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只有37年，却修了8次长城
北魏时，阴山南麓兴起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军镇。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南下，北魏沿着北部边境的军镇三次修筑长城。
北魏的统治者鲜卑人，原是匈奴之后崛起于阴山北麓的游牧民族。他们在统一北方后，实行汉化政策，也修起长城，防着来自大漠草原的游牧民族。
北齐奠基人高欢出自北魏六镇，靠军功成名，深知长城的重要性，他执掌东魏朝政时，继续修筑长城。
北朝修筑的长城分成内外两线，总体上看，长城分布区域向内收缩，大部分在秦汉长城以南，但这一布局被八百年后的明朝沿用，构成了明长城分布的基本格局。
北魏六镇与长城。
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称帝，国号隋。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朝统一了全国。都大兴（今陕西省西安），开皇九年灭陈，至此全国南北统一，结束了东晋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隋朝建立后，边患又起，北边的突厥屡犯边境，东面的高句丽虎视眈眈。
隋朝统治时间不长，但国家基本强盛。当时隋朝的疆域是东南到海，西到今新疆东部，西南到云南、广西和越南北部，北到大漠，东北迤到辽东。隋朝建立后，北方突厥族势力仍十分强盛，屡犯边地，隋文帝不得不出兵迎战。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突厥内乱，分裂为东、西两部互相攻杀。隋王朝支持东突厥，封其头目为启民可汗，允其渡漠南，迁居自道川（分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因此，在隋朝较强盛的时期，边境是安定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国力增长迅速，边境较安定，修筑长城的规模也较小，多是在前朝长城的基础上做些修缮。据史载，隋文帝时期修筑了四次长城，隋炀帝时期修筑了两次，主要为了防御突厥的侵犯。
隋朝统一全国前后，为抵御北方的突厥、契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的进攻，巩固边防，多次大规模修筑长城：“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先后动员民工多达一百数十万，修筑范围主要是灵武至柴河(今苍头河)之间地区，即原北周边疆境地区，基本上使东至东诲、西至宁夏之间漫长的防御体系得以完善，史称“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防御体系。
忻州的隋长城是他第一次修的长城。据《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韦世康弟冲传》亦载:“发南汾州胡千余人北筑长城”。南汾州即今山西省吉县，北筑长城，应在山西北部。由于当时北部最完整最长的长城要数北齐天保五年修筑的长城了，因北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加固。据《重修岢岚州志》记载:明朝嘉靖年间，有人在县城附近牛圈洼掘得一块石碑，上有“隋开皇元年赞皇县丁夫筑…县长城筑于赵，而隋、而宋修之无疑。”的字样，更印证了这一点，只是丁夫的来源不同，究竟是河北赞皇人修还是山西吉县人修，在此已不重要了，因反正是隋朝修筑过长城。说明岢岚县的长城为这次的“北筑长城”。
经长城专家考证，当时隋文帝“北筑长城”也最多是修了从保德境内的黄河畔上开始，到神池境内的这段先北齐后北周的长城。目前这段长城保存得较差，但从建筑风格上仍辨清，最能代表隋长城特点的要数宁武、岢岚和五寨交界处的荷叶坪上的长城了。长城从岢岚县一直延伸至五寨南山的荷叶坪，再从荷叶坪东西横贯，曲折向东，最后消失在管涔林海中。荷叶坪是华北最大的高山草甸， 也是管涔山的最高峰，海拔3782米。高山之巅，有一处开阔的草原，面积约3700余亩，坪上油草茂盛，野花吐妍，冰川地貌明显，冻胀丘密布，坪周围是苍苍茫茫的管涔林海，一道古老的长城横跨东西，雄伟中显示着苍凉，苍凉中渗透着文化。这段长城全用当地产的紫色页岩垒成，故人称宁武关为“紫塞”。长城高处约三四米，低处有一两米，有的地方已经坍塌，但由于坐落在荷叶坪上，看上去十分苍老的长城也显得相当有魅力。近年来五寨县将荷叶坪开辟成旅游景点，游客们在草原上徜徉的时候，顺便瞻仰瞻仰古长城， 给旅程平添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情趣。
据《中国军事通史·第九卷·隋代军事史》载，为了对付来自漠北突厥的南下袭扰和掠夺，隋文帝杨坚自建国伊始，就把修筑长城、巩固边防，作为重要国防建设来抓。开皇元年（581年）四月，杨坚下令“发稽胡修筑长城”；十二月，再次下令沿北部边境“修保障，峻长城”。
总之，自开皇元年至大业四年的28年中，隋朝两代统治者先后7次调发近200万劳力，于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增建城垒，在前代北魏和周、齐修筑长城的基础上，使东迄紫河，中经朔方、灵武之境，西至榆谷以东的长城、筑垒，基本连成一线。这对巩固隋朝北部及西北边防，抵御突厥和吐谷浑的袭扰，无疑是有一定作用的。
还有，《清水河县志》上说:“隋之古长城。县境内有土边墙一道，东北自和林入境斜贯县之中部，至老牛湾与长城连接，殆即隋之长城。”老牛湾就在偏关，可能山西的老牛湾也有隋代长城。因内蒙的牛湾过去不叫老牛湾，叫闫王鼻子村。
我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史书《隋炀帝修清水河长城》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607年，隋炀帝到北境去游玩。他出边塞宣扬武威，暂停在榆林郡，发丁男百余万人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限令二十天筑成，丁役死去十之五六。他筑长城同洛阳外围掘长堑是一样的想法，以为有了长城，可以保证行军的安全。他率领大军五万余人，马十万匹，结成方阵，四面准备应敌。他和后妃宫眷及百官家属都在方阵中间。大军出榆林塞，游行突厥牧地，受启民可汗朝见，大军转入楼烦关（宁武苗庄），回到太原。
隋文帝修长城五次，隋炀帝修长城三次
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俩都曾修筑长城，主要是对北朝长城进行连接和加固。其中，隋文帝修了五次，隋炀帝修筑三次。
隋文帝修筑长城，虽于开皇元年至开皇七年（581-587年）五次征发劳役，但都选在农闲时间，而且每次动员十余万人，修建时间仅二旬，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参与修建的多是当地驻军或居民。隋文帝的每次修城都与突厥的动向有关，算是利国利民的举措。
隋炀帝修筑长城三次，却是不恤民力，大发急役。
大业三年（607年）七月，为了向突厥炫耀武力，隋炀帝举办数千人参加的宴会招待突厥的启民可汗，同年还“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修筑四百里，二十日完工，“死者十五六”。
隋炀帝画像
大臣高颎得知民夫修长城的惨状后大为震惊，认为此乃亡国之举。结果，他因为议论“长城之役”，被人告发，隋炀帝下诏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将高颎处死。
同年八月，隋炀帝率领五十万大军，沿着长城北巡，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作《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其中写道：“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此后，隋炀帝两次大规模修长城，即便天下大旱，也要征发农民，男丁累死后，还把寡妇拉去修长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使得尸骸蔽野，天下骚乱。
修完长城，隋炀帝自己和王朝的命也没了。
宁夏盐池隋长城遗址。
隋朝修筑长城共有七次
一、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夏四月，“召汾州刺史韦冲为兼散骑常侍。时发稽胡筑长城，汾州胡千余人，在涂亡叛。帝召冲问计，对曰：‘夷狄之性，易为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臣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绥怀叛者，月余皆至，并赴长城之役（《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隋书?帝纪第一?高祖上》亦载“是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发稽胡筑长城”，此长城当在山西西北部，“二旬而罢”，可能只是对前朝长城的修葺。
二、开皇元年十二月，突厥“与故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为寇。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屯兵数万以备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所以这次修峻的长城当是前朝东部长城。
三、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主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其“东距河，西至绥州”为“西距河，东至绥州”之误。这道长城西起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黄河东岸。东至绥州（今陕西绥德西），其走向可能与今陕蒙交界的定边、靖边一带明长城相一致。
四、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隋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这次兴筑的不是连贯的长城，而是凭险而守，遥相呼应的一系列城障，方位似在今神木、榆林、横山一线。
五、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二旬而罢”（《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此次工程未标明起迄地点，有可能是连接上年城障的长城工程。
六、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
七、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
唐朝便不修长城 还灭掉了突厥
隋朝灭亡，唐朝建立，有隋朝的前车之鉴，唐朝便不修长城。大唐国力更加强大，边境无有冒犯，故唐代没有修筑长城，再以后修筑长城就是宋长城了。
唐朝放弃修长城，唐朝的边防城池：前期国力强盛，拥有精锐强大的骑兵部队。
唐太宗画像
唐太宗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招抚相结合的国防战略，主张在边疆战略要地部署重兵集团，待机机动，保卫边防。为此，他曾拒绝臣下建议，反对建筑线式防御工程：“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李世勤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远胜筑长城耶”。
意思就是说，李世民曾骄傲地对身边大臣说：“隋炀帝不会选用将领、安抚边民，只能依靠长城这种死物被动防守，而我任用李勣镇守边疆，突厥人见了就惧怕惊慌，根本不敢来犯，这不比修长城要强得多吗？”
除了其边防更多依靠强盛的军队作战外，另外还在于唐朝包容的特性。历史学者李鸿宾认为，唐朝统辖的地域和人群，都超出了中原、汉人这类被视为中华正统的界限。
同时，唐统治区空前广大，势力范围远及西域，前代所筑长城，大多就在唐朝统治范围之内。就是说，长城南北都在中央王朝的直接有效管理之下，其防御线就不需要依赖长城，用不着修筑长城这类防御工程。所以，从总的来看，唐王朝并未大规模修缮或增筑过长城，也很少利用旧的长城作为防御依托。不过，在某些时期，唐朝也曾于局部地区利用旧城或新建长城，尤其是，唐朝统治者认为，修筑边城比长城更能起到防御作用，因而在边疆地区大修城池，以抵御游牧民族南下。
比如，为赢得休养生息、壮大国力的时间，唐太宗曾于劝退突厥颉利可汗的大军后，下诏“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番……其城寨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计度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辨(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使成功”。要求在隋朝已有的边防设施的基础上，修建和增修边城，建立以镇、戍为主体的边城防御体系。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就具体问题而论，唐朝在它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地，仍然修建(或增筑)过不少的城池。这些城池，或多或少地分布在过去的长城沿线地区。比如唐朝前期为防止突厥的南下骚扰，曾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黄河北岸修建了三座受降城和一些附属设施。这些城池和烽堠的建筑，与其他王朝修筑长城，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类似的城防建设，在唐朝的前后期都曾出现，特别是后期，这类举措更多一些。但是其规模都比较小，与汉朝或明朝的大规模、倾其全力地构造不可同日而语。
唐太宗李世民有这样一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虽然李世民时代，大唐确实不需要长城，但这不代表后人不需要。太宗李世民的子孙没有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李勣这种善于指挥骑兵的将领，因此中后期疆土逐渐被邻居吐蕃、回纥接连蚕食，以致疆域半沦，这正是唐朝不修长城导致的一大恶果。
唐朝之后的长城
在古代，农耕民族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但其文化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游牧民族在同农耕民族的和战交往中获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而农耕民族也从游牧文化中汲取有价值的部分。
长城以北，东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你方唱罢我登场。
长城以南，秦、汉、隋、唐、宋、明等，历代王朝兴亡盛衰。
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战争、贸易、和亲等交流，各民族不断冲突与包容，开拓了中国辽阔的疆土与多元的文化。
五代十国后，随着燕云十六州丢失，北境无险可守的宋朝即便要修长城，也已经有心无力了。
北宋时期，传统的边塞防御体系支离破碎，中原王朝没有长城可以倚靠。宋太宗在北伐失利后，接受大臣何承矩的建议，修筑了一道“水长城”，以遏制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
北宋的这道水长城以水为屏障，沿途汇集河流19条，湖泊30个，置堡垒26座，战船百艘，全线长约500千米，沿着宋辽边境，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市塘沽口）。
北宋的防线如水般孱弱，吓不倒契丹，也防不住女真，最后亡于靖康之变的耻辱中。
燕云十六州分布图。
可以说，两宋时期，长城“正统”在辽金。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位时就开始修筑边墙，亦称辽长城。辽除了与北宋并立外，北部边境还有女真、室韦、铁骊、乌古、敌烈等游牧部族不时侵扰。辽军在出兵征讨的同时，又在今中、俄、蒙三国边境修筑了一道全长两千多里的土筑长城。
金的边境问题与辽相似，但金朝的北方戍边军队远至大兴安岭、阴山以北，且以骑兵为主，此前历代长城对金人并不适用，草原上也难以修建高大的墙体。
于是，他们在农牧交界带的北方修筑了一道界壕。金界壕绵亘千里，有壕堡作为防守士兵屯驻之地。
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后，金大安二年（1210年），金人在界壕的基础上加高加宽，于今河北与内蒙古一带修筑了乌沙堡长城（也称金大安长城）防御蒙古军队。这是金朝的最后一道“长城”。
然而，蒙古大军势不可挡，乌沙堡长城修筑不久后即被成吉思汗派哲别率领蒙古大军破坏，金的统治也随之摇摇欲坠。
内蒙古克什克腾金界壕遗址。
参考文献：
[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罗哲文：《长城史话》，北京出版社，2018年
徐永清：《长城简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