历帝逃往缅甸，虽然李定国和郑成功仍然坚持抗清，可是都没有大的成果。永历十五年，缅甸王迫于清军的压力，把永历帝交给清军，第二年，朱由榔与儿子朱慈煊被吴三桂绞杀在昆明，永历政权覆灭。
同年，李定国在真腊得知永历帝死讯，也忧愤而死，南明政权彻底覆灭。永历帝是明神宗的孙子，他的父亲和明光宗朱常洛是亲兄弟，所以永历帝朱由榔是崇祯皇帝的堂弟，关系还是比较近的。
小结：南明的弘光帝和永历帝都是崇祯皇帝的堂兄弟，隆武帝是崇祯的远房爷爷，鲁王朱以海是崇祯的远房叔叔，其余的藩王政权由于存在的时间很短，基本上不被史学家研究。
南明政权之所以没有像南宋那样成功，主要原因还是亡于内斗，如果能够团结一致共同抗清，还是很有可能获得胜利的。可是南明内斗也是当时的环境决定的，第一，没有一个可以服众的皇室继承人，如果崇祯皇帝南渡或许真的可以号令天下。第二，各方势力矛盾重重，不可调和，比如，起义军之间派系矛盾，起义军与明朝大臣之间的矛盾，明朝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复杂情况下，朱元璋的子孙又多是草包，是不可能成功的。
无解的权力困局
1645年5月，清军攻克南京城，弘光政权宣告覆灭。
当时弘光政权名义上有50万大军，但这50万大军根本没做太多像样的抵抗，大部分直接降清。
同年6月，以郑芝龙为首的福建势力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隆武政权就此建立。而隆武政权的存续完全依靠以福建为根据地，拥兵20万左右郑芝龙集团。
郑芝龙集团的实力加上隆武帝这块招牌，让他的反清事业名正言顺，这也是郑芝龙不敢自己当皇帝，必须拥立一个朱姓的人来当这个皇帝的原因，然而朱元璋子孙的基因太差。
拿下南京后，多尔衮认为大局已定，于是下达剃发令，不从者斩首，剃发令在刚刚被清军占领的江苏、浙江等地引起了极大反弹，各地起义不断，原本十拿九稳的清廷，面临了巨大的统治危机。
清廷的“剃发令”引发的动荡，这对于福建的郑芝龙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此时郑芝龙集团挥师北上，无疑会给清廷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但很可惜，郑芝龙并未这样做，因为在其集团内部有一个解不开的政治死结——皇帝与权臣之间的关系。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就是：任何一个组织只能有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人，在大多数时候，这个人是皇帝，生杀予夺之权皆在皇帝，其他人的权力皆是皇帝赋予，而在少数情况下，权臣可以接管最高权力，比如曹操架空了汉献帝，司马懿架空了曹芳。
在这两种情况下，最高权力的归属权都没有问题，但是，隆武政权在最高权力的归属上，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郑芝龙拥立朱聿键当皇帝，不过是想让自己抢地盘或者说只是割据变得名正言顺罢了，如果朱聿键和弘光帝朱由菘一样，就是一个只知道混吃等死的白痴皇帝，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朱聿键偏偏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君主。
在继位之初，隆武帝就宣布自己要5年收复南京，10年收复北京，看起来颇是一代有为君主，而恰恰是隆武帝的有为，让郑芝龙颇为紧张。
假如隆武帝的战略主张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郑芝龙该拿20多万军队怎么办？
于是，在隆武一朝出现了这样一副神奇的景象，隆武帝名义上麾下几十万大军，而隆武帝想要发兵北伐，就必须亲自筹钱部署，亲自指挥军队北上收复故土，而郑芝龙则按兵不动，不出一兵一卒。
郑芝龙虽然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却没有曹操的雄才大略，毕竟只是海盗头子……
最终，隆武帝雷声大雨点小的“北伐行动”根本没对清军造成什么像样的打击，隆武政权几乎是眼睁睁的看着清廷渡过了“剃发令”危机，然后腾出手来组织兵力进攻福建。
在清军的攻势下，郑芝龙很爽快的选择投降，最后落得斩于燕京菜市口。
清廷劝降时，允诺了郑芝龙一个闽粤总督的职位，他明知清廷这张“支票”永远不会兑现，即便如此，也比陷入与隆武帝无休止的明争暗斗要好。
一个雄心壮志的君主与一个不听命令的权臣之间的权力困局，最终葬送了一个绝好翻盘机会。
失去平衡的下场
由于不断的内斗，本来实力强于满清的弘光政权被迅速消灭，由于君臣互不信任，隆武政权错失了反击的机会，而真正对清廷造成威胁的，却是最后出现的永历政权，准确的说是南明最后的名将——李定国。
随着弘光、隆武两个政权的覆灭，清庭的绝对优势已经形成，各反清势力无法单独对抗清军的进攻，于是，南明、大顺、大西政权的余部不得不联合起来。
南明军的战斗力根本不行，他们能够提供一个朱姓皇帝——桂王（永历帝）朱由榔。
而给永历政权续命的主要是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
四人之中，孙可望威望最高，李定国军事能力最强，在宣布效忠于永历帝之初，这四人配合愉快，孙可望负责守卫云贵大本营，李定国进攻广西、湖南，刘文秀进攻四川。
由于在西南地区割据多年，李定国十分善于利用西南地区的地形和特殊战法（主要是象军）作战，反击开始时，南明军一度势如破竹，广西的清定南王孔有德被李定国的象军杀的措手不及，只能逃回桂林，李定国围城猛攻，城破之时，孔有德自杀。
孔有德死后，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率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李定国诈败诱尼堪追击，然后利用地形发动伏击，阵斩尼堪。
李定国接连击杀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的战绩，一度令清廷胆寒，甚至产生过放弃西南各省，与李定国划江而治的想法。
但是，战争从来不是阵前冲杀那样简单的，有时战场之外的因素反而更加重要。
仅凭李定国的军事实力，南明军或许能够取得某一次甚至某几次战斗的胜利，但是要想取得持续的胜利并赢得整个战争，后方的政治稳定，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都必不可少。
在与清军作战的初期，打败清军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所以坐镇后方的孙可望对于李定国的军事行动还是十分支持的。
但是李定国的进展过于顺利，这就打破了原本的平衡态势，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孙可望感受到了来自李定国的威胁，如果李定国不断取得军事成果，那么，李定国的实力和威望一定会有超过孙可望的一天。
于是，才有了后面的一堆烂事，孙可望不断在李定国身后给他使绊子，甚至想诱骗李定国到沅州议事，欲除之而后快。
到最后，孙可望干脆与李定国翻脸，1657年，孙可望率领14万大军直接进攻李定国，在被击败后，孙可望率50骑跑到长沙降清，并把西南军情虚实卖给清廷，当了带路党。
孙可望的行为虽然不齿，但他的行为也从侧面体现了，如果让他眼睁睁看着李定国做大比让他投降清军更加不能忍受。
当权力圈里的平衡被打破，孙可望宁愿背叛同盟也要设法干掉对他的权力威胁最大的李定国，这也是权力死局的无解之处。
为何只能各自为战？
事实上，李定国从西南大举反击清军时，还有一支重要的反清力量——郑成功。
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依旧带领残部在闽粤抗清，双方互有胜负，1651至1653年，郑成功曾一度连续击败清军。
与此同时，李定国的军队也在湖南、广西等地连战连捷，军队士气正盛。
郑成功的海军非清军所能敌，而李定国的陆军足以对抗清军，若相互有所配合，一定会给清军造成不小的麻烦。
永历八年，李定国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
郑成功派林察、周瑞督军西进，却因故延误了与李定国的约期；致使李定国孤军奋战，虽克复肇庆，却于广州城外大败而回（20多万人马，战后只剩6000余人）。
李定国本来对与郑成功会师北伐抱有很大期待（甚至通过李、郑连姻来巩固盟谊），却因郑成功屡愆军期而误了大事，李定国对此相当失望。
除这次未按期与李定国会师外，郑成功还在此期间多次与清廷议和，虽然双方的议和也没取得什么进展，但这也体现了郑成功的态度出现过一定的摇摆。
从郑成功的角度讲，的确不太希望李定国进展太快，因为如果一切顺利，南明势力重新与清廷形成南北对峙之势，那么，这又会打破此时的力量平衡。
如果南北对峙成定局，郑成功的地位就会显得格外尴尬。
郑成功本身就是隆武帝的人（朱祁镇的“夺门之变”还历历在目），在永历帝处，其地位本身就不及李定国，如果南北对峙成功，李定国的实力和地位必然大幅增强，于是，郑成功选择暂缓抗清，对于他来说，看着李定国和清军消耗，而自己发展壮大显然更加合算。
所以，南明战力最强的两只军队只能各自为战。
而复杂的权力斗争让李定国注定只能成为一个悲情英雄，前有郑成功不愿配合，后有孙可望背后捅刀子，在这种情况下，再想打赢清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南明王朝君王监国多为草包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带兵进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紧接清军进入山海关，北方陷入战乱当中，明朝的皇室以及王公大臣纷纷难逃，而后建立南明政权。在南明历史上，出现了多个君王，他们要么登基为皇帝，要么成为监国王爷。
不过说实话，这些朱家子孙，除了隆武帝朱聿键，鲁王朱以海意志坚定，其他都是草包，不信咱们来看看。
福王朱由崧（弘光帝）：在位时间不如一年，基本不理朝政，一心扑在吃喝玩乐上面，修宫殿，选美女，人们评价他——““痴如刘禅 ， 淫过隋杨”。清军兵临城下时只知道逃跑，最后沦为清军俘虏，在北京被杀。
潞王朱常淓：在浙江巡抚张秉贞的支持下监国，结果监国不到五天就主动开城投降，最后和弘光帝一起被杀于北京。
桂王朱由榔（永历帝）：南明最后一个皇帝，在位时间最长，控制地区最多，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逃跑皇帝”，只要听到说清军来了，拔腿就跑，对军心影响极大，南明节节败退，加之重用奸佞之人，以至于南明最后将所有土地丢失，他还在继续逃跑，从滇西逃往缅北，最后在缅甸被吴三桂抓了，不久后被绞死。
南明为何不能成为南宋？
1、
司徒琳在《南明史》中总结明朝覆灭的两大根源，也是伴随着明朝从始至终的两大体制弊端。一是，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军人的贬抑）；二是，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这两个弊端从政治体制的内部结构着想，很有独到性。
文中提到，“晚明反叛精神在社会中式那样的喧嚣，那样弥漫，却是怪异的。社会阶层身份关系的崩溃，甚至出现在同一社会等级之内。……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中间，这些社会矛盾发展到了如此地步，以至只有等到战争的艺术应用之后，和平的艺术才能显现。……征服力量最终取决于军事力量，而明朝酿成否定身份制的危机，最严重的在军事领域之内。”
一个王朝能够兴起并最终得以成立稳定的政权，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在武力上的优势地位。这不仅反映在封建时代的王朝更迭，在现在社会的各国政治军事外交上表现依然明显。依司徒琳的观点，很容易能够得出南明各个政权先后湮灭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在军事上具有优势。而导致明朝中后期军事衰落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对军人地位的遏制已经在社会形成了鄙视职业军人的社会心理。
明朝依靠武力推翻强元统治，其尚武精神却随着洪武永乐两代帝王之后便逐步被遗弃。英宗土木之变已经将明朝正规军战斗力下降状况用尖锐的形式凸显出来。不过万历年间的三大征却能够以完美的战绩凯旋，却也可以说明军队本身的战斗力或许并不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而真正要反思的，应该是随着明朝历史发展而越来越矛盾的文武官僚体制。
如何处理好地方武装跟中央防备之间的矛盾，是困扰古今中外无数政治家的难题。一方面，在18世纪以前的中国，要想维护地方稳定，或者巩固地方的战略据守点，必须给予地方足够的兵权。然而，地方武装要是握有中央赋予的兵权，又大都会转化为割据一番趁火打劫的“叛军”。比如唐朝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另一方面，如果地方在军事上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在信息传播极为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延误战机往往使国家的防卫入侵上显得很被动，甚至可以直接导致一场战争的覆灭。比如明朝辽东防卫和持续经年的剿匪作战。
南明没能改变这一现象，也就无法扭转大明这栋大厦覆灭的命运。
2、
这五个政权覆灭的过程让人惋惜。因为一开始瓦解这些政权的并不是来自清军的攻击，而是源于自身政治体制弊端而产生的党派之争，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军阀互相攻击的内耗。弘光年间的马士英和史可法之争，江北防卫线上四镇总兵中互相拆台，更严重的是左良玉的东犯。产生这些内耗争斗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但有一点很明确，这些内耗在当时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进一步消耗额南明军事上的有机力量，使得原本在人数上占有极大优势的明军在长江沿岸的防守溃不成军。南京陷落以后，投降的明军数量高达二十三万。可见明朝之亡，并不是像南宋那样亡于军事上的绝对劣势。要知道，入关后清军包括八旗军、辽东汉人、蒙古盟军总共不过二十万。而攻占南京的战役开始同时，大部分清军主力正在西北中原一带急于扫清残余的李自成部队。
江南人民抵抗清军入侵在整个南明中表现的最为极端和彻底。扬州、嘉定、江阴等地的反抗斗争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腥记录，都在彰显着明朝江南人民不畏强敌的勇气和忠贞爱国的骨气。
弘光政权至1644年六月五日福王朱由菘在南京即位，到1645年六月十六日，清军将领率军攻破南京城为止，历一年又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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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王和隆武二帝在浙闽一带互殴则更加可悲。明朝仅剩的武装力量没有被合理的安排在对清作战上，而是消耗在亲王正统争夺的火并中。
在南明史中，鲁王和隆武是其中最有能力作为，也最想作为的两位君主。可惜从始至终两个政权未能结成联盟。缺乏财政支持，经济的不足直接影响到战争的准备等后勤工作的落实。同时还缺乏优秀的将领，或者说缺乏让优秀将领得以发挥的体制或政策。二者的灭亡，比弘光政权更加无法改变。鲁王称监国。唐王朱聿键于1645年八月十八日在福州即皇帝位，建号隆武，至1946年十月六月被清军所杀止，历一年又五十一天。
福建被清军攻占以后，南明仅剩下西南地区还有能力掌握。而形式上的中央政府永历政权，甚至已经连手下的文臣都无法掌握了。皇帝在此时已经完全沦为形式上的附庸品。然而此时，形式上的南明仍在无休止的内耗。
4、
隆武覆灭后，桂王朱由榔和唐王隆武帝之弟分别在南宁和广州建立了永历和邵武政权，同时展开对彼此的征讨。不久清军南下，邵武政权随即被清军所灭，仅存四十六天。而至此南明仅剩的革命火种永历政权，其内部斗争比起其他南明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党和楚党、孙可望和李定国，各种各样的内部斗争此起彼伏，但无一例外的加速的南明灭亡。
而历史在此时也似乎将南明抛弃，在1649年李成栋投诚之后，形势稍稍有些好转之时，李成栋、金胜恒、何腾蛟先后很意外的死去，永历朝军事上的三大支柱在几天之类倒塌。然而永历朝依旧坚持到十多年后，这全耐于当时西南和东南的两大反清势力。分别是驻扎西南的明季叛军最强的残部，由孙可望和李定国统率；驻扎东南的半海盗组织郑成功军事势力。在1651年至1661年这南明的最后十年，“正规明朝文官体制的最后痕迹几乎全部消失，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永历朝廷完全依赖于地方军事组织。”迄今为止，所谓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体制上的意义，剩下的仅仅只是一种精神——坚持抵抗外来势力侵略与控制的精神。在西南地区还有明朝皇帝，文物领袖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而在东南实际上已无明廷。
1661年八月十三，永历朝全部成员男子官员悉数在缅甸被缅人所杀。1662年五月底，永历帝及其子在云南府被清军所杀。明朝，随着最后一位有明朝皇帝称号的人死去，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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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十八年历史中，真正的文武全才少之又少。郑成功、张家玉算是其中德佼佼者。尽管如此，全国各地的仁人志士的英勇斗争，一样在历史的岁月中不容磨灭。对于这方面的描述，谢国桢先生的《南明史略》比司徒琳的《南明史》更为详尽且富有感情。江阴义勇军、绍兴七君子、广东三忠等，将中华民族不屈的骨气用刻画在历史的书卷上。
谢国桢先生的《南明史略》偏向于细节的描述，因此在故事上好于《南明史》，读起来更为流畅而又清洁感。但司徒琳的《南明史》叙述逻辑比较严谨，偏重于阐述大局上的历史发展趋势，且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所依据和提供的史料繁多，确实是了解和研究南明史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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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是一个很让人不解的人物。这位曾是崇祯帝最信任的武将之一，在征讨流寇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却在对清的松山战役上失败被俘后降清，并出任清朝进犯南方驻扎南京方面的总督。《南明史略》记载在江阴沦陷之后，洪承畴被城内一位小儿指责：我大明洪尚书已在松山为国尽忠，汝是何人？
清朝在入主中原时并没有军事上的优势，即使后来形势渐渐有利，还是需要明朝降将等汉人军人作战。《南明史》指出，在明朝北京沦陷的最初几个月，清朝还不敢妄想吞并明朝。甚至在明朝灭亡十几年后的1659年，郑成功和张煌言策划的北伐，让清朝内部出现了退回关外的想法，并差点付出行动。这次北伐在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的刚愎自用中失败，甚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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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栋、李东国、孙可望、何腾蛟、金胜恒、左良玉、史可法、张名振、张煌言、郑成功…十八年南明史，是一段混乱而充满血腥的历史，是一部缺少真正英雄的历史。南明之灭，毁于军事领导上缺少能人，毁于政治体制上的相互牵制内耗严重，毁于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无奈，不可道也。
说是南明朝廷，实际上就是大军阀拥立的代言人而已。背后真正掌握实权就是孙可望、李定国，郑成功，江北四镇，这些人里面只有李定国算是真正的名将，但是农民军和南明官僚集团之间，甚至农民军自身之间，始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存在，直接导致桂系一支在北伐战略上不统一并相互掣肘。民族英雄郑成功盘踞的福建一带，虽有重山之险，但是福建自古就不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粮食匮乏。另外郑成功有人望，但无民心，粮草不足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海外贸易和重税来维系军需，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往往轻易得而复失。其余四镇更是不值一提，往往未经一战就投降清军。
和南宋相比，
第一，康王赵构是徽宗第九子，法统上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而反观南明连立5帝，并且出现两、三位皇帝并立的割据局面。只因崇祯当年，不肯使太子南渡，结果导致几位皇子先后被清军捕杀，而几个政权各自为政，不能统一调配反击清军。
第二，金与满清不同，单论军事实力来说似乎金比清更强。但需注意的是金自太祖阿骨打起兵反辽到灭亡北宋仅九年时间。期间金仍处在游牧民族向定居封建政权的过渡时期。正应如此才会出现金人立张邦昌为伪帝治理中原的闹剧。而清则不同，1644年清人入关时立国已近三十年，期间经过皇太极的努力，汉化已深。这是为什么满洲人入关能迅速稳定局面，而金人不能的原因。
第三，军事上的失控。赵构建炎南渡是南宋立国的标志事件。他本人政治手段（驾驭岳飞、韩世忠等藩镇），才智（每日读诵书籍千余言），武功（能开一石五斗强弓），见识（曾经亲入过金朝军营）完爆南明诸帝。当然了赵构也不是什么真正的中兴之主，只是明成祖以后，对藩王严加控制，不得进行任何外部活动，所以明朝的藩王能力大都有限。乱世之中控制不了局面。
第四，南宋中兴四将，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国之栋梁，而南明时期领兵大将多是时局推上前台的，真正可用之人太少。郑成功、史可法、包括后来反清的吴三桂。
就是满清在其武力征服新占区域的过程中，采用了非常有效的维稳措施。他们懂得此时的华夏大地，统治阶级除了官僚和皇帝，还有地方上的士绅。这些大士绅往往有能力左右一地对于新政权的合作态度。 满人深谙此道，他们在侵占华北，华中的过程中，积极寻求与地方士绅之间的合作，承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和即得利益。非但没有忙着大规模的圈地分田，甚至派出军队帮助地方士绅镇压农奴的反抗。与绅士结盟是满清在统一中国过程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强大的军事实力，加上日渐稳固的新占区，让南明弘光，隆武两朝几无喘息的机会就迅速覆灭了。
南明要是只有一个皇帝那能成吗？
怎样做，也不可能有的！
这种说法，在许多人看来，好像是宿命论了。
问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大明帝国变成当时那副德性，主要是因为大明帝国把枪杆子丢了，绝不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操作有了问题。
崇祯15年时，崇祯皇帝想让孙传庭
率军出战，有人就提醒崇祯皇帝，这是大明帝国仅剩的一副家档，您可要慎重。
而就在那一年，大明帝国仅剩的这副家档，就被李自成打碎了。
从此以后，天下有上百万条枪杆子。
但是，大明皇帝能控制的枪杆子，有多少条呢？少的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崇祯17年，天下一共有六大军事集团。
第一、满清军事集团。
第二、李自成军事集团。
第三、张献忠军事集团。
第四、左良玉军事集团。
第五、江北四镇军事集团。
第六、郑芝龙军事集团。
这六大军事集团，左良玉、江北四镇、郑芝龙三大军事集团，还挂着大明帝国的旗帜。但是，他们显然都已军阀化了。
军阀化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
第一、军队的人事权力，已不再由文官集团掌握。
第二、军队的后勤组织，也不再由文官集团掌握。
第三、军队内的指挥权，文官员集团也无力介入了。
而共同的特点就是，这枝军队给面子，听一听皇帝的话；不给面子，皇帝算个屁啊。
这六大军事集团，李自成、张献忠军事集团的残余力量，后来也有很多分枝，挂起了大明帝国的旗帜，但是，这些军队更是标准的军阀。
军阀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
那就是军队的人事权力、后勤组织、军队内的指权，完全由自己作主，和中央政府毫无关系。皇帝想把手伸进人家的系统，那是想也不要想的事。
李自成、张献忠的旧部，后来挂起了大明帝国旗帜，表示愿意忠于大明皇帝，真有相信，大明皇帝有机会、有能力号令人家？
南明政权，主要是由左良玉、江北四镇、郑芝龙、李自成、张献忠几大军事集团搭台建立。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几大军事集团的意见不一致，自然不会出现大家公认的皇帝。
在这种背景下，几大军事集团首脑的意见一致，自然就有了大家公认的皇帝；问题是，即使大家公认他是皇帝，他也是傀儡啊！
弘光政权时代，到底是福王上位合法，还是璐王上位合法？各自的支持者，那是争的一地狗血。
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左良玉、江北四镇的态度不一致。如果这两大军事集团态度一致，哪会有这种争论呢？
永历政权时代，到底永历为正统？还是鲁王为正统？同样是争的一地狗血。
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李自成、张献忠旧部，与郑成功军事集团态度不一致，如果这几大军事集团态度一致，哪会这种争论呢？
有人总认为，崇祯皇帝到南京；甚至是太子到了南京，就会终止这种分歧。也未免是把政治当童话故事讲了。
崇祯到了南京，如果几大军事集团的态度一致，自然啥也好说。
否则，崇祯算个屁啊？
把天下折腾成现在这般田地，不就是因为崇祯胡折腾出来的吗？现在，我们还要继续任由他胡折腾吗？
如果在某个军方大佬的支持下，有人提出这种问题，你说是什么景像？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有人找出一大堆理由，说大家应该永远忠于崇祯皇帝，又有什么价值呢？因为，这本身意味着，大家公认的皇帝已不复存在了。
也许有人会说，谁敢否定皇帝的合法性？
问题是，皇帝算个屁啊。手握枪杆子的人，认为他不合法，他自然就不合法。在这种背景下，他乖乖听话，给他一个太上皇的身份；如果他敢不服，直接被人当场弄死，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啊。
最简单而言，唐玄宗牛X不？从长安逃到长安，直接就变成太上皇了。后来，只能乖乖让位，否则喝凉水都有可能死的。
那么多继位的道理（立嫡，立长，立贤，立功，禅让，革命），只要支持你的力量够大，总有一款适合你。
所以当年崇祯皇帝坚持就在北京，估计原因也是他很明白，出了北京没多远，他可能就会死得很难看吧，那样还不如就在北京赌一把。
太子到了南京，也是一样的。
因为，太子是个小屁孩，他懂个屁啊。现在天下大乱，需要年富力强的皇帝。
如果在某个军方大佬的支持下，有人提出这种问题，你说是什么景像？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有人找出一大堆理由，说大家应该忠于太子，又有什么价值呢？因为，这本身意味着，大家公认的皇帝，已不复存在了。
总的来说，道理是圆的，舌头是软的。只要枪杆子在背后支撑着，啥道理说不通呢？
再说了，所以谓皇帝再胡折腾，大家也应该忠于他；本身就是在扯淡啊。如果皇帝背后没有枪杆子，你还敢扯这种歪理邪说，肯定就是不想活了。
崇祯刚上台，大明帝国还是好好的，他在位十多年多年，大明帝国就崩盘了。如果他不战而放弃北京，逃到江南，仅这一条事实，人们想否定他的合法性，就太容易了。
当然了，所谓太子是一个小屁孩，是一个低能儿，大家也应该忠于他的说法，更是在扯淡啊。如果背后没有足够的枪杆子，谁敢扯这种淡，肯定能让人喷的 满脸都是唾沫。
因为，你眼里还有江山社稷没有了？还有天下百姓没有了？天下之所以败坏，就是因为你这种小人折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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