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税收到底有多低？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历史上最具有个人传奇色彩的皇帝，出身也让很多人津津乐道。在很多人的眼里大明皇帝是和尚、乞丐出身，一家人也是饿死的（朱元璋那比喝着黄连水同时还啃苦瓜的极苦人生），了解民间疾苦，肯定会爱护百姓。也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然后一堆人一厢情愿的喊大明万岁等等。越是底层出身越是心狠手辣 什么狗屁平民皇帝。
我们最看不起的儒家，孟子曾经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我们的朱元璋当了皇帝读《孟子》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就勃然大怒，立马将孟子踢出了孔庙，连《孟子》一书也都进行篡改，对于其中关于民本思想的内容全部删除。这个举动从孟子死后到溥仪退位，只有朱元璋干过。连“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都容不下，朱元璋怎么可能会对百姓好呢？更何况朱元璋连一同打天下的兄弟过河拆桥大肆屠杀，怎么会对没有半毛钱关系，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见过面的百姓好呢？
由于朱元璋曾经也是一位贫穷的农民，所以希望构建一个藏富于民、小国寡民的社会，降低税率，让更多的钱财掌握在百姓手中，帮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朱元璋此项政治主张并没有如愿，最后反而成为推动明朝灭亡的导火索。
朱元璋为了掌握更多的权力，统治整个国家，希望能够将百姓限制固定的框架中，以便于自己进行统治。呼吁百姓成为农民就是最好的方法，可以将百姓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以便于维护社会秩序。同时，朱元璋重新划分土地，让每家每户的劳动力都有地可种，并且降低税率，使得更多钱财留在百姓手中，帮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是朱元璋的设想真的实现了吗？
我们先来看朱元璋制定的赋税，朝廷对民众收取田税，其中规定凡是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农田减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因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一斗二升。
《明史》：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田税，宋朝是每亩一斗，元朝是三升，明朝的田税官田比元朝多了二升，民田和元朝规定差不多，比起宋朝轻多了。
从赋税的角度讲明朝初期还真是轻徭薄赋，休生养息。可实际上操作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比如朱元璋明文规定的田税轻，可是明朝苏州一带的田税远远超过了朝廷规定的税额。
这个问题，顾炎武就注意到了，他曾经就考察过明朝苏州的田税资料。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间，仅苏州一府就得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而整个浙江一省的田税才不过275万石。
那一年的明朝全部的田税总额是2943万石，而苏州府的就占全部土地赋税的9.5%。当时苏州登记造册的耕地仅占明朝全部耕地的1/88。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
可想而知，明朝苏州府的百姓过得有多苦了。明朝史学家谈迁就曾说到，明朝江南一带的的赋税是历史上最重的，当时的田税规定是每亩八斗，比整个宋朝的田税还要高，结果导致整个苏州府的百姓十分贫困，这样的政策不能说是对百姓好吧。
谈迁说到：“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苏州一带的田税之高，那是朱元璋为了报复。因为苏州在元末是张士诚的大本营，朱元璋攻打张士诚时，当地百姓为张士诚守城。朱元璋灭了张士诚后，就对当地规定了非常高的赋税。
《明史》：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大明对百姓好，那么苏州的百姓这时候是不是大明的百姓呢。如果说大明的赋税是一亩地五升田税。那么苏州的百姓交的可是八斗。如果划分等级的话，绝对是一等朱明（收税），二等官员（免税）含读书人，三等普通百姓（五升税），四等苏州百姓了（八斗）。当然了，还有更低等的，比如商人，乞丐等等。喜欢明朝的，可以给自己定位一下，看看自己如果在明朝，在哪个等级。顺便说一下，这只是明初，朱家王爷这个团体还没起来。当他们的数量起来，收的会更重。等崇祯上台后，又加了一层。
朱元璋奉行低税收制度，财政体系出现弊端
我国古代政治统治思想当中，关于税收部分大部分统治者倡导轻税政策，孔子有言之：“轻徭薄赋”，减赋思想由来已久。税收这一政策在我国历史上历史久远，事实证明一个有利于百姓的税收标准更加有利于安居乐业，国家安定。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时的也是推行平民政策。在朱元璋在位时，实施的税收政策是低税，他为了保障这一低税政策可以顺利正常运转，通过国家层面出手强制进行保障。
朱元璋在推行税收这一政策时，对社会生产力有高度的清晰认识，为保证低税政策，大力推行税赋均摊、国家土地均摊，使得穷人和富人都可以有田地耕种，均田政策的出台，还保证了流民也可以有田地耕种。
朱元璋这一低税政策早期的确对国家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国家后续推进当中却也出现了弊端。农民新开垦出的土地并没有及时耕种生产粮食，而是出现了屯田现象，直接影响国家税收。
另外还出现地多人少的局面，国家政权稳定之后由于一些强制搬迁的政策，造成出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这些都在后期影响了明朝国家的稳定发展，甚至最后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
一、朱元璋时期土地治理
1、官田民屯
明朝土地除了农民们种的田之外，政府还有一部分官田，这些官田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军队士兵、皇室官宦的口粮需求而耕种的。当朝明朝统治者认可这部分官田，但是后来王公贵族的俸禄也征缴民屯来充当。
这和朱元璋早期政策理念有所违背，对民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明朝初期国家政治不稳定，局部战争频发，大部分土地是荒凉状态。
但统治者朱元璋并不是把这些土地无偿奉献给农民耕种，而是通过租赁的形式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最后造成了屯田现象，这样一来使民屯现象逐步严重。
2、税收制度思想统治
朱元璋在税收制度方面的思想，是根据前朝的经验，结合当朝的政治情况，不断的更新加以改进的。在明朝的农作物当中，主要是以米、麦为主，由于工作物的不同，所以产量也并不相同。
另外还跟土地的肥沃程度有紧密的关系，人力专业程度或是种植经验方面都对粮食产量有重要作用。朱元璋因地制宜，不断调整适合本国农业生产的税收制度，力求不给农民有太大的压力。
3、国家大力鼓励农业
后来朱元璋始终奉行大力发展农业的统治思想，有一些部分大臣建议朱元璋应该注重于商业理财方面，但是他并没有采取大臣的意见，朱元璋认为国家是否有钱应该藏富于百姓当中。
因为朱元璋结合了前朝的一些经历，认为应该把农业放在国家的第一个努力方向，作为主要目标，只有务农国家才可以有资源而用，农业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来源。
二、朱元璋时期政治制度
1、重农抑商 商业不重视
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发展农业是当时的重中之重。而且朱元璋自幼厌恶唯利是图的商人，所以在登基之后，便加大了重农抑商的力度，极大程度上限制商人的发展，同时阻碍的商业的进步。朱元璋认为如果说国家主要倡导商业，农业从事者就会变的愈发稀少。朱元璋推行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在后续国家推行政策当中，虽然态度逐步变得有一些缓和，对商业也实行了低税政策，但是对商业始终都是一个比较放任不管的状态，根本原因在于他并不认同发展商业，对于这个行业是有所轻视。
2、不加重百姓的徭役负担
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并不想加重百姓的徭役负担，还下令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对于一些比较沉重的服役制度，朱元璋还采取了轮流交换服役的方法，对于服役还进行了一定减免政策。在政策推行过程当中，最后耗时又耗力、比较负重的任务是由富裕的农户来做。
3、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徭役征发非常频繁的年限，朱元璋避开了农民中最忙的农忙时节，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保证了粮食的生产。但是基于封建制度的弊端，显然治标不治本，虽然虽然已经尽力在改变徭役制度，但是由于顺应民意和沉重的徭役负担是十分冲突的，并没有合理的方法平衡，最后反抗爆发也是意料中事。
4、国家强权占有
朱元璋的一系列对于税收的政策当中，一方面朱元璋在税收制度是低税，关心百姓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拿到了较高额的租金，解决了国家财政支出问题。与朱元璋而言，这种政策制度是国家强权占有，部分劳动力的生产来弥补敌视政策的不足。
朱元璋低税政策是有利于民的，也结合了明代当朝的生产力水平和老百姓的赋税承担能力，进行了合理的规划税收体系，根据有史记载，明朝的税率也确实是远远少于其他国家的税收。
但是低税政策还是不足以支撑国库的，所以为了可以使国家的财政有所保障，他便增加了非常繁重的徭役负担，国家政府强制征收高额租金，最终导致了这一政策体系的崩塌。
明朝税事：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导致国穷民富
明朝国祚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开始至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身亡终止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是中国封建时期第一个由汉人组建的王朝。关于明朝亡国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人说是因为东林党误国，也有人说是明朝万历怠政，宦官混乱朝廷的政治，崇祯皇帝的固执己见等等。
这些大多是能够从很本上看到的影响明朝国运的存在。但是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后期的明朝经济呈现连年财政赤字的状况。
明朝税收系统是影响其财政最重要的因素，财政的混乱导致国家财政赤字连年剧增，入不敷出，要说原因这大多要归咎于朱元璋制定的国策。大明朝的灭亡，亡就亡在收税上的艰难以及赡养太多的无用之人。
张居正曾发表自己对明亡的观点：“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
一、明朝朝廷有多穷，私家就有多富。好心办坏事，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导致明朝的国穷民富
要说明朝国库到底有多么的贫穷，从李自成攻进北京皇城时在国库内只收缴十万两白银就可以看出来，十万两对一般人家来说算是个天文数字了，可对于历朝历代的国库来说却是九牛一毛，都没有一位大臣的私库多。崇祯皇帝是一个极为节俭的一位皇帝，自从他登基为帝以来一直都是省吃俭用，衣服坏了就让周皇后拿到后宫去补。
但在辽东战线的战斗力吃紧，国家需要大量的粮饷来增援军队时，当时的崇祯皇帝带领大家一起募捐，结果却是筹集到的军队所需粮饷的数量少之又少，难道是因为当时社会的百姓和大臣都很穷吗？这当然不是。李自成在国库收获不多，便将目光转向了整个京城的达官显贵。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仅在国丈周奎的家中就搜刮出白银五十三万两，在大臣李国瑞的家中搜刮出白银七十余万两，在当时整个京城的达官显宦的家中共搜出白银七千余万两，而当时辽东军饷才一千七百万两，是其五倍之多，由此便可见国库与私家贫富差距之大。大臣手中阔绰有余，国库却难以为继，着实让人替崇祯感到心酸愤慨啊！
如果要说历朝历代的税收哪朝最低，明朝我们不得不谈。明朝可以说是商业税和农业税最低的朝代，并且再明朝的两百多年里，农业税几乎没涨过。众所周知，明朝的建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所以朱元璋深知农民的不易，所以他想将社会彻底回归到农业文明，各司其职，互不干涉。
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天下的税亩高达八百余万顷，征收粮食2950万石。明朝初期主要的税收是仿制唐宋时期的“两税法”，即夏税和秋税，两税又分实物税和徭税以及商业税等。朱元璋的本意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国家让百姓缴纳食物税顾名思义就是让百姓用上缴粮食的方式来抵扣税并且能满足国家所需要的物品。
国家所需要的砖头和毛笔等物品就在出产砖头和毛笔的地方进行征收，每家按照国家所需要的比例少交一些，这样都是低税。在明朝商业税的比例是人均3%，农业税的比例是人均4%，这样的税收在古代不可谓不低，但就算这样低税的情况下，明朝朝廷在征收的道路上也是一路坎坷。
二、减税容易增税难，明代晚期的人们对任何一次的征税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至明朝政府在增税的路上走得艰难重重贫者日益贫，富者日益富，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
然而低的税收并没有带给平民百姓足够的幸福感，明朝建朝初期，经过元末的战乱和瘟疫，人口减少迅速，朝廷将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使得百姓有地可种，有粮可吃，国家不需要支付太多的赡养宗师的支出，这样不高的收税便足以使国家顺利的运转。明太祖朱元璋以为在他制定的国策下，百姓轻松，国家也能越来越富强。
永乐盛世这样支撑起来的，军队有军屯供给，朱元璋给全国官员提供的工资较低，国家支出费用有限，朱元璋便给明朝藩王世袭开了个头，藩王手握实权，驻守各个要地，掌握当地财政和军事权利，朱棣成功篡位后，为了防止自己的兄弟学习自己，便心生削弱藩王权利的想法，并且对藩王们规定和约束也异常严格。
比如不让他们擅自离开封地，不能与大臣结交，藩王之间不可相见，子孙不可当官，这便是朱棣的养猪政策，为了防止藩王们的不满，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待遇，不但不逐代递减他们的王位，还给他们的子孙丰厚的俸禄和赏赐土地，从此明朝最大的地主便成了最大的地主。
崇祯时期，全国朱氏宗室达30余万人，朝廷每年要给各地藩王的俸禄支出就达上千万两，而整个万历年间征的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万两。最严重还是藩王们不需要向朝廷缴纳税收，还可以拥有土地，这就导致了各地的藩王几乎都成了各自地方的小皇帝。
藩王不交土地税，官员不交土地税，军屯不交土地税，他们由朝廷供养，朝廷又没有收入，导致百姓们一代比一代穷，官员一代比一代富。军屯，也变成了明朝官员们的私家园林。当时的明朝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那就是明朝货币系统的混乱。
由于大明宝钞易损耗，保存难，并且易于造假，大规模的制造，导致大明宝钞后期贬值近百倍。后期的大明朝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小米要交税，大米要交税，高粱要交税，渐渐加大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并且粮食的成色、重量不统一，使得每当税收时负责收税的官员非常头疼。
三、明朝轻视商业，不重视商业产生的巨大利益，未将商业作为国之根本，错过增加国库的大好机会
明朝中后期开放的港口吸引大量白银流入，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渐渐崛起，大量小作坊产生，商业快速发展，然而这时候的商业税却极低，商户们越来越富有，开始大量屯田、屯粮、屯银，最终造成了恶性循环，也把明朝的百姓们逼上了绝路。
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基本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有很多农民们过着凄惨的生活，今天上朝廷缴纳税款，明天借款的生活，农民种的一石粮，要给朝廷上缴八斗粮食，一些交不起税的农户们，就逼不得已的开始卖儿子和卖女儿，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流亡。
导致在正统年间，从山西逃亡到南阳的平民百姓们也就远不止十万多户，到天顺年间，流民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一百万。有些地区百姓逃亡过半，甚至出现逃亡十者只存其一的现象，当时的天下税亩八百余万顷也有一二万顷被抛荒。豪绅地主有特权被免除徭役，贫苦百姓的生活更加痛苦，导致流民进一步增加，农民起义也陆续在各地爆发。
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业逐渐繁荣，随着隆庆开关的实施，我们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明朝的茶叶、丝绸以及瓷器远销海外，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欢迎，同时大量白银涌入中国，白银成为了我们主要的流通货币。但是即便当时的商业如此繁荣，我国占据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白银，可是明朝朝廷依然穷困潦倒，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钱财流入商人手中。
明朝一直都不重视商业发展，反而一直抑制商业进步，所以对商业税的征收也比较疏忽，没有建立起完善合理的商税体系。
以致于明朝多年来，在商业方面征收的税务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哪怕明朝中后期迎来了商业发展的高潮，可是朝廷能够从中获得的收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商业带来的收入没有流入朝廷手中，也没有流进百姓手中，就连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人群体也没有从中获利。无数的白银从国外涌入，竟然全都钻进了富商的口袋，正是由于明朝商税体系的缺陷，才使得朝廷失去了一笔如此可观的税收。
以至于后来的明朝陷入财政危机当中，无力抵挡清军入侵，只能不断调高农业税收，引发农民不满，最终爆发大面积的农民起义。明朝最后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遇当中无法自拔，只能任由苟延残喘的明朝逐渐落没下去。
明朝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朱元璋从农民群体中摸爬滚打多年，所以能够体会到百姓生活的艰难。为了减少百姓的压力，朱元璋决心降低农业税率，可是却忽视了商税体系的弊端，使得明朝的财政收入极为有限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问题严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需要纳税的土地越来越少，农民的税收压力不断增加，最后终于让摇摇欲坠的明朝走向了灭亡。
四、在明朝如风中柳絮，飘摇不定，面临危亡的时刻，张居正登上了历史政治的舞台，推行改革
张居正作为当时的一代名相，喜爱美人，崇尚骄奢的生活，全然没有明代名仕的气节。但他却在大明朝危急存亡之际提出了“一条鞭”法，“一条鞭”在中国有着非常显赫和重要的历史地位，在税收的史上也算得上是一种划时代的税收体制。“一条鞭”法的实施使得明朝在短期内国库充盈。在此以前田赋以实物和货币的形式缴纳，以后则全部改用银两缴纳。
“一条鞭”法取得显著成效，但它的推行却要让当时首辅执政，独揽朝纲的张居正把“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作为宗旨，由此可见推行过程其险其难，可见一斑。改革触犯权贵，难度之大超乎想象。若单独推行“一条鞭”法，其实也很难取得较大的成果，毕竟中国古代税收绝大多数还是来自土地税，但绝大多数土地被权贵们掌握，他们又有免除徭役的特权，怎么才能收取这些在权贵手中的土地税呢？
对此张居正推行清丈之法。清丈，触及权贵利益，致使他们群起加以抵制，初期推行缓慢，张居正是一边写信给各地官员，鼓励他们放手去做，一边严惩清丈不力的官员和阻碍清丈的权贵豪绅们。一些将军门第，宗室之家都被降为庶人，不少知府也因为怠职被宣布“戴罪管事”。
五、明末，由于战事的增加和农民起义的频繁，以及万历皇帝的贪婪税收再次加重，加速明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明朝末期，后金在北方崛起，时时骚扰犯边，内陆，农民起义从未休止，为了筹集军费，朝廷对田赋加派赋银。万历四十六年开征，起初每亩加派三厘五毫，以后不断加征，达到每亩十厘以上。而万历皇帝对金钱的贪婪，也进一步加大收税，但这部分税收没有进国库，而是进了皇帝自己的“内库”万历皇帝见采矿冶炼获利颇丰便在矿税的基础上做起了文章。
他派出太监为“矿税税使”，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收括了二百万两，效率之高令人惊叹，这还是进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私吞的部分却是无法估量了。明朝的税收制度最大的失败在于穷人纳粮，富人纳凉。荒唐的体制不断加重社会的不公平，最终使得朱家皇帝在和煤山的歪脖树做最后的亲密接触后，永远地告别了历史的舞台。
得税收者，得天下，细读明朝灭亡实亡于税收困难
明朝国祚从朱元璋建立明朝开始到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身亡终止整二百七十六年，明朝是中国封建时期最后一个由汉人组建的王朝，有人说明朝亡于万历怠政，也有说是东林党误国，宦官乱政，崇祯刚愎自用等等。这些多是能直观看到的能够影响明朝国远的存在。但同时也忽略了很根本的一条，那就是为何明朝中国后期老是没钱，国家老是拿不出钱，因为税收系统的混乱，国家财政赤字每年剧增，入不敷出，大明的灭亡从朱元璋制定国策时就已经埋下伏笔，明亡，亡于收税上的艰难，亡于赡养太多无用之人，用张居正的话说：“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
一.明朝朝廷究竟有多穷，私家又有多富
明朝国库有多穷，当李自成攻进北京皇城的时候，在国库内只看到白银十万两，什么概念，都没有一个大臣的私库多，崇祯自登基为帝以来可以说得上省吃俭用，衣服坏了的地方就让周皇后拿到后宫缝补，在他的带领下后宫也以节俭为主，可惜在辽东战线吃紧，国家需要粮饷的时候，崇祯皇帝带头募捐，可筹到的粮饷寥寥无几，是大家都很穷吗当然不是。
当时李自成在国库收货极小的情况下把目光看向了整个京城的达官贵人，根据史料记载，光从国丈周奎家中就搜出白银53万两，大臣李国瑞家中白银70万两，在整个京城总共搜出了白银7000万两是辽东军饷1700万两的五倍之多。按照时候统计，这7000万两宗室侯府占十分之三，宦官手里搜出十分之三，大臣手里搜出十分之二，商人手里十分之二。可见当时整个北京上层社会那是富得漏油。难为崇祯这十七年的执政一直为国家财政愁苦。甚至添加三响（军饷，剿响，练响）这样昏招来增加财政。但结果是更大的反对声音，可以说崇祯的辛苦是白费的，整个宗室三十万人吸着大明的骨髓，大片土地被可以不用纳税的人士兼并，自隆庆开关之后，民间作坊财富大增，可商业税更是低的骇人，一个不懂得赚钱的王朝，在节俭也是无用，这个王朝不懂得赚钱，可是王朝里的大臣，王爷，富商们一个个是富可敌国。问题就出在税收上。我们知道西欧发达国家瑞士被评为幸福感最高的国家，因为瑞士居民待遇极高，医疗教育等等，甚至还要出台，给公民每个月免费发钱这样的国策，哪里来的钱？像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是对富者高税，贫者底税，更贫者免税。我们的明朝正好颠倒。
二.说明朝税高的，其实好好查查，明朝可以说是农业税和商业税最低的朝代，而且，农业税几乎在二百年里就没有涨过。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因为是农民出身所以深感农民不易，所以明朝的农业税十分的低，明太祖朱元璋定天下税亩八百万余顷（一亿两千万亩），征粮2950万石，下旨“永不起科”明朝初期主要的税收是仿制唐宋为“两税法”即夏税，秋粮，两税又分，实物税，徭役，和商业税等，朱元璋的想法是将社会彻底回归到农业文明，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国家需要的物品就以实物税的方式折扣粮食采购，国家需要毛笔就在产毛笔的地方征收，然后你家在交税时可以说按照比例少交一些，需要砖头盖墙就从各地砖窑征收，同样是可以低税，明朝商业税只有三十取一，农业税的比例是人均4%，商业税的人均3%。哪怕这样的底税却依旧在征收的道路上十分艰难
1.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2.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3.明代晚期人们对任何一次增税的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至当政府试图增加赋税时阻力重重
——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
如此低的税收却没给百姓带来足够的幸福感，王朝初建之时，经过元末战乱，瘟疫人口减少迅速，经过朱元璋的土地重新分配，百姓们还是可以有地可中，有粮可吃，国家也不需要支付太多的赡养宗室的大支出，如此税收足以养活国家机器的运转，在朱棣永乐时期全国土地税收大概在3000万石左右随后南征安南（越南）越南大米进入中原，税收达到了3500万石，永乐盛世就是靠这样的情况支撑起来的，军队有军屯供给，加上朱元璋给全国官员提供的工资极低，国家支出的费用有限，但朱元璋开了个明朝藩王可以说世袭的头，藩王驻守各要地，掌握有当地的财务，军事实权，朱棣篡位成功后，为防止兄弟们学习他，陆续剥夺藩王实权，且对于藩王们制定下严格规定，不可擅自离开封地，不可结交大臣，二王不可见，子孙不可当官，所以从朱棣开始明朝的养猪政策开始了，为了弥补藩王们的牺牲，在待遇上朱棣极大的满足了他们。不但王位不逐代递减，对于子孙还有丰厚俸禄，还有赏赐领地的土地，明朝藩王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地主，有多严重，到了崇祯时期，全国朱氏宗室达到了30万人口，每年藩王俸禄支出达到上千万两，而整个万历三大征的军饷也不过1700万两，如果没有宗室的吸血，明朝完全可以每年打一个三大征，更为严重的是藩王不需要交税，而且藩王还可以兼并土地，你没钱就把土地卖给我，我高价买，几代之后，各地藩王所掌握的土地极为广阔，以四川成都蜀王为例，根据四川巡抚孔贞一的说法，成都府附近的土地七成属于王府庄田，二成属于军屯，民田仅占一成而已。天启年间《新修成都府志》中也感慨：天潢派衍，腴田膏土，尽是王庄， 贫民或为彼佃户，以偿租佣。此亦天府中之最可悯者！。四川乃天府之国尚且如此，可见整个明朝的情况，不但但藩王，明朝官员也是不需要交纳土地税的，军屯也不需要交纳土地税，百姓们是一代比一代的穷，藩王，宗室，官门是一代比一代的富，所谓军屯，在明后期也是官员们的私家园林。
一代名将卢象升感叹道：“贫者日益贫 ，富者日益富 ，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
更为可怕的是明朝的货币系统混乱，大明宝钞后期贬值百倍以上，纸钞易损耗，保存难，易于造价，明朝不设立准备金，大规模制造，税收复杂，有实物税，有人口徭役抵税，有小米交税，有大米交税 ，有高粱交税，成色重量不统一，可以说每当收税的时候，负责收税的官员头比谁都大。
三.明朝轻视商业，对于商业产生的极大利益不够重视，极为少的商业税不是扶持商业是根本没想以商业成为国之根本，然而明朝中后期的港口开放大量白银流入，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手工业崛起，大量小作坊诞生，然而商业税极低，有钱的商户们大量屯田，屯粮，屯银，造成恶性循环，百姓们被逼到绝路
当有人说朱元璋制定的商业税标准“三十取一”是为了扶持商家发展，为明朝商业作出贡献，我就持反对意见，朱元璋最恨的是元朝，其次就是这些大地主，大富商，他制定的国策，对于商业发展十分不力，是把明朝化成小农户时代，明朝的商税只占整体税收的7%。而宋朝却是70%，隆庆迫于海乱开放泉州口岸，整个明朝进入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时期，明朝的瓷器，丝绸，铁器，等等远销欧州，当时全球产出的白银有三分之一流向大明，可明朝听却没有钱，钱去哪里不言而喻。
张居正发现问题所在用一条鞭法进行经济改革，第一个要改的就是税收，以白银替代实物税，等等举措，增加中央财政收入，重新丈量土地，摊丁入亩，结果证明国库确实殷实，所以万历才有底气去进行三次远征。然而却被废除了，此后国库就再也没有富裕过。此后不管是明熹宗，明思宗，都没有能力进行改革，魏忠贤所加的商业税也只是杯水车薪。
崇祯进行“三响”的征收其税不高，可是征收的人群却依然是那些早已经食不果腹，失去土地的农民，连吃的都没有，又哪里有钱交税，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看着朱氏宗室们的挥霍，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最大得益者，而这个国家却是靠着这些交不起中国历史上最低农业税的农民们支撑起来的，闯王造反的口号，“均田免赋”真正吸引人的是哪均田，因为百姓们无田可中，明朝从建国初期的不到5千万人口，到明晚期接近一亿五千万，人口增长了三倍，土地却减少了不只三倍，那怕明朝在减税，又能如何，在加税也无用。根本问题时该交税的不仅不交，还能送国家领取巨额俸禄，如此下去明朝怎能不忘。
一个乞丐搞什么顶层设计？乞丐治国的悲剧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因为朱元璋自己吃过苦，他爹他娘他妹妹他姐还有他哥都是被饿死的，所以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制定了对百姓来说是目前为止全球最低的收税政策。
税收的原本含义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对此，朱元璋不仅仅做到了，而且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明朝朱元璋时期对百姓征收的税率仅仅只有3%，而现在有的国家居然高达72%。
除了税收，朱元璋还在如下几点为百姓做好事做到了极致：
1、近6000万明朝百姓，文官仅有不到8000人；
2、建立锦衣卫，随时监察并逮捕作奸犯科者；
3、建立扒皮填草制度，对贪官格杀勿论；
4、以身作则，打造最简约的朝廷；
5、田赋约为总产量的3%，还是实物交税；
1、近6000万明朝百姓，文官仅有不到8000人
在明朝，7500个农民才养一个官员，官员在百姓中的占比仅有0.0132%，这一数字至今世界第一。
朱元璋是一个穷人出身的孩子，他很清楚元朝灭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元朝是异族，而是因为元朝越来越腐败的朝廷和元朝各级官吏的贪婪和堕落。
在元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里有一个当官的亲戚朋友全部都能够吃香的喝辣的，而且就算他们犯罪了也几乎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元朝灭亡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和不把百姓当人看。
且不说十家一把菜刀和连坐制这些问题了，就元朝朝廷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用严格的户籍来限制人的方式就已经足够遗臭万年的了。
同样是人，在元朝有的人一生下就注定了他们的身份，无论他们今后怎么努力，他们都是一群给元朝贵族家的子女提鞋都不配的贱民，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
在元朝，即便有个人再有本事，如果他父母不是元朝的官员他也最多只能在使用了各种钻营下贱的太监手段之后跟在当官的后面给人家做一个跑腿的狗奴才就算万福了。
2、建立锦衣卫，随时监察并逮捕作奸犯科者
朱元璋是性格是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对贪官污吏他绝不姑息。
为了随时监察并惩处贪官，朱元璋建立了以岳飞为偶像的锦衣卫制度。锦衣卫不仅有直达天命的专奏权，必要时还有可以先斩后奏，便宜行事。
在朱元璋时期，锦衣卫几乎只对官而不对民，以朱元璋“斩驸马”和“杀蓝玉”为例，朱元璋对任何胆敢以权谋私者都格杀勿论。
功劳归功劳，但功劳不是免死牌，爵位更不是护身符，职位越高在朱元璋时期越危险，因为朱元璋眼里容不得沙子。
3、建立扒皮填草制度，对贪官格杀勿论
在朱元璋时期，官员贪60两银子者斩，60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50万元左右，按这个标准，闭着眼睛想一想，想着想着作者就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不仅如此，为了普法朱元璋还给每个明朝的家庭发了一本《大诰》。
《大诰》里不仅仅有用白话文写的几百个像电影一样的生动鲜活的案例，还明确规定如有百姓发现官员贪污者可以直接押送这名贪官进京告御壮的特权，沿途官员不仅仅要好吃好喝伺候着，谁敢阻拦定斩不误。
在洪武年间，有个常熟的官员以为天高皇帝远就开始倚仗权势欺压并盘剥百姓，他以为他这样干下面的人拿他没办法，而上面的人又不知道，他便可以为所欲为了。
在这个世界上往往就是因为有了较真的人才有了历史的进步，在明朝这个人叫陈六寿。
农民陈六寿在读懂了朱元璋的《大诰》之后直接携手他的侄子和外甥把他们县的贪官绑了起来连夜押送到京城上告到了朱元璋的那里，朱元璋不仅亲自接了陈六寿的案子，还奖了他20两银子（16万）和一张永久性的免死文书。
朱元璋就是想通过陈六寿这个案子来告诉全国百姓，你们只要有冤就可以告，不要怕，背后有我朱元璋为你们撑腰呢，至于那些贪官，杀了之后扒皮抽筋用稻草装起来挂在公堂门口的行刑房内留给下任官员看。
在朱元璋时期，有一个官员敢阻止百姓进京告御状的吗？
只有上下一通，朝廷知道百姓真实的想法才可能帮他们解决问题，而一味的自欺欺人或压制百姓的元朝，不是很快就亡国了吗？
很多人埋怨朱元璋杀贪官杀得太狠了，但作者却十分鼓励。在朱元璋时期，是先有的规则再有的杀头，规则就写在那里，为什么不去遵守呢？
如果所有明朝的官员都知法犯法，那明朝的国法不就变成了一堆只会针对穷苦百姓，人人嗤之以鼻的臭狗屎了吗？
4、以身作则，打造最简约的朝廷
朱元璋不仅仅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
在朱元璋时期，朱元璋几乎每天工作近18个小时，而且一年仅给自己3个休息日。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以身作则，对帝国之内的任何事几乎都亲力亲为，甚至连一个宰相都不要了。
查查整个明朝，有一个皇帝像朱元璋那么节俭的吗？
查查历朝历代的皇帝，除了雍正之外，有一个皇帝像朱元璋那样为国为民呕心沥血的吗？
朱元璋为明朝百姓，为子孙后代制定了自认为几乎完美无缺的游戏规则，可惜这些规则先被他自己的子孙给打破了，后又被贪婪的文官集团给撕扯得支离破碎了。
5、田赋约为总产量的3%，还是实物交税
在明朝灭亡之后，明朝最有骨气的文人黄宗羲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明朝灭亡的原因，最后终于被他给找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啥叫黄宗羲定律？说白了就是黄鼠狼生老鼠，一辈不如一辈，最终倒霉的还是百姓。
从朱元璋时期到明朝晚期，明朝百姓的税负从最初的3%到崇祯年代居然达到了52%，翻了整整17.3倍。
明朝的税收为什么越来越高了呢？问题出在如下几点上了。
1、官僚机构越来越多，只能增不能减；
2、官员越来越多，而且做到了几乎无官不贪，上下一气；
3、干实事的越来越少，有事来回踢皮球，没事就盘剥百姓；
4、官僚阶级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世袭化，他们的财产多而且还不用交税，他们的税全部都转嫁到了没有权势的百姓们的头上了；
5、土地兼并严重，像首辅徐阶家就有上万亩的良田，很多都是通过巧取豪夺搞来的；
6、百姓没活路就造反，越造反朝廷越缺钱，越缺钱越加税，越加税越造反；
再好的规则也要有人严格遵守才能起到作用。
朱元璋给明朝规划了一个前途似锦的宏伟蓝图，但他的子孙和他子孙的官员却给明朝铺下了像元朝一模一样的死亡之路，这就是帝制的本性，仅凭朱元璋一人之力是根本改变不了的。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老僧不识英雄面，只管晓晓问姓名。
——朱元璋
这是朱元璋写的诗，跟科举落榜省黄巢的《题菊花》差不止一点。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 报与桃花一处开。
明朝，被一些明粉吹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铁骨铮铮的王朝。无汉之合亲，唐之结盟，宋之纳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明朝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放屁！明朝都干了。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硬的王朝？甚至不如南宋
“璋”者，利器也，朱元璋，意为诛灭元朝的利器。一生都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不懈奋斗，一个起于微末，一步步从尸山血海走出来，建立庞大帝国，每天孜孜不倦批阅奏章，为百姓而耗尽心力的好皇帝，又因为什么一步步成为后世眼中的杀人魔君，在位的几十年里杀了十几万文武官员？
早年经历让放牛娃朱元璋变的心硬如铁
元末，民不聊生，朝廷发放的赈灾粮食被各级官员克扣，饿死的百姓不计其数。
1344年，朝廷腐败又遇上灾荒，朱元璋的父亲、母亲、二哥在半个月中先后饿死，朱元璋和大哥两个十几岁大的孩子手足无措，在绝望和痛苦中发现连为父母安葬的土地都没有（穷无立锥之地），到处求人受尽白眼都被拒绝，遇上大善人刘继祖后才有了一小块地埋葬父母。放牛娃朱元璋埋葬父母后为了有口饭吃活下去，跑到皇觉寺出家为僧。当了和尚每天被僧侣们欺负，吃不饱饭不说，扫地、添油这些打杂的活都让朱元璋干，到后来，灾荒越来越严重，朱元璋又被发放出去化缘乞讨，每一次敲门都可能是一顿冷嘲热讽。幼时的经历就这样在朱元璋心里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从军后的十几年军旅生涯，在杀戮和尔虞我诈中度过，慢慢的朱元璋学会了冷静思考而又心硬如铁。
侄子朱文正的背叛
一开始，在反抗元朝的义军中，朱元璋并不是势力最大的一个，随着元朝军队的溃败，长江中下游逐渐被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三股势力霸占。洪都（今江西南昌）原来是陈友谅的一个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显要，但洪都守将因对陈友谅不顾道义的行为看不惯，便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是一个有仇必报的腹黑狠人，于是召集了60万大军，准备荡平洪都，此时的洪都是朱文正把守，守城士兵只有四万，但朱文正硬是坚守了84天，等到朱元璋的支援，极大地打击了陈友谅的军心，为之后朱元璋决战鄱阳湖奠定了基础。
此战功劳最大的人是朱文正，朱元璋在战后问朱文正想要什么封赏，朱文正说不要赏赐，全赖将士们浴血奋战，实在的朱元璋信以为真，觉得这个侄子识大体，其实朱文正只是和朱元璋说客套话，没想到洪都之战各个将领都得到封赏，唯独功劳最大的自己没得到封赏，于是怀恨在心，越发放荡不羁，最后竟然公然反抗自己的亲叔叔，朱元璋亲自平叛俘获了朱文正，用鞭子抽打朱文正说道“你小子这是想干嘛？”经过这事以后，朱元璋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连自己最亲的人都背叛自己，那世间还有谁可以相信呢？或许早年的残酷生活并没有让朱元璋嗜血而猜忌，那么亲侄子朱元璋的背叛则让朱元璋变得不再信任任何人。
马皇后病故以及太子英年早逝
还未崭露头角之前，马皇后就已经和朱元璋结为了夫妇，两个人感情十分深厚。朱元璋被关进狱中时，马皇后为给朱元璋带吃的，将烙饼藏到胸口而被烫伤，好多次朱元璋想要杀人都被马皇后劝住，马皇后死后，朱元璋性格越加多疑，杀戮大臣越加没有顾忌。马皇后死后几年，太子朱标也英年早逝，设立皇太子本是一个国家的国本，现在太子一死，动摇了国本，朱元璋伤心欲绝，几十年的付出付诸东流，况且太子宽厚仁德深得大臣拥护，能够制衡手下一帮文武大臣，现在太子早逝，那自己仙逝以后，还有谁镇得住这帮身经百战的大臣，于是更加找寻借口屠戮功臣，以扫清继位者的障碍。
因为他是一个感性的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谋略不足，所以他需要马皇后这样以为理性的理想主义者的帮助，两人之间既有信任感又有精神共鸣，志同道合，所以马皇后一死，他就糟糕了。马皇后是他的智囊，他也再也无法像信任马皇后那样信任别人了。
活在伊甸园里的理想主义者
在欺骗和背叛中成长起来，但朱元璋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唐宋时期，权相权倾朝野翻雨覆雨，于是朱元璋取消设立丞相一职以期权利集于一身。可后来明朝又设立了内阁，内阁首辅权利甚至比历朝历代的丞相还要大。不允许别人挑战自己的权威，于是空印案全国县长一类涉案官员全部被杀（全国有多少个县）。
从小过惯了苦日子，知道混口饭吃不容易，想要自己的后代不用为了生计发愁，于是规定自己的子孙不能去工作，在家由国家养着，到了明朝后期，朱元璋的后代经过几代繁衍，已经几十上百万，国家越发负担不起，实在养不起这帮皇亲国戚，因为规定子孙不能参加劳作，以致后代子孙有人被活活饿死。闲来无事找大仙算过一卦，自己的后代名字偏旁里一定要有金木水火土，可带五行偏旁的汉字总有用完的时候，于是他的后代里好多人的名字是自己用五行偏旁胡乱拼凑，根本查无此字。
元朝腐败无能，以致赈灾物资被官员克扣贪污，父母亲人被活活饿死，于是朱元璋规定，百姓可以检举上京告御状，大小官员需提供便利不得拦截，并且规定官员贪污超过60两，就要被判死刑剥皮以儆效尤。明朝官员工资普遍很低，官员有各种各样的应酬，要养活手下一帮幕僚，只能铤而走险，洪武四大案之一的郭恒案就因为贪污，朱元璋一次杀了几万人，尽管如此雷霆手段，但依旧杀之不绝。
归根到底，朱元璋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人。总是幻想事物的发展向着自己设想的那样，可事与愿违，终是挥舞起了手中的屠刀。
朱元璋爱民如子，为民而杀官？皇帝的仁爱只存在于幻想中
在相关文学、影视作品的推动下，最近这些年开始流行帝王热。除了始皇帝、汉武帝、唐太宗，康雍乾祖孙三代、朱元璋朱棣父子等也均被冠以“千古一帝”之名。他们不但英明神武各种建功立业，还被赋予了一个共同的属性 – 爱民如子。
这其中又以平民出身的朱元璋最具代表性。
虽然朱元璋亲自负责编撰的《大诰》《逆臣录》等书旁证了他的滥杀，但很多人却将此解释为，朱元璋是为救民于水火，还他们一个朗朗乾坤，才不得不向官员、士绅们挥舞屠刀。事实真的如此么？乞丐皇帝朱元璋：顶级权谋大师，自私权力野兽
明太祖朱元璋不是好人，也不是明君，更是暴君，他对不起官员，更亏对天下百姓。
表面看这位出身最卑微的开国皇帝，对贪腐是绝对零容忍的，支持百姓告官，反腐手段也是极度残忍的。但是限制民间自由迁徙，把百姓囚禁于土地之上。
明君的标准是什么？
开创一项前所未有又相当重要的制度，善于纳谏，对待臣子能够知人善任，态度温和，开疆扩土，开创了一代盛世……
朱元璋一条都算不上……
他嗜血成性，大肆屠杀开国功臣，无情无义，严刑峻法，驭下非常严苛。唯独对待自己子孙，他可是一副很和蔼的姿态。
首先，被朱元璋杀掉甚至灭族的官绅大部分就不是盘剥民众的“坏人”。
像以清廉老实而闻名的方克勤（方孝孺之父）、为民请命的叶伯巨、慷慨博学的刘三吾、朱元璋亲自请出山的高启等等。《大诰》《逆臣录》中很多被朱元璋做为反面案例的官员，他们的罪名也多不是欺压民众，而是“谋逆”和“不轨”。
以众所周知的四大案为例。
“空印案”中涉案的地方官员并没有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朱元璋自己也承认），仅仅是朱元璋认为他们用印不请示汇报是在蔑视他这个皇帝，近千官员不论人品、声望一起人头落地。
“郭桓案”虽然存在贪腐，但被屠戮的数万人中，绝大部分就是普通的“民” -- 负责为朝廷收集粮税的粮长、里长，原因仅仅是被怀疑与官员勾结偷逃粮税。其后为追缴那所谓的损失，让天下“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
如果一个户部侍郎真的可以勾连官场上下、朝野内外数万人贪污朝廷一年多的粮赋，就朱元璋肃贪了，因为他早就会把皇位“禅让”给能人。
这个案子分明就是清洗和敛财。最后皇帝自己也觉得杀得太狠，为平息民怨也为了遮掩内幕，将主审官吴庸等一众负责审理的官员处死背锅。
至于名气更大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冤或不冤姑且不去讨论，又有谁能否认朱元璋这两次发起大狱不是为了保护皇权而刻意的清洗朝堂？他的皇权和民众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朱元璋挥舞屠刀的理由和历史上的其他皇帝没什么两样，让皇帝起了疑心、让皇帝感受到了权力的威胁，才是真正的罪。肃贪、为民不过是他们挥舞屠刀的借口，而不是目的。
很多人在褒赞朱元璋“为民杀官”时都没有提及一个问题，朱元璋杀了十几万官员权贵后，明朝平民是解除了苛捐杂税的重负，还是被提升了地位挺直了腰杆？
说到底朱元璋仍然是皇帝，整个明朝被他视为私产并予取予求。所以朱元璋还是安排宗亲和新的官员继续盘剥压榨皇朝的平民，不然洪武一朝三十三次起义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第二，朱元璋在对官绅狠的同时，对民众也并不仁慈。
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原因时提到“元以宽失天下，不足法也”。因此他对治理明朝定下的基调就是“严和紧”。除了上面提到的严苛刑罚之外，还有被不少人忽视的“劣化社会”。
在社会管理上，朱元璋细化并加强了元朝的户籍制度，将皇朝的平民的居住地和职业分类并固化（强制世袭职业）。以牺牲民间活性、流动性为代价，降低地方民众之间的交互、沟通、联系，最大限度的降低他们团结、组织反抗朝廷的能力。
朱元璋不但保留了贱籍，还将罚入贱籍作为了朝廷的正式刑罚手段，以此震慑臣民。这是因为爱之过深，而责之更切么？
注：明朝贱籍主要包括丐户、乐户（娼妓）、疍户、皂隶（地方府衙的一种差役）等，贱籍不能参加科举更不能为官、不允许变更户籍、不能和普通民户通婚、不允许拥有产业等，等若于法定的“下等人”。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在有意无意之间“扩大”了贱籍的范围。
明朝将前朝不常用的刑罚“充军”制度化（朱元璋初设46条充军条款，后陆续增补到近200条），列为朝廷的正式刑名。
明朝的充军刑适用范围很广，从偷拿斗殴、欠税逃役，到盗匪杀人、贪腐叛逆皆可充军，除了罪犯本人，该刑还可以株连罪人的亲族和乡里（里甲）。之前各朝充军基本只涉及罪人自身，身死或赎罪后即消。
朱元璋则结合户籍制度，弄出了“永远充军”。获此罪罚的罪人户籍会被改为军籍，不但自己充军，以后子子孙孙也皆为军户。即使罪人（含后代）身死无子嗣也不能终止，需从其亲族中抽调补替。
充军成了皇朝的正式刑罚手段，那么卫所军士的地位、待遇就可想而知了，对于他们的贫苦朝廷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罪人嘛）。这就人为的创造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贱籍 -- 军户。
地位低、待遇差，还得为朝廷上战场卖命。即便是和平时期也别想闲着，朱元璋和后世皇帝们均把他们视为移民、拓荒的最佳工具。仅洪武一朝就有百万军户被迫离开家乡迁移边塞。
正是因为生存状况堪忧，明朝还未正式建立，逃军就成了皇朝的顽疾。
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 ……
《明史·兵志四》
面对逃军，朱元璋并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而是祭出了严厉手段“清军勾军”。清查缺额然后追捕，如果追捕不到就到逃兵原籍抓其亲族替补。逼人沦为贱民的“勾军”，也成了明朝前期最大的民害。
故先此清勾之年，多有自抉其耳目，自残其肢体，遂成痼疾，甘为废人。自背其妻子，自弃其田庐，鼠窜他乡，遂填沟壑。其孤单稚幼不得己从解者，祖哭其孙，母号其子……
只要了解一下明朝军籍的历史，以及军户的悲惨生活。除非设定“军”非“民”，不然就无法得出朱元璋一心为民、爱民如子这样的结论。
而且这种害民的制度同样也祸害着明朝自己，军户沦为贱籍，军士们日常都难以养家糊口，这样的军队还想它有多高的战斗力？如果不是蒙古的持续分裂，别说皇帝被俘了，明朝可能都等不及后金来灭。这就是英明神武么？
第三，即使我们把“军”排除在民之外，朱元璋对民的态度依然冷酷无情。
常遇春、胡大海等将领嗜好劫掠平民、杀降屠城，除开他们自身的变态性格外，谁又能否认朱元璋的纵容？即便不提这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武将，怎么解释朱元璋的儿子秦王朱樉、代王朱桂、鲁王朱檀等，在各自封国多年如一日的凌虐残杀藩地军民?
是说朱元璋被蒙骗毫不知情还是说他没能力约束他的将领和儿子们呢？不论朱元璋的具体理由是什么，可以确定他并不是传说中的“爱民如子”。
对待皇朝臣民的真实态度，其实朱元璋自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安养生息之……”。
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其实都一样，天下臣民只不过是他们眼中的“当牧之羊”，只是他们各自的“牧”法不一而已。
而且朱元璋亲自撰写的《皇明祖训·法律》也进一步表明他的态度：
（对平民）凡王所居国城，及境内市井乡村军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王即拿赴京来，审问情由明白，然後治罪……
（对官员）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奏斩之，族灭其家……凡风宪官，以王小过奏闻，离间亲亲者斩……
（对宗亲）虽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因来朝面谕其非，或遣官谕以祸福，使之自新……
对于朱元璋来说天下只有两种人，朱家人和非朱家人。真实的朱元璋是 -- 爱“朱”如子，视朱家之外的人如“羊”。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不少人以恢复生产、经济、人口等为由称颂朱元璋的。这些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一个事实。只要朝廷不过分榨取，不穷兵黩武、大兴土木折腾民众。无论皇帝是否英明神武，是否爱民如子，皇朝的人口和财富都会快速增长。
不但历史反复证明了这点，明朝本身也给出了颇具“嘲讽”的反例。大家都说“明亡于万历”，而万历朝恰恰是明朝社会（不是朝廷）经济生活最好的时代。此时坐在金字塔顶的不是英明神武的圣皇，而是一个怠政消极的“昏君”。
两千多年来为了利于皇帝集权，历朝历代一边不停宣传“上下尊卑、君臣父子”固化人们的等级观；一边编造着各皇朝通用的谎言和马屁 -- “错诿于下，功归于上”。
其目的是让皇朝的民众自觉慑服于皇帝并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意识，自身渺小卑微、无用无能，希望只能寄托于皇帝的英明神武，惟有臣服在他们的羽翼下才能获得平安和幸福。
时至今日皇帝制度虽然已经消失了百年，但有人仍摆脱不了这种思维。他们通过宏大叙事以及虚言浮夸，继续为那些皇帝们编制着各种金光闪闪的外衣，对他们顶礼膜拜，填补内心本不应存在的缺失。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太祖实录》
《明代黄册研究》
《国榷》
