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文藻，原香港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副总经理
图为1980年10月中国银行派团赴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前苏联考察。前排左一为作者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务院于1980年4月1日（农历1980年2月16日）授权中国银行发行“人民币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据统计，自1980年4月至1989年底的近十年间，外汇券发行累计310亿元，到1989年底市场流通约有41.6亿元。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1994年初国务院最终决定停止使用外汇券，1995年底中国银行全部收兑。外汇券的流通和使用长达15年之久，足以说明它当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余年间，国家外汇十分拮据，中行通过发行外汇券这一举措，为国家收回几百亿元的外汇是多么的重要！
据我所知，当初第一个提出外汇券动议的人，是原商业部特供处的李希鹄处长。他从事特供商品和华侨友谊商店业务多年，我们曾一起出国考察过外汇券，他向我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我国物资匮乏，一个非洲留学生去友谊商店购买了两条“大中华”香烟，出门一倒手就可以赚到够他一个月的生活费，那时国家基本上收不到外汇。李处长从事的业务让他苦思冥想，于是想到了“人民币外汇兑换券”。当然，后来中行发行的外汇券仅仅是参照了他的动议，并非他一个人或一个部门的主张，而是国务院的决策。
外国游客在中国银行窗口兑换外汇券
外汇券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中的一个新生事物。从理论上讲，它本身不是货币，其性质是一种含有外汇价值的人民币票证，完整称谓是“人民币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前提是“人民币”，是人民币外汇兑换凭证，视同旅行支票或水单，是一种支付凭证。
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差异等原因，外汇券发行初期，内外各方面对此举措议论纷纷。拥护者认为：它是一种创新，方便出入境旅客，可防止套汇，有利于创汇，增加国家非贸易外汇收入，便于三资企业计算外汇留成。反对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8、9月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期间，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外汇券问题提出诸多质询，成为向政府工作质询的一个重要问题。卜明老行长和蒋文桂副行长以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当年与中行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局长和副局长的身份，应两会秘书处的要求，到会答复有关外汇券问题的质询，得到了代表和委员们一定程度上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的友谊商店，当时电冰箱是需要用外汇券
国务院领导对外汇券问题十分重视，谷牧副总理责成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部和外汇管理总局等多个部门，组成两个专门小组到国内外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和考察。
1980年10月，我有幸以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干部兼翻译的身份，参加了赴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前苏联的考察，并参与了草拟致国务院专题报告的工作。国务院于1981年6月12日批转了由国家计委、外汇管理总局等11个部门联合呈报的《关于加强外汇兑换券管理工作的报告》，并批示：“这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搞得好坏，直接影响国家对内对外的信誉，必须慎重对待。在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现行的外汇券办法仍继续实行。各省、市、自治区要加强领导，各有关方面要通力合作，努力做好发行、回笼、流通管理和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把一些不利因素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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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10日，围绕外汇券的管理，我在国内的涉侨媒体《华声报》上发表了文章标题是《关键在于加强对外汇券的管理》，作为中国银行的一名员工，我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些符合国情实际的观点，得到了主管部门和社会上普遍认可。
直到1994年，国务院最终决定停止使用外汇券。至此，外汇券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国务院规定，外汇兑换券是一种含有外汇价值的人民币凭证，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过入中国时，须将所持外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汇代兑点，以当时的汇率，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使用兑换券可以购买一些用人民币买不到的紧缺商品。
外汇券面额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7种面额，它的官方兑换价与黑市价向来有很大距离，依规定不准私自在民间兑换。
外汇券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纸”。后来东西多了，人民币啥都能买到了，进友谊商店也不用看护照了，1995年1月1日外汇券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一些人开始收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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