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和经济都异常发达的朝代，有很多史学观点认为，宋朝已经一只脚踏进了资本主义时代。
为什么只踏进了一只脚，没有水到渠成两只脚都踏进去呢？因为这个过程被打断了。
宋朝虽然文化和经济非常发达，但是其军事力量却非常虚弱，不仅打不赢周边的小国，还经常被他们胖揍。
从宋朝建国伊始，周边就强敌林立。造成“强国林立”的现状，不是周边小国有多么强悍，而是宋朝军力是在太弱，相比之下，周边小国的实力，就显得强了。
一路上，宋朝被辽国揍、被西夏揍、被大理揍、被金国揍，最后被蒙古彻底攻灭，实在是一部血泪史。宋朝的资本主义进程，就是被这么打断的。
可怜1亿2000万的北宋，连300万的西夏都打不过，人口仅仅900万的契丹也可以痛打宋朝，人口仅仅宋朝一半的金国直接破了汴梁东京，灭亡了北宋——贡献自己妻女换取苟活 北宋靖康耻为史上最耻辱。更可怜的是。人口仅仅几百万的蒙古，最终彻底灭了宋朝。
很多熟悉两宋历史的人都知道，党项族是崛起于两宋时期的一个民族，建立了西夏国，还把宋朝打得满地找牙。
一个曾经消失的王国却有着精湛的技艺；
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却有着类似巫邪的文史；
但诡异的是，宋朝灭亡之后，这个民族也随之消散了，之后再也没出现过，这背后有什么缘由呢？
西夏王朝曾经一度有过发达的文明，但是它在历史上留下的记录却并不多。在李元昊建国之后，西夏王朝曾经有一段非常繁荣的时期。
西夏自李元昊建国到亡于蒙古，公元1038年至公元1227年，享国祚一百八十九年，历12帝。如果算上拓跋思恭割据夏州开始算，到末帝睍被蒙古消灭为止，首尾347年。
早在唐朝时期，党项人就因为平定叛乱有功，被大唐王朝封为夏州节度使。
在党项人崛起的过程中，它给周边人，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后来唐朝灭亡，党项人又先后臣服于五代各朝和契丹人，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又臣服于北宋，后来独立建国。
西夏本来就是个不该出现的政权。如果不是北宋时期皇帝的优柔寡断，一再犯错，给李继迁以不断坐大的机会，党项根本成不了气候，西夏更没有可能割据一方。
其实，西夏的历史并不短。如果从西夏王朝的奠基人李继迁982年“叛宋”开始，到1227年西夏灭亡，历时246年，比辽建国210年（公元916-1125）多36年；比金建国（1115-1234）多126年。要是从拓跋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历时347年（881-1227），比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加起来的320年还多27年。就是从元昊称帝的1038年算起，到1227年西夏被蒙古灭亡，其间也有将近200年。但是，这个比宋辽金历史都长的王朝，在中国历朝修撰的二十四史当中，为什么有《宋史》、《金史》和《辽史》，唯独没有《西夏史》，因为他不被承认。但是，他的生存力很强，在北宋与辽对峙时，有他，在南宋与金对峙时，还有他。
▲ 西夏国全盛时期疆域
因党项人是生于马背上的民族，民风彪悍，战斗力强大，因此当时西夏与契丹和北宋形成三方对峙之势。以及与后来的南宋、金形成三鼎立关系，军事对峙，力量不可小觑，但一撮尔小国，力量必境有先，在连年征征战中耗尽国力。蒙古人用了二十二年时间才征服西夏。
公元1038年中国西北部崛起了一个与当时的北宋、辽，这个统治了西北广大地区近200年的王朝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演绎得精彩之极，其军事力量曾与北宋王朝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决战，都以北宋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其间又与强大的辽国就辽境内党项民族的归属之争引发夏辽河曲决战，给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最终没能挡住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的军事征服和突如其来的一场强烈地震的打击，从此这个王国连同创造他的党项人仿佛被一笔勾消，消失得无影无踪。
类似问题
与宋金争霸的西夏帝国灭亡后，党项族去了哪里？
西夏灭亡后党项人都去哪了？
西夏历经190年，灭亡后党项族究竟去哪了
党项人历史
党项人在建立西夏王朝之前就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
党项人是羌人的后裔（党项羌），羌族中的一支党项人，故称党项羌，从青藏高原东麓（今四川、西藏、青海）迁到河陇及关中一带（甘肃的九曲黄河之地），以游牧为生。
十六国时期，羌人领袖姚苌占据关中，建立后秦，称霸一方。
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羌人的好日子过到头了，后秦被刘裕所灭。
羌人四散奔逃，活跃在青海一带，后来融合了很多民族，混血成了党项人。
为了适应生存，党项人打仗特别勇猛，对自己人特别讲团结，对敌人特别狠，有仇必报，不死不休。
经过长时间的融合，党项人主要分成了八部（拓跋、野利、细封、费听、往利、颇超、米擒），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羌人，他们的血统中有鲜卑、汉等民族成分，是宁夏这片温润之地民族融合的现实见证。
鲜卑人建立的吐谷浑王国（313年—663年），亦称吐浑、河南国，在西北地区立国三百多年，党项人口也有鲜卑余脉。
八部以自称北魏皇室后裔的拓跋部势力最强。对，历史上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族实际上也是后来的党项族的一支。
党项人倒霉，青海那地太穷了，想发达也没条件，日子越过越憋屈，始终没混出个人样，什么人都敢来欺负他，尤其是吐蕃人，逮着党项人往死里揍，视若奴隶，生杀一言而决。
党项人被迫与吐谷浑联姻，共同抵抗穷凶极恶的吐蕃人，并且不断迁往陇东、宁夏和陕北一带。
历史上，中国原王朝对于异族的统治一直以来都是统治者最为头疼的事情，既要加强控制，又无法全部控制，不控制则容易发生叛乱。而强制控制又容易引发民族矛盾，秦始皇穷尽国力修建的万里长城，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胡人的入侵。
五胡乱华让统治者意识到了民族危机足以颠覆政权，终于在隋唐时期，中原王朝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与其用堵的方式，还不如主动开放边境，将少数民族内迁到内地，逐渐汉化，既能增加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又便于统治者加以控制。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项族人也迁往内地，并逐渐集中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还是以部落为主，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统一政权。
此时的党项人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只是以少数民族部落的形式存在，其文化相对中原地带也比较落后。《隋书·党项传》中记载有相关记载：“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隋朝时，拓跋氏率部归附隋朝。
直到唐朝时期西藏高原的吐蕃开始崛起，在这过程中威胁到了党项人。其中一部分党项人被吐蕃奴役，另一部分人被逼逃离故土。
贞观九年（635年），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归附唐朝，被唐太宗封为西戎州都督、平西公（从此，拓跋部又称平夏部）。
在武周时期，一些党项部落从吐蕃人手下出逃后，向武则天投诚。武则天接受了他们，并将他们安置在了今天的四川松潘这一区域。此后党项人在这里繁衍生活，逐步形成了数个大部落，部落之间以盟主部落拓跋氏为首。现在青海的东南地区和甘肃南部，就是当时盟主部落拓跋氏的主要领域。
安史之乱后，西藏的吐蕃王朝崛起，侵袭威逼党项人。松干赞布时代的吐蕃对其家门口的弱小党项人采取压迫、掠夺手段，迫使党项人从世代生息的领地走上漫漫的迁徙之路，长途跋涉来到现在甘肃东南部及宁夏、陕西广大地区，进入中国的腹地，最后由虚怀若谷、雍容大度的大唐王朝接纳了他们，被安排落脚在陕北横山一带的无定河流域繁衍生息。居住在今甘肃南部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迁到了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一带。
但是吐蕃并不愿意就这样放过党项（心胸狭窄），他们不断组织起兵力向攻击党项人。拓跋氏所率领的盟主部落也难以幸免，所以党项人便再次向唐王朝求助，当时执政的是唐玄宗，唐玄宗便让他们继续内迁到了现在的甘肃庆阳一带。
在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唐朝廷对于少数民族藩镇起兵作乱这种事心有余悸。在郭子仪的建议下，唐代宗下旨将党项人的部族迁到了现陕西米脂县和横山县地区，这里曾是南北朝时期的匈奴政权“大夏”的所在地。
而唐王朝对党项族的态度也比较暧昧，党项族的酋长只要有功，便可封为刺史，党项部落就是在中原王朝的呵护下，逐渐发展壮大。之后他们积极融入汉文化圈并接受唐王朝的统治，协助大唐屯兵戍边。
唐朝贞元中分振武朔方二节度置夏州节度使，治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西北。
黄巢起义后，大唐王朝就剩半口气了，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对于南山平夏诸部的节制失去平衡，身为夏州偏将的拓跋思恭伺机而起，自为宥州刺史。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唐王朝传檄天下勤王，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李彝兴的远祖）看到了乱世中崛起的机会，他马上出兵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与鄜州（治今陕西富县）李孝昌同誓讨贼，唐僖宗以他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因为镇压黄巢起义有功最终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封为夏国公，世袭罔替，并赐国姓李。党项人感到莫大的荣耀。自此党项族终于有了自己的领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军阀。后来“夏”的国号即来源于此。
李思恭闷声发大财，趁机割据一方，以夏州为大本营，逐渐扩充势力，占据了夏州、银州、绥州（今陕西绥德）、静州（今陕西米脂）、宥州（今陕西靖边）河西五州。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陕北的横山、绥德、米脂、靖边等地，从此形成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后经五代乱世，其成为有实力的割据藩镇。
党项人被唐王朝授封册地后，积极学习汉文化，以崇尚儒学圣人孔子学说为荣，特别是第五代帝王李仁孝（在位时间最长54年）酷爱中原文化，形成以儒治国的浓郁氛围，儒家鼻祖孔老夫子大概不会想到，他会在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王朝获得最高称谓。中国自唐宋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封孔子为文宣王，唯独西夏独树一帜，封孔子为文宣帝。“王”、“帝”虽一字之差，却体现了“儒学”在党项人心中的地位，也又一次证实了儒学文化的感召力，期间，党项人积极学习中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充分利用银川平原的汉延渠（汉代开凿）、唐徕渠（唐代开凿），后又在贺兰山下开凿了昊王渠，新老并举，形成一个功能强大网络齐全的农业灌溉水利系统，大力发展农业，农牧共存，走上强国之路。
地盘到手，党项人很鸡贼，没实力就不作妖，乖乖地给各位老大当小弟，坚决不显摆，不拉仇恨。
党项人画像
整个五代，党项人都一如既往地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乖得不要不要的。
而且党项人还两头下注，和辽国勾勾搭搭，左右逢源。
靠着这份机灵劲，党项人躲过了中原战火，获得辽国的支援，小日子过得逍遥自在极了。
后来朱温篡唐，灭了唐朝，开启了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原兵马强者称王，大家混乱不休，本来是浑水摸鱼的好时候，但是此时的党项人实力不够，蛰伏在西北安安静静的发展，并且积极对外称臣，大家都忙着争霸，没空管理西北区域，而且谁也没把党项人发在心上，因此整个五代时期，党项人在西北过的顺风顺水，接受了五代时期各国赏赐的称号，只要新的朝代建立，党项人就称臣，到了后周的时候，党项人首领李彝殷被郭威封为平西王（咦……真有平西王啊）。
至五代、宋初时，已形成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政权。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李彝殷看又是一个新朝建立，于是主动派使者前往开封祝贺，并且进贡良马300匹，甚至后来还协助宋太宗进攻北汉。
建隆三年，赵匡胤建宋三年后，搞定了李筠、李重进叛乱；摆平了手下一帮兄弟（杯酒释兵权），彻底坐稳了皇位。
大局已定，党项人当家人李彝兴果断送来礼物，彻底臣服赵匡胤。
两人处得那叫相当的愉快。
乾德五年（967年），李彝兴病逝，赵匡胤追封为夏王（李彝兴在柴荣时期已经被封为西平王），儿子李光睿（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避讳改名李克睿）继位。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李克睿病逝，长子李继筠继位。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李继筠也领了盒饭，弟弟李继捧继位。
李继捧才18岁，毛都没长齐，底下一帮人根本就不服他，时不时跳出来闹事。
李继捧如坐针毡，这破位子没什么好坐的，犯不着把自己的小命搭上。
公元982年宋太祖赵匡胤汲取唐朝藩镇势力割据的历史教训，开始着手削藩。时任夏州第九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继捧被迫入宋献出五州，并被宋赐姓“赵”（nnd，又赐姓）。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五月十三日，李继捧主动来到开封朝觐宋太宗，将夏银绥静宥五州一股脑地送给宋朝。
仔卖爷田心不疼，李继捧出卖党项人的独立权，换取自己在宋朝的高官厚禄。
这对于宋太宗来说，真是天胡开局。
这运气简直了，啥都没干，躺着就多了五州之地。
宋太宗脸都笑歪了，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在身边当差。这分明是把人家首领当人质啊。
宋太宗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所以才能让党项人举族归附。
然后，他傻呼呼地直接派官员李克文接管五州，并且让李继捧把五服之内的族人全送来开封，一劳永逸，彻底掌控五州。
党项政权被北宋吞并了？
他想得太美了。
李继捧确实是真心归附，可那帮党项权贵不是啊。
宋太宗啥好处都没给他们，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来开封当人质？
这是宋太宗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他把忠心耿耿的李继捧留在开封，造成了河西权力空虚，直接导致河西五州没有了忠于宋朝的势力，而剩下的党项权贵更是被他逼到了对立面。
这不闹吗？
果然，宋太宗命令一下，捅了马蜂窝了。
党项权贵群情激愤，怒目相视。
好在李继捧投降了，大宋王朝也派军队来了，党项权贵万般不愿，也不敢造次，只能捏着鼻子认怂。
然而，有一个人没有认怂——李继捧的堂弟——李继迁。19岁堂弟李继迁对中原皇帝再次赐姓感到莫大的侮辱。
李继迁不是一般人，据说生下来就长满了牙齿。
长大后，有勇有谋，“擅骑射，饶智数”，12岁就被叔叔李克睿封了个小官，统帅一个部。
年纪小，心眼多，李继迁比谁都清楚，自己一旦进了开封城，就会沦为板上鱼肉，任人宰割。
逃，一定要逃出去，不逃出去就完了！
当宋朝使臣来接收银州时，他打着出城为奶妈下葬的幌子，果断逃出夏州。
李继迁骗过了宋军，成功出城，一口气跑了三百里，逃到地斤泽（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
李继迁马不停蹄，连忙联络党项权贵，反复劝说，绝对不能就这么向宋朝人投降。
脸上无毛，办事不牢，李继迁年纪轻轻，势单力薄，谁也不敢跟他一起反抗强大的宋朝。
李继迁挂出祖宗李思忠（李思恭之弟）画像，痛哭流涕，诸位叔叔伯伯，你们能眼睁睁看着祖宗们白手起家，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地盘就这么在我们手里败光吗？
宋人没什么可怕，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何愁不能成就一番事业？
党项权贵们顿时热血沸腾，19岁的小娃娃尚且有这样的觉悟，我们还怕个球，干了！
李继迁马上就得到党项人的支持，实力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拉开与北宋王朝相抗衡的战争之幕。
十二月，李继迁正式起兵攻打夏州，走上抗宋自立之路。
西夏壁画《酿酒图》
对于李继迁来说，宋朝有如庞然大物，实力相差过于悬殊。
自己真和宋朝彻底翻脸，毫无胜算。
他很聪明，既要保持独立，又不想过分惹怒宋太宗。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三月，李继迁派人出使开封，向宋太宗表态：官家，我愿为您镇守边疆，给个机会呗。
宋太宗立马回信，你们家世世代代对中原王朝忠心耿耿，朕是知道的，只要你迷途知返，来开封觐见，朕可以既往不咎，保你高官厚禄，如若负隅顽抗，抵抗王师，死路一条。
呵，玩软硬兼施？李继迁根本不吃这套。
手里有兵才是王道，想让我自投罗网，门都没有，有本事，你来抓我啊。
说了那么多，终究还是刀枪说了算。
李继迁不断袭扰河西，证明自己的实力，增强话语权。
这李继迁不好糊弄，必须来硬的。
五月，宋太宗派大将田钦祚、袁继忠到河西慢慢蚕食，缩小李继迁活动空间。
李继迁受不了了，主动发起攻击，结果输了个稀里哗啦，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兵马基本全输没了。
雍熙元年（984年）九月，夏州知州尹宪派兵偷塔成功，俘虏了李继迁的老娘和老婆，李继迁仅以身免，被宋军撵得到处逃窜。
可李继迁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屡战屡败，却依然活蹦乱跳的。
没办法，老李家割据五州百年，人心思李，只要李继迁还有一口气在，就能迅速回血回蓝，卷土重来。
老婆没了，野利部就送个老婆给他；
兵马没了，河西豪族马上补充。
李继迁随即与宋朝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今天我打你一拳，明天我踢你一脚，谁也别想好过。
可惜，李继迁实力太过弱小，打消耗战，他根本吃不消，逐渐落入下风。
雍熙二年（985年）二月，穷途末路的李继迁带着亲弟弟向宋军主帅曹光实投降。
曹将军，我不行了，能投降吗？
曹光实不疑有诈，点齐100多骑兵，在李继迁兄弟俩带领下去接收李继迁的部队。
没想到曹光实刚走到葭芦川，李继迁一声令下，万箭齐发，曹光实被射成了刺猬，宋军全部阵亡。
李继迁赶紧扒下宋军的衣服，原路返回，一举攻克银州，瞬间满血。
宋太宗大惊，赶紧派名将田仁朗、李继隆、王侁对付李继迁。
三月，李继迁在会州（今甘肃靖远县）大败；
四月，李继迁在绥州浊轮川再次惨败。
六月，李继迁在银州城被王侁打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李继迁一夜回到解放前，再次一无所有，逃入茫茫的戈壁荒原。
可他在蕃族的支持下，又变得生龙活虎。
雍熙四年（987年）二月，李继迁调转枪头，再次攻打夏州。
这一次，李继迁输得更惨，又被宋军撵回沙漠深处。
十一月，李继迁遭遇部下背叛，鼻子中箭，血流如注。
可他就是死不了，继续折磨宋朝。
宋太宗很郁闷，他每次都是差一点点就弄搞定李继迁，却每每到关键时刻，让他给溜了。
飞龙骑脸的局，怎么就打成了这揍性？
端拱元年（988年），宋太宗终于回过味来，对付李继迁就得釜底抽薪，断他的根，截断河西豪蕃和党项人对他的源源不断地支持。
怎么截断呢？
宋太宗马上让李继捧重新担任定难节度使，任务只有一个，搞定李继迁。
还别说，这招挺毒，直中李继迁要害。
党项人正牌当家人一出马，支持李继迁的人越来越少。
李继迁大惊失色，再不想办法，自己就死定了。
咋办呢？
打了这么多年，李继迁算是明白了，自己太弱了，要想以弱胜强，必须找外援。
谁呢？
辽国！
此时，宋太宗已经两次【太平兴国四年（979年）、雍熙三年（986年）】北伐辽国失败。
宋辽早就撕破了脸皮，打成了狗脑子。
宋朝和党项人掐架，契丹人隔岸观火，看得正开心呢，巴不得两人打得昏天暗地。
契丹人见李继迁渐渐撑不住了，有心拉他一把，让他继续和宋朝死磕，磕得越久，越厉害，对辽国越有好处。
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契丹人的大腿多粗啊，李继迁抱定了！
端拱二年（989年）三月，辽圣宗将义成公主嫁给了李继迁，并赐给李继迁三千匹战马。李继迁实力大增，又恢复满血满蓝状态。
淳化元年（990年）十二月，辽圣宗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有了契丹女婿的身份，李继迁身价暴涨，河西各族纷纷投奔。李继迁一下子就混壮了不少。赵宋软弱可欺丢人 宋高宗赵构向金帝上降表称臣
当时的北宋无力讨伐，只能默许李继迁的统治，任命他为银州特使，并给他改姓赵（又TMD赐姓？人嫁不想姓赵啊）。
到十世纪后半期，首领李继迁抗宋自立时，利用辽、宋之间的矛盾，投靠辽朝。据《辽史》载：“初，西夏臣宋有年，赐姓曰赵。迨辽圣宗统和四年，继迁叛宋，始来附辽，授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遂复姓李。十月，遣使来贡。六年，入贡。七年，来贡，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继迁。”也就是说十世纪末，党项政权已是辽朝藩属，双方和亲，关系不一般，且对宋的威胁逐渐升级。两方使节往来密切，继迁每对宋获军事胜利，第一向辽朝告捷，以显示自己亲辽抗宋的成就。
淳化二年（991年）七月，李继迁取得突破性进展，接连攻克银州、绥州。
李继迁见好就收，尝到甜头，马上向请求归附宋朝。
宋太宗恶心坏了，打了这么久，你说归附就归附？
宋太宗下意识地想拒绝，可是不行！
因为，就在前一年，辽国名将耶律休哥大举入侵宋朝，徐河之战，宋军神奇获胜，击退这个杀神。
宋辽局势紧张，宋太宗忙着防备契丹人，根本顾不上李继迁，他早就想结束西北战事了。
在辽国巨大的边境压力威胁下，宋太宗被迫接受李继迁的归附，封他为“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
十年了，宋太宗低下了高贵的头，暂时默认了李继迁占据银绥的现状。
但是双方心知肚明，漫长的闹剧还远没有结束，这只是权宜之计，真正的大战即将来临。
这一战将会是李继迁生死存亡之战，赢，可继续和宋朝纠缠到底；输，彻底凉凉说拜拜！
十一世纪初，党项首领李继迁去世后，其子德明即位。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形成近百年的和平局面，这对党项政权与辽、宋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一段时间内，党项政权与宋、辽都基本处于友好状态。
辽朝先后进封德明为西平王、夏国王，地位日益显赫。辽兴宗继位后，为加强双方关系，以兴平公主下嫁德明子李元昊，以元昊为驸马都尉。
1020年李德明将都城由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迁往新建的兴庆府（今银川市）。
德明死后，辽朝又封元昊为王。
宋定国后赵匡胤以唐为鉴，“杯酒释兵权”，力图削弱藩镇兵权。李元昊不满，他的态度很坚决，连中原王朝赐的姓氏也不要了，他重新给自己取了个名字曩霄，改姓嵬名氏。于重熙七年（1038年）在兴庆府宣布脱宋，建国大夏，又自称“邦泥定国” 或“白高大夏国”、西朝。西夏史专家吴天墀认为，邦泥定国很可能是汉字“白上国”的西夏文音译。 西夏统治者将他们的国家称为“白上国”，有文献记载，也有文物证据。“白上国”就是尚白之国的意思，西夏统治者用尚白作为其政权的标志，是承袭和利用了广泛流行于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以便树立起“西朝”的形象，与北朝辽、南朝宋鼎足而立。同时亦有河西之称，是因位于中国地区的西北部，当时就被送人称之为西夏，不同于后人称呼的“西汉”和“东汉”。
宋朝廷对此异常愤怒，至此两者的关系彻底破裂，一言不合便开打。李元昊主动请和，对宋称臣，把北宋当爹，当儿子也不错，每年还能收点压岁钱。虽然李元昊对宋称臣，但是人家照样关起门当皇帝，对于北宋来说，西夏那地方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也种不了庄稼，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
西夏和宋、辽之间发生过多次战役，西夏不但数次将宋朝军队击败，好水川，三川口，定川之战中大败北宋。还曾经把率领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的辽国皇帝耶律宗真击败，这也是西夏最鼎盛的时候。西夏周旋于大国之间不落下风，开启后三国时代。至蒙古人兴起时，西夏国力己经衰落了，蒙古人用了二十二年时间，六次战争才征服西夏。
西夏疆土，大概囊括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一些地区，其“国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广阔。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浙江）。
李元昊继位之后，开启了党项族的辉煌发展历程。这段时期也是党项族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元昊不仅吸收了汉族的文化，而且在文字、政权建立方面也大都仿效中原王朝，极大推动了党项文明的发展。
西夏文诞生于西夏政权正式建立（公元1038年）前夕。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正式登基之前下令，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自己国家的西夏文。野利仁荣借鉴汉字的造字方法，很快就完成使命，创制出6000多个单字。西夏文是独立于汉字之外的一种全新的方块文字。
西夏文在历史上曾被称作“番字”“番书”，而在西夏国里却具有很高的地位，被尊为“国书”。它在政府公文中使用，还被用来翻译经典著作，在民间交往中也得到广泛应用。
在西夏政权存在的189年里，西夏文被印成佛经并被写在木简上；在铜佛像上刻有西夏文，西夏壁画供养人题记也使用西夏文；西夏官印上用西夏文，西夏钱币上也铸西夏文；就连马面具、军令牌上也都刻有西夏文，应用十分广泛、普及程度很高。公元1227年，西夏政权灭亡，但西夏文并没有因西夏灭亡而立即消失，而是又沿用了200多年时间。
现已发现的西夏文草书《瓜州审案文书》，是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的文献，为西夏惠宗秉常天赐礼盛元年（公元1069年）的实物。而最晚的是河北省保定市郊寺庙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石刻。这个西夏文陀罗尼经《相胜幢》，刻于明朝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此时西夏已经灭亡了近300年了。可见，西夏文前后延续使用的历史应有四五百年。
明代中叶以后，西夏文字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被世人遗忘。清末金石学家曾误认西夏文钱币为“梵字钱”，一些外国学者也将石刻中的西夏文字判定为“女真文字”。20世纪初期，中国及外国学者根据极为有限的资料，开始研究西夏文字，但未取得重大进展。1908年，俄国探险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西夏边防重镇黑水城盗掘出大批西夏文献资料，其中就有西夏人骨勒茂才编纂的西夏文汉文双解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形音义字典《文海》等，它们曾是供当时人学习西夏语言文字的工具，也是西夏人与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手册。现在，这些工具书则成为当代人解读西夏文字之谜、打开西夏学宝库的钥匙。
实际上，随着民族内徙、统治疆域内民族种属和分布的扩大，以及西夏经济的发展，原本以游牧为生的党项人，接触学习到中原农耕文化后，由之前与“事畜牧”“不耕稼”“无法令”的生产、生活方式，转为以“汉礼”为内容的新的文化模式，即“外蕃内汉”。
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
西夏王朝的社会形态开始过度到封建化，大批汉文儒家典籍的输入和翻译，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诸帝都提倡儒学。
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毕升发明了胶泥刻活字印刷术，进而又发展成木刻活字，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明确的记载，多年来我国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苦苦寻找最早期的活字印刷的实物，即泥刻或木刻活字印刷品，一直未果，以至于20世纪末，西方媒体报道说，世界十大科技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是15世纪德国的古登堡发明的，而西夏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出土与发现，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彻底纠正这一谬论。《合本续》发现以后，宁夏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牛达生先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一研究产生一个惊世发现：《合续本》中出现倒字，边缘不齐，线条不正，这正是活字印刷的显著特征，因为后来的雕版印刷绝不可能出现倒字和边缘、线条不齐的现象，雕版刻成后要试印，如发现错字，即毁版重雕，再者，雕版只可能出现错字，绝无出现倒字的可能性，倒字只能出现于人工活字排版，这一发现为活字印刷术最早产生于中国找到极为确凿的证据，解决了悬而未决的悬案。另外，北宋和西夏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活字印刷术很快传入西夏在年代上也是吻合的。
史学家戴锡章在《西夏纪》评价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
不过，在西夏惠宗秉常时期，由于后族梁氏专权，西夏政权的汉化出现反复，梁氏“摄政”后，深知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要得到党项羌贵族及部落的支持。于是，她取消毅宗谅祚时期推行的汉法，恢复旧蕃礼。夏乾道二年（1069年）夏天，梁太后以惠宗李秉常之名上表宋朝，请求去掉汉礼而改用蕃礼，得到宋朝允许。夏大安六年（1080年），惠宗秉常在皇族的支持下，下令取消蕃礼、恢复汉礼。
但是，到了仁宗李仁孝时期，儒学文化还是成为西夏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精神信仰。
一个民族在历史大舞台上的显现和消失，起最终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血统。文化失去了，血统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纵观西夏王朝从兴起到消失的整个历程，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往往通过文化这个载体完成它的传承与延续，永恒的是文化。
中国中古时期唯一原本保存完好的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国第一本双解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都是由党项人修订颁发的。只可惜这两本国宝级的文物至今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是俄罗斯文物大盗克斯洛夫于1909年从黑水城虏掠去的。李元昊时期以法律的形式创制和推行西夏文字，西夏文字完全仿照和借鉴汉字创制而成的方块字，笔画繁多，字形饱满，每字大多由撇捺笔画构成，用毛笔写出来显得极其优美。在军事文化方面，他们实行“点集制”，全民皆兵，战马、兵器由个人自备，遇到战事迅速集结，立刻能够形成战斗力。和平时期又投入到农牧生产。和现在以色列的军事制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西夏王陵的规模和丧葬制度
西夏王陵遗迹位于现宁夏银川市以西50公里的贺兰山脚下。陵园建筑气势磅礴，在贺兰山东麓脚下平原50平方公里的缓坡扇面上，高低不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两百多座陵墓，远远望去星罗棋布，蔚为壮观。当走近观看时却满身伤痕，盗洞累累。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的探险者纷纷进入我国以探险的名义盗宝，而在1908年的时候，沙俄的一名叫科兹洛夫的人前往西北，他的目的地就是传闻已久的西夏王陵，1909年，科兹洛夫成功发现黑水城遗址，将遗址内的珍宝一扫而空，在随后的时间里，科兹洛夫先后两次前往黑水城遗址盗取西夏文物，也让他成为知名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
现存王陵9座，据史料宁夏嘉庆新志记载：西夏王陵的建造型制是仿造河南巩县宋陵而建，由陵台、献殿、内城、月城、碑亭、鹊台、角楼以及陪葬墓组成，如今这些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只依稀可辨痕迹，据说是被当年蒙古军队所毁。不同之处是西夏陵的地面建筑大多都是塔式风格，另外一个区别就是主陵不葬于陵园的中轴线上，而是建于远偏离中轴线的位置，这和他们信奉萨满教有关。再一个区别就是，西夏王陵的墓穴并非置于封土之下，而是独处心裁，设于封土的正前方，这种现象是西夏少数民族传统的丧葬习惯，还是为防盗墓刻意安排的？因无文字记载，目前仍然是一个谜。看来当时中原地区的丧葬文化也深深影响了西夏。
党项族的覆灭
国家政权可以被推翻，但一个民族是不容易被消灭的！那末，他们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西夏王朝虽然在各方割据政权中的实力最弱，仅仅只有五州之地，但却能够与北宋、辽朝三足鼎立，始终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西夏王朝历代君主在各方政权中虚与委蛇，多方受封，两面称臣，让西夏在乱世中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
辽国和北宋建立之后，党项人在早先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先后对其称臣，但是当他们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就会进行反叛，他们就是像是一条喂不饱的狗，随时都会咬它们主人一口。
在外交上，西夏先是联辽抗宋，后遭辽攻击，向辽称臣。辽被金灭后，西夏又臣服于金。金灭北宋时，西夏常常跟在后面获利，得到数量不少的北宋领土。
蒙古汗国建立后，几次对西夏用兵，最终于1227年灭掉西夏，末帝李睍虽投降仍被杀害。此时的王朝已经延续了近两百年，堪称奇迹！
西夏灭亡之后，盛极一时的党项人似乎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也与当时战乱，无人关注他们有关系，此外就是当时蒙古人因为成吉思汗的死而报复西夏人（揭秘欧亚屠夫成吉思汗之死：被咬掉生殖器而死），原来的党项人为生存，可能都改旗易帜，融合到其他的民族中去了。到如今，已经没有单独民族意义上的党项族了。
蒙古军队为什么如此痛恨西夏，要将党项人斩草除根呢？蒙夏战争先后发生过8次重大战役，从1205年开始，双方便开始了大规模征战，一直到1227年发生的第二次中兴府之战。总体来说，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相当长，蒙夏战争反反复复，一直持续了23年。之所以打了这么长时间，跟西夏百年积蓄的雄厚实力是分不开的，从经济方面看，西夏自从李继迁时起，便逐渐走上了农耕化的道路，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外在商业、手工业方面也获得了较大的成就，其经济实力远非当时还处于落后状态的蒙古人可比。
此外，与西夏地形的险要有关，西夏境内多山，几乎全境都是险地，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对于蒙古骑兵来说，习惯了草原的无拘无束，对西夏的地形几乎无法适应，而纵横草原的战马和勇士也瞬间失去了光彩，导致久攻不下。
成吉思汗铁木真想要攻打世仇金国，又怕夏金联合抄他的后路，在1205年一至1207年两次对西夏进行试探性进攻，攻下几座城池便收兵了，掠得大批财物以归。1209年（应天四年）第三次进攻西夏，入侵河西地区，重兵包围西夏都城兴庆府(银川)。兴庆府城防坚固，蒙古人水淹兴庆府，西夏军队损失惨重，由于玩水不慎，蒙古军队大营也被水泡上啦。西夏不得不对蒙古人称臣，银子，美女大量的给，并答应同蒙古人一同打金国。
1226年，成吉思汗征服花刺子模以后，以西夏没有出兵为由，再一次攻打西夏。
公元1226年，蒙古军发动大规模的灭夏战争，旨在彻底灭掉西夏。
让成吉思汗下定决心灭掉西夏王朝的原因是西夏的反复无常，在联合攻打金国期间，就曾经多次放成吉思汗的鸽子，直接造成了战争的被动，而西夏在抵抗蒙古入侵过程中，又耍起了手段，只要打不过就在城头竖起白旗。
当蒙古人以为西夏人准备投降时，结果发现又是一场骗局，骗来骗去彻底将成吉思汗惹怒了，也正是1226年这一年，西夏再次背叛蒙古，成吉思汗此时已经64岁了。
为征服西夏，成吉思汗下了大本钱，调集各路大军，一定要彻底消灭西夏，虽然西夏人早有准备，但还是抵挡不住蒙古人的轮番进攻。
公元1226年11月，蒙古大军拿下灵州城，包围中兴府，据史料记载，蒙古军队在西夏领土烧杀抢掠，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将怒火发泄到了无辜百姓的身上。
而此时中兴府的军民也在积极备战，党项人的顽强明显让蒙古军大感意外。
双方的僵持战争一直持续到了6月，或许西夏真的气数已尽，此时的中兴府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宫墙房屋倒塌无数，城内百姓夜夜嚎哭，这让西夏人感到了彻底绝望，大大动摇了军心。
在大地震之后，城中很快又爆发了瘟疫，军中的士兵和城里的百姓大都感染，在此情形下，西夏再无还手之力，正式宣布投降，不过要等1个月后才能够让蒙古人进城。
被西夏人骗惨了的成吉思汗已经彻底疯狂，此时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在临终之前，他恨恨地给儿子和手下大将留下了遗言：“西夏人狡诈，喜欢用诈降，其投降后要将其杀光，以绝后患。”自己死后，不要走露消息，要求蒙古军队在进城之后杀掉西夏皇帝，并进行屠城。
一个月后，西夏皇帝李睍率领文武百官向蒙古军投降，而蒙古军队也按照成吉思汗的遗言，杀掉了皇帝，并在城内大肆屠杀，就这样，存在189年的西夏王朝正式灭国，而西夏的领土也成为了蒙古帝国的西夏行省。
自西夏亡国之后，党项族便不知去向，史书上也罕有记录，此后党项人的最终下落便成为一个难解的谜题。西夏王陵也被蒙古士兵严重破坏，以至于在那之后到现在，在西夏王陵附近都没能找到太多有历史研究价值的物品。
遗失的党项族人终于被找到了
自从西夏王朝灭亡后，党项这个民族似乎也一夜之间从历史上消失了，此再不见诸史料记载，很多人说党项不复存在。
关于党项族的去向，这些年网上好多人就是一句话，被杀光了。但其实在殖民时代开启之前，真正被灭族的民族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最基本的一点，古代的通讯方式落后，不可能那么容易把某个民族的所有人都抓起来杀了，所以所谓被灭族的民族，最多也只会是在被屠杀之后人数大规模减少，所以很多党项人被迁居各地，这个民族在后世渐渐融入中国各地的许多民族之中。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西夏灭亡之后，党项人肯定没有被灭族。现代的考古其实已经发现了不少的元明两朝时用西夏文刻成的石碑和佛经，甚至还发现有人当时在藏文书籍上用西夏文写诗。这些都是当时党项人仍然存在的证据。
因为蒙古人进城后，对西夏王族和党项人进行了毁灭性的屠杀。如果说，做为西夏主要民族的党项族被蒙古军队全部杀光，这纯属无稽之谈。虽然，蒙古军队总是习惯性的屠城，但像兴庆府、甘州等城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屠城。因此，不少的党项族人还是逃过了蒙古军队的屠刀。那么，这些党项人都去哪了呢？党项人并没有灭亡，而是从此隐姓埋名，不再透露自己党项人的身份。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临投降的前一个月，西夏向蒙古人提出推迟一个月进城的请求，很有可能就是争取足够的时间保护党项族的火种。
《蒙古秘史》、《西夏书记》和《西夏机》等来自元朝、甚至蒙古退出中原后蒙古方整理记录资料的叙述，称成吉思汗公元1227年死后下令秘不发丧，将西夏党项人“从父母直到子孙的子孙”都杀了个干干净净。还有“杀得只剩106户”的说法。
其实根据《新元史》记载，“杀得仅剩106户”的是西夏名城肃州，而非西夏全境，且肃州是个多民族城市，遇害者既有党项人，也有汉人和甘州回鹘等人，若论人口比例，汉人可能还更高。而在大多数西夏城市，如首都中兴府、第二大城市灵州、第三大城市甘州，都没有进行屠杀。
当然，蒙古人在这些城市的确都有过屠杀的计划，但都因故被阻止，中兴府、甘州是被早年投降蒙古的西夏将领察罕（他就是党项人）所劝阻，而灵州则是在被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收养的浑源人王德真（汉人，后为燕京、德兴、太原人匠达鲁花赤）劝阻后没有屠城。
从此后党项人的蛛丝马迹也可看出大量党项人的留存：党项废太子李德任的儿子李惟忠、孙子李恒，都成为元代名臣；前面提到的察罕，是西夏大臣曲也怯律的庶子，后来在元朝做到河南王，他的儿子木花里后来也封至梁国公；元末守合肥殉死的余阙，也是党项人。
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中记载，有确切事迹始末可查的党项入元官员，总人数多达229人。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朝设立全部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卫，并将之作为一支比较可靠的部队调防到中原内地各处。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所立、现存河南濮阳的“唐兀公碑”，其主人就是唐兀卫的军官。唐兀卫饱受元朝皇室信任，大都共有城门十一座，其中三座即健德门、和义门、肃清门由唐兀兵把守。
在元代，党项人属于第二等色目人，可以出任地方的达鲁花赤和中书省、行中书省左丞相（第一副职），在某些特定时段还有升到右丞相（正职）的，而同期女真人、契丹人都被纳入第三等“汉人”范畴，地位低于党项人，这表明党项人的汉化程度不如女真人、契丹人深，更表明他们的“蒙古化”程度远比女真人、契丹人高，在元朝体系内更受信任和重用。
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在明朝就遭遇到格外的歧视和排挤，江南等先被明朝光复的原汉人故土，党项人除个别“节义”受到“特批”优待的，比如合肥的余阙家族外，多和其他色目人群体被打入“堕民”行列，要到清雍正年间才能和平民平起平坐，享受务农、读书、科举、做官等权利，这使得许多滞留中原的党项人不得不隐姓埋名，比如“唐兀公碑”碑主的后裔杨姓三村，在文物专家解读碑文前都不知道自己其实祖先是党项人，一直自认为是汉人，他们在几百年之后的今天，和汉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留在北方的党项人也有一些长期保留本民族文化，1962年发现于河北保定韩庄村、刻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西夏文石幢相胜幢，并且是明弘治年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上面用西夏文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以及八十多个党项人的名字，证明当时在此地有党项人聚居。被认为是现存年代最晚的西夏文文献，这至少表明党项族有本民族文字的历史可以从西夏亡国的1227年向后再推275年。
西夏灭亡后，党项的一部分统治者向元朝投降，元朝重用他们，将他们列为“色目人”；据汤开建先生统计，党项人在元朝为官的有229人，无论初期、中期还是后期，都有比较知名的人物，元初比较知名的是西夏皇室李恒（李惟忠之子），都元帅兼领尚书省事察罕、侍御史斡玉伦徒（西夏李仁孝的宰相和学者斡道冲的曾孙）、金吾卫上将军李惟忠、翰林学士高志耀（献宗德旺时期的右丞相高良惠的孙子）、中兴路兴民总管朵儿赤（其父斡扎箦，世掌西夏国史，其本人因经营西夏营田有功，得到忽必烈的嘉奖，“宁夏府屯田成功，升其官脱（朵）儿赤”。）等；中期有乞台普济，中书左丞李恒、御史大夫高纳麟；后期有余阙，元世祖还专门设立唐兀卫，总领河西军三千人，以唐兀人担任卫指挥官，比较知名的有阿沙、阿柬、暗伯和亦邻真班父子等等。
除了在元朝地方和中央的统治机构中任职外，党项族还是元朝重要的兵源。在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存在一只由党项人组成的军队，叫做“唐兀军”。唐兀军的党项人主要来自于河西陇右等西夏故地，其统帅叫做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由党项人担任。元成宗年间，曾将雕刻有西夏文字的大藏经三千六百三十余卷在西夏故地兴州、凉州布施，说明当时居住在该地区的党项遗民仍然不少。
1976年考古人员曾经发现过一个元代古石碑，上面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从西夏末年一直到元朝末年100多年间里六代人世袭爵位（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的经过。这也证明了党项人在元朝时期不但存在，而且有人能做到六代世袭的高官。而且这个石碑里记录的人名变化也在一个方面反映了党项这个民族的变迁，因为在石碑中，虽然明确记录是党项人家族，但从第二代开始其人名就已经变成了蒙古式名字，说明在当时这个党项家族就已经开始被其它民族同化了。整体上来说，西夏灭亡之后，党项人就开始了迁居各地并被其它民族同化的过程，最终在元明两朝基本完全同化于汉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等周边民族之中。
在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时期，就有一个来自甘肃武威的党项人余阙考中进士，后来做官做到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陈友谅反元时他还曾率大军在安庆阻击其进军，最终兵败自尽。
余阙虽然为元朝殉国而死，但其后代在合肥地区一直繁衍至今，1981年时候史金波教授在合肥寻访到了元末西夏人余阙的后人，目前已经到了第22~24代人，在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五千多人。后人所叙世系可以接上《庐州府志》世系表。他们虽然现在都是汉族，但也可以算是党项后裔了。与合肥余氏情况类似的还有云南的朵氏和河南的杨氏，他们也都是后来在元廷做官或者元军中的党项后裔，现在这些人有些是回族，有些是蒙古族，有些是汉族，另外有人认为甘肃等地的裕固族也有相当比例的党项血统。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沙陀贵族遗留的石碑的考证。另有学者指出，在甘肃的迭部县一带，居住着一个习俗比较特殊的民族，他们可能是党项或鲜卑人。这个说法目前还没有依据，但一些党项人留在西夏故地的结论是有考证的。
还有很多西夏后裔也散落在各地，于蒙古人、汉人通婚，严格意义来说党项的后代依然存在，但党项民族确实已经消失了。
一部分投金，现在已经融入汉族；还有一部分东迁至今河北保定地区，当地有记录和遗留下来的遗迹，现在也已经同化，但至少在明代时还是保有着党项的习俗。
一部分留居，遭到蒙古屠杀后隐姓埋名，融入到当地其他民族。
还有一部分南徙。但是依然保存着自己的文化，比如依然书写着党项文字。其中，正如前文所说，部分党项人在西夏皇室的支系带领下大量逃往四川西部、西藏北部等地。他们在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西吴（又名拉堆绛）小政权。还有一部分畜牧生产的西夏遗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四川木雅地区定居，据说这部分西夏人还建立了政权，就是西吴王，明初曾协助朱元璋攻打明玉珍，被封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即明正土司，到清国康熙三十九年嗣绝，历470余年。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这个小政权也被灭掉。
之后这些西夏后裔与当地土著一起生活，逐渐融合到了一起，被称为“木雅人”。“木雅”一词由“弭药”音转而来，而“弭药“为吐蕃称呼党项人的称呼。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布范围，大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麦地龙以北，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地带，有木雅上乡和木雅下乡之分。
木雅人的民族被划归藏族，他们对外也说藏语，但其内部却有自己独特的木雅语，而且和其它藏族也有一定区别。而根据历史记载，西夏灭亡之后，确实有一些党项后裔曾经迁到木雅人所生活的区域，再结合其很多生活习俗和传说分析，现在国内外都有很多学者认为木雅人是党项人和当地民族的混血后裔。
从语言上分析和藏文文献记载，道孚人即古代之弭药遗民，而木雅人即西夏遗民。
西夏亡国后，一部分党项人仍然留居西夏河西故地。公元1302 年（元大德年），成宗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西夏字）大藏经3630 余卷，“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即西夏的兴州（今宁夏银川市），永昌路即西夏的凉州（今甘肃武威）。这说明留居于河西兴州、凉州一带的西夏遗民数量仍然不少。
西夏灭亡后，一部份西夏遗民被金朝统治者安置在河南唐（今泌阳）、邓（今南阳）、申（今信阳）、裕（今方城）一带，给田耕种，并派专人管理。《金史·西夏传》云：“先是夏使精方匦匣使王立之来聘，未复命，国已亡，诏于京兆安置，充宣差弹压，主管西夏降户。正大八年五月，立之妻三十余口至环州，诏以归立之，赐以币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诏如所请，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邓、申、裕等处夏国降户，听唐、邓总帅府节制，给上田千亩，牛具农作云”。这里的所谓西夏降户，除汉民外，显然还包括一部份党项人。从给田耕种看，这些党项人早已汉化，熟悉农耕技术，属于以农为业之民。
党项族人遭受蒙古人屠杀，少数幸存者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融入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族。
此外，在陕西、安徽、河南、河北一些地区有党项人后裔，与当地汉人生活在一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逐渐放弃自己的文化、习俗、语言，被彻底汉化。比如明末著名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就被认为是汉化的党项后裔，他的故乡之一，是陕西米脂县西无定河川侧的“李继迁寨”，据说就是党项先祖李继迁的故里。
1、安徽党项人后裔：党项将领余阙、昂吉儿曾经到中国长江流域担任官员，他们的后裔定居在了合肥。资料出处为：余阙家族的《余氏宗谱》，记载其祖上是党项人。
2、河南濮阳党项人后裔：此外根据河南濮阳一支杨氏的《杨氏族谱》和《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中的记载，党项人蒙古的百夫长唐兀台的后裔定居在濮阳，改姓为杨氏，其祖先唐兀台实际就是党项人。
3、河北党项人后裔：河北省也曾经出土大量党项人的石刻和石碑，时间维度在元朝统治时间内，明朝后就没有了，间接说明党项人在元朝时期在河北有过小聚居。
因此，也有少部分党项人在蒙古为官员，在汉族聚居区任职，后裔自然也定居于任职附近区域，并最终成为汉人，地域散布应该和党项人在元朝任职有密切关系。（宁夏中卫沙坡头区南长滩村全貌图）
另外据新华社2016年的报道，在宁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桥镇南长滩村的居民80%的姓氏是“拓”，原来祖先姓“拓跋”，极大可能是党项“拓跋”部的后裔子孙。全国“拓”氏有12万人左右，大都散居中西部十几个省份，可能是鲜卑拓跋氏后人，也可能是党项人拓跋氏的后人。
1976年在甘肃酒泉地区发现了一块记录着“大元粛州路也可达鲁花赤”的世袭之碑。考古专家看完后感慨，原来他们在这里。这块碑的碑文上记录了西夏遗民几代人的生活，党项人在灭国之后，他们便改为了蒙古人的姓氏及名字，慢慢融入了蒙古人中。这个结果倒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西夏灭亡后，党项人去了哪里？
一、党项羌西夏灭亡后，蒙古人称之为“河西”或“唐兀儿”、“唐兀惕”。蒙元高看唐兀儿，视其同色目人（元代对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来华各族人的统称；色目人政治待遇上虽低于蒙古人，但却远高于汉人、南人），政治上给予相当优厚待遇，颇受元廷重视。元初在西夏故地设立西夏（后改甘肃）行省，任用留居故地的党项人担任要职，管理各路事务。
二、西夏亡国后，不少党项人跟随蒙古大军东征南下，或先后移居内地，广泛分布于今山西、河南、河北、安徽、云南、广东以及江浙等地。在元代，入居内地的唐兀儿在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任职者有六十人之多。许多唐兀儿出任官府要职，或在朝廷位居中枢，或在行省总制一方，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势力。
三、西夏亡，有一支党项人沿着唐代党项人向东北迁徙的路线，复回流到河曲地区。其中一路进入岷江流域以及北川的湔江流域。
另一路回流到河曲地区的党项人，可能自川青交界进入大渡河上游的壤塘等地区，其中一部分与当地土著融合。今四川西康木雅流传着一个关于“西吴甲尔布（王）”的传说。据传西夏灭亡后，一支党项人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甘孜州木雅地区定居下来，并建立一个小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至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 年）被封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即明正土司。直到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因嗣绝而停止世袭。该政权首尾470 余年。木雅地区的西吴（夏）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有人认为这个边裔小政权“无异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党项民族比较纯粹的后裔。
四、据藏文史籍载，西夏灭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王族曾经迁徙至西藏的后藏地区，后同藏族融为一体。还有部分西夏遗民来到中尼边境，在尼泊尔北部的索罗昆布定居下来，由于他们来自东方，故被称为“东方人”（夏尔巴）。此外尚有部分西夏党项人随蒙古军西征中亚，其后便“世代定居中亚”，融入当地居民中。
元明以后，西夏党项人（唐兀儿）通过汉化、藏化、蒙化、土族化、伊斯兰化等方式，逐步融入其他民族中，党项羌人作为羌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
党项人哪里去了？
西夏灭亡后，神秘的党项民族也如谜一般的突然消失了，这一直是一个令后人关注的问题，也一直是一个令人争论不定的难题，综合有关的历史记载、考古资料和调查访问的材料来看，西夏遗民的最终归属有以下几种。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蒙古灭亡西夏后，党项人遂成为元蒙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当时元朝划分了四个民族等级，色目人属第二等。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元朝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然生活着大批的西夏遗民，元朝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数量可观的党项兵士，在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军队，称“唐兀军”，设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由党项人任职。西夏灭亡后，元朝为了加强对西夏故地的统治，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简称为西夏行省，后改为甘肃行省，任用党项人管理其它各路诸事务。
公元 1302年，成宗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西夏文字大藏经3630余卷，然后在西夏的兴州和凉州两地布施，说明了当时居住在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数量仍然不少。
二，投靠元朝为官的党项遗民
西夏亡国后，一少部分党项贵族统治者投靠了元。西夏党项人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元朝最高统治者对党项人非常重视，将其划为色目人，地位上仅次于蒙古人。元初比较著名的为元所用的党项人有，翰林学士高智耀、南台御史中丞亦力撤合、湖广行省平章李恒、、宣政院使杨暗普、知枢密院事暗伯等。
在元朝的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中不但有大量杰出的党项人，而且在元朝的军事活动中党项人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西夏遗民不仅是元朝的重要兵源来源，而且许多能征善战的党项将领为元朝的开疆扩土立下了汗马功劳。比较著名的军事将领有察罕、塔出、木花黎、昔里钤部、昂吉儿、李桢、李恒、拜延等。
三 投金的党项人
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人投奔金朝，金朝统治者将他们分别安置在河南的不同地区，给他们田地耕种，并派有专人管理。这部分党项遗民随着与中原汉族人民的相互聚居，慢慢的被同化。
四 迁徒各地的党项遗民
除了以上这些留居故土，投奔元金的西夏遗民，还有大量的西夏遗民迁徒各地，但是他们究竟都迁徒到了何地，是后人讨论争论的焦点。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迁徒地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1。四川西康木雅地区
西夏国灭亡后，一支主要以从事畜牧生产的党项人，经过数千里的长途跋涉，到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定居下来，并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该政权与蒙元并行存在了一个世纪。明初，曾出兵助朱元章征讨明玉珍，立有战功，1408年（明永乐六年）被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因嗣绝停止世袭。木雅地区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
2。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当地村民在一座废弃的寺庙里，意外发现了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后来经过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的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正文刻有西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外，结尾刻有汉字年号和八十多个党项人的姓名。著名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上的西夏文铭文，为西夏灭亡一百多年后的1345年所刻。保定韩庄出土的两个西夏文经幢，证明有党项人在当地聚居，并且仍在使用他们本民族的文字西夏文。
3。安徽的党项遗裔
安徽党项后遗主要是著名的余阙及其后裔，先世居武威，他的父亲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后来他的整个家族都迁到庐州，余阙在元未为安庆守帅，后城破死节。从两部《余氏宗谱》来看，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余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已经与当地汉族人民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在河南省濮阳市发现杨的氏族谱和记载场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的十几个自然村的40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国内西夏党项族最大的移民族群。杨氏的先祖世居西凉州，西夏灭亡后归附元朝，跟随蒙古军队征战多年，后来定居濮阳，改姓为杨氏。杨氏家族虽然聚族而居，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已经被汉化，语言、生活习俗现在与汉族豪无二致。身份证上他们早报的都是汉族，有的私下自称是蒙古族，可能是他们的祖先在无朝为官时说过自己是蒙古人吧。
党项族哪里去了？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被蒙古消灭，并进行大肆屠杀，党项族基本被清族，极少数侥幸逃脱的后来也藏化了。据说还有一些逃到了今天的尼泊尔（考古方面无依据），自然也被当地民族同化了。今天，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中外学者对西夏灭亡后党项族是经过如何途径和其它民族融合，而逐渐从历史上销声匿迹的原因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对西夏后裔的下落大致形成以下几种解释:
其一，降元。西夏灭亡后，党项族的统治阶级有一部分向元朝投降，元朝重用他们，把他们列为“色目人”来对汉族进行统治。据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统计，仕官元朝的唐兀人达 60人之多，宿卫诸军中，也有唐兀卫，领河西军3000人。投降元的唐兀人，成为元朝一支重要力量。
其二，投金。据《金史·西夏传》载，有些西夏人投降了金朝，并定居在河南信阳、方城一带。后来，逐渐与汉族融合了。
其三，东迁。河北保定城北韩庄出土的西夏文“胜相幢”，建于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两幢所记人名近百人，其中有不少党项人的姓氏。西夏灭亡270多年后，在保定地区还有这么多的党项人，证明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人已东迁。此外，元至正五年(1345)在居庸关建造的六体石刻，也有纳鳞、智妙弥通等党项人参与此工程。
其四，南徙。四川康定木雅地区的部分藏民，即为西夏遗民。历史上，英、美、法学者都曾去调查过。近年来，宁夏社会科学院的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教授又作了调查，认为有一部分党项居民不甘心投降作亡国奴，开始“长征”，他们绕甘南趋松潘，出阿细、班佐，循金川河谷，经丹巴、乾宁以至木雅在深山溪谷中建立小邦。
其五，留居。西夏灭亡后，还有一部分信奉佛教的党项久仍居住西夏故地。但他们迫于形势而改名换姓，不敢承认自己是党项族，很快溶合于各族人民中。
其六，在甘肃南部迭部地区，至今还居住着一个语言、风俗习惯异于他族的民族，人们怀疑他们是西夏遗民，或是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说法不一。
这是一个没有文字（党项人留下的文字也是死文字）的民族，能勉强的存在到现代，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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